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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瘋狂的單行道——讀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

作者：自娛於 2012-6-4 11:1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3評論

楊遠宏

　　在全世界，極權主義早已成為過街老鼠。但是，少數幾個極權主義國家，仍然像毒瘤一樣，頑固地叮在人類的肌體，且頗有氣焰囂張的擴散蔓延之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對極權主義天真愚昧的幻想，犬儒主義的恐懼、僥倖、妥協，御用文人賣身投靠的縱容與助紂為虐，更是遠未壽終正寢。在我們這塊土地上，關於極權主義的談論閃爍其詞，欲言又止，才剛剛開始而幾乎僅僅滑落在茶館清談的水平，卻很快就成了人走茶涼的空曠和冷寂。當茶客們再次揭開這個話題時，已成飄在杯中，從未下沉的隔夜陳茶而毫無新意。這大約就是中國特色的討論、思考——討論不斷，真正的思考卻從未開始。
　　鑒於以上背景，重溫漢娜•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思考和理論，就政治哲學在我們版圖的完整建構，和對現實語境的考量而言，都是一個沉重而緊迫的話題。
　　
　　1、烏托邦：雙刃劍上的血腥與光芒
　　
　　菲茨傑拉德在他的《奧馬爾•卡亞姆》第99首四行詩中寫道：「啊，愛神！你能否和我同命運女神一道運籌/去掌握這可悲事物的全部結構，/我們能不能把它粉碎——然後/將它改造得更接近於所求？」詩中，「所求」，即烏托邦；「將它改造得更接近於所求」，即烏托邦思想。請注意幾個關鍵詞：「運籌」、「粉碎」、「改造」，它們幾乎道破了烏托邦從形而上天空想像，到形而下大地建構過程的全部懸念、隱憂、嚴酷和沉重。烏托邦（utopian），子虛烏有之邦的信靠和依託。中文對這個詞的音譯，真是音義得兼，雙璧生輝，精準傳神而妙不可言。第一個使用這個詞的是英國的托馬斯•莫爾爵士。他在他的《烏托邦》一書中，為人們描繪了一個完美無瑕，令人神往痴迷的幸福、美滿社會。
　　第一個發揮烏托邦想像的，並不是人們似是而非認定的，棄聖絕智，小國寡民境界的中國老子；也不是放逐詩人，主張哲學王主政「理想國」的古希臘柏拉圖，照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喬•奧•赫茨勒在他的《烏托邦思想史》中看來，第一個發揮烏托邦想像的，是約公元前8世紀的古希伯萊先知，提哥亞牧人和無花果樹修護人阿莫斯。阿莫斯以當時流行，后又為《聖經•新約》所繼承的先知們特有的語調、句式和修辭傳統說過：「我會把以色列和別的國家一起篩一遍，就像在篩子里篩選苞米一樣。但不會讓不好的穀粒留下來。」請留意「篩選」，和不好的不留的「不留」。這就是說，人類的第一個烏托邦想象，就是強力的運用，優勝劣汰的劣者的被拋和驅除。阿莫斯對他的烏托邦想像，還作了詩意盎然的表達：「但願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義如江濤滾滾。」氣勢倒是壯觀，公平、正義也是人類翹首以盼的。但在阿氏的氣勢中，我更多地感到了一種以公平、正義的名義，而強力、先驗合理合法放肆、肆虐的恐懼和隱憂。難道不是這樣嗎？阿莫斯的氣勢，滾滾奔流到了法國大革命雅各賓巨頭羅伯斯庇爾那裡，就滾滾成了斷頭台下切瓜式的人頭滾滾，奔流成了道義高燒中的血流成河。必須警醒，在人類文明史上，烏托邦思想既能引美向善，解毒現實，於破碎、黑暗、罪惡中，給人類提供燈光、希望和夢想；也能衍生出魔鬼、深淵和災難。烏托邦：一柄同時閃爍光芒和血腥的雙刃劍。
