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怎樣討論自殺

　　文_西閃

 

　　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 作者: 吳飛 定價: 35.00元 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9年11月

 

　　「自殺時代」的來臨？—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知識群體的激烈行為和價值選擇 作者: 海青 定價: 39.80元 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0年8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新史學&多元對話系列》叢書新近推出了兩本專著，所討論的中心話題都是自殺。一本叫《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吳飛著），另一本題為《「自殺時代」的來臨？—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知識群體的激烈行為和價值選擇》（海青著）。同時閱讀這兩本書，就像觀察門對門的兩戶人家，十分有趣。

 

　　人為什麼自殺？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加繆曾經講，自殺是惟一嚴肅的哲學問題。這一論斷對存在主義者來講或許深中肯綮，對其他人則未必。比如有人就認為，快樂才是現代生活的鐵律，一旦失去快樂，不如了斷生命。這樣的想法不能一律視為輕浮。任何生活都是複雜的，同樣，任何死亡（包括自殺）都不簡單。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討論自殺呢？首先，我覺得這類討論必須要講實證。每個人的自殺原因都是具體而微的，不能大而化之。其次要有理論高度，沒有統攝全局的視野，討論就沒有意義。東一榔頭西一鎚子，那樣還不如去幫忙搶救自殺者，起碼不白耽誤工夫。最後，還要有多元的眼光。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嘗試著多換幾個角度去看問題，得出的結論比較有說服力。

 

　　拿以上幾點要求作標準，我發現《浮生取義》稱得上自殺討論的傑出範本，而《「自殺時代」的來臨？》則為此提供了一份經典的失敗案例。

 

　　中國的自殺問題往往是正義問題

 

　　《浮生取義》雖說是一本以田野調查為主的社會人類學著作，但是作者吳飛的理論能力也相當出色。比如他對塗爾干以降現代社會學的自殺理論很熟悉，對19世紀以來精神醫學的自殺研究也不陌生。不但如此，他還抓住了「自殺違背人性」這個核心觀念，把托馬斯·阿奎那、霍布斯、約翰·洛克等哲學家對自殺的理解梳理出一個大致清晰的脈絡，從而為讀者理解中國的自殺現象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自殺是人類的普遍困境，卻不意味著它在各地的實際狀況也是一致的。中國的自殺率為什麼這麼高（現約2.3‰，世界水平約為1.0‰）？農村的自殺率為什麼高於城市（西方各國城市自殺率均高於農村）？年輕女性自殺的為什麼比年輕男子的多（其他國家男性自殺率比女性高2到3倍）？吳飛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自殺問題。

 

　　那麼，西方的自殺理論夠用嗎？不夠用。吳飛發現，中國的自殺現象與西方的根本不同在於，中國的自殺問題往往是正義問題，而不是精神疾病或社會失范—這個重大的區別需要更合理的解釋。他敏銳地指出，東西方對「人格」或者「自我」的認識迥然不同，導致了自殺現象的差異。其關鍵在於，中國人把家庭置於一個非常高的地位，而西方人不是。在中國人的世界里，人的生命必須在家庭中展開，人格必須通過組建家庭方能實現，最好像「全乎人」（沒病沒災、受人尊重、父母公婆丈夫子女健在的婦女）那樣，過上幸福的日子。

 

　　既然家庭是中國人生活的核心場所，那麼「家庭政治」就不可避免。它要求家庭成員圍繞情感、人際和財產，玩起「家庭正義」的遊戲。而成員如果在遊戲中感到嚴重不公（用作者的說法叫「受委屈」），自殺現象就滋生了。這時候有生活經驗的讀者會明白，為什麼中國的自殺現象那麼有「特色」，因為在家庭政治中，失敗的往往是那些地位較低的成員：婦女、小孩和老人。

 

　　不過《浮生取義》很不適合概括，它的精彩更多地來源於作者筆下所呈現的豐富細節。這是我想格外強調的。

 

　　「自殺時代」的評判標準是什麼?

