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杜月笙的1931　（３）

作者：遙望天河　　２００５－０９－３０

春申門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海上聞人」這一個稱號，配得起人的不多。首先，這是專給上海灘上的風雲人物預備的「專號」。更重要的，上海灘風雲人物各行各業代代層出，但真正敢戴著「海上聞人」 這頂帽子的人，幾十年來的上海只有寥寥幾個。「聞人」似乎和「名人」相通，但決不能划等號，更和現在常用的「知名人士」，意義完全不同。比如，如果稱胡適之博士為名人或知名人士，他會頷然受之，但若稱呼他為「聞人」，則他會勃然大怒。相反，若稱呼杜月笙、王曉籟這一輩「名人」，不加「聞人」的稱號，則會有失他們的「身份」。「大亨」和「聞人」之間區別也不能混淆。在舊上海，到處可見挺胸凸肚，翹著大拇指橫行過市的人。他們挺胸凸肚倒不是為了表明自己無衣食之虞，而是，不如此不足以表明他們可以橫行無忌，翹著大拇指，則是顯擺他們大拇指上特大號的黃金戒指。在特定場合，他們也「說話算數」，可以擺平不少麻煩，為周圍不少人畏懼。這些人可稱之為「大亨」。他們雖然威風，但他們和「聞人」之間的差距，正如癟三和「大亨」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一樣。「大亨」是幹什麼的都有。漁市上，有黃金榮的徒弟「大亨」黃振亞把持著；菜市上，有杜月笙的徒弟「大亨」徐海濤把持著，人力車市場上，有「大亨」顧竹軒把持著；碼頭上，既有紅幫霸頭，也有青幫的惡棍，僅沈關生、李茂齡、張寶春三大碼頭霸主，就各自豢養徒弟1000餘人當工頭，他們都在上海置辦了大量房地產，成為「大亨」。至於賭場、舞場、酒店、妓院、煙館、夜總會、大世界遊樂場等「日進斗金」的十里洋場，每個經理、主任什麼的，都可以抖一抖，成為坐鎮一方的「大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連挖大糞的行當也有「大亨」，就是俗稱的「糞霸」。

　　 但在舊上海的報刊上，以上「大亨」絕對不敢冠以「聞人」的稱號。當時經常冠以「聞人」稱號的人至多不超過二十個，其中象虞洽卿、王曉籟等是商界人士；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則出身流氓白相人，沒有什麼像樣的職業，可他們能夠揮金如土、一呼百諾，他們沒有高官顯爵，但全國各地的達官貴人、軍閥顯要，到了上海的地頭上都得先來拜見他們，趨奉唯恐不及。而杜月笙尤其可以稱得上是「聞人」中的「聞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十里洋場」，連蔣介石、帝國主義租界當局也要買他的帳，同是「聞人」，虞洽卿、王曉籟成名比杜月笙要早，財勢比杜月笙要大，但一切還要看杜月笙的臉色行事——「杜先生」說了「不」的事情，這些人不敢說「是」。

　　那麼，杜月笙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呢？他從高橋鎮爬到十六鋪，又從十六鋪攀到黃公館，甚至從黃公館走到杜公館，這些經歷，雖然傳奇，但也不過是重複了很多上海灘上別的「英雄」的傳奇。只有在杜公館，杜月笙「站」起來，而且是以一種非常優雅的姿態站著，這才是杜月笙自己的精彩「傳奇」。在杜月笙以前，上海灘上的「白相人」，雖然也能夠呼風喚雨，也能夠紙醉金迷，但是絕對沒有人能夠象杜月笙那樣躋身「上流社會」、「紳士階層」。換言之，不管這些人多麼「風光」，他們仍然是「流氓」。但杜公館的杜月笙，再也沒有人認為他是「流氓」了。你可以叫黃金榮「黃老闆」，黃金榮會很得意，你可以稱張嘯林「張大帥」，張嘯林會很神氣，但你絕對不能稱杜月笙「杜老闆」或是「杜大帥」——「叫我杜先生！」這是杜月笙對別人的要求。

