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拖拉機手到撿字工
很多年之後,令狐周雅還清晰記得當年的場景。那是1973年12月,年僅17歲的令計劃和同伴郭宏常將被褥甩上大卡車廂,然後躍身而上,奔赴平陸縣城,開始了錦繡前程。
令狐周雅說,令計劃1966年上初中,後學校因文革停課兩年,所以1970年才上高中,1972年畢業。中學畢業后,令計劃在常樂公社農機站當過一段拖拉機手,很快被招工到平陸縣印刷廠當工人。
當時負責全面工作的印刷廠車間主任李梁喜說,印刷廠有排字、印刷、裝訂三個車間,共有六七十名工人。令計劃從最初的學徒工干起,每月工資18元。
作為縣委的直屬單位,印刷廠的主要任務是印刷縣委、縣政府的文件以及辦公用品,還負責印刷縣委組織部創辦的一份「平陸小報」,「以廠養報」。李梁喜說,令計劃比較內向,不多說話,「從來不跟小青年亂玩亂吹亂拍,他幹事仔仔細細,穿著乾乾淨淨,從不亂花錢。他個子小,總是穿他父親過去部隊上發的一套洗得發白的黃軍裝,腳下穿一雙解放鞋,出門的時候背個帆布包。」
當時在縣委組織部當幹事的李跟貫經常和印刷廠打交道。他還記得,令計劃剛開始是撿字工,「那時候是鉛字印刷,需要把一個個鉛字撿出來排版,令計劃工作認真,撿字快,大家都喜歡他。」
李梁喜說,令計劃後來開過印刷機,當過業務員,「一個特別勤快的娃,叫幹啥就幹啥,幹得有模有樣,領導一看就滿意。他愛學習,沒見他玩過,下班就是趴桌子上看書、寫字。」
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印刷廠也三天兩頭開會。比如每周生活會,要互相檢討批評,而且人人過關。李梁喜說,令計劃在這方面沒有突出表現。
因為印刷廠和縣委、縣政府交往頻繁,縣委領導很快發現了令計劃是個人才,將他調到了縣團委工作。李梁喜承認,這其中有令狐野是本縣「最高級幹部」的背景,但令計劃「人機靈、自己有本事」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在1975年6月令計劃正式調入縣團委之前,1968年2月,其大哥令方針應徵入伍,成為一名海軍戰士。當年9月,二哥令政策被招工入一家硫磺礦廠,后回常樂醫院當司葯,再於1971年7月進入運城地委機要辦公室工作,開始了仕途生涯。令狐周雅說,令政策是文革前上的初中,數學成績不好,但喜歡文科,所以當機要員很適合。
那之後的1976年,其三姐令狐路線被推薦進入山西醫科大學,成為一名工農兵大學生。至於小弟令完成,要遲至1978年考上吉林大學經濟系,才離開常樂鎮的老家。
縣團委副書記
令計劃的入黨日期為1976年7月1日。
李跟貫當時負責全縣入黨報送材料,分配指標、上會討論,到最後簽字蓋章整個過程。他稱,後來看到有材料說令計劃入黨時間是6月底,這應該是上報的時間,真正研究批準是7月1日。不久,令計劃升任縣團委副書記。
如今,平陸縣委的老辦公樓已經廢棄,但三樓群團辦公室的牌子還掛著,這裡是令計劃當年的辦公室。李跟貫說,當時團委和其他很多部門共用一個辦公室,所以叫群團辦公室,跟他所在的組織部辦公室對門。
綜合同事們的說法,當年的令計劃有兩大特點:一是愛學習,在辦公室里,只要沒有工作,就在端端正正坐在那裡讀書寫字;二是特別勤快,愛整潔,注意儀錶儀容,整個辦公室收拾的井井有條,報紙、雜誌、文件,都整整齊齊,不但自己的東西,其他人他也幫助整理。「你的房間他看到地上髒了他幫你掃,煙灰缸里有煙灰他幫你倒,他不是做樣子的,是真的人好。別人看不到的活兒,他能看到。用我們當地話叫『非常有眼力』。」在這期間,不但很多辦公室的同事都喜歡他,領導也喜歡他。
現任平陸縣政協主席趙旭光當時擔任城關團委書記,和令計劃工作聯繫非常緊密。他說,「當年的令計劃是一個非常勤奮、非常謙虛、非常簡樸、非常好學的年輕人,絕對是個好同志!」
趙旭光說了兩件小事。一是某個星期天,他到令計劃辦公室取材料,看到他穿著短褲背心,蹲在地上趴著在看材料學習,「材料多,桌子上放滿了,就攤在地上,他趴地上看。」另一件是,他向令計劃彙報典型材料后,令計劃馬上和他趕到農村的紅旗團支部了解情況,核對材料內容,「可見他的敬業務實。」
