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汝諧奇人奇事之被社會主義大院管制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按：畢汝諧這一輩子的經歷，比天方夜譚還離奇呢。上世紀90年代的一個飯局，

畢汝諧 身邊是一位從香港來紐約短期逗留的算命大師，

他無意間看到 畢汝諧 的掌紋，發出一聲驚呼：複雜的人生！ 

畢汝諧奇人奇事之為社會主義大院管制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不信青史盡成灰；我遍讀關於文革的五花八門的回憶錄，總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仔細一想，

哦，少了社會主義大院這個文化革命的新生事物。

鄙人作為文化革命社會主義大院的直接受害者——被其管制了一年，據實寫出自己的親身經歷，委實責無旁貸。 

1949年建國后，當局繼承了歷朝歷代所實施的保甲制度，發明了一個新名詞居民委員會，取代了舊中國保甲制度；

居民委員會的主任是吃皇糧的，雖然也許這是最低一級吃皇糧的。居民委員會的主任每月從當地派出所領取30元人民幣，

這是毛澤東時代收買基層眼線的明碼實價，差不多相當於三級工人的工資；既然你從派出所領皇糧，

你就理應為派出所竭誠效力，監視前後左右的人家，與派出所的管片民警各司其職，又相互配合。 

另外，毛澤東時代的派出所將日偽和國民黨時期的戶籍資料等種種書面材料，都保存得完好無缺，

由專門的戶籍警管理，藉以長期延續這種社會統治手段。 

對於這種嚴格管理百姓的做法，天性敏感的作家文人，最先表示異議；在所謂胡風反革命小圈子裡面，

作家文人認為居民委員會都是當局的密探，令他們害怕連咳嗽一聲都被錄下音來；

而後來毛澤東所寫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的按語里，反而對這句話大為稱讚，

說這句話從反面體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對於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強大的震懾威力。

據說，社會主義大院出自天津市寶坻縣小靳庄；1974至1976年間，江青三次來到小靳庄，而且宣稱這是我的點；

四清時期王光美有桃園大隊作為自己的點，推出桃園經驗；因而，江青期望也有自己的點，小靳庄於是應運而出。

1975年，張春橋發表一篇名為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的文章，用心險惡地鼓吹打土圍子，

於是乎，一個用之於萬民而皆準的新罪名出世了——土圍子！

而居民委員會升格為社會主義大院后，管制土圍子就是題中應有之義。

於是，畢汝諧倒霉了。社會主義大院成立后，專門為畢汝諧量身定製了一個所謂群眾幫助小組，簡稱群幫小組。

組長是一個級別很低的工農幹部，幾名組員都是苦大仇深的男女工人 。那個時候，我處在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

不幸因手抄本小說九級浪 獲罪，已經內定要送我去勞動教養3年了；我父母千方百計托關係，

將九級浪的定性從反動小說降格為黃色小說，方化險為夷。

當時，當局給我的結論是：思想反動，道德敗壞，交社會主義大院管制；實際上，我就是一個沒有戴帽子的階級異己分子。

隔三差五，群眾幫助小組把我召了去，聽我作口頭思想彙報以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

他們從未讓我寫書面的東西，可能是因為他們也懶得看吧；

他們也從沒有讓我學習馬列著作，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此一無所知吧；他們經常長篇大論地向我宣講國際國內的大好形勢，

可惜有一次，他們談到援建坦贊鐵路的偉大成就時說，尚比亞是一個亞洲國家。

對此，你不僅不能發笑，還必須一本正經地點頭稱是。 

實事求是地說，他們從來沒有打人罵人的行為，甚至嘴巴里連髒字都不帶。 

逢年過節，照例要布置防火防盜的任務；他們把畢汝諧列為重點管制對象，警告我在假期要老老實實，不得亂說亂動；

他們還喜歡向畢汝諧展示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厲害，讓工人民兵小分隊出面，繞著我走一圈，一言不發，怒目相視。

這些人白天在工廠抓革命促生產，家務負擔又很重，卻要抽出大塊時間幫助畢汝諧，非常辛苦；有時候他們說著說著話，

自己就打起瞌睡來了；然後猛一個激靈，為了掩飾窘態，怒喝一聲：畢汝諧，交代你內心的真實思想！

畢汝諧是何等敏感的人呀，一聲粗暴的吼叫，於畢汝諧來說像天要塌下來一樣！在他們身邊，我總是感覺如履薄冰；

他們家長里短的閑話，我都能夠品出敵意，神經綳得特別緊，時刻如臨大敵；每次挨訓之後，我都會鬱悶很久。

社會主義大院強令我參加這樣一些活動：在星期天或晚上與革命群眾一起學習政治教條，辦黑板報，

開批判會批判資產階級歪風邪氣，接受老工人憶苦思甜，拿起掃把清潔院落衛生，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出現，

以顯示群眾專政的威力等等。

社會主義大院的種種管制措施就像一條條無形的繩索，將我越纏越緊，旁人看不出來，我卻覺得快要被纏繞得窒息了。

為了增強忍辱負重的意志和決心，我從頭到尾地抄錄了曹禺的話劇劇本膽劍篇，誓以越王勾踐為榜樣，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迎接冰河解凍、天空放晴的明天。

1976年5月，當局大肆慶祝文化革命10周年，發動大唱革命歌曲的群眾運動，有一首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粗鄙歌曲紅極一時；

唱紅色歌曲成為一種政治表態，作為一個被管制對象，我根本沒有緘默的權利；畢汝諧畢竟是畢汝諧，

以一種獨出心裁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怒和抗議，我沒有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這首歌，而是唱了一首兒童歌曲我愛北京天安門——

我愛北京天安門，

天安門上太陽升，

偉大領袖毛主席，

率領我們向前進。 

我臉上佯笑，內心淌淚流血，對所處時代充滿刻骨的仇恨；我的真實意思是8億中國人就像一群懵懂無知的兒童，

被一個暴君玩弄於股掌之上！

是夜，我在日記里抄寫杜牧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

捲土重來未可知。

畢汝諧素以才俊自詡，期盼有一天能夠捲土重來。

幾十年過去了；近來，人人都在談論習近平即將發動第二次文革——

中國的社會土壤已經為爆發第二次文革提供了充足條件；

敢問中國的社會土壤還會出現第二個畢汝諧第二個九級浪反抗第二次文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