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公知賀衛方的官場大粗腿到底有多麼強大

老田：公知賀衛方的官場大粗腿到底有多麼強大

一、作為過河卒子的賀衛方

自從2006年賀衛方以其共產黨沒有登記是非法社團的爆炸性言論，在網路上一炮走紅之後，這些年他本人就如同一隻過河卒子、只進不退，在公知群落中間的地位日見上升。

賀衛方暴得大名肇源於2006年在新西山會議上的講話。這個會議在××機關事務局管轄的五星級賓館舉行，會議的背景很深，據會議組織者高尚全的介紹，是國務委員吳儀在「上級領導打招呼」的情況下，要高出面辦的，目的是以學者的名義形成意見，再向領導彙報，好在必要的時候實施。賀衛方那些堪稱「尖板眼」的說法，似乎就是高級領導期待的學者意見。

很明顯，賀衛方之所以公開這麼講，是有高官授意的，目的是服務於官場某個高官集團的需要。據推測，這個吳儀也要稱之為領導的人，非常強大，不僅權大而且錢多，是一等一的大粗腿，值得頗具自由主義精神的賀衛方教授去抱粗腿。應該說，賀教授為了抱這一大粗腿，本人是冒了很大政治風險的。賀衛方教授作為共產黨員，背叛黨章的要求來做那篇極其犯政治忌諱的講話，顯然，是因為大粗腿個人的分量對賀衛方的影響要遠超黨章要求的分量。賀衛方充當只進不退的過河卒子，由此確立了賀衛方與大粗腿之間的穩固聯盟關係。在大粗腿的保護之下，賀衛方這些年來一直擁有著越過法律底線的超級話語權。在這裡，我們看到，黨章各項規定這種明規則，不敵大粗腿撐腰支持的潛規則，這許多年來，北大黨委一直裝聾作啞不處分賀衛方，很明顯，在北大這個具體的場域，是潛規則壓倒了明規則，換言之，北大黨委也認為大粗腿比黨章厲害，因而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需要優先得到尊重。

賀衛方有別於其他公知們的地方，是他明確無誤的官場大粗腿背景，其他的公知們在發言時往往標榜自己的民間身份和與官方對立的立場，但賀衛方自打一開始就完全兩樣。

在賀衛方爆得大名之後，有人在網路上搜索過賀衛方公開發表的論文，發現有好幾年時間賀衛方教授沒有發過一篇真正的學術論文，公開發表的文章都是綜述一類的文字。這說明，賀衛方教授在充分了解到潛規則的強大之後，早已經預備好了個人努力方向的轉型——不再花時間去弄什麼學術，而是轉型為一個政治化的意見領袖——滿足大粗腿的需要。

民間諺語說：早期的鳥兒有蟲吃;確實如此，有且只有那些做了最充分準備的人士，能夠最先把握到好機會，大粗腿選定賀衛方也不是沒有原因的，試問：有誰能夠像賀衛方教授一樣，提前若干年，就開始做從學術轉型到政治的準備了?

二、履行官學產媒四大同盟喉舌功能的公知們

大粗腿如果僅僅是一個人的話，再強大和強勢也有其極限，但是，官場大粗腿如果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那就要重新看待了。再如果，大粗腿結合了中國新形成的強大資本集團的意願，並主動充當資本集團的官場代理人，那大粗腿就是結合了強大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了。

我們知道，中國三十多年來業已形成了掌握著龐大資本的資本家群體，雖然黨禁未開，但並不能夠阻止這群人的政治化過程，他們業已在各種協會的名義下進行過多年的政治訓練，並形成了群體性的政治力量，還提出了自己前後一貫的政治綱領——官學產媒四大同盟。賀衛方的強大，就是肇源於這個同盟的存在及其無處不在的影響力，這個同盟除了有官場強勢群體手握政治權力的支持之外;同盟還有能力分配網路媒體和紙媒體的話語權，選擇性地傳播某些言論同時禁止某些言論，使得整個輿論場出現他們需要的某種一邊倒態勢。