　　應該單獨提到馬列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在子虛烏有的向度，在人類烏托邦思想史和學術的層面上，這個邦與別的種種邦相比較，純屬老調重彈而毫無新意。而且，在其內在的理論邏輯上，也根本難以自洽，難以自圓其說，而可不費吹灰之力地不攻自破。對此，僅看馬列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分配原則，即可一目了然。這個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姑不論人們會不會有朝一日，理想主義地各盡所能。其中，「按需」的「需」，即人的需求、慾望。這個分配原則要能兌現，就必須假定：要麼人的需求、慾望是有限的，要麼設想人的所需所欲，世界可以無限提供。可惜，事實是，人的需求和慾望是無限的，即所謂欲壑難平（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貪痴說，對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而世界的有限，不可能為人的需、欲作無限的提供，是連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可是令人困惑吃驚的是，這個一開始就漏水的理論炊壺，居然能讓20世紀大半個世界的人們感冒高燒，趨之若鶩；大半個地球在壺中被煮沸得烏煙瘴氣，洶湧澎湃！它甚至在前蘇俄、東歐、波羅的海沿岸等地區，催生了一批至今想一想都讓人不寒而慄的極權主義強權。這國際玩笑開得太大了。它給人類社會留下了惡夢般的符咒和深深的傷痕；也給世界政治哲學留下了一道沉重如山，讓人深長思之的錐心課題。
　　烏托邦本是永遠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線，和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但縱觀近現代史，大大小小的極權主義野心家們，無不吹著驚天動地的烏托邦法號，念著連他們自已也不相信、永在來世彼岸的未來經，驅使一批又一批著魔的信徒，走向永劫不復的煉獄和深淵，或者成為那法號、經書的活祭和犧牲。希特勒的黨衛軍頭目希姆萊，在他的《黨衛軍與警察的組織與職責》中宣稱，他們只對「幾十年和幾百年來重要的意識形態問題」感興趣，吹噓他們所效忠和推進的，是一項「兩千年中才有一次的偉大任務」。這當然就是眾所周知、最血腥的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我不敢說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就是烏托邦。但說它帶有烏托邦夢幻和夢囈的體征，大約不會是誤診。在俄國，伯德耶也夫在《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中指出，「革命是一種宗教，一種哲學，而不僅僅是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種衝突。」不僅如此，那些野心家還給這些偉大、宗教式的烏托邦經幡，貼上了必然性的科學徽標。他們操持庸俗、專斷的達爾文社會進化論，極主觀唯心地宣稱，他們發現了社會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的客觀規律，並要為如此鐵律不惜付出一切代價。歷史唯物主義是這些徽標中最耀眼眩目，也最帶欺騙性的一顆。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在介紹聖•西門派的雜誌《生產者》時說，昂方丹早就能「看到一個時代即將到來。『使群眾感動的藝術』，即將完美地發展，使畫家、音樂家和詩人，能夠擁有一種力量，取悅和感動群眾，其自信程度不亞於數學家解決一道幾何難題，或化學家解釋任何一種物質。」何等科學而又天花亂墜的科幻掛圖和招貼！以至阿倫特不無感慨地得出結論：「現代宣傳就在此時此刻產生。」至今，如此宣傳衣缽，仍在極權主義國家持續傳承並大行其道。就連它們那些神靈附體，叱吒風雲的領袖，也是靠吹肥皂泡式的宣傳吹出來的。
