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乃天地大法 — 答西北政法大學錢錦宇博士

這是新法家網站總編輯翟玉忠先生致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教授錢錦宇先生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法家的基本概念、道與法、法家的現代性轉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也揭示了中華文明中的法家與現代西方文明的法學異同，值得研讀。

我一直認為：中華文明能夠延續得那麼長，一定有其道理，而其中之一就是它的包容性。中華文明幾乎與全世界的各種文明都發生了碰撞，而中國當時的勝利者並沒有把失敗者的文明拒之門外，而是擇善用之，這樣幾千年下來，世界各文明基因和形式都可以在中國的文明基因和形式中找到其相應的影子。這樣就使得中華文明在任何時代都能與時並進，並且還不斷地發揚壯大。反觀世界的其他文明，包括現代的西方文明，基本上都是排外的。所以，中華文明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包容性文明，並且也將是世界上最後的文明，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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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乃天地大法 — 答西北政法大學錢錦宇博士 (2016-03-05)

錢先生：

您2月18日寄來的兩篇學術論文《法家思想的批判性繼承與中國現代民族精神的塑造》（原載《南通大學學報》2015年第四期）、《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性建構與法家思想的現代性轉換》（原載《法學論壇》2015年第三期），都已經收到，並轉載到了新法家網站中文版——謝謝您對新法家網站的支持。

您淵博的學識和對時局的洞察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在這樣一個人心浮躁的時代，有社會責任心並潛心研究學術的學者是很罕見的！

因為過去十多年主持新法家網站的編輯工作，浸淫其中，所以對法家有些十分膚淺的理解。儘管不能像您一樣做到執古御今，也想把自己的點滴理解貢獻出來，供您參考。

一

首先，法家不單單指中國古代的法治思想，法家之「法」乃天地大法，包括經世濟民，一切應世的方面，這是中國法家與西方法學的極大不同之處。

實際上較早提到「法」及「法家」的，是成書於戰國時期的《管子》一書，其中一篇叫做《七法》，它講的「法」，甚至包括用心之道——心術。

根據《管子·七法第六》，「七法」包括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七個方面，並定義說：「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百姓、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通磨，意為磨鍊——筆者注）也、久（通灸，意為薰陶——筆者注）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

當然，法家主張一斷於法，重依法治國，《管子》的作者也多用「法」這個概念指法律規章，反對「枉其法」，但並不能依此將中國法家等同於西方法治思想。

 《管子》的作者提到「法家」，是在關於中國古典經濟思想「輕重術」的專論中。《管子·山至數第七十六》記載說，一個叫「特」的人建議齊桓公施行消費主義的經濟政策，管子批評特「非法家也」，這裡的「法家」顯然是針對「特」不懂經濟來說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許多人將法家與西方法學思想混同呢？這可能與漢人對法家的描述有關。《漢書·藝文志》說：「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這裡的理官指治獄之官，於是後人多將法家限定在法律或政治領域。

事實是，《漢書·藝文志》主要是按書目分類，比如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作品，不僅列入法家，還入兵家（《漢書·藝文志》有「《公孫鞅》二十七篇」），商鞅本人亦知輕重術，還有縱橫之風，只是沒留下專著罷了。

中國學術出於王官，與西方私學傳統不同。中國文化中各門學問相須為用，不是壁壘分明。所以今天我們研究法家，切不可局限於法治思想，經濟、外交、政治、軍事、法律等方方面面都要研究，通達經世濟民之術——因為國家社會中的一切事務本來就是一體的、互相聯繫的。

二

當然，您關於法家法治思想現實意義的研究是重要的，特別二十一世紀全球性的大爭時代、「新戰國時代」。法家思想根本一條就是實用，所以一定要紮下心來，做實、做細、做通。不僅只要研究法家經典，還要深入研究從秦到清的法律條文，乃至典章制度、大臣奏章，這樣就會懂得法家的「軟體」是如何在一個社會系統中運行的。

千萬不能總是停留在大原則上，為學術而學術！「新法家」思想復起近百年了，為什麼還是不興，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比如中國與西方社會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一神教的宗教觀念，早已擺脫了神話階段，所以其道德的維繫不是靠堅固的宗教信仰，而是靠教化和法律。「以法生德、以德固法」，是中國法家的核心思想。

二十世紀，中國學人引入了西方法律制度，卻引不進西方宗教信仰，所以社會道德就失去了硬性支撐，只能「世風日下」了。

實事求是，我們還要堅持以法生德，並將這一原則貫徹到全部法律制度中去——這是沒有選擇的，除非將「上帝」請來。

再比如，現代網路時代犯罪成本那麼低，金融詐騙按幾個鍵就行，這時要不要施行「重其輕者，以刑去刑」的刑事原則？

真正要「立公棄私」，讓社會公義大於各人私利，是不是要講連帶責任制度，可以親親相隱嗎？孔子曾大力讚揚「治國制刑，不隱於親」的行為，【《左傳·昭公十四年》載孔子言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末減意思是從輕論罪——筆者注）。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怎麼現代有些所謂的「新儒家」，竟然將「親親相隱」原則滲透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參閱翟玉忠：《反對 「親親相隱」入刑事法律法規》，訪問日期2016年2月23日。）

