誰還記得右派分子當年的非人生活

1957年，是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的一年。運動初期，中共大力歡迎黨外人士提意見，毛澤東明確地說：「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在這種背景下，許多知識分子開始給共產黨提意見，意見越提越尖銳，批評越來越厲害。他們本來以為這是在為民說話對黨盡忠，殊不知這是偉大領袖採取的「引蛇出洞」，等到了「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時候，反右派鬥爭早已是碩果累累，最後，全國劃出了「資產階級革命右派分子」55萬多人。按薄一波後來所說，這些人中「絕大多數或者說99%都是錯划的」。

對於如何處理右派分子，毛澤東多次表示不採取極端對策，「我們並不準備把他們拋到黃浦江裡頭去，還是用治病救人這樣的態度。他們是知識分子，有些是大知識分子，爭取過來，讓他們多少做一點事。」雖然右派分子沒有判刑的（中國人大的葛佩琦被判無期徒刑，是算了他國民黨軍隊少將的老賬，算作了反革命分子），雖說對右派分子不採取極端的政策，只是政治批判上從嚴，組織處理上從寬，以示與地富反壞相區別，但各地在「寧左勿右」思想的指導下，對右派的實際處理不是從寬而是過分從嚴。有50萬右派分子不是在本單位監督勞動，就是遣送回農村勞動改造，其餘5萬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均被處以勞動教養，過起了九死一生的改造生活。

對右派的改造教育的痕迹很少，勞動倒是家常便飯。一些地方把改造簡單地等同於勞動，把勞動作為對右派分子的懲罰。有的農場、林場讓右派連續勞動幾天幾夜不休息。有一個林場讓右派上山運木頭，一連六晝夜，而且還隨便剋扣右派分子的口糧，有的扣一半，不完成任務的就不給飯吃。對病號一天只給二兩口糧，有病也不給治。右派還動不動就遭到鬥爭的厄運。不聽話，鬥爭；偷吃一個饅頭，鬥爭；開會說句錯話，鬥爭，不說話，也是鬥爭；不參加勞動，鬥爭；連戴眼鏡，也得鬥爭。鬥爭的方法更是不講人道。河北懷安農場以打右派耳光為能事。該場的77名右派分子中，僅半年時間就有22人被打耳光。幹部還叫右派分子互相打耳光，自己則在一旁看笑話。貴州中人農場畜牧中隊，懷疑右派偷吃飼料，用雞毛刮右派的喉嚨，看是否偷吃了飼料。山東諸城農場對右派分子採用24種刑罰，其中有日晒、雨淋、牛踏、馬拖等，群眾稱這個農場是刑場、閻王殿。有的右派分子出現一點小小的過失，便罰其抱火爐子。還有的地方，對右派的日常生活規定「三人行」，武裝看管，不準會親會友，不準請假回家。

北大物理系學生劉奇弟，據說他當年在物理上的才華讓北大物理系王竹溪先生都很吃驚，最後死在了勞改隊里。

右派分子中下場最慘的就是目前不斷被人們提起的在夾邊溝改造的那些人了。

夾邊溝在甘肅河西走廊重鎮酒泉三十裡外，地處祁連山下，荒漠戈壁之中。成立於1954年3月的夾邊溝農場改變為勞教農場（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夾邊溝風大沙多，有限的農田「嚴重鹽鹼化」，「主要植物為蘆草」，「幾乎無降水」，這些長年的生態記錄一目了然。事實上，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麼多人。但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裡勞動改造。這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幹部、知識分子在這裡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大多數人在此期間被活活餓死，三千名右派活著出去的只有四百多人。

只是三年半的時間！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后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飢餓史。在飢荒中，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超過一千五百人成了餓殍！

根據倖存右派的回憶和楊顯惠的調查，1960年春播的時候，有一半的人已經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學美國的博士，水利專家。他是由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叫回來報效祖國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後來被借調到甘肅進行規劃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內向，不善言談。在反右運動中，別人開的玩笑話「引洮工程是銀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沒有治出來，共產黨能治出來嗎？」硬栽到他頭上。傅作恭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改造。就在這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后，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里，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下頓的糊糊湯。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干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在書中寫了這樣一個場景：「……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麼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迹：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裡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這裡的條件比夾邊溝更為惡劣。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進入了生命的絕境，最為駭人聽聞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

這是多麼慘不忍睹的一幕啊！我不禁想起了唐詩里的一句名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這是一種無法讓人不潸然淚下的凄美悲情。「無定河邊骨」生前都是為國捐軀的戰士，他們死了，還會有千里之外的親人們在無盡地思念著。可是這些死去的右派能比得上那些「無定河邊骨」嗎？要知道，他們已經淪落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敵人（右派分子的全稱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一張大被不可能蓋上兩個階級」的高壓之下，自己的「深閨夢裡人」只能無奈地大義滅親劃清界限了。

不過也有例外。楊顯惠書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會政治的上海女人，從遙遠的上海趕到夾邊溝時，活著的丈夫已經消失了。淚水已乾的這位女人非常堅強，抱著對丈夫的一腔忠貞，終於找到連屁股上一點點肉都已不知被誰吃去、乾巴得如同剝去了樹皮的樹榦似的丈夫的軀體。這位女人還是「幸運」的，她畢竟將她丈夫的遺骨帶回了上海；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運」的，他畢竟圓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往者已逝，來者可追，殘酷的歷史不是讓我們茶餘飯後讀之一笑，更不是塵封在歷史的記憶中熟視無睹。這些當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們，經歷了今天的我們無法想象的煉獄生活。我們記住這段歷史的目的，不是要暴露曾經的罪惡，而是要以史為鑒，不讓這種罪惡一遍遍地降臨中華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