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撰的世界歷史 - 諸玄識

第一部分 華夏派生西方 - 新文明與假歷史 （諸玄識）

「經史子集」之外無歷史。

在其與中國相遇之前，即在中國的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西傳、從而使歐洲發生劃時代的變革之前，西方沒有文字、文明和歷史。

 「東學西漸」——主要是造紙術和印刷術的西傳——使基督教的書寫工具，從「神秘語言」 變為實用的語言文字（分裂為西歐各國言語：與各地方言結合而形成各國文字）。與此同時，在「東學西漸」帶來「文明印象」及其技術的條件下，基督教的書寫工具也變為「偽造工具」——盡量集大成於內外信息，而編織成西方自己的「文明的神話」。稍後，它被俗世歐洲（號稱「人文、理性」）變本加厲、發揚光大——在用指南針與火藥來開拓「世界歷史」之後，便再用紙與印刷術來譜寫「千禧篇章」。

是四大發明，不僅激活了猶太—基督教的拉丁文與希臘文（後者在1830年代以前，與希臘本身沒有關係）；而且使「字母世界」開始有了「有文字的文明」！於是，歐洲在歷史文化方面，開始脫胎換骨，別開生面；以致「遠溯博索，光前裕後」。

這就是說，近代以前西方的全部的「文化、歷史」都是子虛烏有。即：所謂的「古典文明」、希臘源頭、科學傳統、哲學流派和「與之相關」的幾大文明古國和「地中海文明」，以及基督教經典與成就（中世紀歐洲的歷史），都是在文藝復興世紀前後——東學西漸的大環境下——被偽造出來的。

向西傳播的中國科技與文化（阿拉伯、蒙古為中介）、東方文明的引力與示範、以及東方所形成的全球貿易與「全球天下」（哥倫布憑藉中國發明「發現新大陸」），再加上西方因其「海洋地緣」而得天時地利；凡此，正在醞釀一個新文明，而作為其前提條件的「思想準備」，就是利用「東學西漸」來塑造「西方譜系」。

西方的「真實文明」和它的「虛擬前身」，都是源於華夏！

第二部分 外國學者揭秘西方偽造歷史

現代標準的西方及世界的編年史體系是在16—17世紀被偽造成型的，教士是始作俑者。

根據俄羅斯科學院阿納托利·福緬科院士的研究，自從文藝復興以來，在歐美國家被用於教學的歷史，基本上是被偽造的。真實的西方歷史最早開始於1250年左右（此前毫無文字記載）。耶穌基督產生於1053年，被釘十字架於1086年，而第一次十字軍則是對他的遇難的直接反應。荷馬史詩是中世紀的匿名詩人。

古希臘的城邦和殖民地的素材分別是義大利城市國家和十字軍東征。

讓·哈爾端揭露，幾乎全部的古代著作都是在13世紀以後偽造出來的。 哈爾端還說，幾乎全部的古代藝術作品、石刻和錢幣都是偽造的。

所謂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實際上都是中世紀的作家，生活在14—16世紀。希羅多德的《歷史》是最近杜撰出來的，希羅多德參考了11—16世紀發生的一些事件，他本人生活在16世紀。

柏拉圖的《共和國》的真正作者，是中世紀的格彌斯托士·卜列東（Georgius Gemistos Plethon 或 Pletho，約1355年—1452年）。被說成是是公元前5世紀的柏拉圖（Plato）和公元第三世紀的普羅提諾（Plotinus），都是15世紀的格彌斯托士•卜列東（Pleton）。

「古代的希臘文著作」都是中世紀的產物，希羅多德、色諾芬、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其他的「古希臘」的著作，都是11—15世紀的，在16—17世紀被編撰。

尤利烏斯·凱撒的《高盧戰記》和《愷撒戰記》 都是後來偽造的。

羅伯特·巴利道夫（Robert Baldauf，瑞士語言學家）的研究結論是：「我們的羅馬人和希臘人都是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根據巴利道夫的闡述，荷馬、索福克勒斯、亞里士多德和別的「古典作家」，所有他們都處於同一個世紀；他們的家,並非是古希臘或羅馬，而是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的義大利（絲綢之路的終端，中國與阿拉伯文明向西疊加波及的歐洲門戶）。全部的古希臘和羅馬的歷史都是……被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和他們的歐洲同仁和門生，拼湊和撰寫出來的。「人文主義給予我們一個關於古代和……中世紀早期的奇妙世界，這是人文主義作家的一個發明。」巴利道夫說。

威廉·卡梅爾（Wilhelm kammeier）手稿《全面偽造的歷史》寫道：德國歷史和全部的世界歷史都是在極大程度上的杜撰，其文字和文獻資料都是偽造的。 聖奧古斯丁著作是在假的基督教典籍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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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大英博物館購買了紅陶石棺（terracotta sarcophagus），這個古代伊特魯里亞文物很快聞名。經傑出的博物館專家鑒定，它是公元前6世紀的作品。然而十年後，一個名叫恩里科·彭內利的羅浮宮的修復工，通知考古學家，該文物是他和他的弟弟皮耶羅·彭內利製作的，然後，將它埋在土裡，再「成功地」發現這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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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一批帶有斑點和神秘文字的雕像在耶路撒冷重見天日。所有這些被稱為古代摩押人的「文物」，被普魯士政府以20000塔勒拍賣，旨在資助東方學研究。然而法國人克萊蒙-加諾（clermont ganneau, 1846 —1923年，考古學家）宣稱它們全是假貨。一個政治醜聞爆發，因為柏林博物館收藏了1700件「摩押文化」的古董；結果發現製造出成千上萬的這類文物的公司（工廠），就坐落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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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紐約大都市博物館購入三個伊特魯里亞武士塑像（譯者按：位於義大利的「伊特魯里亞文明」，純屬偽造），被認為是（該文明）唯一的二千三百年以前的藝術品。專家們歡欣鼓舞，只有文物保管員帕森斯對此發現深表懷疑。三十年後，帕森斯遇到一個名叫阿爾弗雷德·菲奧拉萬蒂的義大利人；後者承認，在半個世紀前，他和其弟里卡爾迪·菲奧拉萬蒂擁有一個批量生產此類文物的陶瓷工廠。但紐約大都市博物館拒絕相信帕森斯所寫的調查報告。一名專家帶著館藏武士所缺的一個手指的模型，找到菲奧拉萬蒂；發現他保存了伊特魯里亞武士塑像的一個手指，作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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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盧浮宮以200,000法郎收購了賽塔芬尼斯金皇冠（Saitaphernes' Golden Tiara，希臘—西徐亞人的文物），五十年後發現是假的。

第三部分  透視偽造的源頭

近代以前的西方沒有歷史。當日耳曼部落族群——現代西方人的祖先——從中亞漠北的大草原，進入歐洲的時候，那裡原本就是黯淡無光的文化荒漠：從來沒有文字、文化和文明。

近代以前，雖然猶太—基督教擁有原始的拉丁文和希臘文（在被「四大發明」改造之前，兩者不能被通俗使用；絕大多數的教士和貴族都是文盲；而且希臘文與地理上的「希臘」毫無關係）；但是，它們與其說是「語言文字」，不如說是「神秘符號」：在密室偽造「神聖」，對族群散布「咒語」。

基督教的千年絲毫沒有改變歐洲和日耳曼人的原始狀況。然而，中國的技術與文化透過阿拉伯—蒙古—十字軍傳入歐洲，在點燃了幾點文藝復興的火花的同時，卻全面地造成宗教失控，以致人神火拚，趨於毀滅。幸虧，東方的舶來品的其中幾項（指南針、造船術、航海圖等），加上實際上是中國開拓的「地理大發現」 ；凡此，使西方因禍得福，否極泰來！——劫掠和霸佔美洲讓歐洲的內部變得寬鬆、和解、有序、富有：「負能量」疏解於外、嫁禍於人，「正能量」帶來佳境、創造奇迹（暴力的再生產）。

從那以後，歐洲的宗教語言得力於紙與印刷術等，而能夠升級和普及，逐漸與各個日耳曼部落向民族國家的轉型，相輔相成，兩全其美；於是，基督教就把其內部的神話傳奇與外部的文化信息，編織成了一個神聖性的文化根脈。在此基礎上，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理性」和「西方中心」，與之徵服世界相得益彰，就構建成了以「西方始終應該主宰全人類」的世界歷史。這就像歷史學家貝內德托·克羅齊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第四部分 外國學者批評西方歷史學

