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杜月笙的1931 （５）

　　　杜月笙的勢力範圍當然不止是在政治圈子，事實上，他的全盛時期其勢力深入到經濟、金融，工商、工會，新聞、報界，已經是一個名至實歸的上海「土皇帝」——「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先說他打入經濟、金融界的手段。

　　 1928年，杜月笙開始籌備成立中匯銀行，並自任董事長。這是他由以往的鴉片走私和經營煙館、賭檯等黑社會事業，轉向「上流社會」的起點。為什麼他想起要辦銀行呢？據說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謀士錢新之的主意。因為杜月笙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信奉「人死留名，豹死留皮」這一套很傳統的江湖風儀，始終不甘於做一個「黑社會老大」。他覺得自己掙了最多的錢，玩了最多的女人，讓所有人都聞風喪膽，這些都沒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個他從小可望不可及的風雅上流社會。而要躋身上流社會，老是販賣鴉片可不行。所以，象所有有遠見、有野心的黑社會領袖一樣，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如此，他必須有幾個正經行當可以充充門面，有幾個體面頭銜可以炫耀炫耀。錢新之的建議就是以銀行業為起點，改變杜月笙的社會地位，使他真正進入上流社會。錢新之，字永銘，浙江吳興人。張謇任交通銀行總裁時，他曾擔任過交通銀行總經理，蔣介石建政后，他曾出任過財政部次長，浙江省財政廳長，因留學法國，與法國上層人物有聯繫，被蔣介石任命為駐法公使，但沒有到任。當時，錢新之正擔任中國最有勢力的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陸、鹽業儲蓄會經理，是上海金融界數一數二的巨頭。杜月笙既然是法租界的聞人，對這樣的場面人物當然傾心結納，所以錢新之居然肯以官商兩界紅人的身份為杜月笙所用，幫他出謀劃策。很快，中匯銀行於1929年正式開張。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筆資金。徐是大英銀行買辦，為求得保護，曾拜杜月笙為老頭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貫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親徐慶雲死後，留下二千數百萬的遺產，徐慶雲的小老婆要求與徐懋棠分割財產，徐懋棠當然不肯，於是拜杜月笙為「老頭子」，請杜出面來料理這一樁「家務事」。杜月笙向來對名門巨戶的桃色糾紛、家族內訌或流氓敲詐是樂於排憂解難的，因為一則別人請他是看重他，二十也可從中得利邀名。就說徐懋棠這一樁家產糾紛，杜月笙出面，對徐慶雲的小老婆連威逼帶利誘，以五十萬元打發了她，保住了徐懋棠的千萬家財。徐懋棠既然將杜月笙這尊神請了出來，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進貢」，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現在杜月笙要開銀行，徐懋棠二話不說，出了一筆巨資，成了中匯的大股東。中匯的另一個巨額投資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當時是通匯信託銀行經理，也是杜月笙的門生。這兩位出資都比杜月笙多，但他們只是「應詔」而來，貢獻出錢財以後，萬事由杜月笙作主，杜是董事長。中匯銀行還有一筆特殊的資金來自法國駐滬總領事柯格林。這位領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腦滿腸肥，將搜刮來的大筆錢財也存入「老搭檔」的銀行，自然不用擔心會有露餡之虞。當時開張的時候，銀行業的同行都來捧場，送的「堆花」就頗為可觀，中匯不存在銀根緊張的問題。於是，杜月笙的銀行一開張，在銀行界的聲譽鵲起，憑藉這一炮，杜月笙在銀行業站住了腳。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盛宣懷於1897年創辦）。當時，通商銀行的大權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宗耀）手中，但他眼光不夠長遠，當蔣介石的北伐軍已經達到長江下游的時候，此君還在到處為孫傳芳大帥籌措軍費，還組織船隊為孫大帥運送軍隊，所以蔣介石一到上海，就殺氣騰騰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將他通緝，逼得他逃往青島不敢露面。那時節杜月笙還沒有想到要向銀行業伸手，所以經傅筱庵一幫親故的疏通，杜月笙、張嘯林等人出面向國民政府說情，國民政府撤銷了對傅筱庵的通緝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后，於1932年6月改組董事會，順理成章將杜月笙、張嘯林等增添為董事。1934年，通商銀行花了210萬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層的營業大廈，以裝飾門面。但到了第二年，由於虧損太大，經杜月笙之手將這座大廈以150萬元的低價賣給了宋子文組織的中國建設銀公司。在這件事上，杜月笙幫助宋子文佔了便宜，宋子文則幫助杜月笙繼續掌握鴉片市場的控制權。