　　在1939年11月23日的演講中，希特勒狂妄宣稱：「作為最終因素，我必須完全謙虛地提出：我本人是不可取代的。……帝國的命運完全只靠我一人。」在戰爭的槍炮聲中，希特勒的一次講話看似舒緩，其實比槍炮更斬釘截鐵。他說：「我只是一塊磁鐵，常常在德國移動，吸引這個民族中的鋼鐵。我常常指出，總有一天，德國一切有價值的人都會在我的陣營中。凡是不在我的陣營中的人，都沒有價值。」他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為其大敲邊鼓：「一個當代人在今天能夠體驗的最大快樂」，是要麼成為一個天才，要麼為天才服務。而希特勒「無與倫比地尊重」的唯一一個人，就是他尊稱的「天才斯大林」。列寧在怒斥為無辜受迫害的知識分子說情的高爾基時，傲慢自詡：「正是我們負起了喚起人民行動，向世界說明生活的全部真理這一巨大任務。」
　　漢娜•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的領袖們「在一貫正確的預言形式中提出的這些概念，使形式比它們的內容變得更重要。」這些領袖們的「主要資格是永遠無誤。他絕不能承認錯誤。……一貫正確的假設之基礎不是超人的智慧，而是正確解釋歷史或自然的根本可靠力量。失敗和毀滅，都不能證明這些力量是錯誤的。因為從長遠來看，它會證明自已是正確的。」那麼「長遠」在哪裡？「既然這些行動是為往後幾百年而設計的，那麼，對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終檢驗，就不受他同時代人的經驗之約束了。」豈止幾百年！在極權主義領袖和他們的御用理論家那裡，這個時間預言或寓言，就像吊眼球的地平線一樣，可以任何腳步都追不上地無限往後推。其實，「極權主義領袖和獨裁者的顯著特徵就是頭腦簡單，目標單一，他們以此從現存意識形態中，選擇最適合於另一個完全虛構的世界的基礎因素。」這樣一來，「運動的『第一戒律』是『領袖永遠正確』」。政治成了一場道道地地的「欺騙遊戲。」而政治遊戲，「對於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騙）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軍事原理的原則，對於戰爭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樣。」
　　夠清楚了。極權主義的起點，是先驗地設定一個地平線上，或天國雲端中偉大、誘人的烏托邦傳奇目標；再先驗地吹捧出一個先知、神靈般能夠全知全能，科學地發現、掌控最終通達這一目標的鐵律和道路，集尼采式超人強力意志的現代天才，和神奇萬能地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古英雄戰神於一身的領袖人物；再在運動中，運動出運動的群眾，在運動的群眾中，運動出無休止的運動。至此，烏托邦劍鋒所指，在一個唯一的向度，在一條唯一的單行道，極權主義就像一群賭徒或瘋狗，一路血火地慣性狂奔起來。這是人類歷史上驚心動魄，前所未有的可怕圖景。阿倫特總結道：「先前從未嘗試過這種手段的原因是，普通的暴君從未發瘋到拋棄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經濟的、民族的、人的、軍事的——以迎合一種無限遙遠的將來的純粹虛構現實。」——極權主義一開始就純屬虛妄。極權主義一開始就瘋了。
　　
　　2、無休止的運動狂
　　
　　極權主義始終需要一種高熱亢奮狀態。高熱亢奮，既是極權主義那套權力設備狂轉的潤滑劑和加油槍；又讓在極權主義跑道上狂奔的群眾，始終處於有腦袋而無頭腦的高熱亢奮，成為一股極易操縱和驅使的盲目力量。而持續高熱亢奮的不二法門，就是無休止的運動狂。這有點像洗桑拿。健身桑拿讓人浴后清爽、放鬆、清醒；而極權主義的政治桑拿，是一場桑拿尚未結束，又一頭栽進另一場桑拿。高熱不斷，亢奮不止。阿倫特敏銳地看到，極權主義「發動人自已的意志力量，以便迫使他進入歷史或自然的巨大運動。這種運動很可能利用人類作為它的材料，而根本不知生死為何物。」在如此運動中，被運動的群眾的心理和體驗，是「經常不斷的緊張和對暴力的渴望」。由此，高度緊張、暴力、高熱和亢奮的戰爭，也就順理成章，魔幻般地被體驗為「最有力的群眾運動」。這裡，法西斯或極權暴君的戰爭的動因、基礎和指向，幾乎全在其中。
