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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儒學的兩大傳統: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

作者:開來  於 2016-5-27 15:05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貼|通用分類:政經軍事|已有2評論

關鍵詞:政治儒學, 心性儒學, 蔣慶

我以為蔣慶先生是一位當代對孔學的發展有特殊貢獻的人。他的許多觀點會有助於未來中國特色制度的創建,故在此轉載。

復興儒學的兩大傳統: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 (作者:蔣 慶)

一、何謂「政治儒學」傳統

  (一)「政治儒學」的創立形成
  「政治儒學」創立於孔子晚年道不行,作《春秋》垂新王*法;(新王即孔子,84年余至曲阜孔廟仍受時學影響深怪曲阜孔廟孔子像為帝王冕旒像,后習《春秋》始知「孔子為王」之義,乃理解孔子為高於俗王之聖王,即孔子為人類道德價值之王,一切人類行為必須遵從孔子所定之新王*法。孔子以《春秋》魯國 242年歷史代表一部人類史,以《春秋》孔子所定之王法作為治理所有人類之萬世法;「代表」即《春秋》所謂「托」,《春秋》託事明義,即托魯國242年歷史以明人類理想政治之義;所託之事即魯國242年歷史,所明之義即人類理想政治。)形成於公羊學對《春秋》經義的獨特解釋;(公羊家謂:《春秋》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春秋》無通辭而詭其實以明其義、《春秋》乃美人芳草記號密碼、《春秋》為孔子王心獨斷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詩》《書》《論語》等經典學生可助而讚辭,以協助老師完成經籍之編纂解釋,《春秋》則否。])輔之以《詩》《書》《禮》《易》諸經的今古文經學解釋。(今古文經學中均有」政治儒學」思想,如《毛詩》、《周官》諸古文經亦有豐富深邃之政治儒學」思想,吾人今日欲全面復興儒學,固不當取消「家法」而混同今古不講,然亦不可偏執「家法」而一味以今詆古;關鍵在知「家法」之分際,該講則講,不該講則不講,執中而已。)。因此,「政治儒學」可以說創立於春秋,暗行於戰國與秦(父子師生口耳相傳與抱遺經竄山林避挾書令),形成於兩漢。

  (二)「政治儒學」的基本特徵
  「政治儒學」的基本特徵是:從外在天道的高度,自上而下地確立人類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客觀地關注理想政治禮法制度的建構,如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建構(王政)與大一統禮樂刑政制度建構(王制)。此義有三:⑴、天道是政治秩序合法性自上而下的最高外在標準,此區別於以內在心性自下而上作為人類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標準;⑵、政治儒學雖承認政治禮法制度與心性有關,是體現「心之德」之具(載體),如禮之本是仁是和是敬等(仁、和、敬即是「心之德」),但認為政治禮法制度畢竟是心性之外客觀的經驗之物,不從心性中直接產生或推出,必須自心性外客觀地經驗地建構。⑶、「政治儒學」按照天道理想建構政治禮法制度時,雖受歷史條件限制只能有限地曲折地不充分地實現天道理想,但「政治儒學」畢竟是按照天道理想來建構政治禮法制度,故「政治儒學」的政治理念具有超越歷史的理想性與永恆性。

  (三)「政治儒學」的傳承發展
  「政治儒學」的傳承發展主要指「春秋公羊學」的傳承發展。孔子傳子夏,子夏傳公羊高,後傳荀子,至漢董仲舒、司馬遷、何休均傳「春秋公羊學」而為 「公羊學」大宗。此後,「春秋公羊學」因其已完成確立中國政治秩序合法性之歷史使命與建構中國大一統客觀政治禮法制度之時代任務而沉寂,至清經由「常州學派」之庄存與、劉逢祿、宋鳳翔而得復興,至晚清為回應西方政治與文化之挑戰又經由龔自珍、魏源、廖平、康有為、崔適而得發展。是故,以「春秋公羊學」為核心的「政治儒學」,是孔子創立的中國儒學傳統中源遠流長的純正儒學傳統。

