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拳頭羊毫筆不敵等級差距 畢汝諧（作家 紐約）

鐵拳頭羊毫筆不敵等級差距 畢汝諧（作家 紐約）

幼時，我和鄧英淘（鄧力群之子）似乎是一對天敵；我們倆都是獨身子，自高自大，

眼裡沒誰；我和他第一次見面，甚至沒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就打了一架——我把他的

鼻子打出了血,他把我的腦門打出了包;打架耗時五分鐘,為了確認誰是勝利者,雙方卻激辯了半個小時！     

後來，我和鄧英淘三天兩頭打架，景山學校小學部有個安靜的後院，是我們倆固定的戰場；

而我始終無法把他打得服服帖帖（按照當年的規矩，他如果連喚我三聲哥哥，就算認輸了），

這廝比我小兩歲，小時候，這算是相當大的年齡差；而鄧英淘不屈不撓，硬是跟我

打成了平手，讓我覺得臉面沒處擱。

為了改進打架技術，我專門預備了一個小本本，進行實戰總結。我至今還記得，

有一天的小節是這樣的：今天左右出拳快速，可惜還沒有達到連珠炮的地步。 

打架、打架、打架，我和 鄧英淘 不斷地打架；直到有一天——我們打到天黑，不分勝負，

只得歇手。這時，鄧力群派司機把大紅旗轎車開到景山學校來接 鄧英淘 回家；我眼見鄧英淘

舒舒服服地坐上大紅旗車，而我卻只能拖著疲憊之身騎自行車回家。在這一刻，我忽而明白了，

我與 鄧英淘 的打架是毫無意義的：即使我用鐵拳頭強迫 鄧英淘 喚我一萬聲哥哥，也不敵

自行車與大紅旗的等級差距！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和鄧英淘打架了。

文革后，我們家好不容易進步為行政副部級醫療正部級（全國享受正部級醫療待遇者是

一個定數，走一人方能補一人）；而人家鄧力群飛黃騰達，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

堂堂副國級（甚至，左王陳雲王震一度提名 鄧力群 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如此一來，我和鄧英淘的等級差距進一步拉大了，好在我早已對此認命了。

北京上層社會等級之森嚴，令人不寒而慄。

——我有個老朋友是副部長之子，他攀高娶了一位當紅副總理的女兒；結果是婚禮

那天女方娘家無一人露面，以示抗議。 

——徐向前有個女兒嫁給了平民百姓之子；鄰人經常聽到這位弱勢女婿大聲

呼喊"不要以勢壓人，不要以勢壓人!" 

鄧英淘和其父 鄧力群 一樣，是真正的左派，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左派。 鄧英淘

在山西插隊時，為了抗旱，在地里幹了五天五夜沒回村，落下毛病，以致早早離世。

我與 鄧英淘 針尖對麥芒，幾十年不說話；但是我內心很尊重這些真正的左派，還有張宏良等等。

說過鐵拳頭再說羊毫筆—— 

小時候，我和童天齊（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童大林之子）是同班同學，

我們一度每天結伴上學下學，情同手足。那個時候，景山學校在童大林的直接領導下

搞教育改革，拒絕使用全國統一教材，而以繁體字的古文觀止作為小學語文課本，

還編印了兒童學詩的課外教材，內有大批唐詩宋詩，強令我等熟讀成誦。久而久之，

我 和童天齊 也開始寫詩了。我記得我寫過一首詩，最後一句是：天齊伴我回家行。童天齊

為此受了刺激，在作文里寫道： 畢汝諧 竟然能夠寫出這樣好的詩，我落後了，我一定要追趕他。

作為中宣部秘書長之子， 童天齊 有著與生俱來的優越條件。1962年六一兒童節這一天，

人民日報副刊發表了童天齊的作文雨，就此一下子把我甩出幾條街了！當時，兒童文學權威

謝冰心因老伴兒吳文藻教授劃成右派，急於改善政治處境，立刻抓住這個機會獻媚高官，

把一篇小學生的作文吹噓得天花亂墜！ 

童天齊 還收到5塊錢稿費（在毛澤東時代，5塊錢是個錢呢）；一夜之間， 童天齊 變成了

人人誇讚的小作家，名利兼收。

我幼小的心靈備受刺激，痛苦萬分。我隱隱覺得自己永遠追不上童天齊了，就像飛毛腿

永遠追不上摩托車手一樣。在 童天齊 背後，有著無比強大、不可匹敵的國家力量（童大林家

有紅色保密電話機，可以直通毛劉周朱辦公室）。 

且說 童天齊 也為等級差距所苦，他曾經跟我抱怨：我們家和 許立群 （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家