　　 杜月笙做到這一步，只能說是他的「天賦」使然。他的天賦顯示在他強烈的權力欲，精巧的權力平衡術，和出乎本能的交結朋友的技巧方面。

　　 當年上海灘上對黃、張、杜三聞人的評價是，黃金榮好財，張嘯林好打，而杜月笙會做人。黃金榮好財是上海灘上眾所周知的事。比如，因為「老頭子」收門生的時候門生一般都得「孝敬」老師一筆拜師費，少則幾百，多則幾千。黃金榮看重這一筆收入，對有人來拜門生帖子，來者不拒，結果鬧出不少「爬香頭」的事來。所謂「爬香頭」，也是幫會切口，是指門生拜過一人做老頭子后，又越過自己的「老頭子」和老頭子的老頭子攀師徒關係。這是幫會大忌。但黃金榮既是「天字輩」人物，對幫會規矩不放在眼裡也不是第一次，他收的門徒里就有不少為了炫耀勢力而「爬香頭」的「叛祖」人物。張嘯林好打，是這人及其手下動不動就「以武力解決」，橫衝直撞，氣勢洶洶，霸氣十足。雖然三大聞人里就張嘯林文化水平高，但也只有他行頭最粗魯，三字經不離口。杜月笙「會做人」，但「會做人」這三個字說起來簡單，「做」起來真不容易。

　　 「會做人」首先就要會「看人」。杜月笙和戴笠的關係就很能說明杜月笙識人之能。

　　 戴笠（1897--1946），原名春風，字雨農，江山保安鄉人。六歲喪父。民國2年（1913）畢業於原江山縣文溪高等小學校。次年秋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學，兩年後被學校開除，浪跡杭州、寧波、上海等地。民國6年，曾在浙軍周鳳歧部當兵。民國10年左右，在上海結識杜月笙。戴笠此時混跡上海灘，還只是一個賭場里潦倒不堪的小混混。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賭場里擲骰子，技藝超群，讓賭場出血不少，看場子的人看不順眼了，要收拾他一頓，結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見杜月笙。杜的手下報給杜，看杜怎麼處理。杜聽說有這樣的事，忙要求將戴笠帶到杜公館，讓他表演一下。杜月笙雖然賭癮極重，但賭術卻並不怎麼樣，一看之下，對戴笠這一手隨心所欲的擲骰子絕技讚不絕口，認為此人心思手腕這麼靈活，非常人可比，值得傾心結納，如是當場訂交，二人以兄弟相稱。後來，廣州的黃埔軍校開辦，在上海招生，杜月笙勸戴笠投考，還求黃金榮特意寫了一封介紹信給當時已是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這封信分量很重。因為蔣介石當年去廣州投靠孫中山，也是黃金榮資助的，蔣介石還拜了黃金榮做老師，黃金榮給蔣介石了斷了他在上海欠下的一筆四千元的債，還打發他一筆盤纏，這在愛錢如命的黃金榮，真是破格之舉了，所以，蔣介石終生對黃金榮都很感激，現在黃金榮的一封介紹信，完全抵得上一封錄取通知書。1926年戴赴廣州，改名戴笠，9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北伐時，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騎兵營一連。四一二政變中，因揭發同學中20餘名共產黨員，得蔣介石、胡宗南等賞識，選為騎兵營國民黨黨部執行委員，開始從事情報工作。當北伐軍打到上海的時候，戴笠已經成了北伐軍中的一個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見杜月笙和黃金榮，感謝當年的指點和提拔。1928年戴笠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尉聯絡參謀，主持情報工作。31年底，蔣介石下野，戴笠失去了靠山，情報工作也幹不成了，蔣介石給他們的情報小組發了一筆不小的遣散費，可是戴笠一文錢沒收到，原來那領錢的人捲款潛逃了！所以戴笠又是一貧如洗，成了潦倒漢，有時連跑當鋪的資本都沒有。這時候，他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對他仍舊器重如故，熱情反而更甚，戴笠開口借錢，他二話不說給五十大洋，對他說缺錢了再來找他，有用得著月生哥的地方，「閑話一句」。戴笠心中感激難以名狀，只好含淚告別杜月笙。很快，這五十元花完，戴笠不得已忐忑不安又去杜月笙處打秋風。杜月笙依然很仗義，給他五十大洋。此後又不時接濟戴笠，戴笠都記在心上。

　　 1932年1月蔣東山再起，重返南京，開始重用戴笠，由戴成立特務組織「中華復興社」，戴笠任特務處長，從此戴笠一路高升：35年，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后該科合併于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二處，戴任處長；37年，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5個支隊，后改稱「忠義救國軍」，自任書記長、總指揮；38年，升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42年，戴會見美國海軍中將梅樂斯，洽談情報工作，次年設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戴與梅分任正、副主任。直到1946年3月戴笠飛機失事葬身火海，戴笠都是蔣介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也是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讓人聞風變色的一個角色。杜月笙三十年代開始到1937年上海抗戰開始近十年的「黃金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和戴笠早年建立的這種特殊關係。可以說，只要戴笠還掌權，杜月笙就不可能倒，因為在一個實行特務統治的中國，戴笠的勢力遍布全中國的各種行業，對一般的國人擁有生殺大權，即使孔祥熙、宋子文、陳誠這些蔣介石倚為干城的人物，對戴笠也得禮讓三分。