　　在高熱、亢奮、盲目、持續不斷的運動中，極權主義的領袖與群眾，最終形成了一種相互策動，相互依賴的心理妄想症。狂妄自負的希特勒在一次對衝鋒隊的演講中，不無真誠地說：「你們之所以是你們，是因為我；我之所以是我，只是因為你們。」在這種相互策動，相互依賴，自戀他戀的心理妄想症惡性循環的相互推動下，一方面，群眾被集約化為巴枯寧所說的「我不想成為我，我想成為我們」，納恰耶夫所指稱的「沒有個人興趣，……沒有情感，……甚至沒有自已的名字」的庸眾，被高燒為動輒在街頭、廣場集體抽筋打擺子，唯馬首是瞻，唯領袖之風宗教狂熱般飛起的糠殼和群氓；另一方面，領袖在山呼海嘯的造神運動中節節攀升，迅速成為凜不可犯，君臨山河/萬眾的神靈。可以想見，在如此的蒙昧、盲動和瘋狂中，包括恐怖、戰爭在內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一哄而起，一觸即發。這就是極權主義即使不虎視眈眈，也隨時都可能構成對人類和世界的潛在威脅的根本原因。
　　其實，恐怖主義並不是21世紀才飛來的橫禍。阿倫特早就指出，「恐怖主義的吸引人之處，在於它變成了一種哲學。表達失落、厭惡、盲目仇恨，這是一種政治表現，用炸彈來表現自我，興奮地看著公眾以行為來響應，絕對願意付出生命代價，以成功地迫使正常的社會階層，承認一個人的存在。這種精神和道德手法，就是戈培爾在納粹德國最終戰敗之前很久，就明顯興奮地宣布過的：假如戰敗，也懂得如何關上門，幾百年不會被遺忘。」簡單說來，以道德、精神高標或聖戰為呼招和旗幟，或者單邊以無辜生命為代價，或者雙邊以罪惡肉體和無辜生命的瞬間同時毀滅為方式、轟動和恐嚇，試圖摧毀人類的良知、道義、進步和文明，最終達至全面的精神奴役，與野蠻、暴力和恐怖統治，這就是恐怖主義。其實，恐怖主義與極權主義如出一轍，或者，根本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這要看玩硬幣的領袖們怎樣翻。比起阿倫特來，可惜，人們對恐怖主義的認識、警惕和防範，到底還是晚了一些，也心存善良和僥倖了一些。
　　必須看到，極權主義群眾運動禍心深藏的對自由的濫用，以及道義高標，道德高熱膨脹的欺人假象。極權主義領袖為了個人野心和小集團特權利益，可以在某個特需時段，放縱群眾肆無忌憚的自由的囂張（其實，如此放縱在一開始就有絕對只可反他人，不可反極權和領袖的不自由。）放肆踐踏法律。儘管領袖們個人，自始至終享有不可質疑的特權特利，威嚴、奸深城府掩體下的個人品質也大為可疑，但是他們都以標準無賴的骨架，厚顏無恥的高舉，也要群眾高舉道義高標、道德高熱膨脹的大旗，實則肆意羞辱、切割人類良知、倫理的底線。以上，我們在希特勒與他的「德國瘋狂」，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還可將就搭上雅各賓政權與羅伯斯庇爾那裡，看得清清楚楚。這，正如阿倫特指出的那樣，極權主義濫用自由的目的，是為了從根本上「廢除自由」；貌似非功利高調背後，是更大的功利和野心：「他們將偶然奪得政權的國家，看作是走向征服全世界的國際運動臨時司令部」。
　　我們還必須看到后極權時代的群眾運動。這種運動，通體貫注了一種朝秦暮楚、見異思遷的商業消費，和審時度勢、適者生存的世俗享樂主義興奮點。這些興奮點也許對什麼都興奮，唯獨對個人、國體的民主憲政權利和進步，麻木不仁而堅決不興奮。趨時、從眾、時尚、時髦、潮流，是如此群眾運動的流行款式和動向，也是深植在運動份子意識、潛意識深處的發動機和動因。看似自發，其實都有一雙或者商業，或者意識形態無形的巨手，在背後操縱、竊喜。這雙巨手有點像電子網路，最終，將成功地把民眾導向讓人著迷的物化實體，墮入丟失自我，不可自拔的虛擬蒼白的精神空間（請看看那些萬頭涌動、表情一致、喊聲雷同、千篇一律、愚昧、低俗而又瘋狂的追星、捧場、歌演、傳銷、慶典等等，通貨膨脹般的場景吧！）。至此，在後極權時代，極權主義以它變形金剛全新的設計和玄機，將再次馬到功成。如果說，在一定程度上，極權主義是在走鋼絲，是將炸藥安在別人城堡的同時，也擺放在自已家門口；那麼，后極權主義就是在將塑料鮮花、掌聲和啤酒泡沫，鋪開一條寬廣的「無人」坦途。如果說，在一定程度上，極權主義群眾運動是有形、硬性、轟轟烈烈；那麼，后極權群眾運動就是無形、軟性，就是這裡的黎明靜悄悄……
