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悲劇 彭柏山的悲劇人生

在「那個年代」，凡是「有問題」者，其家人也必然是「另類」。

彭柏山的妻子朱微明，江南女子，鎮江師範的學生，學生期間思想左傾，1939年到皖南參加新四軍，任《前鋒報》總編輯，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49年後，在上海譯製片廠工作，翻譯了幾十部蘇聯電影。論資歷，也是「老革命」，但丈夫成「胡風分子」后，她立即就成「彭柏山的臭老婆」了。

更殘酷的是，一夜之間，她就必須承認、並且是公開承認自己相親相愛數十年的丈夫是壞人，還必須檢舉、揭發他！領導對她說：「你是共產黨員，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把彭柏山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曾經宣誓「把一切獻給黨」的共產黨員，必須在自己堅信不疑的黨與丈夫間做出艱難的選擇。痛苦糾結，難以排解，只能終日以淚洗面。

每日回家，她還必須向一個住在自己家中的警察彙報自己的行動——彭柏山被捕后，市公安局就派了一個警察住在她家，監督她的行動，一年多后，住在她家的警察才撤離。1956年底，彭柏山被釋放回家。對彭的被開除黨藉、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降級處分等，「組織」還必須要朱微明表態，這是必要的考驗。她咬牙說道：「我沒意見，服從組織決定。」市委領導誇獎說：「看來你的頭腦比彭柏山還清楚。」

宣傳部同時還交給她一個任務，定期向部里彙報丈夫的所有言論以及行動。正如彭小蓮所說，這個任務讓接受者扮演那樣「惡劣」的角色，確實「殘酷」。面對這樣「艱巨」的任務，朱微明在一次向「組織」彙報之後，向組織提出與彭柏山離婚，然而組織卻不同意她離婚。不過，朱仍對許多人說，自己要離婚。雖然並未離，但對彭柏山無疑是重重一擊。多年後，彭小蓮曾問過母親為何要與父親離婚，母親回答說，如果不離婚，「那每一次，我都得向宣傳部彙報你父親的一舉一動？」女兒仍不理解：「但是，你為什麼不告訴爸爸，這是在演戲！因為宣傳部要你定期彙報？」母親回答說：「我怎麼敢把宣傳部的決定跟你父親說，萬一他又說出去。我會被開除黨籍的。我開除出黨，你們就更沒有好日子過了……」女兒還要追問：「為什麼會被開除黨籍呢？」母親的回答是：「宣傳部的決定，我能隨便說嗎？這是黨的原則。」直到彭柏山被發配到青海，離別前的最後時刻，她才告訴丈夫宣傳部要自己定期彙報。或許，離別時刻，人性終於戰勝了「黨性」。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防備、猜疑、恐懼，人與人、甚至親人之間的關係全都扭曲。「一次一次的謊言、假裝都不行。最後，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謊言。媽媽最善良的行為，把自己和父親都害了。」（《他們的歲月》，第169－174頁）

在1957年要求大家「給黨提意見」、「整風」、「鳴放」運動中，當年不同意將彭柏山定為「胡風分子」、因此被批「右傾」的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王一平，居然來到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彭家。他談話非常謹慎，但明確暗示彭柏山夫婦「要釣魚了，不要說話。」顯然，他深知內情，擔心彭氏夫婦對自己的遭遇不滿，會抱冤屈，提意見。在「整風」動員會上，彭柏山一言不發。朱微明的單位知其經歷，黨支部書記一直動員她給黨提意見，她卻顧左右而言他。因此，「反右」結束，彭氏夫婦躲過「右派」之難。不過，朱微明的弟弟卻沒有那樣幸運。他當時27歲，是部隊軍官。早有消息的朱微明在信中一再提醒自己弟弟，不要提彭柏山的事，甚至明確告訴他說，哪一次運動不秋後算賬呢？但他畢竟年輕，自以為14歲參軍，在「大鳴大放」背景下還是忍不住提意見，說彭柏山是被冤枉的，黨不能用別人的時候就管人家叫「幹部」，不用時就管人家叫「反革命」。結果是，正要從中尉提拔成上尉的他被打成右派，由軍事法庭判刑，被開除黨籍，押送福建一座煤礦勞改。

