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愛國」古今談

「忠君愛國」在中國算是一個流傳千年的原命題，幾乎就成為一個做臣下的必修課基本原則，奉之，則忠臣順民；不從，則亂臣賊子。然而，這個命題有許多含混之處，值得說道說道。

首先值得釐清的是：在中國人傳統觀念中，「忠君」和「愛國」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為忠君，所以要愛國；忠君就是愛國。所以會有這樣的觀念，也不奇怪，中國傳統社會就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社會：皇帝既是國家元首政府老大，又是思想座標行為規範，還是文化代表國家象徵。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既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又是「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藉是，忠君，就是愛國；愛國，必須忠君。所以，即使在在明知對方有錯的情況下也表現自己的忠貞不二，岳飛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忍著劇痛讓老母親請人在背上刺字，把「忠君」與「報國」作為一生的精神統一體。他為了南宋王朝的穩定，為了收復北方的河山，賓士在廣袤的戰場上，英勇殺敵，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致使金兵聞風喪膽，所以才有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說法。公元1140年的五六月間，岳家軍和金軍進行了幾次大戰，結果使金軍的十萬人馬死傷過半，為宋朝收復了蔡州、鄭州、洛陽等地。其時，很多金軍將領已經準備投降大宋王朝。在這種大好形勢下，南宋朝廷卻收回成命，命令岳飛「擇日班師，不可輕進」，而且一天之內連下十二道金牌催逼撤軍。在這種情形下，「忠君」和「愛國」的矛盾已經敗露：要忠君，就得聽從皇帝旨意，班師回朝。然而，這麼做的結果，卻是跟國家利益相違背（也就是跟「愛國」相違背），因為這樣做會將收復失地的大好時機白白葬送，於國無利，於民也無利。然而，囿於中國傳統「忠君愛國」為一體的糊塗觀念，岳飛的唯一選擇便是遵命會師。其結果，不僅收復的大好河山再度淪陷，岳飛本人也因「莫須有」的罪名冤死風波亭。岳飛之死，一般歸罪於奸臣秦檜。然而，只要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會明白，秦檜只不過是宋高宗的一顆棋子，當然也有其本人的主觀性格（他的確是想害死這個眼中釘肉中刺）。但秦檜能真正做得了主嗎？要知道，這個「下刀」的命令只有皇帝老兒才可以下的！他的死實際上是死於高宗皇帝的私心。宋高宗是一個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並不願意岳飛打敗金人，直搗黃龍——道理很簡單，萬一打敗金人，直搗黃龍，那原先被金人俘虜的宋徽宗、宋欽宗兩個皇帝就要回來，那他這個新立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邊假裝積極抗金，另一邊又秘密派人與金人和議，而岳家軍的節節勝利毫無疑問地嚴重威脅著他的利益，所以才會這麼急急將岳飛召回——皇帝自己的利益，也並不一定和國家利益一致，很多時候倒是相反。

那麼，在傳統中國，當「忠君」和「愛國」發生矛盾，臣下不選擇「忠君」，而選擇「愛國」，結果又會怎樣？結果不會比岳飛好——明朝的于謙就是例子。于謙，字廷益，號節庵，官至少保，世稱於少保。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錢塘人。因參與平定漢王朱高煦謀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擔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撫。明英宗時期，因得罪王振下獄，后釋放，起為兵部侍郎。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瓦剌人也先大舉進犯，王振挾持皇帝親征。于謙和兵部尚書鄺埜極力勸諫，但皇帝不聽。鄺埜跟隨皇帝管理軍隊，留于謙主持兵部的工作。結果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虜。消息傳來，京師大為震驚，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郕王監國，命令群臣討論作戰和防守的方略。許多臣下建議應當遷都南京。于謙厲聲說：「主張南遷的，該殺！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搖動，國家大計就完了。難道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嗎（獨不見宋南渡事乎）？」同時，他還與諸大臣商定擁郕王即位。穩定了局勢，並且在瓦剌兵逼近京師時親自督戰，將其擊退。從國家利益而言，于謙毫無疑問是功臣，是愛國者。可是，他這一舉措損害了當時是敵方俘虜的英宗的利益，讓他做不成皇帝了。所以，當明朝與也先議和，使得英宗歸朝後並復辟成功后，愛國有功的于謙就只得在天順元年因「謀逆」罪被殺。

忠君與愛國之間的矛盾古人也不是沒有看到。戰國時期，齊莊公到大臣崔抒的家裡跟崔杼的太太通姦，崔杼不甘戴綠帽子，當場把齊莊公殺了。齊國宰相晏子在得知皇帝死後，馬上在別人都不敢去的情況下，自己去崔家吊念國君。他的左右問他：你會為國君死難么？晏子的回答是：皇帝又不是我一個人的，為什麼我要一個人為他死？左右又問他：那麼，離開齊國逃走嗎？晏子答：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為什麼要逃？我為什麼要出國？左右又問他：那麼就回家嗎？晏子答：皇帝死了，回到哪兒去呢？晏子真是中國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這三段答活，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說得又識大體、又有感情、又義正詞嚴。當時他去吊國君，大家以為崔杼必定殺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並且『枕屍股而哭』，一點也不怕刺激手裡拿刀的。他的理論是：做人君的，豈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豈是為領俸祿混飯吃的？而是維護社稷。所以人君死是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該和他一道死，所謂「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晏子認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為了社稷而是為了他自己，那麼陪他死的，只合該是那些在他身邊，跟他一起混一起謀私利、謀小集團利益的寵幸、私呢和親信，才有份兒，堂堂大臣是不幹的。也就是說，他將忠君和愛國分得很清：如果君主是為國家而死，那麼，跟他一起死，就是愛國；反之，如果君主死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自己下半身快活，那自己就沒必要跟他一起死。

我們可以看到，絕對的「忠君」產生絕對的獨裁，相對的「忠君」產生相對的獨裁，獨裁政權和昏聵、不理性、腐敗等腐朽落後現象是緊密相連的，希特勒時期的德國，文革中的「三忠於」、「四無限」就是令世人刻骨銘心的教訓。如果說在封建社會，「朕即國家」、「君權神授」、「君主永遠偉大和正確」，宣揚儒家的「忠君愛國」思想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尚有情可原，那麼今天還在大肆鼓吹「忠君愛國」就不能不說是別有用心了，人們不禁要問，今天「朕即國家」中「朕」的內涵是什麼？似乎從來沒有人給他以明確的定義。「忠君」和「愛國」是兩個層面的意思，強拉硬拽把他們扯在一起既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有思想邏輯上的錯誤。「忠君」是狹隘的對一個人或某些集團利益負責；而「愛國」在普遍意義上是為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服務。在過去一百多年，有許多有志之士，反君權、反獨裁，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貢獻，甚至犧牲了巨額財產和生命，象陳嘉庚、楊虎城、吉鴻昌、張志新等等，他們不迷信君權、拒絕獨裁，卻是愛國者的典範，深受中華民族人民的愛戴。所以說，「忠君」和「愛國」是兩個不同的理論概念範疇，「忠君」的人未必熱愛自己的人民，「愛國」更不一定要跟「忠君」扯上關係。

事實上，在今天，忠君和愛國都在面臨考驗。忠君自不必說，民主國家，君王早已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至於愛國，美國政治家富蘭克林有雲「我沒有祖國，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胡適也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