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法律面面觀之自序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美國法律面面觀之自序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又如：路易斯安那州有一個16歲的日本小留學生，在萬聖節晚上參加party敲錯了門，被戶主開槍打死！全美轟動，一位新聞界前輩趙景倫（張治中女婿）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題為殺人無罪，豈有此理；我不同意他的觀點，根據自己對美國法律的理解，寫了一篇反駁他的文章殺人無罪，確有其理；最後這個案子拖了一段時間以後，戶主經法庭審判宣告無罪。我的法律見解贏得一致讚譽——業餘達到專業水平！

此後，寫作法律評論以及回答讀者的相關問題，便成為我的一項固定工作。

20世紀末，我的一位親人和一位好友因觸犯聯邦法律而失去了自由；從此，出於親情和友情照顧、幫助他們，成了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長期被關押在紐約唐人街附近的大都會拘留所等候審判，在那裡，我有機會接觸到很多聯邦罪犯和家屬。胡風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到處有生活。作為一個對美國法律有一定觀察和研究的作家，這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好事。我想寫一本書——一半是通過採訪獲得的紀實事例，另一半是法學理論；為了從法學理論和法哲學角度對美國聯邦司法制度加以介紹和闡述，我曾去紐約市立學院修課並就教於著名刑事律師。

進入新世紀，即有九一 一惡變；世道不靖，法例遽改，激惹畢汝諧文人亮劍，小試牛刀，一時心血來潮，濫竽充數於法律圈；畢汝諧畢竟是畢汝諧———依憑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悟性，奇思迭現，妙語連珠；作文著書，竟獲成功。

我曾經嘗試過很多方法，以求得到採訪對象的配合。一開始是直接了當地跟他們說我要寫書，但是，我很快便發現不妙：有一個哥倫比亞大毒梟已在聯邦監獄服刑17年，他說他要把這17年的故事詳細地講給我聽，然後他交給我一個遠在哥倫比亞的地址，讓我先給他家裡寄去一萬美元。因此，採訪沒有進行下去。後來我就不提寫書的事情了，我發現在監獄里待久了的人都有極其強烈的表現欲和發表欲，只要你用非常友善的態度與之交談，他們便滔滔不絕，傾其所知。為了確保採訪對象所說的話都是真話，我進行採訪時運用了社會學的方法，即擬妥一個相互矛盾的問題群，以驗證其真實性。

黑格爾的法哲學中有一個著名論斷，叫做國家的本質是理性也是暴力；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們在觀察美國的時候，常常只只注意到其理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暴力的一面；與此相反，我們在觀察專制獨裁國家的時候，又常常只注意其暴力的一面，而忽略了其理性的一面。這些都是不公平的。由於美國的法律實行聯邦和州雙軌制，一部分是州法律、一部分是聯邦法律；州法律的很多規定是保護被告人的，因此被告人很容易被重罪輕判或者逃脫法律的制裁；這就給人們造成了錯覺，以為美國法律就是這樣寬鬆的。其實，美國法律還有一個更可畏的體系是聯邦法律；在聯邦法律之下，不要說真的做了什麼事情，即便僅僅有了惡念，都有可能受到很重的懲罰。我在本書中講到，有人只是口說要去殺總統，既計沒有買槍也沒有做任何準備活動，就被判刑7年。這種僅僅是口頭揚言要殺總統而被判刑的，全美有15個之多。

這樣一次特殊的採訪活動，使我深受震撼；過去，我們總是盲目地認為美國法律是多麼公平、正義；據統計，美國法學院一年級的學生被問及為什麼要學法律這個專業，90%以上的學生都會說是為了社會正義；而後每升一年級，這個比例就會降低一些，到了畢業的時候，就沒有人再說這個話了，說這樣幼稚的話只會惹人笑話。因為，法律工作只是一個職業，與社會正義沒有什麼關係。說到正義，他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但是，很多法律本身使正義不可能實現。例如按照美國行政法規定，即使能夠證明檢察官是出於惡意起訴或免於起訴一個人（且不言這種證明是極其困難的），他都不會受到追究。這是一種職業豁免。這就給法律不公廣開方便之門。

據俄亥俄州大學的教授哈夫統計，在美國，平均每年需要平反的冤獄有7500件。那麼，我們可以想知沒有被發現、沒有被平反的冤案還有多少。經過長期思考，我得出一個結論：所謂冤案是全部案件的無法泯滅的組成部分，是不可克服之惡。因為辦案者、判案者和執法者都是凡人，而人的認識能力和智慧都是有限的。所謂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事實上是很難做到的。

2003年，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本書紙質本，我得以實現童蒙時代的追隨外祖父的夢想，幸哉樂哉。

20年過去了，而今承蒙朱學淵教授大力提攜，使本書電子版得以問世，以饗讀者；不勝榮幸之至，不勝感激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