義大利文藝復興所發掘的「古典文明」（希臘、羅馬）是向壁虛構；

歐美歷史學所產生的西方史與世界史，都是基於偽造的歷史資料；

基督教是偽造歷史的始作俑者，從而形成了西方史學的主脈；

耶穌基督並非產生於公元元年，他的生與死都發生在中世紀。

（中世紀以來的西方學者）根據著名的日期和事件來編撰歷史，那就像是月亮著落一樣，純屬偽造。迄今為止，已有四十萬到兩百萬個如此日期/事件，都是從奇聞異事和宗教神秘中被炮製出來了。然後，讓你（讀者或學子）開始領悟一部新時代的編年史的意義；但它卻是遵循這樣一個荒謬的「經驗統計理論」（empirico-statistical theory），即：大部分的歷史學是服務於「強權即公理」的虛構之集合。「歷史總是被勝利者所寫的」（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Dan Brown）。

我們大家都是通過博物館、書本和遺址來和往昔建立聯繫。這些就事論事的「歷史」。它們沒有經過批判性的反思的過濾，就先入為主地植根於我們的心靈，構成了我們的知識存在。

這樣的歷史是真的嗎？阿納托利·福緬科（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希望喚醒你們！他的見解可被棋王加里·卡斯帕羅夫和伊薩卡·牛頓所佐證。

福緬科院士首倡「徹底改變人類歷史學」——更換古代世界的編年史。他和他的合作者格列布·諾索夫斯基試圖用統計學和天文學的科學資料，來重新驗證（鑒於西方沒有真實的文物、文獻的史料）。福緬科院士認為：西元11世紀以前的西方，不存在關於人物和事件的可靠的文字記錄。大部分的早年文化都是基於這樣的「文獻」或複製文獻，它們即使是真的，也只是作者對他們的同時代所發生的的事的記錄。從這一點來說，那時的編年史家——主要是少數教會文士——憑藉假設和共謀來確定歷史事件及其日期。他們乾脆把其周遭的瑣事——無意義的或有害的事——用來充實早年「歷史素材」，從而創造了諸多的中古事件提前「重演」的怪像。

在基督教的編撰中，《新約》中的事件，一如《舊約》，大部分的故事都是根據後來發生的事炮製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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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德的原型是猶太—基督教中的黛博拉（Deborah）。【譯者按：被說成是法國民族英雄的「聖女貞德」是虛構的；近年還偽造了貞德的遺骨。法國朝野於2012年6月6日，根據假的貞德的生日，進行了六百周年紀念活動。France Celebrates Joan of Arc's (Fake)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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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被釘十字架發生在1086的君士坦丁堡。……福緬科院士斷言，耶穌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同一個人，耶穌是中世紀的人！【譯者按：貝拉·盧卡奇博士指出：「耶穌生於1053年，被釘十字架是1086年，第一次十字軍就是對該事件的直接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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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希臘和羅馬都是被文藝復興的作家和藝術家塑造出來的。所謂的受亞里士多德教育的亞歷山大大帝，後者只是15世紀的莫斯科的一個沙皇。【譯者按：15世紀俄羅斯還是一個很原始、非文字的部落社會】。

亞歷山大大帝。在短短的10年，從20歲開始，他造就了龐大的帝國，綿延從埃及到印度；從來沒有在戰鬥中敗下陣來，他利用創新的攻城利器；並成立了20個城市，都冠其英名，包括在埃及亞歷山大。這是真的嗎？ in 10 short years from the age of 20 he forged a vast empire stretching from Egypt to India. Never defeated in battle, he made use of innovative siege engines every bit as as effective as the fabled Trojan Horse, and founded 20 cities that bore his name, including Alexandria in Egypt.  

（現代流行的）中世紀早期的英國歷史，採用了杜撰的后羅馬的阿瑟王傳奇及其人名和時間，實際上是複製了一些的拜占庭的歷史，後者卻也是基於中古後期的事件而偽造出來的。

福緬科院士說，就是現代的編年史的「科學方法」也是基於老的、被杜撰的時間線的。現代的西方歷史學是變本加厲的墮落。一句話，我們是在實踐「讓·鮑德里亞模式」，而沒有第一手資料。【譯者按：讓·鮑德里亞是法國哲學家。其思想歸納為「現實的消失」。他在其所著《象徵交易和死亡》書中提出三個概念：A.「仿冒擬像」：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B.「生產擬像」：工業革命以來，所有的物體彼此全是複製擬像；C.「模製擬像：設置程序再現原始起源。】

我們（西方文化）是在中世紀模本中編織起來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年）說∶「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俄羅斯社會批評家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Alexander Zinoviev, 1922 —2006年）更明確地指出：「17世紀以前的全部（西方）歷史都是被偽造的，精緻的偽造具有了普遍性。

奧威爾的那句控制過去的老話，雖然能夠打動《1984》的年輕讀者，但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早已是麻木不仁了。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迪特里希·黑格維施（Dietrich Hermann Hegewisch, 1746—1812年）在1854年寫道：「提供有序的（歷史）原則，來促進（現代）社會生活的理性安排。」

人類的時間線的隱晦，是個「歷史問題」，至今懸而未決，以致社會自身不能正常運行。（中世紀）基督教分裂，從而讓神父來為《聖經》中的事件設置時間，其意義是深遠的。

法國學者讓·哈爾端，書商的兒子，成為耶穌會教師和圖書管理員；他越來越對其所收集和翻譯的古典文獻感興趣，最後得出結論：除了西塞羅和維吉爾等極少數人的古代作品之外，所有的希臘和羅馬的「古文獻」（包括眾多的希臘哲學、科學、歷史和文學），都是13世紀的教士杜撰出來的（根據東方的新知識拼湊出來的）。哈爾端同時懷疑由希臘文翻譯而來的《聖經》是假的。揭露這個醜聞激怒了他的耶穌會上司，後者迫使他於1708年放棄如此研究；直到哈爾端死後才發表其擴充的著述，它宣稱是中世紀的本篤會修士編織了古典的希臘和羅馬，他們還鑄造了古代錢幣。【譯者按：福緬科院士稱：真正的羅馬帝國僅是中世紀的羅馬教皇所設計和追求的「統一藍圖」（以「泛蒙古帝國」為素材和靈感），也就是所謂「第三羅馬帝國」。即：「李維所確定的『古羅馬』是公元1053年之後，羅馬在義大利建立的正確時間應該是14世紀。」】

早期神父聖保羅和福音書（「福音四書」，即《新約》的頭四卷）都是本篤會僧侶於16世紀炮製的。「基督與使徒」大批量地虛構歷史事件，15世紀結束以前的英國歷史亦然。

今天所教的中世紀史幾乎全是偽造的。「一個想象的歷史階段被創造出來，它叫做『中世紀』。」整個700—1400年的「中世紀歷史」全都記載著從未發生過這些事（而那段時間的歐洲，真正發生的事，因為沒有文明的內容和工具，所以根本無法記錄在案）。

深入研究表明，在西方，公元8世紀以前的文字資料全不可信，而關於8—10世紀的信息極為稀少；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古代」歷史事件是發生在11—16世紀，它們在1400—1600年間在「復古」的想象中被編撰成書。

不可思議的是，沒有一個在11世紀以前的文物或文字證據是可信的。古典歷史（希臘、羅馬和猶太—基督教）竟然全是基於這樣的「副本」，即：所有的原件都已「遺失」了！

古羅馬和希臘的歷史，古埃及和波斯的歷史都是在文藝復興時期，根據教會神話中的線索，被發明作為西方歷史或是作為它的鋪墊材料。

 （聖經）《舊約》是隱晦地反映中世紀的事件，它是被寫於《新約》之後。殊不知，十字軍與十字架（耶穌受難）是同時代的，旨在懲罰彌賽亞的迫害者；那就是，耶穌產生於公元1053年，而被釘十字架在1086年。

通用的古典世界的歷史是謊言的聚合，其中的大多數的人物事件都是公元16世紀之前的一段時間被製作出來的。我們今天所學到的世界歷史都是在公元16—18世紀被杜撰出來的，奠定這個基礎的是，義大利穿白袍黑袍的教士和14—15世紀的「人文主義者」。

在東方及阿拉伯人的文化影響的大環境下，義大利的彼特拉克、但丁、布拉喬利尼、馬基維里、喬托、貝爾尼尼、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等人所創造的，不僅有不朽的傑作，它們得到了羅馬教皇和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的酬報；而且還有大量「古代的」手稿、壁畫和塑像，它們供應英法德俄等國的暴發戶。

