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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去以為這不過是一場遊戲。他們建立一個哨所，我們也建立一個哨所。如此而已。
—— 某印度陸軍軍官
這是一種俄國左輪槍遊戲。 [ 譯者註：俄國左輪槍遊戲是一種野蠻的賭博。賭博的用具是六響左輪手槍，其中有一個彈巢先已裝好子彈，其餘的五個彈巢則是空的。參加者手持該槍，轉動左輪，然後瞄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扳機。如他轉到的彈巢是空的，參加者就算勝利了。但如碰巧他轉到的彈巢裝有子彈，就形同自殺。 ] 印度最高當局似乎認為，他們要打的那一發的彈巢里並沒有子彈。但對他們自己以及對整個國家都不幸的是，情況並不是這樣。那個彈巢里恰好是裝上了子彈的。
—— 喬·納·喬杜里(J.N.Chaudhur)將軍
當大門被關起之後，你怎麼辦？要麼就象個老太婆那樣，愁眉苦臉地坐在那裡，無所作為；要麼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衝出去，進行戰鬥。除此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西段的互相衝突的主張
談判解決邊界爭端的大門並不是因德里高級會談的失敗而關閉的。印度在很早以前就關上了大門。事實上，獨立后的印度新政府在執政的最初年代研究邊界政策的時候，就已經把大門堵死。周恩來離開后，政府直接面臨的問題是「下一步該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來就沒有任何疑問，它已經包含在從爭端開始以來印度所持的立場中。
那就是說，阿克賽欽一直是、而且不容爭辯地是印度領土。中國的主張是虛構的，是為了掩飾非法地和偷偷摸摸地奪取這塊土地而炮製出來的。如果中國被發覺並且受到斥責后，仍拒絕從這一地區撤走，印度將不得不採取爭論以外的其他手段去收復失地，否則這個局面就會永久化，變成是在印度方面不在場的情況下的事實上的解決。因此，從周恩來的第一次信件起到他在高級會談中要尼赫魯接受共同停止巡邏的方案止，印度都迴避或拒絕了中國要達成一項維持一九五九年現狀的協議的企圖。
政府把中國部隊出現在印度主張的領土上描繪成為侵略行動，這就把要對此採取措施的責任加在自己頭上。如果外交方式失敗，那就得使用武力。尼赫魯抗拒反對黨要求使用炸彈、傘兵或步兵把中國部隊從印度土地上攆走的叫嚷；但又象他慣常所做的那樣，在拒絕打仗的同時，又作出一種許諾，說如外交和談判失敗的話，政府將不會俯首接受那種局面。如直接使用軍事力量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法會引起戰爭，因而被排除；默認邊界現狀的作法等於承認失敗，因而也被排除；那麼，在印度人面前很早就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印度時報》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的一篇社論中提出：
新德里必須派遣有適當裝備的巡邏隊進入目前為中國人所佔領的地區，以維護其權利，因為長期拖延下去意味著對中國佔領的默認，意味著屈服於北京發出的威脅：即如果印度巡邏隊膽敢進入拉達克爭議地區，中國將大舉越過麥克馬洪線。
周恩來離開新德里的時候，印度政府已得出同樣的結論。他動身的那天，一名重要官員告訴我說，不要指望邊界會恢復平靜了，因為印度巡邏隊就要開始搜索中國佔領的地區。印度巡邏隊不會進攻中國陣地(在高級會談公報中，雙方承擔義務「盡一切努力……避免摩擦和衝突」)，但將插入中國據點之間的空隙地帶。
後來，這就被稱為「前進政策」。這項政策不是按政府的正常程序制訂出來，而是在印度政府一九六O年初所面臨的處境下異乎尋常地誕生的。這項政策的制訂者究竟是誰，後來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些人在它帶來災難之前，吹噓自己是它的創造者；在出籠之後，又加以抵賴。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當時的參謀局長考爾將軍還對我說，前進政策是他本人想出來，「繞過克里希納·梅農，直接兜售給尼赫魯」的；但在他後期的談論中，又把制訂這項政策的責任推給了尼赫魯、梅農和他自己在軍隊中的上司們。梅農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比較誠實些，也比較前後一致；他承認這項政策產生於局勢本身，並且堅持說，如能象「下棋」那樣走下去，這項政策不一定會遭受失敗。
前進政策的目標是，第一，堵住中國人進一步向前推進的可能路線；第二，使阿克賽欽有印度人在場，這樣印度方面將不僅只是在理論上參加實施尼赫魯所建議的共同後撤方案，而且通過外交交涉把中國人趕出這一地區的手段，也就得到實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它從一開始就包含有破壞中國人對爭議地區控制的意圖，其辦法是在中國各據點之間建立印度哨所和派出巡邏隊，切斷中國的供應線，最後迫使中國部隊撤走。不過上述這些目標都是在前進政策制訂后才出現的，而且更多是屬於原則的推論；前進政策的確是產生於印度別無其他途徑可循的這個結論。
新德里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個政策的全部含義。前進政策是從這樣的一個法理出發的：它假定佔有本身就構成了十分之九的法律根據，因此印度只要向前走並且賴在阿克賽欽的儘可能多的地方，就會扭轉它對中國的劣勢，或至少取得同中國的平等地位。這個政策又是魯莽的，因為中國人曾多次提出警告：印度如果堅持推行它在西段的主張，中國人就將跨越麥克馬洪線進行報復，但印度完全置之不理。歸根結蒂，這個政策是荒唐的，因為它的基本前提是：只要印度不對中國的陣地發動進攻，那末，無論印度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邏隊進入中國主張和佔據的領土，中國也不會進行武力的干預。從一九五四年爭端一開始，印度邊界哨所在中段向前推進並同中國部隊接觸之後，印度就準備好對要在印度主張線內保持陣地的中國部隊進行武力威脅； [ 註：例如，印度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照會中通知北京說，在印度主張的領土上一旦發現中國武裝人員即將被認為是侵略行為，並將予以抵抗。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印度警告中國說，印度邊防部隊將「對越境者使用武力」。北京評論說，由於兩國對邊界和地圖的看法存在分歧，印度又把大片北京認為是中國領土的土地視為印度所有，那末，印度就會把那裡的中國部隊和居民稱為「越境者」。這樣做，新德里就賦予印度部隊以「比較自由地使用武力」的權利。北京方面指出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的發生，正是這種「全權委任」的後果。 ] 但是尼赫魯和他的同僚都絕對相信中國人不會採取同樣作法。當我們回想到印度曾經在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中指控中國好戰和侵略成性，那麼，印度相信中國不會對侵入阿克賽欽的印度部隊使用武力就更顯得離奇——除非這表明，新德里心裡明白：中國指控印度人在上述事件中首先進行攻擊的說法是真實的。
前進政策帶有過去印度人反對英國時所採取的不合作主義的味道。不過這一次的不合作主義的成員都是武裝部隊，在受到攻擊時能夠進行還擊。印度人相信自己道義上無懈可擊，它能夠使中國人打消進攻的念頭。這種信念使人回想起他們過去也曾相信英國人不肯對他們使用武力，否則就會自己遭殃的那類想法。這似乎反映了尼赫魯的一種看法，就是認為印度的和平天性是舉世無雙的，並且深信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都同意這種看法。印度在全世界享有的聲譽會給派往阿克賽欽的印度巡邏隊披上一層道義的甲胄。
上述這些看法都不過是空想，尤其荒唐的是：前進政策的目標之一是企圖改變阿克賽欽的軍事力量對比，使得印度能夠用武力趕走中國人。尼赫魯常常說，「我的整個靈魂對任何地方出現戰爭都有反感。」但當他把這種聖徒式的情緒收起時，也能夠對戰爭的前景採取相當實用主義的態度。一九六一年，那時前進政策已開始推行，尼赫魯在印度人民院講到：「在我國的領土上發生了某種侵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呢？首先，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很明顯，我們的目標只能是設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採用外交的方式，採用各種手段，最後，如果你們願意這樣說的話，就採用戰爭的手段……我們要不斷加強我們的陣地，以便在我們認為自己有足夠力量的時候，而不是在處於劣勢的時候，來應付局面。」但是，怎麼能夠設想，在印度堅持不懈地逐步加強自己的陣地以進攻對方的時候，中國人會坐視不顧呢？這是難以理解的。而尼赫魯和他的同僚們卻真的這麼相信，這不僅從西段、而且也從東段的塔格拉(Thag La)山脊下發生的情況中可以得到證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這種信念才被無情地糾正過來。
在這一期間中，尼赫魯關於戰爭問題的發言通常都是為反對黨議員們的好戰言論所鼓動起來的。除了共產黨以外，各反對黨在要求政府以武力趕走不願從印度主張的地區撤走的中國部隊問題上是一致的。在國大黨方面也有不少人對這種觀點給予強烈的——雖然一般是沉默的——同情。他們否認採取上述行動等於戰爭。馬薩尼說「保衛自己的領土不等於進行戰爭」；「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從自己的領土上趕走土匪是戰爭行動。這隻不過是在自己領土上進行的警察行動而已。」政府的批評者們一貫地採用「警察行動」這個字眼來描繪他們打算對中國人採取的行動。這個字眼在印度第一次是用來描繪一九四八年對海德拉巴邦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當時海德拉巴邦的大君(Nizam of Hyderabad)對邦的歸屬問題左右搖擺，印度的進軍結束了這種狀態。這個字眼後來在奪取果阿時又使用了。它意味著進行攻擊或採取「警察行動」的一方不僅具有壓倒一切的實力，而且具有道義上的權威，因此對於印度人的感情是雙重的安慰——當然，在其他國家裡提出要使用武力實現自己的目的時，也會出現同樣情況。一九五九年底某獨立人士議員在印度人民院中概括地說，「我們是個和平的國家，是聯合國的成員，我們不相信戰爭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唯一的途徑就是採取警察行動，把中國人從我們的領土上趕出去，建立邊界的原狀，消除侵略，創造談判的基礎。」這種玩弄名詞的荒唐見解，即認為改換一個名詞就可以改變一個行動的性質的說法，一直遭到尼赫魯不耐煩地拒絕；在這種情況下，反對黨就改變作法，聲稱戰爭無論如何並不一定帶來最後的災難，也不一定純屬壞事。克里帕拉尼爭辯說，小的局部戰爭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由於全世界的智慧，這樣的戰爭打響之後，往往都被局部化了，而且過了一陣子就會找到解決問題的可行辦法……因此，我們無需拿那種認為抵抗中國侵略就會導致世界大戰和全人類的毀滅的想法來嚇唬自己。世界各國會設法不讓這種情況發生的」。
反對黨的議員們喜歡提到，戰爭的陰雲還有它光明的一面，指出戰爭的經驗將能團結和錘鍊印度的人民。——克里帕拉尼說，「鬥爭能使一個國家裡最好的東西湧現出來，它能帶來團結」，甚至戰爭的危險也能產生好的效果。「必須而且能夠利用[對我國邊界的]威脅，促成全國的團結，激發全民的幹勁。」阿索卡·梅達向政府獻策說：「侵略者的腳步踏上了我國的傳統屏障。面臨著這種情況，全國人民將願意忍受更大的犧牲。」一幅全國同仇敵愾的幻景，對尼赫魯也並不是沒有一種浮士德式的魅力的。他幻想著，如果印度一旦面臨戰爭，就會變成一個「軍隊的國家」，「我們所做的每一項活動，每一件事，以及計劃等等，都服從於一項主要的事實——因為這將是一場生與死的鬥爭」。但更經常地，他是強調了戰爭對於印度、印度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危險性。一九六一年底他在上院講話中說，「印度同中國如發生戰爭，那將成為世界的大災難……因為它將意味著世界大戰，意味著一場無止境的戰爭。我們將無法在時間上對這場戰爭給予限制，因為中國既不可能打垮我們，我們也不可能跨過西藏進軍北京。」這個一旦在喜馬拉雅山發動戰爭就將把全世界卷進去的警告，遭到那些要求印度採取軍事行動把中國人趕走的人的憤怒駁斥。一九六一年底，一家報紙在社論中寫道：「一種荒唐的想法麻醉了新德里，使它變得無所作為，這種荒唐的想法就是認為中印在邊界問題上的衝突會使全世界陷入一場核子大毀滅。」
尼赫魯在戰爭問題上講話的調門是搖擺不定的。一開始，針對著反對黨議員們的戰爭叫囂，他講到世界末日到來的大戰，講到戰爭的恐怖；後來，他又逐步後退，害怕人家說他對由於邊界爭端而激發起來的愛國熱忱潑冷水，同時他承認他自己對於這種愛國熱忱也感到自豪(雖然他也說過，他希望那些給他寄送用自己的鮮血寫成宣誓書的青年們，能把自己的精力用於更有建設作用的方面)，因此他又重申一旦戰爭來臨，印度決心戰鬥。他一方面說，擂鼓吶喊和粗暴的語言都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戰爭是個危險的政策；如果戰爭被強加到我們頭上，我們將進行戰鬥，全力以赴地進行戰鬥。但是，我將避免戰爭，盡一切可能的力量設法制止戰爭，因為戰爭是一件壞東西，是一樁危險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說，「有些事情是任何國家都不能容忍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容忍對它的榮譽、正直品格和領土完整所進行的攻擊，為了保衛這一切，就需要承擔風險，甚至是嚴重的風險。」
雖然尼赫魯在戰爭問題上講話的調門時高時低，但這些講話在總體上傾向於散播一種想法，甚至給這種想法塗上一層體面的色彩：這就是，如果中國不交出阿克賽欽，印度就將同它打仗。在尼赫魯拒絕反對黨的狂熱叫囂的同時，他還是被他們牽著鼻子跑。在邊界爭端成為印度的一個政治問題之後不久，尼赫魯就開始把同中國作戰說成是一種可能性(他甚至在新德里歡迎周恩來的國宴講話中還閃爍其詞地提到這點)。而在這些閃爍提到最終可能爆發戰爭的詞藻當中，字裡行間所包含的一個思想總是：印度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和取得了實力地位之後，將進行戰爭來收復它所主張的領土。中國人對印度的行動所作的反應，或者中國人為了防止印度的行動而採取的措施，都可能導致戰爭；這些，在新德里文職官員的頭腦中從來沒有想到過。尼赫魯和他的同僚們自始至終都堅信不疑地認為，無論印度在邊界上幹些什麼事，中國都不會進行攻擊。這就是前進政策的基本設想。它是對一個在軍事上比自己強大得多的鄰國所進行的一場軍事挑戰。
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是印度武裝力量受到忽視的年代。特別是陸軍，遭受到獨立后國大黨政府的繼母一般的對待。這種情況的產生，可能部分地是由於國大黨人對於過去曾為外國統治服務過的人有所不滿，因為國大黨人自己曾因從事推翻外來統治的活動而被投入監獄或受到更惡劣的待遇。無論如何，上述繼母式的態度可以從新政府的兩項主要決策中得到證實。第一點就是認為不存在印度遭受任何進攻的危險性。
這種信念遠在獨立之前，甚至遠在一九二八年尼赫魯的講話中就已形成，當時他在一次對國大黨的講話中，列舉了被認為可能對印度造成威脅的國家，又把這些可能性一一地排除掉，結論是「對印度不存在來自任何方面的威脅，即便出現任何危險，我們也能夠應付」。最先，英國的防衛戰略是以次大陸西北方向的入口為重心。自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人吞併了中亞細亞的各小汗國，並推進到阿富汗邊界以後，英國人就擔心來自莫斯科方面的挑戰。這種擔心持續到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雖然此後不久英國人曾一度把這種想法放在一邊，轉而關注到同阿富汗作戰的更為局部性質的可能性。尼赫魯把這個俄國魔影說成「大抵是假想的」，他認為來自阿富汗的危險至多只是一些小規模偷襲。至於中國，那末，喜馬拉雅山構成了「有效的屏障，即便是飛行大隊也不能從那個方向過來」。在尼赫魯看來，印度的面積、印度的地理戰略位置、加上各大國不願看到印度再次受到外國統治等因素，將使印度免於遭受任何大規模的外來進攻。「沒有哪一個大國會容忍另一個大國取得英國過去長期享有的統治地位。如果哪一個大國竟敢作這種嘗試，其他各大國就會聯合起來予以嚴懲。大國間的相互競爭是使印度免於遭受進攻的最有效保證」。從印度獨立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國部隊進行重大進攻的時候，尼赫魯對於印度的外來威脅一直保持著這種唯理主義的和實用主義的觀點。
在獨立后最初幾年裡，印度並不擔心來自巴基斯坦的軍事威脅——相反，擔心威脅的倒是巴基斯坦。從分治前的舊印度陸軍中，巴基斯坦所分得的部分，自然要小於印度分得的部分。巴基斯坦這個新國家又是資源不足，組織不全，相形之下，印度的軍事優勢就顯得更大了。當時印度教徒反巴基斯坦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公開宣稱要為一九四七年時所受到的「損害報仇雪恥」，要取消分治。尼赫魯當時是斷然反對這種情緒的，但要抑制這種情緒需要時間。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克什米爾戰爭期間，在一九五O年東、西孟加拉邦的部族屠殺重新爆發的時候，以及一九五一年克什米爾爭端再度達到危急關頭的時刻，印巴兩國之間的戰爭都有一觸即發之勢。在以上幾次事件中，印度都在旁遮普邦邊界地帶集結重兵，威脅拉合爾。一九五一年，巴基斯坦把印度對它的軍事威脅通知了安理會，多少由於美國的外交干涉才使這次危機得以度過。
巴基斯坦人這時認識到，他們必須要建設自己的軍事力量，至少要達到能夠制止對方進攻的水平，否則就要不斷受到印度人進攻的威脅。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締結條約的本領，使這一點在一九五四年變成了可能。 [ 註：巴基斯坦參加「巴格達條約組織」(后更名為「中央條約組織」)和「東南亞條約組織」之後，就得到美國的軍事援助；美國給予軍援的本意是反對共產黨侵略。但看來華盛頓也可能認為削弱印度對巴基斯坦的軍事優勢會有利於穩定南亞局勢。 ] 由於巴基斯坦的武裝力量得到了美國的裝備和訓練，印度再想打垮巴基斯坦就不那末容易了——也不會再出現一面倒的軍事對峙。印度進攻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消除了，而另一種可能出現了：就是巴基斯坦因擁有美國裝備的武裝力量而壯了膽，也許會試圖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同印度決一勝負。(這種地位的變化，表現在雙方對待「非戰公約」問題上態度的變化。開始，巴基斯坦總理列雅格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竭力主張簽訂公約，而為尼赫魯所拒絕；五十年代的中期以後，印度亟力主張簽訂公約，而為巴基斯坦所拒絕。)
在整個的五十年代中，印度軍隊是單一地根據同巴基斯坦作戰的可能性布署戰略和訓練的，其戰略思想開始是進攻，後來又轉變為防禦。陸軍方面，由於具有職業性的審慎態度，曾建議應該對毗鄰中國的北部邊界的防務給予考慮，但得到的回答是這樣一個政治性的判斷：沒有必要進行針對中國的軍事準備。軍方在五十年代初期還曾提出建議，要求根據美國和英國在朝鮮作戰的經驗，編寫一本關於中國人戰術思想的步兵手冊，但這個建議也遭到拒絕。一位印度軍官說，「使印度陸軍感到十分驚訝的」是，甚至到了一九五八年，一個高級中國軍事代表團還被帶領去參觀印度的主要軍事設施。 [ 註：中國代表團團長葉劍英元帥參觀了南印度威靈吞的參謀學院，當時校方贈送給他一個該校校徽的銀質模型——圖案是一隻貓頭鷹。當他仔細觀察這件禮品的時候，臉上出現了一股陰影，他感謝主人的好意，同時解釋說，在中國貓頭鷹是一種不祥之鳥，朋友之間不拿它作為吉祥的禮品相互贈送！實際上，在印度，貓頭鷹也不是吉祥的東西，貓頭鷹這個字眼通常是用來罵人的，意思是說對方愚蠢。但當英國人選擇這個西方的智慧之鳥作為學院的校徽時，更多考慮到它的古典含義而不是當地對它的態度。 ]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人在旁遮普邦參觀了一次由第四師表演的對步兵進攻的火力支援，當時第四師就是由考爾少將指揮的；四年之後，正是這個師和它當時的指揮官在同中國所進行的邊界戰爭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政府的第二點政策考慮，是從第一點考慮(即認為除巴基斯坦外，印度沒有同其他國家發生敵對行動的危險)引伸出來的：那就是認為國防力量的經費必須保持在僅僅能過得去的最低水平上，這樣，可以供發展之用的資源就不會不必要地花費在非生產方面。
在巴基斯坦成立時，印度從舊印度軍隊中分到的部分大約有二十八萬名官兵。新政府在開始時就有意圖要削減陸軍的定額——尼赫魯說過，一支高度機械化的、人員比較精幹的部隊，比一支龐大的但是裝備低劣「用腿走路」的部隊更為可取——但是這個計劃沒有實施，陸軍兵員反而慢慢地擴大了。到了一九五三年，陸軍官兵總數接近三十五萬人，組成七個師，其中六個是步兵師——這六個師的編製以及裝備、訓練的標準各不相同——一個是裝甲師。 [ 註：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九、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步兵師和第一裝甲師。此外，在旁遮普邦巴地阿拉(Patiala)駐有一個獨立裝甲旅，在亞格拉(Agra)駐有一個傘兵旅。 ] 陸軍的平時部署，反映了印度軍事計劃人員同前任的英國同行們相類似的考慮，就是在對巴基斯坦作戰的可能和內部安全需要之間保持平衡。有三個步兵師部署在克什米爾，其中的一個營在拉達克的列城布防——而這個營當時也是面向南方，針對巴基斯坦人，而不是面向北方。在克什米爾戰爭中，巴基斯坦人險些佔領了列城，印度軍隊開進拉達克正是為了對巴基斯坦人的向北運動進行抵制。印度已下定決心，如果巴基斯坦再一次用武力佔領克什米爾，印度就將作出反應，進攻拉合爾；為此目的，有兩個師布防在旁遮普邦作為反擊力量。那個裝甲師則駐紮在中印度的佔西(Jhansi)。
上述的部署狀況持續到一九五六年，在此期間陸軍的數量和裝備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一九五六年那加族人發生叛亂，這就須要不斷加強東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到了五十年代的後期，已經有一個整師被牽制在那加山區的游擊戰爭中。當時東巴並不構成任何戰略上的威脅；巴基斯坦軍隊的絕大部分都部署在西巴，其中的大部分又布防在旁遮普邦，面對印度；另外一部分佈防在西北邊境地區，以應付部族騷亂和可能來自阿富汗方面的騷擾——印巴分治使印度擺脫了這個來自西北方向長期存在的威脅。因為那加戰役本身的要求增加，於是就把更多的印度陸軍部隊從旁遮普邦調到了東北地區；同時又成立起新的部隊以維持印度在旁遮普的軍事實力，結果陸軍又開始慢慢地擴充起來。
在一九五九年底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發生后，由於意識到邊界問題可能發展為難於解決的爭端，陸軍的擴充變得更有目的性，也更迅速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間，第四師從旁遮普倉促奉調到東北地區；與此同時，建立了一個新的步兵師——第十七師。在東北地區，第四師劃歸新的編製——第十三軍領導，軍部設在西隆(Shillong)，負責錫金、印度同不丹邊境、東北邊境特區、麥克馬洪線、東巴基斯坦以及那加的防務。第四師負責麥克馬洪線的防務，從不丹到緬甸一線，全長約三百六十英里；而該師的一個旅又很快奉調參加那加戰鬥。
第四師的調防，對印度在東北地區的防禦形勢沒有立即產生很大的變化。當時，從平原地帶通向山麓地帶的公路，沒有超過幾英里長的；同時在東北邊境特區，根本沒有一條橫行的公路——從喜馬拉雅山傾斜下來的高山峻岭都是南北走向，這就使得橫行運動幾乎不可能；要到達麥克馬洪線各段，只能沿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前進。第四師開進東北邊境特區的行動慢得出奇。一九六O年一月，一個步兵連進駐邦迪拉(Bomdi La)；到了三月，另一個連開進達旺；到了同年八月份，一個營部在達旺建立起來，另外兩個營才抵達東北邊境特區，第七步兵旅的旅部也在邦迪拉設立起來。軍隊的布防這時才慢吞吞地完成，而尼赫魯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就已宣布麥克馬洪線的防務要由陸軍直接負責。
一直到五十年代後期，印度政界輿論始終反對增加國防開支。克里帕拉尼一九五八年在人民院講到：
我們一直認為，在非暴力的印度，政府決不會考慮增加軍事預算；但是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我想這一點也會使我們的國父[甘地]在天之靈感到不安，就是最近幾年的軍事預算逐年增加了大約[十億印度盧比]；而在補充要求方面的預算又增加了[一億四千萬印度盧比]……請問我們為什麼要增加軍事設施？
甘地主義者從一個方面批評政府；而軍方則抱怨預算限制使他們難以對現有的設施給予適當的維持，更不要說實現現代化了。克里希納·梅農和莫拉爾吉·德賽之間的相互傾軋，加劇了軍方的困難，也影響到他們主管部門之間的相互扯皮。一個美國駐新德里的記者在一九六一年寫道：「如果印度真的存在近似內閣制的政府的話，那麼，梅農和德賽二人之間，以及他們主管部門的顧問之間，早已鬧得不可開交了。」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陸軍方面的抱怨更加厲害了。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間，陸軍總部多次上書國防部長，列舉了裝備和供應方面的缺陷，並且提出警告說，一旦戰爭發生，這些缺陷將削弱部隊的作戰力。這些信件是當時已擔任參謀局長的考爾將軍所草擬的，他在最後也是最緊急的一次上書中，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如何使陸軍處於困境：「一方面，要求我們儘快地擴充部隊，並且說，不這樣做我國領土就有被外來侵略者佔領的危險；另一方面，發給我們的武器、裝備、彈藥又是這樣微不足道，使得我們不可能用以裝備募集的新兵。」他還要求把他這封信提交給內閣國防委員會，這說明軍人們認為克里希納·梅農過去沒有把他們的緊急警告向上反映。但這次上書，同歷次上書一樣，並沒有產生增加軍事預算撥款的效果。考爾又利用他同尼赫魯私人接近的機會，把陸軍的要求向他提出。根據他本人的敘述，尼赫魯的答覆是這樣的：
