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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興起對日索賠運動
（記者周志誠）
【提示：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聯合聲明》未經過人大討論通過，因而成為一個具體涉及如何保證人民參政議政的尖銳問題。人們預感到，中國民間的對日索賠運動最終將會導致政治問題。】
全國人大會議上的敏感提案
一九九二年三月初，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人大七屆五次會議上，安徽代錶王工等近百名代表向常委會提出了一項令中共當局極為敏感的議案，要求日本直接向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賠償一千八百億美元的損失。這項提案雖由王工領銜提出，但卻出自中國老齡科研中心的童增和中國管理科學院的武建東等人的研究成果。據悉童增已發表了由他草擬的一部中國戰爭賠償法，旨在為對日索賠尋找法律依據。此後不久，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外交部長錢其琛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也多次提到，中國政府將不再限制民間對日索賠的動向，但繼續遵守中國政府宣布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聯合聲明》。這種圓滑的說法的本身就意味著中共內部對這一問題還有爭議，而先前曾遭受當局迫害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的活動家們便藉此機會再度躍躍欲試。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著名律師李國機曾到上海中級法院為該市最後一名「六四」案件的被告人鮑戈進行辯護。這名來自上海醫科大學的案犯被作為學潮案件的壓軸審判似乎有些不妥，因為其情節輕微的簡直令人驚訝。當李國機律師打開鮑戈的案卷時立即意識到這個案件的背景不同尋常，因為絕大部分案卷材料都是關於對日索賠問題的，而起訴書里卻隻字未提。果然開庭過程猶如過場戲，從辯護到判決僅十五分鐘，鮑戈當庭獲釋。這也許可以算是中共當局曾經嚴厲鎮壓過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的一個有案可稽的例證。那麼，中共當局為何要鎮壓這一愛國運動呢？恐怕仍是出於防範引發國內民主化浪潮的考慮。
一九四九年中共通過暴力革命奪取了政權，此後又頻頻發動政治運動鎮壓不同政見者，這使提倡自由民主的西方國家大為憤怒，因而直至七十年代初，中國在國際上仍處於孤立境地，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只承認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於是，爭取加入聯合國便成了中共外交工作的重點。日本當局當然不肯放過這個可能會迫使中共放棄向日本索償數千億美元戰爭賠款的機會，他們知道，只要使中共首腦在這場政治交易中作出讓步，就不用擔心中國民間的反抗情緒，因為中國老百姓是不敢公開反對當局的。不出日本所料，中共領導人果然無視人大的憲法地位，不經大人討論便在宣布與日建交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正式放棄了戰爭賠償。但是，由於這項聲明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民間戰爭受害者的利益，而且又是專制決策的悲劇產物，因而留下了一個政治上的「後遺症」。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民要求民主的願望越來越強烈，這個「後遺症」便隨時可能與其它病症同時併發，這使得中共當局倍感不安。
對日索賠得到北京當局默認？
