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談性、婚姻及冒險生涯 方里(畢汝諧)

2007年按：偶然翻檢故紙堆，看見１９８7年同時發表於紐約＂新聞娛樂周刊＂和香港＂新聞天地＂雜誌的舊作＂王炳章談性、婚姻及冒險生涯＂（筆名方里）；不禁嘆然---王炳章先生被一夥來路不明人士自越南劫回中國,而後被判處無期徒刑,於茲五年矣!這般離奇遭遇,足以證明王炳章是一位有相當分量的政治人物(誰會為你我之流大動干戈?), 而筆者於本文中的斷言「您之所以平安無恙,主要還是那些視您為眼中釘的人並沒有下決心把您幹掉;否則,以一個政權的財力、人力,想要在肉體上消滅一個人是太容易了」也可怕地應驗了!
   前幾日,在歡迎我的老朋友、著名右派林希翎的宴會上,我笑對林大姐道:「我的身體很好,只是患輕度抑鬱症,偶有輕生念頭;但我不會像陳照堂醫生(這位連螞蟻都不踩的大好人,竟然用牛排刀刺穿了自己的心臟,何其毒也!)那樣自殺,我要學習王炳章醫生,堅強地活下去! 王炳章醫生被廣東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在韶關監獄服刑; 我則是被命運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在世界大監獄服刑;我們都將服滿刑期;絕不自殺!」
   茲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以供網眾參考.
   王炳章談性、婚姻及冒險生涯 方里(畢汝諧)
   最近,筆者受託採訪了中國之春負責人王炳章先生.以下是談話概要----
   筆者: 王炳章先生,我受新聞娛樂周刊老闆之託，對您進行採訪.老闆的意見是談些輕鬆的、非政治性的問題……
   王炳章:軟性的?
   筆者:對.說老實話,我個人對政治是極其厭惡的.一位著名的西方政治家說過一段話,雖然粗一些，卻是至理:「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最骯髒：一是政治,二是女性生殖器；偏偏男人們最喜歡搞這兩樣東西。」我想可否談談你的私生活、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方式想必是是很奇特的.
   王炳章:你這番話里提到了政治和性,我個人認為中國人再這兩個問題上都是很虛偽的.中國長期處於專制制度的統治,其政治具有很大的殘酷性\卑鄙性.而我們正是想結束這種狀況.(筆者:您又在談論政治，這不是本次採訪的主題)……好,這個問題我們不談了.我們可以談談性的問題……
   筆者:您是一位醫生.長期以來,我總覺得醫學界人士對性的問題沒有神秘感.即以您就讀過的北京醫學院而言,那是個多麼開放的地方!文革前,還有些不務正業的阿爾巴尼亞留學生,搞得烏煙瘴氣!……在國內，每家醫院的夜班值班室、X光室都是多事之地.您不會反對我的看法吧?
   王炳章:我給你講個笑話；我們北京醫學院原來的院長叫馬旭.他自己就是北醫出身,三八年跑到延安去了.我記得剛入學時，有些從農村來的女同學上體育課游泳,穿上游泳衣很害羞,也不敢看
   渾身只著一件游泳褲的男同學……馬旭院長說:人體有什麼神秘的?無非是蛋白塊兒,那個東西也是蛋白塊兒……
   筆者:是的是的,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說過:生命是蛋白質的儲存方式.
   王炳章:學了幾年醫,從解剖開始,婦產科實習過,也接過生.後來,我在青海給藏民看病,說起來也許漢人不信,他們就穿一件大袍子,裡面什麼也沒有!你要檢查身體,他們一撩起來,精光!……學醫的人確實打破了性的神秘感.我覺得中國人在性的問題上是很虛偽的,或許與中國的政治也有點兒關係.弗洛伊德學說認為人的發展要經過幾個階段,首先要吃,再往性的方面發展；從口腔階段發展到生殖器階段.到了生殖器階段是比較成熟的.中國人的的確確需要對性的問題再認識,需要一個性的革命.但是我們說的中國的性革命不同於西方的性革命,西方的性革命太過份了,而中國人需要對性的虛偽態度轉變為平實的再認識.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筆者:我自國內來,我感到目前中國大陸的性的開放程度連美國都望塵莫及.美國現在的這一套比起大陸真是小巫見大巫.我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一是西方的性解放,一是西方的性解放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的謬種流傳.國內那些性關係混亂的青少年大多既不懂外語也未到過國外,但是他們往往一口咬定自己是向西方性解放看齊……其實,由於國內物質、精神等方面比較貧乏、落後,很多青少年說穿了是把性器官當作最好的、簡便耐用的尋樂工具.
