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因他們這些人（重要的是那些事）而高尚起來

古今中外，政治的黑暗、殘酷和腐朽，司空見慣。政治是醜惡的、骯髒的、血淋淋的和不道德的，已經成為定論。

在中國，有一個堯舜禪讓的美麗傳說，但只是傳說；這也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夢想和嚮往，僅僅只是夢想和嚮往。

然而，在人類歷史上卻還有這樣一些政治人物，我們不能忘記，他們讓人們看到了人類政治活動的另外一面。

1775年7月3日，華盛頓就任大陸軍總司令。他把一支組織鬆散、訓練不足、裝備落後、給養匱乏，主要由地方民軍組成的隊伍整編和鍛煉成為一支能與英軍正面抗衡的正規軍。通過特倫頓、普林斯頓和約克德等戰役，擊敗英軍，取得了北美獨立戰爭的勝利。1783年《巴黎和約》簽訂，英國被迫承認美國獨立。同年12月23日，華盛頓遞交辭呈，解甲歸田。

「打江山，坐江山」歷來被有些人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歷史上的許多領袖，幾乎是本能的嫻熟運用自己的戰功和聲名，來達到自己永久執掌最高權力的目的。然而，作為革命領袖的華盛頓，在革命成功以後，並沒有把自己看作天經地義的國家統治者，他只是通過領導獨立戰爭，把英國殖民者從本土趕出去，至於誰來管理這個國家，他不曾想過自己，更不要說理直氣壯地去坐江山了。

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曾向美國來的畫家本傑明•威斯特打聽：「華盛頓打贏了我們，現在他打算怎麼干呢？」後者答道：「聽說他將返回他的農莊」。國王大吃一驚，不禁感慨：「假如真是這樣的話，他將是世上最偉大的人。」打下江山之後，功成身退，有總統不做，有軍隊統帥不當，偏要回家做農夫，華盛頓是視功名利祿如糞土堯舜般的聖人。

1787年華盛頓主持召開費城制憲會議，制定聯邦憲法，為根除君主制，制訂和批准維護有產者民主權利的憲法作出不懈的努力。

1788年4月，華盛頓在致拉法葉特的信中談到總統任期時說：「依我看，除非道德敗壞，政治墮落以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否則總統延長任期的陰謀決無可能得逞，哪怕一時片刻，亦無可能——更不必說永久留任了」。

1789年，華盛頓當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他組織機構精幹的聯邦政府，頒布司法條例，成立聯邦最高法院。1793年，他再度當選總統。

1796年9月17日，華盛頓在致合眾國人民的著名告別詞中宣布不再爭取連任美國總統（《美國歷史文獻選集》，第66-67頁）他說：「我已下定決心，謝絕將我列為候選人」，「我越來越認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會受歡迎的」「我應當退出政壇」。時年他僅64歲。這篇刊登在費城《美國廣告日報》上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聲明，開創了一位享有盛名的領袖人物不當終身總統的先例，並為往後歷任總統所效法。1796年12月7日，華盛頓在國會發表告別演說，1797年3月3日，華盛頓舉行告別宴會，正式退出政壇，回到維農山莊園。

華盛頓從一個革命領袖到被民主選舉出任第一任美國總統、再到他的第二任、再到他堅決拒絕連任第三任總統，他完成了劃時代的人格塑造，避免了由革命領袖到獨夫民賊的蛻變。相比於世界上大大小小的獨裁者，華盛頓無疑是全世界真正的偉人，他在人類歷史中必將永垂不朽。