正當一九八九年北京爆發呼籲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簽名運動之際，持不同政見人士鮑戈與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以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率先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就這樣，原先一直秘密醞釀著的對日索賠運動便憑藉著民主浪潮而終於走向公開。不幸的是，在「六四」以後，中國公安部為了清除政治隱患，立即將這個所謂的「非法組織」無情鎮壓了，幾名主要成員皆被以冠以反黨罪名而實行拘禁審查。然而由於其影響實際上已經擴散開來，因此將民間對日索賠運動扼殺於萌芽狀態的做法根本無法奏效。就在鮑戈仍被關押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劉彩品、黃順興等人已在其他代表中爭取支持，準備正式提出對日索賠議案；與此同時，海外幾個華人社團也一再呼籲中共當局釋放大陸索賠運動的活動家；另外，上海海事法院也被迫受理了一宗香港中威輪船公司的對日索賠案。一九九零年新華社《半月談》記者在一篇內參文章中披露了河南襄城公安機關以「反革命團伙」罪名拘捕「花崗事件受難者聯誼會」成員的事件，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領導的注意，不久耿諄等十幾名「案犯」全部獲釋，隨即獲准赴日向「鹿島建設總公司」進行索賠交涉。一九九一年夏，北京青年學者童增發表了一篇探討民間對日索賠問題的文章，試圖從理論上將政府間的戰爭賠償與民間的受害賠償區別開來，以說服當局不必壓制民間的索賠活動。到了一九九二年三月，王工等人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對日索賠議案，可以看作是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轉折點。然而，對日索賠要作為一種民間運動來進行，多少總要受到當局的種種限制，因而仍然潛伏著可以引起衝突的因素。
鮑戈的勇敢挑戰
一九九二年是《中日聯合聲明》發表的二十周年，中共當局以不要求日本就其戰爭罪責向中國道歉的原則性讓步，邀請日皇明仁前來訪問中國。中共領導人將日本在「六四」以後率先退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制裁看成是友好的表示，於是決定進一步推行親日政策。而此時野心復萌的日本，卻正在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並再次出兵參加國際行動，軍國主義勢力又在國內重新抬頭。日本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石原慎太郎居然公開聲稱，國際上對日本在二戰中侵佔亞洲國家的指責是不盡公正的，並斷言「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造出來的欺世謊言。日本首相宮澤喜一也就中共領導人邀請日皇訪華一事提出了苛刻條件，這個條件要求中國人民對日皇的訪問要一致表示歡迎，而且還要使日本人民都感到滿意。中日兩國當局的這些反常舉動，無疑會激起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活動家的憤怒，出獄不久的鮑戈立即針鋒相對地擺出了咄咄逼人的架勢。
今年八月中旬，鮑戈託人到日本駐華大使館送去一封給日本天皇的信，信中要求日皇在訪華時必須向中國道歉。該信內容先後由日本共同社、美國之音、美聯社和《朝日新聞》作了披露。
九月下旬，《讀賣新聞》又報道了鮑戈給日本國會的一封公開信。鮑戈指出，已故中共領導人宣布放棄戰爭賠償的決策，「根本就經受不住國內全民公決的政治考驗」。他還預言日皇不作道歉的無理行為將「激怒中國人民和將來的中國民主政府」。
九月十七日，台灣、美國和日本數家報紙搶先報道了鮑戈準備在「九一八」日軍侵佔中國東北紀念日向當局申請遊行的消息。鮑戈聲稱，他將對中共在「六四」以後頒布的遊行法規進行一次全面的考驗。
九月十八日，上海警方奉命強行「傳喚」鮑戈，而第二天一早，美、日、港、台新聞界就向全世界發布了這一驚人的消息，國際人權組織聞訊后立即開會呼籲釋放鮑戈，然而事後警方卻矢口否認拘捕過鮑戈。上海電影演員鐵牛目擊了警方抓人的場面，當時鮑戈奮力撞開警車車門，向圍觀的同情者們大喊道：「我要日本天皇向中國道歉，他們就來抓我。只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這個國家的利益！」
鮑戈獲釋后又表示，他要求日皇向中國道歉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並聲稱他將在日皇踏上中國國土之時開始絕食，如果日皇在離開中國的那天仍未向中國道歉，他就自焚。消息一經傳開，無數群眾便紛至沓來，勸說鮑戈放棄自殺的念頭。全國人大的台灣代表劉彩品女士也打去電話說：「鮑戈，你是一個很重要的人，我求求你不要死！自殺是一種逃避，我會看不起你的。」
民間索賠委員會在北京成立
