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九大有效不衰定律（二）

第四定律——敵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範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公認為，有敵人是好事。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情有獨鍾。古人治國，由大亂到大治。毛澤東治國則反其道而行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把整個中國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熱。毛澤東的鬥爭哲學與《敵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種契合。

歐洲大陸，自羅馬帝國以後，列國爭雄，就像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總有打不完的戰爭。一個國家，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必須勵精圖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競爭。西方的政治、哲學，市場經濟，都強調競爭。在他們的電影、遊戲中，充斥著激烈的爭鬥場面。中國的歷史與歐洲完全不同，自秦統一以後的兩千年，幾乎一直是一國獨大的局面，周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與經濟實力可以與這個中央帝國「度長潔大，比權量力」。沒有強大的敵人，失去了外部的壓力，內部自然就腐化。未聞邊塞號角，但見歌舞昇平。自秦以後，皇朝的歷史，一代不如一代，整個社會的精神處於退化之中。正是這種歷史環境長期地作用，使中國人鴆於安樂，不思進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把他造成鞭炮，用於喜慶娛樂之中。西方人卻把他造成武器，使人類的戰爭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沒有了競爭的壓力，也就失去了不斷創新進步的動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們中華民族要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們千年之惰性，振奮民族精神，從容面對當今世界的挑戰和競爭。梁啟超鼓吹《少年中國說》，「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霹靂之聲，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黨定律

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朋黨之爭」。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黨（派）爭」持續不斷。西漢有外戚、宦官作祟，東漢有清議黨錮，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唐有劉李黨爭，宋有「元佑黨人碑」，明有東林黨、宣黨、昆黨，清有帝黨、后黨，國民黨內有黃埔系、cc系、政學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

朋黨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一個宗法社會。《紅樓夢》用一個凄絕動人的愛情故事，向我們展示了古代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運行特點。榮寧二府，是一個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樹，有主幹和旁枝，有規有矩。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結為勢力。更有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彼此回護。構成一個複雜的體系，盤根錯節。

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一個人立於社會，並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係，親戚關係、鄉黨關係、同學關係、師生（徒）關係、戰友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幫會關係、同志（道）關係等等。這些關係構成了一個人的社會資源。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無論處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能見到中國人在忙著拉幫結派。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網路，網路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中國人常常結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許多人對此十分忌諱，刻意迴避，諱莫如深。其實大可不必。毛澤東也公開承認，「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們痛快，他們的政黨內部就分為不同的派別，公開活動，堂而皇之。這是日本國內政治的一大特點。

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通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來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詩文寫得極好，富有智能，怎麼也會犯一些不斷被重複的簡單的錯誤？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在農村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上面的經是真經，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會念經；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經念歪。后一種情形居多。吳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書中提到明朝官員的薪俸太低，其各項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過俸祿的收入。明朝官員俸祿雖低，尚有俸可領，而在王莽時期，官員們從朝廷中領不到錢，俸祿為零。不給官員發薪，難道讓他們去喝西北風？自古有喝西北風的老百姓，未見有喝西北風的官員。結果是王莽時期的官員卻因零俸祿政策而大發其財。既然朝廷不給發薪，他們只好自行解決，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氣壯，大肆搜刮。在我們推行各項改革措施時，經常碰到的一種情形是，「兩頭熱，中間涼。」中間熱不起來，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每個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這種「自我保存」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基本動力。

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後卻惹得民怨沸騰。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塗。吳思先生所說的「潛規則」，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官員們搗鬼有術，他們不僅有「潛規則」，有時更是肆無忌憚，毫無規則，隨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說，「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裡，常常會走了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雖然是中間環節出了問題，根源卻在上面。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