無獨有偶。在俄羅斯的歷史上出現了葉利欽這樣的政治家。

1991年6月，葉利欽最終以58．9％的選票當選俄羅斯歷史上首位總統，這一年葉利欽60歲，

1996年，在種種的社會問題未解決下，葉利欽成功連任總統。

1999年12月31日，莫斯科時間中午12時，葉利欽最後一次以總統身份向國民發表電視講話：「親愛的朋友們，今天是我最後一次向你們致以新年問候，不僅如此，今天也是我最後一次作為總統向你們發表演說，我已做出了決定」「經過長時間痛苦的思考，我決定在本世紀的最後一天辭去總統職務」「我不止一次聽到人們議論我葉利欽絕不會放棄權力，不會把權力移交給任何人。那全都是謊言，那不是問題所在」「我將辭職，在我的任期結束前告別你們離去。我知道我這樣做非常必要。俄羅斯必須在新的政治家，新生力量，在精力充沛的強有力的睿智領導人的帶領下跨入這嶄新的千年。現在是我們這些當政多年的人離去的時候了」「我知道我已經完成了我這一生最主要的任務：俄羅斯決不會再回到從前的老路上去了，從今往後，俄羅斯只會勇往直前。我不應當阻礙歷史的必然進程」「此刻，俄羅斯擁有一位強有力的人物，能夠擔當總統大任，在他的身上寄託著幾乎每一位俄羅斯人對於未來的希望，我為什麼還要貪戀這六個月的權力？我為什麼要成為他的絆腳石？再等六個月又有何意義？我不會這樣。這不是我的行事方式，這也根本不符合我的個性」「我已盡了我的全力。此刻我將辭職離去，這不是由於我的健康問題，而是基於各種原因。我已經被新的一代取而代之，這一代能夠為你們做的更多，能夠把工作做得更好」「臨別之時，我想衷心地祝福每一個俄羅斯人，願你們幸福，你們應該得到幸福，願你們生活幸福安康！我親愛的同胞們，祝你們新年快樂，新世紀快樂」。

新千年鐘聲即將敲響之際，葉利欽把其手中掌握的巨大的權力，拱手交給47歲的總理普京。他的行動又一次出人意料，又一次震動世界。因為最高權力掌握者一向把權力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有的「偉人」直到說不出話，口水直流，也不曾退位，一直到死才撒開牢牢攥住權利的手。所以幾乎所有人都沒有想到，葉利欽會提前半年結束自己的任期，就在只差幾個小時就將成為「跨世紀總統」的時候，他辭職了。

當葉利欽在電視上向俄國人民作年終致詞，說經過長時間和艱苦的深思熟慮后，決定退休，說俄羅斯需要新一代有活力的政治領袖帶領進入新世紀，請求國民原諒他過去的行政失誤，並為無法達成人民的期望而道歉時，成千上萬的俄羅斯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感動得熱淚盈眶！

中國歷史上一樣有這樣的政治人物。他們的高風亮節，他們的無私坦蕩，讓我們後人敬佩仰望，永遠懷念！尤其在今天這個時代，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人人努力陞官發財，不知道還有什麼理想和信仰；而陞官發財了的人，更不知道什麼是人世間的真善美，什麼是偉大和高尚。

清朝末年，維新派意欲變法圖強。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維新變法運動失敗。書載，譚嗣同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生死關頭，譚嗣同選擇捨身救國，慷慨就義。

他在獄中寫下《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表達出不怕死的大無畏精神以及驚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氣！隨後，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時年33歲。在刑場上，他神色不變，最後留言：「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體現了一位愛國志士捨身報國的英雄氣概。

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從鬥爭的策略上講，先保存有生力量，他日東山再起，既可為國儘力，又可以減少犧牲，譚嗣同為何能逃卻不逃，選擇束手就擒、坐以待捕，選擇殺身成仁？

魯迅曾感嘆「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譚嗣同認為，變法既然沒有成功，他甘願等死殉難，作為推動中國變革和進步的犧牲和代價，以喚醒世人，啟發民眾覺悟。如果只有獻出生命，才能保證改革的成功，那麼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自度不為人後，赴死敢為天下先。譚嗣同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奮鬥目標，不怕犧牲，勇於獻身，願意捨棄一切直至生命，流血報國，視死如歸，亦甘之如飴，即所謂「成仁取義，必無怛怖於其衷」。無私無畏的譚嗣同與貪婪自私的無恥政客的人格高下之分如同霄壤，他讓人們看到了政治鬥爭的正義和光輝。