與此同時，一個號稱擁有三十萬人簽名支持的民間對日索賠委員會在北京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發言人童增代表中國民眾正式發出了要求日皇明仁道歉的呼籲。十月上旬，美國紐約對日索賠同胞會也召開大會，作出同樣的呼籲。另據外電報道，北京大學數名學生在九月中旬曾向日本駐華使館遞交過一封抗議信，其中一人已遭到警方的拘捕。
鮑戈激動地對記者們說：「準備自焚的我，將要點燃的不僅僅是我自己，很可能將點燃又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甚至點燃整個中國。」他再一次大聲疾呼：「我命可亡，國不可辱！」
面對這一嚴峻的政治形勢，中共當局連忙趕在國慶節之前向部分省市的廳局級幹部下達了指示，著重強調要防止在日皇明仁訪問中國的時候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對日索賠將導致政治問題
人們已經預感到，中國民間的對日索賠運動最終將會導致政治問題。一家日本報紙則乾脆用醒目標題稱鮑戈是「再燃民主化的先鋒」。中國許多人大代表本來就對人大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實際作用感到不滿，而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偏僻又未經過人大討論通過，因而這又是一個具體涉及如何保證人民參政議政的尖銳問題。
日本新聞媒介已就日皇訪華問題進行過多次民意調查，而中共當局卻嚴厲壓制國內人民公開發表自己的真實見解，這一鮮明對比反應了兩種制度下人民合法權益受到尊重程度的截然不同，而一度傳聞即將出台的中國新聞法依舊難產，這不能不使要求言論自由的新聞界人士感到憤怒。「六四」以後，中共當局曾一再向人民保證將進行政治改革，這個許諾至今卻仍未兌現，而目前重新掀起的經濟改革浪潮，又勢必激發起人們要求改革政治體制的強烈願望。所有這些。都是中共在十四大召開以後所必須面臨的課題。由此看來，民間對日索賠問題實際上已遠遠超出了其原來特定的範疇。
（摘自《爭鳴》月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第28頁至第30頁）
禁制下的反日潮
（記者黎燕）
【提示：日皇訪華當天，河北大學和天津大學共派出二百多名學生上京示威，南京大學也有六百學生準備到北京和上海的日本使館和領事館示威，但都在火車站被阻。與此同時，山東大學和南京大學有數千學生和教職員工在校內舉行集會示威，要求日皇向中國人民道歉和賠償。】
這邊廂，鋪上了紅地毯，鳴響了發發禮炮，中共正在隆重歡迎日皇明仁飛抵北京訪問；那邊廂，幾乎是同時發起了集會，抗議日皇訪華和要求日皇「道歉」、賠償之聲相繼爆發。----這就是十月二十三日日皇訪華第一天發生在中國的事。
日皇駕到，烽煙四起
儘管中共對日皇訪華十分緊張，嚴加防範，但是，二十三日，中共不願看到的事還是發生了。
----上午，山東大學三千多名教職員工和學生舉行集會，通過了要求日皇對二次大戰侵華罪行向中國人民道歉和賠償等三項決議。
----河北大學和天津大學共派出二百多人，打出「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橫標，準備上京示威，但在天津火車站被阻。
----南京大學收集了一百五十萬人的簽名，這天派出六百學生，兵分兩路，一上北京，一去上海，準備到日本使館和領事館示威，但在火車站被江蘇省委書記勸阻。與此同時，南京大學兩千多學生在學校示威，掛出橫幅，要求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西安五所大專院校的學聯（官方批准的）共同提出不歡迎日皇來西安訪問。對此，陝西省省委傾巢而出，深入院校做工夫。
中共擔心出現新的民主運動
以上只是大陸民間情緒和訴求的一次小小的爆發。其實，圍繞著日皇訪華，幾個月來中國大陸早已掀起了一股要求日皇就二次大戰屠殺中國人民進行道歉和向日索賠的浪潮。這股浪潮，由於受到中共的百般壓制，有可能導致新的民主運動。
最近兩個月來，中共一直在日皇訪華問題上承受著民間越來越大的壓力。
中共收到抗議信函近三萬封
在十月初召開的十三屆九中全會上，鑒於對日訪華、對日本政府的立場有不少中委、中顧委、中紀委持反對態度，十月八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擴大會議，對日皇訪華作了規定：「接待要隆重，國內報道要低調，思想認識要統一，保衛工作要周全。」
儘管如此，民間的反日呼聲還是一浪高過一浪。
為了迎接日皇訪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北京市委、上海市委、西安市委、陝西省委承認來自國內的壓力很大。以下數字見諸國務院辦公廳十月十五日簡報中：九月以來中央和有關部門接到有關團體和個人，包括海外政治團體和華僑、留學生來信來函有二萬六千多封，要求日皇訪華時就日本侵華作出公開道歉。發函提出上述要求的團體和個人，有來自中央部、省級的幹部，有地方黨委、團組織、工會，有以企業、單位名義的，有學校的教職員工、學生會，有退休的老幹部，有現役軍官，還有受害者和受害者的親屬。
