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轉貼一）

序

 1.人物關係

 我：真實姓名常艷，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員，2010年7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央編譯局博士后，曾供職于山西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曾任黑龍江大學校長，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長，2010年2月任現職。

 楊金海：1955年生，中共中央編譯局秘書長，我的博士后合作導師。

 曹榮湘：原為中央編譯局人才處處長，后被提拔為編譯局辦公廳副主任。

 董瑩：編譯局人才處博士后管理辦公室工作人員。

 張萌萌：中央編譯局戰略所博士后，英國海歸博士，我的室友。

 下面的人物在我的「故事」里出現時間較晚，但起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不得不列出來。

 張文成：中央編譯局離退休幹部辦公室主任。

 武錫生：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

 劉仁勝：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江洋的師兄，段忠橋老師的學生。

 馬瑞：畢業於武漢大學，中央編譯局戰略部副研究員。

 張志銀：畢業於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現為楊金海老師的博士后。

 劉長軍：畢業於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現為楊金海老師的博士后。

 2.幾點說明

 其一，本文不是小說，是自己的親身經歷，以第一人稱敘述；但各位看客可以把它看作一個「多情」之人寫的小說，沒有關係，我不在乎看客對我的評價。

 其二，如是自己的主觀感受，我會在文字上予以註明，否則都是對真實情況的一種再現；您可以質疑事件的真實性，但我有保留盡量客觀、真實陳述事實的權利。

 其三，本文爆出醜聞，便有承受各種不良後果、法律責任及社會效應的心理準備，涉及事件的當事人願意起訴我的，我在等待官司及人身攻擊。

一、並不愉快的相識

     與衣老師（這裡，我還是叫他衣老師吧）相識始於2011年3月底。此前，雖聞其大名，但因為研究領域並不十分契合，對他的學術倒不是太了解，更談不上對他的為人處世的認知了。如果時光倒流至2011年3月29日之前，我與他都是快樂的，至少在「我們」的事情上，都不需要耗費精力。

     清晰地記得，面試那天，我穿著亮麵灰色中袖西服，白色襯衫，高跟鞋，戴著鑲了些水鑽的細細的發卡。從西西友誼賓館出來前，在房間里對著鏡子打量著自己，嗯，不錯，漂亮並知性、幹練，外形沒有問題。穿過辟才衚衕的紅綠燈路口，一陣風刮來，有些微涼，畢竟是初春，路上像我穿這麼單薄的人不多。我下意識地加快了腳步。

     到了編譯局，跟門衛說是來面試的，就順利地進來了。博士后工作站的工作人員董瑩給幾十位前來參加面試的人員說了些注意事項，我們大家便在一個會議室里候著。

     由於報考的是脫產博士后，所以面試的次序比較靠前。我記得一進會議室的門，我對著各位面試評委很友好而謙和地笑了下，也看到了衣老師的笑容。面試環節，我一貫不卑不亢，陳述了自己以往的研究積累及未來的研究設想。這裡不得不提的是，我特意提了一下姜海波（黑龍江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衣老師的博士生，當時還未畢業）以拉近和衣的關係。雖說是有套近乎之嫌，但我也說的是事實。

     我博士論文寫的是《恩格斯晚年社會發展理論研究》1，在畢業半年後即在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並於2010年桂林會議2上送給了很多學界的前輩與老師。在桂林灕江的游輪上，我與姜海波很煞風景，面對著如詩如畫的灕江風光，我倆竟然聊著學術。他建議我下一步可以做一些恩格斯文獻方面的整理與研究工作，這個方面目前做的人比較少。

     從桂林回來后，一方面要準備國家社科基金的申報，一方面要提交博士后報名材料中的研究計劃。我就寫郵件給魯克儉，他說就按照姜海波說的這個方向做。魯給我定了一個題目「恩格斯著作的寫作、出版及傳播研究」3。

     拿著申報社科基金的論證初稿（寫的比較詳細），我給各位評委老師陳述了自己未來的研究計劃。印象最深刻的是，衣老師一聽到我的選題是受姜海波及學界其他老師的啟發而來，一改先前對我的友好態度，很不客氣地轉頭對柴方國（編譯局馬列部主任）說：「這不就是咱們做的那個嘛！」其實，衣老師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國內外馬克思主義文獻的典藏與整理研究」，我並不知道，而且我的論證角度與他們不一樣（這是後來我知道的）。當時，只是覺得他在嘲笑我，題目太大了。這個我現在也承認，但我堅信，之所以能拿下這個課題，自然是我的論證有自己的獨特與精到之處。