一起出遊，他們家很風光，我們家很寒酸。我暗忖：如果你們家很寒酸，我們這些人還活不活呢？   

從此，我與 童天齊 面和心不和；用現在的時髦話來說，就是羨慕嫉妒恨；為了發泄對 童天齊 的

嫉妒和仇恨，1962年除夕之夜，我用白粉筆在童大林小院的朱門上，畫了一隻歪脖烏龜。

童家人寬宏大量，不與我這個毛孩子一般見識。 

經謝冰心恬不知恥地這麼一吹，全國各地一些小讀者給童天齊寫恭維信；童天齊自是飄飄然，不可一世。

我氣得半死，恨不得拉上 童天齊 一起跳崖， 同歸於盡 ！ 

世人只知女人善妒，卻不知文人的嫉妒心比女人強烈一百倍！ 

——文革初期，我去中央民族學院看紅衛兵造反成果展覽，會場一角堆放著吳文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

謝冰心家的大量衣物；還有兩個粗製濫造的木頭人，上面寫著這兩位的名字，木頭人謝冰心披著

華麗的貂皮大衣，那些貧窮女人積極地往貂皮大衣上啐吐沫、甩鼻涕；而我在旁怒視木頭人謝冰心 ，

獰笑道：你活該。 

我不甘失敗，企圖以個人奮鬥與 童天齊 繼續較量；我發奮圖強，勤奮地創作短篇小說；有一篇

小說專門挖苦、諷刺童天齊，主人公的性格非常古怪，而名字就叫古天奇。我向各種文學期刊投稿，

很快就被退稿了。

有一封退稿信說：你的文筆很流暢：可是對生活的理解太簡單，膚淺。 這和你年紀小有關。

於是。我痛下決心，學習哲學——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家姐在中國科技大學用過的辯證唯物主義教材

以及 蘇聯哲學家羅森塔爾、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  

而 童天齊 的文章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於中央級報紙雜誌發表； 用北京土話來說，這叫氣死活人不償命。 

轉眼到了1965年初冬， 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 召開，周揚發表了題為 高舉毛澤東

思想紅旗 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的報告，要求大家做又會做工又能種田又會打仗又會寫作

的毛主席的好戰士；當晚，我在北京晚報讀到這個報告的摘要，周揚明確表明：從今往後，中國

將不再有專業作家這一職業，大家都是工農兵，唯一的區別只是少數工農兵是會寫作的，而大多數

工農兵是不會寫作的，僅此而已。 

即便如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也願意做 少數會寫作的工農兵，而不願意 歸身於 廣大的

不會寫作的工農兵。王八吃秤砣——鐵了心！

我繼續練筆，孜孜不倦；於1966年寒假創作一篇兩萬字的短篇小說鷹擊長空（兩萬字是

短篇小說的極限，再長就是中篇小說了），講的是一個十幾歲的資本家子弟，背叛

剝削階級家庭，投入共青團懷抱的故事；我拿給語文老師同學好友傳閱，人人稱讚有加。

所有人都認為這篇小說已經達到發表水平，綽綽有餘。語文老師還說畢汝諧是奇才，

將來在寫作上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把鷹擊長空掛號寄給了上海的少年文藝雜誌。少年文藝的編輯們看后很驚訝，他們不相信

我是15歲的少年，認為我是成年人，而且是頗為老練的寫作者。

他們說要發函到我的學校進行例行調查，我表示同意。景山學校收到少年文藝編輯部的

調查函以後，由我的班主任回信說小說肯定是 畢汝諧 寫的，而 畢汝諧平時的作文都是

小說化的。他還舉了個例子：命題作文記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別的同學寫的都是學雷鋒做好事啊、

