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騙的社會邏輯 （轉載）

保羅·埃克曼是研究說謊的專家，曾在加州大學醫學院任心理學教授。他的研究對象涵蓋新幾內亞部族、間諜、連環殺人犯、精神病患者等。埃克曼長達四十年致力於研究人類的面部表情、情緒表達和人際欺騙。雖然埃克曼是「識破謊言的專家」，他總結出了許多辨別謊言的線索和方法，與這些實用策略相對，是了解行騙在社會層面上的邏輯與後果。
　　社會生物學傾向於認為，行騙蘊含著物種繁衍和生存的「合理性」，是進化選擇的結果。在現實社會中，「騙」總與一定的利益有關，或是經濟上的，或對於個人具有社會的意義，像那些對病人隱瞞真實病情的「善意的謊言」就屬於後者。埃克曼對謊言的定義直截了當：謊言是一種「存心誤導別人的有意行為，事先未透露其目的，並且對方也沒有明確要求被誤導」。這樣看來，「騙」也可以說是一種擴展了的舞台藝術和表演——明知故犯地誤導，傳達不實信息，最終讓對方「信以為真」。一個社會中，行騙的泛濫與社會信任的瓦解互為因果，互相影響作用。學者們常常感嘆於歷史上的政治鬥爭和運動肢解、離間了人際間的互信，造成了當前社會信任稀薄的現狀。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當代經濟物質增長中出現的新因素，也誘導了行騙的盛行。人們的合作越來越難，社會不得不發展出大量的手段和工具來確保契約的維護、合作的進行，而個體也在處處小心提防的沉重心理壓力下飽受焦慮的折磨。
　　在這樣一個低度信任的社會中，一個悖論卻產生了。低度信任的社會導致的結果應該是人們互不相信，在這種風聲鶴唳般高度戒備的狀態下，行騙成功的幾率會降低，而有限的獲利機會會使行騙行為的數量縮減。然而，日常經驗卻很清晰地告訴我們，行騙在當今社會中大行其道，並且屢屢得手。媒體開闢出專門的節目報道、揭露各種騙局，但是上當的人依舊前赴後繼。騙子們幾乎動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通訊工具——手機簡訊、電話、郵件等，民眾還來不及考慮自己的私人信息何時被泄漏時，很快又被中獎的誘惑「撞昏」了頭腦——眼前，房子、汽車、筆記本電腦、數碼相機等「大獎」閃爍著炫目的光芒。面對行騙者，大眾的信任感莫名地提高了。是什麼樣的社會邏輯導致了「在低信任度的社會中，人們更加相信騙子」這樣一個荒唐的結果？
　　低度信任感的社會無疑會造成人們的合作困難。人們吝嗇於將個人的信任交給合作者——那些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利益分享者往往是事業開拓的關鍵，但他們得到的信任卻相對較少。相反，人們似乎願意更大方地將自己的信任揮霍給那些隨機概率性的事件。比如「中獎」。行騙的社會邏輯就在此展開。這也正是在一個低信任度的社會，為何行騙能夠成風的原因。「中獎」的誘惑力在於兩點：一是不勞而獲。大獎都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貪圖安逸與享樂的基因將這種僥倖的心理無限膨脹。另一點是由於概率性事件對於個體而言是公平的。例如自然狀態下的抽獎不會因個體的收入、性別、權力等有所偏向。如果社會流動中的其他渠道都被「不公平」的方式佔據著，「中獎」在民眾心裡反而卻成為了「最公平」的手段，這就增加了行騙者以「中獎」的方式獲得民眾信任的可能。面對突然而至的「大獎」，普通的民眾在一陣欣喜之後卻以最坦然的方式去接受，以為自己「命中注定」擁有這樣的好運，這是文化基因留在一個民族血液里的信條。