官場中人支持官學產媒四大同盟，早已經不是秘密，高官中間曾有人公開支持普世價值而獲得「政改專業戶」的雅稱，就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據一篇網路流傳帖子《瓦解中國很難嗎》的分析，共產黨高層官員支持改旗易幟，是與海量利潤分紅進入官場有關的。這篇帖子分析說：在共產黨高官中間，根據其權力和地位的重要性，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間，業已根據為商業利潤所做的貢獻大小，獲得了相應數量的分紅，這個巨大的分紅數量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不合法的;同時，由於政府手裡掌握的國有資產和高級差地租的土地資源的減少，政府權力幫助利潤實現的潛力日漸耗竭，此後，政權幫助實權派高官實現分紅的潛力在下降，但是，只要是共產黨政權還存在，巨大分紅帶來的政治和法律風險就高居不下，由此，官場已經獲得高額分紅的群體對政權維護的態度在悄悄地發生改變——向著試圖消滅合法債權人方向集中並逐步地一致起來。這篇帖子還認為，上個世紀末自由主義浮出水面，恰好是附和了官場強勢群體的需要(因為他們強勢所以獲得分紅數量最多，面臨的風險也最高)因而得到了有意識的扶持並就此興旺起來了，這個強勢群體逐步認定共產黨政權不再有助於其發財了，所以需要改旗易幟消滅債權人藉以降低巨額分紅的政治法律風險。

追溯一下中國官場實權派獲得海量利潤分紅及其保險需要，看一看官學產媒四大同盟的茁壯成長過程，然後再對照一下自由主義浮出水面之後的公知們的如魚得水，就知道馬克思那個著名的論斷是何等的精確了：在物質生產領域佔據統治地位的階級也將會在精神生產領域佔據統治地位，公知們的強勢和壯大就是代表了那種與物質生產領域統治地位的一致性要求。從這個角度看，2006年的新西山會議，2008年的零八憲章，都是與這個強勢群體的需要高度一致的。賀衛方的強大，其基礎也在於此，他本人是官場最強勢群體選定的代言人，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他為什麼可以逍遙至今。

從那時到今天的演變看，似乎共產黨內部還存在著要把共產黨維持下去的力量，這一股力量看起來被那些人視為死敵。任志強和一些公知公開而毫無顧忌地抨擊習大大，這可能意味著習大大的新政對於「官學產媒四大同盟」有著實質性的損害或者威脅，由此激起了他們認真的反對。

經過官場接近四十年的逆向選擇，官場肯定地說不會存在毛派或者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高官，但是，確實有著很嚴重的政見對立。其中的主流派應該是要實現共產黨非法藉以消滅債權人降低風險的沉船派，在這一派的對立面站著的，應該是保船派，保船派意圖維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因此也就需要採取措施來夯實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夯實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需要兩個方面的政策轉型：對外需要捍衛民族利益，對內需要向社會的中下層讓渡利益並改進中下層的經濟狀況。這兩個方面的轉型政策，相信關注政治的網友都能夠看到某些重要徵兆。

向中下階層讓渡利益，除了少許回饋底層的政策之外，抑制中產階級生活成本過快上升，目前大城市中間只有重慶做到了，重慶多年來反對高房價癌症在全國具有突出地位。應該說，房地產性質就是一種向中產階級定向徵收的人頭稅政策，全國只有重慶有效地抑制房地產投機，重慶的經濟基本面遠好於武漢但房價只有武漢的一半。正因為如此，重慶得罪了中國的暴富群體及其官場代理人，在採取特務手段製造出國際新聞事件之後，再以新聞效應動員網路公知們的輿論支持，最後對相關政策執行人完成了定點清除。沉船派能夠不擇手段地玩政治，這也是其強大的一個原因。從這個意義上看，官場沉船派具有主導地位，並早就開始了定點拔出戰略，應該說，這個政策很強大足以對一切官場人士產生致命威脅。

在草民看來，站在沉船派對立面的保船派，在對內對外政策上都與中國大多數人更多些一致性，這就已經算是新時期的健康力量了。

三、公知們遭遇到的兩大意外

官場沉船派遭遇到保船派的反對，這是公知們意外之內的事情。真正的意外是：公知們在網路上遭遇到的民意反擊，同時，投機金融資本對於官學產媒四大同盟的領導權的質疑和收編。最為可笑的是，作為海外投機資本代言人的許小年，前些時還借著鄧小平的名頭為他們的金融深化改革辯護。