N. A.莫羅佐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Morozov, 1854—1946年）提醒我們：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教授安西拉 (de Arcilla)證明，整個古典時代的歷史都是起源於中世紀。這雷同於耶穌會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哈爾端（1646—1724年）的觀點，他認為：古典文獻是在16世紀前一段時間的修道院中被杜撰出來的。

古代和中世紀的編年史是後來杜撰的，其中的大部分成型於16—17世紀，開始於約瑟夫·尤斯圖斯·斯卡利傑（Scaliger, Joseph Justus, 1540—1609年）的著述。

羅伯特•巴利道夫在其所著《歷史與批評》（History and its Criticisms, 1902—1903年）一書中，證明：不僅古代史（希臘—羅馬、猶太—基督教），而且中世紀前期的歷史，都是在文藝復興時期被偽造出來的，後世只是在語言學上「豐富多彩、順理成章」而已。

德國學者黑里貝特·伊利格（Heribert Illig）的論文《查理曼是真實存在嗎？》（ Was There Really a Charlemagne?），寫道：許多關於查理曼大帝的文獻，都是後來虛構出來的。

《大時代騙局——歐洲歷史假的！》一文揭露：

不少媒體已經注意到，在德語國家有大量經文、官方文件和手抄本被發現是造假；尤其是關於12世紀的歐洲的，這些偽文獻被廣泛使用作為政治法統和文化宣傳的依據。

關於中世紀的發明的造假正在電視節目中熱烈討論。這意味著歐洲中世紀「黑暗」到如此程度，以致關於它的種種描述是實際上不存在的。特別是在（公元）611—914年之間，毫無證據顯示在此階段發生過任何事。

今之研究機構，從其體魄、智能、財力、武功和精神，把查理曼大帝塑造成一個夢幻般的超人。（現代書中關於查理曼帝國的）許多令人驚嘆的成就與當時歐洲的極端落後和貧窮之實情乃格格不入，那時貿易低下，溝通困難，貨幣罕用；在如此凄涼的景象里，很難看見任何城市從羅馬廢墟上興起。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查理曼帝國是虛構的。詳細的考古分析足以動搖關於8—9世紀的歐洲建築的真實存在。

不用說，關於時間偏差測定的歷史研究正在挑戰關於歐洲文明起源的經典說教。馬丁·貝納爾在其所著的有爭議的《黑色雅典——古代文明的亞非之根》一書中揭露：在過去幾個世紀中。歐洲學者深度歪曲和廣泛編造古代歷史，其中也觸擊到所謂的中世紀的文化背景。該書系統地剖析學者們在古典研究上的可恥行徑。基於種族主義與文化利益，他們在編造希臘歷史（在1785—1985年之間），以服務於歐洲中心論和白人思想霸權。

第五部分 歷史是什麼？

近代以前的西方歷史——無論是中古，還是上古，無論是歐洲史，還是泛世界的印歐史，包括幾大文明古國，都是根據非文字的中世紀的「事件」與「傳奇」而編織出來的：事件即使是確實存在，也是被挪用或誇大了。正如托馬斯·麥考利所說「在歷史中，每一個特定的事件可能是真的，但整體則是假的。」（A history in which every particular incident may be true may on the whole be false.-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傳奇在相當程度上，西方歷史是基於對傳奇的解讀，而傳奇則是基於對謊言的解讀。正如H·L·孟肯所說：「傳奇，是獲得了時代尊嚴的謊言。」（Legend: A lie that has attained the dignity of age.-H.L. Mencken）。

西方的文字的歷史文獻最早追溯到公元8世紀。在8—10世紀，幾乎沒有任何歷史記錄。今天所知的（古代）歷史事件，絕大多數是在公元1000—1500年所發生的事的「變異」。

沒有一份公元11世紀以前的文件是可信的。絕大多數的「文物」都是被偽造的，即使其中尚未查出的，也存在著與「蓋棺定論」不同的解釋。

17世紀早期，讓·哈爾端認為，絕大多數的通常認為的古代歷史文獻實際上是很遲的。在1685年出版老普林尼《自然史》時，聲稱：絕大多數的希臘和羅馬文本是本篤會修士偽造的。   

所有的通常認為是在公元11世紀以前的（西方或西方學者認定的）文字或字元，都是被偽造的。即使不是近現代偽造的，也是對中世紀所發生的事的錯覺，而被有意無意地變成了「歷史文獻」。在印刷術被普遍使用之前，西方的歷史和文獻全是杜撰的。

被吾人所知的西方歷史學家所撰寫的「世界歷史」，全都是基於15—18世紀的手稿；它們描繪了幾千年前的事件，它們的「原件」（原始材料）卻「不幸丟失」。

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所提供的資金，在塑造「偉大的希臘和羅馬」這件事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聖經）《舊約》要晚於《新約》。《舊約》是對公元14—16世紀歐洲和拜占庭所發生的事件，進行宗教詮釋；它包含著「預測未來」的內容，是與《新約》相關的。《新約》是對公元1152—1185年所發生的事件的宗教詮釋。

（新約）《啟示錄》，像我們所知道的，它包含星座運勢，日期是1486年9月25—10月10日。《啟示錄》的編撰者是.猶太神秘哲學者約翰內斯·羅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1455年—1522年）。

西方的宗教史的組成部分是：前基督教時期（the pre-Christian period）：在公元11世紀（耶穌誕生）之前；基督教的醞釀期（Bacchic Christianity）：公元11—12世紀，耶穌生前死後；基督教時期（Christianity）：12—16世紀。隨後突變為東正教、天主教、猶太教和新教。

傳統上講，克勞迪亞斯·托勒密著《天文學大成》（The Almagest of Claudius Ptolemy）發表於公元150年，被認為是古典歷史的基石。但實際上，它是被編纂於公元16—17世紀，所用的是公元9—16世紀的天文學資料。

顯示出（藝術家）對人體解剖的完美掌握的古羅馬和希臘的雕像，全都是被偽造於文藝復興時期；直到這時，藝術家才首次掌握人體解剖的知識。

希臘地區直到公元15—16世紀才出現城市，比義大利的羅馬還要遲。雅典衛城是奧斯曼帝國的建築。希臘（Graeco-Hellenic）這個名稱首次出現是在16—17世紀，而被用於「古代」是在17—18世紀。

歷史學家根據《聖經》來尋找和塑造上古文明，諸如埃及、巴比倫、亞述和赫梯等。在近東和中東地區，如果發現任何「古迹」，都說是印證了《聖經》的內容，都在誇大的、甚至偽造的「文物」的基礎上，被用於塑造起與西方相關的「文明古國」。而這實質上是《聖經》與「科學考古」的互證共謀。

一般說來，「古代赫梯」是在1880年被發現的;那就是，牛津大學教授亞奇伯德·亨利·薩伊斯（Archibald Henry Sayce, 1845—1933）宣稱，他基於對《聖經》的分析研究，發現了「古代赫梯」。薩伊斯因而榮獲「赫梯的發現者」的頭銜。實際上，薩伊斯所發現的赫梯是中世紀的哥特人。

進而言之，「歐洲中心論」為了徹底囊括世界文明（特別是從尼羅河到幼發拉底河之間），從而使它自己在其中充當「振古如茲、眾星捧月」的核心地位；於是，就把西方—希臘的「根脈」植扎到了「肥沃的新月帶」——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爾）。實際上，那兒的生態環境——地球生物圈中的相對貧瘠的部分——根本不能承載文明（但西方學者證明，「文明已把環境破壞了」）。

只因為中世紀偽造的《聖經》中有些內容，以該地區為故事場景；所以，西方便導演了文化上與考古上的「十字軍」。如下列文字所表述的：

西方文明現在是10,000—12,000年歲。它開始它的雛形於石器時代的末期，即新石器階段；發展農業和家畜，成為人類生產方式的主要模式，從而奠基文明。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根是美索不達米亞；雖然該地區現在與西方衝突，但沒有人愚蠢地懷疑，這兒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因此，如果這是一個可靠的事實，即肥沃的新月帶是第一個文明的家，它誕生於新石器革命的蘇醒期，從而告別採集—狩獵社會；那麼，詞語「想象」（imagination）就會令人豁然開朗，那就是，大地的這個部分誕生了一個超級先知，摩西，他給這個西方世界帶來了神、書（《聖經》）和宗教（基督教）。

所以，對「近東文明」（包括兩河文明）的考古探索是很成問題的。例如紐約大學教授D. T.波茨指出：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學術方面開始注意到古代近東文物的偽造問題，但很快不了了之。最早討論涉及希伯來和基督教文獻。現在，相對很少的考古學出版物提及造假的事，通常是忽略；因為一些學者為了維護自身和同行，故意壓制討論。偽造的近東古董成千上萬地被創造出來。