  (四)「政治儒學」的式微衰落
  康有為之後,「春秋公羊學」雖有人從古代思想史與經學史角度撰文著述,如陳柱之《公羊哲學》與段熙仲之《春秋公羊學講疏》,然均客觀研究介紹之作,未能因應中國的現實政治發揮「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致使「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即孔子新王之萬世法不再參與中國歷史的創造,以「春秋公羊學」為核心的「政治儒學」遂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儒學」一百年來逐漸式微衰落。

  二、何謂「心性儒學」傳統

  (一)「心性儒學」的創立形成
  「心性儒學」創立於孔子,傳承於曾子與子思子,發揚於孟子,其所依據的經典是《論》《孟》《學》《庸》《易傳》。為回應佛教心性論的挑戰,復興於唐之李翱、韓愈,至宋形成於濂、洛、關、閩;后至明陽明學達到高峰。

  (二)「心性儒學」的基本特徵
  「心性儒學」的基本特徵是:從內在心性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與天合德,達到天人合一的神聖境界,以安頓人的精神生命,實現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解決人的心靈信仰問題。按照中國儒學的傳統術語,「心性儒學」是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學」、「變化氣質之學」、「成德成聖之學」、「率性修道之學」、「正心誠意之學」、「止於至善之學」、「返心復性之學」、「證悟良知之學」。

  (三)「心性儒學」的傳承發展
  前面所言「心性儒學」的形成過程,即是「心性儒學」的傳承過程。陽明學可以說是「心性儒學」的發展高峰。降及近代,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馬一浮先生起而復興「心性儒學」,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徐復觀先生又繼而發展「心性儒學」,當今第三代新儒家蔡仁厚先生、杜維明先生、王財貴先生、李明輝先生、羅義俊先生、鄧小軍先生等又從而傳播弘揚「心性儒學」,使「心性儒學」成為當今中國的顯學。可見,「心性儒學」自今傳承不斷,是孔子創立的中國儒學傳統中源遠流長的純正儒學傳統。

  (四)「心性儒學」的式微衰落
  從表面上看,通過近代以來幾代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傳承與弘揚,「心性儒學」已成了當今中國的顯學。然而,新儒家發展到第二代,特別是牟先生之學,已經深受西方理性哲學特別是德國形上學中康德哲學與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從傳統重生命體認的「工夫論」的「心性儒學」」歧出,把儒學變成了「思辨的概念形上學」。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中國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新發展,不是真正站在儒家「心性儒學」的基本義理上來發展,而是脫離儒家「心性儒學」的基本義理來發展,因為儒家「心性儒學」的基本義理決定「心性儒學」是當下的「生命體認之學」,而非抽象的「概念思辨之學」。所以,中國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新發展不是真發展,而是脫離與岐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心性儒學」在當今中國已經式微衰落。

  三、西學對儒學的全方位挑戰及回應之道

  (一)西學對儒學在政治法律上的挑戰
  當今中國的政治法律理念與制度,都是建立在西學上的,儘管這裡所說的西學有歐美傳來的西學與俄國傳來的西學之別,然對於中國儒學而言都是西學而非中學。中國今天的現實是:中國的政治法律理念與制度在不斷西化,可以說中國在政治法律理念與制度上已經成了西方文化與西方學術的殖民地,國人普遍信仰自由人權而國家主張民主法治即是明證。陳寅恪先生認為,一種學術的生命力必須體現在國家的公私法律制度中,如果儒學的生命力不能體現在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制度中,儒學的生命力就不復存在,就意味著儒學已經消亡。因此,西學對儒學在政治法律上的挑戰主要表現在西學的生命力體現在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制度中,而儒學則只作為一種古代的知識之學退處在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制度之外,存在於少數學者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儒者心中,對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制度沒有影響。這是西學對儒學的最大挑戰。因為從儒學的性質與傳統來看,儒學的義理價值不能只存在於少數學者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儒者心中,必須落實到或者說體現在國家的各種公私法律制度中。這樣,儒學才是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儒學。

