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美國聯邦法律中的認罪交易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目前，大約八成刑事案件都是以認罪換取減刑、而非通過陪審團審判決定是否有罪的；換言之，如果數量如此巨大的刑事案件經由陪審團審判，早已不堪負荷的法院將大大增加重負，結案之日將遙遙無期。

認罪(plead guilty)不僅僅體現了商業社會討價還價的習慣做法，還折射出民主政治中彼此妥協的運作特徵。

在很多情況下，這是對檢方和嫌犯兩利的選擇。

有些時候，檢方擔心證據不足、難以使陪審團信服，也會主動與嫌犯達成認罪協議。

紐約市的羅伯斯法官說：在司法制度里，認罪換取減刑的重要性，就像吃飯、睡覺、呼吸對於人體一樣重要。 

認罪與否的討價還價，是美國司法制度的重要特點；從惡性刑事案件到交通違章、環保清潔等民事案件都有此一說。

刑事案件的認罪儀式必須在法庭內舉行；通常，法官會向嫌犯闡明：他有不認罪的權利；如果舉行審判(trial) ,他將與政府（或原告）處於平等地位，由陪審團決定其是否有罪；而一旦認罪，就意味著放棄了接受審判的權利：同時，認罪后的可能刑期，也在此時宣告。

如果嫌犯的答覆（包括對於罪行的扼要敘述）令法官滿意，後者便當場宣布接受前者的認罪。

一般來說，檢察官、辦案警員等均會在場觀看認罪儀式。

認罪，既有法律問題，也涉及道德標準問題；而一旦二者相違，檢辯雙方都會毫不猶豫的取前者而棄後者。 

檢察官作為政府律師，在庭外交易中掌握主動權；他們以此博取最大限度的好處，這種意料之中的好處，以各種形式出現，有時候並不體面，有時候甚至是不堪聞問的。

首先，被告認罪意味著檢方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勝利；在罪與非罪的尺度上，被告承認識自己是罪人；否則，檢方將面對冗長的審判、陪審團、法官、上訴程序等等，全都充滿不確定的變數，很難預測。

對幾乎所有的檢察官來說，起訴得到認定就是成功，而起訴不被認定則是失敗。他們看重起訴認定比率，就像籃球明星看中罰球命中率一樣。這不僅關乎他們的口碑，還影響其晉級加薪；因為上司往往以此判斷檢察官的水平和能力。 

在那些引起世人矚目、媒體廣泛報道的重大案件中，檢察官更是輸不起；假如一個已被公眾認定有罪的傢伙，竟然從檢察官手中滑脫了，那麼該檢察官的前途便毀於一旦，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法接手重大案件。

庭外交易有時還用來誘使被告與檢方合作，以便反對檢方想起訴的另外的人選；特別是那些被告眾多的案件，檢察官慣用的辦法是拉攏其中一兩名被告，使之成為檢方證人，即分別處理。

所謂分別處理，是檢方承諾不審判某幾個檢方證人、或者至少不在同一時刻審判這幾個檢方證人的分離程序；任何將為檢方效勞的污點證人，必須從一眾被告中分離出去，因為美國憲法修正案禁止政府使用任何一個被告作為證人，在針對他自己的審判中作證。

檢察官對於三心二意的污點證人從來是不客氣的；任何被分離出來、而後卻拒絕出庭作證的污點證人，除了原有的罪名之外，還會被扣上藐視法庭的帽子。

檢察官一般都是工作負擔沉重、經常加班加點的大忙人；他們拿年薪而不是按工作小時收費，因此，以認罪協議結案，對他們來說，意味著減輕工作量，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

在某些被檢察官高高舉起、卻無法繼之以重罪的案件中，認罪協議也是檢方保全面子的台階。華裔科學家李文和案是一個極好的例子。聯邦檢方先是以涉嫌間諜罪起訴李文和，而後司法部及主流社會輿論大力推波助瀾；然而，直至李文和羈押數月，聯邦檢方仍然無法在證據方面落實上述罪名，只得與李文和達成庭外協議，由李文和承認不當下載文件等輕罪，撤銷其間諜罪等等指控，即時出獄。