缺少原始資料乃至偽造證據的前提下，歐美學者不僅誇大、誇張其歷史，旨在鞏固西方中心論；而且提高、提前「近東文明」和「中東文明」，而抑低「遠東文明」。——他們以此來抹殺世界歷史的真正的、幾乎是唯一的「偉大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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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歐洲杜撰的亞當和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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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的《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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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的耶穌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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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的耶穌誕生（米蘭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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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現代的標準設計的「古典文明」

現代學者是被許多持久的謊言所愚弄，其中之一的搖搖欲墜的「埃及學」（「Egyptology」）。為了重建古埃及諸王朝，埃及學家們反覆參考和嚴重依賴那個「神秘」，即：據說是古埃及歷史學家曼涅托用希臘文所寫的「神秘」（按：曼涅托，Manetho, 據說，活動時期公元前4世紀末—公元前3世紀初。古埃及祭司和歷史學家，用希臘文寫成《埃及史》一書，該書有片段為教會歷史學家保存下來，成為今人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史料。曼涅托把埃及歷史劃分為30個王朝和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三個時期，這種分期法有一定的準確性，至今仍為學術界所沿用）。

但事實上，曼涅托及其所著的《埃及史》都是被後人杜撰的：

「關於古埃及的統治者的列表，最早見於約瑟夫·斯卡利傑發現和發表的，冠名於古埃及祭司（歷史學家）曼涅托的著作。但那很明顯是偽造的。曼涅托不是真正的埃及名字，而是多種方言拼湊而成的。」 恰如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的名言：「歷史竟是如此謊言的集合，即它們是由不存在的人物所講述的從未發生的事。」

法國神職學者約瑟夫·斯卡利傑（（Scaliger, Joseph Justus，1540—1609年）被稱為科學的現代編年史的建立者，即：現代通行的關於古代世界和中世紀歐洲的編年，主要是基於16—17世紀的約瑟夫•斯卡利傑的系列著作，以致西方歷史學可被稱為「斯卡利傑歷史學」（Scaligerian History）。然而實際上，斯卡利傑是偽造歷史的集大成者：他不僅匯總了杜撰的神學故事，用其充實歷史；而且還把他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事，寫成是古代的。

通常把歐幾里得、阿基米德和阿波羅尼奧斯等古希臘科學家，在中世紀歐洲被重新發現，因而被作為「古典文明」的復興的一部分。但實際上，他們都是中世紀的人；或是，與「古代學者」相關的著作，都是中世紀寫的或根據東方知識杜撰出來的。總而言之，被稱為西方傳統的知識系統，都是在中國和阿拉伯開始影響歐洲——包括東方知識與東方發明（紙、印刷術等）西傳——之後，才被草創的。

科學史專家維果斯基（M Y Vygotsky）指出：「歐幾里得的原創手稿產生於10—13世紀，他的《幾何原本》問世於1457年（並非像通常所說的公元前300年）。該書配有『羅馬全景的』插圖，被說成是『古羅馬』，但實際上則是中世紀羅馬——請注意，圖中的教堂是哥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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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幾里得《幾何原本》1457年首版插圖。該圖所畫並非古代希臘、羅馬或亞歷山大城，而是中世紀的羅馬城和哥特式教堂。

根據韋謝洛夫斯基（I. N. Veselovsky），所有的現代版的阿基米德的著作都是基於「已丟失」的15世紀的手稿。阿波羅尼奧斯的著作最早於1537年問世。

在17世紀以前，歐洲人對於「古希臘」的了解都很朦朧（就是教會講了一點）。17—18世紀，學者們根據已經杜撰成型的羅馬編年，開始重建「希臘歷史」，而對希臘地區的真實過去則是嚴重歪曲。當時，雅典沒有像樣的建築，「雅典衛城」是奧斯曼帝國所建的防禦城堡，「帕特農神廟」原本只是軍火庫。

通常認為，巴比倫城位於現代的美索不達米亞。但一些中世紀記載則完全不同，例如《塞爾維亞—亞歷山大》一書稱，巴比倫位於埃及（這本書還講到，亞歷山大大帝死於埃及，但現代的歷史書說他死在美索不達米亞）。進而言之，我們查閱到，巴比倫是個希臘人的聚落名稱，位於埃及金字塔對面的巴布爾（Babel），在中世紀，常和開羅混用。羅馬也被叫過巴比倫。中世紀的拜占庭歷史學家把巴格達叫做「巴比倫」。然而我們考證是，「古代」巴比倫就是典型的中世紀哥特人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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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of the mythical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by Maerten van Heemskerck (1498–1574), published in 1572.）

關於巴比倫及其所在的地點，中世紀有許多說法。這張最早的圖畫（遠處是「空中花園」），成為後來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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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有關耶穌的記録(Testimonium Flavianum)。證明耶穌生活於公元1世紀。但實際上約瑟夫的書和這畫都是偽造的。福緬科院士認為，耶穌是中世紀的人。

第六部分 羅馬編年史是歐美的世界編年史的經緯

讓我們簡明扼要地介紹，當今流行的古代與中世紀編年史的來龍去脈。現今的全球編年史是由17—19世紀的歐美史家所精心打造，而建立起來的。〔因為沒有現存的歷史記載和歷史編年，例如像中國的二十四史——譯者。〕當時的歷史學家們是根據號稱是古羅馬《儒略曆》（julian calendar），來推算主要歷史事件的發生日期（實際上是把中古教士所積累起來的神學傳奇與周遭事件，加以「科學化」）。那就是，以中古材料為基礎，以《儒略曆》為時間軸線和以最先完成的「羅馬編年」為經緯或參照，把陸續「發現」的文獻和文物及其註釋，系統化與邏輯性地充實進去，從而形成了浩如煙海之「洋洋大觀」。並且，所有的被西方學者「發掘」出來的其他文明，無不根據《儒略曆》安排它們的「歷史事件」的前後順序，列於古羅馬之前、之後或並世。換句話說，羅馬編年史是全球歷史的「脊柱」（spinal column）。

16—17世紀，斯卡利傑、佩塔維斯和別的神職編年史家利用當時的「神喻」和「周遭」，草創了古代編年史

現行的古代史和中世紀史是被草創於——其大部分內容被略述於——16—17世紀的約瑟夫•斯卡利傑（（Scaliger, Joseph Justus，1540—1609年）的著述中的，因而他被現代歷史學家波克曼（E. Bickerman）稱為「近代的科學編年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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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斯卡利傑對編年史/年代學（chronology）貢獻。堪稱卓著。他的代表作有兩部：1.《論日曆和斷代方法的改進》（1583）（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e /英文：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Time）；2.《年代學詞典，包括歐色比烏斯·帕姆費里的年代記》（1609）（Thesaurus temporum, complectens Eusebi Pamphili Chronicon / 英文：The Thesaurus of Time, Including the Chronicle of Eusebius Pamphilus. 據稱，該書重建了歐色比烏斯記載的早期基督教歷史，按照年代先後整理了古代希臘拉丁語殘留文獻的順序）。

約瑟夫•斯卡利傑的著述體系的大部分內容，被戴奧尼夏·佩塔維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作了整理和總結。後者的名著是《關於年代的理論》（De doctrina temporum, Paris, 1627年）和《時間的理性》（Rationarium Temporum, 1652年）。

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Gerhard Friedrich Miller, 1705—1783年）在18世紀，按照斯卡利傑的模式修訂了俄羅斯歷史和編年。

基本的古埃及的歷史編年的全貌，是通過基督教編年史作者的製作，而呈現給我們的。據說，他們採用了古埃及祭司和歷史學家曼涅托（Manetho, 4—3世紀/公元前）所纂集的「埃及國王列表」，實際上只是幾句話被基督教作者引用了而已（並且曼涅托是何許人也，無法查證，並且其人名字也不是埃及人）。

【維基百科：曼涅托，亦稱曼內托。古埃及祭司和歷史學家，用希臘文寫成《埃及史》一書，該書有片段為教會歷史學家保存下來，成為今人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史料。曼涅托把埃及歷史劃分為30個王朝和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三個時期，這種分期法有一定的準確性，至今仍為學術界所沿用。】

由此，現在通行的關於「古典」和「中古」的編年史，可以被稱之為「斯卡利傑—佩塔維斯版本」（Scaliger—Petavius Version）；進而，我們也可以簡稱為「斯卡利傑編年史」（Scaligerian Chronology）。斯卡利傑和佩塔維斯在16—17世紀提供了古代編年的時間表，卻沒有給予任何合理的解釋。然而他們也的確具有「神聖的理由」，即：「神學傳統」——在過去的大部分時間裡，歷史都是神學的附庸，它是由神職學者來撰寫的。