　　 杜月笙和戴笠之間的關係，遠不是金錢或權力利用的關係，而是一種從感情到利益的共生關係。據說軍統機關如一時周轉不靈，戴笠總是親筆寫個條子，囑咐經管人去找「杜先生」。對此，杜月笙總是有求必應，而且所有帳款往來絕對是「無息貸款」。不要小看「無息貸款」這一承諾，因為抗戰期間，中國物價飛漲，貨幣飛速貶值，貸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幾十銀行才能勉強保本，杜月笙「無息貸款」給戴笠的軍統，等於倒貼百分之幾十的本錢。抗戰期間戴笠手下在上海活動，杜月笙對自己的門徒說，凡是軍統的人來找，要錢給錢，要物輸物，要人出人，就當是自己的事。所以，軍統在上海的特務活動，有不少就是杜月笙的門徒完成的，為此這些門徒生死置之度外，受了不少苦，比如杜月笙的大管家萬墨林就為此先後兩次坐牢，在牢里被打得幾個月起不了床。

　　 當然，戴笠對杜月笙也絕對「夠朋友」。因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到上海他決不能公開露面，所以他如果到上海，必定住在杜月笙為他安排的地方。他有什麼發財的門路，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別人而是杜月笙。1943年前後，杜月笙與戴笠私下合作，成立了一個通濟公司，由杜任董事長，並把錢新之拉去擔任副董事長。實際上，戴笠是大老闆。通濟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權，做盡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這是什麼生意？原來，國統區的輕工業很不發達，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產量非常有限，已經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威脅到國民政府的統治，而淪陷區日本人掌握的戰爭資源也非常有限，他們缺鋼少鐵，更缺少一些有色金屬，軍火工業難以為繼，而中國產有色金屬的省份如江西、湖南缺基本上還掌握在國軍手裡，所以，出現了戰爭史上千古難聞的奇聞，中日兩個交戰國為了使戰爭能夠繼續進行下去，竟然私底下做起了以貨易貨的生意：國統區以有色金屬、桐油等戰略物資交換日本人掌握的棉紗、棉布。這種秘密交易要是捅開來，不止國統區的人民會義憤填膺，連世界輿論也會群議洶洶的。當時不準出口軍火工業原料，這個公司卻大量運到淪陷區去賣給日本人，讓敵人製成軍火來屠殺中國人，又能夠從淪陷區換回在後方能賺大錢的棉紗布匹等日用必需品。當時，交通檢查、戰時貨物運輸等大權，都操在戴笠手上，所以只要戴笠放行，就沒有什麼障礙。戴笠看到這是賺大錢的機會，馬上想到由杜月笙出面來組織這種易貨交易，杜月笙從中獲利極豐。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授權戴笠處理漢奸問題。這又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商機」。因為淪陷區日偽多年搜刮來的財物都得沒收，大大小小的漢奸為了逃避懲罰都不惜錢財到處鑽營打點，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手中的一點點權力都能換來大筆大筆的金錢，所以很快的「接收大員」變成了「劫收大員」，一個個撈得盆滿缽滿。戴笠既然掌管漢奸處理問題，他手中賺錢機會就多不勝數了。但他絕對不自己出面，把這些機會讓給杜月笙。當時的情況是這樣：那些地位極高的大漢奸如陳公博、周佛海等人如何處置，這得蔣介石拍板，等而下之的「中等」漢奸，怎麼處置戴笠說了算，但戴笠放出風聲來要從嚴辦理，絕對不苟私情，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請託——但是有例外。這個例外就是杜月笙。別人請託從輕處罰都沒有用，但杜月笙到戴笠處說情，則戴笠無不從命。這已經成了上海灘上公開的秘密。所以那些大小漢奸聞風而動，擠破了杜家的門檻，花了無數的錢財，只為得杜月笙在戴笠面前說一句話。杜月笙當然很有分寸，哪些人可以放，哪些人放了民意無法交代，這些他都心裡有本帳，所以也不讓戴笠為難。而且，杜月笙也不會當面向戴笠通情，而是通過戴笠的心腹王新衡轉達，而王新衡也是杜月笙的門生。所以這兩兄弟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狠狠撈了一票。不過，那些漢奸的錢財也是民脂民膏，他們發的不義之財，擠出來也不冤枉他們。

　　 因為杜月笙和戴笠之間有如此砣不離秤、秤不離砣的關係，戴笠一死，杜月笙非常傷心，得到消息的時候，杜月笙正在玩牌，一時之間大驚失色，繼而面如死灰，落淚不止。後來，他給戴笠的兒子送了幾十萬的奠儀，有一年，去戴笠的墓上奠掃，還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眼中含淚，悱惻傷神，這是杜月笙成名以後沒有的事——誰當得起他的三鞠躬？誰又值得他流淚？