     在面試中還有一個細節記憶猶新，這個細節衣也在後來與我二人所開的「卧談會」中提到過。他說：「你們單位能放你嗎？」我回答：「我們是有協議的，只要賠錢就可以！」4衣說：「拖家帶口的！」我當時馬上回應：「我家裡邊條件挺好的，在我的工作沒有落實之前，家裡人是不會過來的！」我心裡當時想的是，按照政策有些單位是會為博士后的配偶解決借調等問題，我不需要你們為我考慮這個，我自己克服困難就是了，不就2年嘛！

     至於衣老師為什麼會說這個話，我到現在也是懵懵懂懂的。總之，當時的感覺非常不好。我與他素昧平生，怎麼在聽到姜海波的名字后就一改態度而刁難起我來了呢？！5因為這次不夠友好的初識，使得我們後面會有聯繫（我去洛陽開會，一半是為與他改善關係），為後來有故事發生埋下了伏筆（我寫到這裡，很後悔，不去洛陽多好啊，不和衣一步步走近多好啊！）。

     面試中，所報導師楊金海由於父親去世回了河南老家，其餘幾位導師是：衣俊卿、魏海生、柴方國、李惠斌、魯路、薛曉源。

     魏海生問我如果脫產的招不了還讀不讀？我客氣而委婉地笑笑說：「那可能就不讀了。」（其實，就是說脫產的招不了就不讀了，意思已經很明確了。）

 寫到這裡再插一段題外話：

     楊金海在面試前給衣俊卿說了自己的傾向，脫產招那個男生，別招我，怕我將來要在北京找工作，很麻煩（與我一同報考楊老師脫產的只有那個男生）。也就是說，在我進那個會議室的門之前，結果是定了的。

     楊老師在我報考前，一開始說讓我讀在職的，後來說兩種都報，意即總有在職的保底。我報考楊老師的博士后，並非是慎重考慮的。2010年7月份出書聯繫了楊老師，納入他主編的那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叢書」7。在請他和魯克儉吃飯時，話趕話說到了博士后的事情。後來在11月份桂林開會時，我又說到到底報哪種類型時，楊還是堅持是在職的。我就有一點小不高興了，覺得這人這麼不利索。我一直在想，讀在職博士后，沒有多大意義，反而多了一些約束。而我已經說了要報考人家的博士后，如果不報的話，豈不是把人得罪了，將來也沒法再聯繫了。那怎麼辦呢？不是說脫產的名額少嗎？不是招不了嗎？那我就只報脫產的，招不了正好，又不用讀了，還不得罪人。不失為一個萬全之策。況且，當時有幾家別的單位的老師，主動說讓我去他們那裡讀博士后。

     抱著來京玩兩天，來編譯局跺一腳認識認識衣俊卿是何方神聖，也讓大家認識我一下的態度，參加了博士後面試。

     我靠自己的實力8被錄取為脫產博士后。從此，我的噩夢也便開始了。

     與衣的初識，給我留下了費解的謎，為什麼他要為難我呢？我以後要來這裡了，怎麼能改變他對我的「不良」印象呢？帶著些困惑，帶著些委屈，我結束了這次北京之行。

 二、進站前的交往

 進站前的交往，主要指在國家社科基金評審一事上與衣的聯繫。

 4月份，馬哲史年會即將在洛陽召開。我有點不想去了。在與姜海波打電話后，他說衣老師去。我就想，說不準可以修補一下面試時的小不愉快。

 「中外比較視域中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理論研討會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2011年年會，4月16日至19日在河南科技大學召開。

 16日早餐時，無意間看到衣俊卿。他吃完后從我身邊走過，我很自然地起身與他打招呼，他認出我來了，說：「你來了啊！」早飯後回到房間，我給姜海波打電話問他衣老師的手機號。問到后，我給衣打電話，說自己想去給他送書。他說：「一會你到會場偷偷給我吧，這會兒我在改一個稿子。」

 在開會前，他與吳曉明等人站在那裡聊天。我就過去把書送給他了。會後照相以及上午的會開完后，我們有過些目光的短暫交流。看來，這次洛陽並沒有白來，他對我的印象應該是不錯的。待了一天，我沒有再參加第二天的小組討論，也沒有參加考察，坐大巴匆匆趕回家，還有一大堆的課要上呢！

 5月份的樣子，具體哪天記不得了。我得知自己通過了國家社科基金評審的初審，興奮地在電話中叫了起來。馬上要上會了，材料在編譯局李興耕老師手裡。我給導師楊金海打電話請他幫忙打個招呼10，楊老師拒絕我了（我當時也不知道，覺得楊老師很不近人情，現在想來，可能是他有自己的難處吧，興許我讓他說話的人是他的對立面呢！）。