　　
　　3、分子化，個人化的群眾
　　
　　漢娜•阿倫特寫道：「極權主義運動是分子化、孤立的個人的群眾組織。」「極權主義運動較少地依靠無結構的群眾組織，較多地依靠分子化（atomized）的、個人化(indiridualized)的群眾。」她看到，是「斯大林為了將列寧的革命專政，改造成完全的極權主義統治，率先創造了那種虛假的分子化社會」。
　　分子化這個詞的英語單詞是atomized，意思是使之化為原子、分子，一個物理學用語。這個詞翻譯、挪用在漢語語境中，就挪出、翻出了一層新意，而更加意味深長，或許也更加切合阿倫特思考的內在精義。依我看，這個詞在漢語中，既可讀作陽平聲的分子化，也可以讀作去聲的份子化。在洗腦去性、高熱盲從的群眾運動中，作為個性存在的生命個體，分子化使人異化、物化，轉化為類似高度物理結構的原子、分子，這時的人只是一個結構，一架機器中的器具或工具；份子化使人非主體化、非人化，轉化為隨風飄轉，隨波逐流，浮沉人潮中無差別的一份子，這時的人雖然也是人，但只是喪魂落魄，在死亡中撲向死亡的行屍走肉。indiridualized的意思是使人轉化為「個體化」的個人。個人原本就是個體，其間談何轉化？如何轉化？其實，「個人」在向「個體化的個人」轉化過程中，要害是，轉脫了個人行為的手腳，化掉了個人心臟、大腦的血型和思想，最終轉化為無邊墓地同聲同調，鬼哭狼嚎的一群幽靈中，無差別的一個野鬼孤魂。經過如此「個體化」的轉化，這時的「個人」，實質上成了非人的、單面體的「個體」。
　　那麼，如此令正常的世界和人們目瞪口呆、膽顫心驚的非人化、妖魔化，到底是如何得逞的？其實，其奸謀和伎倆都極簡單、粗糙而粗暴，簡直就是對人類正常心智的低級調戲和羞辱！阿倫特曾不無輕蔑、一語道破地將極權主義斥之為「平庸的思想」。在前面和此後的論述中，我們都會看到：欺騙宣傳，群眾運動，紅色或白色恐怖，兩杯致幻烈酒，加一副冰冷鐐銬，一直是極權主義發動的一場又一場醜劇鬧劇的通行假面和道具。
　　阿倫特寫道：「我們經常觀察到，恐怖只對那些相互隔離孤立的人，才能實施絕對統治。所以，一切專制政府主要關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這種孤立。孤立會成為恐怖的開端，它當然也是恐怖最肥沃的土壤，它總是恐怖的結果。這種孤立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的前兆。它的標誌是無能，在這個範圍內，力量總是來自於人的共同行動，即『一致行動』（伯克語）。根據定義，孤立的人是無力的，」為了達至人的絕對孤立，極權主義發明了通過無休止的群眾運動，來讓人陷入分子化、個體化的「有組織的孤獨」。早在1929年，希特勒就曾躊躇滿志、得意忘形地宣稱，他的運動的「偉大事物」，是六萬人「幾乎變成一個單位，實際上這些人不僅思想統一，而且面部表情也幾乎一樣。請看這些歡笑的眼睛，這些瘋狂的熱情，你就會發現……十萬人在運動中變成了一種類型。」這有點像一場集體的性閹割。在這個群體中，任何一個被性切除的個體，除非被注入群體、運動性的「性激素」，就將永遠處於奄奄一息的「性」無能狀態。但是，他們對「性」亢奮卻總是夢寐以求。一旦他們被注入群眾、運動性的「性激素」而亢奮到來，他們就會翻身而起湧上街頭，在旗幟、口號和拳頭中，把他們被激起的「性衝動」發揮到極致。一場山呼海嘯，席捲天地的禍水，也就由此開始。難怪阿倫特會憂心忡忡地說：「有組織的孤獨更是危險，遠甚於被一個人的殘暴和恣意妄為的意志統治下造成的，未經組織之人的無能。」