這些都是現實大問題！

還有法制精神的培養，我們非要跟在西方屁股後面講契約精神嗎，我看那樣早晚是邯鄲學步，匍匐而歸。為什麼呢？因為西方宗教重契約精神，中國的教化傳統則重誠信。有了誠，契約精神自然就有了，不需要非信仰上帝不可。再說，如果不講誠，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習孔子之道，如何得孔顏之樂，如何成就大智慧——難道中國知識分子都要走進教堂嗎？

您是法學博士，且研究方向是政治哲學和國家治理。君若能將西方法律，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結合起來，不再迷信西方，將會為社會做出怎樣的貢獻啊——任重而道遠！這擔子比商鞅變法不輕啊！

真希望像您這樣的年輕朋友有理想，有使命，有擔當！

想想，單獨恢復中國傳統法制「以法生德」、「重其輕者」、「連帶責任」原則，就要多少法律法規要修改啊——要有多少反對力量啊。

三

最後，我想就您《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性建構與法家思想的現代性轉換》一文第二部分，「21世紀法家思想復興必需的創造性轉換」簡單談談自己的看法。

對於法家思想文化在21世紀的復興，您認為應當推動三個理念的轉換。

首先是由「先秦法家的『弱民』轉換為現代政治的『強民』」。

我認為您的確誤解了法家的「愚民」、「弱民」、「勝民」思想。年初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葉自成教授寫了一篇小文，題為《商鞅思想遺產的真精神是什麼？》，專門提到這個問題。這些概念實際上是針對以法治國的理論框架提出的，不能望文生義。他說：「商鞅之『愚民』，與『弱民』、『強民』、『制民』等概念，都與是否守法相關，守法即是愚民弱民，不守法就是強民。守法的『愚民』並非是今天我們說的那種唯官是從的奴才，愚民一方面在守法，另一方面也能依法自治，避禍就福，與官吏矛盾時，他們依法抗爭，讓吏不得非法撓民。」（葉自成：《商鞅思想遺產的真精神是什麼？》，訪問日期2016年2月23日。）

我也不贊成現代還用「愚民」這類概念，但我們不能用現代的、西方的概念來理解法家思想，否則必然導致對法家思想的曲解——綜核名實永遠是重要的，我們再也不能用西方概念肢解中國文化和現實，一如今天，我們不能用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硬套中國政府的「供給側改革」一樣。

其次，是將「先秦法家的『君主立法』轉換為現代政治的民主立法、以憲護法」。

要清楚，中國政治精英的一貫觀念是「社稷」大於「君主」，當然，中國歷史那麼長，有「愚忠」之人，也有「專制」之君，那是個別現象。事實上，在中國文化中，「專制」是貶義詞，哪個民族會不斷地將貶義的理念作為基本原則呢？

比如鮑叔在向齊桓公推薦管仲時，一直強調管仲不為公子糾而死，是為了齊國社稷，不是為了哪個國君。《管子·大匡第十八 》引鮑叔言說：「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如同大腦不反對四肢一樣，國家領袖與普通民眾應是一體的，二者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管子·君臣上第三十》中說：「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複合為一體。」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道生法，不是「君主立法」。法出於道，道不變，法亦不能隨易改變。《黃帝四經·道法》開篇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

中國人是如此守舊法，變法在任何時代都會產生巨大的阻力，即使皇帝本人推動也是這樣。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對此有過闡發，不防找來看看。

最後，是將「先秦法家的『天道』轉換為現代政治的人權」。

中國文化中「道」的確也規律、規則之意，但這不是它的本義，它的本義是與法（術）相對、相融的內聖修行。實際上人類文化都是道統的不同形態，即使西方基督教，也有漫長的修道主義傳統，只不過包含在一神信仰的外衣下罷了。它與中國的內聖之道沒有根本區別，都是讓人修道進德，行善濟民。

現代西方學術主要是講知識的積累與創新，不再講大道、智慧的修習，在工具理性流行的現代社會尤其是這樣。這使得以西方學術為宗的現代學人根本不知智慧為何物。

古人育人，都是內聖外王同修。比如法家經典《管子》中的心術四篇，就是集中講心法的；縱橫家經典《鬼谷子》中的本經陰符七術，也是講心法。諸多現代學人不理解心地功夫是什麼，更不肯用功了——修道一不能成名，二不能得利，這些學者小腦瓜可「聰明」了，他們對於修身的根本不要，只追求知識技能，真是捨本逐末！何其愚蠢！

理解了道，我們就明白不能將「道」隨意轉換為人權——不是說行道就不要西方人權了，而是說人權和大道分屬兩個文明體系，它們不能隨意互換。反之，若非要這樣做，很可能將道的內涵消解。

——那可真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以上，是我讀完您兩篇大作產生的一點感想，希望對您的學術研究，乃至安身立命有所啟發。

您在來信中還說：「感謝『新法家』對先秦法家思想的大力倡導、弘揚和發展。這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本要求！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歷史復興的根本要求。吾輩有義務共同推進此項事業，使法家思想成為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源動力。」

謝謝您的鼓勵，我們將堅定不移地做下去，讓這一植根於天道的偉大學派貢獻於中國富強，貢獻於世界和平。

內聖外王之道，如日如月，縱滿天烏雲密布，亦不能奪其光輝。

——同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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