官學機構業已喪失意識形態領導權，這意味著政權已經處在不受遮蔽的狀態之中，這是官學產媒四大同盟的自認為可以一舉成功的希望所在。因為國內階級矛盾的深化和激化，大量不認同的力量從民間興起，公知們視為一項可支配的意識形態資源。

就此開始，公知們開始了其不認同操縱技術的發揮和發展，例如把政治壓迫統統歸結為一黨執政，把經濟剝削和不平等歸結為國企的壟斷，許多以政治和經濟學家面目出現的人士，數十年如一日在這個方向上努力不綴。這些公知們的不認同操縱，取得很大的成效，信服公知們言論的人士很多，但是，絕大多數人並沒有特權和既得利益，而是受到階級政治的壓迫和掠奪經濟政策的剝削而毫無出路者，因此，寄希望於一種低成本的換班子機制：希望通過這個方式終結強勢集團的壟斷地位。

官學機構和學官們，實際上完全喪失了黨史解釋權，在輿論辯論上也完全不是公知們的對手，公知們只是在民眾那裡遭遇到滑鐵盧。早就有高官說過：造反派這樣的文革餘孽比日本鬼子還壞。從這裡，公知們獲得了靈感，他們就此向官府機構舉報不服收編的民眾是文革餘孽，說這些人是官府官場四十年來的第一死敵，在敵人排序上遠超日本鬼子，試圖聯手官府中人，以專政手段打壓他們無法處置的民心民意。鄧相超事件之後，就有一個「北外喬木」的公知，無中生有地造謠說山東民眾批鬥過鄧相超，這個謠言還被香港的公知網媒中國新聞網置於首頁，然後被BBC中文網轉發。在這個傳播事件中間，我們可以看到公知們是如何與海內外的媒體資本聯手生產和傳播符合所需信息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儘可能多地佔領人們的眼球和頭腦。

在公知與民眾之間的不和諧，核心問題是信譽破產，三十多年的輿論輸灌，網路上的有組織造謠，都未能挾裹到全部民眾的信服，問題很有點嚴重了，哪怕是公知們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還是有些老百姓也是堅持一百二十個不相信，這下子問題就大了。準確地說，公知們是遭遇到了自己的滑鐵盧，但是公知們說自己只看到了義和團活著文革餘孽，這意味著：公知們不認為是自己宣傳的說服力不行，而是說服對象不行——是這一屆人民不行。公知們不承認自己的宣傳有待改進，對自己的信譽破產現實死不認賬，這意味著將來官學產媒四大同盟對於不服從的民心民意，只剩下法西斯鎮壓這樣一個處置方式。

真正的新情況是，由於民眾的覺醒和網路技術普及到社會中下層，使得底層民眾的聲音也能夠一鱗半爪地發出來。鄧相超事件能夠得到處理，首先是輿論上得到民眾的大力度支持后，才敢於採取的。民眾的支持，對於官場健康力量產生一種自下而上的道義授予效果，增強了保船派的行動信心。公知們無法收編的民意，自下而上地支持了黨內保船派的信心，這是出乎公知們意料的新情況。從這一次鄧相超受到處置的事情看，黨內確有相對健康的力量，這個力量對於官學產媒四大同盟還能夠有所節制。這看起來是吳敬璉曾經擔憂過的：高層與底層的合流，並由此產生了對黨內外沉船派的質疑。

對於官學產媒四大同盟來說，在資本市場上也出現了預料外的新情況：投機金融資本開始了「打土圍子」的過程。萬科的王石出局，實際上是投機金融資本採取手段，在中國實現所謂的「金融深化」——金融深化意味著在公司治理方面要建立起投機金融資本的絕對領導權。這樣一來，近三是多年來形成的「封建土圍子」公司治理模式，受到投機資本的根本質疑和否定。在投機金融資本的接管過程中間，「王石到底配不配姓趙」的問題就這樣尖銳地提出來了。在王石是否配姓趙的問題提出來之後，任志強出面力挺說王某就是趙家人——這實際上是希望官場沉船派出面狙擊投機資本的收編，保住自身的優勢地位，這個態度與任志強長期一貫地要推牆的態度有差別，他們驟然發現站在中南海門口等著接班的不止他們這一撥人，如果沒有名義上的共產黨支持他們，他們現在手中的統治地位是不穩固的。