1915年末，袁世凱準備復辟帝制，自稱皇帝，蔡鍔拋出「為四萬萬同胞爭人格」的誓言冒著巨大危險從北京輾轉回到雲南，組織雲南軍隊發動了護國起義，出征四川，以寡敵眾，同北洋軍鏖戰三個月，給了袁世凱沉重打擊，為挽救民國作出巨大貢獻。

民國著名記者陶菊隱在《蔣百里先生傳》中說：袁世凱「心目中的軍事新人物，陸軍總長一席以蔡松坡為最適宜……蔡在雲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內調為軍政首長，使他楚材晉用，無直接兵權而負建軍之責(強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長隨時監視著他，那是再好也沒有的……蔡的心理與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國防是他們的第一義，無論內除國賊，外御強鄰，必以練兵及訓練軍事人才為其起點。蔡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卻有銳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鑒別力，他何嘗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為個人爭權位的軍隊而非為國家禦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將計就計，假手袁以完成現代化的國防。他認為家天下已非時代所許，新軍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過去只知效忠個人的奴才式的軍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餌，進行其化私為公的建軍工作」。

袁世凱給了蔡鍔這個非北洋系的南方軍人很大的榮寵，加昭威將軍銜(昭威將軍是「威」字型大小將軍中排第一位的，足見蔡鍔在將軍府的地位)，入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表現出對他相當的賞識和信任。蔡鍔在北京的兩年，袁世凱對他優禮有加，先後給了他一連串的官銜，如政治會議委員、參政院參政、將軍府將軍、陸海軍統率處辦事員、全國經界局督辦等。幾乎每天召見，磋商政要。袁曾對親信的曹汝霖說過蔡鍔「有才幹，但有陰謀」，其中就有「檻虎於柙」之意。

蔡鍔以治病為由離開北京赴日本。在日本，蔡鍔還曾上書袁世凱，「切詞披布腹心，未蒙採納」。袁世凱認定「此人之精悍遠在黃興及諸民黨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遠走高飛必為心腹大患，並感嘆「縱虎出柙」。

1915年12月19日蔡鍔輾轉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給舊部的電文中稱「袁氏詭詐陰險」「袁氏叛逆」。此後的宣言、文告中則一律列數袁的罪狀，稱其為叛逆、「國賊」「謀殺兇犯」。

蔡鍔從不否認自己對袁世凱懷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他說「鍔於項城多感知愛，惓惓忠言，蓋上為天下計，亦下以報其私」。他曾表示袁世凱對他「禮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願其凶國害家之舉」。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國、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為，他就要起而反對，毫無迴旋餘地。他起義反袁是為保衛民國，是「為時勢和良心所迫」，是為了公義，不能「兼顧私情」。

蔡鍔出兵討袁，抱定必死的決心，他在1月31日的家書中說：「余素抱以身許國之心，此次尤為決心，萬一為敵賊暗算，或戰死疆場，決無所悔」。好友石陶鈞也回憶他在誓師之時「早有必死之心，願大家同歸於盡」。陶菊隱說，蔡鍔在舉義前向滇軍將校沉痛致辭：「袁勢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無望，然與其屈膝而生，毋寧斷頭而死。此次舉義，所爭者非勝利，乃中華民國四萬萬眾之人格也」。其時，是否能打倒袁世凱毫無把握，護國之舉從力量對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護國軍入川之際，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慨。

1916年5月16日蔡鍔在家書中說：「袁世凱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罷兵息戰矣。此次事業，較之辛亥一役，覺得更有光彩，而所歷之危險亦大，事後思之，殊壯快也」。當袁世凱被迫撤消帝制、企圖緩和舉世洶洶的人心，以繼續把持權柄，蔡鍔在1916年3月30日給唐等的電文中指出：「其狡猾無恥，實堪痛恨」。他堅決反對袁世凱在一片唾罵聲中脫下皇袍，還要繼續做大總統，他在4月18日給政事堂統率辦事處的複電中嚴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人生幾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復何求？」要求袁世凱必須退出政治舞台。