　　 然而，杜月笙雖然開始只是列名為通商銀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銀行的「太上皇」了，這原因，就如同趙匡胤陳橋驛「黃袍加身」一般，有人擁戴，他自己也樂意。1935年5月，通商銀行出現了擠兌危機。杜月笙以常務董事的身份出面維持，設法借到些現金，但仍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杜月笙便讓人在運錢時以帆布蓋著車，真的鈔票顯露一些，底下一捆捆包紮的並不是鈔票。卡車開到通商銀行門前，在擠兌者眾目睽睽下，門徒們將一捆捆鈔票搬進去，隨即又於夜間從後門悄悄將這些錢運走，如此反覆，使得擠兌者的心理狀態發生變化。同時，杜月笙又令門徒拿著自己的鈔票，在通商銀行裝成存款的樣子。他還招集煙、賭、娼各界老闆開會，要他們不要軋鬧猛。這些老闆們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紛紛到通商銀行存款。如此一來，擠兌風潮變成了排隊存款，危機終於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銀行召開董事會，改推杜月笙為董事長，使他取得了通商銀行的大權。這等於宋江上了梁山收拾了王倫一般，後來者居上。不過，熟知內情的人說，本來這次擠兌風潮就是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先讓人在銀行存下大筆款項，然後突然提款，讓銀行措手不及，同時警告別的同業，不要給通商銀行拆借。這樣一來，這銀行的現金自然斷檔。

　　傅筱庵對自己大權旁落一事耿耿於懷，可抗不過杜月笙的「人氣逼人」，於是只得忍氣吞聲。後來，他終於有了一個機會翻身，那就是全面抗戰開始，杜月笙避往香港的時候。因為傅筱庵一直和日本人做生意，所以抗戰一起，他認為發財的機會來了，不肯隨國民政府內遷，日本人也正在物色可以當漢奸的有身份有實力的頭面人物出來「維持秩序」，所以，淞滬戰役硝煙還在瀰漫，傅筱庵和日本人已經眉來眼去了。日本佔領上海，將租界以外的市區改為「大道市」，意出《禮記•大運》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似乎還真想把個上海灘建成「王道樂土」，但當時的上海人暗中稱呼這個「大道市」為「大盜市」，倒也名實相符。傅筱庵在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治下一直憋著一口氣，現在就自然落水當漢奸，儼然成了這個「大盜市」的首任市長，上任伊始，氣焰不可一世。據說傅筱庵的一位公子在通商銀行的樓道里見到了杜月笙的一位手下楊漁笙，陰狠狠地招呼他讓他夾緊尾巴，說被日本人抓住就活不了，這就是傅筱庵要和杜月笙等人算帳的先聲了。杜月笙當然聽到了這些不利的消息。現在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杜月笙的勢力一貫都是在租界里的，而現在日本佔領上海華界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當局對日本也已經畏之如虎，不敢去撩撥日本人的虎鬚。當時白人出了租界，經過日本佔領區的時候，日本軍人迫使他們鞠躬，稍有不從就打耳光，這在往日，這些白種洋人早已經暴跳如雷地動槍動炮了，可如今歐洲一場大戰將英、法兩個老牌帝國打得奄奄一息，對日本這個新進帝國只好低眉順眼，洋人受了欺負也只能忍了，何況中國人？所以杜月笙現在怕了傅筱庵這個落水漢奸也不是沒有來由，因為現在輪到傅筱庵「坐莊」了。

　　 不過，傅筱庵得意得太早了。杜月笙自己已經離開上海灘，他的大批門生卻還是紮根在上海，傅筱庵要動杜月笙的基業，遠不是那麼容易。杜月笙離開上海的時候，吩咐他的親信萬墨林、應采丞留守上海，萬掌管內務，應照應外場，杜家的「天下」依然根基穩固。杜月笙特別關照萬墨林，對戴笠軍統一系的抗日活動要全力支持。而軍統在上海淪陷初期的主要抗日活動就是暗殺落水或即將落水的大漢奸，軍統負責鋤奸的特別行動組組長陳默，既是戴笠的心腹，又是杜月笙的門生。因為杜月笙還在上海埋下了這一招伏棋，傅筱庵就還是鬥不過杜月笙，傅筱庵當上「大盜市」市長不多久，就身首異處了。原來，杜月笙的門徒和軍統特務打動了傅筱庵的一位山東大廚，這位廚子對傅筱庵做漢奸很不以為然，加上軍統答應保證他的安全，給他獎金，他就在夜裡用菜刀剁瓜切菜般砍掉了傅筱庵的腦袋。很短的時間裡，陳默的行動組暗殺的大漢奸有前北洋政府的總理唐紹儀等名人，一時之間那些想做漢奸的人整天提心弔膽。

