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美國刑事律師的庭內作為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辯護律師應當咬住檢察官每一個可爭議的地方，卻不跟著檢察官的指揮棒走——如果僅僅是反駁對方的論點，那就太保守了；反駁之後，還應當重申自己的觀點，儘可能巧妙地引用對方的話來論證自己的觀點；而在某些檢辯雙方都無法確證的模糊問題上，不惜施放重重煙霧，以使檢方的證明達不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辯方律師應當像海明威那樣，用簡短的話語闡明複雜的問題；有些時候，又要像詭辯家那樣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甚至是把水攪渾。

據專門研究陪審團的法律專家推演，陪審團被檢辯雙方陳述所吸引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個小時；之後，陪審團的注意力就會渙散下來。

因此，辯方律師在庭上的陳詞，應當簡明而有說服力；包括大量的例證、比喻，還要有激情和火花，偶爾也不妨幽默一下。通常一篇優異的陳詞，需要律師用數百小時去準備，清晰明白而又辭藻華美，有利於幫助律師找到在法庭上的即時感覺（據統計，大多數辯方律師出席陪審團審之前食不甘味），也有利於爭取陪審團的同情。

 在證據中，有一些是對被告極為不利的；刑事律師的辯護策略，通常是自己主動介入這些不利的證據，如此可以達到兩個目的：第一，律師向陪審團表明願意展示全部證據，無論是有利證據還是不利證據，這有助於增強律師在陪審團心目中的可信度；第二，這可以使檢方出示這些不利證據時，令陪審團感到的震撼有所減緩。

在所有聯邦案件及許多州案件中，檢察官都可以當庭揭露被告的醜史，這時候，法官只是輕描淡寫地告誡陪審團不要把被告的前科作為判斷其是否有罪的考慮因素；但是，陪審團作為普通百姓，很容易因此對被告產生偏見，認定他是個壞傢伙，應該判刑入獄，而不管於此案中他究竟是否有罪。

在這種情況下，辯方律師唯有放手一搏，寄希望於法官對陪審團的指示有誤，從而為日後上訴埋下伏筆。

在陪審團審判中，特別是在重大的聯邦案件審判中，所有出庭者的神經都是高度緊張的；有時候，控辯雙方直接地相互抨擊，甚而至於與法官發生矛盾。

例如：法官允許控方在陪審團面前展示某些證據，而該證據是被告沒有機會面對證人、聽到對證人的盤問因而不應展示的，此舉違背了美國憲法修正案第6條（對質條例）。

但是，當庭指出法官的錯誤，是相當罕見的；辯方律師一般不會這樣做，他們寧願利用休庭時間，在法官辦公室里禮貌地向其指出一切，以免引起法官的怨恨。可是，凡事都有其限度；如若法官在法庭上公然貶損律師，則辯方律師必須立即有反對的表示——沒有什麼比在陪審團面前失去尊嚴更糟糕了！為了爭取被告的利益，辯方律師必須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己在法庭上的尊嚴。

對於辯護律師來說，審判中的總結陳詞是至關重要的環節；律師可以利用這個最後的、也是最醒目的機會，向陪審團證明自己所持論點的正確性（當然也可以說是偽正確性）。

一般來說，辯方律師總是在傳喚第一個證人之前，就已將總結陳詞準備就緒；而隨著法庭審判的進行，著手補充和修改，以期擴大自己的優勢、維護自己的軟肋；在研究了上萬頁的法庭記錄之後，才將最後一個字落實下來。

著名律師梅爾文貝爾在法庭大師一書中說過：做總結陳詞的前夜，上床後腦子總是在想明天要去說什麼。而律師出身的前紐約高等法院法官路易斯海勒，則在其所著你莊嚴宣誓了沒有一書中這樣寫道：你對陪審團的總結陳詞應該發揮到極致。

總結陳詞實際上就是演說；很多辯方律師著意將聖經或者美國憲法放在手邊，藉以增強感染力；好的總結陳詞強而有力，把自己的要點一個接一個地闡述明白，兼及事實和證據，以博取陪審團最後的歡心。辯方律師對此瞭然於心，完全不必照本宣科，而是一邊發表評論，一邊與陪審團進行坦然的目光交流；總結陳詞也應有情緒變化，有時堅決果斷，有時敏銳細緻。 

檢辯雙方都常常在對方的總結陳詞中，插進反對聲音——並非實質上的爭執，而是要藉此破壞講話者的流暢性以及聽眾的注意力；在法庭上，哪怕是開關大門這樣的小干擾，也會分散聽眾的注意力；因此，蓄意提出反對，便成為降低對方總結陳詞的力度的常用方法。

一流水平的總結陳詞，就是從證據、證言中，剝繭抽絲地引證出自己的結論，環環相扣，前後呼應，具有想象力、說服力和雄辯的風格。

至此，辯方律師便成功地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在這裡，還要著重指出的是，活躍於聯邦法院內外的律師之中，有一批人在曹營心在漢的角色；他們的身份是律師，言談舉止也像是律師；然而，他們的內心深處更像是檢察官；

他們早年大多當過聯邦助理檢察官，為了謀求高收入而轉為執業律師。可是，他們從心底鄙視被告，消極辯護，積極尋求與政府進行合作，常常不惜犧牲被告的合法權益。

這種特殊律師，下文還將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