如果從國外進口部隊所需要的武器和裝備，就必須動用外匯，而現在外匯已感到十分短絀。國防開支過大，將使國家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挫折，這種情況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說，鑒於上述原因和某些政治上的考慮，我們必須主要地依靠本國生產武器和裝備，這從長遠來看是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他最後說，我們必須依靠自己，因為別的國家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撤銷或改變對我們的支持。
這就是政府政策的有力概括。發展要受到優先考慮；外國的軍事援助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將會損害印度的不結盟地位，而且也是不可靠的。解決軍隊的困難處境的唯一辦法，是在印度境內不斷建立國防工業的長遠計劃。這樣國家的工業資源就會增加，同時軍隊的需求也能得到滿足。在這個期間里，尼赫魯針對著軍方所提出或別人為軍方所提出的申訴和警告，反覆地論證了這一點。
這種思想本來是無可非議的，只不過它無法適應前進政策所承擔的風險。不管前進政策本身，或者按照印度人的看法，前進政策的正當性，是由哪樣的政治考慮所促成的，這樣一個政策卻意味著對一個比自己在軍事上強大得多的鄰邦進行軍事挑戰。當時，印度同巴基斯坦的爭端還沒有解決的前景，或甚至根本沒有想去解決它。印度政府的政策又加給陸軍一項繁重的新任務，就是在沒有削減陸軍在其他方面所承擔的義務或在軍事預算沒有重大增加的情況下，要使它同世界上擁有最強大的陸軍大國之一進行對抗。一九六一年春天，印度已派遣了一個旅團參加聯合國的軍事活動，鎮壓在剛果發生的加丹加的分裂運動；此外，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印度還有一個營參加聯合國在加沙地帶的行動。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印度陸軍的有限資源已消耗得相當大；但它又很難於表達它對這一問題的不安。印度獨立以後，陸軍同文職領導之間的關係是不利於前者的。政府對於國際問題所採取的和平的，甚至是和平主義的態度，對於經濟發展問題的強調，對於不結盟的堅持，所有這一切都加深了國大黨歷來對軍人們所持有的那種不大買賬的甘地主義的態度。一九五七年，梅農出任國防部長，一開始受到軍方的熱烈歡迎，因為他們感覺這是第一次派給了他們一位精力充沛而且在政治上適宜的部長。但好景不長。不久，雙方互不信任和互不滿意的情緒就開始影響到高級軍官和他們的文職上司之間的日常接觸。梅農曆來不是個易與共事的人：他講話尖酸刻薄，脾氣暴躁；對待同僚和下屬時而怒氣沖沖，表現不耐煩，時而又感到後悔，表示親近。他對於他認為是愚蠢的人公開表示輕蔑；他又自命不凡，因此就不時地把大多數人都看作蠢人。他的這些特性使他難於同高級軍官和睦相處，並且很快地結束了人們對他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普遍歡迎。除了梅農同蒂邁雅將軍——後者在梅農出任國防部長的同時，被任命為陸軍參謀長 [ 註：一九五五年，撤銷了總司令的頭銜改稱陸軍參謀長，這就使陸軍同其他兩個軍種處於同等地位。卡維克斯(L.J.Kavics)在他對這一時期的印度陸軍史所做的全面研究的著述中指出，撤銷總司令，而代之以「三個獨立軍種，各軍種自行制定自己的政策，競相從主張節儉和態度十分冷淡的政治領導方面爭取預算撥款，並且各自根據嚴格的平等原則保持平行的機構」，結果就損害了軍事領導的參謀作用。 ] ——之間個人摩擦之外，軍方還感到日益擔心的是，他們認為這位部長對傳統上應由軍人們自行處理的事務進行了不恰當的、持續不斷的、因而也可以推斷是別有用心的干預。蒂邁雅和他的某些同僚只是懷疑梅農沒有把他們的建議和不滿的意見轉達給總理或內閣國防委員會；但他們卻清楚地看到，梅農在提拔哪些人擔任高級軍官的重大問題上，對軍方的建議置之不理；而正是這一點促使蒂邁雅將軍提出了辭呈，引起了一九五九年的軒然大波。
軍方對梅農在提拔軍官問題上進行干預感到憂慮已有一個時期，後來是集中在布里吉·莫漢·考爾(Brij Mohan Kaul)被不斷提升的問題上，這個軍人在以後邊界戰爭及其前奏中扮演了一個中心的、也是災難性的角色。
考爾為人變幻多端，捉摸不定，他一生事業的浮沉反映了這一點。印度獨立前，他在陸軍中確實是不很得志；獨立后，他指望爬上、而且也幾乎爬上了軍職的頂峰，又一下子在失敗和屈辱中被趕下台。他出身於克什米爾一個中產階級的婆羅門家庭，青年時代曾對當時民族主義運動獻過殷勤，後來又獲得了英國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軍事學院為印度人保留的一個名額，並於一九三三年畢業。按照慣例在英國部隊服役一年以後，他進入拉加普特那(Rajputana)步槍聯隊，在西北邊境地區服役；但僅隔兩年，就被調往陸軍勤務部隊任職。勤務部隊薪俸比較優厚，也有更多的機會在兵站工作，在那裡軍官可以攜帶家屬，生活一般地講也比較安逸。但是，對於一個桑赫斯特學院畢業的青年軍官來講，調往勤務部隊固然可以免受風險，但也喪失了作戰部隊提供的加官晉位的機會。根據考爾本人的敘述，他曾幾次試圖重返他原屬的步兵團或其他步兵單位，但都沒有成功。這說明，拉加普特那步槍聯隊不想要他回去，他不夠作戰部隊所要求的標準。但考爾是個精力充沛、聰明漂亮的軍官；對他來講，失寵於步兵並沒有關閉晉陞的大門——雖然在通常情況下，這是被提升為高級將官的障礙。一九四二年，他升任代理中校，在南印度某地擔任聯絡工作。次年，他被調往戰區，在科希馬(Kohima)一帶指揮一個摩托化運輸部隊；據他後來寫道，那一次他「經歷了在一個作戰區所通常要遭遇到的各種風險，吃了不少苦頭，碰到了不少其他不愉快的事情」。沒有過幾個月，他又被調回基地工作，到大戰結束的時候，他在新德里重新擔任聯絡工作。在將近六年的戰爭年代中，印度的陸軍擴充得很大並且在很多戰場上打過仗，而在此期間內，考爾作為桑赫斯特學院訓練出來的一名正規步兵軍官，卻從未參加作戰部隊，這隻能說明他被認為不適於擔當作戰指揮工作——或者是他本人沒有去營求這項工作。
從大戰結束到印度獨立的這一段時期，對於陸軍和其他軍種中的印度籍軍官來講，是精神上處於緊張狀態的時期，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酷地面臨著這樣的一個矛盾：忠於自己的上司，就會被許多同胞們看作是不忠於自己的國家。對於被英國的敵人所俘虜的二萬五千名印度陸軍官兵來說，這個矛盾倒是由於他們參加了同日本人並肩作戰的「印度國民軍」而得到了解決。考爾沒有得到做出這樣的抉擇的機會；但他卻從陸軍檔案中偷來了一份文件，交給了一九四五年底在德里受審訊的印度國民軍軍官的辯護律師們，這樣來表現他自己在精神上是站在印度國民軍一邊的。他自己後來在他的自傳中，帶著明顯的自豪感寫出了他的這一段經歷。國大黨對於印度國民軍的態度，在一開始的時候原是好惡參半的，但是由於後來英國人對這個問題在政治上處理不當，使得國大黨的同情全面地倒向印度國民軍方面，而尼赫魯本人就曾經充當印度國民軍的辯護律師之一。
在此以前，考爾就已經設法結識尼赫魯。尼赫魯於一九四五年最後一次從監獄中獲釋並前往西姆拉會見英國總督的時候，考爾就拜見了這位未來的總理。從那以後，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的潰敗，考爾能夠隨時得到尼赫魯的接見，而且同他有著親密的私人關係，他的事業也因尼赫魯對他經久不渝的寵信而扶搖直上。人們事後回顧，可能認為尼赫魯在識別人品的問題上又一次表現了盲目性。這往往使他把閃閃發光的東西都當做黃金，並從而作出具有災難性後果的任命。但當時考爾在很多方面確能使尼赫魯對他產生好感。他機伶、漂亮、能說會道；他不但同尼赫魯一樣，是個克什米爾的婆羅門，而且還是印度總理的遠親：尼赫魯家族的姓就是考爾，他的夫人也是考爾家族的人。 [ 註：一位曾同尼赫魯一度親密共事的官員(他本人既不是克什米爾人，也不是婆羅門)寫道：「總理的敵人常常提到他尋求人材和發現人材總是局限於他身邊的那些人，特別是克什米爾人，而其中又特別是那些在某種程度上同尼赫魯家族有聯繫的人。」尼赫魯在這方面的記錄，也的確證實了人們認為尼赫魯是偏向於克什米爾人的懷疑。他本人從來沒有認為親密的家族關係是不能任命某人擔任高級職位的理由。但是可以說這些被任命的人往往具有——或者說看起來具有——優良的品質，因此也可能尼赫魯的這種任人唯親的作法是不自覺的。 ] 此外，考爾是個某種程度上的民族主義者，這又使他同那些具有類似桑赫斯特背景的同僚軍官們有很大區別，后一類人僅僅是愛國主義者而已。考爾這個人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是個不大尊重那些多少有些僵化的軍隊傳統的實幹家。一位與考爾共事而沒有理由喜歡考爾的軍官，還是認為他具有「不少可讚賞的品質……他這人很活躍，有進取心。他頭腦清楚，工作積極。他個人品行無可非議。他待人慷慨熱情」。他的這些品質可能導使尼赫魯把考爾看作一個出類拔萃、全面發展的軍人，而尼赫魯對考爾的寵愛又可能使他看不見考爾的局限性。尼赫魯也沒有看到，他同一個低級軍官進行直接的、公開的來往這種作法，對於軍官們的士氣和紀律所產生的腐蝕作用。這種作法的危害性，自然也是隨著考爾的不斷晉陞而加劇。
印度獨立后，考爾向上爬得很快，他首先得到的是政治上的重用，並輔之以軍事上的任命。一九四六年底，他被任命為負責陸軍印度化(到那時為止，在陸軍中英國軍官自然還佔壓倒多數)的委員會的秘書；接著又被派到華盛頓擔任武官，其後又充任了駐聯合國的印度代表團的軍事顧問。一九四八年，他回到印度。這時，他希望能讓他指揮一營步兵，參加克什米爾戰爭，但又沒有成功，結果是讓他領導克什米爾民兵。後來，他同當時的克什米爾邦首席部長謝赫·阿卜杜拉鬧翻了。尼赫魯把考爾調開並予提升，讓他指揮一旅步兵——這次他終於調回陸軍。如果考爾要在部隊中繼續得到提拔，這一著是必不可少的。此後，政治和軍事上的任命交替進行；不久，他被派參加在朝鮮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著，被提升為少將，並指揮第四步兵師。在傳統上，擔任一個師的指揮工作，是被提升為少將以上軍階的必要條件，因而這是考爾生涯中又一個關鍵性步驟。
到了這時，考爾也被克里希納·梅農所看中。同樣地，考爾在許多方面使得這位國防部長對他產生好感：首先，可能是由於尼赫魯對他的明顯的、盡人皆知的寵信，在尼赫魯的提攜下，考爾在十年間從一名低級聯絡軍官一躍而為一個精銳師的指揮官；其次，是由於對考爾不滿的那批高級軍官當時也同梅農不合；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就是由於考爾的行政工作的幹勁。最後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喧赫一時的「阿馬爾(Amar)工程計劃」上，這就是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間考爾指揮第四師時，指令該師為官兵家屬修築約一千五百所住房的工程計劃。當時陸軍總部是反對動用作戰步兵師參予這種修建或非戰鬥性工程的，而這個計劃卻得到克里希納·梅農的批准。不管怎麼說，當時官兵很需要住房，而工程又要在六個月左右時間內完成——當時曾授予考爾為完成這項任務所需要的特別權力和獨立性。不論這項工程的功過如何，很清楚的是考爾也利用了它來進行自我吹噓。工程開始時，梅農參加了奠基典禮；當這個住房區完工時，尼赫魯和內閣的半數成員以及一些政界人物和三軍首腦都親臨剪綵。考爾還專為這個場面編寫了一首愛國的小調，並要全師官兵練唱。他後來寫道：「當尼赫魯聽到這首激蕩人心的歌詞[由兩萬名官兵齊唱]的時候，他感動得不得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考爾又一次被提升，這次是違反蒂邁雅將軍的意願，被提升為中將並擔任陸軍總部中的一項要職。當時，軍需局長——這是一項主要的參謀官職，由中將銜軍官擔任——出缺，為考爾的晉陞提供了機會。還有兩名少將，普·辛·賈尼(P.S.Gyani)和庫馬拉曼加拉姆(P.P.Kumaramangalam)，資歷都高於考爾，這是考爾晉陞的障礙。蒂邁雅推薦賈尼擔任軍需局長。賈尼雖然過去工作成績優異，但未指揮過步兵師，而根據陸軍的晉陞慣例，這二點卻是提升中將的先決條件；根據這一條，梅農駁回了蒂邁雅的薦舉。這樣，就只剩下庫馬拉曼加拉姆擋住了考爾的前程，而要取代他則會招致人們的反感。庫馬拉曼加拉姆不但過去工作成績優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榮獲過金十字勳章(D.S.O.) [ 投筆從戎註：金十字英勇勳章(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886年由維多利亞女王設立，用以表彰戰時功勛卓著、特別是作戰行動中表現勇敢的軍官。獲頒者在名字中追加D.S.O.後綴。庫馬拉曼加拉姆於1942年5月在北非戰場獲得了這枚勳章。 ] ，而且還出身於一個具有相當政治影響的家庭。 [ 註：他的父親是蘇布哈拉揚(Subharayan)博士，是馬德拉斯邦的國大黨領袖，他在印度獨立后出任大使。博士有三個兒子：老大擔任印度文官職務；他是老二；老三莫汗·庫馬拉曼加拉姆(Mohan Kumaramangalam)是一名共產黨員。博士常講：通過他的三個兒子，不管印度政局可能如何發展，他統統都保了險。 ] 解決的辦法是創造另一個需要晉級的空缺。結果就這樣辦了，庫馬拉曼加拉姆擔任了軍務局長。道路已經掃清，蒂邁雅再也不能夠——除非他想因這件事引起一場爭執——阻擋考爾提升為軍需局長；雖然他對這件事十分反感——不僅由於軍需局長是個關鍵性的職位，還因為擔任軍需局長的人會成為「陸軍選拔委員會」 [ 註：選拔委員會由陸軍參謀長、各軍區司令(即西部軍區司令，東部軍區司令等等)及陸軍總部的各主要參謀官員組成。 ] 的當然成員，從而能夠對於其他軍官的提拔問題施加相當的影響。
考爾這時已成為在軍官中起很大分裂作用的人物。在多數的軍官食堂中，只要一提「你是親考派，還是反考派？」的問題，大家就心照不宣。考爾又喜歡誇耀他和尼赫魯的接近。一位高級軍官曾悻然地說過：「考爾常常吹噓這一點，他公開地吹噓這一點。我們也常看到他總是去看望總理，他老是晚上去，晚上是總理感到最輕鬆的時候。」從官場的角度來看，這種接近既是考爾權勢的證明，也是他的權勢的來源。另一位稍低一些的高級軍官回憶道：「陸軍中沒有一個人不非常害怕總理」；他接著講到這位總理可不是個一般的人物：「歷史上很少有人象他那樣被賦予可以任意支配的全權。如果有誰講話他能聽得進去並且取得他的信任，那個人就掌握了巨大的權力。」
作為一個正走運的紅人，考爾不可避免地會吸引追隨者——他的批評者把這些人叫做「考爾的崽子們」。 [ 譯者註：「考爾的崽子們」(Kaul-boys)在英語中與「Call-boys」諧音，後者有「侍從」的含義。 ] 由於考爾是個從無實戰經驗的軍人，因此人們對於受到公開寵愛的人的怨恨在他身上就表現得更加強烈。長期以來，他的同級軍官雖然看不起他，但對他還有些親切感，這時親切感也消失了。
駁回蒂邁雅的薦舉而提升考爾為中將這件事，對蒂邁雅來說，已經可以構成足夠的理由來同梅農攤牌。蒂邁雅從多方面來講是個傑出的軍人，在陸軍中受到很大的尊重和愛戴，然而他不願意進行這類的鬥爭；後來又發生很多事情才迫使他採取行動。而他一旦行動起來又很任性，簡直是草率從事，使得人家感覺他是不負責任的，甚至是無能的。三軍的首腦們原來對梅農都已感到厭惡。這位部長經常當著他們的下屬斥責他們，嘲笑他們；他對他們態度驕橫，往往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問題，不分白天黑夜召集他們來開會，有時到臨開會時又宣布取消會議。尤其嚴重的是，他們感到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技術方面的建議，往往被他以主觀的和文不對題的理由駁回；因此，據說他們已商定準備共同往見總理，申訴對梅農的不滿。但這時，就是在八月三十一日，蒂邁雅卻如他後來對朋友們所講的那樣，由於一時的衝動也由於他已「忍無可忍」，寫下了辭呈並遞交給總理。
陸軍參謀長的辭職，使尼赫魯處於很大的困境。當時，反對黨議員和報界已經在攻擊克里希納·梅農對三軍專橫無理以及干預軍人提升等問題。幾天以前，又發生了朗久事件，政府，特別是梅農，都受到了批評，說他們忽視了邊境的防務。梅農的政敵會抓住蒂邁雅辭職的事件，來證明他不適宜擔任國防部長。很顯然，這種壓力將迫使尼赫魯不得不讓梅農退出內閣——要說起來，梅農的政敵在國大黨中的數量比在反對黨中還要多。梅農無論在私人方面和在政治方面同尼赫魯都很接近。尼赫魯很了解，對國防部長的許多攻擊實際上是對他這個總理的間接的攻擊。讓梅農下台，就意味著屈從於這些批評，不但如此，還將意味著使內閣中國大黨的更加正統和保守的分子佔據優勢。
尼赫魯以他慣有的政治手腕，處理了這個尷尬的局面。他把蒂邁雅請到自己的私邸，勸說蒂邁雅撤回辭呈。蒂邁雅本來是一時的衝動，這時也表示服貼。據蒂邁雅後來告訴同僚們說，尼赫魯當時向他保證將親自調查蒂邁雅所提出的不滿，並將對梅農進行干預以消除軍方不滿的原因。蒂邁雅在同一天中遞交了辭呈，又撤回了辭呈；但消息還是透露了出去，第二天早晨各報都以通欄標題報道了辭職的消息。這樣，長時間來在政界流傳關於梅農和軍隊領導人間衝突的謠言，一下子戲劇性地證實了。尼赫魯原想避免的一場風暴颳了起來；但由於蒂邁雅已在事實上撤回了辭呈，這就加強了尼赫魯處理這個問題的地位。尼赫魯把整個事件說成是一場小小的風波，並且把責任全部推到蒂邁雅身上。尼赫魯對國會說，蒂邁雅的辭職是「十分不明智的」，是「不該那麼乾的」，——簡直是「十分反常的」。他說，國防部長和陸軍參謀長之間的糾葛，歸根結蒂是由於二人「在性情上」有所差異，是瑣碎無聊，微不足道的。他還利用了印度政客對軍人的潛在的不信任情緒，示意說在這個事件中應該維護文官的權威，並對克里希納·梅農領導國防部的才能給予了熱烈的讚揚。當一個反對黨議員問起，總理難道不該對象蒂邁雅這樣一位出色的軍人說一兩句好話的時候，尼赫魯不得不對這一位「很英勇的軍官」表示敬意，但還是堅持說，「我不能對他的辭呈表示祝賀」。
尼赫魯就這樣扭轉了局面，利用這次流產了的辭職機會，對梅農給予讚揚，又使蒂邁雅受到一次公開的、不體面的斥責。經過這次事件，梅農更加趾高氣揚，考爾地位也顯著地加強了。蒂邁雅由於自行退卻和接受了屈辱，在陸軍中的威信受到了損害。尼赫魯不但勾銷了他將親自調查陸軍同梅農之間的糾葛的諾言，而且還公開地譴責蒂邁雅。如果蒂邁雅獲悉這種情況后，再一次提出辭職並堅持到底，那末，可能以後幾年的印度的歷史將大大改觀。事實上，蒂邁雅事件使尼赫魯在軍事問題方面更多地依靠梅農和梅農支持的一批軍人。這次事件對於印度軍人的教訓是：從本行的角度對於文官處理軍事問題提出反對意見，是得不償失的。
尼赫魯對考爾的依賴，以及考爾如何超越正規的陸軍慣例而為之效勞，可以從蒂邁雅事件發生后不久另一事情中得到很好的證明。一次，總理問到他朗久地面的情況，他當即自告奮勇，要親往視察。這次旅行用了將近三周的時間。由於他連朗久都沒有見到就折了回來，因而難於相信，這位中將兼軍需局長所親自完成的使命，換一個更低級的軍官就不能完成。但尼赫魯總算得到了一份目擊者的情況報告，考爾也從而證明自己的確是個能夠在本職之內或者超出本職不顧艱險和不怕吃苦的人。對他最嚴格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往返於接近朗久一地的這次旅行，對於一個年近五十歲的人來說，是要作出相當大的努力。不久，他以類似的方式搭上一架俄國造的直升飛機，飛越拉達克的一些最高的山地，進行了一次有風險的飛行試驗。這次飛行是他違反梅農的指示而直接下達命令的，因為他認為梅農正責成空軍不經過必要的試飛就購買俄國的飛機。
在這時，似乎有什麼東西驅使考爾不斷地去考驗或者說去表現他的勇氣。也可能這是由於他意識到自己從沒有指揮過部隊作戰，而人們在這方面對他的嘲笑，也隨著他軍階的不斷提升而日益增加。但他所表現的那種勇氣畢竟不等於膽略，而且如後來的事件證明的那樣，那種自己故意跑到炮火射程之內的作法，也並不符合高級指揮官的要求。
一九六一年初，蒂邁雅到了退休的年齡，考爾再次提升的機會到了。蒂邁雅的繼承人的人選，應在當時的南部軍區司令普·恩·塔帕爾(P.N.Thapar)中將和東部軍區司令托拉特(Thorat)中將二人中挑選，這兩人的資歷大體相當。塔帕爾的資歷略高(確切地說，他的軍齡比托拉特長兩個月)，但托拉特過去工作成績更優異，因此蒂邁雅推薦了後者。但蒂邁雅的薦舉又被駁回，塔帕爾繼任為陸軍參謀長；不但如此，又不顧蒂邁雅的積極反對，任命了考爾為陸軍總部參謀局長，這個職位在當時的軍事領導層中僅次於陸軍參謀長。 [ 註：印度陸軍的組織是仿效了英國的體制。陸軍參謀長下屬四名主要參謀官員：即參謀局長(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軍務局長(Adjutant General)，軍需局長(Quarter-Master General)和軍械局長(Master General of Ordnance)；四人中參謀局長占最關鍵的地位。他負責協調、計劃、作戰、訓練、情報、購買武器和有關裝備及其分發等項工作。他還領導其他一些重要軍官，如陸軍總部情報處長，作戰處長等。印度後來取消了參謀局長的職務。 ] 塔帕爾是個有能力但不很出色的軍官，有些喜歡取巧；同時，他的任命是由於考爾為他施加了有力的影響，因而他對考爾也感恩戴德。為了報答考爾的恩情，塔帕爾讓考爾當參謀局長，雖然考爾毫不具有擔負這項重任所必需的條件和經驗。
這些任命使得陸軍提升的問題重新變成一項引起爭執的重大問題。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孟買的一家政論雜誌《潮流》(Current)上刊載了一篇署名為「一批灰溜溜的陸軍軍官」的來信，控訴梅農是「獨立印度的惡魔」，指責他操縱晉級，製造效忠他個人的派系。信件的內容表明投書人很熟悉一些軍人的歷史和最近一些任命的根據，這些材料是只有某些高級軍官才能掌握的。信件警告說，最近的一些任命受到操縱，其目的是為考爾早日繼任陸軍參謀長掃清道路。在議會中，克里帕拉尼指出：一名幾乎一直擔任陸軍後勤工作的軍官出掌參謀局，這還是第一次。他說，考爾的任命，證實了近來使得「軍官們感到痛心、士兵感到不滿」的「掩人耳目」的作法；最後痛斥克里希納·梅農：「我指控他在陸軍中製造派系。我指控他降低了我們部隊的士氣。我指控他浪費了這個貧困飢餓的國家的金錢。我指控他忽視了我國抗禦共產黨中國侵略的防務工作。」但梅農冷漠地否認他曾干預提拔的問題，尼赫魯也給他撐腰，這番抗議也就平息下去了。
考爾感覺到，由塔帕爾當陸軍參謀長，自己當參謀局長，他就可以大權獨攬，而他很快地也使別人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喜愛的軍官都被陸續拉進陸軍總部，擔任要職；可以辨別出是屬於反考爾一派的高級軍官則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在蒂邁雅退休的前夕，政府人士和陸軍總部中有人散布謠言說他正在策劃一次軍事政變，甚至還講到了具體日期(說是要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發動)。克里希納·梅農把他個人的懷疑告訴海、空軍參謀長，並警告文職官員要他們監視蒂邁雅的行動。已執行參謀局長職務的考爾，也要求蒂邁雅對被認為是可疑的部隊調動做出解釋。當時，在印度搞政變的條件根本不存在，這些謠言如果不是惡意的，至少也是毫無根據的。但接著又對據說是蒂邁雅在退休前夕講過的一些話，組織了正式調查，並根據類似的指控而對托拉特將軍和另一位斯·德·維爾馬(S.D.Verma)中將進行了調查。這些調查又沒有根據通常慣例由軍務局長負責領導，而是由作為參謀局長的考爾本人負責領導。對此，塔帕爾也只好同意。
這種政治迫害的氣氛在馬內克肖(Sam Manekshaw)案件上表現得最為突出。馬內克肖少將當時擔任威靈吞的參謀學院的院長，他在資歷上比考爾僅低一年，但在每一個方面都是考爾的對立面。他畢業於台拉登(Dehra Dun)的印度軍事學院，雖然如此，他在態度和工作上都比考爾更接近於桑赫斯特的標準。他是個有實戰經驗的軍人，在緬甸戰場上曾榮獲陸軍十字勳章 [ 投筆從戎註：軍功十字勳章(The Military Cross)。馬內克肖在緬甸戰場因異常的勇猛獲得了這枚勳章。他在率領一次反攻時腹部受了重傷，師長科文少將(General Cowan)怕他死掉，趕快把自己的軍功十字勳章別在他身上，並說：「死人是不能獲得軍功十字勳章的」。 ] ；他不大願理睬那些政客們，更不願理睬那些巴結奉承這些政客的軍人。他敢說敢道、聰敏機智(「考爾的崽子們」這句雙關話就是他創造的)，而且不掩飾他對考爾的輕蔑。
這兩個軍官代表著，或者說是象徵著，印度陸軍軍官中兩種不同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傾向。馬內克肖(這是個帕西族(Parsee)的名字)體現了陸軍中的英國傳統。在它的最好的一面是：精通本行，熱愛軍職，厭惡陰謀和厭惡政治(這兩個名詞被認為是同義語)，以及寧願擔任作戰任務而不願擔任參謀任務。但這個傳統也還有另外的一面，就是過多地強調英國部隊軍官食堂的那一套繁文縟節，而這些東西在獨立后的印度往往會造成磨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多數的陸軍食堂中，除了印度僕役以外，很少看到帶有印度色彩的東西；在印度陸軍中的印度籍軍官一直居於少數地位，而且他們也都象英國人一樣地英國化了：只有星期天的午餐才吃咖喱飯，而且要使用匙和叉；進食堂如不穿會餐制服，也必須要穿常禮服；不喝酒會被人認為有怪癖之嫌；吃素是士兵的事，軍官沒有吃素的；印度音樂象貓叫一樣難聽；用印度語講話簡直是丟醜。但在大戰期間，隨著陸軍的不斷擴充，新的一代和新的階層的印度人當上了軍官。他們大多是在城市裡長大，出身於不那麼富裕的資產階級而不是貴族的家庭；他們都懂得些政治，甚至在政治上已有所從屬，不象他們的上司們那樣認為政治即便不是危害社會安全的東西，也是骯髒的東西。這新的一代軍官的多數也適應了軍官食堂的那一套傳統習俗，但其中有些人卻抵制和厭惡它們。對他們來講，咖喱飯是正規的食品，而且應該用手抓來吃；無論那一種印度服裝都比常禮服更可取，也更舒服；不喝酒、不吃肉只不過是根據本國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事，完全可以根據每個人自己的好惡決定。在印度獨立后，這些微不足道的瑣事成為更加深刻的矛盾的兩方鬥爭的課題，一方是那些有民族主義思想的軍官，責怪他們的上司們曾為英國人服務，也瞧不起他們處處模仿過去統治者的那副樣子；另一方就是象馬內克肖那樣的人，他們認為軍官食堂的禮儀的印度化，就意味著部隊標準的降低。對於馬內克肖一派人來說，這些傳統之所以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不是由於它們來源於英國，而是由於它們歷來就是陸軍的傳統。而他們的批評者們則認為，這不過表現了他們奴隸成性、矯揉造作，說明他們還沒有能夠接受印度獨立的全部含義。