一份1975年9月13日發送的共青團平陸縣委員會文件顯示,作為擬稿人,令計劃至少會寫正楷和仿宋以及行書三種鋼筆字體,均非常工整漂亮。該文件是「共青團平陸縣委關於在全縣青年中開展向牛引群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發布向各團委、總支、支部,並報團地委,抄送縣委常委。令計劃手寫的稿件近十頁,筆跡絲毫不亂:「牛引群同志大學畢業,回鄉務農,就是響應了毛主席這一偉大號召,開始走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調入團中央
1978年7月,中央團校正式恢復。當時,運城地區共分配到兩個名額,其中一個給了平陸縣。
李跟貫說,本來縣裡想讓另一位年長一些的團縣委副書記去學習,但對方有點不太願意,領導就推薦了22歲的令計劃,「讓小傢伙鍛煉鍛煉。」在趙旭光看來,令計劃不打牌、不逛街、不談對象,所有機關里的人對他都有好感,公認是好青年幹部,同齡人也服氣、佩服,所以被選到團中央學習。
在中央團校學習期間,令計劃認識了分管團校的團中央領導,由此被調到團中央,從此登州過府,平步青雲。
在公開履歷中,1978年至1979年,令計劃為山西省運城地委幹部。但據李跟貫說,令計劃並沒有到地委上過班,是當時地委辦公室負責人愛惜人才,先把他的關係調到地委,「團中央不要他們就要。」
按照趙旭光的說法,令計劃是在1978年8月30日被調走,走之前與同事們合影留念。不過,一張照片中的底注為「1979年平陸團干歡送令計劃榮調合影」。照片中共有20人,被圍在最中間的令計劃顯得平靜沉穩。其實,他在那群人中,算年紀比較小的。
在此之前,1977年,從部隊複員回平陸的老大令方針在擦玻璃時從高處墜落喪生,留下一雙兒女令狐劍和令狐燕。
1980年左右,運城地區為「老幹部」令狐野安排了療養住所。1981年7月,后村那幢延安式窯洞,以2650元的價格賣給同村的賈根存。從房屋轉賣也可以看出令狐野的「階級觀念強」。賈根存的妻子胡精珠說,令狐野要賣給貧下中農,「我家我婆婆家都是烈士,賈根存在銅礦幹活是工人。」因此,雖然談好的價錢是2700元,令家又退了50元。
至此,令狐家族全部離開了平陸縣。令計劃從此和家鄉很少聯繫。
李梁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去北京開會,在天安門附近逛街,看到團中央的牌子,就進去問,接待員聽說找令計劃,說不巧才出去,請他留個話。「我就在一個本子上寫,我什麼時候到北京,在哪兒住。」下午五六點,令計劃跑到招待所,兩人說話敘舊,「他說他正滿北京跑,給領導搞會議材料。他忙,管不了我飯,我也管不了他飯,就走了。」這是令計劃調到北京后李梁喜唯一一次見到他。
趙旭光則只是去北京出差時跟令計劃通過一次電話,「電話里只是敘舊,沒求他辦事。我們這裡很多人都知道,在電視里看到他出訪回國,就通過人聯繫,一般兩三天後就能見到。他走後我沒有見過他,級別太低。」
胡精珠說,令計劃倒是回過幾次常樂鎮,帶著全家來她家看老宅,那已經坍塌的窯洞。「全家孩子好多人,開著車,進院子拍照。怕地方上來人要求撥錢,到家一會趕緊走。」
在令狐家的族譜上,令計劃的妻子「谷麗萍」生子名「橋」。不過,在2001年為令狐益三立的墓碑上,寫的是「令谷」。
2012年3月18日凌晨4時左右,北京,一輛法拉利跑車由西向東行駛至北四環保福寺橋東南角時,突然撞到橋體南側的牆壁上,隨後又撞向北側護欄,最終停下時車身嚴重分裂,事故共造成一人當場死亡、兩人重傷。死者正是令谷。
新聞聯播,第二天,2012年3月19日,令計劃參加了當天在北京舉行的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第三天,是農曆春分。古語云,陰陽相半,日值正中。
來源-中國警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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