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編年史是假歷史的，而在此之前則完全沒有記載。今天的歷史學家們都相信，優西比烏（Eusebius）和哲羅姆（Hieronymus）兩人奠定了編年史的基礎，據說是在公元4世紀完成的。極大的可能性，他們都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不會更早（值得注意的是，優西比烏畫像，其服裝款式是典型的文藝復興時代的）。

【維基百科：優西比烏（Eusebius Caesariensis 生於約260年或275年—可能卒在339年5月30日）是巴勒斯坦地區的該撒利亞（即該撒利亞 Palaestina）的教會監督或主教。由於他對早期基督教歷史、教義、護教等貢獻，他被一部分後人認為是基督教歷史之父。】

【維基百科：哲羅姆，天主教譯聖熱羅尼莫或聖葉理諾，也譯作聖傑羅姆（約340年－420年，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是古代西方教會領導群倫的聖經學者，公元340年生於司垂登的一個基督徒家庭。哲羅姆很早就顯露出對藏書的熱情，並建立了古典晚期最卓著的私人圖書館（由學生時代的異教文學經典開始，逐漸包含大量的基督教聖經與神學作品）；他在羅馬接受教育，去萊茵河邊尋求仕途，並在皈依苦修理念后前往敘利亞的荒漠地區苦行，晚年時（386年－420年）定居於耶穌的出生地伯利恆，過苦修隱居的生活。在早期的拉丁教會他被尊為四位西方教會聖師之一，這個約定俗成的稱號後來被教宗鮑尼法八世列為正式頭銜。哲羅姆是最有教養，最有學問古教父當中的一位，也可說是古代西方教會中最偉大的學者。】

嚴厲批判基督教偽造歷史的、英國歷史學家埃德溫·約翰遜（Edwin Johnson, 1842–1901年）指出：「比編年史所告訴我們的，我們實際上更接近希臘和羅馬。」按照福緬科院士，所謂的「古希臘、古羅馬」都是對中世紀的發生的事的離奇發揮。按照莫羅佐夫教授，全部的「古典時代」都是中世紀的緣起。

教會帶頭偽造歷史，影響深遠，罄竹難書

近代以前的西方，唯一掌握文字的少數基督教僧侶在黑暗中偽造歷史。美國基督教新約歷史學者巴特·葉爾曼教授指出：早期基督教文獻的最大特色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偽造的。在第一世紀倖存下來的文獻里，僅兩位作者是正確的名字；別的基督教文獻要麼是匿名，假的冠名，要麼是被偽造的。……如此歷史現象值得更充分的研究，這不僅關乎神學，偽造的文字最終都被當成是經文；而且它們廣泛地參與古代文化的實踐主流之中。如果我們不把它們置於欺騙的環境中，殃及希臘—羅馬，包括猶太教染指的部分；那麼，我們就不能理解這些偽造爭論。

在僅有少數基督徒壟斷文字、而社會基本上是口語交流的蒙昧時代，很多傳說中的名人軼事，都被教會按不同教宗的意旨和不同時期的要求，作言造語；稍後的學者們憑藉紙與印刷，把泛世界的新資料整理而充實其中。邁克爾·科斯比教授說：偽造者杜撰名人手稿。在保羅時代，編造名人所著的文獻有各種原因。有些人是為錢。有些人要促進某種思想，他們將書籍冠以響名來吸引讀者。如果是無名之輩寫一本哲學書和宗教書，就會無人問津；但若宣稱是柏拉圖或西塞羅所著，則必洛陽紙貴。

美國學者約瑟夫·惠利斯(1868-1950) 在其所著《基督教偽造歷史》書中指出：它的權柄和轄區被牢靠地建立在偽造的基礎上，以編製教旨來伸張其精神權力，杜撰聖人和殉道者的生事。建立如此宗教，一種新型的異端，叫做基督教；以欺詐和偽造古籍經文來樹立起優越性與主宰權。在1千5百年中，幾乎每一個它宣稱的主要文件，都是偽造的，偽造聖者、文物、殉道者和各種奇迹。

惠利斯進而揭露，西方古代史主要是基於對史前社會的荒誕記載，在加以發明和杜撰，而逐漸充實起來的。他寫道：我們可以捕捉一種價值觀，它幫助我們了解古代作家的精神過程；其所描述的事件，真的或荒誕的，都作為「歷史」的記錄。那些歷史文學的拓荒者生活在淳樸、誠信的草昧時代，然而簡直是不可信、不可能發生的事，統統構成了完美的歷史，竟被無評判的接受。傳奇的話題、相傳和迷信的故事、神話、民俗和寓言，「一句話，每一件事似乎都印證過去」。它們構成了早年歷史學家的原始材料。《聖經百科全書》對於原始的歷史學——希伯來的和民族類的——作了這樣的描繪：「像希臘紀事作家的資料諸如詩歌、家譜、有代表性的氏族社群、部落和各種地方傳統，為《士師紀》提供了大部分的內容，外國神話、民族起源、民俗技藝和寓言，一句話，每一件事都似乎印證過去。對我們來說，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的。」

現在不用說《舊約》和《新約》是聖典，還是被杜撰的文學；無數的以想象方式形成的古代作者的歷史文獻，全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古典」，諸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約瑟夫斯（「猶太史」）和李維（「羅馬史」）等人著作，都應該儘早作廢。想象的古老歷史的最根深蒂固的形式之一是猶如今天的文學作家那樣地發明講話和整篇演講，真像古人親口吐出，他們如實記錄。

「如此演講，像我們在修昔底德的書中讀到的，我們肯定地斷言，這些都不是真實的記載。李維所產生的從古羅馬國王、執政官和將軍的口中說出的話，彷彿他是現場聽眾之一。（黑格爾：《歷史哲學》）。」

偽造歷史，乃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它開風氣於中古基督教，臻於成熟於文藝復興，登峰造極於18—19世紀的歐洲中心論；從而鍛塑出垂數千年的卷帙浩繁、汗牛充棟的泛西方的「千禧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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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的文字：】The Fake History of World. 杜撰的世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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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Jews had been living in Egypt for centuries as slaves, surely they would have noticed the pyramids and the Sphinx? Strangely, neither of these great architec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 are mentioned even once in the Old Testament!《舊約》中有「出埃及記」，但整書未提及金字塔和人面獅身（世界奇觀）。按照福緬科院士，《舊約》是在中世紀被杜撰的，實際上，杜撰者們只知道「埃及」名字而已，根本沒去過那裡。

耶和華的名在紅海顯為聖（包含《出埃及記》第13章第17節參-《出埃及記》第15章第21節參）：以色列人從疏割起行。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路，夜間則以火柱光照他們。法老的心剛硬如故，遂帶領車輛軍兵追趕他們，一心要在紅海把他們一舉消滅。摩西安慰百姓說：「不要懼怕，只管站穩！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施行的救恩。」（《出埃及記》第14章第13節參）耶和華使海水分開，露出乾地使摩西可以帶領以色列人安然到達對岸。法老的大軍尾隨不舍，結果複合的海水把他們全軍淹沒溺斃。聖經的第一首勝利之歌將以色列人脫離奴役的歡樂表達得淋漓盡致：「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柏拉圖及其著述都是中世紀杜撰出來的。其中有關亞特蘭蒂斯的傳說。在柏拉圖最晚年的著作《克里特阿斯》(Critias) 和《提邁奧斯》(Timaeus) 兩本對話錄中都有提及。在柏拉圖的提示中，有這樣的話：「在梭倫九千年前左右，海格力斯之柱（直布羅陀海峽）對面，有一個很大的島，從那裡你們可以去其它的島嶼，那些島嶼的對面，就是海洋包圍著的一整塊陸地，這就是『亞特蘭蒂斯』王國」。當時亞特蘭蒂斯正要與雅典展開一場大戰，沒想到亞特蘭蒂斯卻突然遭遇到地震和水災，不到一天一夜就完全沒入海底，成為希臘人海路遠行的阻礙。