　　 杜月笙在香港淪陷後轉進到重慶，開始時手頭很是緊張，上海灘上揮金如土的做派作不出來了，所以就想著在重慶重起爐灶，再辦銀行。他在抗戰一起就算計好了，讓通商銀行於1938年4月與四明、中匯兩銀行在香港設立聯合通訊處，將通商銀行各地分支行的有價證券742萬元運抵香港，寄存於美國大通銀行。同時杜月笙關照門徒將上海大部分庫存現金及一切重要單據、債券移存美國花旗銀行。1941年7月，又從上海抽出150萬元資金轉移到重慶，這正是珍珠港事變美日開戰之前不久。1943年6月，杜將重慶分行改為總行，並先後在蘭州、西安、洛陽、寶雞、成都、衡陽、桂林等地設立分支機構，利用投資或貸款，滲入和控制各地的工礦企業。

　　 看看這些調度，真不得不佩服杜月笙的先見之明。在盧溝橋事變的時候，上海的一般輿論還是傾向於認為這場事變會和以前的9。18、華北事變、1。28淞滬事變一樣，最終以和談告終，不會演變成中日全面開戰，所以上海還是可以安然無恙。獨杜月笙一人未雨綢繆，在報上發表言論認為抗戰很快將波及上海，上海各界應該預作準備、奮起而支持北京抗戰的29路軍。他一方面組織抗戰後援會支持軍隊抗戰，一反面為自己的基業打算，開始轉移資產，以上他對通商銀行的處置，就是這種常人不及的先見之明。當然，有人說杜月笙之所以「料事如神」，只是因為有孔祥熙這位內線給他通風報信，當蔣介石下定決心開闢淞滬戰場全面抗戰的時候，孔祥熙第一時間就通知了杜月笙。

　　 舊上海形容杜月笙發跡是靠「三陽開泰」，指楊度、楊志雄、楊管北這三人做他的謀臣策士，替他佔地盤，「闖天下」。1931年，由楊管北開路，幫杜月笙打進清末狀元，清末至民國期間著名的企業家、教育家張謇和他三哥創辦的大達輪船公司，杜月笙從此成了水運行業的龍頭之一，很快控制了長江的航運產業。張氏兄弟以在南通興辦的大生紗廠起家，在清末民初橫踞江蘇一帶，上到總理總統，下到督軍巡按、以及府縣衙門，都得買他們的帳。當杜月笙崛起上海灘的時候，張謇故去，張氏的大生資本集團已經破產，張家的勢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張謇的一個獨子張孝若苦苦支撐著幾個企業，其中盈利還算可以的就是大達輪船公司，因為這個公司壟斷了上海至揚州的蘇北航線。楊管北趁大達公司遇到困難時，設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購大達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會開會醞釀董事長人選時，杜月笙指使清幫頭目戴步祥率領徒眾搶做大達碼頭的工頭，把原工頭張金奎及徒眾趕出碼頭。雙方發生械鬥，警察局長蔡勁軍親自帶了大批武裝警察彈壓，大達碼頭被封鎖起來，輪船無法裝卸貨物，營業幾乎癱瘓。在這種僵局之中，雙方反覆談判，尤其是與張、杜兩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從中調解，杜月笙如願以償擔任董事長，執掌了大達公司管理權。張謇的兒子張孝若任總經理，楊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運業的碼頭，他就要在這個碼頭髮號施令，不肯屈居人後。當時航運業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的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還有他同鄉開辦的平安、達興、等公司勢力也頗雄厚。他們看到杜月笙插足航運業，心下當然不太樂意。三北公司、達興公司聯名申請航行蘇北線，但上海航政局長在杜月笙要求下拒絕發給他們通航蘇北許可證。虞洽卿等據理力爭，在航運界調停下終於分到上海至海門、啟東航線。可是他們有擺不平的關係，杜月笙卻能擺平，那就是江上做著「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卻是此道中人，他請出蘇北清幫的頭面人物「高老太爺」高士奎傳話，讓這些洗劫輪船的兄弟「看菜吃飯」，只要是大達公司的船就一律秋毫不犯，而對其他公司則儘管放手做去。這樣一來，上了杜月笙大達公司的輪船，就等於上了一道生命兼財產保險，那還不是顧客蜂擁雲集？

