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大學校友華生和夫人鐵凝聯名捐贈-母校--- 1100萬元

華生 ： 《捐助與回饋母校的意義---從我為什麼向母校捐贈說起》

其實這次我和妻子向母校捐贈就時間而言事屬偶然。我的母校東南大學今年慶祝校慶110周年，學校誠邀我們倆能在校慶期間回校開經濟學和文學講座並與同學交流。我們雖然經常分別參加各種活動和會議，但因領域不同，真還從來沒有共同出席過正式的公開場合。1978年我尚是黑五類子女，高考成績雖好，但無學校願錄取，是東南大學在最後補錄師資班時不棄收留。使我這隻有初中文憑的人經十多年農村工廠後轉身進入名牌大學。母校在我心中份量自然不同。妻子是自學出來的作家，沒有讀過大學，但她也很願意看看我曾經學習和生活的地方。這樣我們調整好時間就答應了學校。日程靠近，我們又商量，既然這些年我們本來就不時有各種捐贈，這次難得去我的母校，不應當空手。所以當校友會的老師來落實日程計劃，我就表示了大額捐贈的意願。這對他們來說有點突然，對我其實相當自然。沒想到學校在對外發布校慶計劃時提及此事，引來了這麼多社會關注。本來攜妻子捐贈，一是緣於學校邀我二人同時赴約，二是做事本應夫妻同行。不想連累妻子受人誹謗，實在始料未及。

為什麼要給母校捐贈？這確實和我海外留學的經歷有一定關係。我1980年代後期去英國牛津大學求學，作為一個外國留學生，先後得到一家公司基金、一個國際組織助學金和一個校友家庭設立的獎學金的資助。我先後學習和工作的牛津和劍橋大學，都是早年由地方行會、教會等機構及個人捐款興建。創立幾百年來，不斷得到校友的捐贈而發展壯大，成為世界上有影響的名校。可以說，校友捐助回饋母校在西方是一個普遍的傳統，它對一個民族教育和文化事業的繁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文化氛圍，顯然對我們這些海外學子有潛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我90年代回國后因工作無著被迫下海，第一個同伴就是從國家機關辭職入伙的大學同班校友。知識分子下海，幹啥啥不成，又是我劍橋大學的同事、校友建議我揚長避短，引入發端於英國、已成為國際標準的ISO質量、環境等認證體系。這樣我才領軍創建了國內最大的民營認證公司，企業逐步走上正規，無意中成了90年代網際網路之前首批海歸(專題)企業家的成功代表。新世紀始我逐步離商從學，回歸研究本行，企業也全由與我一同創業的大學、研究生及海外留學的校友們打點。因此對我來說，校友確是人生的無價之寶。然沒有母校，何來校友？所以找機會回饋母校，早就是我心中深藏的念頭。

教育主要是育人。育人當然要學知識，長本領，但我認為更關鍵在於要讓人懂得回報。一個人成功地來到這個世界就是奇迹，成長的每一步無一不得益於家庭和社會的哺育。因此需要懂得回報父母，回報母校，回報社會。這樣其實也就懂得了生活和幸福。因為幸福就是人與他人和社會良性回饋的感受。一個人能力有大小，命運有好壞，但一個懂得回報的人就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一個成功的人。有人說，現在社會上物慾橫流，學校的教育再好，面對現實世界的複雜和醜陋，也是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其實，越如此，越說明教育責任的重大。身教重於言教。走上社會的學長，不忘自己起步之初，在其能力範圍內，幫助和回饋母校，是學以踐行的無聲力量。其對後輩學弟學妹的成長，更有滲透力和影響力。須知當今世界，從學校里走出來的文化人，已經是社會的主流和精英。今日中國社會之所以還很不盡人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們這些離開學校的學長，多少言行脫節，隨波逐流，淡忘了學以踐行的要旨。

有人說，中國教育的希望，不在公辦官辦教育，而在民辦教育。這話雖有偏頗，但也不無道理。不過今天中國的民辦教育，幾乎還全為公司主辦。公司天然以盈利為目的，與本質上為公益性的教育事業，難免每每衝突。縱觀全球，成功的民辦教育，全球知名的民辦名校，幾乎全由慈善捐贈而來，都靠校友解囊回饋成長。因此，中國真正的民辦教育的發展，恰恰有待於慈善捐贈文化的繁榮和回饋母校意識的普及。

捐助與回饋母校，業有所成的學長中的富人、名人，當然應該起帶頭作用。富人力量大，名人影響廣，他們在當今中國的轉型社會中既因自己的天賦和努力，也因命運及他人恩惠和時代機緣巧合，成為很多人心目中的成功者。他們的任何善言善行對年輕學子都有很大的影響和感召作用。同時富人慷慨解囊，熱心慈善事業，體現回報感恩之心，對緩解社會貧富分化和階層對立也有積極作用，所以國外也有把慈善稱為社會的三次分配。世界上頂級富豪比爾・蓋茨和巴菲特捐獻身後幾乎全部財產去做慈善，既是對傳統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形象的一個革命性顛覆，也給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提出了挑戰性的新課題。當然，我們必須看到，捐助與回饋母校，絕非富人的專利。人的價值和愛心的價值都不是能用錢來衡量的。只要有對母校的回饋之心，任何形式的感恩和任何數量的捐助，都是自我價值的升華，都是對後生學子的激勵。

有人說，捐資助教、回饋母校固然好，不過今天的學校，一般多為公辦官辦，行政色彩很濃，大樓不少，大師不多，有的還借慶典張揚，鋪張浪費，我們還有必要去捐助嗎？這其實也不是障礙。大樓已多，人們可以不必再捐樓；可能浪費，捐贈者可以附加條件、定向使用。如規定贈款專門用於貧困和傷病同學的援助基金（我們自己就正在和母校商議此事），以改進教育機會的平等；或用於設立如國際上普遍的講席教授之位，以給更多的大師或潛在的大師予獨立的空間和舞台。總之，善心既在，善意可達。

其實，中華民族從來就有樂善好施的美德和捐資助教的傳統，所謂「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近代以來又受西方文明影響，新式學校興起，回饋母校之風東漸。當然不必諱言，中國文化受幾千年宗法專制社會影響，亦有糟粕之處。就道德和教育思想而言，其為大者就是非黑即白，一說善事德行，必將人偶像化，塑為道德完人，結果造成太多偽善，為害中國過莫大矣。西方文化看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這就要客觀得多。須知慈善、回饋並非現實中不可能存在的完人之美德，而是幾乎人皆有之的潛能。因此，社會對於行善者更不必拔高標準，求全責備，拷問動機來源，使必然是凡胎俗子的眾生行善成為難事。這一點，還是長期位居全球首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比爾・蓋茨看得透徹，他曾說過，既然追逐名利為人性有之，那麼鼓勵已經得利的人去做慈善回報社會以求名，是改造社會的現實可行之路。中國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正是去構造這樣一個促人行善的分配製度和文化氛圍。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如果重溫母校能讓我們領悟到回饋乃教育傳承之真諦，一人一瓦，學以踐行，何愁萬事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