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一段: 毛文革時下的-「上海」
然而,在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一切都改變了,一切都結束了。差不多每家人家都被貼了大字報,原來烏龜都是和王八住一起的,這個是國民黨特務,那個是漏網的地主分子,這家的女人以前是交際花,那家的女人是資產階級少奶奶。來抄四舊的敲鑼打鼓弄得跟過年一樣鬧猛,書畫琴譜堆在弄堂中央,整堂的紅木傢具被劈了生火,那可比煤球耐燒得多了,烘起山芋來保證是白皮糖心
的,一弄堂烈火熊熊黑煙滾滾。
精心著了顏色的結婚照被撕碎了扔在垃圾桶里,珍藏的維也納樂隊唱片被人從三樓摜下來,像一隻只黑色的烏鴉飛過弄堂上空,斯坦維鋼琴被搬到弄堂口任憑風吹雨淋。家家戰戰兢兢,人人苦膽嚇破,女人早上出門夜裡被剃個陰陽頭回來,男人進出弄堂不敢抬頭,走路保持九十度姿勢,直到碰了鼻頭再轉彎。上吊的有跳樓的有吃安眠藥的有投黃浦江的也有。男小囡去買醬油時被隔壁弄堂的野蠻小鬼堵在馬路上吃耳光,女小囡赤了腳從學堂里回來,哭訴同學硬勁講伊穿的是尖頭皮鞋。造反了,乾坤顛倒了,原來住在汽車間里的,對面棚戶區的,門鎖一撬就硬勁搬進來了,沒人敢置一詞,周圍親戚朋友被掃地出門不止一家二家。從此『這塊拉塊』的江北口音在會客室吃飯間里講起來了,木拖板的的篤篤地在打蠟地板上響起來了
,蹲坑蹲到抽水馬桶上了,樓梯過道里的燈泡沒有了,各式各樣的雜物堆在房門口了,花園荒蕪了。這一切還僅僅是個開始,再過一陣,男人關進牛棚去了,男小囡被動員上山下鄉去了。只剩下女人和小姑娘,像兩隻老鼠般地悄無聲息地縮在一偶,不曉得還有啥個花頭勁再會出來。
如果沒有滄桑還叫啥歷史?住在花園洋房弄堂里的人們知道了某個大人物再打個噴嚏就可以把他們連根拔起,所以看得開了。古話還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在動蕩中能保全性命,有口粗茶淡飯吃,在上海的上只角還能保有一間房,已經是萬幸了。
奶油蛋糕的日子已經是昨日黃花了,鹹菜泡飯的日子還是得一天天地過下去。女人放下身段到里弄生產組糊紙盒繞線圈,賺六角三分一天的工鈿,下班去菜場里買兩條貓魚回來養活自己和女兒女小囡賴在家裡不肯去插隊落戶,書沒讀了,運動也沒份參加,唯一能做的是躲在家裡練琴,希望有一天額角頭高進被文工團招了去,狠了命一天練八個小時。當然不能大聲,鋼琴裡面的鋼板蒙了毯子,外面再用棉花胎包起來。
在那段時期,數理化的學習和研究停滯了,卻陰差陽錯地出了很多野路子人才,阿狗阿貓一窩蜂地都學起小提琴和鋼琴來,學畫的人也不少,開始時是臨摹偉大領袖像和粗胳膊工農兵的宣傳畫,很快就不滿足了,最先在地下流行傳看的畫冊是俄國巡迴展覽派的列賓和蘇里柯夫,臨摹希施金和列維坦的風景畫,畫冊大概是從抄家物資的倉庫里夾帶出來的,或是從美術學院的圖書館偷出來的。一本蘇聯的藝術雜誌『星火』能用黑市價二元人民幣買到,而二元錢是一家人一禮拜的菜金,三四個人可以在老正興飯店吃一頓響油鱔糊,或在工廠的食堂能吃上十幾塊大排骨。
物以類聚,方圓幾個街區畫畫的人互相認識了,一起背了畫夾到郊外寫生,在蘇州河上畫船民的肖像,騎了腳踏車穿過整個城市去朋友家看一本珍藏的畫冊,在荒蕪的花園裡自己動手翻鑄石膏像,半夜裡去曹家渡吃生煎饅頭。或者,有誰搞來一張柴科夫斯基的交響樂唱片,被嚴格篩選過的,或受到特殊邀請的朋友乘黑夜摸進門,拉緊窗帘,連門縫都用棉被堵住,像從事地下活動般的。
在一隻小支光的電燈泡下,一屋子的年輕人屏氣斂息地聽著激越又纏綿的音樂,隨時可能有警惕性高的鄰居去報告居委會,隨時可能有工人糾察隊破門而入,隨時可能被派出所抓去按上個『開地下黃色音樂會』,這個不大不小的罪名足夠把人送去勞教幾年,如果碰上嚴打,坐牢或送掉性命也是可能的。
男小囡原來在皖北鳳陽插隊,吃不飽飯受不了寂寞逃回上海,屋裡只剩一間房,再也放不下一張床,只好夜裡在地上打地鋪,白天再把被褥捲起來放在床底下。平時發瘋似的拉小提琴,坐上飯桌時胃口好得驚人,一塊榨菜兩條醬瓜可以下兩大碗白飯。那時一切米面油糖副食都憑票供應,老鼠都沒有隔夜食,而上山下鄉的人戶口遷了出去是沒有份的,家裡很快地吃不消了,住在花園洋房裡的家庭開始為一粥一飯開始雞狗不寧,雖然還沒下逐客令,但那意思也差不多了。
直到有一天男小囡和小提琴一起失蹤,大家以為他回皖北鄉下去了也沒在意。過了幾個月,他突然被公安局遞押回來,剃了個光頭,送交居委會嚴加看管。原來他並沒回皖北,而去了深圳邊境,在偷越國境時被抓住,坐了幾個月牢再被送回來。從此每天清早看到他拿了把大掃帚掃弄堂,臉朝地下不看人。再仔細觀察的話,在剃光腦袋上長出的薄薄一層頭髮茬子,同時還有青色的鬍子渣,眼睛里的神色是又無奈又倔強。有時夜深人靜,在隔壁小學操場上響起小提琴樂曲,琴聲嗚咽幽怨,如泣如訴,聽得人心酸。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說:隔壁操場上有一隻鬼在哭。
過一陣,這隻『鬼』又失蹤了,弄堂里傳說他再一次走上偷渡之途,沒有被送回來在某種意義上給人一個想象的空間。家人對一切探詢都守口如瓶,派出所上門幾次也不了了之。那時運動已近晚期,人們看了太多的昨是今非,心態都有點疲倦,這麼一樁叛國投敵的案子竟然放過去了。
直到幾年後運動結束,有人去香港探親回來,言之鑿鑿地說看到過他,在九龍大埔道上開了一家雜貨店賣咸黃魚,娶了個面孔像鞋底板似的廣東娘子,養了兩個拖鼻涕的兒子,小提琴?是碰也不碰的了。哦,是伐?