十月三日，有八十五位全國政協、全國人大代表和地方政協委員給中共中央寫信，表示日皇訪華向中國人民、中國政府道歉是完全應該的，人民政府有責任向日本政府表達中國人民的意願。
九月底，北京有多所大學校長和院長（據國家教委說是二十一所）向江澤民、李鵬、楊尚昆、萬里寫信，表示不少人民、學生對政府不要求日本公開就侵華戰爭道歉、不就民間造成損失作出賠償，從法理上、民族感情上都說不過去。信中提到，中日友好世代相傳是正確的，但必須對日本侵華給國家、民族造成慘重的破壞向人民和子孫後代有個明確又能接受的政策。
索賠團體五十多個
至十月初，向中央和地方申請登記的關於向日本就侵華戰爭賠償的團體和組織就有五十多個，其中有「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委員會」、「亞洲民間對日索償聯合會」、「華北地區對日索賠辦事處」、「南京受害者索賠特別委員會」、「全國受日本侵略受害者聯合會」、「全國對日索賠團結委員會」、「對日索償行動委員會」等。
據公安部門透露，一些地區已經有計劃地準備在得不到日本政府公開道歉時對日本駐華使館、領事、日本官員住宅發動攻擊。有傳單向政府提出：是愛國主義者還是投降主義者，就看對日本政府應否就侵華作出公開道歉的態度。
反日情緒籠罩民間
據國務院辦公廳消息，經過多方調查，民間的確潛在一股對日本侵華造成慘重破壞要求作出合理賠償的強烈願望，對日本近幾年來在經濟上的滲透和影響也表示強烈的反感。高層承認，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激發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反日浪潮，隨時有可能演變為一次新的政治事件。
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武漢、南京、大連、瀋陽等地進入十月以後都有團體和組織向當地提出舉辦學習中華民族抗日歷史講座，講解日本侵華史。南京已發起全省、全市的簽名運動，提出就昔日南京大屠殺向日索償和抵制日貨。
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十四大會議期間召開各省、自治區、市負責人會議，喬石著重提出要善於引導、善於疏導、耐心工作，注意社會上因日皇訪華而激發的對日本侵華造成災難的憤慨情緒，指出如果處理不當，將會發生麻煩。喬石說，要把這項工作作為重要的工作抓實。只有社會穩定，才能全面落實黨的中心工作。會後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陝西省委書記張勃興等即打電話回去，下達喬石的指示。
（摘自《爭鳴》月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第30頁至第31頁）
鮑戈馮英子致函日揆索賠
促訪華時就戰爭罪行道歉
【本報綜合報道】中國異見人士鮑戈及上海著名作家馮英子周四聯名致信北京日本大使館轉交日相橋本龍太郎，要求他下月訪華時就日軍戰時罪行向中國人民道歉，正視中國民間索賠呼聲，以及到南京向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亡靈致哀和懺悔。
要求付諸全民公決
同時，二人還上書北京民政部，要求正式註冊由鮑戈擔任主席、馮英子任顧問的「中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兩人表示，中日建交后中國政府主動放棄對日索賠只是當時政府的意思，違背中國人民的意願。他們認為，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可確立索賠立場的合法性。
橋本有意到北大演講
鮑戈在九一年開始創建上述組織，也曾在九二年日本天皇訪華及九四年日相訪上海期間發動絕食抗議，但多次被拘留和被警察毆打，九四年更因從事此活動及其它人權活動而被判勞教三年。對此，鮑戈表示，他只是履行戰爭受害人民的基本權利及憲法賦予的公民基本權利，用不著害怕。
與鮑戈聯名上書的上海名作家馮英子，現年八十三歲，曾主編香港《文匯報》、上海《新民晚報》等多份報章雜誌，也是上海市政協常委。近年來多次公開發表支持民間戰爭受害者向日本索賠的文章和致日本當局的公開信，十分引人注目，社會反應強烈。
另外，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九月四日至七日訪問中國時，有意在北京大學演講或與市民及知識分子對談。日本官員說，橋本在演講中強調，日中關係對亞太地區的安定是重要的。橋本預定訪問大連和瀋陽，他較早時表明只參觀東北戰爭紀念館，而不到南京訪問。