袁世凱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鍔之反對他稱帝，竟然不是為了一己野心，而是「為四萬萬國民爭人格」。蔡鍔早年進長沙時務學堂受教，胸懷和境界不是一般職業軍人可比。他不願做軍閥，就是空前絕後之舉。他在《軍國民篇》中說得明白：「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他所理解的國民人格只有建立在自尊、自立的基礎上，這不是舊權迷心竅袁世凱所能認識到的。

當護國戰爭臨近結束時，蔡鍔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決不食言。1916年5月7日，他致電唐繼堯等：「至弟個人私願，俟大局略定，決擬退休。非謂遁世，實病勢日增，非療治不可也」。5月26日，他在家書中也說，「而大局稍定，爭權奪利者，必蜂擁以出。予素厭見此等傷心慘目之情狀，不如及早避去之為得。一俟局勢略定，即當抽身隱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

蔡鍔如此渴望引退，對四川督軍兼省長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乃至棄如蔽履，不僅是身體原因和為了實現當初的誓言，還有作功成不居的表率的意圖。7月19日，他在給唐繼堯等人電文中表示：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飄然遠去，「實足對於今日號稱偉人志士英雄豪傑一流，直接下一針砭，為後來留一榜樣，未始非善。而鍔處地位，純系帶兵官，戰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國所同然」。

梁啟超在蔡鍔追悼會上稱他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無權利思想」。民國以來，多少總長、總理都不過蠅營狗苟之輩，奔著權和利而來，只有蔡鍔「因國事維艱，出為國民爭人格，心地純潔」。他想起了蔡鍔經常說的話，「人以良心為第一命，令良心一壞，則凡事皆非。」梁啟超特別提到他們當年南下之前的相約，「此次舉事，如不能成，決不亡命外洋，使國事更不堪問。故誓言各事不成，情願身亡。」在民國百年以來數也數不過來的將軍和元帥中，只有蔡鍔敢說這樣的話。這是一心想佔據整個中國為己有的袁世凱們所不能理解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懂得只有短短34年壽命的蔡鍔呢？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聯合五黨組建國民黨，袁世凱所支持的共和黨無法與他匹敵。他主張責任內閣、政黨內閣，他認為「以前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

宋教仁在政治上表現出倔強的進取精神，同時又有極強的活動能力和豐富的憲政知識。譚人鳳一語道破，「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袁世凱說無論孫中山，還是黃興都好對付，「頂難駕馭的，只有一個宋教仁……以暴動手段，來搶奪政權，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來爭取政權，卻厲害多了」。宋教仁辭去農林總長后，「袁極力牢籠，餌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於各政黨間，發表政見，冀以政治策略，為有次序之進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時聲望大嘩。」（譚人鳳語）

袁世凱先是許願，有意讓他出任總理，劉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勸。孫中山、黃興、唐紹儀等也勸他就任。孰料「不戀權位，只重政見」的宋教仁堅持政黨內閣的主張，堅辭不就。在為了民主政治孜孜以求的宋教仁看來，總理之位必須通過堂堂正正的競爭選舉，組成純粹的政黨內閣，名正言順地得之。封官許願不成，袁世凱又施以物質金錢收買。特地召見宋教仁，贈送價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袁世凱送宋教仁西裝連尺碼都非常準確，還送他交通銀行五十萬元的支票一本，請他自由支用，但他只略取少許（二、三百元），離京南下前夕即讓趙秉鈞交還袁，留信一封表示謝意：綈袍之贈，感銘肺腑。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贈五十萬元，實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讀自娛，有錢亦無用處。原票奉璧，伏祈鑒原。

這就是宋教仁，一個有政治人格和操守的人，袁世凱的金錢無法收買他；一個有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的政治家，不是為了追求高官厚祿；一個「嶄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凱的馭人之術在他這裡失去了作用。