　　 杜月笙和范紹曾也是這種情同手足的關係。不過范紹增活到了解放后，回憶起杜月笙的時候，倒了不少關於杜月笙的黑幕，不知杜月笙地下有知，會是什麼心情。

　　 論范的職務，他不過是雜牌軍川軍的一個師長，但他是長江上游一帶赫赫有名的袍哥首領，所以其勢力不是一般的師長可以比肩的，而且他很有錢，是四川數一數二的財主。杜月笙和范紹增拉上關係，是有一次杜的一個朋友要去四川開辦「嗎啡廠」（盈利比販賣鴉片要高得多，但杜月笙自己不幹，成全別人干），杜寫了一封介紹信，希望范紹增保護一下，范紹增對杜月笙是「神往」已久，只是無緣識荊，現在當然巴不得為杜月笙做點事以示好。杜月笙很領情，凡是捧他的人，他加倍捧還。後來范紹增特意來上海遊玩，杜月笙待之以上賓，吃喝玩樂樣樣奉陪，將范紹增款待得受寵若驚，從此對杜月笙服服帖帖，有求必應。杜月笙對范紹增的結納，真的是不遺餘力。三十年代范紹增參與「剿共」，在洪湖和後來的賀龍元帥作戰，肩膀受重傷，關節都打碎了，杜月笙聽到這消息，連夜派得力手下去將范紹增接到上海，請上海最有名的外科醫生給范醫治，保住了他一隻手臂。范紹增在上海將養了大半年，杜月笙就當他是親生兄弟，事無巨細地照顧，花的全是杜月笙的錢。這段時間，范紹增看上上海灘上一位姓黃的紅舞女，追了好幾個月，花了不少銀錢，結果那位舞女還是不肯輕易委身，范紹增在上海灘上不敢放肆，傷愈只好怏怏回到四川。不料，杜月笙知道這事以後，不知使了什麼方法，竟迫得這位當紅的舞女「負荊請罪」，由杜包了專機飛到四川讓這位大老粗「一親芳澤」，了結他的「相思之情」。

　　 抗戰勝利后，從四川又活動到上海來的范紹曾來到了杜公館。范紹曾來求杜月笙：「月笙兄，我聽說，中央現在正在上海拍賣接收的敵偽物資，可以整個倉庫賣出，只要找到門路，頂到一個倉庫，就能發橫財。」「你真的想發橫財？」「你是知道的，這物價飛漲，我那點錢，差不多要花光了。」「行，你請劉攻芳吃飯，我出面說人情。」劉攻芳是敵偽物資管理局局長。第二天晚上，范紹曾設宴請劉攻芳吃飯，杜月笙做陪。酒足飯飽后，范紹增說：「劉局長，我這段時間手緊，能不能頂座倉庫，弄兩個錢花花？」 劉攻芳還沒有回答，一旁喝水的杜月笙立即插話：「這些東西都抓在他手上，只要他答應，那還有什麼話好說？」這個邊鼓敲得咚咚響。劉攻芳不能不賣杜月笙的面子，笑了笑，說：「的確不是什麼大事，你要真想要，就頂一座吧。」 當時，買這倉庫不需付現款，只是由范紹曾開的福華銀行出了一張期票便妥，完全等於白送。倉庫中的布匹、棉紗、蜂蜜、皮毛等數量品種之多都出乎范紹曾等人的意外。這些倉庫從接收后，連清點都沒清點過，間倉庫管理人員，不但答不出數量，連究竟有些什麼東西都說不清楚。那一次，范紹曾一個人就足足賺了黃金三千多兩。杜月笙待他如此，范紹增豈不感激涕零？

　　 所以，不用杜月笙招呼，范紹增就自己想著法子來報答杜月笙，不要讓杜看輕了自己這個朋友。當時四川是出鴉片的地方，范紹增弄幾百擔鴉片是小菜一碟，這些鴉片運到上海來，則價碼立刻翻上好幾番。有一次范紹增特意採購了一百擔上好煙土，自己打通了沿路的關卡稅局，送到上海來交給杜月笙，分文不收，當作禮物送給了杜月笙，這一筆禮，價值幾十萬元。抗戰期間，杜月笙開始時呆在香港，香港淪陷後幾乎是隻身一人來到山城重慶，人生地不熟，開始時很不得意。這時候范紹增很慷慨地送了杜月笙一套依山的別墅，有時，杜月笙入城接洽應酬，則總被招待住在重慶最大的建築「范庄」──范紹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這也可以說是杜月笙當年種下的人情開花結果了。