　　 當時麵粉業為上海十大行業之一，利潤豐厚，這使杜月笙有了覬覦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個華豐麵粉廠，老闆盧少棠嗜賭如命，1931年輸了幾十萬元，迫於無奈宣告要將華豐出賣。杜月笙出一百零九萬元低價把它買下來。這時正值通商銀行董事長傅筱庵解除通緝后從大連回來，杜月笙想讓傅掏這筆錢。傅筱庵為報答杜月笙，同意以極低的利率放貸。

　　 杜月笙買到華豐麵粉廠后，便把目光放到麵粉交易所理事長的寶座上。這個位置可制約大江南北數省的麵粉貿易。當時，在麵粉業交易所掌握實權的是交易所常務理事榮宗敬及其弟榮德生。榮氏兄弟是無錫人，早在光緒年間就在上海開設錢莊，並投資於麵粉業。他們開辦的茂新麵粉廠，從一廠到十廠，創出有名的「兵船牌」麵粉。之後又創設「福新」麵粉一廠至十廠，可見實力雄厚。杜月笙想憑一廠之力奪取麵粉業領導寶座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他利用掌握的黑社會勢力，勾結當局權貴，得以「出奇取勝」。

　　 杜月笙首先以高價將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標從榮氏兄弟手中挖了過來。王禹卿多年主管榮家以「福新」為廠號的十個麵粉廠，被稱為「麵粉二王」。當時在上海麵粉交易所活動的生意人，分屬於上海麵粉業公會、蘇浙皖三省麵粉業公會這兩派。榮氏兄弟的影響主要在上海麵粉業公會。而杜月笙的得力助手楊管北祖上在揚州、高郵一帶開設麵粉廠，與三省麵粉業公會有密切淵源。1931年國民政府實行裁撤厘金，改為統稅制，這加重了麵粉商的負擔。杜月笙抓住這一機會，親自跑到三省同業公會活動。隨後，他的智囊團想出一招，寫了一篇致國民黨中央的呈文，請江蘇省政府轉呈中央實業部，要求特准「補助內地實業」，減稅50％。當時的江蘇省財政廳廳長張壽鏞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實業部長孔祥熙，也都與杜交情甚好。結果，杜月笙的呈文被一級級順利通過，各廠商對杜月笙感激不盡。此後，在上海麵粉交易所的股東大會上，榮宗敬等便受到猛烈抨擊，杜月笙則在改選中名列榜首，成了上海麵粉交易所的理事長，楊管北被選為常務理事。

　　 杜月笙當上了許多大中型企業的董事長、董事、理事，但他並不滿足。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是個很能獲得高額利潤的地方，按紗布交易所章程規定，只有該所經紀人才可入場交易。杜月笙不是經紀人，他就派徒眾趁該所交易鬧猛之際，混在場中叫買叫賣，使秩序混亂不堪。交易所以暫停交易來對付這批流氓，杜月笙便指派徒弟陸杏生率領徒眾守在該所附近，停業時走開，再開業時又回來，鬧得該所無法營業。而公共租界捕房早與杜月笙串通一氣，對交易所打去的電話回答說：「捕房只管屋外糾紛，你們場內糾紛，我們管不著。」一些理事終於認識到鬥不過杜月笙，只得請他幫忙。杜月笙乘汽車來到該所，對那批流氓裝模作樣地呵斥幾聲，頓時交易所秩序井然。當年下半年理事會改選，杜月笙被選為理事，又經杜月笙「推薦」，張嘯林當選為監事。杜、張的名分股，都由紗布交易所的大股東吳瑞元送上。嗣後，紗布交易所又經歷了一次風潮，杜月笙最終如願以償地登上了理事長的寶座。

　　 杜月笙躋身於金融、工商界之後，又對上海市商會的領導權大生覬覦之心。此時擔任會長的是虞洽卿，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勢力和影響都超過了杜月笙。杜月笙經過再三盤算，決定將王曉籟作為他的替身，推上上海市商會會長的寶座。