 

　　相比之下，《「自殺時代」的來臨？》一書的閱讀感受簡直糟透了。在這本書里，海青向讀者描繪了一幅遠比《浮生取義》宏大的歷史圖景。然而我遺憾地發現，作者的雄心與能力之間反差太大。

 

　　按照海青的說法，《「自殺時代」的來臨？》要在清末到「五四」這個時間段內，探討知識群體在面對暗殺、自殺、好殺等時代問題時，就生死、自我、愛情和倫理等生命問題所形成的意見和想象。先且不論他的眼界是否過於「宏闊」，我的第一個疑問是，為什麼把那段歷史稱為「自殺時代」？

 

　　然而令我驚訝的是，海青從頭到尾都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評判標準，更不要說定義了。以書中給出的數據，1916年京師、京兆的自殺者占死亡總數的比例分別為4.3‰和1.0‰。這個數字比1915年如何，比1941年如何，比今天的自殺率又如何，書中沒有比較，也沒有其他交代。這說明他所謂的「自殺時代」，沒有統計學上的特徵。

 

　　是不是那個時代的自殺現象很特殊，足以撐起「自殺時代」這般大概念呢？好像也不是。精神錯亂、生計艱難、疾病纏身、家庭失睦、畏罪悔恨、負債難償等等，這些當年記錄在案的自殺原因沒有一條是特別的。

 

　　可是海青不管不顧，筆鋒一轉，就把自殺跟社會動亂、民生困苦很「自然」地聯繫起來。這未免太想當然了。照他這種思路，春秋戰國定然是自殺時代，三國混戰同樣是自殺時代，五胡亂華沒得說，那也必是自殺時代。憑什麼單單隻有20世紀早期獲得如此「殊榮」？我想也許海青會辯稱，特別之處在於，當時的自殺是前所未有的熱門話題。然而即便如此，恐怕他也沒抓住關鍵—不討論報刊雜誌這類新興的輿論載體本身的作用，自殺話題就只能是話題。

 

　　不必為那個時代混亂的自殺數字耗費精力，無須為瑣細而真實的自殺原因狠下工夫，只要給「自殺時代」四個大字加上引號，難道一切就能解釋得通？作者想得通，讀者可能想不通。

 

　　「標題黨+金蟬脫殼」解決不了問題

 

　　謎底是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已經發現，最初定下的「自殺時代」根本無力完成，於是決定知難而退。就此他在《緣起》中這樣解釋：「我放棄了為自殺問題劃定一個明確的邊界，而代之以『激烈行為』的表述。」在《結語》里他也承認，當這本書寫了一半，自己已經與原初設計的問題漸行漸遠，無法以自殺為邊界寫完論文。我想，這大概就是他在書名上玩弄引號，繼而「附贈」問號的原因吧。

 

　　可是，這種「標題黨+金蟬脫殼」的方式解決不了問題。「自殺時代」擱置一旁，「激烈行為」難道就可以矇混過關？打個比方，我用榔頭敲擊核桃，判斷這一行為是溫和還是激烈，標準可以大不一樣。可以是敲打的頻率，也可以是打擊的力度，還可以是核桃的破碎程度。可是在這本書中，作者給「激烈行為」下了什麼可靠的定義嗎？沒有。

 

　　含混之處豈止作者的探討主題。從《「自殺時代」的來臨？》的謀篇布局也可見作者思維的混亂。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分別以「新青年」、「新女性」和「知識分子」為考察對象。這種分類方式本身包含的邏輯謬誤，就像把人類分為古人、女人和裁縫一樣可笑。它平白無故地為作者自己的研究增添了困難。

 

　　像不少近現代史研究者那樣，本書的作者也嘗試著用「國家—個人」的框架來闡釋20世紀早期的中國知識群體。20世紀早期的國家狀況大致明了，可是當時的「個人」是什麼面貌尚存疑雲。用嚴復當年的話講：「或謂個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群學肄言》，1903）這本來是最值得著力發掘的領域。可是海青既沒有關注「個人」這個字眼從無到有的過程，也沒有強調「自我」發展的不同側面。這當然會讓他在具體的故事裡轉圈圈，無法從陳天華、秋瑾、朱謙之、馬振華、瞿秋白等等人物身上萃取出獨特的、具有代表性的人格來。

 

　　在運用社會學理論方面，作者也是生拉硬扯。比如他套用歐文·戈夫曼的自我表演理論，來把握當時中國知識群體的自我意識。這顯然是過分僵硬的做法。戈夫曼說過，任何理論框架都是有邊界的，他的理論也不例外。他特彆強調，他的理論歸根結底是一種修辭、一種技巧，更適合描述「室內的社會生活」，而文化因素、身份體系和宗教傾向則會制約它的發揮，因此在運用它時要格外謹慎。當海青用這種理論去考察自殺、暗殺、革命等行為，我很難相信，他的結論稱得上嚴肅。

 

　　即使門對門的兩戶人家，差別也在雲泥之間—這就是我讀完以上兩本書的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