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柯華慶的「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有感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9年，陳寅恪在其所作王國維紀念碑銘中讚頌王國維：「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本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頌揚，然而，現在被人們普遍看作是陳寅恪對自身的總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思想界的影響非常廣泛，似乎已經或將要替代張載對儒家弟子的期望，可能成為新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然而這一更為知識分子推崇的座右銘經不起深究。

首先，「自由之思想」不值得作為知識分子追求的價值，因為任何人的思想在消極意義上總是自由的。一個人只要不公開說出他所想的，他在心裡愛怎麼想就怎麼想，絕不會受到阻擾。以所有人都具有的能力來頌揚大學問家王國維或者陳寅恪實在是有辱兩位我們尊重的先生，作為我們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則是不思進取的表現。

其次，即使「自由之思想」是有意義的，也是多此一舉，因為「自由之思想」完全可以從「獨立之精神」推出。獨立精神與自由精神具有等價性，所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自由之思想」實屬多餘，僅僅說「獨立之精神」就可以了。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學術？

我們為什麼特彆強調思想自由呢？思想自由在西方文化傳統中所指是理性思想和言論自由，我們絕大多數人實際上混淆了「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也未能理解思想自由的核心在於理性思想。思想自由具有積極意義的前提是言論自由。因為如果不允許思考問題的人與他人交流思想，他本人會感到很不滿足甚至很苦惱；如果不允許思考問題的人與他人交流思想，對於周圍的人也沒有什麼價值。因為思想自由是每個社會每個人的真正自然權利，然而言論自由卻並非如此，至今為止還有很多國家不同程度地禁止言論自由。不像思想自由是一種個人內在的狀態，言論自由是一種行為自由，可以通過法律禁止或者容許。言論自由常常通過學術自由來實現，言論自由是學術自由的核心所在，這是作為學術大師的王國維先生和陳寅恪先生所一再強調的。

理性之思想

言論自由讓不同的言論可以相互競爭，形成思想市場，那麼什麼標準決定哪個言論可以脫穎而出呢？這就是理性。J.B.Bury在《思想自由史》（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中揭示了言論自由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權威與理性持續不斷鬥爭」的歷史。言論自由的歷史實際上就是理性不斷戰勝權威，理性自身成為權威的歷史。

J.B.Bury將古希臘羅馬時期稱為理性自由時代，著名的蘇格拉底助產術實際上是理性探討，即將理性思考和自由討論結合起來的典範。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教定為國教，肇始了理性被束縛禁錮、思想遭奴役、知識沒有任何進步的一千年。隨著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天文學上的系列發現，地心說被動搖，科學精神逐步建立；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確立了理性認知的核心地位，英國的經驗主義和大陸的理性主義將其發揚光大，再經過康德的批判哲學，理性在19世紀取得了全面的勝利。自由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就是理性思想的證據還可以在十八世紀英國自然神論者安東尼?科林斯（Anthony Collins）所寫的《論自由思想》(A Discourse of Freethinking)中得到印證。人們將「自由思想」定義為「運用理解力，致力於弄清任何命題的含義，探究支持或反對該命題的證據的性質，並根據證據的強大或不足來對命題進行判斷。明確陳述命題，然後進行論證或者反駁就是自由思想。

理性思想是判斷是非知識分子的唯一標準，沒有理性思想的知識分子並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正在於其智識或者說認知能力。獨立精神並非知識分子所獨有，村姑莽夫也可能具有，沒有理性思想作支撐的獨立精神最多只有道德的力量，在泛道德化的中國很有市場，然而，其對學術的發展沒有什麼貢獻。

總之，西方人所說的思想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理性思考，在西方語境下的「自由之思想」實際上是「自由之言論「或者「理性之思想」的別名，因為在接續古希臘理性精神的西方文化傳統中，這是天經地義的。王國維先生和陳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實際上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言論」或者「獨立之精神，自由之學術」。

理性之思想 自主之精神

知識是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真理是知識的條件和認知過程的目的。知識是通過理性認知所得到的，然而，理性之思想是我們傳統文化中比較欠缺的東西，即使我們常常推崇的大學問家的學問也不是經過理性思考得到的，只不過是「悟」出來的，你不知道他們到底提出了哪些命題，即使提出了命題，也僅僅是宣示性的，偶爾有些進行論證的，也不過是蜻蜓點水式的，經不起深究。中國傳統文化從來不注重邏輯和追求真理，因為中國人追求的是快樂，研究的是人學。人學是中國學術不尚邏輯的根本原因，因為以「人事」為對象的學術不會、不必、甚至於不能追求形式邏輯。人貴有情，所以也不能求真。人世原則重兼顧，故不能孜孜於非此即彼。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所謂「知識」只不過是各種意見的匯總，根本不具有真理性和客觀性。絕大多數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所謂「知識」只不過是在各種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各種意見基礎上加上了西方發達國家知識分子的知識，至於西方知識分子的這些知識是怎麼得來的，也就是西方文明中的認知方法並沒有學到，所以仍然沒有屬於自己的知識，只有他人的知識。也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並非真正的知識，只不過是個人的意見或者願望或者價值評判，不具有客觀性和真理性，所以沒有力量，最多不過引起情感上的共鳴，是「可愛的」東西，而不是「可信的」東西，所以中國知識分子不可能也不應該有獨立之精神。

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知識分子是以求真獲得知識，所以知識就是力量。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軟弱，之所以缺乏獨立性，是因為他們沒有擁有獨立的、客觀的知識，儘管他們也受過教育，也讀過很多書，腦袋裡也記憶、存儲了許多通常被人們含糊地稱為「知識」的東西，但這些東西主要是一種主觀的意見匯總。在中國的所謂「知識」體系中，沒有「真」、「偽」這樣的真理性判斷，只有「對」、「錯」這樣的價值性判斷，依據的標準不是與客觀實在是否一致，而是持有這種意見的人的力量的大小，其實是以成敗論英雄。西方知識分子秉承蘇格拉底傳統，是先征服客觀世界，再利用被征服的客觀世界的力量來征服人。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僅僅適用於掌握了客觀知識的西方知識分子，而不適用於中國知識分子。

我們常常將「獨立」和「自主」當作同樣的意義，常常將兩者放在一起為「獨立自主」。從「獨立」的字面上看，「獨」強調個體性，與他人無關，例如「獨一無二」；「自主」強調主體性，可以是獨立的，也可以是與他人合作，強調私人性和社會性並存。更重要的是，精神是一種主體性的活動，用「自主之精神」比「獨立之精神」更好。

陳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將「精神」放在「思想」前面。「精神」比「思想」的內涵更豐富更深邃，似乎有「從上到下」的思維方式。我們將「思想」放在「精神」前面，強調「自下向上」的思維模式，經過理性思想才能到達精神自主，不經過理性思想的精神自主是「固執己見」。所以我們提出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