在隨後舉行的國會兩院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宋教仁沿江東下，從長沙、武漢、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處發表演說，闡述自己的憲政理想，言論風采，傾動一時。宋教仁這時已是眾望所歸，他如到北京，根據約法組織內閣是任何力量都沒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時所寫的《登南高峰》一詩中就有「海門潮正涌，我欲挽強弓」這樣的詩句，抒發他胸中的抱負，洋溢著勝利者的喜悅，堅信實現民主政治的時光已經指日可待。

動身北上那天宋教仁和《民立報》記者話別，對方請他慎重防備謀殺，他坦然地說：「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并力赴之。」時代的潮流將32歲的宋教仁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雖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卻成為萬民矚目的人物，依據約法，以國會為後盾組織內閣已成定局。他達到了他生命的頂峰，然而，宋教仁為他的憲政理想付出了年輕的生命。

宋教仁試圖把中國引上憲政的軌道，建立一個嶄新的政治制度，中國幾千年一脈相傳的專制政治文化不會容忍，那些在共和國的招牌下繼續實行專制的人們斷然不能接受。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決非是那麼容易的。宋教仁堅持要走憲政民主之路，註定和已經掌握政權的袁世凱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使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憲政民主的嘗試徹底破產。標誌就是宋教仁之死。宋教仁的鮮血在新生的共和國旗幟上劃下了一個巨大的問號。謀殺中斷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中斷了中國有史以來最有希望納入世界民主規範與軌道的進程，打碎了無數仁人志士美好的民主夢想，結果只能被袁世凱這樣的官僚、軍閥玩弄於股掌之上。

重讀這段歷史我禁不住潸然淚下，如果宋教仁以他的能力和威望與袁世凱妥協，他不但可以免遭毒手，而且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太多的人夢寐以求的高官厚祿。然而，宋教仁為探索在中國實行議會民主、多黨選舉制度這種全新的政治制度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中國只有一個宋教仁。他的死不是他個人的不幸，而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不幸。他的死預示著在這塊古老的東方土地上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還將經歷多少曲折、艱難，要獻出多少優秀兒女的熱血甚至寶貴的生命。宋教仁未竟的理想留給了後來人。他的精神和人格永遠不能被褻瀆，他對中國憲政民主的貢獻永遠不能被歷史遺忘。

1912年1月1日，孫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首期臨時總統，誓曰：「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孫文就職的第二天給袁世凱的電報，孫文表示「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還聲言「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推功讓能，自是公論」。

1月15日，南方革命軍的議和代表伍廷芳接到孫文電報，「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后伍廷芳又收到孫文電報，命其將議和的最後解決辦法轉告袁世凱。那就是「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時知照駐京各國公使，電告民國政府，現在清帝已經退位，或轉飭駐滬領事轉達亦可。二、同時袁須宣布政見，絕對贊同共和主義。三，文接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辭職。四、由參議院舉袁為臨時總統。五、袁被舉為臨時總統后，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接受事權。」(《總理全集》「文電」)

宣統帝溥儀2月12日下詔退位。2月14日，臨時參議院接到孫文的辭呈並推薦了袁世凱。

孫文的辭職咨文中寫道：現在「清帝退位、專制已除，南北一心，更無變亂」「本總統當踐誓言，辭職引退，速舉賢能」。

孫文結束了自己45天的臨時大總統之職。15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在南京以全票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二期臨時大總統。

孫文對於讓袁的解釋，孫文認為「建設之事，自宜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吾黨不必身攬政權」。

有人認為，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位置讓給袁世凱是被迫的，因為後者掌握強大的北洋軍。愚深不以為然。按照某些「偉人」的性格脾氣，我得不到的東西，你也休想得到，乾脆打個稀爛，誰也得不到！我硬碰硬打不過你，那我就上山打游擊！無限期打下去，我讓你不得安寧，大家都別想有好日子過！反正最終倒霉受難的是天下蒼生和黎民百姓。