第七部分 西方沒有科學傳統

西方在近代以前沒有科學，也基本上不使用文字。西方的文字、科學和文明，應該都是四大發明西傳和1492年之後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文藝復興開始的。換句話說，中華文明和受其影響而起的阿拉伯文明——作為「中學西被」的中介，兩者疊加向西傳播文化與科技，從而產生了「西方文明」。此須說明：近代以前的歐洲不僅不能產生科技，而且也不能承受外來科技；它們造成了宗教失控，人神火拚和族群吞噬。在十字軍無功而返之後，歐洲深陷數百年危機和戰亂，趨於毀滅；幸虧諸多西傳的中國科技之中的幾項——指南針、造船術和航海圖，加上先前摧殘本土的火藥，使得西方人「發現美洲」，而疏解內部，嫁禍於人。殖民擴張使其內部變得寬鬆和財源滾滾而來，與此同時，中國科技奠基其科學與工業革命，中國文化奠基其人文與俗世文化；僅在此情況下，歐洲才首次有了「文明」——而且是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文明」（當然，西方的地理環境——確切的說，是被中國技術提升起來的最具戰略意義的「海洋地緣」——是西方崛起的最基本的客觀條件）。作為「文明的暴發戶」，西方自然而然地要「認祖歸宗」，而打造其「無比優越的傳統」，旨在理所當然地主宰其餘世界。

荷蘭學者多麗絲·傑登斯基說：近代西方（文明）是緣起於東方古老文明的「暴發戶」（upstart），它在這個基礎上的科學發現和應用發明，只是人類歷史中的淺層裝飾，缺少智慧的道德根基。西方給予人類的，全是在資本主義好戰的政治意識形態下的物質主義。當西方文明因其權力慾望和無限貪婪、而自體破壞的時候，世界必將轉向現在被它所鄙視的傳統智慧的東方。東方將使地球持續下去！

西方的科學史是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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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狄斯·托勒密

赫赫有名的《天文學大成》實際上是中世紀（後期）的作品。但是，通常它被相信是克羅狄斯·托勒密所著（Claudius Ptolemaeus，約90年—168年），他被說成是（埃及）亞歷山大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地理學家，現代歷史學界確定他的生平是公元2世紀。

根據天文學歷史的專家的研究，托勒密這個人——正如其著述——在歷史中是「陌生」的，他的同時代的人沒有留下任何關於其人其事的歷史記錄。按照（正統的）「斯卡利傑編年史」，《天文學大成》成書於羅馬皇帝安東尼·庇護的之下（公元138—161年）。我想闡明的是：真正的書寫文字的時代，是文藝復興這個劃時代的歷史階段，而非古代（正統學者們在這方面過分誇大了「歷史」）；就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紙張和羊皮紙（寫下一本書的用量）都是極為昂貴的。（此須說明，「文藝復興」這個名稱和觀念都是事後「賦予」它的）。

福緬科院士說：「正統學術界把克勞狄烏斯·托勒密《天文學大成》說成是公元150年左右的著作，被當成『古典歷史學』的基石；但實際上，它是在16—17世紀被編篡的。」

義大利學者喬治·斯特拉諾指出：托勒密《天文學大成》完全是假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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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義大利教授馬爾科·貝雷塔和瑪麗亞·孔福爾蒂指出：關於近代早期的科學（著述）的杜撰，迄今為止，尚未展開充分討論。但無論如何，（文藝復興和其後的一段時間）是偽造和欺騙的「黃金時代」，那個時代是普遍的學術杜撰的甚囂塵上；唯有法國的有識之士讓·哈爾端，於17世紀晚期驚世駭俗地宣稱：所有的古代文獻和遺物，都是一夥神秘教士於中世紀晚期偽造或拼湊出來的！

歷史學和考古學（領域）已淪為偽造的方便的平台。（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過去是未知王國，因而充滿著欺詐的陷阱。……偽造（歷史）可以被政治、宗教和思想所利用，來宣揚國家的、種族的和傳統的驕傲；所以，廣泛地偽造歷史和文獻已是不言而喻的。

在近代早期，偽造的古代文物，諸如古代寶石、雕塑和瓷器，是司空見慣的；義大利並不缺少專門的工匠，來滿足新興的歐洲社會的「認祖歸宗」的需要。

（科學史）的騙局屢見不鮮，尤其是發生在動物學、植物學、地球科學、解剖學、鍊金術和化學等學科中；如前所述，它們廣泛地或鬆散地被聯繫到「古典」。假的文物和圖畫已被買、被收集和被展覽，它們皆歸屬為「傳奇」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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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百科全書介紹 克羅狄斯·托勒密

克羅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地心說」的集大成者，生於埃及，父母都是希臘人。公元127年，年輕的托勒密被送到亞歷山大去求學。克羅狄斯·托勒密克羅狄斯·托勒密在那裡，他閱讀了不少的書籍，並且學會了天文測量和大地測量。他曾長期住在亞歷山大城，直到151年。有關他的生平，史書上少有記載。約公元90年生於埃及的托勒馬達伊，曾在亞歷山大城居住和工作，168年去世。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天文學大成》（13卷），是根據喜帕恰斯的研究成果寫成的一部西方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主要論述宇宙的地心體系，認為地球居於中心，日、月、行星和恆星圍繞著它運行。此書在中世紀被尊為天文學的標準著作，直到16世紀中哥白尼的日心說發表，地心說才被推翻。另一部重要著作《地理學指南》（8卷）是古希臘有關數理地理知識的總結，主要以馬里努斯的工作為基礎，參考亞歷山大城圖書館的資料撰成。第1卷為一般理論概述，闡述了他的地理學體系，修正了馬里努斯的製圖方法。第2卷至第7卷列有歐、亞、非三大洲8100處地點位置的一覽表，並採用喜帕恰斯所建立的緯度和經度網，把圓周分為360份，給每個地點都註明經緯度坐標。第8卷由27幅世界地圖和26幅局部區域圖組成，以後曾多次刊印，稱為《托勒密地圖》。托勒密認為地理學是對地球整個已知地區及與之有關的一切事物作線性描述，即繪製圖形，並用地名和測量一覽表代替地理描述。他在《地理學指南》中採用了波西東尼斯錯誤的地球周長數字，又在繪製陸地向東延伸中增加了誤差。把有人居住的世界想象為一片連續不斷的陸塊，中間包圍著一些海盆，並在地圖上表明：印度洋的南面還存在一塊未知的南方大陸（見古希臘羅馬地理學）。直到18世紀英國探險家J.庫克的探險航行，才消除這個錯誤。他在《地理學指南》中還提出了兩種新的地圖投影：圓錐投影和球面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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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總結了希臘古天文學的成就，寫成《天文學大成》十三卷。其中確定了一年的持續時間，編製了星表，說明旋進、折射引起的修正，給出日月食的計算方法等。他利用希托勒密的地心體系托勒密的地心體系臘天文學家們特別是喜帕恰斯（Hipparchus，又譯伊巴谷）的大量觀測與研究成果，把各種用偏心圓或小輪體系解釋天體運動的地心學說給以系統化的論證，後世遂把這種地心體系冠以他的名字，稱為托勒密地心體系。巨著《天文學大成》十三卷是當時天文學的百科全書，直到開普勒的時代，都是天文學家的必讀書籍。《地理學指南》八卷，是他所繪的世界地圖的說明書，其中也討論到天文學原則。他還著有《光學》五卷，其中第一卷講述眼與光的關係，第二卷說明可見條件、雙眼效應，第三卷講平面鏡與曲面鏡的反射及太陽中午與早晚的視徑大小問題，第五卷試圖找出折射定律，並描述了他的實驗，討論了大氣折射現象。此外，尚有年代學和占星學方面的著作等。

第八部分 中古淑女與歐洲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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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授發現「冰山一角」

前幾篇已經披露：西方歷史（希臘、羅馬、中古）和「泛西方」歷史（幾大「文明古國」），都是被偽造於：A.中古後期教士→B.文藝復興的人文學者→C.近代的「歐洲中心論」。換句話說，西方的或盛行於今的歷史知識體系（它也深刻地影響了現代中國的歷史學、科學史及社會科學），是怎麼來的？是如下的「三步曲」：1）「始作俑者、開風氣先」於中世紀基督教偽造「新約」、「舊約」及其相關歷史；2）服務於「神的中心主義」；3）「相反相成、變本加厲」於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虛構和編造有關「俗世、異教」的文獻；4）「登峰造極、偽史大成」於西方中心論—帝國主義的高峰期：西方譜系（古典與基督教）和西方祖脈（文明古國）。歸根結底，是極具生命力的中華文明派生和變異出近代西方及歐美文明的。「文明的暴發戶」為了認祖歸宗，早在中古後期就開始利用「四大發明」（造紙術、印刷術）來「綠化」其先前歐洲—地中海區域的無垠的文化荒漠。