 儘管有其他的老師在幫忙，問題也不大。但我此時總覺得自己已經被錄取為編譯局的博士后，應該「求助」於衣。晚上，我給衣發信息，請他給李興耕說說我的事情。第二天一早，衣說給韓慶祥說了，李未聯繫上。其實，我已經給韓老師打過電話，韓老師和李興耕在一組。在桂林，與韓老師以及他的夫人聊過，他有印象的。要知道衣是給韓說，我就不給他說了。讓韓老師覺得我這人這麼事，好像不信任他似的。自衣給韓老師說過我后，韓老師就再沒有就課題一事回復過我，可能直接給衣說了吧。

 等到我得知自己會評也過了時，發信息給衣表示感謝。他發了一大段給我，說在此前韓已給他說過了。衣還在信中囑咐我出去不要亂說，還說我素質不錯將來能有較大發展，有什麼問題同他聯繫，等等。我心裡暖暖的，覺得自己去洛陽跑一趟沒有白費功夫，這不這件事情上他就幫我了，而且還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其實，即便不找衣，會評也能過的。但我想，這是我們交往的一個借口吧。

 6月的某一天，我接到博士后辦公室董瑩的一個電話，問我最近來北京嗎，說轉戶口的事情需要我自己跑一趟。我說，剛好也有別的事情，我去一趟。

 6月21日晚上，給衣發信息說自己來北京了，想去拜訪他。發完信息后，手機在房間充電，我就去西單弄頭髮了（發梢有些黃，怕給人印象不好，去染黑了）。兩個小時后回來，發現他發了兩條信息，說自己出差剛回來，明天辦公室見。

 第二天，6月22日，我一大早起來去西單，準備給他買個什麼貴重點的禮物，以表示感謝。商場開門都很晚，約的是下午2點見面。轉了半天也沒有看好合適的東西，因為那個時候買東西怕人家覺得有特殊含義。如領帶、皮帶等似乎有感情因素在裡邊，我們還不熟。

 我打電話問姜海波買什麼好，他說直接給錢比較好。那給多少呢？我一直犯愁。況且，課題的事情，還是有別的老師起了主要作用的（要不然我怎麼會知道自己過了初評呢）。想來想去，我就拿了一萬的現金去了他辦公室，先試試水吧。初次在一起聊，我倒也不緊張。只聽得他說，來了后參加典藏的課題，出國方便，編譯局人際關係複雜，要低調，等等。他還說：「以前我們拿課題，都是給10萬，今年青年項目都是給15萬了啊！」（要是現在的我，他說這個什麼意思，我肯定是清楚的了，但那會，我根本什麼也聽不出來）臨走前，我拿著一個紙袋子（內裝1萬現金）給他放到茶几上，說這是我的一點心意。他過去看了一眼，然後說你這是幹什麼呢。我說只是自己的一點心意，就走了。

 戶口的事情辦了，衣老師也見了，我急匆匆買回家的火車票。沒有買到卧鋪，就直接買了張硬座，先上車再說吧！

 6月23日，那天記憶深刻，是北京60年一遇的大暴雨。下午4點鐘從賓館出來，走了不到50米，天就下起來雨。情急中打了輛黑車去西站。雨越下越大，白晝如夜，車行駛在長安街上，一路堵。司機師傅就找小路繞，繞到哪裡堵在哪裡。車子在水中漂著，我的心也在漂著，司機本來要50元拉個近活兒賺個輕鬆錢，卻沒想到遇到暴雨，他情緒煩躁，嘟嘟囔囔說自己沒有買涉水險。我默不作聲，心中不僅對當天是否能趕上火車充滿了擔心，也對眼前這個陌生的黑車師傅有些害怕，雖然他看上去倒不像壞人；幾乎看不清楚車窗外的景象，雨水鋪天蓋地而來，街上的路燈、車燈、雨幕混沌一片，廣播中也對暴雨及路況進行著實況播報，我覺得自己太渺小了，心中生髮出對未來的一種不確定感，對人生的隱隱的憂慮。

 「漂」在暴雨中，心中無限感慨；與我同樣經歷2011大暴雨的人們，記錄了那天的情境。等我回到家中，從網上看那天的北京時，才發現雨真的大的離譜。所幸在發車前，我跌跌撞撞趕上了火車，渾身濕透了，我給了司機100元，也耽誤他時間了。本來沒有買到卧鋪票，上車后很好補票，有許多人因為這場雨而誤了車。

 寫到此處，不得不說說前幾天的61年一遇的大暴雨。2012年7月21日，那天中午與衣老師在文府大廚吃過飯，回來的路上下起來雨。但雨下的最大的時候，我在宿舍，沒有注意窗外的情形。

 同樣是暴雨，身處的位置不同，心理感受便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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