　　 杜月笙做人有一個特長，就是會「捧人」。他想要結交的人，總是先找與這人有關係的親友表示對這人的仰慕和恭維，使人樂於和他見面。他結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一樣，見面時表現很親熱謙虛，一經見面之後，他覺得此人值得一交，必然千方百計在其他場合，或在與這人有關的人面前，將這人大大恭維一番，使得這些話傳到對方耳中，叫這人從心眼裡感到高興，認為杜月笙對自己真不錯。這種捧人的手法，無以名之，只好叫「旁敲側擊」法，比起那些當面諛詞如潮的拍馬之術來說，更為委婉，效果反而更好。

　　 當然，杜月笙捧人絕對不是「口惠而實不至」，他肯花自家錢來為別人辦事，為別人邀名，此種手法可稱之為「烘雲托月」法。杜月笙和蔣介石的兩大財神孔祥熙、宋子文關係極好。杜月笙捧孔祥熙就很有特色，也很有技巧。

　　 抗戰勝利后四川發生水災，四川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和何北衡來上海募捐，先找市長吳國楨商量，吳推得乾乾淨淨，說他們來遲一步，剛有蘇北等幾處來募捐過了，大亂之後上海財力也有限得很。這兩位於是去找杜，希望杜出面募捐。杜月笙當場就拍胸脯保證：「我們在四川吃了幾年的飯，今天四川有災，不幫忙還算什麼人！」沒幾天他就募了一筆巨款。本來他將錢交出就可以了，但他利用這個機會大大地給了孔祥熙一個面子。他向孔祥熙說明四川募捐吳國楨不肯幫忙的經過，說自己願意代辦，但要孔祥熙出面。孔祥熙不費一文不動一指就可以得到這「大善人」的名號，當然是樂顛樂顛。於是，孔祥熙照杜月笙的安排請四川代表何吳國楨等人到家裡吃飯，席間孔祥熙照著杜月笙給的台詞，冠冕堂皇說了一番同甘共苦，傾力相助的漂亮話，說完便指著杜月笙說：「這件事我已經關照月生馬上去辦，一定要對得起四川同胞！」杜月笙便站起來很誠懇地表示：「既然院長這麼關心這件事，月生一定遵命去辦。」這件事當然孔祥熙很有面子。最重要的還不只是給孔祥熙面子，而是由孔祥熙出面，吳國楨才不會塌面子。如果杜月笙冒冒失失來發起募捐，吳國楨推掉的事杜月笙撿起來，等於說吳國楨不夠意思，比起杜月笙還不如，那吳國楨的面子往哪裡擱？

　　 因為杜月笙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孔也就對杜另眼相看。如1947年杜月笙的兒子維屏、維新兩人在上海麗都花園同一天舉行婚禮時，孔祥熙當證婚人，當著一千多各界名流的面，將杜月笙捧到了天上。而且，杜月笙求孔祥熙辦事，只要給足了價錢，孔總是辦得特別痛快。