　　極權主義清楚「它的自身基礎是孤獨，是根本不屬於世界的經驗。這是人類經驗中最徹底、最絕望的一種。」也是最危險，最具災難性的一種。它自身的依託是孤家寡人的孤獨、孤立，也必須依靠在個人的人的一切方面，被削割得形銷骨立、窮途末路的孤單個體所組成的群眾來支撐。希特勒和斯大林獨裁都清楚地表明：「分子化的個人形成的孤立狀態，不僅為極權主義統治提供了群眾基礎，而且孤立狀態一直延伸到整個結構的頂層。」極權主義暴政深知，像所有其他暴政一樣，「不摧毀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來摧毀人的政治能力，就無法存在。但是，極權統治作為一種政府形式是不同於以往的，因為它不滿足於這種孤立，並且要摧毀私人生活。」納粹分子曾經成竹在胸地宣稱，「在德國，只有睡著了的人，才仍然是一個有隱私的個人。」這讓我想起反映前東德警察監聽的電影《竊聽風暴》。那竊聽探密無孔不入，甚至不放過平民做愛的喘息聲。極權主義同時以高壓恐怖手段，陰毒地迫使人們相互心存疑慮和戒心，互相反對，人人自危，以此來摧毀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結的社會生活空間。這樣一來，人與人之間，所有人的聯繫都被切斷，只剩下被拽在極權統治手中玩偶的牽繩；世俗社會生活的空間蕩然無存，只剩下不懷好意的國家夾縫，閃著居心叵測的凶光；人的心智，甚至連常識判斷也被掏空，被虛無化，只剩下對極權統治聞風而動，唯命是從的愚忠。阿倫特寫道，「極權統治必需這樣的愚忠，這是極權統治的心理基礎。這種忠誠，只能產生自完全孤立的人，……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
　　這樣一種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的折騰，被阿倫特確定地稱之為「製造活死人的過程」。而製造活死人的殺手鐧，是徹底摧毀人身上的道德人格。正像阿倫特正確判斷的那樣，「當極權恐怖成功地切斷了道德人格的個人退路，使良心的決定，絕對成為問題和曖昧可疑時，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勝利。」那麼，還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人被變為活死人的變化？阿倫特悲觀地期待：「只有個人的差異化和獨特性」。可惜，在反覆顛狂、沖刷、漂白的分子化、個體化群眾運動之後，阿倫特所期待的那種「個人的差異化和獨特性」，早已銷聲匿跡，蕩然無存。如果說極權主義還有一根遊絲般的道德地平線，在那根地平線上，還真能升起一點什麼東西的話，那就是：它的信奉者滿帶血淚的所謂「無私」。但這恰恰是讓極權主義大獲全勝中最令人恐懼和不安的因素。在如此著魔般的「無私」推動下，不可思議的，異常可怕的人間慘景、絕境出現了：「一名納粹分子或布爾什維克分子，不會因為對不屬於運動的民眾，或者敵視運動的民眾犯了罪而動搖他的信念。然而令人驚異的事實是，如果他遭到厄運，甚至自己變成受迫害的犧牲品，被整肅出黨，被送進苦役營或集中營，極權主義的魔鬼開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會動搖。相反，文明世界都驚奇地發現，只要他在極權主義運動中的成員地位尚未被觸動，他甚至會自願地幫助迫害他自己，判處他自己的死刑。」「在蘇聯，一個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會提出離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機會生還，她會憤怒地將他推出屋外。」恐懼和苦難，最終將人變成了野獸，變成了「不會抱怨的動物」。
　　寫到這裡，我不禁倒抽了幾口冷氣。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說過，極權暴政在人性中所注入的，人人皆在劫難逃的毒素，對人和一個民族靈魂的深度創傷、扭曲和毒害，它所煽動起來的人性「黑暗本能」的遍地野火，以及由此引發的人性災難，和潛留下來的嚴重而深遠的影響和惡果，如果人類要為之解毒和復甦，將要付出何等艱巨而沉重，甚至是幾代人的代價！對此，我們在雖然制度已經轉軌，極權主義卻陰魂不散的俄羅斯等某些獨聯體國家那裡，看得清清楚楚。就此而論，極權主義絕對是對人性的犯罪，對人類的犯罪。
　　
　　4、謊言、鐐銬下的統治
　　