考爾本人雖然屬於較老的一代，但在精神上卻傾向於具有更多的民族主義色彩的較年輕的一代。他在自傳中說明，他很早以前就不喜歡英國人，也不喜歡那些在他看來是企圖「討好主人，贏得廉價的聲望，然後爬上去占居最高軍事地位」的印度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厭惡這位頗為英國化的馬內克肖。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有人報告說，馬內克肖公開地對考爾進行了尖酸刻薄的嘲笑，同時也講了一些對梅農很不尊重的話，這就為他提供了對馬內克肖及其一夥進行反擊的機會。如同考爾自己所講的那樣：
我們的某些高級軍官，慣於發表輕率的和有傾向性的言論，公開地反對我們的國家領導人，頌揚過去在印度的英國統治者。他們有時還暗示說，只有採取某種獨裁統治，才能使我國的事務擺脫混亂狀態。我了解到有關少數高級軍官反國家的輕率言論的具體案情——其中有些話是當著外國人的面講的。我把這些情況書面報告了……塔帕爾將軍，他轉達給國防部長，國防部長又上報給總理。
於是，就組成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來審理對馬內克肖的指控，指控是說他不遜地批評自己的上司和文職的領導官員，也就是說不忠誠。馬內克肖進行了鬥爭，軍事調查委員會指出他本來應該較為謹慎一些，同時不但宣布他無罪，還建議應懲處那些指控他的人——當然不是考爾，而是那些把馬內克肖的一些話向上反映的下級官員。但無論如何，由於這次指控，馬內克肖的提升被壓下來了，而且如果沒有發生一九六二年的那次大潰敗，他會被迫退休，而退休時仍不過是個少將。 [ 投筆從戎註：後來(本書寫作之後)，第三次印巴戰爭中，馬內克肖在陸軍參謀長任上表現傑出，獲元帥銜。 ]
馬內克肖案件的教訓是清楚的，它對已經受到損害的軍官們的士氣和團結進一步產生了破壞作用。軍官們即使在朋友面前講話，也都小心翼翼；因為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得到提升，唯一的途徑就是博得考爾及其一夥的好感。由於害怕告密而出言謹慎，再前進一步就是選詞擇句來討好軍職或文職的上司。使得高級軍官都變得不是奉承拍馬，就是唯唯諾諾，其代價之大，在後來邊界戰爭中得到了可悲痛的證明。
造成這一切的動機，倒不象它所產生的後果那樣清楚。考爾想當陸軍參謀長這一點是肯定的；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發生邊界戰爭，他就會接替塔帕爾將軍的職位。他是否還有更大的野心呢？一九六一年底某些印度的政治觀察家認為他是有的。當時，孟買的一家政論周刊《潮流》寫道：「考爾是個要當心的人物」，「他不但會當成陸軍參謀長，終有一天他甚至會當成印度的總理」。但提出這種預言的思想是含糊的。「尼赫魯對考爾將軍已經有了信任，並且認為他是可以用來抵制任何破壞軍隊紀律和瓦解民主政治的保證。……」但《潮流》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篇文章本身的矛盾，接著寫道：「如果尼赫魯想要指定一名繼承人的話，他甚至可能甩開所有的那批知名的老國大黨人，而不會反對選擇象考爾將軍這樣的非正統人物。」說考爾會按照憲法的程序被選為國大黨領袖，取得政權，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種提法是荒誕的；但當時關於考爾的前途的推測，更多地是考慮到：通過由他發動的或由於文官統治的總崩潰而產生的一次軍事政變，而使他取得政權。一個美國作家威爾斯·漢根(Welles Hangen)是這樣描繪這種可能前景的：
考爾可能把軍事統治強加給印度，而同時自己又小心地躲在幕後。他自己可以充當納賽爾式的人物，而由塔帕爾或其他年高德劭的頭面人物扮演納吉布的角色。……此外，考爾也不會是一個毫無吸引力的軍事統治者。正如他解釋自己同梅農的關係時那樣，說得頭頭是道，他也能夠巧妙地講一堆道理，使得印度民主政治的退位變得合理化。在這個暴風驟雨式的變革世紀後半期里，他的登台表演，一定會比優柔寡斷的印度民主政治幹得更有勁頭，更為漂亮……他會成為一切秩序愛好者們的崇拜對象。
這種推測也有些牽強附會，這不只是由於在當時(在六十年代初期，該作家寫下上面這一段話的時候)，進行軍事干預的可能性極小，還由於考爾的權勢來源於文官統治的本身，來源於尼赫魯和梅農對他的寵信，因而很不可能由他來領導一次軍事政變。如果說考爾要把自己的權力擴展到陸軍以外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話，但看來考爾本人還是很可能曾經產生這種念頭。上述這位作家基本上根據考爾對自己所作的高度估價寫下他對考爾的頗為讚賞的長篇描繪，他曾經引證說：考爾「象一般印度人那樣相信占卜而他的星占則預言終有一天他將統治印度」。 [ 註：除了威爾斯·漢根對考爾的同情的描述外，還有兩種對考爾的描繪。一個就是馬諾哈爾·馬爾貢卡(Manohar Malgonkar)所寫的一部熟悉大戰期間和大戰後初期印度陸軍內情的小說(書名《遠方戰鼓》(Distant Drum)，Asia Publishing House 一九六O年出版)，書中的一個名叫卡馬拉·坎特(Kamala Kant)的角色就是影射考爾的，寫的是一個好搞陰謀，有政治野心的軍官，大戰年代擔任參謀工作，後來又回到步兵以謀求提升，之後又當上駐華盛頓的武官。他的描述筆調辛辣，是根據馬內克肖派的一名軍官的觀點寫成的。再就是考爾本人的自述，書名《沒有講過的故事》(The Untold Story)，內容毫不坦率，但卻頗有啟發性。該書是在他下台後為了進行自我辯解和指控他的批評者們而寫的，書中提到考爾的缺點之一可能是他對他自己的人品和作用作了不切實際的理解——這其中有些沃爾特·米蒂(Walter Mitty)的味道。 ] [ 譯者註：沃爾特·米蒂是美國作家詹姆斯·瑟克(James Thurker)所寫的一篇小說的主人公。書中的米蒂是個很平凡的小人物，但喜歡從事幻想，以逃避現實。他曾夢想自己變成了一個不起的大人物，過著煊赫一時的生活。 ]
梅農當時的動機也招致了懷疑。人們懷疑他要在陸軍中拉上一伙人，製造派系，以便為自己建立基礎，一旦尼赫魯死後，能夠從而爭奪政權；《印度斯坦時報》在蒂邁雅辭職事件發生時，曾提到：「梅農先生所選定的一批軍官秘密集會，認為武裝部隊將來有一天會奉命去執行一項政治任務，他們狂妄地把自己看成是必須為這種政治任務作準備的人。」但是，認為梅農為了自己的長遠打算企圖建立軍事基礎的假想，可能只不過是反映了人們當時對他的懷疑和厭惡之深；並沒有什麼證據足以說明他懷有超越憲政的野心。他自己又是很講現實的人，不會沉溺於這類夢想之中。看來，梅農是和尼赫魯一樣地委身於民主政體的；此外，他也是忠於這位總理以及總理的理想的。
與其說梅農是想替自己搞政變鋪平道路，不如講可能他是認為他在採取措施，以制止某些高級軍人搞政變。在印度政客們的頭腦中，一直對軍人不信任，甚至害怕他們發動政變——可能他們從來也不象西方政治學家那樣相信印度文官執政體制是無懈可擊和生氣勃勃的。梅農干預提升，把自己的人安插到重要崗位，不讓那些他特別不信任人出頭，他這樣做可能是為了分化陸軍最高指揮部，使之不可能策劃陰謀。如果對於蒂邁雅和維爾馬的指控並不完全是開玩笑的話，那麼，梅農及其文職的同僚們肯定是有些擔心某些高級軍官正在發展政治野心。
在考爾當上了參謀局長的時候，他對陸軍內部事務的影響是顯著的——但他還不能影響關於軍事開支或軍隊裝備給養短缺的解決。考爾利用了他同尼赫魯的關係，把陸軍方面的意見和警告直接向尼赫魯提出，但在這個問題上，他並沒有比那些通過慣常的途徑反映問題的同僚們取得更大的進展。這些問題必須從政治上去考慮，尼赫魯對於涉及外交政策的問題，當然寧願依靠他自己的判斷行事。因此，在聽取了考爾的意見之後，根據考爾本人的記載，尼赫魯講到：考爾和其他的一些將軍們「並沒有充分理解形勢。……無論是中國還是巴基斯坦，除了製造緊張之外，都不可能挑起一場[同印度的]戰爭，因為它們都有各自的問題需要解決」。還是前進政策的一條基本前提——就是認為中國人不會對它做出有力的反應。此外，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為止，考爾還強烈地支持與此有關的一個假想，就是認為在任何小規模的衝突中，印度陸軍都會擊敗中國部隊。
前進政策形成的時間，也就是說印度有一天要把巡邏隊和哨所推進到中國人所佔領地區這種設想變為實際行動的意圖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一九六O年初。但直到一九六一年底，這個政策才真正付諸實行。從開始採納這個政策到開始企圖貫徹這個政策，時間拖了這麼長，這反映出陸軍方面不願意實施一項軍事上絕對辦不到的方針。
印度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底時的政策，如尼赫魯在他同年九月的備忘錄中所提到的那樣，是維持邊境現狀，並審慎地避免任何「不只是大規模的、甚至是小規模的」挑釁。 [ 註：見第一章第二節 ] 這樣的政策也反映在當時陸軍總部發給各有關軍區司令部的指令中。十一月份，東部軍區接到指令，要讓全體官兵了解「我們必須避免同中國人進行實際的衝突，除非這種衝突的確是強加到我們頭上」，而且任何巡邏隊都不得進入距離麥克馬洪線二英里以內的地段——唯有哨所恰好建立在這條線上的地區(如兼則馬尼)除外。一九六O年二月，西部軍區接到命令，要他們大體沿著穆爾古(Murgo)、錯格斯察魯(Tsogstsalu)、波布朗(Phobrang)、楚舒勒、碟穆綽克一線建立據點，並阻止中國人進一步入侵。當時，印度方面認為中國在最西部的陣地是在克孜勒吉勒尕(Qizil Jilga)、迪拉山口(Dehra La)、薩木崇嶺(Samzungling)(地處加勒萬河畔)、空喀山口及庫爾納克堡(Khurnak Fort)等地；因此，即使印度人建立了上述據點，雙方隔開還有二十至五十英里的距離(碟穆綽克除外，該地距中國主要公路的南端不到二十英里)。
但陸軍即便對這樣有限的和防禦性的任務，也感到力量不足。當時在拉達克只有查謨和克什米爾民兵團 [ 註：這是一支在本地招募的輕裝備的部隊。這支部隊在一九六二年的戰爭中打得很出色，因而轉為正式部隊，並更名為拉達克偵察部隊(Ladakh Scouts)。 ] 的兩個營——既沒有正規部隊，也沒有支援火力。當時沒有通向西部邊境地區的公路，該地區內部也沒有公路。從斯林那加(Srinagar)到列城之間的築路工程，在一九五四年就開始了，四年之後又停頓下來，等候關於該工程開支方面貪污問題的調查結果。要到列城，只有一條騾子走的小道，或靠空運。列城和楚舒勒二地還有飛機跑道，而其他地方只能靠空投供應。當時根據西部軍區的估計，除了已在該地區的兩個民兵營以外，它還需要一個旅團(五個步兵營加上支援火力)。
提出上述要求一方面是根據這樣的情報：就是說中國在該地區已經集結了一個團的兵力(相當於印度的一個旅)，外加包括某些裝甲部隊在內的支援火力；同時中國的公路網已向前延伸得很遠，這也使中國部隊在供應和調動上都佔有很大優勢。西部軍區要求在一九六O年內調來四個營，在一九六一年再調來一個營。
一九六O年五月，國防部在克里希納·梅農主持的一次會議上作出決定，要陸軍在從什約克(Shyok)通向北面的古時商路上佔據陣地，並在儘可能靠近喀喇昆崙山口的地方建立一個哨所。在完成上述任務后，將試探沿奇普恰普河谷向東進行巡邏的可能性。在目前，要對未被佔領的地區進行巡邏；但部隊應避免衝突，如果同中國人遭遇，就向上級報告對方的陣地，而不要企圖趕走對方。這個決議可以說是朝著貫徹前進政策的方向作了某種試探，但還遠遠不是明確的和需要立即採取行動的訓令。
這樣的訓令第一次出現在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外事秘書蘇·杜德(S.Dutt)簽署的一份文件中。文件指出：並沒有限制印度方面派出巡邏隊(尼赫魯在同周恩來的會談中，當然是避免了承擔這樣的義務)；所承擔的唯一義務是避免邊境衝突。因此，文件建議在西段應採取更加積極的巡邏政策；部隊應避開中國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區，根據已知的情況，中國人尚未立足，就應毫不猶豫地跨越中國主張線進入那些地區巡邏並建立哨所，但無論如何，仍應命令部隊不得對中國的哨所和巡邏隊使用武力。
這份文件送交給國防部，國防部又轉給了陸軍總部，但在以後的三個月內下達給部隊的命令中並沒有傳達這個精神。在杜德簽署了文件后的第四天，陸軍總部發給西部軍區的一份電報中事實上又重申了過去下達的命令。電報說，政府的政策是保持邊界的現狀，「堅守現由我方控制的，在國際邊界我們一方的陣地。至於說到有爭議的地區，則應維持過去一個時期來存在著的現狀」。根據這項政策，陸軍還必須「對於無爭議和(或)未被佔領的地區施行有效的控制，[並且]阻止對我國領土的進一步入侵」，電報接著寫道，「這在某些情況下就要求向前進行巡邏，並且在我們目前的防禦陣地的前方建立新的……哨所」。電文在關於實際行動部分的結尾，命令部隊必須避免同中國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只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能開火。陸軍總部的電報，一方面反映了杜德的文件中要求在西段進行更積極的巡邏的措詞，同時又審慎地刪掉了它的核心，即要求印度部隊進入中國所主張的領土。陸軍總部的指令只提到「無爭議和(或)未被佔領」的地區——這就是說，是指那些在中國主張線以外的印度方面還沒有建立哨所或派遣巡邏隊進入的地區。
從一九六O年八、九月間陸軍總部下達的一些新指示中，可以推斷出印度政府曾催促軍方，要他們在西段的巡邏向前推進。訓令通知西部軍區，可以派遣巡邏隊進入中國所主張但尚未佔領的地區，「以便弄清楚中國入侵的範圍，[並且]保證不使中國部隊向至今尚未建立固定哨所的地區繼續推進」。這份電報規定要實施前進政策；但它是說可以做，而不是說必須做。是否派遣巡邏隊進入中國主張的領土，將由西部軍區根據戰術上和後勤上的考慮，斟酌決定。印度政府在發出指示時沒有充分考慮到軍事因素，因此，陸軍總部在執行政府指示方面顯然是採取了拖延的態度。
陸軍總部在向西部軍區下達上述新指示的同時，也向文官們提出了警告，指出政府所催促執行的向前推進巡邏的做法，在軍事上將招致嚴重的風險。在參謀局遞交給國防部的一份文件中指出：政府所要求的向前推進巡邏的做法，將招致中國方面的強烈反應，「可能使目前處於平靜狀態的國際邊界，變得沸騰起來」。它接著講到：運輸和給養方面的巨大困難，妨礙了增派新部隊，陸軍以其現有的有限兵力，將不可能有效地對抗中國的大規模入侵。(當時，蒂邁雅仍擔任陸軍參謀長，這份文件是由當時的參謀局長萊·普·森(L.P.Sen)中將執筆的。)
國防部把這個警告轉達給外事秘書，他就評論說：「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五月份做出的決議到現在還沒有付諸實行。」陸軍總部受到了質問，要他們解釋為什麼對政府的一項重要和緊急的指示，在執行上表現拖拉。
無論在當時或在以後的時候，文職人員——包括官員和政界人士在內——都沒有能夠理解後勤決定著陸軍的能力，而且沒有充分考慮對方做出反應的可能便制定政策。對於外交部、內閣秘書處和國防部的官員們來說，他們所認為是被中國非法佔領的西段領土問題，基本上是個政治問題，運用政治手腕就可以把中國人趕走。他們不象軍人們那樣，把前進政策看做是對一個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國家所進行的軍事挑戰，而是把它看作一種微妙的外交手法的必要的和有形的延續。他們認為，採用和平的，甚至是非暴力的方法，派出巡邏隊巡邏有爭議的地區，並在這個地區插滿印度的旗杆，就可以不放一槍地——除了偶然發生的小衝突外——把阿克賽欽搞回來。文職人員們對軍人們的因循拖拉表示不滿，而且當陸軍總部及其下屬提出由於運輸和給養上的困難，文官們要求部隊執行的任務根本無法完成時，他們感到不快和不能理解。這一切不只反映了他們確信中國方面不會做出有力反應，而且也反映了他們對一切軍事問題的完全無知。一位曾任國防秘書的有聲望的印度文官說過：「印度文官們對軍事問題是完完全全無知的……這是一個不言自明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印度政府，包括文官和政界人士在內，對於軍事和技術問題都沒有經驗(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軍事和技術問題已成了英、美文官訓練內容的一部分)。印度文官對軍事和技術問題缺乏經驗，再加上國大黨政客們從印度獨立前承襲下來的那種對軍人的疏遠和不信任，很可以說明他們為什麼不能把政治上的決定同軍事上的因素結合起來，終於導致了邊境戰爭和印度的潰敗。 [ 註：印度人接受了這個教訓。在一九六五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短期戰爭中，政治和軍事領導之間就結合得很好。 ]
由於文職人員對軍事問題的無知而產生的更直接的後果，就是他們不理睬軍人們所提出的警告和異議，認為它們是別有用心的和毫不相干的，甚至指責軍人辦事拖拉、缺乏堅韌不拔的精神。一九六一年初，尼赫魯為了對付議員們的批評，在議會中聲稱：西段的軍事形勢已變得有利於印度。當時負責西段的軍長維爾馬將軍從報上看到了這段消息后，立即上書給他的上司塔帕爾將軍，指出總理的講話不符合當前的事實。維爾馬在後來寫給塔帕爾將軍的報告中又多次重申了這一點，並要求把他的信件轉呈陸軍總部備案，藉以表示他與總理所提出的關於軍事形勢的那種令人誤會的樂觀看法毫無瓜葛。塔帕爾要他撤回他的信件，告訴他說：政府充分了解西段的真實情況，尼赫魯的講話只不過是說給公眾聽聽而已。但維爾馬依然堅持。
此後不久，萊·普·森中將出任東部軍區司令，道拉特·辛格(Daulat Singh)中將任西部軍區司令，這樣，維爾馬就被超越了。象他那樣資歷的軍官被超越，按照傳統習慣是要提出辭職的。於是，維爾馬立即遞交了辭呈。接著，就出現了一些不利於他的流言蜚語，導致了前面講過的正式調查。文職情報人員把維爾馬的檔案從頭到尾細細地翻閱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足以定罪的內容。但維爾馬的退休金卻被扣押了一年未予發放，直到他親自向尼赫魯申訴后才付清。這個事件的教訓是十分清楚的：敢講話的軍官受到打擊；不吭氣的或看上級眼色說話的人受到賞識；而那些耿直和愛提意見的人則不受歡迎。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一批軍官接管了陸軍總部，他們對文職人員的要求百依百順，並下定決心置軍職的基本規程和據而提出的一切意見於不顧。從此以後，印度政府就聽不到來自軍隊中下層的日益急迫的警告和抗議，而迅速地奔向災難了。
不管文官們和政客們在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間的要求和態度怎樣，這些要求還是在嚴酷的事實面前碰了壁——或者說在拉達克東北部難以通過的高山峻岭面前碰了壁。西部軍區要求在一九六一年底以前必須調來五個步兵營到西段，結果只有一個營按期調來。這個營(第八廓爾喀聯隊第一營)於一九六一年夏調來后，印度在西段的兵力只有三個營(其中兩個營是民兵)，沒有支援火力，統一受駐防列城的一個旅部指揮。這幾個營所建立的哨所和工事仍然是沿著陸軍總部一九六O年二月下達的命令中所規定的一線——除碟穆綽克一地外，都沒有跨越中國主張線。政府要求向前推進的壓力，遭到有關軍區的抵制，他們不願把部隊派往他們無法得到接濟和支援的地段去。在維爾馬將軍指揮負責該地區防務的第十五軍期間，只是碟穆綽克周圍的某些哨所有所推進。一九六一年春維爾馬辭職后，在喀喇昆崙山口下一個叫斗拉特別奧里地(Daulat Beg Oldi)的地方建立了一個原來他反對建立的哨所；而這個地方也還是在中國所主張的領土之外。直到這時前進政策仍不過是個行動意圖而已。
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印度在西段的兵力經過極大的困難才稍有加強，但與中國對比，它的地位則發生了急劇的、不利的變化。當時，印度的公路還沒有修到列城(一九六一年十月運輸隊第一次試驗性地通車到這個地方，在此以前部隊給養全靠空運或騾馱)，而中國人修築的公路支線已到達他們最西部的哨所。中國人施工處的地形相對平坦，並擁有充分的勞力和築路裝備。新德里把中國人在阿克賽欽的加緊活動看做是一種帶有挑釁性質，甚至是威脅性質的發展。除了某些軍人之外，沒有任何人曾經想到中國人會對印度的外交姿態和軍事集結——雖然是小規模的、緩慢的——做出反應。看到了這種可能性的一個軍人後來曾提醒政府：阿克賽欽公路是中國的一條重要戰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動威脅到它，即便是遙遠地威脅到它，中國將會做出強烈的反應。 [ 註：見本章下文 ]
到了一九六O年底，印度軍事情報部門對中國在西段的兵力重新作了估計，認為中國的兵力為一個師，還有一些裝甲部隊，此外中國的公路網和摩托化運輸使他們具有高度的機動性。於是，西部軍區向陸軍總部提出，為了遏制中國的威脅，需要部署一個整師的印度部隊。
需要的是一個師，而印度能部署的軍隊只有一個正規營和兩個民兵營。中國集結的速度和力量，遠遠地超過了艱難行進的印度人，這種情況突出地說明了前進政策在軍事上是不現實的——但印度政府看不到這一點，還是繼續催促推行這個政策。
印度政府要推行這個政策，並不是由於公眾的壓力。在一九六O年四月新德里高級會談的高潮過去之後，公眾對於邊境爭端的興趣就冷下來了。六十年代是印度困難不斷增加的年代。獨立初期的那種勇往直前的樂觀情緒和對國家前途的高度信心，很快地消失了，政府和公眾在一九六O年面臨著許多比中國人出現在人跡難到的阿克賽欽荒原更形迫切的問題。印度人稱之為「分裂傾向」的某些地區和部族要求獨立性，使新德里開始感到憂慮。經過長期的騷動之後，中央政府做出了讓步，把它曾希望能保持使用兩種語言的孟買邦劃分為二，但堅決反對錫克族人自己建立一個邦的要求。 [ 註：一九六六年底終於同意了這個要求。 ] 在東北部，那加族人繼續進行著要求分治的游擊戰爭；在南印度出現了反對以印地語作為全國官方語文的騷動；克什米爾問題倒還平靜，但遠沒有解決。第三個五年計劃剛剛開始；人們在頭兩個五年計劃提出時所具有的信心，現已喪失殆盡；這種信心現在只能在計劃規定的指標上還有所反映，但人們對這些指標的實現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外交事務方面，一九六O年九月同巴基斯坦簽訂了印度河水條約，這似乎表明：只要雙方懷有誠意、耐心和進行公平的調解，最棘手的爭端也終能得到解決。但在條約簽訂后尼赫魯和阿尤布的會談卻說明克什米爾依然是問題的核心，在這個問題上印度所願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讓步，仍然遠遠沒有達到巴基斯坦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尼赫魯的會談使阿尤布深刻地認識到：希望說服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同意達成某種可接受的妥協方案是不現實的，從此印、巴關係不斷惡化，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爆發了戰爭。
在這個時候以前，巴基斯坦及其西方盟國一直滿懷希望想在次大陸搞聯合防禦。這種想法早在印、巴分治的時候就產生了，當時曾考慮要成立一個永久性的聯合防禦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尼赫魯還在制憲會議中講到：「聯合防禦的問題，對於印度和巴基斯坦雙方都是個重要的問題；當條件成熟的時候，政府將樂於考慮這一問題。」但當一九五九年，阿尤布總統提出了聯合防禦的建議時，情況已大有變化，尼赫魯馬上就打掉了這個建議，反問道，「聯合防禦嗎——防什麼人？」
在阿尤布的建議中沒有公開說出的含義是：只要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妥協(這就意味著至少要把克什米爾河谷讓給巴基斯坦)，那麼，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可以結束爭端，並協調雙方的防禦政策；這就足以使印度感到整個聯合防禦的念頭是荒唐的。此外，巴基斯坦又是中央條約組織和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國，因而在尼赫魯看來，任何引向聯合防禦的行動，都將導致同西方集團的掛鉤，從而損害印度在對外關係上的基本立場。在巴基斯坦看來，這個念頭本身同樣是不現實的：巴基斯坦認為，只有印度是對它造成威脅的國家，正如印度認為對它造成威脅的只有巴基斯坦一樣。阿尤布總統所提出的「聯合防禦」的建議，只不過是巴基斯坦用以哄騙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玩的一個把戲，這些人喜歡把幾個相互聯結的防禦條約想象為沿著中國邊境而建立的強大而又能遏制的鎖鏈。巴基斯坦提出的聯防建議不過是要說明：由於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不妥協態度，給共產黨進攻整個次大陸提供了機會——事實上，儘管巴基斯坦是一些條約組織的成員國，它同印度一樣認為這種可能性是遠非現實的。
一九六O年新德里高級會談后，中印邊境起初比較平靜，只出現過一些孤立的和微不足道的事件。但這些事件也成為雙方相互提出正式抗議的根據，雙方都指責對方破壞了兩國總理關於避免摩擦的協議。雙方也抗議對方飛機越境。北京說，飛越印度東北部高空的不是中國飛機，而是從曼谷起飛的美國間諜飛機 [ 註：在一九六一年中期，有這樣的一架從福摩薩起飛的飛機在緬甸上空被擊落。 ] ；中國方面又轉而抗議印度飛機飛越阿克賽欽。新德里拒絕了這個指責，但並沒有否認它，因為對印度政府來講，在阿克賽欽中國佔領的領土上空進行偵察飛行，不能被認為是侵犯了中國領空。
兩國在邊境的對方地區定居的國民，也嘗到了爭端的惡果。在西藏的印度商販和放債人感到障礙愈來愈多；印度指責說，被認為是印度國民的克什米爾穆斯林受到了刁難和恐嚇。中國回答說，這些人除非自願選擇印度國籍，應當作中國人看待，並否認有任何人受到虐待——參與了最近的暴亂的人除外。中國就某些居住在加爾各答和噶倫堡的中國人被驅逐出境一事，提出指責；印度回答說，被驅逐的幾個住在印度的中國人，曾從事於損害印度國家利益的活動。印度在中國駐噶倫堡的商務機構周圍布置了崗哨，駐西藏的印度商務機構以及根據一九五四年協定進行旅行的印度官員，也遇到愈來愈多的困難。八月份，印度政府驅逐了新華社記者，並封閉了新華社在新德里的分社，說新華社記者「不是從沒有什麼地位的報紙、就是從反對政府的報紙……選用批評性的評論並突出報道與政府相反的意見」，因而他的報道所描繪的印度的形象是片面的。 [ 註：這是印度政府到目前為止所驅逐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一名外國常駐記者。政府官員對被認為是消極甚至是反印度的報道雖然感到不快，但是不使這種不快發展為制裁。新德里對外國記者來說還是個最自由的首都之一。 ] 印度抗議中國有關當局沒收了一名印度香客所攜帶的草藥；中國回答說，這些藥品有很大的毒性。中國提出，印度哨兵曾舉槍威脅一名前往噶倫堡中國商代處送豆腐、進行正當的買賣的商販。印度回答說，最後還是讓那個商販進去了。