　　過去，杜月笙在上海灘走紅時，包攬了上海灘的鴉片生意，獲得了大量的紅利。到了香港后，沒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揮霍，只好又在鴉片方面打主意。他在香港和幾個大鴉片煙販子進行了談判。這些人知道，只要杜月笙還繼續願意做這方面的生意，是保險不會出問題的，所以都願意先付巨額定金，向他購買。當時，他曾去西南找戴笠商量，並摸了一下西南煙土產運等情況。這次收穫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還保證把大量煙土護送出口，並決定成立一個專門搞這門生意的港濟公司，分別在重慶和香港設立機構，表面上是由顧嘉棠來負責。　　 當時，杜月笙是打著投資開發西南的幌子去西南的，許多地方的負責人信以為真，對他大事歡迎，誰也不會想到他的真正目的。港濟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煙販子便爭著向他訂貨。在1939年期間，法幣還沒有大貶值時，他就接洽了三千多萬元的定金。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認為他做這生意是「通了天」的。杜月笙承攬了這筆生意，拖了一年多還沒有法子交貨。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后，很多人後悔莫及。但杜月笙並沒有因為香港淪陷就不講信用了，到重慶后，還是極力催促戴笠把貨運出去，後來聯絡好改在中越交界處交貨。戴笠早把這大宗煙土準備好了，但最後還有一關沒有打通。在蔣管區內走私販毒，戴笠可以為所欲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須有財政部發的證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笠的關係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沒弄到這張護照。杜月笙得知這一情形后，有一天把范紹增找去，把這一切經過都告訴了范紹增。「這個，你去送給孔祥熙。」范紹增找過一看，是一張五百萬的支票。當時，孔祥熙正住在范紹增范庄的房子里，兩人每天都能夠相見。范紹增回家后，去見了孔祥熙。他照著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談過後，把支票交給了孔。孔祥熙接過支票一看，一邊笑著說：「太多了，太多了！」一邊趕忙塞入口袋。杜月笙關照過范紹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麼也不必再說，回去告訴他一聲就行。當晚，范紹增驅車來到杜月笙的別墅。「他收下了。」　杜月笙一聽，立刻抓起電話，說：「貨物馬上準備起運。」第二天，杜月笙一大早就給孔祥熙打了個電話。找著，就從財政部拿回了護照。是夜，戴笠派了一個排的武裝特務，押著幾十卡車的煙土，急速地駛出重慶。兩天後的一個夜晚，這批煙土安全抵達廣西鎮南關交了貨。范紹增經了一下手，分到紅利100萬元。當時，黃金才幾百元一兩，這錢數目相當可觀。錢新之、顧嘉棠、葉焯山等人都分到了十來萬元，其餘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杜月笙對另外一位財神宋子文也花了不少心思。33年宋子文從上海去美國接洽棉麥借款，出席世界經濟會議，在車站遭到槍擊，和宋同行的秘書左右兩肋中了四槍，當場殞命，宋子文倒只是虛驚一場。但這一場驚也驚得他成了驚弓之鳥，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就先打電話叫杜月笙保護他的安全。杜月笙領了這個任務，不敢掉以輕心，率一幫親信親自到碼頭坐鎮為宋當保鏢，又為宋子文接風洗塵，宋非常滿意。但有一種說法，原來車站暗殺宋子文就是杜月笙安排的。杜月笙為什麼要下手暗殺「國舅」？吃了豹子膽了？倒也不是，據說杜月笙只是給宋子文一點顏色看看。就在此前，宋子文向杜月笙借了五百萬銀元（當時還沒有實行幣制改革），結果還過來的卻是空頭國債，杜月笙吃了大虧，宋子文還不受情，似乎看不起杜月笙出身，所以杜月笙就安排這次槍擊事件嚇一嚇宋子文，和宋子文并行的秘書喪命而宋卻毫髮無傷就是這個緣故。經此一嚇，宋子文果然對杜的態度又大為不同了，知道杜月笙的作用不可小視。

　　 此後，宋子文送了一個發財的機會給杜月笙。宋子文（當時為財政部長）為開發財源，趁著「航空救國」說盛行的時候，推出一種「航空獎券」，他將這獎券交個給杜月笙包辦發行。杜月笙自己不貪財，將這機會又送給自己的老搭檔、親家金廷蓀，幫金廷蓀包銷航空獎券，讓金髮了橫財。金廷蓀知恩圖報，耗資三十餘萬美元，1934年在杜美路建造了一幢花園豪宅，送給杜月笙。新公館主樓裝飾奢華，餐廳、客廳、宴會廳舒適典雅，陳設均為法式傢具。大花園是中因庭院風格，恰好與愛穿長衫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杜月笙的身份相吻合。可惜，當杜月笙準備搬新公館時，恰逢八•一三事變爆發，於是「杜公館」主人杜月笙一天也沒有在此住過。抗戰勝利后，杜月笙將此別墅送給戴笠作為軍統辦公場所，戴笠為了表明自己不佔敵產，也就住進來了。後來，杜月笙以六十萬美元把房子賣給了美國新聞處。這別墅就是現在上海新樂路167號的東湖賓館。

　　 杜月笙之所以在上海灘有這麼大勢力，單單結交國民黨上層人物是難以撐起這麼大場面的。杜月笙的關係遍布全國，在國民黨一統天下之前，杜月笙和各路軍閥、政壇巨子的關係就不同一般。他想盡辦法結交各路英豪，而且不管這些人正在風頭上還是已經落魄，他都能傾心交結。

