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畢汝諧這一輩子的經歷,比天方夜譚還離奇呢。上世紀90年代的一個飯局,
畢汝諧 身邊是一位從香港來紐約短期逗留的算命大師,
他無意間看到 畢汝諧 的掌紋,發出一聲驚呼:複雜的人生!
畢汝諧奇人奇事之反黨神童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我從小就是一個多愁善感、勤于思考的孩子。我的童年生活是二元的——
雖然物質上相對優越,在精神上卻是苦不堪言。
林黛玉的《葬花吟》曰: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畢汝諧和林黛玉的心是相通的。我們都太過敏感了。
太平歲月,何來刀劍呢?讓我告訴您:畢汝諧和林黛玉的極度敏感的心靈就是日夜開工的兵工廠,
時時刻刻打造鋒利無比的刀劍,傷害自身。
因此,對於畢汝諧和林黛玉而言,活著就是忍受精神煎熬,而且,其根源就是他們自己。
小時候,我家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我家與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家、史學泰斗黎澍家住在同一幢二層小樓。
我和田家英女兒黎澍女兒同年,我們仨不僅是鄰居,還是幼兒園、小學的同班同學。
那年頭,北京時興土葬,經常有馬車拉著棺材從政研室門口經過;我常常跑去看熱鬧。那個時候,
北京人的殯葬儀式還是繁複的,披麻戴孝,打幡摔盆自不必說;我敏感地發現,
死者家屬的哭嚎程度取決於死者對家屬的重要性。聽聽,這些哭喊聲:你就這麼狠心走了,
撇下我們可怎麼活呀;我就斷定,這個死人肯定是這個家裡的頂樑柱、掙錢的人;
而有些只是馬馬虎虎地哭一下,甚至完全不哭,就說明棺材裡面是非常老的老頭老太太,
是這個家裡光吃飯不幹活的人。
後來,我又進一步看出新的名堂來了。因為在政研室西邊,有兩個不同的公墓;
一個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是給革命幹部預備的;另一個是北京市八寶山公墓,是給老百姓預備的。
所有這些拉著棺材的馬車,我問他們去哪兒,都說是去八寶山公墓,沒有一個說去八寶山革命公墓。
我很好奇,難道光是老百姓死人,革命幹部就不死嗎?不對呀,我最喜歡讀報,
而且最喜歡讀報上的訃告,生字少,簡單易懂;那個時候人的壽命才四五十歲,有頭有臉的人死了,
都是在一個叫嘉興寺的地方舉行弔唁,他們的棺材去哪兒了呢?我問過大人,才知道革命幹部死了以後,
他們的棺材不用馬車拉、而是用汽車拉,汽車蒙的嚴嚴實實,開的很快,所以我不可能看到革命幹部的棺材,
只能看到老百姓的棺材。
於是,我第一次明白了,這個世界實際上是分成革命幹部和老百姓兩個世界的;
這兩個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那麼,我是屬於哪一個世界呢?我緊張地問大人:
咱們家是革命幹部嗎?大人的回答使我感到激動和欣慰:是。咱們家是革命幹部。 我想多麼好呀,
我可以在革命幹部那個世界里待著,我死後可以坐汽車兜風,不用坐馬車在土路上顛來顛去,不舒服。
可是,我繼而痛苦地發現,革命幹部的世界是分成三六九等的,而我顯然屬於較低的等級。
有一件極小事情,卻使我受到極大的精神刺激。我注意到:每天上午報紙來了,
勤務員都會把報紙按時送到田家黎家,風雨無阻;可是我們家的報紙必須自己到傳達室去取;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問大人,大人說:因為他們兩家的級別比較高。大人的回答給了我的自尊心致命一擊。
我極其悲哀地發現:革命幹部這個世界是一個等級極其森嚴的世界;天降大雨,勤務員送兩份報紙是送,
送三份報紙也是送,順帶手送給我們家一份報紙不就得了嗎?不行,絕對不行。
因為按照等級規定是不可以這樣做的。我開始為自己的夾心餅乾一樣尷尬的位置叫起苦來——
我們家雖然與田家黎家住在一起,卻像普通幹部一樣必須自己去傳達室拿報紙。我感到自卑。
又長大了一些,思考的問題更深了。田家英的長女田小英是個假小子,
經常和我等一起爬樹、粘知了;她經常隨父親出入中南海,
我因而對所謂偉大領袖產生了最初的懷疑和不滿;我從田小英那裡聽到一些中南海裡面的事情,