   王炳章:我覺得中國文化本身就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容易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它體現在很多方面,剛才你講的也是其中之一.中國文化有很大的虛偽性,一方面在公開場合對性的問題有很大的輿論壓力;另一方面卻又放蕩不羈..比如說在高幹和高幹子弟里以及底層的流氓犯罪集團里,存在著性泛濫現象……(筆者插言:國內對青少年犯罪集團劃分為「小群」――高層小群、中層小群、下層小群……)在國內,黨的高級幹部在性的方面是非常隨便的,這方面的資料有許多已是公開的秘密……他們比西方政治家有過之而無不及.文革挖出來的事情太多了.
   筆者:在這方面,,大陸和西方完全相反,在西方社會,老百姓的道德面貌無關緊要,馬虎一些也無所謂;而政治家為眾目所視,不敢輕易造次.在大陸,老百姓必須規行矩步:你剛往大雜院裡帶進一個異性朋友,流言飛語馬上傳開來;而上層人物的穢行,卻被掩藏在深深庭院之中……
   王炳章:對.統治者一方面過著糜爛的生活,一方面又教導其下屬和老百姓在性的問題上有所壓抑.這是一個非常虛偽的架構.所以，我覺得中國人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私生活上都需要一個平衡點,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你剛才所講的大陸青少年那種不加選擇的濫交,實際上是對性解放的曲解.
   筆者:咱們談的都是務虛;您能否談談自己的戀愛、婚姻?算是務實吧.您的私生活引起許多議論和猜測,並成為您的政敵手中的有力武器.其實,許多著名人物在私生活上都不無小疵.即以中共保守派人士鄧力群先生而言,年輕時在延安也犯過男女關係的錯誤.他與李銳(「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一書的作者)的太太關係曖昧.處理此事的是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李富春,李富春曾說過:「只要有我在,像鄧力群這樣道德品質惡劣的人不能重用!」當然,這是氣話.鄧力群先生依然飛黃騰達.
   王炳章:在大陸,常聽見某人犯生活作風錯誤；這句話翻譯成英文後，外國人覺得無法理解.生活作風有什麼正確與錯誤之分?在大陸,生活作風錯誤還是一根政治棒子,專打別人……你自己或同一派系的人,則不予追究.這是另外的問題了,免談.我原來在大陸有一位前妻王玉蘭.她是我在北醫的同學,我們一起分配到青海.在邊遠地區漢人不多，如果兩人不結婚又經常來往，是很不方便的.於是我們乾脆剛畢業就辦了結婚手續。我現在這樣看待前妻王玉蘭.她也是一個挺不錯的醫生.她出身於貧農家庭,從小在農村.我是在城市長大的.雙方的觀念有些不太吻合,一開始沒有暴露出來.最重要的是:我自幼即對國家大事、人類前途以及知識分子所發揮的作用十分關注;而她對此無甚興趣,有「三十畝地一頭牛」的想法.她對生活力求安穩的,而我具有探險的心態.因而形成很大矛盾, 志不同,道不合.當然,個人脾性、生活習慣,也有差距,那是次要的.
   筆者:她的形象好嗎?
   王炳章:在我眼裡,她還是很漂亮的.她有一半滿族血統.我和她分手是不可避免的.隨著中國大陸政局的惡化,我的責任感越來越強,並投身民主運動,很早就有組織另一種政治力量的想法……她根本不能容忍.她現在生活得好像很不錯.她在北京當醫生,並再嫁了一個學工的人.
   筆者:你什麼時候離婚的?
   王炳章:很早了,在國內就開始辦了.
   筆者:王玉蘭女士同意離婚嗎?