　　 王曉籟是浙江嵊縣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層人士中關係較多，被虞洽卿引為心腹。杜月笙對王施展了先打后拉的手法。當時王曉籟任魚市場總經理。杜月笙在漁民和魚行經紀人中煽動起反對王曉籟的風潮。王曉籟在社會下層沒有依靠，被迫向虞洽卿請求辭職。當虞洽卿請王曉籟推薦繼任人時，王曾氣憤地說：「杜月笙！」杜月笙看到「打」已取勝，又轉向「拉」，他答應王曉籟留任。王曉籟喜出望外，以後便逐步靠攏杜月笙了。杜月笙在魚市場有了股份，被推為董事長。之後，杜月笙又著手拉攏市商會關鍵人物之一的駱清華。眼見舊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邊，虞洽卿也去意漸生。在杜月笙的力推下，王曉籟繼任市商會會長。此後，王曉籟對杜月笙更加言聽計從。

　　杜月笙是舊上海有名的工會「領袖」，這一點說出來讓人吃驚。不過這裡的「領袖」二字當加上引號，因為他是一個表面上處在超然地位的勞資糾紛的熱心調解人，自己絕對不去當什麼工會領導人的。但當時上海幾個大工會的領袖都是杜月笙的門人，所以稱杜為工人領袖也不為過。

　　 當時的上海工會有「黃色工會」和「紅色工會」之分，前者控制在國民黨手裡，後者則是中共地下黨的地盤。郵務工會的主席陸京士剛從大學畢業就投身工運，年輕有為，非常精幹，是上海的七大黃色工會中很出風頭的一人，杜月笙從別人口中聽到陸京士，非常欣賞，派人去找陸京士，說是杜先生想結識他，請他得空來一趟杜公館。陸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權勢熏天的杜月笙青睞，驚喜過望，有點受寵若驚，連忙登門拜訪，杜月笙對他大大誇獎了一番，更讓他感激涕零。於是，陸京士順勢提出拜杜月笙為老師，杜月笙連聲滿口答應曰好，這樣，陸京士籠絡了自己一幫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為「老頭子」，這就是所謂的工會「十一股黨」，不久陸京士又拉來一幫人合計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通好顧嘉棠、金廷蓀等人為老頭子，這是「三十九股黨」，他們五十人組成了控制上海工會的一幫最大勢力。其中，有幾個秘密公產黨員，如出身郵務工會，1932年當到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委員的的朱學范，就是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后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調解工潮，但次數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從他的門生朱學范等人掌管工會後，他出面調解工潮的次數越來越多，範圍遍及全上海。當時國民黨的市黨部和社會局往往對市總工會施加壓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資本家對抗，於是工會的朱學范等人就請出杜月笙這尊門神來撐腰。杜月笙出面說話，誰都要賣面子。上海市政府、市黨部等機關里都有杜月笙的門生，如市長吳鐵城手下管地方政治問題的王紹齋、出身工運後來到市黨部管工運並在警備司令部當軍法處長的陸京士和市黨部執行委員陳君毅等等，杜月笙一出面調解，當然大家都得給他面子，因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開祠以後，聲勢如日中天，這也和他經常出面調解工潮有關，因為朱學范等人每次請杜月笙出面擺平工潮后，總要號召各大單位在各大報上刊登鳴謝杜月笙調解的啟事，杜月笙覺得很有面子，也就樂得出馬排憂解難。朱學范等人手下罷工積極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幫會的威脅，只要朱學范請杜月笙出面，總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門銬進警察局，朱學范打著杜月笙的名義從後門將這些人保出來。

　　 杜月笙調解工潮與國民黨當政機關的態度不完全一樣，他好面子，自以為在上海灘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覺得自己說出去的話各方面都應該接受，聽他的話，不然就是塌他的場。所以，朱學范等人組織罷工的時候，事情弄僵了請杜月笙解困，工人一邊一般都是扯順風帆，先做一些讓步，給杜月笙面子，這樣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資方給他面子，做出一定讓步。比如有些工廠倒閉的時候，工人要求三個月的遣散費，資本家不肯，一般他跟工人說，某某老闆工廠關門了，生意都做不成，經濟困難，現在的確拿不出錢，但是工人要求三個月的遣散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這樣吧，老闆拿不出錢來，他出兩個月的遣散費好了，我出一個月，你們也不要難為人家了。有時候他乾脆越俎代庖代表資方答允工人要求。他的口頭禪是，某老闆不拿出錢來，我出錢，我說話算數。一般情況下，他說得起這句話，因為一般的資本家都不敢不承他的情。但有一次，他調解法商電車公司的勞資糾紛，工人依了他的條件，可法商電車公司後台是法租界當局，不買杜月笙的帳，杜月笙就只好自己掏腰包安撫工人了。但這樣的情況很少。