（摘自《東方日報》1997年8月15日）
倡導全民公決，推動政制改革
鮑戈重組對日索賠團體
作者：李志遠
1997年8月15日是日皇裕仁發布結束侵略戰爭的《終戰詔書》52周年。在此前一天，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的發起者、著名異議人士鮑戈，同上海著名作家、原香港《文匯報》主編、《新民晚報》副主編馮英子一起，聯名致函北京中國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一個非官方團體----《中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立即引起傳媒關注。觀察人士認為，在中共「十五大」即將召開之際，民間政治勢力向北京當局提出全民公決的問題，意在表明在許多重大政治問題上，中共有違民意，難以得到多數民眾的認同。
記得1993年3月，正當中國第八屆人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前夕，鮑戈通過世界傳媒發表了一封呼籲以全民公決方式徹底解決有關中日戰爭賠償問題爭議的公開信。當時，此信雖是發往人大的。然後卻被放在中共政治局的會議桌上幾經傳閱，人大代表們反而無緣得見。鮑戈向記著指出：1972年中共在《中日聯合聲明》中代表中國放棄戰爭賠償要求的決定是違憲的。他說：「中共的這一決定，過去不敢提交全國人大審議表決，現在也根本經受不住國內全民公決的政治考驗，將來也必將激怒中國民主政府。」他還公開表示，為了迫使當局准許就對日索賠問題舉行全民公決，他將號召各地民間團體聯合發起一個名為「北京大進軍」的盛大請願活動，同時赴京請願，再燃民主運動。
時隔四年，鮑戈在遭受囚禁迫害之後仍未改初衷，繼續領導著「人權呼聲」全國委員會和「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這兩大組織，廣泛開展政治活動，並公開宣布計劃要在將來成立「公民大會黨」。這次鮑戈改組「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創建「中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並邀請在知識界頗受尊崇的馮英子老先生擔任總顧問，表明他對自己擁有民眾支持的自信態度並未因漫長的牢獄歲月所消磨。由此也可以看出，民間對日索賠運動日益對專制勢力形成政治壓力，成為推動政治改革的一股力量。
（摘自《中國之春》月刊總第168期一九九七年九月號第44頁）
徐邦泰：「鮑戈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本報舊金山訊】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主席徐邦泰看了大陸公民鮑戈要求就向日索賠一事舉行全民公決的公開信后，寫下《鮑戈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一文。全文如下：
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有這樣兩行詩：
你可以不成為詩人，
但你必須成為公民。
對日索賠運動發起人鮑戈就是一名中國真正的公民。去年十月，日本天皇明仁訪問中國，鮑戈和福建、上海、河北、北京、山東、西安、南京等地的活動人士發起了一系列抗議活動。當他最後準備以絕食、自焚來迫使日皇向中國道歉時，結果遭到了軟禁。但是，鮑戈沒有停止行使他的公民權利。
正當北京將召開第八屆全國人大之時，鮑戈於三月八日向全國人大發出公開信，呼籲就戰爭賠償問題舉行全民公決。他認為全民公決是解決對日索賠問題的根本出路。他向記者表示：「現在只有通過全民公決，中國才有可能挽回遭受戰爭損害的整體民族利益。而且，全民公決還能為中國鋪就通向民主憲政的路。」看來，鮑戈不僅是名真正的公民，更是一位真正的人民代表，
我相信，坐在人民大會堂里的兩千九百七十七名「人民代表」中，大多數人從心底里贊成鮑戈的主張的。事實上，在去年三月的人大會議上，律師王工等近百名代表曾聯名提出一項議案，要求日本直接對中國的戰爭受害者賠償一千八百億美元。
十三年前，我和胡平等朋友，為爭取「競選」人民代表的權利，曾付出過一些代價。如今，鮑戈雖然不是什麼代表，卻不畏險惡奔走呼號，他的勇敢確實令人敬佩。
（摘自《世界日報》1993年3月11日）
- [02/19]朱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潰德軍和日軍挽救蘇聯命運的元帥屢遭獨裁者誣陷被解職晚 ...