  (二)西學對儒學在生命心性上的挑戰
  西學對儒學在生命心性上的挑戰,主要體現在研究儒學的中國學人延續近代以來「以西解中」的學術傳統,用各種西學的學說或者說解釋系統來解釋儒學,取消了儒學的自性特質,改變了儒學的文明屬性,使儒學成了「西方的儒學」而非「中國的儒學」。具體到心性領域,比如梁漱溟先生用柏格森哲學來解釋儒學、馮友蘭先生用新實在論哲學來解釋儒學、徐復觀先生用自由主義來解釋儒學、羅光先生用天主教神學來解釋儒學、李澤厚先生用人類學來解釋儒學、張祥龍先生用存在哲學來解釋儒學、牟宗三先生用康德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來解釋儒學,不一而足。其中,牟宗三「以西解中」的傾向最為明顯,如牟宗三先生說必須以康德哲學作為儒學的「鋼骨」以支撐儒學,甚至說「不知康德就不知孔子」(孟子不知康德,孟子即不知孔子;孔子不知康德,孔子即不知自己。),並以黑格爾哲學建立著名的「良知坎限說」。在中國近代以來,儒學研究都在「以西解中」的學術傳統影響下進行,因西學在心性上沒有「工夫」問題,故「心性儒學」的「工夫論」在「心性儒學」研究中被忽略,沒有一派儒學研究「工夫論」,更遑論實踐「工夫論」了。雖然近代以來儒學研究的流派不少,有所謂新實在論儒學、自由主義儒學、啟蒙主義儒學、人文主義儒學、天主教儒學、人類學儒學、存在主義儒學、康德主義儒學、黑格爾主義儒學、馬克思主義儒學,等等,但這些儒學都是「西方的儒學」而非 「中國的儒學」,「中國的儒學」在中國已經不復在,儒學研究領域已經成了西方學術的殖民地!這就是當今西學對中國儒學在生命領域的最大挑戰,即對「心性儒學」的最大挑戰。

  (三)西學對儒學全方位挑戰的嚴重後果
  以上西學在政治法律領域與生命心性領域對儒學的挑戰,形成了當今中國儒學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全方位挑戰。與古代中國儒學遭遇的挑戰相比,古代儒學遭遇的挑戰均未有當今中國儒學遭遇的挑戰嚴重與全面。比如,春秋戰國儒學遭遇的挑戰來自本文明內部文化的失調與諸子學派的興起,未如當今中國儒學遭遇的挑戰來自另外一個異質而強勢的西方文明與學術系統,故春秋戰國儒學遭遇的挑戰不如今次儒學遭遇的挑戰嚴重;又如,唐宋時儒學遭遇的挑戰主要來自佛教進入中國后在生命心性領域造成的衝擊,而不涉及國家的政治法律領域,故唐宋時儒學遭遇的挑戰不如今次儒學遭遇的挑戰全面,即今次儒學遭遇的挑戰包括政治法律領域與生命心性領域,具有全方位的性質。正因為當今中國儒學遭遇到如此嚴重的全方位挑戰,其後果亦相當嚴重,這一嚴重後果可以從美國學者亨廷頓「文明沖實論」研究中的「中國問題」看出。以下是兩個所謂「中國問題」:  ⑴、亨廷頓對當今中國文明屬性是「?」號的看法 ;   ⑵、亨廷頓關於中國屬「精神分裂的國家」的看法

  (四)復興儒學必須全方位回應西學對儒學的全方位挑戰
  在當今中國,只有全面復興儒學傳統,即同時復興「政治儒學」傳統與「心性儒學」傳統,兩大儒學傳統同時並建,才能全方位回應西學對儒學的全方位挑戰,解決西學對儒學全方位挑戰帶來的嚴重後果,即解決享廷頓所謂的「中國問題」。