多年後，彭小蓮想更多地了解舅舅苦難經歷的細節，但他卻說：「是我自己不好，沒有聽姐姐的話。我什麼都不想再說了。忘記吧，都忘記吧。我這一輩子也快過去了，已經七十多歲的人了，想這些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還有什麼好說的？我不想讓自己再痛苦一次了。不要說這些事了。」（第178頁）的確，對受害人來說，回憶痛苦就是再一次經歷痛苦，是一種殘酷。所以，彭小蓮不願回憶父親被迫害致死的詳情，她舅舅不願回憶被打成右派后的痛苦日子。然而，對苦難記憶的這種令人同情、更可以理解的迴避，卻造成了人類苦難記憶的殘缺。

「文革」開始，他們的命運更加殘酷。「胡風分子的臭老婆」，就註定了朱微明是最早就被批鬥的「牛鬼蛇神」。在批鬥會上，她的頭被打得腫脹起來，眼鏡被打碎，眼皮紅腫，眼底大面積出血，右手腕骨骨折。家人把她送到淮海醫院，醫院堅決不收，誰敢收治這樣的「反革命」、「牛鬼蛇神」。所以，彭小蓮至今對敢於診治她母親的鄰居鄺大夫（在1969年被批鬥，不堪凌辱，不到50歲就自殺身亡）、譯製片廠廠醫查大夫這兩位女醫生感激萬分。未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或許很難理解，當時，大權在握的紅衛兵、革命群眾明確規定，醫院是不得救治被批鬥的「黑幫」、「牛鬼蛇神」的。

1968年3月，朱微明被關進「牛棚」，一個人被關在單位潮濕陰冷的防空洞，受盡折磨。幾乎同時，她的大兒子、大學生彭小岑被打成「反動學生」，也被學校「專政組」關起來，一年後被送往甘肅天水勞動。此時，彭家子女四散，四個女孩，老大「文革」前大學畢業，在南京鐵廠工作，其他則分到滬郊、雲南、江西三處「插隊」。

1970年夏，已經到江西農村「插隊」的彭小蓮回滬，被通知到譯制廠「專政組」辦公室。專政人員教訓了她半天，最後要她表態，說出對母親的看法。17歲的彭小蓮木然回答說：「徹底和她從思想上劃清界限。她不是我的母親，她是反革命，壞分子。」專政組人員說：「這個態度就對了。」突然，辦公室門打開了，她母親站在那裡。母女都沒想到彼此相見，母親淚如雨下。更沒想到的是，專政人員對她們說朱微明可以回家了。「母親愣了好一會兒，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放她回家了。只聽見她在那裡嗚嗚地哭出了聲音，還說了些感謝黨，感謝毛主席之類的話。她有罪，她一定會好好地接受改造什麼的。」（第239-240頁）

在那個年代，決定一個青年命運的是「出身」。從小，彭家兄妹就要面臨深重的「出身」問題，影響到入團、上學。所有「出身不好」者的噩夢，就是當時小學生填表時都要填寫的「家庭出身」。彭小蓮承認：「只要一看見『家庭出身』這一欄，我就會渾身發冷，不是在夜裡，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覺得自己是赤裸裸地走入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噩夢之中。等我不得不把這一格小空欄填滿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已經把自己徹底地撕裂開，是我把自己這個形象扔進了眾人的目光之下，所有的眼睛都可以在我們這樣的人身上任意踐踏、唾棄。在那裡，我甚至沒有一塊碎布片可以遮攔自己。」（第5頁）

這確實是千千萬萬「出身不好」的青年學生在那個時代的長期感受。因此，當出身資產階級、右派家庭而長期受歧視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羅克在1967年元月初，公開自己的《出身論》，從理論上對實質是「血統論」的「出身論」進行分析批判，從馬克思主義社會實踐觀點出發論證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因此家庭出身對於決定一個人是否「革命」並不重要時，才會引起那樣強烈的社會反響。為了這個簡單的道理，最終，遇羅克付出了自己年僅27歲的生命。