雙方官員會晤審查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這是一九六O年四月高級會談的唯一成果——於六月中旬在北京開始，九月在新德里繼續進行，十一月-十二月在仰光舉行了另一次會晤后結束。正如尼赫魯所預見到的，雙方提出了兩種相互矛盾的報告，報告雖然篇幅很長，但不過是對雙方在外交信件中已經闡述了的論點的加工和修飾。在上述會晤中，中國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份標明他們對傳統習慣線走向的看法的地圖，這份地圖同周恩來所說正確地標明了西段習慣邊界的一九五六年的地圖是不一致的。印度人抗議說，這份新地圖對他們的領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兩份地圖間的差異被稱為「偷偷摸摸進行繪圖上的侵略」，此後，新德里又在其外交爭論中和宣傳中，就中國的「一九五六的要求」和「一九六O的要求」之間的差異大做文章。
一九五六年的中國全圖是個小比例圖，邊界線又畫得很粗，線本身按比例就佔有約十英里的寬度。這張圖 [ 註：一九五六年的中國地圖已收印在《印度北方邊境圖集》(一九六O年新德里出版)中，為圖集中的第三十八張圖。一九六O年的中國地圖見《官員報告》第二六四頁對面附圖。可以指出，有時兩國政府在邊界問題上取得協議后，雙方地圖若放在一起比較，仍可能有顯著差別。中國和巴基斯坦邊界協議的雙方附圖就是個例證。只有對邊界進行了聯合勘測以後，才能指望雙方的地圖完全一致。 ] 標出的中、印邊界西段，是從喀喇昆崙山口走向東南(而不是印度所主張那樣大體走向東北)。一九六O年官員會晤中，中國方面提供的地圖肯定了這個走向，它所標明的邊界是從喀喇昆崙山口沿著喀喇昆崙山的主脈走向東南，而不是象印度所主張的那樣翻過崑崙山脈走向北面。但如把這兩張圖疊放在一起比較，也可以看出兩圖在這一段邊界標記的走向稍有差異。由於這是兩張不同的地圖，使用不同的比例，這樣的差異是當然會有的；這種差異可以是由於兩圖在測繪上的差別而產生——譬如說，在兩張圖上連接兩地的同一條線所經過的經緯度可能稍有不同。一九六O年的中國地圖也是個小比例圖，畫出了中、印邊界全線各段；中國提出的理由是，由於他們所畫的只是一條「傳統習慣線」，而不是一條正式劃定的邊界線，所以只能標明大體近似的邊界走向，否則是不現實的。印度人則堅持他們所主張的邊界線是絕對的、確定的，並且斷然地、詳細地標明了他們的主張線，同時又指出兩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不同意味著中國目前的態度曖昧隱晦，有意在今後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
中國早些時候(一九五六年)的那份地圖上並沒有、而且從它的性質來看也不可能標明精確的邊界走向，中國所說的「傳統習慣線」在圖面上的唯一明確的表達，就是一九六O年那份地圖。因此，印度以兩份地圖的嚴格對比為根據，指控中國不斷提出愈來愈多的領土要求，這種作法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也是缺乏根據的。
雙方在一九六O年官員會晤中，都提供了不少地圖，支持各自的主張。西方的製圖家所繪製的地圖過去和現在都具有世界範圍的影響，但是他們的地圖對印度邊界的畫法，或是直接地以印度測量局的地圖為依據，或是間接地依照牛津大學出版社或《泰晤士報》印行的，被認為是權威的地圖集的畫法。因此，為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地圖廣泛刊載的、約翰遜-阿爾達所主張的超越喀喇昆崙山的印度邊界，出現在本世紀中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地圖上——也繼續出現在到目前為止刊行的地圖上。另外一些製圖師則採納了一九五四年後印度對於中印邊界西段的畫法。至於說到東段，英國人很長時期沒有把麥克馬洪線刊印到自己的地圖上，後來一般在製圖中也延續了這種作法。這使得尼赫魯所寫的那本《印度的發現》(一九四六年)書中所採用的地圖，也是把東北邊界劃在山麓小丘之下，而且根本沒有標出麥克馬洪線。中國人在他們的論辯和宣傳中對此做了不少文章，這是可以理解的。
從邊界爭端的角度來看，大多數已發行的地圖都沒有很大的作為確證的價值；這些地圖更多地反映了某製圖師——或某政府——對於邊界應該在哪裡的看法，而不是邊界確切走向的客觀資料。只反映印度對邊界看法的地圖目前廣泛流行，可能是由於印度政府禁止了不根據它的看法標明邊界走向的書籍入口——而對不少書刊的銷售來講，印度的確是個不容忽視的市場。
一九六O年高級會談之後，關於邊界爭端是非問題的論辯也沉寂下來；到了當年年底，又在中國和緬甸簽訂的邊界條約問題上重開爭端，雙方就此問題交換了一系列措詞尖銳的照會。這是中國為解決邊界問題所簽訂的第一個條約(當時中國同尼泊爾已達成諒解，但還僅只是處於正式協議的階段)，因此，它是值得研究的。 [ 註：有關中緬解決邊界問題的分析，可參看多蘿西·伍德曼所著《緬甸的形成》(The Making of Burma)，倫敦Cresset一九六二年出版；以及達夫尼·惠塔姆(Daphne E.Whittam)在《太平洋事務》季刊(Pacific Affairs)第34卷第178頁和加塔特(N.M.Ghatate)在《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一刊中所撰文章。 ] 此外，它和中印爭端也是有聯繫的。
緬甸從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是印度的一個行省，從那以後到緬甸獨立前又是作為一個單獨的殖民地受英國的統治。英國在緬甸的邊界問題上，與它在次大陸的其他的邊界問題上不同，比較順利地同中國達成了協議。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些條約，以及英、中兩國一九四一年交換的照會，確定了邊界的中段和南段的大部分；但北段，也就是大約從北緯二十五度到中、緬，印三國交界處，並未劃定。麥克馬洪線延伸到北段的部分地區，但中國既沒有承認麥克馬洪線的這一段，也沒有承認在它西面的麥克馬洪線的主體。一九四八年，中國國民黨政府通知新獨立的緬甸政府說，緬甸地圖上所標明的邊界是不能接受的(它也同樣地通知了印度)。一九五O年，緬甸向北京的新政府提出建議，要求談判邊界問題。中國人把它拖了下來。一九五五年，緬甸部隊在瓦邦(Wa State)邊境地帶追擊逃竄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時，同執行同一任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發生衝突，從而使這個問題變成急待解決的問題。緬甸認為瓦邦以及在北緯二十五度以北的一大塊，是自己的領土，中國在自己的地圖上認為這是屬於中國的。雙方有爭議的地區共約七萬平方英里。緬甸要求中國將部隊撤出瓦邦，退到英國人一九四一年提出的邊界線外，中國人回答說，他們不承認這條線——雖然國民黨政府曾同意過這條線。
這樣，緬甸和中國就面臨著四年以後印度和中國所面臨的同樣局面。中國的地圖對緬甸認為是屬於它的一大片地區提出了要求(同緬甸本身的面積相比較，這片地區的確很大，超過了緬甸領土的四分之一)，北京否認英國人過去企圖確定的邊界，主張邊界必須重新談判。一九五五年的衝突，是比後來朗久和空喀山口交火事件規模更大的衝突，顯示出危險。但緬甸並沒有象印度後來那樣，指控中國侵略，把緬甸國旗插到英國所主張的邊界上，拒絕談判；相反地，緬甸總理吳努於一九五六年訪問了北京，尋求解決。他發現：中國斷然否定過去同英國達成的邊境協議，而在事實上卻準備就以英國所建議的邊境線作為談判的基礎。中國所不能接受的是包含在「不平等條約」中的這些邊界線的來源，這些條約是英國強加給中國頭上的，而不是英國所建議的邊界走向本身。北京並不願接受這樣的劃線，中國在歷史上也的確反對過這樣的劃線(甚至在一九三五年把爭端提交國聯)；但獨立的緬甸繼承了英國的主張，而緬甸政府又是同中國友好的，因此北京準備以此作為談判解決的基礎。
中國提出了吳努稱之為解決中緬邊境全程的一攬子交易。中國建議：兩國邊界在北部沿著麥克馬洪(當然，沒有提到這個討厭的名字)所划的線；然後通過薩爾溫-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嶺，聯結到同英國簽訂的條約中已劃定的邊界。中國對處於英國建議線緬甸一側名叫片馬地區的三個村莊，提出了要求，並說緬甸從英國繼承下來的對「南碗指定區」(Namwan assigned tract) [ 譯者註：按即「猛卯三角地區」。 ] 保持的「永租」的舊有安排應予廢除，因為它違反時代精神。中國人說，他們所設想的關於南碗地區的新安排是仍讓緬甸佔有該地，因為中國注意到聯結緬甸兩個省份的一條重要公路經過該地。緬甸方面則應象英國人一樣，承認中國長期以來對片馬幾個村莊的要求是合理的。吳努在把中國的一攬子建議提交議會討論時說，這是一項公平合理和切實可行的建議。
但在兩國外交交涉中，對這項一攬子建議的解釋發生了分歧。中國同意把南碗地區讓給緬甸，希望緬甸給與大小相當的地區做為交換；中國還主張片馬村莊應是包括約一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區，而緬甸說它只有五十六平方英里。這時緬甸的政治輿論已開始在邊境爭端的問題上喧嚷起來，吳努的迴旋餘地也受到了限制，直到一九五八年奈溫將軍奪取政權以前，談判沒有取得新的進展。奈溫上台後重開談判，他在其他方面都堅持了其前任的立場，只是同意以一塊大小相當的地區交換南碗地區。他表示願親往北京，達成協議。在北京談判五天後，奈溫在一九六O年一月二十八日簽署了邊界協議，協議肯定了緬甸獨立以來所尋求的邊界線；協議的邊界線，除了幾處微小的差異外，就是英國過去所主張的邊境線。 [ 註：中國肯定了一八九四、一八九七和一九四一年同英國簽訂的協定，並接受了在最北部麥克馬洪線的走向。中國讓出了南碗地區，並放棄了根據一九四一年協定所賦予的，可在邊境的緬甸一方開發某些礦產的權利。緬甸方面則讓出了片馬地區五十九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在一九四一年線緬甸一方毗鄰中國的一塊土地，這樣，根據中國人的說法，就「調整了[班洪和班老]部落轄區被一九四一年線不合理地分割為中國和緬甸兩部分的狀態」，這個地區約六十五平方英里，和南碗地區的面積相同，雙方對有關地區界限的不同看法將由聯合邊界委員會解決，委員會將測量、劃定邊界，並起草邊界條約。 ] 奈溫讚揚了中國人和他自己在解決一個「將近一百年沒有能夠得到解決」的問題時的政治家風度。後來，吳努(他在此後不久又重任總理)又頌揚了中國領導人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所表現的「善意和諒解」。周恩來後來講到，中緬邊界問題要比中印之間的問題複雜得多。
中國人立即指出這個協議對那些「尋求合理地解決其邊境爭端的亞洲國家」所提供的教訓；北京的《人民日報》接著問道：「中國和緬甸之間能夠辦到的事情，為什麼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之間不能辦到？」但當奈溫將軍在北京簽署了一個條約，表明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的走向時，尼赫魯卻仍然拒絕同周恩來會見討論中印邊界問題。
印度忽視了緬甸和中國的協議對於印度自己的邊界爭端所具有的積極含義，而且直到一九六O年十月這個協議變成了正式條約之前，沒有對它發表過評論。 [ 註：中緬邊界的勘界、劃界工作進行得很快——雖然那裡的地形使這項工作變得十分艱巨——在吳努再一次訪問北京參加一九六O年十月一日國慶典禮時，條約已制定完畢，等待簽字。 ] 緬甸和印度接壤，因而中緬邊界的西端必然成為中印邊界的東端；由於中印邊界爭執未決，這就給中、緬雙方在起草上造成了問題。 [ 註：中國和巴基斯坦解決它們之間的邊界問題時，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中巴邊界與巴基斯坦-阿富汗邊界，即杜蘭線相接，而阿富汗對杜蘭線是有異議的。 ] 他們設法避開了這個問題，在條約的措詞上只提到他們的共同邊界的「西端」，而未標明它的位置。但條約有一個附圖，在圖上這個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了；每一條線——除非是圓圈——最終都要有一個終點。條約的附圖標出中緬邊界的終點在底富山口(Diphu Pass)，與麥克馬洪線的劃法一致， [ 註：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德里由英國和西藏兩方代表簽署的地圖上，清楚地標明了底富山口，地圖的比例是一英寸等於八英里，麥克馬洪所划的線恰好穿過底富山口。 ] 這看來是給予了印度堅持以麥克馬洪線作為中印邊界的主張以新的有力論據。但是印度不單是抓住這一點，而且爭辯說，三國交界處不是在底富山口，而是在底富山口以北五英里！ [ 註：這個矛盾產生於英國人改變主意的結果。麥克馬洪原來的劃線是穿過底富山口，但後來的測量表明，對英國來說，在它以北五英里的塔盧山口(Talu Pass)是更好的邊界地形。因此，英國地圖就開始把邊界畫為穿過塔盧山口。照尼赫魯說，緬甸在一九五七年接受了這點，但中國人主張，他們雖然準備以麥克馬洪線為事實上的邊界線，但只是麥克馬洪划的那條線，而不是英國人和印度人所修改的線。 ] 與中國在其同緬甸的協議中接受了麥克馬洪線這個事實對照來看，這就離題過遠，但印度依然指責中緬條約附圖把三國交界處標錯了，「對印度的領土完整有著不利的含義」。北京回答說，只有等到有關三方都願意合作，換句話說，只有等到印度同意通過友好談判「求得邊界問題的合理解決」時，三國交界處的位置才能確定。
就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所交換的照會，只是使印、中兩國間的僵局更加突出。印度重申，它同中國之間的邊界不容談判，聲稱邊界是已確定了的，「無需進一步或正式劃定」。中國回答說，「這種……拒絕商談，企圖將它們片面主張的邊界線強加於中國的態度，實際上是拒絕解決邊界問題」；它警告說，只要印度堅持這種態度，並繼續進行「無理糾纏」，中國就「絕不能」從自己原有立場「作絲毫退讓」。
中國心平氣和並且公平合理地同它的其他鄰國解決邊界問題，這使印度的立場顯得理虧。北京戳到了這個疼處：
既然緬甸政府和尼泊爾政府能夠通過談判同中國友好地解決了邊界問題，既然巴基斯坦政府也……協議了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為什麼印度政府不能同中國政府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呢？這樣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確實是有些使人為難的。但是，對中國惱火是沒有用處的。
既然同其他一些國家的邊界問題的解決提高了中國的聲譽，因此在當時就有人爭辯說，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有人示意說，中國簽署這些邊界協議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使印度為難。這種解釋是產生於這樣的一種看法，即認為中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根據某樁事本身是否合情合理和實際可行，而是別有用心或懷有惡意的。對這樣的解釋就無從反駁了。
當中國同巴基斯坦開始了邊界談判的時候，印度人的憤慨達到了頂點；這不只是再一次使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態度令人反感，而且也削弱了印度在克什米爾爭端上的地位。中國對巴基斯坦所提出劃定邊界的建議，開始是採取了審慎的態度。這個建議是佐·阿·布托(Z.A.Bhutto)先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率領巴基斯坦代表出席聯大回國后提出的，在聯大期間他同緬甸人的接觸使他深信，北京的確準備同那些具有同樣願望的鄰國求得邊界問題的合理解決。但巴基斯坦的建議提出后，過了兩年多中國才做出答覆。
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大君(Maharajah)曾一度對巴基斯坦同中國的邊境地帶(從阿富汗到作為中印邊界起點的喀喇昆崙山口)享有名義上的宗主權。自一九四七年大君歸屬於印度后，印度就對這一地帶提出了要求。這個要求是法律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某些有關的地區從來就不是克什米爾本土的組成部分，也不能設想這些地區會在事實上變成印度聯邦的組成部分。儘管如此，雙方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同時宣布為了發展友好睦鄰關係和維護邊界安寧，準備劃定邊界的時候，中國和巴基斯坦(後者出於自己方面的原因) [ 註：巴基斯坦的立場是：查謨和克什米爾是它同印度之間有爭議的領土，這個問題應根據該地區人民的意願，由聯合國主持公民投票決定。因此，巴基斯坦並不主張，目前為它所控制的毗鄰中國的這部分領土已在法律上構成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雖然在事實上是把它當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來對待的。 ] 都採取了一絲不苟的做法。他們把雙方的邊界描述為新疆和「由巴基斯坦控制其防務的地區相接壤的」一段邊界；並聲明雙方將達成的協議是屬於臨時性質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解決了克什米爾爭端后，如有必要可重新進行談判。這樣，簽約雙方就避免了在克什米爾歸屬問題上承擔義務。而印度的立場是：克什米爾大君的一切領地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克什米爾的爭端是不存在的；要討好印度政府的都必須同意這個觀點。印度這一次的反應特彆強烈，因為新德里一直認為中國在克什米爾爭端的問題上是偏向印度一方的。
印度對中國提出抗議說，「巴基斯坦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共同邊界」，並指控要在法律上屬於印度的領土上劃定「一條不存在的共同邊界」的建議，是「為了達到中國近數年來一直追求的侵略印度的目的的一個步驟」。(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季當中，新德里和北京之間外交信件來往中所使用的語言已經變得很激烈。)此外，印度接著說，「在這一段沒有邊界爭端……」並宣布他們將否認中、巴之間的任何邊界協議。 [ 註：以前，巴基斯坦曾從反面警告安理會說，「無論是印度或是中國，對於有爭議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領土所採取的立場或所做的任何調整，都是無效的」。自由克什米爾(巴占區)主席卡·哈·胡希特(K.H.Khursheed)說，如果中國「瞞著查謨和克什米爾人民」同印度達成任何協議，將「意味著對印度的擴張主義政策給予道義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該邦印占區總理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Bakshi Ghulam Mohammed)則警告印度政府說「克什米爾人和拉達克人將不會接受對拉達克領土的任何割讓」。中、印邊界爭端和印、巴對克什米爾爭端之間的相互糾纏，將使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更加複雜化。現在中國將會堅持，在克什米爾歸屬問題解決前，中國同印度對邊界西段可能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是屬於臨時性質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就等於默認印度對克什米爾的主張，從而會犧牲中國同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而另一方面，如果印度簽署這樣一個臨時性質的協議，就等於自行放棄它長期來堅持的主張——就是說在一九四七年克什米爾邦的大君歸屬於印度時，克什米爾的法律地位就已最終地解決了。 ]
北京在復照中悻然地質問印度「是不是在製造了中印邊界糾紛之後，也希望在中巴之間出現同樣的糾紛呢？」事實上，對這個問題的扼要回答應該是「是的」。自從一九六O年以來，印度政府就一直企圖教訓巴基斯坦，在北方邊界的問題上對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目的是要巴基斯坦採取與印度同樣的立場。正如尼赫魯所說的，「我們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曾以友好的態度對待巴基斯坦政府，因為我們認為在這個邊界問題上，他們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應該同我們正在採取的行動一致起來，而不應該相互矛盾」。印度的立場是：從阿富汗到喀喇昆崙山口之間這一段邊界，已為習慣、傳統和條約所劃定，因此，它也同中、印邊界一樣，不能成為協商的題目。印度要巴基斯坦追隨它的做法，否認邊界爭端的存在——這就是說，堅持要中國接受巴基斯坦對邊界的主張。
相反地，巴基斯坦同意了中國的看法，即認為兩國邊界從未正式劃定，並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開始談判。(並非偶然的是，在同一天中國同它另一鄰國蒙古簽訂了一個邊界條約。)在進行了一番巴基斯坦代表稱之為吃力的但是合理的談判之後，兩國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共同宣布，已經完全「取得了原則協議」，並建立了有關的程序著手進行簽訂邊界條約的準備工作。 [ 註：中巴聯合公報發表的時間，正是印度代表團抵達拉瓦爾品第擬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爾問題進行一系列會談的時刻，很多人推斷中國選擇這個時間發表公報，是為了對這次微妙的外交談判製造障礙。事實上，倒是巴基斯坦外長布托先生說服了北京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發表聯合公報，他是希望這個巴、中友好親善的見證，將促使美國加強對印度的壓力，使之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妥協。不管美國施加多大的壓力也達不到上述目的，這個策略，同談判本身一樣，都失敗了。 ]
第二年三月簽訂的條約，劃定了巴基斯坦同中國之間的邊界，這條邊界的大部分都是循著一八九九年英國向中國所建議的邊界線。新線同一八九九年線的最顯著差異是有利於巴基斯坦的，使巴基斯坦在從星峽爾山口(Shimsal Pass)到穆斯塔格河(Muztagh River)之間的一段，取得了一條跨過喀喇昆崙山的邊界；這個地區是洪扎享有放牧權的地區之一，過去是屬於中國管轄的，北京把這個地區給予巴基斯坦意味著後撤，同時也是背離了指導其他地區劃界的分水嶺原則。這樣，巴基斯坦放棄的只是地圖上的要求，而中國卻在實際上讓出了約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領土。
巴基斯坦和緬甸一樣，也發現了中國在邊界談判中所堅持的只不過是要以邊界並未正式劃定為出發點(就中、巴段的邊界來講，就連印度也不能為自己的主張找出條約上的根據)；而在此之後，就準備同它的鄰國取得妥協，決定一條為雙方都能接受的邊界線。
這裡提到中國同緬甸和巴基斯坦 [ 註：中國同阿富汗、尼泊爾和蒙古都分別簽訂了邊界協定。中國在邊界方面其他懸而未決的主要問題，是解決同蘇聯的邊界問題。一九六O年周恩來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在地圖上有很小一點點差別，很容易解決。」這種樂觀看法很快就落空了。 ] 如何解決邊界的情況，打斷了前面的敘述。現在要回過頭來，從一九六一年春天講起。在一個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讀者看來，印度官員所提出的報告是支持印度主張的浩瀚文獻。它也大大加強了尼赫魯的信心，滿以為它會使中國看出自己的錯誤所在。他在八月對人民院說：「我不能設想，他們讀了這份報告卻不感到自己的立場軟弱無力。」為了要了解中國的立場是否有所改變，外交部秘書長拉·庫·尼赫魯(R.K.Nehru，尼赫魯總理的侄兒)在他從蒙古返國途中，曾奉命去北京，見到周恩來。他發現中國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中國仍然準備著——實際上是渴望著——同印度談判解決邊界問題，而且再度暗示在談判時，中國將同意麥克馬洪線。但中國不擬接受印度所主張的西段邊界。印度既然堅持西段邊界既不能妥協又不能談判，因此解決邊界的道路依然不通。
外交部秘書長曾到北京討論邊界問題的消息傳出后，在印度又觸發了過去對尼赫魯的猜疑，怕他不惜任何代價地主張和平，怕他為了渴望解決邊界問題而對中國姑息，把被認為屬於印度的領土奉送給中國。印度總理只好拿出他那老一套的辯解，再度告訴人民院說，「會談並不意味著談判。」他甚至說，外交部秘書長之所以去北京只是因為從蒙古回國最方便的路線是經過北京。
在尼赫魯和周恩來的會晤中，對於發表官員報告以後的下一步行動未作決定。除了相互提出外交抗議、指控和譴責之外，政治僵局仍然繼續。地面上的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前進政策還沒有實行；陸軍繼續抵抗政府要他們向中國所主張的領土推進的壓力。一九六一年三月，陸軍總部解釋說，由於空運的限制，擬派往拉達克的那個旅不可能派去；目前在該段的小股兵力只能阻止中國軍隊越出他們的主張線(對方並沒有打算要這樣做的跡象)和防衛列城。四月，陸軍接著警告說，拉達克的供應情況萬分困難，陸軍甚至連防衛這一地段也力所不及。當時署理參謀局長職務的考爾將軍(蒂邁雅仍然是陸軍參謀長)在寫給國防部的一封信中說：「按照目前的狀況，不得不承認，如果中國軍隊想在他們所選定的地點大舉入侵我國領土，我們將無力抵擋。」六月，參謀局提出：除非空軍能把當月計劃向拉達克空投物資的數量增加兩倍，陸軍最近所設立的哨所中，有幾個將不得不撤退。
一九六一年夏天，印度陸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維持著一條哨所和巡邏線，該線全程幾乎都同中國在西段的主張線相距很遠。線的極南端是例外：印度軍隊在碟穆綽克——在中國主張線內，北京稱之為巴里加斯(Parigas)——設立了一個哨所並曾於一九六一年從那裡派出巡邏隊。八月間北京指責了上述行動以及印度越過斯潘古爾(Spangur)湖附近的中國主張線進行巡邏的行為，說這是印度「任意在中國邊境地區進行武裝挑釁和擴大非法佔領範圍」。新德里復照反駁說：中國所說的地區是屬於印度的，「所謂印度軍隊到印度領土的一部分去就是在進行侵犯，這種說法顯然是荒謬的」，印度在其境內為保衛其領土而採取的措施與中國無關。