昔日逛淮海路的小資情調,即便在那無奈的年代。70年代中期,每個禮拜三要到淮海路去逛逛。因為老早子全上海各大局的休息日是叉開的。我記得儀錶局是禮拜兩,造船廠是禮拜四,我們局是禮拜三。我從小到大是一個百搭,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朋友中有幾個是常年靠了三角花園的鐵欄桿旁的打樁模子的老前輩。三角花園是在東湖路,新樂路,長樂路,富民路,延慶路的五叉中間。東湖賓館是昔日的杜宅,即海上聞人杜月笙的私邸。三角花園在常人眼中不是好人去白相的地方。
在那動亂的年代,其實有不少都是父母進了牛棚,自己又被掃地出門的同齡人。這些人中有小資的爺爺老資的後代,也有不少是新四軍的後代。老上海才曉得,陳毅老屁眼,打到上海腳軟了,跑不動賴下來了。所以上海官場中三野的勿要太多,三野的底子么,就是樣板戲中郭建光迪幫人。
斷命的文革一來,這批當官的也進了牛棚。其中有不少是真正有水平的,有年輕時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有抗婚的參加革命的,總而言之,文革中一頂大小通用的帽子是參加革命動機勿純。再加上進城后,上海灘的花露水,老資的囡五賣相挺括勿算,而且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老家的糟糠還是趁早買斷了乏。好,罪加一等,蛻化變質分子。想一想,參加革命動機勿純的蛻化變質分子,儂迪輩子還想翻身?還有一批是文藝界的,就像我的老友清卿,票友下海的京劇界老前輩言菊朋的外孫,嫡傳梅派花旦言慧珠之子。清卿的舅媽是唱青衣出身,客串電影走紅以至一發而不可收的王曉棠(將軍)。現在大家才是赤佬混了人堆里,像人了。當初可都是夾著尾巴做人哪。但是阿拉一幫里的,再落魄,骨子裡有一種清高,還有點俞
振飛老前輩了台上的俞派小生的書卷氣。隨便去哪一家,只要有長輩在,進門一定向長輩問好。絕對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像翹二郎腿,腳抖抖,一律不帶,儘管有兩個勒外頭還撐哎市面的。周立波了台廊相迪付腔調,絕對是只配幫阿拉去買香煙的小三子。順便頂一下,學了尬活脫似像也不容易。
大約莫下半天一點鐘,從三角花園沿了東湖路差出去,開始逛淮海路。真正要上哎檔子的,有不少規矩,而且措詞非常講究。好比外地人兜南京路,上海人逛淮海路。兜,有一艾粗俗。當時揮拳打人就叫兜皮蛋,眼角打出一塊烏青,是否像皮蛋?每次逛淮海路人數不等。少則三五人,多則十來人,也就是一批赤兄過年回滬探親了。
逛淮海路,逛,有哎散步性質,比較散漫,也就是三三兩兩。要是十來人,那就要分開馬路兩邊走。四個人是不能平排走的。因為當時的穿著,不是一身綠,就是一身藍。下面不是高幫籃球鞋,就是從北京帶來的黑色雙邊鬆緊鞋。如果擠在一堆,腔勢太濃。
走到東湖路淮海路轉角上,就是那門面雖小名氣勿小的天鵝閣。那咖喱角和濃湯至今想來還要流口水,純粹是物質貧困留下來的後遺症。沿著淮海路往東,就是襄陽公園。公園門口有個書報亭,只見一個四十開外的瘦小老師傅(當時對成年男性一概稱師傅)了打公用電話。喂,我是陸春齡(中氣勿要太足,老遠就能聽到,真不愧是神笛),明朝夜裡德我挺兩張(上海話有殖民地的劣根,兩,幾,通同,Couple)第三排的票子,市裡有幾位領導想來看看。第一排?勿要了,頭抬了酸乏。好,就個能嘎了,六張夠了。啥么事?迪個我不關的,格攤事體是李名強管的,儂叫依拉直接去尋伊好了。好,再會。(註:陸春齡,李名強,當時都是上海音樂學院的頭頭。)朋友中有一位是聽不得李名強三個字的,一聽就會冒肝火。迪只阿烏,
送伊拉過房爺冷拳,標準三流白相人,獨吃自家人。大家才曉得,傅雷吃過伊過房兒子不少苦頭。沒的辦法,人家隨便到了那一朝,終歸是吃得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