孫中山真正做到了天下為公，還表現在沒有培養和指定孫科為接班人。孫中山從來沒有給兒子以特別的照顧，或者說偏袒兒子。孫科最初回國時，廖仲愷認為他在美國研究過市政，又有都市規劃著作，是廣州市長的理想人選。但孫中山認為他年紀缺乏行政經驗而未允許，后在胡漢民的勸說下才正式委任。孫科後來與胡漢民不和，發展到互相猜忌，孫中山立即寫信給他說：「正宜開誠布公，同心協力，以共扶危局。」孫中山選擇革命事業接班人考慮過胡漢民、汪精衛和蔣介石，但是孫科不在選擇範圍之內。不象某些「偉人」說一套，做一套，煞費苦心、千方百計讓兒子坐上自己坐到死才罷休的江山，不是自己嫡親兒子，也一定要傳位給有血緣關係的人。儘管是在漂亮的旗幟和口號的偽裝之下，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當今世上祖孫相傳的世襲制度，反襯出孫中山高山仰止的偉大人格和品德。

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呼聲逐漸高漲。1977年發生了中壢事件。1979年12月在高雄市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是對20世紀後期台灣民主化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民主抗爭事件，隨之而來的對被逮捕人士的軍事審判更是引起廣泛注目。1980年代，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進入尾聲。1984年發生的江南案成為促使台灣於1987年解嚴的關鍵事件之一。台灣的「黨外」團體一直透過私下發行的政論雜誌，要求全面落實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由。

面對來自國際局勢和台灣島內的壓力，蔣經國意識到，只有持續發展經濟、落實政治民主、建立更開放的社會，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才得以繼續維持。

1985年蔣經國表示下屆總統不會再由蔣家人擔任。

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38年的戒嚴令，開放黨禁，開放報禁。此言一出，島內民運人士迫不及待地於9月28日集會，民主進步黨成立。情治部門立即呈上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未批，平靜地說道：「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1986年10月7日下午，蔣經國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正式告知對方「中華民國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10月10日，蔣經國在「雙十節」發表要對歷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僑負責的講話后，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

大幅度開放自由權利是否合宜曾遭遇黨內質疑，「國策顧問」沈昌煥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之回應是，「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解嚴后當然應該更寬，不能更嚴，否則就是換湯不換藥」。國民黨必須改革的基調因此確定。

1987年7月15日，《國家安全法》開始施行，同日中華民國正式解除在台灣實施的世界上時間最長的戒嚴（金門與馬祖則在1992年11月解除戰地政務）。蔣經國確定「法統在法不在人」，民主改革不可逆轉。隨後又解除實施了三十多年的黨禁和報禁，使得台灣人民真正擁有了自由組黨、結社、辦報辦刊的權利。

1987年12月25日，蔣經國坐輪椅參加行憲紀念日大會，此時他已不能說話，「總統致辭」由「國大」秘書長宣讀。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台北去世。當天，台灣全島鮮花銷售一空，成千上萬的台灣人自發街頭列隊向蔣經國致哀。

蔣經國在生命最後階段開啟的民主化大門，使台灣發生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

1991年4月，台灣「國民大會臨時會」召開，制訂「憲法增修條文」，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2年5月，「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被廢止。

1994年，台灣「省長」直選，讓台灣人民每人一票選舉「省長」。

1996年，台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民選。

在今天的台灣，蔣經國不曾因時間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聲譽日隆。每次民調，對台灣民主、經濟、民生等各方面貢獻最大的領導人都是蔣經國。2240萬人口的台灣，前往蔣經國暫厝的大溪的憑弔者，每年在100萬人次左右。蔣經國執政時期，被認為是台灣歷史上社會風氣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時代。

馬英九在《懷念蔣經國先生》一文中對蔣經國的評價也許最為平正：「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適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蔣經國超越了自己，改寫了歷史，並最終贏得了歷史，成為中國偉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