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彭小蓮則說：「『反革命』家裡的孩子早覺悟」。「在那個年頭，還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沒有人明確地告訴我們該怎樣做人。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則，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家裡說的，出去不能說；真實的事情，只能放在心裡想想，絕對不能說出來；帶文字的東西，最好不要保留，特別是書信，看了要燒；搞任何政治運動，不管是什麼樣的災難落在我們頭上，開口的時候，一定要擁護；不管什麼組織，我們這種出身的人都不要加入；心裡想的，一定不能落在紙上；報紙上說的事情都不要去相信，但是出去的時候，一定要說報紙上所說的一切。就這樣，我們生存下來了。」（第5頁）

三

1979年開始「解凍」，數不勝數的冤假錯案開始平反。彭家也積極努力，爭取為彭柏山平反。在這種時刻，能否平反、平反是早是晚、平反到何種程度，「關係」都至為重要。前一年恢復高考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的彭小蓮，理所當然地承擔了在北京「找關係」的主要任務。

經過種種努力通過種種關係，彭柏山冤案終於得到平反。1980年6月末，在上海由市委書記主持了彭的平反追悼會。此時，遠在四川一個偏僻山村的胡風雖然放出「保外就醫」，但仍未平反。聽說老友平反、開追悼會，於是給朱微明寫了封簡訊，說走了很遠的路才發出這封信，希望能到上海參加追悼會。但是，非常想讓胡風參加追悼會的朱微明，卻被這薄薄一張信紙嚇壞了，立即上交「組織」，由組織決定。因為，「她已經被所有的『教導』把腦子洗得很乾凈了。她永遠會聽見那些低沉、繁複而沉悶的聲音，讓她作為一個黨員，保持原則。」「組織」認為「胡風事件」雖然改正了，但胡風本人的問題中央仍未表態，所以不同意胡風參加追悼會。朱微明後來坦率承認：「說真的，我已被極『左』路線嚇破了膽，年年歲歲我怕搞『運動』，做『靶子』，我那『反革命家屬』的辮子隨時控制在領導的手上。」不僅不許胡風參加追悼會，連他請上海的朋友代送的花圈，都不許放在靈堂

不過，朱微明心中仍惦記著胡風。1981初她到北京探望胡風，看到精神已有些異常的胡風醫療條件極不理想，回上海後幾經努力，由市委領導批准接胡風到上海治療，住進最好的醫院、由最好的大夫診治。胡風的夫人梅志陪同來滬，就住在朱微明家。這時，日本研究胡風的專家近藤龍哉經人介紹，非常興奮地來到上海找到朱微明，想見一見自己研究多年的胡風。但是，朱卻將其拒之門外，只是給他寫了紙條一張，要他先去見「組織」，要經她所屬的文化局批准后才能與胡風見面。文化局沒有批准近藤的要求。幾天後，朱將近藤之事告訴梅志，不想梅志執意要到錦江飯店見近藤，朱則認為此舉不妥，可能帶來麻煩，堅決不同意，二人大吵一架。當梅志趕到錦江飯店時，近藤剛剛離滬回國。後人或許會認為朱不近人情，其實在當時這是最「正常」的思想。她「最怕的是這個日本人把事情攪黃了，怕她千辛萬苦幫助胡風聯繫到上海的治病，因為『勾結』了外國人，被趕回北京，她更加害怕的是，再有一次政治運動的時候，我們都會被這個日本人『陷害』的。」「外事活動不經過我們的『組織』，是會罪加一等的。」這種恐懼，是現在的年輕一代所難以理解、想象的（第283、285頁）。

確實，在「組織」看來，彭柏山仍不是完全沒有問題，所以他的平反追悼會上，並未批准在他的骨灰盒上覆蓋黨旗。三年後，彭才完全「平反」，標誌是「組織」同意在他的骨灰盒上加蓋黨旗。1983年10月31日，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王元化主持了彭柏山的骨灰盒加蓋黨旗儀式。逝者遺體、骨灰盒能否覆蓋黨旗，「組織」非常慎重，其家人也非常重視，這是一種新的「政治文化」，也是一種新的「殯葬文化」。

「人生禁得幾拳頭」，這是聶紺弩先生1979年底，輾轉聽說老友彭柏山遭遇后寫的《挽柏山》中的詩句。確實，命運只消幾記重拳，就將彭柏山狠狠擊倒。但他的一生，正如海明威所言：「一個人可以被摧毀，但是不能被打垮。」（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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