同月，尼赫魯對人民院說，「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發現[中國]進一步侵略。」但到了十月間，印度在遲遲回答中國的抗議時，卻又指責中國「最近多次入侵」。照會列舉了十一件事例，其中只有二件是在一年內發生的，而且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一件提到對方侵入八十碼)，而其他的事例又講得含糊。中國認為印度這些指責是企圖為自己向前推進位造借口。但印度接著舉出了中國設立的三個新哨所，並說它們都在印度領土之內，「確鑿地證實了中國人進一步的侵略」。這個指責的消息公布后，在印度就爆發了猛烈批評政府的高潮，人們憤怒地責備政府未能阻擋中國咄咄逼人的蠻橫的推進。印度政府認為中國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要求同一九六O年提出的要求之間有差異；印度報紙和反對派就據此責備政府讓中國推進到一九六O年要求的邊界線。他們在地圖上把據說中國新近設立的一些哨所用線連結起來，包括的面積估計就有二千平方英里，他們於是就指責政府把這麼大的一片土地喪失給中國。尼赫魯爭辯說：「這是可笑的，這並不是事實。」凡是中國人佔領一個新的據點，他們「只是在這個據點的附近實施某些權力」，但並不是影響到那麼大的地區。他的批評者並不信服。一位人民同盟的議員說：「他們推進了十英里，這就是說，十乘一百，就等於一千平方英里的邊境地區。」
所說的中國的新設哨所有兩個是在庫爾納克堡廢墟以北，照尼赫魯的意見，它們是「確實在國際邊界上」，就是說，在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上。 [ 註：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在這個地點上是穿過庫爾納克堡，而不是沿著自然地理特徵而行。甚至把印度主張的疆域畫得很大的那些地圖，也把庫爾納克堡畫在中國領土之內很遠。例如，根據印度測量局一九三八年地圖而繪製的美國陸軍繪圖處第五類(Series V 502，NI44-9)。 ] 十一月間當議會就中國新哨所提出質問時，他承認「這些哨所究竟是在邊界線這面的一、二英里地方，還是在那面的一、二英里地方，他還不十分肯定，因為在這些山脈縱橫的地區很難確切說出邊界線究竟在哪裡。」尼赫魯這麼一承認，就引起了反對派議員的叫嚷：「那末，這些哨所必定是在我們這邊。如果有疑問的話，那就顯然在這邊。」這是怎麼推理的，不太清楚，但尼赫魯卻接受了這種看法。他說：即使這些哨所確實是在國際邊界上，也是「侵略心理……和侵略行動的標誌」。他這句話的含意是：印度把哨所設在它所認為的國際邊界上是很正常的，而中國即使將哨所設在印度所主張的邊界上也是「侵略的」。
尼赫魯陷進了印度政府自己造成的困境之中。印度指責中國「重新入侵」，議會就要求政府解釋為什麼讓中國把手伸得那麼長。為了替自己辯護，免遭有失職守的指責，尼赫魯又力圖縮小中國推進的範圍，指出兩年來中國只設立了三個新哨所；如果講推進的話，只是比以前的陣地稍為推進一些。他要人們注意印度的反措施：「我們在拉達克已設立了半打以上的新哨所，都是重要的哨所。」但是這番話卻引起人們譴責他因循自滿，他的批評者也可以據此而說他是在縮小中國的罪行，所以他又不得不轉過來，說即使中國的新的推進是很小的，即使在某個地區中國人並沒有明顯越過國際邊界，中國仍然是在進行侵略。這是尼赫魯的特點，聽了批評者的反對意見就隨風轉舵，結果，他自己的提法也就逐步更趨極端——可能比他原來的打算更為極端。
印度指責中國建立的第三個哨所是在奇普恰普河谷。它成為一九六一年在總理辦公室召開的一次關鍵性會議上的重要議題。參加那次會議的人，除尼赫魯外，還有梅農、新外事秘書馬·賈·德賽(M.J.Desai)、新陸軍參謀長普·恩·塔帕爾將軍、考爾、情報局長馬立克(B.N.Malik)和其他官員。這次會議產生了一項實行前進政策的新指令。
外交部的官員和馬立克從中國在奇普恰普河谷設立新哨所這件事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是有目的地向前推進，把佔領地區擴展到它所主張的邊界。陸軍參謀長塔帕爾說，雖然他的部隊在九月間第一次看到這個哨所，但不可能判斷它是在什麼時候設立的。馬立克卻堅持說，那是在一九五九-一九六O年之後設立的。他爭辯說，中國有意要推進到他們的主張線，但是凡遇到駐有印軍的地方，即使只有十幾個人，中國人都會避開。所以，他建議陸軍應迅速推進以填補真空，否則，中國軍隊幾個月內一定會把真空地帶填滿。馬立克的看法是，印度越過中國的主張線設立哨所，對方除了提出外交抗議之外，不會有其他的反應——肯定不會採用武力。外交部的官員也同意這種看法。
十一月二日會議所產生的指令中，有關軍事行動的幾段如下：
(1)關於拉達克，我們要從目前的陣地朝著國際邊界儘可能地向前推進巡邏。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設立我們的哨所，以阻止中國繼續向前推進，並制止中國利用他們已在我國領土建立的任何哨所來進行控制。在這樣做的時候，除進行自衛的必要外，必須避免同中國軍隊發生衝突。
(2)在北方邦[即中段]和其他的北部地區，沒有象在拉達克那樣的困難。因此，我們應按照實際可能向前推進，把整個邊境地帶加以有效佔領。如有任何空隙，必須以進行巡邏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彌補之。
(3)鑒於軍事行動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許多困難，應沿我國邊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駐紮於前沿哨所後面適當的地方，以便使這些哨所能夠得到後勤供應，並一旦得到通知，就能立即開赴邊界以恢復那裡的局勢。
這幾段話的措辭和先後次序，反映了會議上兩種觀點的爭執情況，表明意見分歧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只能在兩種相反的行動方針中作出選擇：不做好準備就立即向前推進呢？還是先集結兵力(這必然是遲緩的)，然後再大大向前推進呢？在指令中，這兩種行動方針都有所反映，但立即採取行動的冒險主義的方針反映得較強烈些：「關於拉達克，我們要儘可能地向前推進巡邏……」。然後又照顧到軍人們提出的「軍事行動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許多困難」；接著表示讓步說，「應沿我國邊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
根據處理問題要有輕重緩急的正確原則，一個謹慎的指揮官有充分理由把指令中所講的幾件事情的先後次序顛倒過來，暫不在拉達克進行巡邏和設立哨所，而是先集中主要兵力以支援這種向前推進的行動。西部軍區的道拉特·辛格將軍正是一位這樣謹慎的指揮官，這可從他過去所提出的推行前進政策的必要條件的意見中看出來。但他沒有機會選擇那條比較正確的方針。在發給有關的兩個軍區指揮官的命令中，關於集結手中兵力的字樣全部被刪掉。塔帕爾將軍十二月五日發給西部和東部軍區的信件中說，政府最近審查了在邊境進行巡邏和設立哨所的政策，並作出以下的決定：
[在拉達克]我們要從目前的陣地朝著我們所承認的國際邊界儘可能地向前巡邏。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建立更多的哨所；新哨所的位置應能阻止中國人繼續前進， 並能控制中國人已在我國領土上建立的任何哨所。
把這裡加著重點的那句話和原來的指令第一段對比，就可以看出原來指令中含糊的地方已經去掉，概念更強化了。塔帕爾在信件中繼續寫道，「執行這一『前進政策』時，除非進行自衛的必要外，必須避免與中國人發生武裝衝突。」下一段講到中段和東段，是重複了政府指令的第二段。但這封信最後寫道：
我認識到在拉達克和邊境其他地段實行這項新政策，將需要進行大量的軍隊調動，隨之而來的還有後勤供應方面的問題。我要求你們根據政府的新指令精神重新估計你們的任務，特別是涉及增加後勤供應方面的問題。你們在這一方面的建議要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送交給我。與此同時，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採取上面所說的行動。 [ 註：政府指令的原文以及塔帕爾致各軍區傳達上述指令的信件都沒有發表過，但本書作者都看到了。從這裡開始，我在敘述中，將大量引用未經發表的材料。參看序言。 ]
前進政策於是就成為陸軍總部頒布的絕對命令，要下面立即貫徹。
對於這項極端重要的政府指令為什麼要進行有意的竄改，其解釋只能得自推論。很顯然，從檔案中找不到任何文字記載的解釋。可以注意到的第一個線索是，根據尼赫魯對前進政策的設想，集結兵力以支持這一政策的執行，是整個計劃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十一月底他在人民院中講到，「問題在於組織強有力的武裝小隊，每隊人數比較少，派去佔領一個地方，或把對方從該地趕走……後面要有強大的基地去支持他們。」另一次，在十二月初，當尼赫魯在議會中拒絕了有人提出要他採取他認為是冒險主義的行動時，他給這種行動所下的定義是，「採取某些行動而沒有支持這種行動的基地。」他接著說，「這對我們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他們都很勇敢、優秀，使他們處於那種境地是不公平的；而且，採取某種行動，而又不能予以支持，結果是半途而廢，這對國家也是不公平的。」看來可以肯定，對於前進政策指令的竄改，並不是出於尼赫魯的命令，大概還是背著他乾的。
到了這個時候，陸軍總部已換了全套班子。考爾自三月以來就署理參謀局長的職務，到了仲夏，塔帕爾就任陸軍參謀長，接著參謀局人事上也有了不少更動，考爾親自選拔了一批人員和他共事。陸軍後來對參謀局這一時期的工作進行了檢查，發現這一時期內參謀局越來越忽視系統的規劃和協調工作，而這些正是參謀局的職責所在，又是「適當的軍事行動、態勢和布置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則出現了「憑靈機一動和假想推斷辦事因而漏洞百出的情況，而不是先進行細緻的軍事考慮，然後採取有計劃的行動」。參謀局玩忽本職，又不斷干預下屬單位的軍事行動，它的這種做法也影響到整個軍事系統。從一九六一年年中起，參謀局的工作方向和質量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只能以考爾出任新參謀局長和任用了他所挑選的一批軍官的人事變動來解釋。
考爾也贊成對中國採取進攻姿態，這從前進政策指示擬定以前，他署理參謀局長時給國防部的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建議：「中國採取了一步步西進侵入拉達克邊境的政策。制止中國這種政策的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就是不時地給以打擊……例如，當我們發現他們的巡邏隊處於戰術上對我有利的地位時，就不妨來個短促出擊，造成殺傷或捉拿俘虜，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一建議並沒有被採納；但考爾的進攻思想，看來是從前進政策指令中刪去集結兵力階段的最可能的原因。
梅農在這個時候(一九六一年十月至十一月)也主張要陸軍採取更積極的對付中國的方針。這時印度即將舉行大選，印度政治舞台上的鬥爭日益激烈。在這種背景下，反對派對政府的指責就格外尖銳、格外響亮，而政府也更加敏感。文職官員同陸軍勾心鬥角已進行了一年半之久，這些因素的出現，使他們更感到有燃眉之急。文職人員深信，中國軍隊在遇到人數很少而且只攜帶輕武器的印度軍隊的前進偵察時，也是會退讓的。因此他們就不理采軍人們從戰術方面提出的反對意見。陸軍根據自己的情報所做出的估計，認為印度如採取任何行動侵犯中國所佔有的有爭議的西部地區，中國軍隊必會做出強烈的反應；此外，也不能根據敵人不會做出反應的假定來制定軍事計劃，這是一條戰爭的根本原則——也是常識的根本原則。當蒂邁雅還是陸軍參謀長時，軍人們的抵抗是不能壓服的，因為如果迫他過甚，他就可能直接找到總理甚或提出辭職。但從一九六一年年中開始，陸軍總部中同文職官員打交道的那班人，要末就是贊成政治的因素將阻止中國作出強烈反應的那種假定，要末就是隨大流的。塔帕爾本人並不抱上述見解，然而他多次提出的不能排除中國會採取報復行動的警告，只是為了備案，而從來沒有真正堅持過。說話算數的人是考爾。一九六一年中，抱有同文職官員相同想法和態度的軍人擔任了關鍵職位。文職人員同軍人之間的有關政策的直接鬥爭，就以前進政策佔上風而告終。代之而起的是陸軍總部與下屬各單位之間的鬥爭，但軍事紀律使得在這場鬥爭中贏得勝利的只能是陸軍總部。
在印度政府草擬其前進政策指令的同一天，中國對印軍從碟穆綽克向前推進一事提出了抗議。中國照會說：「中國政府懷著十分不安的心情，注視著印度軍隊向中國邊境地區的節節進逼。並且不能不感到印度方面的這種行動，是要製造新的糾紛，並且要以武力來實現其在中印邊境地區的擴張。」如果中國邊防部隊沒有奉命避免衝突，印度的「粗暴破壞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動，可能已經導致十分嚴重的後果。「中國政府有必要指出，如果印度政府把中國的上述克制和容忍的態度當作軟弱的表示，那將是十分錯誤和危險的」。新德里在答覆中，堅持說印度哨兵是在本國領土內巡邏，並拒絕了中國的抗議，說它是對印度內政的無端干涉。
印度認為它所主張的一切領土，事實上都是印度的領土，中國對印軍在那裡所採取的行動無權指責。北京在另一件照會中，指出了印度這種說法的含義。中國說，這種邏輯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十分危險的」。如果應用到邊界的東段(中國認為該段的真正邊界是在喜馬拉雅山南麓，而所謂麥克馬洪線是非法的)，那麼「中國政府完全有理由派遣軍隊越過所謂麥克馬洪線，進駐到從喜馬拉雅山脊一直到在南麓的廣大地區」。客觀地說，這個論點是公平合理的。全部中印邊界都是有爭議的。既然印度拒絕中國屢次提出的雙方維持原狀的建議，而又在有爭議的地區的一段繼續不斷地向中國佔有的領土推進，那麼，如果中國在另一段也同樣向印度佔有的領土開始巡邏和設立哨所，印度也就沒有提出指責的正當理由。
但是印度在邊界問題上早已失去了客觀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的論點不是合乎邏輯的論點，而是進行不斷侵略的威脅。在印度看來，根本不存在邊界爭執。尼赫魯在幾個月以前對議會解釋說：「照我們的想法，邊境上的糾紛完全不是一場爭執，也許這是用詞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爭執。當我們為某樁事爭論時，這是一場爭執。但是我的論點是，由於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在這件事上的立場是沒有疑問的，因此，這就不是一場爭執。就我們來說，我們很清楚這不是一場正常的爭執，而是對我國的領土提出的一種要求——這塊地方是我們的，我們深信它是屬於我們的。」因此，對中國關於形勢發展的邏輯的見解，可以置若罔聞，對中國多次的警告，可以斥為侵略者的威脅而不予理睬——由於印度深信中國的警告是虛聲恫嚇，就更可以輕易抹殺中國的警告。印度政府的不談判政策，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使印度走上了同中國發生對撞的道路。隨著前進政策的執行，總要碰到相撞點。但印度仍然深信在這場巨大的「膽量比賽」(Game of Chicken)中，最後扭身逃跑的將是中國。
一九六一年末的前進政策指令，並不是印度當時在領土問題上準備採取單方面有力行動的唯一表現。此外還有一個果阿問題。一九四七年英國離開了次大陸。法國在一九五四年交出了它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那一小塊殖民地。但葡萄牙仍留在果阿及各葡屬飛地(enclaves)——這些領土都在西海岸，從十六世紀初葉起就屬於葡萄牙。印度的外交壓力未能使葡萄牙放棄果阿，葡萄牙當然也從來沒有想讓果阿人獨立。一九五五年，印度企圖以他們對英國行之有效的辦法來強行解決。一批不合作主義的示威者越過邊界進入果阿；但當葡萄牙警察看到人數太多，捕不勝捕的時候，他們就開了槍，打死了幾個人，打傷了許多人。之後，印度同葡萄牙斷絕了外交關係，但葡萄牙還是留在果阿。一九五五年的開槍事件在印度引起的公眾憤慨逐漸平息下去，到了一九六一年葡萄牙仍留在果阿的事實，雖然令人感到痛心，但並不是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印度政府說過要把果阿併入印度，但好象同時也說過不使用武力實現上述目的，而且在這方面，印度政府並沒有受到重大的政治壓力。
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大選前夕，印度政府由於被人指責為屈從於中國而感到惱火，很想採取軍事行動以表示其決心。前進政策還造不成戲劇性的結果(總之，造不成印度所期望的那種效果)，從各方面因素來考慮，在果阿這個行動舞台上收效會更大。十月，亞非國家討論葡萄牙殖民主義問題的座談會在新德里召開，代表們向參加座談會的印度代表尖銳地指出：如果讓葡萄牙在果阿的統治繼續下去，他們就認為印度並不是真心實意地獻身於反殖民主義事業。印度人宣稱非暴力是更為崇高的事業。這就引起別人的反駁。他們說在葡萄牙殖民地，非暴力只會引起鎮壓和屠殺——印度人回憶不合作主義的示威者遭到屠殺的情景，就無法否認這個論點。尼赫魯後來講到，這次座談會「使我們想要考慮一下別人的意見，探索一下[對於果阿]能夠做的事情」。座談會結束后，他就馬上在孟買舉行一次群眾大會說：「重新考慮應採取什麼方式把果阿從葡萄牙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時候已經到了。」
接著事情就按著大家熟悉的格式進行下去。一方面尼赫魯宣稱印度已忍無可忍，另一方面，政府又利用印度報刊——它們在這方面是盲目地跟著走的——發動一場宣傳攻勢，講什麼葡萄牙正在屠殺自由戰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提供的武器在果阿堆積如山，對印度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葡萄牙想要同巴基斯坦勾結，這就使得「果阿問題比印度同中國的邊界爭端還要來得緊迫」。接著果阿邊境事件就開始發生了；這些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但印度卻把它當作不能容忍的挑釁，抓住不放。十二月初，印度軍隊開往果阿邊境，其人數如此之多，行動如此倉促，以致引起了印度北部和西部鐵路交通的脫節。印度把大約一個師的兵力擺在果阿周圍，待命進攻，接著更嚴重的邊境事件不斷發生，直到葡萄牙當局為了避免邊境衝突將其邊境哨所後撤，情況才有所緩和。
看來尼赫魯那時還沒有下定決心入侵果阿，他當時的確還沒有下達這樣的命令。尼赫魯感到十分苦惱，再度陷於猶豫不決的狀態，這在他的性格中是極為突出的。他聽任那些比他果斷堅定的人推動事態向前發展，直到勢不可擋的地步。這樣，他就使自己扮演了一個本來可以不那麼糟糕的角色。當侵入果阿的政治和軍事準備正在加緊進行的時候，尼赫魯還在申明他自己和印度反對使用武力，認為談判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唯一方法，並說：「我的整個靈魂都厭惡戰爭思想。」到了十二月，印度政界大肆叫嚷要求派兵打進果阿。關於這塊殖民地情況的宣傳令人刺耳，而且是無奇不有的。外國記者們在潘吉姆(Panjim [ 譯者註：果阿首府。 ] )的幽靜的路旁咖啡館里，一面喝著冷飲，一面聽著全印廣播電台的報道，說該城已宣布宵禁，葡萄牙總督在逃，從印度去的「果阿突擊隊」正在進行巷戰。尼赫魯的遲疑不決持續了二十五個小時。好多天以來，美國大使加爾布雷思教授一直企圖使尼赫魯打消入侵念頭。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見到總理時，把他的論點講得很有力，終於把這位總理阻止住了。加爾布雷思離開后，尼赫魯告訴梅農說，他所批准的在那天午夜出兵果阿的命令應再度暫停執行——在此以前已經兩次改變了進攻日期。梅農回答說，要收回成命已為時過晚，軍隊已開始前進了——雖然事實上當時軍隊尚未開動。
考爾是參謀局長，實際上等於總理的私人軍事顧問。他在計劃果阿軍事行動以及幫助尼赫魯克服其惶惑不安的問題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的自傳中詳細敘述了尼赫魯對國外不利的評論感到很煩惱，在最後的時刻把考爾叫去，問他如果取消這次軍事行動印度將會有什麼反響。考爾回答說，這對文武官員的士氣將產生毀滅性的後果，並建議不要理睬外國的意見。他說，尼赫魯「勉強地同意了」。考爾的評語倒還恰當。「尼赫魯最後之所以被說服採取這一行動，大概是因為他認識到印度人民期望他解放果阿。他認為如果他不採取行動……印度人民和武裝部隊都將對他失去信心。」梅農雖然對尼赫魯很愛戴，但他後來對尼赫魯在果阿軍事行動上的動搖，卻作出一個更難堪的解釋。他說：「你知道，尼赫魯的性情很複雜，果阿行動粗俗殘暴，這點他不喜歡，但行動的成果他卻要享受的。」對尼赫魯所起的作用有一個較為厚道的，也許是最公平的判斷是說：尼赫魯「老病交加，精疲力盡，就聽憑人家把他一步步地逼到很難擺脫的境地。你可以說他不是口是心非，但你不能說他沒有失敗」。
印度佔領果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如果任何政府出來譴責，人家就會提醒他們自己也干過同樣的勾當。正如肯尼迪總統致尼赫魯信中所說的：「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有很大的本領使自己相信他們所進行的某一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然而果阿事件之所以更多地遭到物議和令人感到不快，是因為印度——尤其是尼赫魯——一貫主張絕對不應該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現在，印度人卻堅持說，佔領果阿毫不違背他們所提出的國際行為準則。國內批評他們政府的行動的人確實很少，印度報紙和廣大政界輿論是熱烈支持政府的。尼赫魯向肯尼迪哀訴說：「為什麼一定要用最難聽的語言去譴責使我國人民歡喜若狂的事情呢？」
對印度政府處理同中國的爭端來說，果阿行動有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含義。它表明尼赫魯會被推到一系列毫無轉圜餘地的行動中去，同時表明他對激昂慷慨的政界輿論會如何地遷就，即使這種輿論所提出的主張與他自己的本性背道而馳。它也表明印度政府決定政策的過程是何等的混亂和主觀，佔領果阿的決定，象前進政策一樣，並不是由內閣作出的。它也證明了印度對使用武力的態度具有兩重性——抽象地談論或別人使用武力時它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當印度在它認為是自己領土的爭端中使用武力時，在政治上和在道義上就都是正當的了。一家政治刊物概括了印度對於佔領果阿的見解：「印度並沒有進行侵略，因為自一九四七年以來，我們一直認為果阿是我國的合法領土……把非法侵佔我國部分領土的入侵者趕出去，這並不是侵略。」
這種態度顯然也使用於同中國的邊界爭端。在果阿軍事行動后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尼赫魯，印度現在是否打算對中國採用武力。他回答說：「當然，我們是可以使用武力的。我們應該在適宜時機加以使用。」內政部長夏斯特里也明確表示同樣的意見。他在競選大會上說：「如果中國不肯從它所佔領的地區撤出，印度將不得不重複它在果阿所採取的行動。印度一定把中國軍隊趕出去。」有些政客為果阿事件所陶醉，開始叫嚷要把巴基斯坦從克什米爾趕走，把中國從阿克賽欽趕走。當時的國大黨主席桑吉瓦·雷迪(Sanjiva Reddy)說：「印度決心不久就把在印度領土上的巴基斯坦和中國的侵略撤除掉」；不能以克什米爾的停火作為永久的解決方案，被巴基斯坦佔領的克什米爾必須「解放」。
從軍事方面看，果阿戰役用了一個師以上的兵力，加上海軍和空軍的支援。戰役暴露出陸軍裝備上的許多缺陷。由於葡萄牙對於佔壓倒優勢的印軍並沒有進行有組織的抵抗，果阿戰役並沒有考驗印度軍隊和他們指揮官的能力。印度部隊有的缺少步槍和輕機關槍，也有的缺少無線電台或無線電台所需的電池及其他通訊工具。陸軍還長期缺少皮靴。有一個營半數士兵在整個戰役中是穿著帆布球鞋的。這些情況在陸軍內是廣泛談論的話題，但有關情況在印度卻很少透露出來，人們把果阿戰役當作是赫赫武功加以頌揚。銷路很廣的《閃電》周刊(Blitz)還稱它為「我們最得意的時刻」。
如果說，政府把注意力轉移到果阿問題上的目的之一是要降低政界要求對中國立即採取行動的熱度的話，那末，這種打算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印度在果阿戰役中輕易取勝，自然就助長了對中國取得同樣輝煌勝利的希望。一名印度新聞記者把佔領果阿比做是「門口站著一頭老虎卻在廚房裡踩死一隻老鼠」。這位記者不是說不該踩死老鼠，而是責備政府沒有抓到老虎。印度人真以為果阿戰役的迅速結束，反映了印度軍隊的戰鬥精神很旺盛(而不是由於葡萄牙人沒有抵抗)，這也就更容易使人們相信政府所提出的關於印度軍隊情況是良好的保證。
由於克里帕拉尼來到孟買爭奪梅農的選區，陸軍和其他軍種的情況就變成為一個非常突出的競選的題目。一九六二年一月尼赫魯到孟買為梅農進行競選。他吹噓說：「梅農擔任國防部長以來，我國國防部隊第一次成為一支非常強大、和非常有效率的戰鬥力量。我是深知內情才講這番話的，看誰能駁倒我。……我們的國防部隊第一次有了新的精神和現代化的武器。」尼赫魯常常用這樣的語調講話，他多次向議會和公眾保證說，陸軍和其他軍種比獨立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並且已準備好隨時迎擊對印度的領土完整和尊嚴的可能的挑戰，即便應付巴基斯坦和中國的聯合進攻，也是綽綽有餘。當批評者用姑息和軟弱等字眼描繪印度的邊界政策時，尼赫魯說這種政策是有實力基礎的耐心和合乎人道主義的決心，這是因為考慮到如果亞洲兩個巨人發生戰爭對人類將引起災難性的後果。議會中的批評尼赫魯的人在辯論時雖然也會反駁他的看法，但在心眼裡還是接受這種看法。對政府的國防政策批評得最厲害的人們也是自相矛盾地和自豪地相信印度陸軍雖有他們所指責的那些弱點，但只要放手讓他們干，他們很快就可以把中國教訓一頓。由於軍人們不向外透露他們向政府所提出的指責和憂慮的詳情，因此批評者對於陸軍的缺陷究竟有多大，是沒有概念的。 [ 註：陸軍缺六萬支步槍，七十門反坦克炮，二百門二英寸口徑迫擊炮。炮彈的供應量低到危急的程度。需要五千台戰地無線電台，以數千英里計的電線，三萬六千個乾電池。如果把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出產的車輛算作過時的話(絕大部分是不合作戰要求的)，陸軍就缺少載重一噸的卡車和載重三噸的卡車各一萬輛。有兩個坦克團因缺乏零件而不能作戰。 ] 尼赫魯相信在一場地方性的衝突中印度軍隊將打敗中國——他如何能夠把這種信念堅持到最後是不大容易解釋的；但考爾或許還有其他一些高級軍官肯定是一直向他灌輸這種想法的。