　　也有人說，那些騙人的謊話三歲的小孩都能夠分辨。但是，這些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在巨額獎金的誘惑下，難道心智暫時性地萎縮到三歲小孩以下的水平了嗎？對於「運氣」的迷戀和「好運」帶來的大獎，已經將個體正常狀態下的理性思考逼到無以容身之地，「上鉤者」就像中了騙子的「催眠術」一般俯首帖耳。這樣也就呈現出了那個有違常理的後果——人們對周圍的人甚至合作者維持著低信任度，卻「一反常態」地更加信任行騙者，因為後者給出了一個「不勞而獲」的空頭支票。對於受騙者來說，這是行騙得逞的社會邏輯。對於一個社會而言，正常的向上流動的社會渠道如果被阻塞，人們過度地信任、依賴那些非常態、投機的手段，可以說這個社會肌體就開始病態化了。
　　行騙者在編織謊言的同時，也是一個不斷追加行騙成本的過程。行騙的成本既包括心理成本，也有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這些成本的多寡和變動情況也反映著行騙的社會邏輯。人的內心深處，有一尊高高在上的道德神明，有些人把他供奉起來，去敬畏他；有些人把他打碎，不屑一顧。個人的道德水準，個人所秉持的是非明辨就是行騙的心理標尺。如果這個心理標尺高，行騙的心理成本就大，更有可能因行騙產生內心的焦慮和自責。在這樣的情況下，行騙會受到道德心理上的制約。如果一個社會在對那些美好的傳統道德叛逆的激流下，在失去信仰和先進科學技術營造的無所不能的自負心理下，人們缺乏對這個道德神明的敬畏感，行騙也就談不上會造成什麼心理不安，就變得輕而易舉。對於行騙者而言，行騙的社會邏輯正在於此。
　　我們都知道，編造第一個謊言后，往往不得不說更多的謊話去圓第一個謊，就像步入了沼澤地的人，越陷越深、無法自拔。對於行騙者而言，總會有謊言被揭穿的風險。謊話暴露的後果是行騙者的經濟成本與社會成本。例如商業上的欺詐遭到起訴和經濟賠償，或是因欺騙敗壞了自己的名聲，導致未來合作機會的喪失。在學術領域的抄襲，也是同樣的一個道理。如果一個社會中對行騙沒有嚴厲的制度性懲罰，標識說謊者的信號在網路中不能迅速和暢通地傳遞，謊言得逞的可能性就會增大。行騙者也會低估說謊的嚴重後果，行騙就會更容易發生。這是行騙者的另一種社會邏輯。
　　行騙的社會邏輯是利用了受騙者「不勞而獲」、「貪便宜」的心理，行騙者在整個社會中追逐的正是急功近利、不擇手段快速致富的目標，它的社會危害要比當事方單純的經濟損失大得多。行騙者將「騙術」作為生存的技藝，以此進行的「勞動投入」並不能產生任何經濟價值，是無用勞動，而且行騙的後果更是增加了社會的不信任感，惡化了人際關係，人人自危，將正常的交往、合作也誤視為「騙局」。這種「誤真為謊」加劇了社會信任的稀薄化，預兆著一個社會內聚性的解體。假如信任蕩然無存，還談何合作，這樣的社會難道不可悲嗎？
　　與其他的勞動形態相比，通過行騙的方式輕而易舉地獲得財富收入的行為，在整個社會心理中釋放著不擇手段致富的「毒」，這樣的氣氛讓人感到不寒而慄。這些年來，市場上的假冒偽劣、以次充好，甚至藥品食品安全牽動著我們每個人的神經，而2008年曝光的三聚氰胺奶粉的惡劣事件將「行騙社會」的醜態推向了一個頂點。以行騙作為獲取錢財的手段，滋養的是一種病態的社會，更談不上什麼「和諧」。經濟學家們說，對財富的追求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所以才有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為錢正名」。這一觀點有它提出的時代背景。如果我們接受這一點，在當今也需要謹慎地補充上「以合乎法律和道德的方式去追求財富」才更為恰當。這裡的社會，它的鐘擺總是傾向於從一端失控式地倒向另一端，殊不知兩個極端皆非正常健康的狀態。致富的浮躁氣息如果讓整個社會都為之癲狂，成為了人們唯一的奮鬥目標，大眾失去了其他的審美、人生趣味和應有的社會責任感，那將是一個遺憾的結果。