  四、當今「政治儒學」的重建及其解決的問題

  (一)康有為重建「政治儒學」的功績與問題
  康有為重建「政治儒學」的功績主要體現在康有為重新發掘了以「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政治儒學」傳統,使中國學人知道除宋明「心性儒學」傳統之外,中國儒學中尚有一創自孔子的源遠流長的純正儒學傳統,即「政治儒學」傳統。並在「春秋公羊學」的某些內容上闡釋了「政治儒學」的義理價值。但是,由於康有為所處時代救亡的壓力與康有為對西方文明缺乏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康有為在闡釋儒學時也存在「以西解中」的傾向,康有為在重建「政治儒學」上也存在嚴重問題。這一嚴重問題主要表現在康有為以西方建立在普遍理性基礎上的自由民主理念與制度為「人類公理」(康氏術語即「實理公法」),認為這一自由民主的「人類公理」是所有人類可欲的普遍價值,適用於所有國家,當然也適用於中國。在康有為解釋「春秋公羊學」與其他儒家經典時,往往以自由民主為「政治儒學」的應有之義與發展目標,如在《孟子微》中認為議會民主中國古亦有之且今當有之;又如解公羊「張三世」義為人類政體之直線普遍發展,即據亂世專制----昇平世君憲----太平世共和可見,故康氏反對共和不是因為共和(民主政治)是西制而不符合儒家固有的義理價值,而是因為中國尚處於據亂昇平之世不能驟行共和,然共和(民主政治)在義理價值上絕然是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與最終目標。(在這一問題上,即在以西方民主作為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與最終目標上,現代新儒家與中國當今官方意識形態與康氏實無區別。)因此,康有為所謂的「孔子改制」,實際上是孔子「改中製為西制」(君主立憲制即是西方民主制),而不是按照「政治儒學」內在的基本義理建立中制。總之,康有為在政治改革上雖以「政治儒學」為號召,實則以西方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可見,中國近代以來「儒學異化」 與「文化歧出」的方向性大問題,康有為可說是始作俑者。所以,當時的一些儒家人物批評康有為「貌孔心夷」、「以夷變夏」,不是沒有道理的。

  (二)本人重建「政治儒學」的嘗試與努力
  本人重建「政治儒學」的嘗試與努力,主要體現在本人堅守「政治儒學」的基本義理不動搖,不承認西方自由民主理念與制度是適應一切國家的「人類公理」,因而在總體上拒絕自由民主為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與最終目標(當然不排除在技術性的具體細節上可以有選擇地對自由民主作工具性的吸收和接受),堅持按照「政治儒學」的基本義理在「時為大」的原則下解決中國的政治發展問題,即以「政治儒學」的基本義理作為中國政治的基本原則與發展方向,從而建立起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試圖解決近代以來在「以西解中」傳統影響下政治上出現的「儒學異化」與「文化歧出」問題,在中國的公私法律制度中落實儒學的義理價值,使儒學真正具有政治上的生命力而活起來。因此,本人具體提出了「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政治儒學」理念與「儒教議會三院制」的「政治儒學」構想,然因此理念與構想理奧義繁,此處不能提及,有意者可參看本人有關論述。

  (三)重建「政治儒學」能夠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問題與「中國特色政治」問題
  當今中國的政治秩序,面臨著「合法性危機」。此「合法性危機」主要表現在中國自近代以來效法西方文化建立來的政治秩序受西方政治的現代性與世俗化影響,缺乏「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又因為效法西方文化建立的政治秩序,是西化的政治秩序,故使中國的政治秩序缺乏「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一個政治秩序如果缺乏「超越神聖的合法性」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的支持,僅靠「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的支持,不足以建立長期穩定和諧的政治秩序,即不能真正使國家長治久安,時時都處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焦慮中。因此,要建立長期穩定和諧的政治秩序,真正使國家長治久安,在獲得「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的支持的同時,還必須獲得「超越神聖的合法性」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的支持。從中國的儒學傳統來看,只有「政治儒學」所推崇的「王道政治」具有天道、歷史、民意的「三重合法性」資源,能夠賦予中國的政治秩序以「超越神聖的合法性」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從而使中國的政治秩序真正能夠長治久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重建「政治儒學」能夠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問題。

