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哭喪成為誆騙世俗和沽名釣譽的手段

《外物》篇說：「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在此，「哭喪」成了誆騙世俗和沽名干祿的手段。又《儀禮·士喪禮》有「哭而踴」和「哭而不踴」的區分，「哭喪」不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付諸強制，以投人情之好。墨家批評儒家之喪禮時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９］墨家反對儒家的「三年之喪」，主張「節葬短喪」，認為處喪關鍵在於內心悲哀，而不在於外表鋪張，這確比儒家的繁文縟節前進了一大步。莊子的立場則更加激進，他奉行的處喪標本是：「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１０］孟孫才處在儒家勢力的重重包圍之中，卻勇於獨樹一幟，我行我素，這其實是莊子對儒家傳統的挑釁，真乃冒天下之大不韙了。莊子如此驚世駭俗的舉動，固然在於他以智者的直覺參透了生死的轉化，更要緊的是：他乃有意樹立一種極端「無情」的典範來抵制儒家的矯揉造作。《大宗師》記敘子桑戶不幸去世時，其摯友孟子反、子琴張卻「或編曲、或鼓琴」，「臨屍而歌」；《至樂》敘寫莊子妻子歸天時，莊子非但不啼哭，反而「鼓盆而歌」。如此違背人之常情的行為，並不能說明莊子是個樂死厭生的悲觀主義者，恰恰相反，這貌似薄情的表象，卻包含著莊子對生命的理性審視和無限真情。首先，莊子的生死觀並非其心靈扭曲的反映，「通乎命」是莊子理智看待生死的前提。莊子憑直觀覺察到：「通天下一氣耳。」生命本身來之於氣，而死不過是復歸於氣。從本質上分析，生死之間是相互轉化的，因此，人在這個過程中並未得到什麼，也未失去什麼，自然也就不用悲傷了。其次，莊子不是扳著面孔說教，他也是情感豐富之人。「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一語道破天機，「鼓盆而歌」的背後依然隱含著憂傷。統治者以「孝」治天下，多少士子中心不戚卻眼淚汪汪，「哭喪」變成了某些人飛黃騰達的敲門磚，人間至情被踐踏。莊子洞察了這些虛情假義的流弊，因而極力標舉「無情」，旨在衝擊根深蒂固的儒學傳統。《德充符》中莊子回答惠子時曾表白：「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可知，莊子之無情意在反對世俗的好惡之情。如是好惡之情，多半不是源於人的自然真性，而是出於某種功利性較強的動機，而儒家的忠孝禮義等觀念又往往把人的情感活動限制在固定的模式里，甚至養成某些人的虛偽品行。針對此不正常的情況，莊子推出「無情」與之相抗，擊中了某些偽儒的要害。雖說他有點矯枉過正，卻寄託了莊子的憤慨與沉痛，因此，這「無情」實則蘊含了人間最深摯的感情。

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價值觀不符合人之自然性情，因此，人們完全應當理直氣壯地追求一種合乎人性和精神自由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