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反思建國初期的「三大改造」運動

從1953年到1956年，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天翻地覆般的變化，這期間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到1956年底，國營和集體經濟成份已上升到92.9%，公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從此在中國確立了。這個局面一直延續到改革前。從農村改革開始，特別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城鄉改革的全面開展和不斷深化，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又發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這就是公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被多元化的經濟格局取代了。到1997年，國有工業產值從80年代初期的75%以上下降到25%左右，包括集體工業在內的公有工業產值占整個工業產值的53%；在商業領域，公有經濟比重大約只佔30%；在農業領域，農戶經濟占絕大比重；此外，建築、飲食、服務等行業主要是非公有制經濟成份。目前，從全國看，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構成主要的經濟基礎（據有關資料，非公有制佔大頭的民營經濟已佔到經濟總量的80%）。即使把別的排除在外，單是有著七八億中國人口的農戶家庭經濟事實上就構成了這種基礎。

　　這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半個世紀內，中國人在所有制問題上就經歷了兩次巨大的變化，第一次是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僅僅3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的「天翻地覆」般的變化；第二次是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短短20年左右的時間就造成的「地覆天翻」般的變化。第一次的變化是變私有為公有，第二次的變化是變清一色的公有為多元化所有。這兩次巨大的變化帶給中國人的絕不止是心理上的衝擊和經濟上的得失，它還有或理應還有痛苦的反思。

　　站在21世紀初期的歷史高度看待發生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運動，我們應該說些什麼呢？

　　一種曾被視為絕對純粹和完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它建立之後不到30年的時間就成為束縛生產力的桎梏而難以堅持下去，不得不讓當年已經消滅了的經濟成份重新復活起來，這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

　　所以，問題不在於三大改造運動是快還是慢，是早還是遲，不在於是用15年完成還是用3-5年完成，問題在於通過三大改造運動建立的這種純粹的「公有制」違反了經濟發展的本性，問題在於運用國家權力消滅了當初不該消滅的經濟成份，從而也就消滅了經濟的活力。

　　同樣，問題也不在於三大改造運動的方式，是和平地改造還是急風暴雨式地改造，是通過群眾運動改造還是利用政策法律手段進行改造，是贖買式改造還是沒收式的改造抑或是兼而有之的改造，問題在於通過改造或遲或早地將非公有經濟完全消滅了，從而也就把經濟的自然成長機能扼殺了。

　　令人不愉快的是，即使從當時看，三大改造運動對生產力造成的破壞和對民生產生的不利影響都實實在在的有那麼一些。而且無論你怎麼「推敲」也很難否定這些事實。例如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出現的農民大批宰殺牲畜包括耕畜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山西、熱河（當時的一個省）、廣東、四川等地都出現過。私營企業公私合營后，出現了產品或多或少、質量下降、服務態度惡劣的問題，如當時黨內一些領導人批評的那樣：「雲南的火腿沒有了」，「北京東來順涮羊肉不好吃了」，「商店8小時后不開門了」。

　　但是對生產力的最大破壞莫過於對生產者個人積極性的束縛。工商業從公私合營開始，農業從初級合作社開始，勞動者的怠工、磨洋工現象就出現了。只是合營、合作社初期由於生產資料還未完全歸公，以及老習慣的作用，加之重視責任制管理，怠工、磨洋工現象還不太明顯。隨著初級社轉變為高級社，公私合營轉變為國營全民，怠工、磨洋工的問題便越來越嚴重。到改革前，生產隊社員的「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國營企業的「臨時工干、正式工看」的問題，已成為難以解決的痼疾，整個經濟幾乎失去了生產的原動力。

　　實際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一的公有制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儘快實現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就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而要建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就必須建立單一的公有制度，因為很難設想在多元化的經濟基礎之上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於是「一化三改」的總路線就提了出來，於是覆蓋整個經濟領域的大規模的公有化運動就開展起來。

　　當戰略、體制、制度的三位一體終於變成現實之後，中國經濟也就完全置於國家權力的控制之下了。經過幾十年運行，到改革前，中國經濟呈現的狀況是：從一方面看，工業化目標基本實現，工農業經濟相比，工業比重已佔到80%；從另一方面看，工業化的目標還遠沒有實現，農業人口仍佔80%，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短缺的現實困擾著每個中國人。從一方面看，提高了一些主要是針對城市的社會福利，如對城鎮職工生老病死全包下來，消滅了失業；但從另一方面看，城鄉壁壘森嚴，8億農民成為事實上的二等公民，他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年年在溫飽線或飢鋨線上掙扎，在最困難的時期造成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從一方面看，科技上搞出一些令人自豪的成果，如兩彈爆炸，衛星上天；從另一方面看，許多領域的技術水平十分落後，傻、大、黑、粗成為一些老工業基地的代名詞。從一方面看，以重工業為主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建立起來；從另一方面看，粗放的、失衡的工業化不但消耗了大量資源，犧牲了效益和民生利益，而且留下不少後患。

　　更為嚴重的是，當高度集中而又條塊分割的集權體制和一統天下而又分為三六九等的公有制（如中央國營和地方國營之分，全民和集體之分，大集體和小集體之分，城鎮集體和農村集體之分）完全重合后，影響就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了。它事實上成為控制整個社會生活的桎梏，在這個桎梏中，人的基本權利如人身權利、流動權利、婚姻選擇權利、自主勞動的權利都沒有了。整個社會變成沒有活力、沒有自由、只有服從的大軍營。這也許是當年力主建立高度集中的體制、推行三大改造運動的人們始料不及的，但卻是鐵的事實。