果阿這一場小表演，使被煽動起來的印度的民族熱情得到滿足，但沒有使印度片刻離開那個念念不忘的中心問題——同中國的邊界爭端。尼赫魯說過，對印度說來，這比一百個果阿更為重要。
在前進政策的指令作為命令下達給兩個軍區以前，陸軍總部就已開始發出前進巡邏的命令。十一月二日政治指令擬出后，莫名其妙地拖了五個星期，才於十二月五日發出陸軍總部對該指令進行過修改的、把指令具體化的電報。總部的命令寫得很詳細、具體。指定哪一部隊在什麼時候出動，走哪一條路，在什麼地區設立哨所——在正常的情況下，這些都應留給基層部隊去斟酌決定。關於巡邏和哨所地點的選擇等問題，都是由考爾和他的參謀局軍官會同情報局局長馬立克、副局長鬍賈(Hooja)有時還有外事秘書德賽等磋商作出決定的。從一開頭在命令中就講明哨所應選在能夠控制中國哨所的那些地點。
在西段的前進政策
遵照這些命令行事，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冬季就在西段派出很多小股印軍從他們的各個主要據點出發向東推進。高入雲霄、寸草不生的大山使這些部隊只能在山谷里行動，因為需要有可供空投的平地，空軍才能把供應物資空投給他們。該地區的一般高度在一萬四千英尺左右；巡邏隊攀登的山口，有的高達一萬六千英尺。當地氣溫與北極圈相似，而印度軍隊的冬衣既不夠暖和，又供應不足。稀薄的空氣迫使士兵自己只能攜帶很少的東西，騾子在這樣的高度沒有多少用處，而且騾子也很少。在當地條件下，唯一可依靠的運貨牲口是氂牛，但又沒有。一切給養，經常包括飲用水在內，都要靠空投。
當前進政策開始實行時，以列城為基地的第一一四旅下屬部隊只有三個營——一個正規營，兩個民兵營。這些部隊要負責長達二百英里以上的防線，從喀喇昆崙山口起到碟穆綽克以外幾英里。他們奉命儘可能向前巡邏，在理論上，他們負責的範圍達到東面一百英里以上在昆崙山上的印度主張線，該線位於冰天雪地、空無人煙的阿克賽欽荒原的東面——空無人煙，就是說，除了中國人之外再沒有別人。
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冬季，是兩國外交交涉比較平靜的時期。北京對印度的前進政策再度表示抗議的照會是在三月一日收到的。這一照會認為印度向前推進的巡邏和設立哨所是「蓄意要用武力來實現印度政府向中國提出的領土要求」。這就引起了一系列外交照會的來往。在這些照會中，雙方各自重申自己的立場。這些照會本質上同過去的差不多，但有的語調和側重點和過去有所不同。把這些照會內容概述一下是有好處的。
北京的看法是：中國始終堅持通過友好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並竭力主張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雙方應該共同維持邊界現狀。雖然印度拒絕了雙方各自後撤二十公里的建議，但中國已單方面地在邊界的自己這一邊二十公里以內停止巡邏。印度政府的立場卻截然相反。印度拒絕談判，並繼續向前推進，開始是在中段和東段，後來是在西段，同時印度對中國人出現於歷來就是在中國管轄之下的地區(這一地區自一九五O年以來就是新疆與西藏之間的重要陸路通道)大叫大嚷，指控中國進行侵略。中國主張麥克馬洪線不是合法的邊界線，但中國仍沒有越過這條線，也不要求印度從麥克馬洪線與山麓——中國主張的傳統習慣邊界線在山麓——之間的地區撤退。印度宣稱它願意和平解決，但「印度政府的所謂和平解決，就是要中國從自己的領土上撤出，這實際上就是根本否定和平解決」。同樣地，印度宣稱它願意維持原狀，但實際上拒絕維持原狀，並再度要求中國撤退。「任何通情達理的人都可以判斷，採取這種僵硬和威脅的態度是註定解決不了問題的。……否定維持原狀和拒絕談判，就是拒絕和平解決。印度的行動方針是極危險的和可能引起嚴重後果」；但「就中國方面來說，談判之門總是開著的」。
新德里的看法是：中印邊界早已解決了；它得到數百年傳統和習慣的認可，而且幾乎全線都得到有效的條約和協定的確認。近年來，中國進行了系統的和不斷的侵略，並「試圖用無理的領土要求為非法侵佔尋找根據」。印度願意「維持現狀」，但只有中國首先從印度領土撤退，從而恢復現狀，這點才能做到(「現狀」在這裡意味著「原狀」)。中國的撤退是舉行談判的先決條件。即使舉行談判，也只能「在邊境幾個地區相互作一些微小的調整」。至於印度向前推進，那「是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維護印度領土的完整，是印度政府的合法權利，也無疑是它的責任」。印度是「致力於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的」，中國軍隊從「印度的領土」撤出，將在恢複印中之間的友誼方面邁出一大步。
印度就這樣重申它拒絕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並且點明印度所能同意舉行的談判，只限於討論沿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作一些微小的調整；即使要進行這樣的討論，也必須以中國撤出印度所主張的領土作為先決條件。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在另一次外交照會的交換中，把本來是為著鞏固印度和中國的友誼，並給亞洲和世界作出榜樣的潘查希拉協定——有關西藏通商和交通協定——全部埋葬了。中國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的照會中，提醒印度：一九五四年的協定將於六個月內滿期，並建議締結一個新的協定來代替原有的協定。北京沒有提及邊界爭端，認為這兩回事截然不同；北京希望談判締結的這樣一個新的協定能和緩中印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且為解決中印之間其他問題開闢道路。這正是印度在其他場合所提倡和採取的處理問題的態度。例如，它經常勸巴基斯坦把克什米爾爭端擱在一邊，友好地解決其他問題，以便改善一般氣氛。但這一次，新德里卻拒絕在中國從印度所主張的領土撤出前舉行新協定的談判。北京說，這是「橫暴地要中國屈服的先決條件」。一九五四年協定所要保護的通商，現在已名存實亡。雙方都說它是為對方的管理條例和軍事布置所扼殺。協定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期滿。印度從西藏的亞東、噶大克和江孜撤退了商務代理處，中國也從噶倫堡和加爾各答撤退了商務代理處。
這時，前進政策也開始不聲不響地推行。印度設立了若干居高臨下控制著中國陣地的小哨所，有的就設在中國陣地後面的小路或公路的兩側。參謀局的理論是：這樣就會切斷中國交通線，迫使中國最後不得不撤出他們的哨所。反映印度官員和參謀局人員當時意見的印度報紙和新德里的外國記者，在年初就預言陸軍不久將採取步驟迫使中國撤出阿克賽欽。中國多次提出警告說，如果印度繼續向前推進，就會引起「嚴重的後果」，而且語氣越來越嚴重，但尼赫魯都置之不理。他向議會解釋說，中國因為印度在中國哨所的背後設立了哨所而感到不快，並且讓那些認為中國語氣包含有危險性的議員們不要擔心。他說，「雖然[中國]照會威脅說他們可能採取一切步驟，但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果他們果真採取那些步驟，我們就準備好對付他們。」六月，尼赫魯再度叫議會放心，他說西段的形勢，「比以前更有利於印度了」。
這個時候，又有一個步兵營(賈特聯隊第五營)開進拉達克，並奉命向前推進。和其他三個營一樣，該營也分散成為駐守哨所和巡邏的小隊。到了仲夏，印度在這一段設立了約有六十個哨所。與之相對峙的是中國的一個整師。這意味著中國軍隊在人數上同印軍的比例超過五比一；但兩者間實際作戰能力的差距就更大了。這不僅因為中國軍隊是集中的而印軍是分散的，中國軍隊可以乘坐卡車而印軍只能步行；還因為中國軍隊有一切的正規的支援火力，而印度的第一一四旅卻只有一個中型機關槍排。人們可以看到中國把重迫擊炮和無後座力炮對準印度哨所。中國步兵也都配備有自動步槍。印度的最重型武器是三英寸口徑迫擊炮，大部分哨所連這樣的迫擊炮也沒有；士兵配備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所使用的零點三零三英寸的李安菲德步槍。 [ 投筆從戎註：李-恩菲爾德No.1系列，很可能是SMLE No.1 Mk.III/Mk.III*型。這種步槍雖年代古老，相比它的對手AK-47(或56式)而言火力密度較低，但精度高、射程遠、威力大，惡劣自然環境下甚至更加可靠耐用；在有經驗射手或訓練有素的士兵手中，手動的李-恩菲爾德步槍是一種令人生畏的武器。 ] [ 註：一九五三年印度開始設計一種本國出產的自動步槍，到一九五六年製造出幾種類型供試用。步槍適合陸軍的要求，軍需局決定進行生產。一九五八年三月三軍參謀長會簽了一個文件上呈給由梅農擔任主席的軍工生產委員會。該文件提出的計劃是要在四年內全部以印度的自動步槍裝備陸軍。但對這一建議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直到一九六二年邊境戰爭的最後階段，印度軍隊才收到幾十支自動步槍，還是美國和英國贈送的。 ] 印度的哨所不過是排甚至是班的陣地，這些陣地是在地面上挖得很淺的聯在一起的一些兵器掩體(即使在夏天，地面幾英寸以下也不解凍)。部隊住的是帳篷，或是用木箱和降落傘搭起來的棚子。他們所需的一切供應物品都依靠空投。
一九六二年初，中國開始在地面上作出強有力的反應，凡是印度設立控制著中國據點的哨所的地方，中國就立即在印度哨所的周圍構築更多的據點。四月間，北京通知印度說，在西段，即自喀喇昆崙山口到空喀山口這一段，中國正恢復一九五九年一度停止的邊境巡邏；並警告說，如果印軍繼續向前推進，中國將在中印邊界全線恢復巡邏。照會描述了在奇普恰普河谷的印軍如何在中國哨所的兩面設立據點並「逼近中國哨所，進行挑釁」(印度陸軍顯然沒有理由去責備那些執行前進政策的部隊缺乏熱情)。北京說，如果這種挑釁行動繼續下去，中國部隊將不得不被迫實行自衛，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都必須由印度承擔全部責任。
印度政府把這些警告看作是恫嚇，把中國在地面上的威脅性行動都當作是虛張聲勢，一概不予理睬。五月初，中國部隊擺開進攻的陣勢，向印度在奇普恰普河谷新設的一個哨所推進，並作出打算摧毀該哨所的姿態。西部軍區請求批准撤回該哨所，這一請求轉呈尼赫魯。尼赫魯認為中國是在顯示武力，以考驗印度的決心，他說應該堅守該哨所並派兵增援。中國的威脅性行動沒有繼續下去。於是政府和陸軍總部就得出結論，認為總理的判斷和膽略已勝利地得到證明，前進政策的基本前提也從而得到證實。他們後來再一次從加勒萬(Galwan)事件中得出同樣的結論。
在陸軍總部的地圖上加勒萬河谷看起來是部隊進入中國佔有的領土的最好的路線之一。實際上通過這個河谷的小路是極其艱險的，而且中國至少自一九五九年以來就在上游這個薩木崇嶺的地方設立一個哨所。考爾最早下令向前推進的行動中，就包括派一支巡邏隊溯加勒萬河而上，以圖設立一個控制薩木崇嶺的哨所。由於地勢艱險，要在冬季溯河而上進入河谷的嘗試失敗了。四月，陸軍總部下令試走另一條路，從南面爬越過山嶺。西部軍區的道拉特·辛格中將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警告說，中國在薩木崇嶺的哨所設立已久，任何威脅這個哨所的行動，肯定會引起強烈的反應。他指出，中國已通知印方，他們在這個地段已恢復巡邏，看來對印度已設立的哨所的威脅就愈來愈大；因此，應該盡一切力量來鞏固這些哨所而不是試圖設立新的哨所。他的結論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再在薩木崇嶺設立印度哨所。考爾批駁了他。考爾回答說：加勒萬河是一個交通樞紐，「中國能夠沿著這條河取得重大進展」，所以必須搶先一步，防止他們這麼做。
據此，就派遣了一排廓爾喀士兵從溫泉(Hot Spring)出發，爬過險峻的山嶺，在一個多月後出現於加勒萬河的上游並於七月五日在那裡構築了工事。他們這樣做，不僅切斷了中國在稍下方設立的一個哨所，而且阻攔了中國的一個小運輸隊。中國首先在外交上作出反應。七月八日中國提出了「嚴重抗議」的照會，要求印度軍隊立即撤出，並警告說，中國方面「決不能在印度有增無已的武力進逼面前屈服，……也決不會在遭到無端攻擊時放棄自衛的權利」。印度答覆說，印度部隊「一直在加勒萬河谷進行例行巡邏，從未在該河谷遇到過任何中國滲入者」。印度也對中國在地面上的反應行動提出「強烈抗議」。印度照會警告說，如發生任何不幸事件，將完全由中國負責，「中國政府應該制止更加深入印度領土的不斷侵犯和對印度邊防部隊進行無休止的挑釁活動」。
七月十日中國在地面上作出反應。中國出動了一個連的兵力擺著進攻陣勢，向印度哨所前進，不久，兵力又增加到一個營。中國的譯員通過擴音器試圖煽動廓爾喀人的民族感情；中國人宣稱他們比起印度來是尼泊爾的更好的朋友；廓爾喀人為印度擴張主義的野心服務是愚蠢的。 [ 註：印度也和英國一樣，同尼泊爾簽有協定，得以招募廓爾喀人參加印度陸軍。在這個時候，尼泊爾對使用這些部隊於阿克賽欽表現了一些不安。尼泊爾願意同北京保持良好關係，不願看到廓爾喀人同中國軍隊拚刺刀。按照協定，當廓爾喀人被派去參加實際作戰時，印度有義務通知尼泊爾，但前進政策是否等於實際作戰，當然是一個可以有不同解釋的問題。 ] 廓爾喀人卧倒在地，緊扣扳機，而沒有豎起耳朵。印度政府認為，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險的對峙局勢，就要中國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說，如果中國軍隊進一步逼近加勒萬哨所，印軍就將開火。如果哨所遭到攻擊，印度將對中國的陣地採取報復行動。幾天後接近加勒萬哨所的中國軍隊稍有後撤(他們曾進抵距該哨所不到一百碼的地方)；但繼續以相對大的兵力包圍該哨所，切斷了它的陸路供應。西部軍區打電報給新德里說，企圖由陸路運東西給該哨所必將引起衝突，因而請求空投。當天就收到的答覆說，供應品將由陸路運輸。按照新德里的看法，在這場怒目相視的對峙中，由於中國眨了眨眼(沒有進攻加勒萬哨所)，對峙的局面就緩和下來了，所以為了保持道義上的主動權就要派一隊人從陸路救援哨所，以此向包圍者挑戰。因此，另一小支部隊被派往加勒萬。八月，這小支部隊在中國部隊槍口下被迫退回：中國人說，他們如再前進，就要開火。西部軍區報告說，使用武力是行不通的，是印軍現在力所不及的，而且還會引起公開的敵對行動。於是加勒萬哨所乃改由空投供給，直至十月二十日它被摧毀時為止。
七月十一日印度發表了中國包圍加勒萬哨所的消息，報道把加勒萬事件說成中國入侵印度領土的新挑釁。後來，當報界和政界人士了解到中國還沒有把他們在外交上和軍事上要進攻哨所的威脅付諸實施時，他們就認為印度已經取得勝利而欣喜若狂。一名國大黨議員說，加勒萬事件提高了全國人民的士氣。《印度教徒報》(Hindu)寫道：中國部隊「在印度小隊守軍堅決抵抗的面前」撤退了，這就足以證實前進政策的基本邏輯：只要印度軍隊堅決，中國除虛聲恫嚇外不會再採取什麼行動。在阿克賽欽舞台上，正如政府間的交鋒一樣，中國將在相撞前扭身躲開。給加勒萬哨所守軍的命令，擴大成為給西段所有印度部隊的命令。原來命令中「只有遭到射擊時才開槍」，改成為「如果中國軍隊危險地迫近你們的陣地時就開槍」。
尼赫魯把印度這個時候的行動形容為雙重的政策，就是說在地面上採取軍事行動，輔之以持續不斷的外交壓力。本著這種見解，印度把尼赫魯在一九五九年提出過的雙方各自從自己的主張線後撤的建議略加修改，重新提出。這個建議，正如尼赫魯再度向議會保證的那樣，意味著中國要撤出很大片的地區，而印度只撤出很小片的地區。中國以前曾拒絕這個建議。新德里現在給這顆苦藥丸包上一層糖衣，把尼赫魯以前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出過的建議——即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印度「允許……中國繼續使用阿克賽欽公路於民用交通來往」——作為正式建議提出。當時新德里認為：印度既已在中國主張的領土內設立了哨所，北京現在會較為願意接受印度認為是保全中國面子的最好方式。在向北京重新提出撤退建議的同一天，尼赫魯在人民院重申印度準備冒同中國戰爭的風險，接著又說：「如果我們準備收復[被中國佔領的地方]，而又足夠強大，那末，其他的因素也會起有利的作用，這些因素再加上我們有決心採取任何行動，就有可能達成使這些地方獲得解放的某種協議。」這句話，與同一天向北京提出的照會聯繫起來研究，就可以看出尼赫魯是認為印度堅決進入中國佔領的領土，會最終迫使中國不得不完全撤退；而且還認為印度已設立的那幾個哨所本來就足以迫使中國採取上述步驟了。
如果北京接受了這個建議，那末尼赫魯——在他極為遷就國內壓力情況下所可能做到的範圍內——很可能會對中國在那條路上進行何種運輸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但在中國看來，這個建議是不現實的，是侮辱；正如中國要印度把全體行政和軍事人員從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地區撤出，而中國則容許印度使用在東北邊境特區的公路於民用交通往來，印度也同樣會感到對它是不現實的，是侮辱。北京在答覆中說：「中國在自己的領土上使用自己的公路，何用印度的允許？這簡直是荒唐！」如果印度政府真的指望它的建議得到認真考慮，那末，印度政府就應該將同一原則應用於東段邊界。但尼赫魯當然已經把這點排除掉了。他向人民院保證說，「我們在東面不會撤退」。印度重新提出雙方撤退建議的照會中，引用了尼赫魯五月二日在人民院中說的一句話：「印度並不希望而且非常不喜歡同中國打仗，但是這不是印度所能控制的。」這就很接近於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了。北京拒絕了這項建議並認為這是「要它屈服的片麵條件」，指出中國不是一個戰敗國，並宣稱中國決不會在武力威脅面前屈服。
看來，新德里從這次交換文件中得出的結論是：前進政策的推行還沒有給中國足夠的壓力，所以必須繼續進行，直至中國承認它必須撤退時為止。
西段的印度軍隊竭力推進，並在中國哨所的近距離射程之內設立了一批小哨所。從他們的所作所為看來，他們倒象是一支強大軍隊的先鋒，而不是一場瘋狂的政治賭博的賭注。但在印度政府的國內批評者看來，前進政策肯定還不夠大膽，他們繼續要求對中國採取更有力和更迅速的行動。印度政府為了替自己辯護，就玩弄數字遊戲(以往尼赫魯的批評者使用同樣手法，他是加以斥責的)。官方發言人把地圖上標出的新的印度前沿哨所用線連接起來，計算這樣划進去的地區面積有多大，然後就宣稱印度已收復中國「佔領」的土地四分之一以上。一位隨時可以見到印度總理並報以肉麻捧場的印度記者報道說：西段印軍已「在二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廣闊的戰線上全面推進」，祝賀尼赫魯取得了「拿破崙式的大膽的規劃所取得的獨一無二的勝利」。真實的情況也不是完全沒有人報道；一位同軍方有密切聯繫的政治專欄作家在八月間寫道，中國部隊在西段享有十比一的優勢，而且在地形和交通上都處於有利地位。但這樣的報道是極其個別的。其他記者都報道說：印度實力雄厚，裝備優於中國軍隊，而且說中國邊防部隊都戰鬥力很差。印度人也和許多人一樣，對符合自己願望的話比較容易聽得進去，因而都輕易相信對西段情況的樂觀看法。
但是這並沒有滿足批評政府的人，也未能緩和議會中要求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把中國人趕走的叫嚷。反對派要知道：如果象政府所說的那樣，西段的情況果真已變得有利於印度，為什麼陸軍不立即舉行大規模進攻，把入侵者從印度國土上趕走呢？一名反對派議員八月里在人民院說：「我們的軍事專家不需要擔心……中國的優勢這個魔影」；不僅中國的交通線很長，而且中國軍隊受到他們「傷心失望的人民進行叛亂」的威脅而不得不分心。這種氣氛助長了主戰論，有一些議員已忘其所以。八月間，人民院辯論邊境形勢時，另一名議員宣稱：「二百名印度兵就等於二千名中國兵。為什麼我們要怕他們？為什麼我們不能把他們攆回去？」這位議員還說，只要政府發出號召，半年內，就可以有「四百萬訓練有素的印度軍隊開往喜馬拉雅山，把中國軍隊全部攆走」。有人把真實的情況講出來時，也根本無人理睬。那年在夏天早些時候，印度駐美大使B.K.尼赫魯(印度總理的另一位堂兄弟)，曾對電視記者坦率地講過，印度國防部隊的裝備很差，無法保證國家的安全。於是在議會中就有人對他的話提出了質問。雖然議員們指出這位大使說的話是同總理屢次保證陸軍完全能夠保衛邊疆的說法相矛盾，但他們卻偏重於建議對這位大使的輕率發言給予紀律制裁，而不想去搞清這兩種說法究竟哪一種是真實的。
新德里指責說，在西段推進的是中國軍隊而不是印度軍隊，這種說法結果反而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情況就好象是三個人爭論不休，互相插話：印度政府指責中國進一步入侵，國內的批評者就據此攻擊政府俯首貼耳地讓中國人為所欲為。尼赫魯於是又後退了一步，他告訴議會說，要講中國是進行了「新的侵略」「並不那麼確切」，因為發生的事情只不過是中國人對印度的行動感到不安，因而他們就設立了一些前沿哨所。北京接著就插進來說，尼赫魯「無意之中講出了真相」。
政府的批評者認為，這種混亂的說法並沒有掩蓋中國仍然侵佔印度領土的事實。《印度斯坦時報》的編者在專欄中叫嚷道：「還要等多久，忍辱多久」政府才會使中國認清印度是「決心為它的尊嚴而戰鬥呢？」
頭腦比較清醒的看法也是有的。有一位議員在人民院中說，一條事實上的停火線已經在西段出現，中國和印度任何一方侵犯這條停火線都會受到懲罰。他說，關於在克什米爾印度所主張但為巴基斯坦佔領的地區，印度過去曾向巴基斯坦作過保證：「我們將不採用武力去解放被侵佔的地方」；他建議印度也給中國同樣的保證。加爾各答的《劃時代報》(Yugantar)——它一般遵循國大黨的路線的——警告說：「印度如果要建設新的社會生活，實現五年計劃，就必須停止把成億盧比化費在沿著我國喜馬拉雅山二千英里長的邊界上保持軍事實力的姿態」，它敦促政府進行談判。
但是議會中佔壓倒優勢的態度是擔心政府進行談判，並堅持政府不應談判。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印度致中國的措詞含糊的照會，又引起人們常有的疑懼，擔心尼赫魯會以姑息換取邊界問題的解決。七月二十一日在奇普恰普河谷發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后的第一次衝突，二個印度士兵受傷。同一天中國就這一事件提出抗議，語氣是威脅性的：「中國不願意同印度打仗，中印邊界問題只能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但雖然中國保持克制態度，卻不能坐視「自己的邊防部隊被侵略者所圍殲。在此緊急時刻，中國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命令印度部隊停止對上述中國哨所的攻擊，並且從該地區撤走……如果印度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警告，繼續一意孤行，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必須由印度方面承擔全部責任」。
印度在七月二十六日發出的復照語氣特別溫和，而且提出了一個新的著重點，即印度指出過的「一九五六年中國的主張」和「一九六O年中國的主張」之間存在著差異。印度過去指出這種差異並譴責中國侵入這兩條線之間的地區，純粹是為了說明中國是在繼續擴大他們的要求並推進他們的陣地，但這次印度的照會僅僅責怪說，「誠然，印度政府對一九五六年中國地圖的主張線是有爭議的，但是中國地方部隊不應該越過周恩來先生所確認的他們自己的主張線。」照會緊接著提醒北京說，在一定的條件下，印度準備「進一步討論」邊界問題。
蘇聯第一副總理米高揚那個星期正在新德里，這看來提供了印度照會中為什麼會出現上述積極語氣的最可能的解釋。印度政府認為：印度在爭端中的立場取得俄國的同情是十分重要的，而俄國當時也在敦促進行談判。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梅農剛剛從解決寮國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回國，他在日內瓦曾與陳毅元帥進行過討論，這一點在印度很快就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不管是什麼原因促使照會改變語氣，七月二十六日的照會全文一發表，立即引起一場喧嚷。它被認為是隱晦地向中國建議：只要中國在西段稍為後撤，撤至他們「一九五六年主張線」後面，印度就將開始邊界問題的談判。
在議會中，這個照會被說成是可恥的，「一個最令人震駭和出乎意外的文件」，但這還不足以充分表達它所引起的憤慨。《印度斯坦時報》以《通向恥辱之路》為題發表評論說：
印度政府根據它的無限智慧，認為完全改變它的對華政策的時機已經到來了。它已幾乎承認了中國侵略拉達克的非法所得，作為同北京霸王進行新的一輪談判的代價。它這樣做，就失信於印度人民——人民和議會。
尼赫魯在回答這種攻擊時，對那些「敢於說我們正在採取使印度屈辱的行動」的人們加以斥責，並說，他寧願自己「燒成灰燼」也不肯這樣干。他接著解釋說，人們對政府的立場「有一些誤解和錯誤看法」，接著他又重申政府的立場。
印度七月二十六日的照會重新提出談判問題；在隨後的十個星期中，一方面邊境戰爭日益逼近，一方面雙方就派出代表再舉行會議的可能性交換了照會。這是和平解決爭端的最後機會，甚至是既不解決問題也不發生衝突，而是保持原狀的最後機會。因此必須詳加敘述。同以往一樣，印度的基本立場和這次交換照會中的語調上的變化，完全為隱晦的語義所掩蓋，這些語義象是一種密碼，只有始終記住密碼的底本才能理解其含義。
七月二十六日照會的要點是這麼一句話：「一俟目前的緊張局勢得到緩和和適當的氣氛創造出來之後」，印度政府即準備在一九六O年官員報告的基礎上，重新討論邊境的問題。印度政府的批評者根據這句話以及照會中明顯強調要中國有限地撤退到他們「一九五六年的主張線」的提法得出結論，認為政府正打算全盤推翻過去的政策。但是如果把它同以前的外交信件聯繫起來看——北京當然是會這樣聯繫起來看的——就可以看出這份照會並沒有改變印度的一貫立場。新德里準備在「一俟適當的氣氛之後」就進行談判；但它曾一再申明要創造這種氣氛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中國從印度在西段所主張的領土撤退。按照印度的用語，這就是：「中國軍隊從印度的領土撤出，以恢復原狀」，從而「創造有利於邊界談判的氣氛」。 [ 註：例如，印度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的照會中寫道：「印度政府希望中國政府……從這塊領土[這向來是印度領土]撤退，恢復現狀。中國軍隊撤離其自一九五九年以來侵入的印度領土，從而恢復現狀，這是為兩國政府就邊界問題舉行任何談判創造有利氣氛的必要步驟。」 ]