最近，根據美國斯坦福大學最近發布的報告，該校一位女性教授在探索女權主義的歷史源頭時，察覺一些中世紀的「知識女性」都是被近代早期的男性學者虛構出來的；順藤摸瓜、由表及裡，她又挖掘出有關中世紀的史料很多都是基於諸如此類的虛構或無據可查的「傳奇」。

按照通行的歷史常識，中世紀歐洲的紳士（騎士）與淑女是令人神往的。但真實的情況則是完全相反的，那是一個前文明、非文字、半原始和充滿人禍的社會；不僅不存在那般「英雄美女、才子佳人」之浪漫，而且幾乎所有的人——包括教士和貴族——都是文盲，甚至「一千年不洗一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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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偽造的中古才女

波拉•芬德倫（Paula Findlen）女士是斯坦福大學的歷史學家，研究文藝復興的學者。她一直在收集歐洲中世紀的婦女傳記。然而在此過程中，芬德倫卻發現，學術界所公認的「中世紀的知識女性」，實際上全都是被15—18世紀的作品所虛構和渲染出來的。通過深入考證文獻，芬德倫又發現這些近代早期的作家，都是如此鍾情於中世紀的婦女，以致他們時常編造這類的故事。

在她認真探索這些故事的內容時，芬德倫得知，它們從一個到另一個的史實全都是被偽造的。這些被描繪出來的女性通常都屬於地方史，她們都被想象與某些重要機構有聯繫；她們有的被賦予法律學位和教授資格，這都是毫無根據的虛構。

芬德倫判斷，這些被修飾的傳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女權主義的起源（其人物和事件都屬於中世紀的，實際上是近代早期）。

「近代早期的偽造者們利用有關中世紀的女性故事，來為其同時代的女性索求，來創造一個先例；即：通過招魂於過去，來為他（她）們自己的時代『主持公道』。」芬德倫說，「儘管這些中世紀女性的存在，都是不確實的；但是，那些作品的內容（作為文獻）都已貢獻於歷史科學了。」

芬德倫從博洛尼亞開始調查，再追蹤到其他的義大利城市（掀起文藝復興的義大利也是偽造的西方史和世界史的「發祥地」。——引者），廣泛收集資料；她觀察到，這些被杜撰的故事都是不翼而飛，名揚天下，其主人翁——地方女性的形象——都得到了國際認可（就像無中生有的法蘭西「女英雄」貞德一樣。——引者）。

芬德倫敘述她如何透視那些被推測的歷史，她說：「這是一個工程（項目），探索近代早期的『中世紀研究者』是怎樣發明了中世紀的歷史，對過去是如何進行蓋棺論定的。」

芬德倫的即將問世的著作，題為「杜撰的中世紀婦女：近代早期義大利的歷史、記憶和偽造」（Inventing Medieval Women: History, Memory and Forgery in Early Modern Italy）。在書中，芬德倫特別追蹤亞歷山德羅·馬基亞維利（1693—1766年, Alessandro Macchiavelli）,一個18世紀的律師，出生於博洛尼亞的家庭；他熱衷於尋找證據，來提高博洛尼亞這座城市的威望，說它是「女性的天堂」（paradise for women）；他還創造了她們的傳奇，並以腳註詳解之，說：有許多才貌雙全的中世紀女性——包括舉世聞名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都來自博洛尼亞。根據芬德倫的研究，馬基亞維利亢奮地偽造中世紀女性的傳記，來撫慰他自己所迷戀的「女神」。

〔按：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5—1430年），據說是歐洲歷史上第一位以寫作維生的女性作家。芬德倫教授的研究表明，這位中世紀的知識女性是被杜撰出來的。〕

事實表明，這些虛構的故事塑造了博洛尼亞的知識女性的中世紀起源。芬德倫原先是尋找這方面的歷史線索（原始資料），但一無所獲；結果卻查出全是用近代資料來編篡出來的中古歷史。

人們後來才知道亞歷山德羅•馬基亞維利是個偽造者，但他確實是用這種方式呼喚當世來關注婦女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馬基亞維利展示一個近代早期的古怪的「男版的女權主義」。芬德倫還說，他也確實對於開啟中世紀歷史這個學科，做出了很大貢獻；因為當他偽造文獻的時候，他需要廣泛的檔案知識和精細的歷史方法。中世紀（歐洲）的歷史學是一個重要學科，西方人在17—18世紀「開發」相關的文獻領域，以此來確定中古的基督教歐洲的「真實狀況」。

「想象出來的博洛尼亞的女性！」芬德倫指出：「（文人們）美化中世紀的淑女來增強他們所在城市的聲譽。」例如，近代早期的（義大利）博洛尼亞的學者，很想知道該城的知識女性的「假定傳統」（presumed tradition），就情有獨鍾地溯源於勞拉•巴斯的中世紀的相關源流。近代早期的勞拉•巴斯（Laura Bassi, 1711—1778年）是博洛尼亞湧現出的歐洲第一個女教授（1732年的博洛尼亞大學）。按照偽造者的意圖，勞拉•巴斯只不過是再現那無與倫比、無以媲美的「地靈人傑」而已！

在被虛構的中古知識女性之中，芬德倫（和大家一樣）首先就想到了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約1364—1430年），這個被說成是博洛尼亞大學教授的女兒，她以讚美女人而流芳後世。像在她的「名著」——《城市儷人》——中，克里斯蒂娜沉思其義大利的文化之根，渴望過去，從中啟迪她的靈感：「這個世界的何種成分塑造了自己，而讓其他婦女分享其德厚流光。」芬德倫說，這個靈感包含著真理的內核，但畢竟是後人「發明」來填補「她的」著述；這樣一來，克里斯蒂娜這個人物形象提供了一個起點，令世人青睞博洛尼亞的知識女性的歷史，它愈益展開於（文藝復興）以後的四個世紀。

「我們要從歷史獲得什麼？」芬德倫的項目重審我們描繪過去的衝動。「一些老生常談的傳奇，不是歷史事實！」另一方面，她又說，「儘管如此中世紀的婦女傳記都是假的歷史，但這些不可靠的證據也是我們必須考慮的部分史料。在編篡婦女歷史的過程中，14—15世紀以來的相關學者的原始衝動是，『創造』和『積累』主人翁的傳記。」

正視她的工作所具有的廣泛的衝擊性。芬德倫說：「我希望，這個項目能夠提供一扇透視『被發明出來的歷史』的窗戶；以對義大利的個案研究，來辨明為什麼近代早期的歐洲人會這樣懷舊於他們的中古先輩。」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愈益關注文獻歷史（相對於以往的傳奇）。他們感興趣於（他們的）歷史可能是怎樣的，但他們更感興趣於歷史原本就應該是這樣的（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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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作為通行歷史中的歐洲第一個才女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歐洲中世紀作家，她極力反對中世紀藝術中對女性的污衊和偏見，她是歐洲歷史上第一位以寫作維生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體裁多樣，有詩歌、小說、史詩、傳記等，內容涉及政治、軍事、教育、倫理、女性問題等諸多方面，是中世紀法國宮廷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流傳到很多國家，影響甚遠，尤其是她的婦女觀；對法國宮廷的女性及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上層的女性，產生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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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 著作 中文版

〔人物簡介〕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5—1430）出生在義大利威尼斯城。她的父親托馬斯是一位占星家，也是威尼斯共和國的議員。在克里斯蒂娜出生之後，父親接受法國國王查理五世的邀請來到巴黎，擔任國王宮廷里的占星家。克里斯蒂娜獲得了良好的教育，她有機會博覽宮廷圖書館大量古典文學的手稿，因此，她對古希臘文化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非常了解，並且掌握了很好的語言才能。

15歲時，克里斯蒂娜和宮廷法院的一位秘書結了婚，育有一子一女。1390年她的丈夫跟隨國王訪問博韋，意外染病而亡。丈夫死後給他留下年邁的母親和兩個幼小的孩子，還有一大堆債務，而她繼承丈夫的遺產又遇到很大的困難，3 年後她開始創作愛情歌謠來補貼家用，宮廷中一位富有者被她作品中的女性想象和柔情深深吸引，後來他對克里斯蒂娜給予了資助。