應該說，在改開搞年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封建化是一個人人熟知的的常識。由於鄧小平強調了一把手負責制，權力高度集中於一把手個人逐步地在官府和企業中間推開了，王石在萬科就完全是一個人說了算，這種絕對權威選拔了最符合自己需要的高管，由此形成了一個高度依附於王石個人的封建依附性關係網路，這個網路內部絕對不容許任何質疑王石的聲音。寶能系入駐萬科，激起了土圍子的反抗，寶能系說王石不在萬科工作每年拿數千萬薪俸卻沒有人說半個不字，這是真實的，由此檢驗了「封建土圍子」治理模式的真實性及其涵蓋範圍。王石在自己被質疑配不配姓趙的質問后，把自己打扮成勞動者試圖收穫民意同情，遭遇到破土網站刊文反駁：你們本身就是對中國大多數實施階級壓迫和經濟壓榨的第一執行人，這麼裝顛很噁心好不好?結果遭遇到官場沉船派關閉網站的處罰。

公正地說，公司治理的封建土圍子事實，本身並不能證實投機金融資本的正當性。不管怎麼說，土圍子治理還關注公司本身的發展和利潤目標，也就是說，土圍子治理模式對於公司的生產性目標還有較高程度的兼容性。而投機資本的盈利模式，則與此完全脫軌。迄今為止，政策和立法，業已開通了全部的投機通道，不管公司盈利還是虧損，投機資本都可以用於保證自身的盈利，為了降低投機資本的風險，對公司確立絕對的控制權則是必須的步驟，那樣，就能夠配合公司基本面信息的發布，來擴大莊家與小散之間的信息差距，從而保證資金長期而系統地從弱者之手流入強者之手。據美國非主流經濟學家保羅·巴蘭和斯威齊的研究，美國與金融深化配套的公司治理結構轉型，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完成了，許多上市公司的高管不是因為其管理方面的專長，而是因為他們與華爾街的特殊關係才得到任命的。

在中國的金融深化過程才剛剛展開，潛在的勢能尚未充分釋放，只有一些重大案例讓人民偶然瞥見其被揭開的一角內情。除了萬科打土圍子案例之外，在中國金融領域攻城略地的安邦，其資金和股權到底屬於誰?在「打萬科土圍子」充當前鋒的寶能系，其資金到底是哪裡來的?不僅民眾不知道答案，連官府都不清楚。南方系媒體曾依據官府的註冊資料，查看了安邦設計的六層持股結構，追蹤股權到最後卻只看到成都郊區一間破敗的辦公室，這種股權高度複雜化的設計，其目的就是不讓人們龍清楚到底是誰持有期股權的。

看起來，官場有些沉船派與投機金融資本的關係更為密切，與黨外沉船派如任志強等人產生了衝突，這個衝突導致了同盟媒體組織了「揭老底戰鬥隊」出來活動，提出問題讓全國人民參與思考：安邦繆后的真老闆到底是誰。應該指出，投機金融資本與官學產媒四大同盟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或者反過來說，官學產媒四大同盟從來就不是統一的，其中一部分人要以損害另外一部分的統治地位為代價來推進金融深化的改革，在中國確立投機金融資本對於產業資本和資本市場的絕對統治地位。而被損害的一方，則通過與自己關係密切的南方系媒體，刊文追問安邦的幕後老闆到底是誰，這個問題被南方系的報道提出來之後，還得到了全國民眾的普遍關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部分西化的官場沉船派的手腳，在董明珠土圍子挨打的時候就爭取到了官府出面支持。

不過，揭老底戰鬥隊提出來的問題依然是有效的，老田至今仍然希望知道，安邦背後除了初期的美國資本標準投資之外，還有什麼人參與了?前些時候，微信圈流傳一篇為寶能系資金來源洗地文章，說寶能系背後的資本與所謂的潮州幫有關係，這個文章一看就是假的，目的就是掩蓋寶能系背後的真正老闆。許多老百姓都期待著真實答案：在中國推進金融深化改革並強力打土圍子的資金，老闆是些什麼人?來自美國還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