　　縱觀歷史，所有極權主義，無論它怎樣改頭換面，花樣翻新，都是既靠欺騙和暴力來奪取政權，也靠謊言和鐐銬來鎖定、維持其統治。離開了這兩手而面對民意、民主選舉的票箱，極權主義就既無政權可得手，也無統治可垂涎，它就一天也不可能存在。這正是毛澤東殺氣騰騰而又溫文爾雅、赤裸裸表達的：革命就靠兩杆子，槍杆子和筆杆子。在他對溫文爾雅的包裝不耐煩，不感興趣，農民領袖的草莽暴戾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心血來潮時，這位在投奔井崗山時就夢想當山大王（據李銳回憶）的現代洪秀全，讓筆杆子也一邊喝茶去，乾脆直截了當地狂稱：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句鼓吹暴力的話，可以不失其「詩眼」、更通俗市井地轉譯為砣子（拳頭）大就是大哥。作為多少識幾個字的知識分子，我沒法不把它理解為黑社會的霸道和粗鄙。
　　阿倫特也直截了當地指出，極權主義「在一切政治活動中選擇恐怖主義」，也就是它們「公開宣稱的行動主義」。這位女性政治哲學家，以她清澈如水的政治眼光進而認定：「當極權獨立於一切反對派之外時，恐怖變成了全面。當誰也阻擋不了它的道路時，它就是最高統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體制的本質，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質，那麼，恐怖就是極權主義統治的實質。」林彪曾兇相畢露地宣稱：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這樣一來，極權主義「實際上蔑視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極端到了蔑視自己制訂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蘇聯憲法）」，例如文化大革命，「一切法律都變成了運動的法律」。法律為了運動，運動任意運動法律，法律在運動中運動，運動運動出法律。如此的法制天方夜譚，和現代聊齋志異的現代社會，在極權主義的霸道邏輯那裡就順理成章，見怪不怪。毛澤東就曾經稱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行動是恐怖，恐怖即行動，行動無時無處不在，也即恐怖無時無處不在。法律是社會存在的底線和最高、最後依據。無法無天，社會終將、必將淪為亂世而土崩瓦解。極權暴政不將人從靈長類變成卡夫卡《地洞》中的小動物或單細胞，不將活人變成「活死人」，不將陽世社會變成陰間地獄，那倒反而不正常，那才是咄咄怪事。在如此陰森恐怖的圖景中，「在特務無所不在的制度下，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一個警察，每一個個人都感到自己隨時處於秘密監視之下。……最著名的人物的浮沉成為家常便飯……每一句話都變得模稜兩可」。一切都將成為「使人湮沒無聞的真正黑洞。人們很偶然地踉蹌進來，身後甚至不留下像屍體或墳墓之類表明先前存在過的痕迹。」我原本以為「人間蒸發」這個詞，形象傳神而妙不可言，應該申請專利。現在看來，人間蒸發到底還要「蒸」而方可「發」，畢竟麻煩。看看人家極權主義的黑手，可以將你像水滴一樣一抹即去，不留任何痕迹，何等的愜意輕鬆。應該申請專利的應是極權專制的「抹水秘傳」。
　　歷史的經驗表明，越是反人民的極權專制，越是要欺世盜名地打出一切為人民的旗號，口口聲聲將人民掛在嘴上。經由長期一貫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也真的偷梁掉包，真假不分之後，他們在玩這一切把戲時，自欺欺人地還真的以為他們葫蘆里賣的不是毒鼠強，而是強身健腦的腦白金。