- [02/19]華盛頓（1775年組織民兵起義打敗英軍為結束英國殖民統治立下卓越功勛）
- [02/20]鮑戈（1992年10月在日皇首次訪華期間以絕食自焚逼迫日本為侵華戰爭而道歉）
- [02/20]岳飛（戰功顯赫的抗金將領因中央權貴誣陷於1142年連同兒子岳雲等人一起被處極刑）
- [03/14]陶駟駒部長呼籲全國抓階級鬥爭 點名上海鮑戈等人是「敵對勢力」
- [10/09] 對日索賠運動或將引爆中國首次全民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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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對日索賠成為政治運動
作者：王維勇
中國民間第一個自發成立的要求日本賠償戰爭損失的團體----「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已改組成為「中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這一動向表明，最初由民間的戰爭受害者進行的對日索賠活動，已經逐步演變成為要求廢除一九七二年《中日聯合聲明》中關於中國放棄向日本索償戰爭損失的承諾的政治運動。八月二十四日，這個剛改組成立的新團體的臨時主席鮑戈和顧問馮英子，聯名致函中國民政部，要求給予該團體合法地位，這無異於一種政治挑戰。
當年中國當局在決定中日戰爭的賠償問題時，違反了中國憲法所規定的決策程序，事先沒有交付全國人大討論表決，因而留下了「後遺症」。放棄戰爭賠償，在當時僅僅有助於日本在北京和台北選擇外交承認關係時儘早打消疑慮，而中國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卻是極其慘痛的。既然中國當局已放棄戰爭賠償，那麼民間的對日索賠呼聲便經常使他們深感不安。原先，對日索賠還只限於「慰安婦」等民間受害賠償的個案上，當局尚可保持沉默，之後一百多名人大代表又提出了一個對日索賠議案，此舉雖遭壓制，但當局已從中認識到民間的不滿情緒是無法平息的，此後便開始採取疏導政策。如果民間的索賠呼聲能被當局所利用，藉機向日本施壓，成為處理中、日、美三角關係中的一個政治籌碼，就不會使中共煩惱了。但是事與願違，由於日本根本置之不理，以及中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不斷對當局放棄賠償的決策質疑發難，這就很難預料其結果是否會在國內引發一場新的政治風波。
鑒於一九七八年中日兩國議會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宣稱，中日兩國應嚴格遵守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包括中國放棄戰爭賠償的承諾。因此，要改變這項條約，除非中國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推翻，否則日本方面是決不會認同和讓步的。然而，在共產黨所完全控制的中國，究竟能否允許人民起來挑戰執政黨的重大決策？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看來未來的鬥爭將圍繞全民公決問題而展開，而全民公決問題又將牽扯政治體制上的層層危機。因此，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的現實意義要比其歷史意義更為深遠。
（摘自《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十月號 總第五十三期 第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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