　　於是，當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特定歷史條件支配下的特定選擇建立的單一公有制在長遠歷史時期形成的更廣大的歷史條件支配下的歷史必然趨勢衝擊下終於難以維持下去時，被消滅了的非公有制經濟成份便像雨後春筍般的復活了，並在不那麼寬鬆的環境下迅速成長壯大起來。真像毛澤東當年說的：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或者叫做消滅了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又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資本主義。但這樣消滅了又搞，雖然從理論上可以找出一千條理由自圓其說，但在實踐中給人的感受是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國家和民眾卻因此付出了很大代價。

　　由此看來，當我們今天站在新世紀的高度反思發生在20世紀中葉中國大地上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三大改造運動時，決不應當繼續停留在已經重複了千百遍的類如「搞早了」、「太急速了」、「方式簡單粗暴」等概念上，而應當從更深層的意義上進行思考：

　　個體、私有經濟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也已經存在了幾百年，這些經濟都是從經濟本身的發展中自然產生的，沒有任何人曾經為它們的產生和發展預先提出過設想，規劃過藍圖。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雖然遭受過種種挫折，承受過種種責罵，有著種種缺點甚至產生過種種罪惡，但他們的發展卻是一如既往的。人們曾多次斷言過他們的窮途末路，但他們卻總能逢凶化吉；人們曾多次試圖消滅他們，不少國家藉助政權的力量事實上也消滅了他們，但他們卻總能死而復生，或者說不得不被複活，而一旦復活他們便又勢不可擋地發展起來。這就足以說明，這些經濟的存在有其非常深刻的理由，自然的理由，牢牢植根於經濟本性的理由。人們可以規範它們，約束它們，限制它們的胡作非為，但絕不可以人為地消滅它們，也不可以人為地限制它們的發展。就像人們可以給大江大河修築堤岸，可以修建水壩，但絕不能阻止江河流向大海一樣。不然就違反了經濟的本性，自然的法則，必然要受到懲罰，而且消滅的越徹底，受到的懲罰越厲害。從當今世界看，個體、私有包括資本主義經濟從總體看沒有衰亡的徵兆，當然發展形式會有所變化，正如已經多次變換過形式一樣。至於將來或在遙遠的將來會怎樣，那要由它們自身的發展來決定。現在只有一點可以預先肯定，這些經濟既由自然而生，即使消亡也只能順自然而亡，再不能以任何理由進行人為的消滅了。

　　恩格斯在1890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指出：「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並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這是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的一個上層建築和經濟關係的原理。

　　從今天的眼光看，這個原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可惜的是她長時間被人們忽視了，甚至被埋沒了。我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進行的三大改造運動，顯然不是屬於按「同一方向起作用」的第一種，而恰恰是第三種甚至和第二種也沾邊。那時土地改革不久，朝鮮戰爭剛剛結束，經濟經過幾年恢復步入正規。在農村，農民個體經濟正進入蓬勃發展的時期，「發財致富」成為當時農村的一句流行口號，許多貧僱農已上升為中農。據20世紀50年代初山西省武鄉縣6個村的典型調查，當時中農戶數已佔總戶數的86%，人口佔88.7%。由於農戶生產積極性的高漲，1952年，農村經濟出現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沒有過的增長局面。其年糧食、棉花、大牲畜、生豬分別比1949年增長36%、1.93倍、27%、55.2%，比歷史最高水平分別增長9.3%、53%、6.9%、14.3%，農村副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55.1%。在城鎮，形成國營企業、私營工商業等多元經濟並存共榮的局面。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國私營工業戶數增加11%，生產總值增加39%，私營商業戶數增加11.9%，零售總額增加36.6%。多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國民收入的大幅增長，1952年國民收入達到589億元，比1949年增長57.7%。由於經濟的全面蓬勃發展，為國家積累了大量資金，財政狀況進入近代史以來少有的好時期。1953年所以能順利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實得益於這三年的資金積累。從1949年-1952年，無論是工業、農業、商業實際上都是新中國成立到改革前發展速度最快、發展比例最協調、發展質量最好的時期，也是財政收入提高最快、社會風氣最好、人民得實惠最多的時期。如果按照這一時期形成的經濟格局和發展勢頭「沿著同一方向」進行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可能要大大提前，市場經濟的框架也早已建立起來。可惜的是，「三大改造運動」改變了這一經濟格局，打斷了本來很好的發展勢頭，藉助國家政權的力量阻滯了經濟沿著市場化方向發展的道路走，而推動它走向計劃經濟的道路，結果暫時看雖然取得一些畸形的成績，但從長遠和總體看卻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

　　與生產力發展以及整個社會的進步比較，所有制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如果這個手段運用得好，那麼它就會促進生產力和社會的發展，如果這個手段運用得不好，那麼它就會阻礙生產力和社會的進步。生產力有高低之分，社會有文明與落後之分，但私有制和公有制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公有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任何時期都優於私有制，反之亦然。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優點。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提出要用公有製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正是由於看到了私有制的局限性。但他們並沒有看到公有制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更沒有看到隨著時代的發展公有制和私有制還可以相互轉化和滲透，實際上現代股份制就是這種轉化和滲透的結果。現股份制吸收了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的優點，又摒棄了它們的缺點。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推動，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形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還在繼續變化。人類進入21世紀，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馬恩所處的19世紀中後期的認識水平上去看待公有制和私有制這兩個概念，那肯定要貽笑於歷史。這種貽笑於歷史的例子已有很多，今後應該不要再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