　　眾所周知，「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宣傳和恐怖相輔相成……凡在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它就用灌輸來代替宣傳」。宣傳也是極權主義欺矇文明世界「最重要的對付非極權主義世界的工具」。希特勒就曾經在他臭名昭著的《我的奮鬥》里，毫不掩飾、厚顏無恥地宣稱，「要想成功，就必須撒彌天大謊。」林彪則說：不撒謊辦不了大事。極權主義的恐怖高壓和謊言宣傳，其影響深遠的惡果是：使一個民族，一個國度，最終淪為撒謊成性、不知廉恥、集體謊言的民族和國度。極權主義所玩弄的上述一切花招，其實往往捉襟見肘，破綻百出，自相矛盾，不攻自破，粗淺、鄙陋、弱智之極。但是，由於它的無恥無賴，其撒謊的方式、內容、程度和從容，都大大超過了正常世界里，正常人們的正常心智和理解的極限，因而在非極權的文明世界那裡，要麼是令人哭笑不得地、天真可愛地輕易吞鉤上當，要麼是如夢初醒后的大驚失色，甚至還要隨之驚疑參半地連呼，這不可能！這不可能！他們不知道，當然更難以理解，在極權主義世界，什麼都是可能的，包括極權者自身在權利爭奪傾軋中，朝不保夕，人人自危，隨時都可能栽入「同志」、「戰友」鐵血無情的不測風雲。在談及那「好像一種強有力的觸角從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鉗夾緊了」的、極權主義的欺騙宣傳，和觀念、輿論的掌控，談及如此宣傳和掌控的超限的下流和無恥無賴時，睿智強勁如政治精英阿倫特，也只能萬般無奈，感慨萬端地說：「你要麼投降，要麼下決心徹底輸光。」
　　本來，極權主義領袖或多或少總有點知識文化，其中有的，本身就是博聞強識的知識者、文化人。奇怪的是，他們都幾乎無一例外地視知識分子為他們的天敵，敵視、迫害知識分子。前述高爾基為無辜受害知識分子說情，辯稱知識分子是俄羅斯的優秀大腦時，列寧竟按捺不住敵意大為光火：什麼大腦？！一堆糞便！問題其實很清楚，那些書獃子只是玩點「妙手寫文章」的把戲而搖頭晃腦，也就罷了，卻偏偏要耍點「鐵肩擔道義」的仁人志士的氣節；駝鳥一樣埋頭「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礙不著誰，卻偏偏要吃飽了撐著，昂首「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而捶胸頓足。極權主義那一套詭計多端、翻雲覆雨的鬼把戲，在有良知道義，真正優秀的知識分子睿智的眼中，無一不是明察秋毫，洞若觀火。知識分子天生就是極權專制的天敵。對此，阿倫特有過相當精彩而精闢的表述：「智識的、精神的、藝術的創造力，對於極權主義來說，就像暴民和歹徒的自發力一樣危險。……新的群眾領袖，一貫會清除每一種更高形式的知識分子活動，遠遠超過了他們對自己無法理解的一切事物的天然厭惡。絕對的統治，絕不容許任何一個生活領域中的自由創造力，不容許任何一種無法完全預見的活動。執政的極權主義，無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騙子和傻瓜，因為他們缺少智慧和創造力，這正是他們忠誠的最好保障。」
　　
　　多引阿倫特的兩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相信讀者不認為多餘。她強調指出，「極權主義企圖征服和統治全世界。這是一條在一切絕境中，最具毀滅性的道路。它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裡實行統治，它都開始摧毀人的本質。」即使「在極權主義政權垮台之後，極權主義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種具有強烈誘惑的形式，將會在可能的時候，以冒充對人有利，並且能夠解除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悲苦的姿態再次出現。」
　　阿倫特的書合上了最後一頁。阿倫特給我們打開的門，永遠不會關上。她展示的潘多拉魔瓶，也還在吞雲吐霧。她那洪鐘大呂般的聲音，也還在全世界滾動。那麼，我們到底聽到了些什麼？我們又該打開哪道門呢……？
　　
　　2007年8月22日—8月26日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