　　 杜月笙在上海的新聞界文藝界的勢力也是盤根錯節，樹大根深。杜月笙一度是上海兩大報館《申報》和《新聞報》的董事丈，還是《商報》、《中央日報》等十一家報館的董事長或董事、常務董事，所以杜實際上控制了上海的新聞輿論界。《新聞報》的編輯唐世昌，是他在新聞界收的第一個徒弟，以後上海灘上不少著名報人也或明或暗投入他門下。這些人依附杜月笙后，不但職業有保障，而且每月有津貼，據說津貼數額還不少，按當時幣值，將所得津貼存入銀行，一年可買一輛轎車。然而，吃新聞飯的人也等於吃杜月笙家的飯，所以不給杜月笙面子的話，也就飯碗不保。當時的上海，雖然報館林立、文人叢集，表面上看來新聞界百花齊放，光怪陸離，然而，大小報紙有個不成文的規矩，絕對不能說「杜先生」不樂意聽的話，於是許多重要新聞，甚至排好了版的頭條新聞，只要杜月笙「閑話一句」，往往會忽然不見。靠此力量，杜月笙幫助了不少達官貴人抽調了不宜外揚的桃色醜聞，當然誰收他之益，也就得受他所制了，他通過這個途經又結識了一大幫上層人物。總之，在上海的輿論界中，沒有杜先生抹不平的事情。

　　 杜月笙作為上海清幫首領，是躋身金融、工商業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清幫其他上層分子在這方面也不遜色，如金廷蓀開設治茂冷氣公司，同時又是黃金大戲院和逍遙池浴室的老闆；馬祥生是雪園老正興和聚商樓等菜館和金門大戲院的老闆；高鑫寶開設了麗都花園舞廳；謝葆生開設了卡德浴室，同時又是仙樂斯舞廳和大舞台的老闆；芮慶榮在虹口開設旅館、舞廳兼備的月宮飯店，又是新光大戲院的經理。在上海清幫廣泛向工商界跨進的同時，一些工商界人士為求庇護，主動向清幫首領送上「乾股」，有的還加上一張門生帖子和豐厚贄禮，充當門徒。杜月笙的「恆社」是他的清幫弟子的核心組織，以1934年《恆社社員錄》中324名成員的職業為例，在金融、工商界者有144人，約佔44％；其餘則分別在軍、政、警、文化等各界。
　　

「蔣介石的夜壺」
　　
　　 蔣介石用不用夜壺，這倒無從知曉。這裡說的蔣介石的「夜壺」，是出自杜月笙的一句「名言」。他說蔣介石待他，就像使用夜壺一樣，言下之意，蔣用他的時候急急忙忙捧住，不用的時候往旁邊一丟，還捏住鼻子嫌臭，從不會擺到光亮的地方。此論真的是妙不可言，由此可見杜月笙深思熟慮，決不是一般的幫會流氓可比。他有眼光，對政經大勢看得非常明了，所以他能在各種勢力之間周旋，四兩撥千斤，非常嫻熟地將不同的力量化為己用。比如，他為戴笠的軍統「鞠躬盡瘁」，萬事都願幫忙，簡直好得不分彼此，正因為兩家「不分彼此」，所以戴笠的強大勢力都可以變為杜月笙的能量。又如杜月笙和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領袖的關係，杜月笙為這些人甘作馬前卒，為他們保駕護航，做各種上不得檯面的黑暗勾當，但通過為他們「鞠躬盡瘁」，杜月笙卻獲得了空前的影響力，因為能夠接近這些人，這本身就是權力的象徵。