從1393 年到1412 年，克里斯蒂娜的創作非常旺盛，寫出了300 多首愛情歌謠和短詩。 1401 年到1402 年間，克里斯蒂娜參與了當時文壇上的一場爭論。這場論爭是關於13 世紀法國作家約翰·德·蒙的《玫瑰傳奇》。《玫瑰傳奇》諷刺了庸俗的宮廷愛情，並且把女性看做是罪魁禍首。克里斯蒂娜強烈反對作者使用的語言，因為它們充滿了對女性的污衊。這場爭論由於克里斯蒂娜的參與而超出了文學語言的層面，成了關於女性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爭論。通過爭論，克里斯蒂娜樹立自己知識女性的形象，她的影響也超出了宮廷的範圍。在當時的一首民歌中，她被比作繆斯九女神的最流利者。

1405年，克里斯蒂娜完成了她的代表作《婦女城》。這本書一方面展示了女性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教育女性如何通過自我學習而反抗社會對她們的歧視。她的最後一部作品《聖女貞德的傳說》寫於1429年，頌揚了法國女英雄聖女貞德。她在這部作品中暗示了自己文學生涯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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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紙和印刷術之前，不可能有這樣的書和知識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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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pying of books was also slow, tedious, and very time-consuming; it took years for a scribe to complete 『a particularly fine manuscript with colored initials and miniature art work.』

（在紙和印刷術之前，教會用羊皮紙）製作成書的工作是非常緩慢的和乏味的，也非常耗時，歷經數年，抄寫員完成一個美好的手稿與彩色字母和微型藝術作品。而且是教會與神旨壟斷文化。

西方的歷史學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它是立足於「神的中心→人類中心主義→國族中心/自我中心」，參考《聖經》和神學編年，從自身之「躬逢盛世」來想象過往；再運用「科學手段」來印證（例如考古發現某物，就說「邏輯與歷史一致」），牽強附會，隱惡揚善，編篡譜系，而古今一脈。西方歷史學不是像中國那樣，依據確定的文字、文獻和它們所記載的事件、人物和時空，來形成編年體系。

第九部分 西方中心論的不列顛的歷史

西方中心論的不列顛的歷史輪廓如下：1.史前/凱爾特人→2.文明/羅馬—不列顛→3.盎格魯—撒克遜→4.1066年諾曼征服/英國王室與貴族統治→5.近現代英國〔實際上，第2階段不存在；第5階段以前的幾乎所有時間，都是前文明、非文字、無歷史和半原始。〕

西方歷史稱：羅馬—不列顛（不列顛尼亞，Roman Britannia）隸屬於羅馬帝國領土之「不列顛尼亞行省」，即：從43年至410年大不列顛島被羅馬帝國佔領的範圍，包括英格蘭的大部分與威爾士。羅馬帝國入侵前，鐵器時代的不列顛已經與歐洲本土有著經濟和文化聯繫。然而，羅馬入侵者從歐洲引進的農業、都市化、工業和建築新發展今天仍然有跡可尋。

「羅馬—不列顛」是在毫無文獻證據的情況下，憑空想象出來，然後又借用「科學考古」來填補空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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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撒進軍不列顛。

關於偽造這段歷史的緣由，F．荷斯利茲教授在其所著《想象的羅馬—不列顛》一書中寫道：「如果要研究英格蘭和英國人如何會有今天，那我們首先要認真學習不列顛被羅馬佔領的那段歷史。」

1858年一個英國「懷古主義者」的這段箴言，在維多利亞盛世的許多英國人的心中共鳴：當今世界（不列顛霸權與日不落帝國）與往昔的羅馬豈不相關（同構）。19世紀中葉，雖然有一系列學術偏好傾注於羅馬城和羅馬帝國，但很少把「羅馬—不列顛」作為英國自身歷史來專門研究。

在研究「羅馬—不列顛」時，（因為沒有關於「羅馬—不列顛」的文字記載，）古典文獻原本是作為主要證據的學科權威，此時卻備受勃興的考古學（成果）挑戰；因而，「羅馬—不列顛」逐步被觀念化。然而，僅有極少的例外，諸如在巴斯的浴池和在博格諾的「羅馬別墅」；整個來說，在不列顛的土地上，能找到與羅馬相似的古代遺址或碎片（例如競技場），幾乎沒有。儘管如此，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大規模的挖掘土方則使「羅馬證據」層出不窮。以前所依靠的「古典文獻」（查找不到「羅馬—不列顛」）令英國人失望：古代的不列顛即使曾被羅馬統治過，也是偏遠荒島，不列顛人是野蠻的或未開化的。而今，考古成果最能說明：「羅馬—不列顛」不僅確實存在，而且對其自身、對羅馬帝國都是很重要的，它影響了英國民族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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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征服不列顛

早先，「羅馬—不列顛地圖」醜聞（De Situ Brittaniae），把英國偽造「羅馬—不列顛」的熱情推向了高潮。英國人對此情有獨鍾，以致醜聞暴露以後，而「羅馬—不列顛」則方興未艾。

根據馬克·瓊斯的介紹，1747年有一個重大的歷史發現，那就是：在丹麥教英語的英國人、24歲查爾斯·伯特倫（Charles Bertram, 1723—1765年），宣布獲得一本古代手稿，附有一幅地圖，冠名於「不列顛地圖」，顯示著羅馬—不列顛的社區和道路的布局。這個發現使英國「懷古主義」的時潮達到巔峰，而無比興奮；因為該地圖上的多處羅馬路標，說明古代的不列顛曾是「羅馬行省」，這是英國人以前聞所未聞、卻又夢想成真的。然而實際上，這是一樁「世紀詐騙案」。其原委是：起先，伯特倫寫信給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ey, 1687—1765年），通知這位英國牧師和著名的「古典學者」，說自己手上有關於「羅馬—不列顛」的手稿與地圖。在斯蒂克利牧師的熱情鼓勵下，年輕的伯特倫花代價、很認真地做出它們的副本，然後呈遞給斯蒂克利。原件從未拿出來，也沒有人看過它們。

斯蒂克利隨之發表了專論，將地圖「理論化」，說它被製作於14世紀威斯敏斯特的修道士之手，他名叫理查德·賽倫塞斯特。

一百多年都無人置疑（諷刺的是，受寵若驚的偽造者伯特倫，以其42歲的壯年，與其舉薦人斯蒂克利，同死於1765年）。直到兩人死後許多年，德國歷史學家卡爾·韋克斯（Friedrich Karl Wex, 1801—1865）發現，這個手稿的大部分內容是抄襲幾種16世紀的資料的。進而，在1866年，B.R.伍德沃德和J.E.B.梅爾發表文章，揭露這張「羅馬—不列顛地圖」是偽造品，是從凱撒、索利努斯、塔西佗、卡姆登和別的名人書中拼湊出來的。事情真相越來越明顯：偽造者伯特倫僅是業餘水平，而斯蒂克利則讓他名滿天下。

另外，這樁詐騙案的辯護人、身為牧師和古典學者的斯蒂克利，是專門偽造西方歷史的共濟會成員，他也是史前的英國巨石陣的「確認者」。那麼，巨石陣是不是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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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考古現場想象出來的。
          

董並生在其所著《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一書中指出：古希臘—羅馬和羅馬—不列顛都是虛構出來的。他對筆者的文章增加如下內容：

英國偽造歷史最多。原因很簡單，一群海盜，憑藉東搶（東印度公司）西奪（西班牙北美殖民地）的本事，堅船利炮打造出來日不落殖民帝國的規模（英國本土面積的138倍），號稱歷史上最大帝國（堪比古羅馬，卻又登峰造極）。如果它不虛構一個輝煌的過去，卻能「名正言順、理所當然」地稱霸世界；而且恐怕別人學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僅僅依靠力量，霸權的受害者和挑戰者，都是很容易逆轉的）。 

結果還是不濟事，由於殖民地利益的爭奪，導致20世紀世界大戰的爆發，大英帝國一路衰敗下來。如今只剩下對其所虛構歷史的懷舊之情，在其中尋找慰籍。要想再回到原來大英帝國的時代，也沒有可能。 

問題是，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北美十三洲，如今混到一國獨大，企圖靠繼承過去英帝國大憲章的衣缽，繼續羅馬式帝國主義的光榮美夢，再加上受蒙蔽的中國人對其頂禮膜拜，似乎還要苟延殘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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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出來的羅馬行省

第十部分 結束語 – 有關歷史的名言

1）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貝內德托·克羅齊（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Benedetto Croce）。

2）「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喬治·奧威爾（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George Orwell）。

3）歷史竟是如此謊言的集合，即它們是由不存在的人物所講述的從未發生的事。——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History is a pack of lies about events that never happened told by people who weren't there.）  

4）人是具有歷史感的動物，對其過往有著深深的情結：如果他不能用一個清晰的和真實的歷史來整合它，那他將會用含糊的和偽造的歷史來成全之。——傑弗里·巴勒克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