　　行騙的社會邏輯，除了討論作為對象的行騙者和受騙者之外，另一條脈絡就是從底層的視野來解讀它。十五年前在一家國企的家屬院中，就常常有電壓不穩、燈泡忽暗忽明或一棟樓的總保險跳閘的情況，據說就是有人在「偷電」。記得那時一個在人事科工作的人，白天在單位上班，晚上回家為一個毛衣作坊熨燙毛衣，熨燙一件5角錢，但是她家每月的電費都很低，電錶就不走，這就引起了周圍人的懷疑。她卻「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告訴別人「自己沒有偷電」，也就是公開地說謊。再後來，保衛科的幹部們也就堂而皇之地衝進了此人家，抓了一個「偷電」的現形，最後罰了200元錢，這是很大的一筆錢，是她足足熨燙400件毛衣的收入。罰款不說了，還要張榜批評、以警後人。至今我還記得她去保衛科認錯「求饒」的表情。她說自己認罰，但是苦苦哀求不要張榜，「丟不起臉、丟不起臉」。這顯然是行騙曝光后當事人內心的「羞恥感」使然，而非「罪惡感」。前者的恐懼來自周圍人鄙視的目光與評價，而後者則是內心深處的那份敬畏之心。現在流行於社會的各種「宣誓」活動對於只有「羞恥感」人格的人來說，是絲毫沒有用處的，他們沒有敬畏之心，擔心的只是周圍人的評價和自己的面子。回想十五年前，那時的人們行騙之後，還保存有「顏面意識」。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熟人社區中，如果因此事張榜曝光，當事人真就將抬不起頭了。現在，這樣的情況應該已經不多見了。至少流動性的增強和陌生人的社會消除了外部的環境制約。
　　「誠實之所以具有普世價值，就在於謊言是普世現象。從政壇精英到市井小民，從商界巨賈到諜海特工，它成為生活的潛在主線。」此言不假。今日，騙術在這個泱泱大國登峰造極、廣泛散播。針對個人的行騙，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愈演愈烈。充斥著謊言的社會，降低了人們的安全感，傷害著人們脆弱的感情，更不用說「殺熟」了。審計報告中也時有披露巧立名目騙取財政資金或挪用賑災款的現象。菜市場上不乏「缺斤少兩」。我們發現，「騙」大行了廟堂與江湖，成為了社會中最為普遍的常識——一種畸形、歪曲了的「常識」——「不被騙就不正常了」，真是荒唐至極！雖然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水平提高了，現代人為警惕、防備行騙備受了更大的心理折磨。
　　在社會層面上，行騙的危害在於瓦解了人際信任的基礎。近年媒體多有報道，路人不敢攙扶跌倒的老人、孕婦等，擔心「惹麻煩」。於是也便有了有人在地上躺了二十多分鐘、半小時無人攙扶的故事。接受採訪的人訴說了擔心——「被冤枉上，說也說不清」。這樣的擔心和恐懼並非空穴來風。之前，就有許多好心扶助了摔倒的人，卻被冤枉是「肇事者」的先例。類似這樣的行騙，表面上是為個人訛取醫藥費或經濟補償，實際上腐蝕的是整個社會的信任關係。因為實施救助者，本心是想助人為樂，卻遭此誣陷，這是對救助者同情心的欺騙、污辱，留下的不僅是個人的心靈傷痕，更是社會的道德傷痕。周遭的人，並不需要親身經歷這樣極其惡劣的行騙事件后，才小心提防。作為一種「社會學習」，人們在觀察到了別人的類似經歷后，就會自然形成條件反射——自己將來遇到跌倒的人也不敢扶助——「不是不想扶，而是交不起攙扶費」。這樣一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也就有了市場，這樣的影響簡直是太惡劣了，催生了一個人情冷漠、高度戒備心的社會。就像一個有機體的腐化是從內部開始的一樣，社會的危機和解體也是從其民眾的信任崩潰開始，而這樣的信任崩潰是從欺騙對方的同情心開始。
　　總之，一個行騙盛行的社會並不健康，可以設想人們把行騙作為一種「常識」，甚至謀生、致富手段，這樣的社會有何希望可言？即使物質生活比幾十年前富裕了，道德精神的代價遠遠超過了其所得。道德的重建是要塑造個人內心的神聖與敬畏感，而制度與網路的建設則是要增加行騙行為的成本和降低行騙得逞的幾率。對於個人來說，少一些投機取巧，踏踏實實地生活和工作，每個人都召回那份寧靜的內心和信仰，才能達至祥和的人生與和諧的社會，而這是多少錢都買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