對於聯邦檢方來說，以間諜罪指控李文和的勝算不大，而社會公眾又因媒體煽動而極力想把李文和送上祭壇；如此，聯邦檢方騎虎難下，左右為難；與李文和達成庭外協議，就成為當局擺脫尷尬處境的上上之選。

在多數情況下，被告也樂於接受庭外協議，即使他們律師聲稱有能力打贏官司，被告還是甘願違心地承認某一項較輕的罪名；這是因為，案件一旦交給受到媒體煽動的陪審團審判，結果就難說了；哪怕是最無辜的被告，也有可能被判有罪；而審判定罪的刑期，比認罪的刑期長得多。即以李文和案為例，萬一他被陪審團定罪，則有可能處以終身監禁，而認罪就可以當庭釋放。 

另外，金錢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如果李文和決定把官司打到底，那麼，訴訟費和律師費將高達幾十萬美元；屬於中產階級的李文和，超出了要求免費辯護的低收入標準，卻又負擔不起一審和上訴費用，而華人社區為他募來的捐款是杯水車薪；迫於經濟壓力，李文和也只得俯首認罪了。

健康問題也在考慮之內；李文和在押時，已經年過60，受到最嚴格的獄規管制；他的保釋申請遭到拒絕後，便只能待在獄中等候審判，他的身體未必熬得下去；而認罪即可出獄，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

對於涉及不名譽案件的被告，認罪還使得犯罪細節不致於透露於世，該人可以多多少少保全顏面。 

總之，控辯雙方的庭外交易，對雙方都有利；雙方既能得到明確可靠的保證，又不得不放棄一些東西。

當聯邦檢方急於達成庭外協議時，不惜利用被告的骨肉之情迫使對方就範；慣用的辦法是：利用暗中為被告錄下的錄音帶上有其親屬的聲音（這是在所難免的），威脅被告要將其親屬也作為起訴對象；上至高齡父母、下至成年兒女，都可能在株連之列；一般而言，很少有被告能夠頂得住這樣的壓力。

聯邦檢察官嫻熟地使用這種貌似合法的手段，將自身的權力運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美國，檢察官和法官一樣，對職務範圍內的行為享有絕對的特免；由於決定是否起訴以及是否進行追溯，都是准司法行為，亦受到與司法行為同樣的保護。按照普通法的規則，檢察官的絕對可免與法官的絕對特免同時產生。美國最高法院一再地、不遺餘力地維護檢察官的絕對特免——即使檢察官出於惡意進行追溯、起訴，也不追究檢察官個人的責任。例如在1976年的一個案件中，被告檢察官故意利用證人的偽證指控原告犯有謀殺罪；原告刑滿出獄后，追訴該檢察官的賠償責任，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作出如下裁決：限制檢察官的絕對特免，將對公眾利益產生惡劣影響，可能會妨礙檢察官強有力地、毫不猶豫地執行追訴職務；而檢察官這樣的追訴職務，對於刑事司法的正常運作是非常必要的。在1980年的李訴威廉斯案中，檢察官為了使被告入罪，故意向法庭提供一件沾染血污的上衣，而此前FBI的檢驗報告已證明衣服上的污跡並非血跡；然而，在被告事後追訴該檢察官的賠償責任時，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他的上訴，理由是：檢察官執行職務的行為，不問其意圖如何，享有絕對特免。

由此觀之，先不說檢察官的惡意的主觀意圖殊難證明，且即便證明這了一點也無濟於事。為了維護美國司法機器的正常運轉，這樣一種司法不公彰明較著。

對此，美國法院系統中也有反對意見；1975年，新澤西最高法院在卡申訴斯潘案中裁決：承認檢察官只享受有限制的特免，公眾利益已經得到充分的保護。1975年，夏威夷最高法院在歐索訴檀香山市政府案中裁決：檢察官是行政部門的官員，不能享有絕對的司法特免。遺憾的是，上述判例皆為州法院的判例，因此不可能對全美產生影響。

辯控雙方的庭外協議，造成的另一個事實上的不公平是：那些罪惡累累、有著漫長犯罪歷史的被告，有資本向聯邦當局出賣情報及同黨，從而獲得輕判；而那些涉罪不深的被告卻只能徒呼奈何。結果，在美國聯邦法院里，大惡魔判短刑、小嘍啰判長刑的反常現象屢見不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