  其次,由於當今中國的政治自近代以來受到「儒學異化」與「文化歧出」的衝擊,在文明屬性上已經相當西化。當今中國的政治在基本理念與制度建構上已經成為「西方的政治」而非「中國的政治」。因此,現在中國在政治上的追求必須回歸「中國的政治」,即必須克服中國近來以來政治上的「以夷變夏」而「棄夷返夏」。這裡所說的「中國的政治」就是「中國特色政治」,這裡所謂「中國特色」,主要不是指當下具體的中國特殊國情,而是指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特質,即儒家文化特質。此處的「特」是「特」在文化上,不是「特」在現實上。所以,只有回歸儒家文化,才能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的政治」,即「中國特色政治」,從而克服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秩序的西化,建立起具有中國文化自性特質的政治,消除掉亨廷頓關於中國文明性質的?號與中國屬「精神分裂國家」的評判。要做到這些,就必須重建「政治儒學」,因為「政治儒學」本身就是具有中國文化自性特質的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政治儒學」所主張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中 「歷史文化的合法性」解決的正是「中國特色政治」的問題。由於「王道政治」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上升到維繫政治秩序長治久安的合法性高度,予以特別的強調,所以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的政治」本身就是「政治儒學」的追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重建「政治儒學」能夠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中國特色政治」的問題。
五、當今「心性儒學」的重建及其解決的問題

  (一)港台新儒家重建「心性儒學」的功績與問題
  從近百年來中國儒學全方位崩潰的「花果飄零」悲慘處境來看,港台新儒家重建「心性儒學」的功績是巨大的。港台新儒家強調了儒學的「道統意識」,在歐風美雨鋪天蓋地的激烈反傳統時代,公開聲稱傳承儒學的價值,挺身而出捍衛儒家的尊嚴,在「五四」以來歷次反傳統反儒家的狂潮中,承續了儒學的命脈,挺立了儒學的精神。他們所處的時代已是西化盛行的時代,他們為傳播儒學計,不得已要用西學的言說方式闡發儒學的價值,所以唐君毅先生在《生命存在與心靈九境》一書的《序言》中感慨自己用西學的言說解釋方式闡發儒學的價值是「既艱難自己,又艱難別人」。然而,為傳播儒學採用西學的言說解釋方式雖是假用權法,但假用權法往往會久假不歸,最終變為真正相信西學的言說解釋與價值。前面已言,牟先生之學深受西方理性哲學的影響,從傳統重生命體認的「工夫論」的「心性儒學」 中歧出,使「心性儒學」變成了西學化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這導致了作為「生命體認之學」的「心性儒學」式微衰落。因此,在「心性儒學」上,港台新儒學最大的問題就是改變了「心性儒學」的特質——「生命體認之學」,放棄了「心性儒學」的中國特色——「工夫學」,使「心性儒學」異化為西方化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這樣,通過港台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研究與解釋不再能使中國學人走向心性體認的生命實踐,「心性儒學」在港台新儒家的發展中(西化發展中)已名存實亡。

  (二)恢復「心性儒學」的「功夫學」以克服港台新儒家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
  為克服港台新儒家把「心性儒學」異化為西學化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恢復「心性儒學」傳統的「功夫學」,通過這一「心性儒學」 的「功夫學」使「心性的體證」成為可能,從而使「心性儒學」的中國特色——「生命體認之學」得以恢復。所以,在「心性儒學」問題上,恢復生命體認的「工夫學」是復興「心性儒學」的當務之急。