印度的立場是斬釘截鐵的。中國必須首先從印度所主張的領土撤出一切人員，才能舉行任何關於邊界問題的會晤或談判。在完成了這種撤退後，印度準備在會議桌上同中國見面——但只討論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的微小調整。北京《人民日報》看到了要害：「如果中國接受這種『談判』的條件，印度方面甚至不經過談判，就可以達到它對中國提出的領土要求，那麼，談判本身不也就成為沒有必要的事情了嗎？」
八月十三日尼赫魯在議會重申上述立場，以應付七月二十六日照會所引起的人們對政府的攻擊。他宣讀了一份準備好的書面聲明(這在他說來是不尋常的)，說我們心裡明白，「除非消除目前的緊張狀態，恢復被武力改變了的邊界現狀，就不能夠開始以官員報告為基礎的討論。」這意味著在中國從印度在西段所要求的領土撤出以前不同中國會晤。聲明接著宣稱，印度準備開始另一種形式的討論；但這是為著對付中國的外交行動的。
北京以七月二十六日印度來照中同樣合理和積極的語調對印方作了答覆，但是繼續拒絕印度提出的實際上是要中國「從自己的大片領土上作片面的撤退」的建議。這樣，中國一面拒絕了印度對恢復討論所提出的條件，但同時接受了舉行討論的建議：
中國政府贊成印度政府在來照中提出的兩國在官員報告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中印邊界問題的建議。進行這種討論不需要而且不應該有先決條件。事實上，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向中國境內推進，邊境局勢馬上就可以緩和下來。既然中印兩國政府都不願意打仗，既然中印兩國政府都願意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邊界問題，在兩國官員報告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中印邊界問題，就不應該再推延下去。中國政府建議儘快舉行這種討論，並且立即通過外交途徑商定有關舉行這種討論的級別、日期、地點和其他程序問題。
印度就象一個釣魚的人——他的魚鉤被一條他絲毫不想釣到的魚咬住了。
從新德里的觀點看來，同中國進行討論顯然是毫無用處的。要達成印度所能接受的解決，唯一的辦法就是中國同意尼赫魯的建議，即雙方在西段撤退到對方主張線的後面。但中國已屢次明白拒絕「從自己的大片領土上作片面的撤退」。而且，在中國沒有同意撤退前同中國進行討論，就會促使印度的激昂憤慨的政界輿論把姑息和失信這類不體面的譴責加於尼赫魯和政府頭上。國內的考慮排除了恢復同中國在官員報告的基礎上(即在邊界爭執的是非問題上)進行對話的可能——從整個形勢看來，即便進行對話，也是不會有結果的。但其他一些雖不那麼直接但仍很重要的考慮卻促使印度不是那麼直截了當地完全拒絕同中國會談。
在世界輿論的競賽場上，印度好比是在自己的場地上同對手比賽那樣，取得了一切便利條件。觀眾台上擠滿著支持印度的人群，印度穿著民主色彩的運動衣，在同一隊身體更為強健的對手進行比賽；印方的球技熟練，鬥志頑強。當西方世界的報紙和政府看到印度勇敢地頂住了他們認為是中國擴張主義的進攻時，他們就大聲喝采，希望印度再接再厲。西方輿論早就把中印兩國視為亞洲兩個政治集團的決賽對手；現在由於中國驟然奪取印度領土，競賽已經開始了。有關邊界的歷史和文件的爭論，除了專家之外，誰都不易弄清，難於抓住來龍去脈；即使對於專家們來說，也查不到那些能看出爭論的哪一方是比較接近真理的檔案。事情就變成為是相信印度的話還是相信中國的話的問題了。而在西方，一般對這個問題是沒有什麼猶豫的。雖然入侵果阿損害了印度的聲譽，從而引起一些人對印度的態度和行動產生新的疑竇，但並不影響他們對印度同中國的爭論上誰是誰非的看法。費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是這樣解釋美國的反應的：
在我們的意識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說中國是在推行貪婪的、好戰的外交政策；不論什麼時候發生爭端，只要涉及中國，就立即假定這個爭端是由中國挑起來的。所有的評論，「新聞報道」，和學術性的見解，都是根據這個假定而寫的。這樣累積起來的效果，就更進一步加強了原來的假定；因而下一次再使用這種假定的時候，其效果就來得更大。
美國人特別容易接受的看法是說，印度同中國正在爭奪亞洲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領導權。肯尼迪在一九五九年(當時他還是參議員)主張增加對印度五年計劃的援助時說道：「我們希望印度在同中國的競賽中獲勝……如果中國勝利而印度失敗，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去衡量，力量對比就將變成對我們不利。」尼赫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訪問華盛頓后，肯尼迪總統對他的估價大為降低。總統後來說，尼赫魯這次訪問是他所接待過的一次「最糟糕的國家元首的訪問」。他描寫他同尼赫魯的談話：「你好象是把什麼東西抓到了手裡，但又發現你抓到的只是一團霧氣。」根據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寫的肯尼迪政府的紀事，總統本來是指望印度在以後幾年裡會成為「世界上的或是南亞的強大的積極的力量」。但是那次的會見使總統失望了。雖然如此，美國的政策自然仍是要幫助印度發展，並在它同中國的爭端中支持它。一九五九年後印度對中國日益敵視，美國對不結盟國家的態度也有改變，這兩方面的情況都促進和擴大了美國對印度的經濟援助。一九六二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代理主席斯帕克曼(Sparkman)說過：「我們知道印度在東北邊境正在對共產黨中國施加很大壓力。我們早就希望它這樣干，現在它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做」，此時減少對印度的援助，對它潑冷水，那是不明智的。
英國政府對印度的支持，似乎和美國一樣堅決，但看來白廳內部當時是有意見分歧的。有一些官員，主要是外交部的官員，指出印度所提出的關於它所主張的邊界的歷史論據是誇大了的。無論如何，麥克馬洪線和使中國接受一條在西北部的邊界線的問題，過去一度是英國外交部主管的事，外交部的檔案中也保存著有關的記錄。因此他們建議英國對印度的要求不給予那麼絕對的支持。然而，聯邦事務部卻主張——英國駐印高級專員肯定是更強烈地主張——不管邊界的過去歷史是怎樣的，英國此時此地的利益在於全力地、無條件地支持印度。英國不可避免地採取了這樣的權宜之計。
如果說印度可以指望從西方世界得到支持，新德里卻有理由對於亞非國家的態度感到不安。阿索卡·梅達抱怨說：「我們的鄰邦和我們的朋友甚至在中國侵略印度的問題上也持不結盟的態度……它們傾向中國一邊。」有些報紙社論宣稱印度處於孤立，「在亞洲幾乎沒有一個朋友」。有些亞非國家對印度以不結盟世界的領袖自居的態度頗有反感，不象西方國家那樣按照表面價值接受印度的說法。他們不抱任何成見，傾聽中國的解釋和論據，他們聽了以後，對那種把印度視為講理的、受害的國家，而把中國視為侵略的、頑固的國家的一般看法，是否符合現實，覺得有理由懷疑。有些亞非國家發現自己陷於新德里同北京之間外交、歷史的爭辯這個汪洋大海之中，他們就緊緊抓住他們所能看到的一塊堅實土地，那就是談判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看來是中國想要和印度進行談判以求得解決，而印度則拒絕談判。印度宣稱說，事實是正相反。但印度認識到既然有些人對印度的說法有所懷疑，這就一定使新德里懂得過於直率地拒絕同北京進行討論是會有風險的。
為了避免受國際或國內任何一方面的譴責，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就在一九六O年把「會談」和「談判」加以區別。這樣他就能夠在新德里接見周恩來，而又不顯出他是放棄了邊界不能談判的基本立場。但這時中國催促恢復會談，而國內輿論卻憤怒地堅持不舉行會談，於是新德里就製造了另一個微妙的提法。尼赫魯八月十三日在議會中宣讀的聲明中重新肯定在中國撤退之前不能就爭端的是非問題(即在官員報告的基礎上)進行討論，他接著說：
印度政府準備討論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消除存在於這一(西段)地區的緊張局勢，並創造舉行進一步討論的適當氣氛。這應為任何進一步在官員報告基礎之上的旨在解決兩國對邊界問題的分歧的討論作準備。
這意味著印度準備同中國會談，但不是談邊界的走向。印度要同北京討論的是中國從印度主張的領土撤出的步驟。換言之，投降仍然必須是無條件的，但歡迎中國人到新德里來先作初步訪問，以便討論投降儀式的細節。
尼赫魯在同一次講話中，指責中國提出一些使會談不可能舉行的條件。半個月以前在關於寮國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結束后，陳毅曾接見歐洲的一名廣播電台記者。當記者問他對印度的雙方撤退的建議有何看法時，他說：「要中國軍隊從自己的領土上撤退是不可能的。這違反了六億五千萬中國人的意志。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迫使我們這樣做。」尼赫魯引用了陳毅的聲明說，這就是「規定了使我們進行討論和談判成為不可能的先決條件」。印度在八月二十二日照會中提出印度關於會談的反建議時，再度申述了這個論點。陳毅的講話和北京拒絕考慮尼赫魯的雙方撤退的建議，都被說成是「先決條件，它們違反了中國方面一再所說它要通過進一步討論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說法」。這份照會最後說：「顯然，正是中國人在規定辦不到的先決條件，並且要求在進一步討論未開始以前就接受中國人對這個地區(西段)的邊界的主張。」
印度既然認為在中國從印度主張的領土撤退前開始討論，就是「對中國的主張作了先決的判斷，或接受了中國的主張」，那末，中國在討論開始之前撤退，當然也就是「對印度的主張作了先決的判斷，或接受了印度的主張」了。但在印度看來，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是理所當然的國際邊界。新德里的那一套論點，表明他們深信凡有爭論的領土全部是、而且絕對是屬於印度的。這樣推論下去，中國在那裡出現，就是抹煞不了的侵略行為。因而在他們看來北京關於渴望和平和協商解決邊界問題的表白，就都是言不由衷的空談。另一方面，中國認為阿克賽欽從來不屬於印度，並深信他們表示願意放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領土主張，是通情達理的，是十分慷慨的。因而在他們看來，印度的表白也同樣是言不由衷；在印度軍隊的向前推進時，尼赫魯關於使用和平方法的保證完全象扯謊。尼赫魯本人也曾在一瞬間意識到他自己的想法的矛盾。他在一九六二年五月說道：「如果你開始象中國人那樣考慮問題，是從這樣的假定出發，即拉達克，尤其是阿克賽欽現在是屬於他們的，過去也是屬於他們的，那末，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對他們犯下了罪行。但是我們如果從另一個基點出發，認為這些領土是屬於我們的——它是我們的——那末，中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對我們犯下的罪行。這就取決於你從哪一個假定出發。」但是他這一瞬間的見識並沒有影響到新德里對邊界爭端的處理；新德里的邊界政策仍然毫不動搖地沿著對撞的方針走下去。
政府的批評者並不理解政府的立場的細微的區別——就是說它同意舉行討論，但不同意舉行北京所要求的那種討論——因此，他們繼續攻擊尼赫魯同意和那仍然佔領著印度領土的侵略者坐下來會談。但是這正是印度總理所喜歡玩的那種滾球戲，現在打球的條件正中他的下懷。於是他就大打特打。他在議會中向反對派說：「這是幼稚可笑的態度。」
首先，談判和會晤是有極大的區別的，有天壤之別。不管發生什麼事，不管所處地位如何，也不管前途如何，你總得要談。如果我有機會，我將同(中國人)會談。不會晤是十分荒謬的……只要有可能，就要鼓勵會晤。談判是非常正式的事；需要一個非常合適的背景，沒有合適的背景就不應該舉行談判。……會晤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有人責備尼赫魯邀請即將離任的中國大使共進午餐，並攻擊梅農在日內瓦同陳毅共飲並拍照。尼赫魯對這些指責感到惱火。他挖苦他的反對者對當代世界的外交全然無知，他說：「他們似乎認為必須把印度對不可接觸者的那套做法搬到我們的[國際的]關係中來。」
議會討論邊界形勢時，尼赫魯需要進行辯護的不僅僅是印度政府的對華政策。對華政策起了三稜鏡的作用，它把人們對政府的各種各樣的不滿和反對意見集中起來。從八月中旬人民院辯論邊界形勢時所提出的一個動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這項動議要求：
1.「立即同中國斷絕外交關係。」(這時兩國大使都已撤回，印度大使先行撤回，但尼赫魯在當時，甚至在邊境戰爭達到高潮時都堅決主張維持外交關係，以保持一條往來的渠道的暢通。)
2.「召開東南亞自由國家會議，以討論共同安全措施。」(這裡包含對政府的兩項批評：第一，政府未能使印度的立場為東南亞各國所理解；第二，它不願帶頭同這一地區的較小國家組成防務同盟以對付中國。)
3.「設法從其他國家取得軍事援助以加速我國國防。」(尼赫魯直到這時還奉行不結盟政策，而不結盟政策的根本一條，就是印度不接受任何外來軍事援助。尼赫魯爭辯說，接受軍事援助就等於加入冷戰集團的一方，要加強印度國防同時又不損害它的獨立，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展本國工業和軍火生產能力。他認為反覆提出要印度尋求軍事援助，是右派對不結盟姿態的根本不滿的表現。他說，「要從外國尋求援助，想指靠某個軍事集團來拯救我們，這是道義上怯懦的表現。」他說他不讓印度「依靠外國軍隊來拯救它的領土，即使我們在邊境遇到災難」。)
4.「改善我們同尼泊爾的關係。」(自從馬亨德拉國王兩年前舉行宮廷政變而使尼泊爾民主實驗流產以來，新德里就公開批判他的政府。印度還讓尼泊爾流亡分子自由越過印度尼泊爾邊境進行恐怖主義的襲擊，企圖挑動人們對國王的反抗。到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印度政府設法彌補同尼泊爾的關係，並對流亡分子進行壓制。)
5.「總理本人應兼長國防部。」(議會對於防務狀態的擔憂——雖然這絲毫沒有阻礙他們要求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主要集中在梅農身上。許多國大黨議員以及右翼反對黨派都認為梅農至少也是一個隱蔽的共產黨人，並且懷疑是他對尼赫魯施加影響使之傾向姑息。另一方面，人們對尼赫魯仍然非常尊重和愛戴，連有些批評他最厲害的人也常認為他是被領錯了路，而不是他自己走錯了路。尼赫魯以前曾兩次兼任國防部長。)
6.「總理應發表一個斷然的聲明，申明在中國人撤出印度領土前，決不舉行談判。」(這是印度的基本的和不變的立場。但是不管在什麼問題上——即便是在這個問題上——發表斷然聲明都是同尼赫魯的作風格格不入的。如果要他明確申明立場，他最多也不過是說，「我認為按照目前邊境的形勢，我們不能同中國舉行任何認真的會談。」)
尼赫魯早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就說過雙方軍事哨所犬牙交錯。在西段的遙遠的荒野上現在有些地方的情況正變成這樣。在奇普恰普河谷，印中兩方的哨所和工事很多——一共有二、三十個——彼此緊密交叉。有時，印度空軍供應物資誤投到中國陣地上。於是北京就惱怒地為「滿載物資的麻袋和木箱」這些不受歡迎的禮物提出抗議。有時，印度軍隊要從中國槍口下取回空投下來的供應品。雙方開火差不多已司空見慣；但大部分還是騷擾性的射擊或瞄準試射。九月初印度軍隊在奇普恰普河谷開始執行了五個星期前加勒萬衝突發生時對他們所頒發的命令。當時，中國人迫近一個印度哨所，印軍命令他們停止前進並後撤，他們不予理睬，於是守軍就迎面開槍。有幾個中國士兵被擊斃，屍首留在印度陣地周圍。印度外交部召見中國代辦通知他這件事，並要中國安排收屍。 [ 註：印度政府沒有公布這一事件，如果北京也不予公布，它就寧願讓這件事情悄悄過去。但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的《泰晤士報》和《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和九月十五日的《印度斯坦時報》都報道了這次事件。印度發表的白皮書中也沒有提到這次事件。但《人民日報》後來在講到前進政策的最後階段時，曾提到：「我國士兵傷亡多人」。 ]
更南面，活動最頻繁的地區是在斯潘古爾湖一帶；廓爾喀人在班公湖和斯潘古爾湖之間建立陣地，他們乘汽艇(部件是空投給他們的)在湖上巡邏。到了八月底，印度在中國主張的領土內已設立了將近四十個哨所；其中有許多哨所是由十人或十二人守衛的；其他的是由三十人到五十人守衛。印軍在人數上和火力上遠不如他們的對手，機動性和戰術形勢更差。他們四面受敵，孤立無援。如果他們遭受攻擊，問題就是他們究竟能抵抗多久？在自己被消滅之前，究竟能打死多少中國士兵？他們是尼赫魯和他在新德里的文武同僚們深信中國決不會進攻的這一信念的人質。考爾六月間視察西段后，報告說：
「我們與其等待兵力大量集結，不如就在拉達克盡我們力之所及建立儘可能多的哨所，即便是很小的哨所也好。因為我確信中國不會向我們的任何陣地發動進攻，即使我們的陣地不如他們的堅固。」
在此以前，尼赫魯斥責他的批評者敦促政府採取更劇烈的措施是冒險主義的思想。他說這對印度軍隊——「勇敢的，優秀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但到了夏末，他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八月，他在議會揚言，「我們在拉達克的這部分樹起了一重壁壘，建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哨所」，「這些哨所的確是經常處於被人數較多的敵軍襲擊的危險之下。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已經冒了風險，我們已經向前推進，我們已經有效地阻止了他們的繼續推進……如果[中國軍隊]要摧毀我們的某些軍事哨所，他們是能夠辦到的。但這並不等於我們失敗。我們將搬出更大的問題來對付他們，更頑強地對付他們。」由此可見，不能說尼赫魯對西段的形勢不了解，也不能說他對印軍所冒的風險沒有估計到。
另一方面，西部軍區的道拉特·辛格將軍還是不贊成把他的軍隊投入一場他認為是喪失理智的、無望的賭博。八月中旬，他寫報告給陸軍總部，指出中國軍隊在西段佔有巨大優勢，印度哨所則孤立無援。為了要靠近空投地帶，印度哨所只能設在河谷地帶，因此中國軍隊就能居高臨下控制著他們。他寫道：「軍事上，我們無法守住我們已有的陣地，更不要說強行攤牌了。」所以，最重要是不去挑起衝突。根據過去三年的經驗，他認為「只要我們不破壞邊境現狀，中國不會為邊境問題同印度打仗」。但是他說，阿克賽欽公路對於中國來說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戰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動稍稍威脅到這條公路，中國定會做出強有力的反應。他建議當印度在西段的兵力還不能同中國相抗衡時(他說，要做到這點，需要有一個由四個旅組成的師以及一切支援火力)，應暫停推行前進政策。應該通過某種政治的解決把被圍困在加勒萬河谷的守軍撤回來。他還指出，中國已明白表示非但不會幹涉印軍從哨所撤回來，他們還會歡迎印軍這樣做。辛格在結尾給他的文職上司一頓教訓：
政治方針必須以軍事手段為基礎。如果這兩者不協調，就有危險會造成一種局面，使我們有可能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遭到比過去更大的損失。如果要客觀地執行抗拒中國對我國領土的不合法要求的政策，就需要在軍事上作好準備，舍此沒有什麼捷徑。
辛格差不多等了三個星期才得到參謀局的答覆。答覆說：事態的發展證明了前進政策是正確的，繼續執行前進政策對「實現我們的要求」是極為緊要的。「不這樣做，[中國軍隊]就會湧進任何真空地帶，這是他們的慣技。」辛格曾提出過，即使要保住現有陣地，也必須要增援(四個步兵營、一個山炮團和若干中型機關槍)。但複信根本沒有提到這個問題。複信最後說：「如果攤牌逼到頭上，就必須根據當時情況儘力而為。」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參謀局有一名高級軍官來到東段視察，他當時向那些認為中國軍隊過於強大、難以抵擋的軍官們保證說，拉達克的經驗已經證明，「朝他們開幾槍，他們就會拔腿跑掉」。
進入九月以後，中國在抗議中加重了威脅的語調。北京在九月中旬寫道：「槍炮不是兒戲，玩火終必自焚。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來威逼守土有責的中國邊防部隊，因而引起他們的抵抗，一切後果必須由印度方面承擔。」
印度邊境上的新的大賭博，兩個巨人的「膽量比賽」，已達到高潮。如果雙方中有一方是虛聲恫嚇的話，現在已到它應該最後扭身躲開的時刻了。但對冷眼旁觀的世界來說，亞洲兩個最大的國家會因爭奪那麼遙遠和荒僻的土地而發生戰爭，仍然是難於置信的。印度認為不會發生戰爭，這種看法為自新德里發出的報道定了調子，因此在世界屋脊附近形成的對峙局面是引人入勝而不是令人驚惶的。一位英國新聞記者表達了共同的感覺。他說：「世界懷著興高采烈的心情理會到中國正遭到公然挑戰，印度已經採取了如中國繼續推進就難以後退的立場。」
在世界的另一面，這時正在醞釀著另一場更危險的「膽量比賽」。美國中央情報局記下這一事實：那年夏天，蘇聯載運軍火到古巴去的船隻中，有兩艘裝載木頭的貨船，艙口非常寬大，裝貨卻很輕。但中央情報局還沒有推論出它們的意義來
—— 某印度陸軍軍官
這是一種俄國左輪槍遊戲。 [ 譯者註：俄國左輪槍遊戲是一種野蠻的賭博。賭博的用具是六響左輪手槍，其中有一個彈巢先已裝好子彈，其餘的五個彈巢則是空的。參加者手持該槍，轉動左輪，然後瞄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扳機。如他轉到的彈巢是空的，參加者就算勝利了。但如碰巧他轉到的彈巢裝有子彈，就形同自殺。 ] 印度最高當局似乎認為，他們要打的那一發的彈巢里並沒有子彈。但對他們自己以及對整個國家都不幸的是，情況並不是這樣。那個彈巢里恰好是裝上了子彈的。
—— 喬·納·喬杜里(J.N.Chaudhur)將軍
當大門被關起之後，你怎麼辦？要麼就象個老太婆那樣，愁眉苦臉地坐在那裡，無所作為；要麼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衝出去，進行戰鬥。除此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西段的互相衝突的主張
談判解決邊界爭端的大門並不是因德里高級會談的失敗而關閉的。印度在很早以前就關上了大門。事實上，獨立后的印度新政府在執政的最初年代研究邊界政策的時候，就已經把大門堵死。周恩來離開后，政府直接面臨的問題是「下一步該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來就沒有任何疑問，它已經包含在從爭端開始以來印度所持的立場中。
那就是說，阿克賽欽一直是、而且不容爭辯地是印度領土。中國的主張是虛構的，是為了掩飾非法地和偷偷摸摸地奪取這塊土地而炮製出來的。如果中國被發覺並且受到斥責后，仍拒絕從這一地區撤走，印度將不得不採取爭論以外的其他手段去收復失地，否則這個局面就會永久化，變成是在印度方面不在場的情況下的事實上的解決。因此，從周恩來的第一次信件起到他在高級會談中要尼赫魯接受共同停止巡邏的方案止，印度都迴避或拒絕了中國要達成一項維持一九五九年現狀的協議的企圖。
政府把中國部隊出現在印度主張的領土上描繪成為侵略行動，這就把要對此採取措施的責任加在自己頭上。如果外交方式失敗，那就得使用武力。尼赫魯抗拒反對黨要求使用炸彈、傘兵或步兵把中國部隊從印度土地上攆走的叫嚷；但又象他慣常所做的那樣，在拒絕打仗的同時，又作出一種許諾，說如外交和談判失敗的話，政府將不會俯首接受那種局面。如直接使用軍事力量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法會引起戰爭，因而被排除；默認邊界現狀的作法等於承認失敗，因而也被排除；那麼，在印度人面前很早就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印度時報》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的一篇社論中提出：
新德里必須派遣有適當裝備的巡邏隊進入目前為中國人所佔領的地區，以維護其權利，因為長期拖延下去意味著對中國佔領的默認，意味著屈服於北京發出的威脅：即如果印度巡邏隊膽敢進入拉達克爭議地區，中國將大舉越過麥克馬洪線。
周恩來離開新德里的時候，印度政府已得出同樣的結論。他動身的那天，一名重要官員告訴我說，不要指望邊界會恢復平靜了，因為印度巡邏隊就要開始搜索中國佔領的地區。印度巡邏隊不會進攻中國陣地(在高級會談公報中，雙方承擔義務「盡一切努力……避免摩擦和衝突」)，但將插入中國據點之間的空隙地帶。
後來，這就被稱為「前進政策」。這項政策不是按政府的正常程序制訂出來，而是在印度政府一九六O年初所面臨的處境下異乎尋常地誕生的。這項政策的制訂者究竟是誰，後來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些人在它帶來災難之前，吹噓自己是它的創造者；在出籠之後，又加以抵賴。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當時的參謀局長考爾將軍還對我說，前進政策是他本人想出來，「繞過克里希納·梅農，直接兜售給尼赫魯」的；但在他後期的談論中，又把制訂這項政策的責任推給了尼赫魯、梅農和他自己在軍隊中的上司們。梅農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比較誠實些，也比較前後一致；他承認這項政策產生於局勢本身，並且堅持說，如能象「下棋」那樣走下去，這項政策不一定會遭受失敗。
前進政策的目標是，第一，堵住中國人進一步向前推進的可能路線；第二，使阿克賽欽有印度人在場，這樣印度方面將不僅只是在理論上參加實施尼赫魯所建議的共同後撤方案，而且通過外交交涉把中國人趕出這一地區的手段，也就得到實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它從一開始就包含有破壞中國人對爭議地區控制的意圖，其辦法是在中國各據點之間建立印度哨所和派出巡邏隊，切斷中國的供應線，最後迫使中國部隊撤走。不過上述這些目標都是在前進政策制訂后才出現的，而且更多是屬於原則的推論；前進政策的確是產生於印度別無其他途徑可循的這個結論。