　　 杜月笙當上蔣介石的「夜壺」，是從1927年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的。蔣介石的北伐軍一進入江浙地帶，就開始派楊虎、陳群等人聯絡黃金榮等幫會勢力，以對付上海工人武裝。1這幫人充當了鎮壓工人糾察隊的打手，因此他們被譏為「虎狼成群」。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充當打手。4月11日晚，他設計騙殺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這件事，據說是發生在杜公館，後來汪壽華是被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剛活埋在楓林橋附近。在暗害汪壽華之後，杜月笙隨後又指使流氓鎮壓了工人糾察隊。手法也很巧妙：一幫青幫分子（他們中也有工人）假裝和工人糾察隊發生衝突，這時候國民黨軍隊則以第三方身份介入，要求雙方都放下武器，於是工人武壯被解除，但青幫分子的武器很快物歸原主。這時候，軍方聲稱在工人糾察隊中有北洋軍閥的亂兵，因為發現他們有些人有北洋軍隊的肩章和軍服。這是事實，但這是工人糾察隊在上海起義期間繳獲的戰利品。於是軍方以鎮壓北洋軍閥殘部的名義鎮壓了工人武壯。這個計謀，據說也是杜月笙設計的，可見他的確詭計百出。後來杜月笙對自己暗害共產黨工人領袖一事諱莫如深，據說有兩位記者試圖報道這件事，結果兩人連人帶稿被滅掉了。上海解放前，杜月笙害怕共產黨翻老帳，所以當黃金榮決定留在上海的時候，他轉往香港。為了「統戰」，共產黨在上海的統戰戰線負責人潘漢年託人帶信給杜月笙，說共產黨既往不咎，杜月笙還拿不定主意，在香港呆著就病死了。

　　 事變之中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幫會建立的功勞不小，所以他們獲得蔣介石的支持和賞識。蔣介石一到上海，就召黃金榮、杜月笙等人到北伐軍總司令部面談，對他們溫勉有加。蔣介石送了黃金榮一塊純金懷錶，黃金榮寶貝得不行，平時捨不得戴，非得在節假日或有喜事的時候才亮出來。這時候，黃金榮看到自己以前的門生這麼威風，得意非凡，但蔣介石現在已非吳下阿蒙，黃金榮很識趣地托虞洽卿將蔣介石昔日落魄時的門生貼退還給蔣介石，不敢再以老頭子名義和蔣介石論班輩了。蔣介石收回這門生貼子之後，還是稱黃金榮為老師，在他1948被共產黨打得焦頭爛額的時候，來到上海，正碰上黃金榮八十大壽，蔣介石親自上門拜壽，還單腿跪地給黃金榮磕頭，黃金榮感激得老淚縱橫。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蔣介石任命黃金榮、杜月笙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這雖是虛銜，但杜月笙覺得非常有面子。當聘書和少將軍服送到杜公館的時候，杜月笙很鄭重地擺上香案，行三鞠躬禮。然後，他還特意穿上軍服在屋裡走來走去，滿面生輝，顧盼生姿，還照了張半身像，將相片裝框上架地掛在牆上。

　　 一直到全面抗戰開始，杜月笙都認為自己是蔣介石的同路人，鐵哥們。蔣第一次下台，住在上海楊虎的俱樂部里，杜盛情招待過他，據說還給過蔣介石錢。不過，杜自己對送錢給蔣的事，不敢談起，別人來問，他也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怕蔣介石不高興。蔣介石交代下來讓他辦的事，他會全力以赴地辦成，而且對蔣有求於他，他感覺受寵若驚。當然，蔣介石對他也不錯，他有事求蔣介石的時候，蔣介石也輕易不敢回絕。杜月笙是個非常有分寸的人，一般的事情，他不去麻煩蔣介石，只有各種辦法用盡都擺不平，而且那些通天人物都無法可想的時候，杜月笙會親自出馬去求蔣介石。

　　 一件這樣的事是抗戰前，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大嗎啡案。這個龐大的嗎啡製造廠是他叫顧嘉棠包下來的。以後因與憲兵、特務等分贓不勻而被破獲，由憲兵司令部派一連憲兵看守。結果這一連 的官兵都大偷嗎啡，從連長到士兵全部逃走。蔣介石大怒，非徹查不可，鬧得上海滿城風雨，國民黨內部為此也大開罵戰。杜知道追查下去，順藤摸瓜會摸到他這裡來，只好帶著一筆巨款趕到南京，一面買通蔣的左右，請求不要再追查下去，這件轟動一時的大案，就此虎頭蛇尾地收場。