撿錢包啊、助人為樂呀等等，而畢汝諧寫的是在解放前領導工人鬧罷工的故事，把自己寫得像

劉少奇李立三一樣了不起。

信函一來一往將近兩個月，調查結束了。少年文藝的責任編輯表示兩萬字的小說篇幅較長，

他們打算分成4期、每期5000字連載；不是放在少年習作的欄目里，而是作為成年人作品推出。

可是，恰在這時出了岔子；景山學校校長方玄初（筆名敢峰）趕時髦，親自率領我們下鄉勞動

一個月；我們去了河北遵化縣大寨公社（不是山西那個大寨），是當年著名的窮棒子合作社，

社長叫王國藩，曾經受到毛澤東表彰，很有名。

我因而沒有及時收到少年文藝編輯部的這封信（他們稱我為畢汝諧小朋友），耽擱了時間；

回京后大喜，自信心膨脹——鷹擊長空是正經八百的小說，比童天齊那些雞零狗碎的

豆腐塊文章強百倍！我立即打電報給編輯大朋友（我這樣稱呼他們），表示竭誠同意他們

的處理方式。然而，這時文化革命已經開始了，報上天天批判三家村。我預感事情不妙，

忐忑不安 。果然，過了大約半個月，我收到他們的退稿信，稱因為要停刊搞文化革命，只能割愛。 

 1966年7月號少年文藝是最後一期，上面有本班一位女同學（中宣部副部長張子意之女）

的批判鄧拓的文章；我不禁仰天長嘆：這些大官兒的孩子發表文章真容易啊，而我發表文章可真難吶。

文化革命爆發后，我和童天齊就是另一個Story了。失去中宣部秘書長的托撐， 童天齊 的

真實水平暴露無遺，不足慮也。 

   我繼續做著熱昏的文學夢，決定創作一部長篇小說「文革風雷」；靈感來了，門板也擋不住！

我很快就寫出了前幾章，還草擬了全書的故事梗概以及主要人物關係表；我拿給周圍的同學朋友顯擺，

他們大為驚奇，咸認為一個16歲的少年能夠寫作像模像樣的長篇小說 ，是不可思議的奇迹！他們

主動幫助我搜集素材、抄寫稿子，忙得不亦樂乎。

   我沒白天沒黑夜地寫小說，體力消耗很大，每天要吃五頓飯；半年後，「文革風雷」已達將近30萬字，

我陶醉在勝利在望的喜悅之中。

寫作之餘，我還干點別的。1967年春，童大林家搬到弓弦衚衕，藏書卻還留在童家小院；

我得知這個消息，就像饞貓聞到魚腥，心裡痒痒的。 

終於，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我自備麻袋，翻牆進入童家小院，斂了整整一麻袋書籍（孔乙己

講話：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滿載而歸。

孔乙己講話：  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

竊書之後是讀書；我如饑似渴地閱讀童氏藏書，愛不釋手；在一本利別爾曼著「計劃、利潤、獎金」的

尾頁，看到童大林寫的密密麻麻的讀後感，大意是經營企業應當利潤掛帥而非政治掛帥；我不禁

莞爾：童大林果真是名副其實的修正主義者，公然與中央工業七十條唱反調！

文革后，我聽說童天齊進了地處東交民巷的外交部直屬國際關係研究所，確信他的作家夢算是沒戲了。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認識了一位學西班牙語的趙姓姑娘，她也在外交部直屬國際關係學院供職。

次日，我急不可耐地去東交民巷找趙姑娘，動機有三：一是對這個崇高的學術機構景仰已久；二是對

趙姑娘心存愛慕（俺是屬皮匠的——縫著的就上）；三是想從側面打聽 童天齊的近況。誰知，外交部

直屬國際關係學院是個半保密單位，來訪者只能待在會客室，不得進入辦公室。趙姑娘拿給我一些

童天齊的學術論文，陳詞濫調，毫無學術靈氣可言 （插句題外話：童天齊的水平比阿妞不牛差遠了） ；

從此，我不再視 童天齊 為人生對手了。   

進入新世紀，我主動向童天齊交代了竊書的歷史劣跡，我們有如下對話——

童天齊：我們搬到弓弦衚衕時，中宣部造反派頭頭王樹人不許我們帶走藏書。

我：王樹人是學哲學的，我讀過他編寫的"西方哲學家傳記"，還看過他在新華文摘上發表

的幾篇論文；凡事都有兩重性；貴藏書落在我的手裡，總好過落在造反派手裡，至少，

不會給令尊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呀。

童天齊沉默不語。

我：中共我就佩服一大一小，大是童大林，小是鄧小平。

童天齊不無炫耀意味地說：我爸爸是陸定一、趙紫陽這兩個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 

我當然知道這是反話正用，藉以提示彼此之間幾十年不變的等級差距，便連聲道：明白，明白。 

 文革前， 陸定一 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童大林曾經口吐狂言：景山學校培養不出馬克思，

能夠培養出一個希特勒也很好嘛。

事實證明：景山學校既沒有培養出馬克思，也沒有培養出希特勒。

倒是歪打正著地培養出一個畢汝諧——幾十年前，毛澤東發動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二十歲的

畢汝諧 挺身而出，成為文化革命期間採取批判現實主義的第一人；而今，習近平發動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敢問第二個 畢汝諧 又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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