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養廉在新加坡也已經被認為是個偽命題,現在的說法是高薪招賢。而且這又是一例錯把政治人物當作公務員。且不論這些,鄭永年也應該知道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對政治人物就會有不同的要求。為人民服務是社會主義制度對政治人物的基本要求,而為企業家服務或為資本家服務當然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對政治人物的基本要求。如果社會主義的政治人物在為企業家服務,那麼其最終的目的也應該,而且必然是更多地為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僅僅為了企業家的利益。鄭永年如果不清楚這點,那麼他對中國今後的改革將怎樣進行的判斷是會出現嚴重失誤的。
附錄: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政商關係新生態」論壇上表示,政商關係要從人性的本性出發,政商關係要解決的是政府官員這個群體和企業家這個群體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是不能給政府官員有足夠利益的話,他肯定是會去腐敗。
所以鄭永年表示,公務員沒有一定的收入,憑什麼政府要為企業家服務。他表示怎麼有一個為企業家服務又不官僚的體制,那就是李光耀先生提出的高薪養廉。
他指出在土地的所有制、國家很多資源都不會放棄的情況下,官僚因為反腐敗不作為了,不接電話,不批文件,好好學習就是他們的新常態。
以下為講話實錄:
鄭永年:從東南亞的角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華商很多,你說了像印尼一發生事件矛頭就針對華商。東南亞國家建立不起來政府和華商的關係,因為像馬來西亞華人是被排除政治圈的。政治和商業之間沒有一個正常的管道必須要通過腐敗進行。
法治也好,商會也好,政商關係還是從人性的本性出發,政商關係要解決的是政府官員這個群體和企業家這個群體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是不能給政府官員有足夠利益的話,他肯定是會去腐敗。我碰到一個局長,我的同學也是從清華、北大畢業的,如果我從政,那個企業家下海了,政府官員是一個窮光蛋,企業家發了大財了,同樣不公平。
所以憑什麼政府要為企業家服務,他必須要有一定的收入。怎麼有一個為企業家服務又不官僚的體制,那就是李光耀先生提出的高薪養廉。龍部長說的非常重要,因為中國有一些基本事實不會改變,土地的所有制,國家很多資源都不會放棄。這樣的情況下,因為從法律的權利還是掌握在官僚手裡,官僚因為反腐敗不作為了,但是現在我稱為是權利的轄制,企業家和社會都沒有權力,權力在官僚手裡,官僚已經不作為了。
今天經濟增長決定了政商關係發生變成,國有企業現在因為反腐敗不作為,民營企業也是沒有作為,我在新加坡呆著,中國更多的民資往外跑。外商也是因為現在大家對中國的做法非常懷疑,所以三大方面都不作為。所以我們經濟下行壓力越來越大,就是因為政商關係發生了變化。從以前的政商關係轉向新型的關係怎麼轉?我想很多事情我們還沒有想清楚。因為中國人老是太理想了,一說政商關係恨不得一點關係都沒有。現在整個官僚體系什麼叫新常態?我不接電話,不批文件,好好學習就是他們的新常態。所以這樣的情況就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