　　 抗戰軍興，杜月笙堅決站在蔣介石政府一面，積極組織人力、物力、財力支持抗戰，用行動向蔣介石交心交底。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8月，又發動進攻上海的八一三事變。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他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毛巾、香煙、罐頭食品，送到抗敵後援會。八一三抗戰時杜月笙個人出資１萬多元買了１輛裝甲汽車送給淞滬戰場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而且，他送這汽車不留名，張發奎很長時間都不知道這汽車是杜月笙一人贈送的，直到杜月笙抗戰後期來到重慶，經人介紹見到張發奎，旁人說張將軍你現在正用著的汽車就是這位杜先生自己出錢送的，張發奎非常驚訝，也非常感激。這也是杜月笙為人的一貫風格：幫人忙、送人錢財，不肯自己直接出面，而是讓別人旁敲側擊地透漏出去，這效果比起雪中送炭來又更高一層。他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將從外國進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贈送給八路軍使用。八一三抗戰後期杜月笙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品時，僅用了一天時間即向謝團送去了光餅２０萬隻。８月１９日他在報紙上發布徵募救國捐和金銀物品的告示。僅月余時間杜月笙主持的籌募會就籌集得救國捐１５０餘萬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戰。杜月笙還主動將杜美路的私宅借給財政部「勸募委員會」作辦公地點，自任上海市民勸募總隊隊長、上海商界勸募總隊副隊長。經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認購了救國公債７５００萬元，幾佔全部發行量的１／６。

　　 當前線軍情緊急時，杜月笙還親自組織自己的門生參加戰鬥，他的部隊稱為別動隊。１１月１０日日軍在浦東登陸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間國民革命軍撤出上海。別動隊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擊過日軍，有一位支隊長戰死得非常英勇，當他雙腿被炸斷以後，還匍匐在地上投擲手榴彈，最後手榴彈沒了，還抱著日軍一齊滾入蘇州河。然而，這支別動隊終因寡不敵眾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組為忠義救國軍，甚至成了汪精衛的偽軍。

　　 上海淪陷后，戰局急轉直下，蔣介石制定了一個秘密計劃，要將這時候停泊在長江內的日軍軍艦封鎖在內陸，然後遣空軍全部炸沉，給日軍一個措手不及。因為這時候日軍還沒有作出全面、持久作戰的準備，他們以為這次戰爭還是「事變」，所以根本想不到蔣介石會主動出擊擴大戰爭。而事實上蔣介石已經決定全面抗戰了。這個計劃的關鍵是用沉船封鎖江陰要塞，密令下達之後，又是杜月笙顧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江面偷偷鑿沉。在杜月笙的帶領下，其他輪船公司也紛起響應，鑿船沉江，阻塞了大半長江航道。然而這一秘密計劃被一個漢奸黃秋岳（他本是一位著名詩人）出賣給了日軍，使得日軍趁著江面還沒有完全堵塞的時候，連夜逃出長江，此一計劃功敗垂成。後來黃秋月被砍頭示眾，連帶有十七位漢奸被槍斃。

　　 杜月笙在上海淪陷后以市各界抗敵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內堅持了一段時間。他曾不惜巨資買了不少中共黨組織設法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支持抗日宣傳，為廣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糧。

　　 當上海即將淪陷的時候，杜月笙考慮到自己從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到1937年全面抗戰，自己都是站在上海社會各界抗戰領袖的地位，日軍恐怕不會放過他，所以於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６日晚，拋下了所有的家屬，與宋子文、俞鴻鈞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繼續進行抗日救亡工作。他這一行動，是對蔣介石抗戰政策的堅決支持，尤其是當虞洽卿、傅筱庵、黃金榮、張嘯林這些上海頭面人物都不肯離開上海這個安樂窩的時候，更顯得杜月笙的支持可貴。

　　 在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係，繼續活動。他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940年他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這是在國民黨支持下的中國各幫會的聯合機構，杜月笙為主要負責人，由此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之總龍頭。他為蔣介石立的一大功是將汪精衛手下兩位大將高宗武和陶希盛拉過來「反水」，而且讓他們偷出了汪精衛和日本談判的絕密文本，在香港《大公報》上刊登出來，讓汪、日秘密交易曝光，顯出了汪精衛的賣國嘴臉。杜月笙做這事非常機密。先是，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他從留滬門徒徐采丞處獲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後，急飛重慶向蔣介石彙報。返港后杜與高、陶代表黃群接觸面談后再次飛抵重慶向蔣彙報，請示機宜，１９４０年１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離滬赴港。不久陶希聖滯留在上海的３個孩子亦經杜月笙、萬墨林的籌劃抵達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