   王炳章:她又同意又不同意.當時辦離婚還要單位同意.而我的工作單位(河北省醫學科學院)之所以卡我,是因為我的親戚是河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是抓實權的.他一直蓋著這件事,他對我們單位黨委書記說:「炳章這事你看我的面子蓋下來,不能讓他們離婚.」這樣就拖了下來.因為我是被我的親戚一手從青海調到石家莊的,鬧離婚於他臉上不光彩.
   筆者:你和王玉蘭女士的孩子多大了?
   王炳章:我女兒今年十五歲.(筆者驚呼:哎吆!那麼大呀!)我結婚很早.
   筆者:你和女兒關係如何？
   王炳章:我當然很想念女兒.離婚後我每月寄瞻養費,並且定期給她寫信.(筆者:她回信嗎？)當然她沒有回信.但是我知道她確實收到我的瞻養費.我是寄支票給她的.女兒在支票後面簽了字,支票才能從中國打回來.
   筆者:您可以透露一下瞻養費的數目嗎?
   王炳章:法院判的是是每月十五美元.
   筆者:哪個法院判的?
   王炳章:石家莊市長安區法院.
   筆者:外界傳說你是在賭城的法院辦的離婚手續.
   王炳章:不,我是在加州舊金山辦的.
   筆者:你們在國內的私人財產如何分割?
   王炳章:我提出財產歸我女兒.國內法院判決財產歸王玉蘭.後來我也同意了.
   筆者:你女兒的繼父對她好嗎?
   王炳章:我不知道.我心裡常常為此感到難過.我給女兒和她媽媽寫過許多信.但是沒有迴音.我對王玉蘭表示:雖然我們不是夫妻了,但是我們還可以做朋友.這是現代婚姻的觀念.中國人做夫妻時如膠似漆,一旦離婚就恨不能置對方於死地.這就是因為中國人沒有找到平衡點.我和女兒的關係一向很好.她五歲上學,我經常接送她.我對她一直採取理性的態度,而她母親常有某些非理性的做法.
   筆者:像王玉蘭女士這樣帶著孩子再嫁,按國內現行規定,還可以再生孩子嗎?
   王炳章:大概得向單位申請一個生育指標.
   筆者:您的這段婚姻在法律上總共存在了多長時間?
   王炳章:十三年.
   筆者:您能講講目前的婚姻狀況嗎?
   王炳章:我現在的太太叫寧勤勤.她十三歲就離開台灣,在海外長大.我覺得她既有東方觀念又有西方意識,兩者結合得很恰當;我和她相識的經過,報紙上都講過了.那是一個巧合.我今天就不多說了，總之也帶有一定的浪漫色彩.那時候,因為我們是第一批來加拿大蒙特列爾的公費留學生,十分惹人注目.公眾對我們普遍感到好奇.有個大陸青年鋼琴家汪陽來到蒙特列爾,我也參加了組織工作---我們這些公費生與領事館關係挺好.寧勤勤家很好客.邀請汪洋、我和其他一些人去她家過周末.我的業餘愛好是書法，水平一般，但是在他們看起來看不錯.寧勤勤家壁上貼著我手書的一首詩詞.我問寧勤勤你喜歡這首詩嗎?寧說歡喜,我猜作者年紀一定很大了,恐怕有五十歲了.我說作者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想認識嗎?就這樣我們建立了聯繫,經常交往……大致是這樣.
   筆者:王炳章先生,您目前過著一著與眾不同的生活---革命家也罷、冒險家也罷、或者稱之為別的什麼……您太太做些什麼?
   王炳章:她現在做一點小生意.
   筆者:據說您的住址是保密的?
   王炳章:對,暫不公開.
   筆者:我自幼便是一個狂熱的偵探小說迷.由於聽說您的住址保密,激起我強烈的好奇心.昨夜給您打電話718-507-6442聯絡這次見面時,我從您家裡的種種聲音判斷，首先,您住的肯定是Apt.而非House,對嗎?
   王炳章:對.
   筆者:我想,那一定是兩房一廳.
   王炳章:對.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兩房一廳.