　　 還是他辛亥革命前，那時的杜月笙還只是一個賭場里「抱台腳」的小角色，根本談不上什麼權勢，但他的「急公好義」、「講義氣」在江湖上已經出了名。有一次武漢新軍中的幾位遭清廷通緝的革命黨人途經上海，要去武漢，連盤纏錢都沒有，他們找到了杜月笙。因為革命黨中流傳著一個說法，落難到上海，實在沒辦法就去找杜月笙，不管認識不認識，他都會幫你。果然，杜月笙毫不推脫，就開始設法為這幾位朝廷命犯籌資。他自己沒錢，但想了個辦法去訛詐賭場老闆。他讓這幾位殺氣騰騰的壯漢拿著幾個空香煙筒闖到杜所在的賭場來「鬧場」，賭場老闆不知這幾位英雄來歷，忙叫杜月笙過來問出了什麼事體，杜月笙一番「交涉」，回報這幾位手裡拿著炸彈，是革命黨來「借盤纏」的，不給就炸場子。老闆慌了手腳，立馬從帳房支出八百元，讓杜去了結此事，杜為了撇清此事和自己無關，還特意推讓一番，讓老闆親自去交錢，老闆不敢，杜月笙就「勉為其難」拿著這一筆盤纏交給這幾位革命黨人，讓他們揚長而去。象這樣的事，杜月笙干過不止一次兩次。這些人受了杜月笙的恩情，以後也談不上什麼回報，因為他們說不定連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但杜月笙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名聲傳得這樣遠，連素不相識的革命黨人也來求自己解困。

　　 辛亥以後不久，孫中山、陳其美等人以上海為大本營反袁，杜月笙也出了一番力氣。二次革命前，江浙一帶盤踞一位稱「徐老虎」的土匪出身被招安的軍閥，叫徐寶山，此人本是洪幫一個山頭的山主，作些販運私鹽的不法之事，後來叛變殺了自己的兄弟，被清廷招安，清亡后又擴充自己勢力，和袁世凱打得火熱。陳其美為反袁購買的軍火被徐寶山截收，所以覺得要倒袁先得去掉徐老虎。可徐老虎本人武功高強，而且深知自己樹敵過多，防範極嚴，根本無法接近。據說是杜月笙出了個主義，叫人扮成古董商，帶一個內裝炸藥的箱子，謊稱內有名貴瓷器，送給徐寶山，徐寶山用鑰匙一捅，箱子爆炸，將他炸得血肉橫飛。杜月笙做這些革命黨人才幹的事，也不能說他是為權為利，因為他從中既撈不到名也賺不到利，有時反而把自己的錢財搭進去。他所作的，只是「為了朋友」，兩肋插刀，在所不惜。當然，也不能說杜月笙沒有什麼是非，恰恰相反，他是看清了是非的。他後來參與上海的淞滬抗戰，出錢出物出人，抗日非常積極，拒絕日本人的拉攏，幫助軍統暗殺上海的漢奸等等，這些都和他心中的是非深有關係。換言之，杜月笙不是什麼人都幫，他幫那些他看得起的人，幫那些他認為是「英雄」的人。

　　 江湖上傳聞，杜月笙不會做對不起朋友的事，所以能夠做杜月笙的朋友，那是極有面子的事。的確，如果杜月笙將你當朋友，你不必擔心自己在上海灘有什麼擺不平的事。

　　 1924年的齊盧之戰，和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關係密切的盧永祥戰敗，逃往租界，是杜月笙力排眾議，收留了盧永祥和何豐林，將自己的房子借給這二位敗軍之將，還負責保護他們的安全。後來他們見上海也不是久居之地，就轉道日本遁往天津、青島等地。杜月笙沒有落井下石，反而是雪中送炭，這在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是非常難得的。

　　 1925年11月，皖系段祺瑞手下的第一員大將徐樹錚來到上海。當時皖系和直系爭地盤的齊盧之戰塵埃落定，皖系在江浙和上海一帶的勢力已經瓦解。在皖系的盧永祥兵敗之後，徐還集結皖系余部，自稱江浙聯軍總司令，率部抵抗齊燮元軍隊，後來獨力難支，被迫出國。他出國不久，由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爆發，直系垮台，段祺瑞鹹魚翻生，出任臨時執政，立即委派徐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讓他遊歷各國，結交外國政要，遊歷完了回到上海。徐樹錚雖然文韜武略皆備，有儒將之稱，但為人剛愎自負，得罪了不少人，他這一趟到上海，有很多人是等著買他的人頭的。所以他到上海之前就密遣代表要求「三大聞人」保護他的安全。雖然黃金榮、張嘯林等人不太樂意，杜月笙卻滿口答應。在杜月笙的勸說下，三聞人親自上徐樹錚的坐艙迎接徐樹錚，並一路護送他到達英租界南洋路，自此派人輪班守護，一直到他平安離開上海。可惜，徐後來還是死於非命。他到達北平后，又離京返滬，在廊坊車站被馮玉祥派人捕殺。徐樹錚和馮玉祥結仇，是因為徐樹錚捕殺了同為北洋軍閥的殺人魔王陸建章（曾任袁世凱的軍法執行處處長），而馮玉祥是陸建章嫡親的外甥。