與日常生活聽到事情完全不一樣。日常生活幼兒園老師告訴我們,毛主席多麼艱苦樸素,
一件衣服一雙鞋穿了多少多少年,捨不得扔掉。可是,田小英說毛主席非常喜歡吃某個地方的活魚,
所以要用專門的飛機運到北京;每次運一大批,但是,只要這裡邊有一條魚死了,
所有的魚毛主席都不吃了,還得用飛機給毛主席重新運魚;我就想了,用飛機運魚一次,
這錢能買多少條褲子多少雙鞋呀;這難道是艱苦樸素的毛主席嗎?還有就是小孩子不懂事,
誤解毛主席了;田小英跟我說過毛主席有3個老婆,
其實她的意思是說毛主席有楊開慧賀子珍江青這3個老婆,可她沒把話說清楚。
我就想當主席真好啊,所有人都只有一個老婆,當主席可以娶3個老婆。我長大了也要當主席,
也要同時娶3個老婆。
——那個時候,我做夢也沒想到,我的青春期趕上文革亂世,
能夠由著性子在大街上肆無忌憚地拍婆子(好年景!),我這輩子能有300多個情人呢。
我從小就喜歡照鏡子,因為我很小就知道自己長的好看;當我得知我家的級別不如田家黎家時,
我就更喜歡照鏡子了;因為我覺著我比田家英女兒黎澍女兒好看,這使我得到一種安慰。
我提心弔膽,怕自己長的不好看了,那麼,我各方面都不如田家英女兒黎澍女兒,我就會更加痛苦。
當時,我尚不知男性美與女性美不可相提並論。
後來,在育英小學住校,每當星期六回家,平時玩兒成一團、不分你我的小夥伴兒,
立馬有了不可逾越的等級界限;因為育英小學很大,所以,要用大喇叭廣播——
8級以上的高幹子弟是這樣的:幾年幾班的某某某,你家來(小汽)車接你了;
而我們這些司局級子弟是這樣的:中宣部來(大轎)車了,然後是一大串名字。
天子腳下,等級森嚴;卻不料竟然以如此直觀、突兀、咄咄逼人、不容閃避的方式表現出來!
畢汝諧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式的小男孩,如何經得住這般精神摧殘!
我發現自己屬於革命幹部世界的邊緣家庭,我處於蝙蝠般的尷尬境地——
被飛禽視為走獸, 被走獸視為被飛禽。
我和權貴子弟絕非同類,我們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樣,我和平民子弟也絕非同類,
我們根本不是一回事。上不去,下不來,進退失據,何其尷尬。權貴子弟看不起我,
平民子弟對我敬而遠之,空前孤立。
平民百姓不明就裡,囫圇地將13級以上的幹部子弟統統尊為高幹子弟;其實,在權貴子弟眼裡,
我們這些人仍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等人。
當然,在等級極其森嚴的共產黨體系里,還有比我們更糟的,我們畢竟還有一個溫暖的家可回;
最糟的是中央調查部派往海外的那些特務的孩子們,他們回到中央調查部,
住在一個叫做少年之家的地方,度過周末再回來,在兩個集體宿舍之間倒來倒去就是了。
他們都是人質,扣住了他們,特務父母就不敢叛逃了。沒有父母呵護的小孩子比孤兒好不了多少,
經常受欺負。
星期天晚上返校,權貴子弟口沫橫飛地大談特談懷仁堂放映的外國電影多麼精彩、
劉(少奇)主席家宴的主菜是紅燒對蝦等等,我根本插不上話茬;
雙重的自卑感(我小時有尿床的毛病,得一外號:尿炕包)連同雙重的優越感(學習優秀、相貌出眾)
交相壓迫著我幼小的心靈,造就了我的與眾不同的特殊性格:早熟、苦悶、多思、狐疑、神經質.;
我大吃特吃2元5角一客的莫斯科雪人(東安市場和平餐廳的一種人形冰激凌;
其時,學徒工月薪16元,士兵月津貼6元),卻與所謂新社會格格不入。
有一次,彭真作內部報告說:有些人生活在新社會,腦袋卻還留在舊社會;身體跟著新社會走,
腦袋留在舊社會一動不動。這樣他們的脖子越抻越長、越抻越長;如果他們不徹底改造思想、
跟上新社會的話,早晚有一天脖子要抻斷的。
我悲哀地想:咦,彭真好像就是在說我呀。我的脖子早晚有一天要被抻斷嗎,管它呢,我認了!
13歲那年,我聽到郭沫若之子在北大組織反黨集團的消息,大為興奮,
便在一篇關於冬季長跑的命題作文里借題發揮地寫道:從樓道向外看,是黑暗世界……
班主任一下子便識破了我的春秋之筆,直接將該文交給校長方玄初(筆名敢峰,文革前發表許多理論文章);
從此,我被校方內定為異路人,』,備受歧視。遺憾的是,這篇作文沒有保存下來,
否則,我將驕傲地宣稱自己是毛澤東時代最年輕的持不同政見者、全國罕見的反黨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