   筆者:電話里的雜聲---腳步聲、咳嗽聲、嬰兒啼哭聲、間或還有TV聲,這些聲音交互作用,使我判斷您那裡是兩房一廳的所在.另外,我想像您住的那幢Building是多層的、而且有Doorman日夜看守……您不可能離群索居地生活,您為了安全,肯定會想到:只有把一片樹葉放在森林裡才是安全的,只有把一個人藏在人群里才是安全的。
   王炳章:你當然可以這樣想像,實際上我的住所也只是沒有向外宣傳罷了,並不神秘.

筆者:我相信您的鄰居都是洋人而非華人.
   王炳章:對.都是外國人.
   筆者:我想, 您之所以平安無恙,主要還是那些視您為眼中釘的人並沒有下決心把您幹掉;否則,以一個政權的財力、人力,想要在肉體上消滅一個人是太容易了.比如,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家修成了武裝碉堡,其門徒輪流值班守衛,最後還是死於鶴嘴鋤……
   王炳章:我同意你的看法，一個專制政體若是想在肉體上毀滅一個人是不困難的；我自投身民主運動便已置生死於度外,不在乎了……我過著正常人的生活.
   筆者:我勸您買個比較好的人壽保險,否則一旦……
   王炳章:人壽保險我已經買了.關於這方面嘛,一九八四年確確實實有一次暗殺我的計劃,中國之春雜誌也報導過.你可以訪問一下白狼(張安樂)……這事白狼知道得最清楚.
   筆者:白狼現在監獄里.
   王炳章:在監獄里也可以訪問嘛.
   筆者:我看過中國之春雜誌的報導.我覺得那價格太低了.那樣低的價格是很難買下一顆人頭的.如果價格提高十倍的話……
   王炳章:也許就成功了.不過,我想當時主要還不單是價格問題,而是一個巧合(在這位先生的生活里巧合何其多!----筆者評)……如果打聽我的行蹤不是打聽到白狼那裡，則很有可能搞成!白狼聽過我的演講，他是斯坦福大學的學生.他勸阻了行刺者.這件事還是值得深挖的.
   筆者:您長期過這種動蕩生活,不覺得厭煩嗎?不想換換生活方式嗎?江青搞的革命樣板戲「紅燈記」里有一句唱詞:「李玉和為革命東躲西藏(后改為「東奔西忙」)」，您的情況想來也相去不遠.不過,真正像布朗基那樣狂熱的冒險家是不多的.
   王炳章:我們的生活當然有動蕩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從中得到很大安慰.我們的努力畢竟是有成效的.我一年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時間在外州演講，參加各種活動……我有一個溫暖穩定的家庭,有兩個小孩子,是兒子.如果我沒有這個家的話,就真的成了流浪者了.
   筆者: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是一位教育家.她說過:「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強盜遊戲也將在兒童中流行.強盜遊戲體現了人類對自由的永恆嚮往.」當然,把您獻身的事業比做強盜遊戲未免失敬,但我覺得或許這種無國無君生活具有某種魅惑力和刺激性,吸引了你們許多人……
   王炳章:民主事業總得有人來干.我至今不認為我是幹這種事業的最好角色.我之所以要干，是因為覺得中國人總是說得多做得少；提起專制制度,人人都不滿意,都覺得這種制度不符合人性.可是誰也不肯真做什麼.我這個人基本上是個行動家,一旦做出決定便義無返顧!民主事業的吸引力就在其艱巨性.到目前為止,尚沒有結束共產主義專制制度的辦法.我們探索這條路，即便失敗了，也為後人樹起一塊牌子:此路不通.現在,我感到我們的努力有成效時,心中十分快慰.比如揚巍案,通過我們的努力,使共產黨不能讓揚巍無聲無息地消失，美國國務院必須把這個信息傳達到中國大陸!當楊巍家屬向我們表示由衷的謝意,當共產黨在壓力下不能胡作非為時,我們就感到一種從事其他事業所不能帶來的樂趣……
   筆者:請原諒, 您的談話已超出軟性話題的範圍了.我想,根據您的談話,完全可以整理出一篇五千字左右的訪問稿了.謝謝.
   王炳章:不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