  (三)重建「心性儒學」以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信仰危機」問題與「道德崩潰」問題
  近百年來中國儒學的意義價值系統全面崩潰,中國出現了「信仰真空」,「信仰真空」延續至今,導致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信仰危機」。面對這一「信仰危機」,西方傳入的各種世俗思想與學說不能解決,而整個中國又不可能全民改宗成為信奉基督教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重建「心性儒學」,因為「心性儒學」本身就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學」、「天道性命之學」、「成德成聖之學」、「止於至善之學」、「返心復性之學」、「證悟良知之學」。「心性儒學」的最大功能就是解決人的生命信仰問題,使人達到天人合一的神聖至善境界,實現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所以,在當今中國,只有重建「心性儒學」,才能使中國人以中國獨特的信仰方式與信仰內容來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信仰危機」問題,而其他任何世俗的思想與外來的宗教都不能以這種獨特的方式來解決中國人的 「信仰危機」問題。

  由於近百年來中國儒學的意義價值系統全面崩潰,導致社會生活層麵價值虛無主義盛行,出現了「道德崩潰」的局面。古代中國也有儒學式微衰落的時代,但此時儒家文化未全面崩潰,道德還存在於社會民間。古代的問題是有道德標準做不到社會出現了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因為儒家文化的崩潰中國人已不知道德的標準何在了!因此,要對治這一當今中國面臨的「道德崩潰」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重建「心性儒學」,因為「心性儒學」在本質上就是「道德之學」,「心性儒學」所推崇的仁、義、禮、智、信「五常」與忠、孝、廉、恥、敬、讓、謙、和等都是人類必須遵守的普遍道德。然而,「心性儒學」所推崇的這些道德不是建立在世俗理性基礎上的一般道德,而是建立在天道天理與性命良知上的具有超越性與神聖性的道德,因而這些道德具有宗教的神聖永恆價值,是人類生命的終極安頓與依止。所以,只有重建「心性儒學」才能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道德崩潰」問題,其他世俗的規範與思想均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外來的宗教也不能解決這一問題。這是因為其他世俗的規範與思想沒有宗教的超越性與神聖性,從而缺乏服從的權威性,人們很難自覺遵守這些世俗的規範,而外來的宗教及其所推崇的道徳又不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質,即不具有中國「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其服從的權威性也要打許多折扣。所以,在當今中國,只有「心性儒學」所推崇的道德才有能力解決中國面臨的「道德崩潰」問題,因而重建「心性儒學」是解決中國「道德崩潰」問題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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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2 個評論)

回復 徐福男兒 2016-5-27 23:37
蔣慶先生無疑是現代非常有獻身精神的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的「政治儒學」觀點不但泥古不化,而且幾近說夢。全面恢復儒家傳統不但不可能,而且不應該。我們應該著力的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重建」,包括吸納西方文化中的精華(而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類垃圾),繼承中國傳統中與現代可以相得益彰的部分(包括儒、釋、道諸家),重建一個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可融匯於世界潮流的新文化傳統。其中,作為已被歷史證實是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理念自當成為現代中國文化新傳統的核心部分。
回復 紫牛創造 2016-6-2 20:47
儒學帶來了獨裁、階級剝削和壓迫,導致國家的腐敗和衰落,並且製造了大量的奴才;於是新侵略者就變成了統治階級;奴才就當了漢奸,又成了新主子奴才。這就是儒學長盛不衰的原因。 中華民族深受儒家家天下文化的影響, 愛國者,諸如岳飛,于謙之流,在儒家文人把握的官場中,被清洗掉了。 而結黨營私,貪污腐敗,行賄受賄,欺壓人民的儒家文人們,形成官僚階級,發展壯大了, 一直到國家的崩潰!一兩句 說不 清楚,有 些詞發不上來,詳 情可baidu,go ogle 文有第一 4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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