　　 杜月笙對皖系軍閥「情深義重」，那並不意味著皖系的對頭來了他就橫眉冷對。

　　 1923年6月，受直系軍閥控制、向來和段祺瑞不和的總統黎元洪被皖系排擠，被迫辭去總統職務，後來輾轉來到上海。他派駐上海的代表早就和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接洽安排就緒，因此黎抵達上海時，受到三大聞人的熱情款待，杜月笙尤其十分仗義，將杜美路自己的一幢洋房粉刷一新，並備妥了全套傢具，恭迎「故黎大總統」入住。這幢房子也有些來歷，它是1921年造的，設計師是法國人，最初的主人則是猶太人，這個猶太家族有兄弟兩人，而他們的太太也是姐妹，做的是貿易生意，非常富有。不知怎麼的，這套房子就轉到了杜月笙手裡，但杜月笙這時候還沒住過，這房子就是現在的東湖路７號。解放后，東湖路７號一度是「蘇聯駐華文化代辦處」的駐地。以後歸市政府，有許多高級領導人在此下榻過。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的不少艱難談判討論便在這裡進行。現在東湖路７號已開放，已成為名曰「大公館」的高級會所餐廳。

　　 所以，黎元洪以在野之身的一個落魄總統，落難到上海還能住到這樣高級的洋房，他對杜月笙等人的觀感自然不同一般。尤其難得的是，此時的杜月笙率領小八股黨一幫兄弟，親自為黎元洪日夜護衛，充當保鏢。黎在這公館里，住得有點樂不思蜀，一住就是三個月。黎北返前，再三向杜致謝，臨行前又破費，特地定製了十枚純金的獎牌，分贈杜月笙的手下。黎元洪之行，杜月笙照顧得如此盡心儘力，賺得的最好最珍貴的禮物，要算是黎元洪秘書長、著名的駢文大家饒漢祥贈送杜月笙的一副膾炙人口的對聯。饒漢祥文章出了名的典雅，1922年黎元洪復總統職時，他有過一個傳頌一時的大手筆，就是寫了一篇致全國各界的「漁電」。但他有時寫文章不惜以辭害義，民國二年黎元洪被選副總統，答袁世凱的賀電有云：「元洪位備儲貳」，大筆一揮將個副總統變成了袁世凱的「太子」，這就是饒漢祥的手筆。當時饒漢祥為鄂民政長，出示必自稱曰「漢祥，法人也。」意思其實是說自己是「法家」，依法辦事，章太炎為聯語嘲笑曰：「副總統篡克定位，民政長是巴黎人」。饒漢祥這一次贈給杜月笙的一聯，倒沒有出如此「昏招」，而成了民國時期的經典「絕對」：
　　 春申門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將杜月笙比為戰國時名動天下的「四公子」之一，楚國的春申君，又將他家族比作漢中世族杜家。《辛氏三秦記》形容韋、杜兩大族地位特高，權勢顯要，幾可和帝王比肩：「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楚國春申君黃歇封地本來就在上海一帶（故上海也稱歇浦），據說上海「申城」的別名就是來自春申君。這一聯用典文雅，將杜氏的豪爽好客、聲勢煊赫描寫得淋漓盡致而又不露媚態，不愧是文章大師。相比之下，杜月笙的門客和老友，也是文章高手的章士釗拍起杜月笙的馬屁來就太露骨了。抗戰勝利不久，杜月笙六十歲生日，鑒於「時局堪憂」，杜月笙沒有象杜祠開祠一般大辦一場，但這個生日上曾做過民國司法總長的名律師章士釗給杜寫了一篇壽序，讓這個大壽宴會著實「精彩」了一回。且看他如何贊杜月笙：「盧溝變起，海內震動，未達三月，敵席捲千里，浸不可測，於是相持共八載；頃之，強敵一蹶不振，肉袒請降，此操之至賢，導之使然之二三君子者，其誰乎？吾重思之，其此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軍，一出一處，隱隱然天下重焉。……戰事初起，身處上海，而上海重；戰爭中期，身處香港，則香港重；戰爭末期，身處重慶，而重慶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將不知所為名以尋！」文章古奧，而善頌善禱，將杜月笙的抗戰功績居然提到「蔣委員長」的高度去了，這樣的壽序居然還有孔祥熙等人的簽名，一時傳為笑談。

　　 杜月笙也有自知之明，捧人不能捧得太過，「過猶不及」。他覺得還是饒漢祥的對聯最切合自己的志趣和身份：慷慨好客，散盡千金，不官不民，一呼百諾的「一品老百姓」。所以杜得到饒漢祥這一副對聯，如獲至寶，將此聯特請名家雕刻為黑地金字，懸在杜公館客廳的兩楹。門聯：「友天下士，讀古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