新德里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個政策的全部含義。前進政策是從這樣的一個法理出發的：它假定佔有本身就構成了十分之九的法律根據，因此印度只要向前走並且賴在阿克賽欽的儘可能多的地方，就會扭轉它對中國的劣勢，或至少取得同中國的平等地位。這個政策又是魯莽的，因為中國人曾多次提出警告：印度如果堅持推行它在西段的主張，中國人就將跨越麥克馬洪線進行報復，但印度完全置之不理。歸根結蒂，這個政策是荒唐的，因為它的基本前提是：只要印度不對中國的陣地發動進攻，那末，無論印度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邏隊進入中國主張和佔據的領土，中國也不會進行武力的干預。從一九五四年爭端一開始，印度邊界哨所在中段向前推進並同中國部隊接觸之後，印度就準備好對要在印度主張線內保持陣地的中國部隊進行武力威脅； [ 註：例如，印度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照會中通知北京說，在印度主張的領土上一旦發現中國武裝人員即將被認為是侵略行為，並將予以抵抗。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印度警告中國說，印度邊防部隊將「對越境者使用武力」。北京評論說，由於兩國對邊界和地圖的看法存在分歧，印度又把大片北京認為是中國領土的土地視為印度所有，那末，印度就會把那裡的中國部隊和居民稱為「越境者」。這樣做，新德里就賦予印度部隊以「比較自由地使用武力」的權利。北京方面指出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的發生，正是這種「全權委任」的後果。 ] 但是尼赫魯和他的同僚都絕對相信中國人不會採取同樣作法。當我們回想到印度曾經在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中指控中國好戰和侵略成性，那麼，印度相信中國不會對侵入阿克賽欽的印度部隊使用武力就更顯得離奇——除非這表明，新德里心裡明白：中國指控印度人在上述事件中首先進行攻擊的說法是真實的。
前進政策帶有過去印度人反對英國時所採取的不合作主義的味道。不過這一次的不合作主義的成員都是武裝部隊，在受到攻擊時能夠進行還擊。印度人相信自己道義上無懈可擊，它能夠使中國人打消進攻的念頭。這種信念使人回想起他們過去也曾相信英國人不肯對他們使用武力，否則就會自己遭殃的那類想法。這似乎反映了尼赫魯的一種看法，就是認為印度的和平天性是舉世無雙的，並且深信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都同意這種看法。印度在全世界享有的聲譽會給派往阿克賽欽的印度巡邏隊披上一層道義的甲胄。
上述這些看法都不過是空想，尤其荒唐的是：前進政策的目標之一是企圖改變阿克賽欽的軍事力量對比，使得印度能夠用武力趕走中國人。尼赫魯常常說，「我的整個靈魂對任何地方出現戰爭都有反感。」但當他把這種聖徒式的情緒收起時，也能夠對戰爭的前景採取相當實用主義的態度。一九六一年，那時前進政策已開始推行，尼赫魯在印度人民院講到：「在我國的領土上發生了某種侵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呢？首先，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很明顯，我們的目標只能是設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採用外交的方式，採用各種手段，最後，如果你們願意這樣說的話，就採用戰爭的手段……我們要不斷加強我們的陣地，以便在我們認為自己有足夠力量的時候，而不是在處於劣勢的時候，來應付局面。」但是，怎麼能夠設想，在印度堅持不懈地逐步加強自己的陣地以進攻對方的時候，中國人會坐視不顧呢？這是難以理解的。而尼赫魯和他的同僚們卻真的這麼相信，這不僅從西段、而且也從東段的塔格拉(Thag La)山脊下發生的情況中可以得到證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這種信念才被無情地糾正過來。
在這一期間中，尼赫魯關於戰爭問題的發言通常都是為反對黨議員們的好戰言論所鼓動起來的。除了共產黨以外，各反對黨在要求政府以武力趕走不願從印度主張的地區撤走的中國部隊問題上是一致的。在國大黨方面也有不少人對這種觀點給予強烈的——雖然一般是沉默的——同情。他們否認採取上述行動等於戰爭。馬薩尼說「保衛自己的領土不等於進行戰爭」；「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從自己的領土上趕走土匪是戰爭行動。這隻不過是在自己領土上進行的警察行動而已。」政府的批評者們一貫地採用「警察行動」這個字眼來描繪他們打算對中國人採取的行動。這個字眼在印度第一次是用來描繪一九四八年對海德拉巴邦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當時海德拉巴邦的大君(Nizam of Hyderabad)對邦的歸屬問題左右搖擺，印度的進軍結束了這種狀態。這個字眼後來在奪取果阿時又使用了。它意味著進行攻擊或採取「警察行動」的一方不僅具有壓倒一切的實力，而且具有道義上的權威，因此對於印度人的感情是雙重的安慰——當然，在其他國家裡提出要使用武力實現自己的目的時，也會出現同樣情況。一九五九年底某獨立人士議員在印度人民院中概括地說，「我們是個和平的國家，是聯合國的成員，我們不相信戰爭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唯一的途徑就是採取警察行動，把中國人從我們的領土上趕出去，建立邊界的原狀，消除侵略，創造談判的基礎。」這種玩弄名詞的荒唐見解，即認為改換一個名詞就可以改變一個行動的性質的說法，一直遭到尼赫魯不耐煩地拒絕；在這種情況下，反對黨就改變作法，聲稱戰爭無論如何並不一定帶來最後的災難，也不一定純屬壞事。克里帕拉尼爭辯說，小的局部戰爭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由於全世界的智慧，這樣的戰爭打響之後，往往都被局部化了，而且過了一陣子就會找到解決問題的可行辦法……因此，我們無需拿那種認為抵抗中國侵略就會導致世界大戰和全人類的毀滅的想法來嚇唬自己。世界各國會設法不讓這種情況發生的」。
反對黨的議員們喜歡提到，戰爭的陰雲還有它光明的一面，指出戰爭的經驗將能團結和錘鍊印度的人民。——克里帕拉尼說，「鬥爭能使一個國家裡最好的東西湧現出來，它能帶來團結」，甚至戰爭的危險也能產生好的效果。「必須而且能夠利用[對我國邊界的]威脅，促成全國的團結，激發全民的幹勁。」阿索卡·梅達向政府獻策說：「侵略者的腳步踏上了我國的傳統屏障。面臨著這種情況，全國人民將願意忍受更大的犧牲。」一幅全國同仇敵愾的幻景，對尼赫魯也並不是沒有一種浮士德式的魅力的。他幻想著，如果印度一旦面臨戰爭，就會變成一個「軍隊的國家」，「我們所做的每一項活動，每一件事，以及計劃等等，都服從於一項主要的事實——因為這將是一場生與死的鬥爭」。但更經常地，他是強調了戰爭對於印度、印度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危險性。一九六一年底他在上院講話中說，「印度同中國如發生戰爭，那將成為世界的大災難……因為它將意味著世界大戰，意味著一場無止境的戰爭。我們將無法在時間上對這場戰爭給予限制，因為中國既不可能打垮我們，我們也不可能跨過西藏進軍北京。」這個一旦在喜馬拉雅山發動戰爭就將把全世界卷進去的警告，遭到那些要求印度採取軍事行動把中國人趕走的人的憤怒駁斥。一九六一年底，一家報紙在社論中寫道：「一種荒唐的想法麻醉了新德里，使它變得無所作為，這種荒唐的想法就是認為中印在邊界問題上的衝突會使全世界陷入一場核子大毀滅。」
尼赫魯在戰爭問題上講話的調門是搖擺不定的。一開始，針對著反對黨議員們的戰爭叫囂，他講到世界末日到來的大戰，講到戰爭的恐怖；後來，他又逐步後退，害怕人家說他對由於邊界爭端而激發起來的愛國熱忱潑冷水，同時他承認他自己對於這種愛國熱忱也感到自豪(雖然他也說過，他希望那些給他寄送用自己的鮮血寫成宣誓書的青年們，能把自己的精力用於更有建設作用的方面)，因此他又重申一旦戰爭來臨，印度決心戰鬥。他一方面說，擂鼓吶喊和粗暴的語言都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戰爭是個危險的政策；如果戰爭被強加到我們頭上，我們將進行戰鬥，全力以赴地進行戰鬥。但是，我將避免戰爭，盡一切可能的力量設法制止戰爭，因為戰爭是一件壞東西，是一樁危險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說，「有些事情是任何國家都不能容忍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容忍對它的榮譽、正直品格和領土完整所進行的攻擊，為了保衛這一切，就需要承擔風險，甚至是嚴重的風險。」
雖然尼赫魯在戰爭問題上講話的調門時高時低，但這些講話在總體上傾向於散播一種想法，甚至給這種想法塗上一層體面的色彩：這就是，如果中國不交出阿克賽欽，印度就將同它打仗。在尼赫魯拒絕反對黨的狂熱叫囂的同時，他還是被他們牽著鼻子跑。在邊界爭端成為印度的一個政治問題之後不久，尼赫魯就開始把同中國作戰說成是一種可能性(他甚至在新德里歡迎周恩來的國宴講話中還閃爍其詞地提到這點)。而在這些閃爍提到最終可能爆發戰爭的詞藻當中，字裡行間所包含的一個思想總是：印度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和取得了實力地位之後，將進行戰爭來收復它所主張的領土。中國人對印度的行動所作的反應，或者中國人為了防止印度的行動而採取的措施，都可能導致戰爭；這些，在新德里文職官員的頭腦中從來沒有想到過。尼赫魯和他的同僚們自始至終都堅信不疑地認為，無論印度在邊界上幹些什麼事，中國都不會進行攻擊。這就是前進政策的基本設想。它是對一個在軍事上比自己強大得多的鄰國所進行的一場軍事挑戰。
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是印度武裝力量受到忽視的年代。特別是陸軍，遭受到獨立后國大黨政府的繼母一般的對待。這種情況的產生，可能部分地是由於國大黨人對於過去曾為外國統治服務過的人有所不滿，因為國大黨人自己曾因從事推翻外來統治的活動而被投入監獄或受到更惡劣的待遇。無論如何，上述繼母式的態度可以從新政府的兩項主要決策中得到證實。第一點就是認為不存在印度遭受任何進攻的危險性。
這種信念遠在獨立之前，甚至遠在一九二八年尼赫魯的講話中就已形成，當時他在一次對國大黨的講話中，列舉了被認為可能對印度造成威脅的國家，又把這些可能性一一地排除掉，結論是「對印度不存在來自任何方面的威脅，即便出現任何危險，我們也能夠應付」。最先，英國的防衛戰略是以次大陸西北方向的入口為重心。自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人吞併了中亞細亞的各小汗國，並推進到阿富汗邊界以後，英國人就擔心來自莫斯科方面的挑戰。這種擔心持續到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雖然此後不久英國人曾一度把這種想法放在一邊，轉而關注到同阿富汗作戰的更為局部性質的可能性。尼赫魯把這個俄國魔影說成「大抵是假想的」，他認為來自阿富汗的危險至多只是一些小規模偷襲。至於中國，那末，喜馬拉雅山構成了「有效的屏障，即便是飛行大隊也不能從那個方向過來」。在尼赫魯看來，印度的面積、印度的地理戰略位置、加上各大國不願看到印度再次受到外國統治等因素，將使印度免於遭受任何大規模的外來進攻。「沒有哪一個大國會容忍另一個大國取得英國過去長期享有的統治地位。如果哪一個大國竟敢作這種嘗試，其他各大國就會聯合起來予以嚴懲。大國間的相互競爭是使印度免於遭受進攻的最有效保證」。從印度獨立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國部隊進行重大進攻的時候，尼赫魯對於印度的外來威脅一直保持著這種唯理主義的和實用主義的觀點。
在獨立后最初幾年裡，印度並不擔心來自巴基斯坦的軍事威脅——相反，擔心威脅的倒是巴基斯坦。從分治前的舊印度陸軍中，巴基斯坦所分得的部分，自然要小於印度分得的部分。巴基斯坦這個新國家又是資源不足，組織不全，相形之下，印度的軍事優勢就顯得更大了。當時印度教徒反巴基斯坦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公開宣稱要為一九四七年時所受到的「損害報仇雪恥」，要取消分治。尼赫魯當時是斷然反對這種情緒的，但要抑制這種情緒需要時間。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克什米爾戰爭期間，在一九五O年東、西孟加拉邦的部族屠殺重新爆發的時候，以及一九五一年克什米爾爭端再度達到危急關頭的時刻，印巴兩國之間的戰爭都有一觸即發之勢。在以上幾次事件中，印度都在旁遮普邦邊界地帶集結重兵，威脅拉合爾。一九五一年，巴基斯坦把印度對它的軍事威脅通知了安理會，多少由於美國的外交干涉才使這次危機得以度過。
巴基斯坦人這時認識到，他們必須要建設自己的軍事力量，至少要達到能夠制止對方進攻的水平，否則就要不斷受到印度人進攻的威脅。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締結條約的本領，使這一點在一九五四年變成了可能。 [ 註：巴基斯坦參加「巴格達條約組織」(后更名為「中央條約組織」)和「東南亞條約組織」之後，就得到美國的軍事援助；美國給予軍援的本意是反對共產黨侵略。但看來華盛頓也可能認為削弱印度對巴基斯坦的軍事優勢會有利於穩定南亞局勢。 ] 由於巴基斯坦的武裝力量得到了美國的裝備和訓練，印度再想打垮巴基斯坦就不那末容易了——也不會再出現一面倒的軍事對峙。印度進攻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消除了，而另一種可能出現了：就是巴基斯坦因擁有美國裝備的武裝力量而壯了膽，也許會試圖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同印度決一勝負。(這種地位的變化，表現在雙方對待「非戰公約」問題上態度的變化。開始，巴基斯坦總理列雅格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竭力主張簽訂公約，而為尼赫魯所拒絕；五十年代的中期以後，印度亟力主張簽訂公約，而為巴基斯坦所拒絕。)
在整個的五十年代中，印度軍隊是單一地根據同巴基斯坦作戰的可能性布署戰略和訓練的，其戰略思想開始是進攻，後來又轉變為防禦。陸軍方面，由於具有職業性的審慎態度，曾建議應該對毗鄰中國的北部邊界的防務給予考慮，但得到的回答是這樣一個政治性的判斷：沒有必要進行針對中國的軍事準備。軍方在五十年代初期還曾提出建議，要求根據美國和英國在朝鮮作戰的經驗，編寫一本關於中國人戰術思想的步兵手冊，但這個建議也遭到拒絕。一位印度軍官說，「使印度陸軍感到十分驚訝的」是，甚至到了一九五八年，一個高級中國軍事代表團還被帶領去參觀印度的主要軍事設施。 [ 註：中國代表團團長葉劍英元帥參觀了南印度威靈吞的參謀學院，當時校方贈送給他一個該校校徽的銀質模型——圖案是一隻貓頭鷹。當他仔細觀察這件禮品的時候，臉上出現了一股陰影，他感謝主人的好意，同時解釋說，在中國貓頭鷹是一種不祥之鳥，朋友之間不拿它作為吉祥的禮品相互贈送！實際上，在印度，貓頭鷹也不是吉祥的東西，貓頭鷹這個字眼通常是用來罵人的，意思是說對方愚蠢。但當英國人選擇這個西方的智慧之鳥作為學院的校徽時，更多考慮到它的古典含義而不是當地對它的態度。 ]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人在旁遮普邦參觀了一次由第四師表演的對步兵進攻的火力支援，當時第四師就是由考爾少將指揮的；四年之後，正是這個師和它當時的指揮官在同中國所進行的邊界戰爭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政府的第二點政策考慮，是從第一點考慮(即認為除巴基斯坦外，印度沒有同其他國家發生敵對行動的危險)引伸出來的：那就是認為國防力量的經費必須保持在僅僅能過得去的最低水平上，這樣，可以供發展之用的資源就不會不必要地花費在非生產方面。
在巴基斯坦成立時，印度從舊印度軍隊中分到的部分大約有二十八萬名官兵。新政府在開始時就有意圖要削減陸軍的定額——尼赫魯說過，一支高度機械化的、人員比較精幹的部隊，比一支龐大的但是裝備低劣「用腿走路」的部隊更為可取——但是這個計劃沒有實施，陸軍兵員反而慢慢地擴大了。到了一九五三年，陸軍官兵總數接近三十五萬人，組成七個師，其中六個是步兵師——這六個師的編製以及裝備、訓練的標準各不相同——一個是裝甲師。 [ 註：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九、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步兵師和第一裝甲師。此外，在旁遮普邦巴地阿拉(Patiala)駐有一個獨立裝甲旅，在亞格拉(Agra)駐有一個傘兵旅。 ] 陸軍的平時部署，反映了印度軍事計劃人員同前任的英國同行們相類似的考慮，就是在對巴基斯坦作戰的可能和內部安全需要之間保持平衡。有三個步兵師部署在克什米爾，其中的一個營在拉達克的列城布防——而這個營當時也是面向南方，針對巴基斯坦人，而不是面向北方。在克什米爾戰爭中，巴基斯坦人險些佔領了列城，印度軍隊開進拉達克正是為了對巴基斯坦人的向北運動進行抵制。印度已下定決心，如果巴基斯坦再一次用武力佔領克什米爾，印度就將作出反應，進攻拉合爾；為此目的，有兩個師布防在旁遮普邦作為反擊力量。那個裝甲師則駐紮在中印度的佔西(Jhansi)。
上述的部署狀況持續到一九五六年，在此期間陸軍的數量和裝備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一九五六年那加族人發生叛亂，這就須要不斷加強東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到了五十年代的後期，已經有一個整師被牽制在那加山區的游擊戰爭中。當時東巴並不構成任何戰略上的威脅；巴基斯坦軍隊的絕大部分都部署在西巴，其中的大部分又布防在旁遮普邦，面對印度；另外一部分佈防在西北邊境地區，以應付部族騷亂和可能來自阿富汗方面的騷擾——印巴分治使印度擺脫了這個來自西北方向長期存在的威脅。因為那加戰役本身的要求增加，於是就把更多的印度陸軍部隊從旁遮普邦調到了東北地區；同時又成立起新的部隊以維持印度在旁遮普的軍事實力，結果陸軍又開始慢慢地擴充起來。
在一九五九年底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發生后，由於意識到邊界問題可能發展為難於解決的爭端，陸軍的擴充變得更有目的性，也更迅速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間，第四師從旁遮普倉促奉調到東北地區；與此同時，建立了一個新的步兵師——第十七師。在東北地區，第四師劃歸新的編製——第十三軍領導，軍部設在西隆(Shillong)，負責錫金、印度同不丹邊境、東北邊境特區、麥克馬洪線、東巴基斯坦以及那加的防務。第四師負責麥克馬洪線的防務，從不丹到緬甸一線，全長約三百六十英里；而該師的一個旅又很快奉調參加那加戰鬥。
第四師的調防，對印度在東北地區的防禦形勢沒有立即產生很大的變化。當時，從平原地帶通向山麓地帶的公路，沒有超過幾英里長的；同時在東北邊境特區，根本沒有一條橫行的公路——從喜馬拉雅山傾斜下來的高山峻岭都是南北走向，這就使得橫行運動幾乎不可能；要到達麥克馬洪線各段，只能沿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前進。第四師開進東北邊境特區的行動慢得出奇。一九六O年一月，一個步兵連進駐邦迪拉(Bomdi La)；到了三月，另一個連開進達旺；到了同年八月份，一個營部在達旺建立起來，另外兩個營才抵達東北邊境特區，第七步兵旅的旅部也在邦迪拉設立起來。軍隊的布防這時才慢吞吞地完成，而尼赫魯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就已宣布麥克馬洪線的防務要由陸軍直接負責。
一直到五十年代後期，印度政界輿論始終反對增加國防開支。克里帕拉尼一九五八年在人民院講到：
我們一直認為，在非暴力的印度，政府決不會考慮增加軍事預算；但是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我想這一點也會使我們的國父[甘地]在天之靈感到不安，就是最近幾年的軍事預算逐年增加了大約[十億印度盧比]；而在補充要求方面的預算又增加了[一億四千萬印度盧比]……請問我們為什麼要增加軍事設施？
甘地主義者從一個方面批評政府；而軍方則抱怨預算限制使他們難以對現有的設施給予適當的維持，更不要說實現現代化了。克里希納·梅農和莫拉爾吉·德賽之間的相互傾軋，加劇了軍方的困難，也影響到他們主管部門之間的相互扯皮。一個美國駐新德里的記者在一九六一年寫道：「如果印度真的存在近似內閣制的政府的話，那麼，梅農和德賽二人之間，以及他們主管部門的顧問之間，早已鬧得不可開交了。」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陸軍方面的抱怨更加厲害了。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間，陸軍總部多次上書國防部長，列舉了裝備和供應方面的缺陷，並且提出警告說，一旦戰爭發生，這些缺陷將削弱部隊的作戰力。這些信件是當時已擔任參謀局長的考爾將軍所草擬的，他在最後也是最緊急的一次上書中，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如何使陸軍處於困境：「一方面，要求我們儘快地擴充部隊，並且說，不這樣做我國領土就有被外來侵略者佔領的危險；另一方面，發給我們的武器、裝備、彈藥又是這樣微不足道，使得我們不可能用以裝備募集的新兵。」他還要求把他這封信提交給內閣國防委員會，這說明軍人們認為克里希納·梅農過去沒有把他們的緊急警告向上反映。但這次上書，同歷次上書一樣，並沒有產生增加軍事預算撥款的效果。考爾又利用他同尼赫魯私人接近的機會，把陸軍的要求向他提出。根據他本人的敘述，尼赫魯的答覆是這樣的：
如果從國外進口部隊所需要的武器和裝備，就必須動用外匯，而現在外匯已感到十分短絀。國防開支過大，將使國家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挫折，這種情況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說，鑒於上述原因和某些政治上的考慮，我們必須主要地依靠本國生產武器和裝備，這從長遠來看是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他最後說，我們必須依靠自己，因為別的國家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撤銷或改變對我們的支持。
這就是政府政策的有力概括。發展要受到優先考慮；外國的軍事援助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將會損害印度的不結盟地位，而且也是不可靠的。解決軍隊的困難處境的唯一辦法，是在印度境內不斷建立國防工業的長遠計劃。這樣國家的工業資源就會增加，同時軍隊的需求也能得到滿足。在這個期間里，尼赫魯針對著軍方所提出或別人為軍方所提出的申訴和警告，反覆地論證了這一點。
這種思想本來是無可非議的，只不過它無法適應前進政策所承擔的風險。不管前進政策本身，或者按照印度人的看法，前進政策的正當性，是由哪樣的政治考慮所促成的，這樣一個政策卻意味著對一個比自己在軍事上強大得多的鄰邦進行軍事挑戰。當時，印度同巴基斯坦的爭端還沒有解決的前景，或甚至根本沒有想去解決它。印度政府的政策又加給陸軍一項繁重的新任務，就是在沒有削減陸軍在其他方面所承擔的義務或在軍事預算沒有重大增加的情況下，要使它同世界上擁有最強大的陸軍大國之一進行對抗。一九六一年春天，印度已派遣了一個旅團參加聯合國的軍事活動，鎮壓在剛果發生的加丹加的分裂運動；此外，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印度還有一個營參加聯合國在加沙地帶的行動。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印度陸軍的有限資源已消耗得相當大；但它又很難於表達它對這一問題的不安。印度獨立以後，陸軍同文職領導之間的關係是不利於前者的。政府對於國際問題所採取的和平的，甚至是和平主義的態度，對於經濟發展問題的強調，對於不結盟的堅持，所有這一切都加深了國大黨歷來對軍人們所持有的那種不大買賬的甘地主義的態度。一九五七年，梅農出任國防部長，一開始受到軍方的熱烈歡迎，因為他們感覺這是第一次派給了他們一位精力充沛而且在政治上適宜的部長。但好景不長。不久，雙方互不信任和互不滿意的情緒就開始影響到高級軍官和他們的文職上司之間的日常接觸。梅農曆來不是個易與共事的人：他講話尖酸刻薄，脾氣暴躁；對待同僚和下屬時而怒氣沖沖，表現不耐煩，時而又感到後悔，表示親近。他對於他認為是愚蠢的人公開表示輕蔑；他又自命不凡，因此就不時地把大多數人都看作蠢人。他的這些特性使他難於同高級軍官和睦相處，並且很快地結束了人們對他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普遍歡迎。除了梅農同蒂邁雅將軍——後者在梅農出任國防部長的同時，被任命為陸軍參謀長 [ 註：一九五五年，撤銷了總司令的頭銜改稱陸軍參謀長，這就使陸軍同其他兩個軍種處於同等地位。卡維克斯(L.J.Kavics)在他對這一時期的印度陸軍史所做的全面研究的著述中指出，撤銷總司令，而代之以「三個獨立軍種，各軍種自行制定自己的政策，競相從主張節儉和態度十分冷淡的政治領導方面爭取預算撥款，並且各自根據嚴格的平等原則保持平行的機構」，結果就損害了軍事領導的參謀作用。 ] ——之間個人摩擦之外，軍方還感到日益擔心的是，他們認為這位部長對傳統上應由軍人們自行處理的事務進行了不恰當的、持續不斷的、因而也可以推斷是別有用心的干預。蒂邁雅和他的某些同僚只是懷疑梅農沒有把他們的建議和不滿的意見轉達給總理或內閣國防委員會；但他們卻清楚地看到，梅農在提拔哪些人擔任高級軍官的重大問題上，對軍方的建議置之不理；而正是這一點促使蒂邁雅將軍提出了辭呈，引起了一九五九年的軒然大波。
軍方對梅農在提拔軍官問題上進行干預感到憂慮已有一個時期，後來是集中在布里吉·莫漢·考爾(Brij Mohan Kaul)被不斷提升的問題上，這個軍人在以後邊界戰爭及其前奏中扮演了一個中心的、也是災難性的角色。
考爾為人變幻多端，捉摸不定，他一生事業的浮沉反映了這一點。印度獨立前，他在陸軍中確實是不很得志；獨立后，他指望爬上、而且也幾乎爬上了軍職的頂峰，又一下子在失敗和屈辱中被趕下台。他出身於克什米爾一個中產階級的婆羅門家庭，青年時代曾對當時民族主義運動獻過殷勤，後來又獲得了英國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軍事學院為印度人保留的一個名額，並於一九三三年畢業。按照慣例在英國部隊服役一年以後，他進入拉加普特那(Rajputana)步槍聯隊，在西北邊境地區服役；但僅隔兩年，就被調往陸軍勤務部隊任職。勤務部隊薪俸比較優厚，也有更多的機會在兵站工作，在那裡軍官可以攜帶家屬，生活一般地講也比較安逸。但是，對於一個桑赫斯特學院畢業的青年軍官來講，調往勤務部隊固然可以免受風險，但也喪失了作戰部隊提供的加官晉位的機會。根據考爾本人的敘述，他曾幾次試圖重返他原屬的步兵團或其他步兵單位，但都沒有成功。這說明，拉加普特那步槍聯隊不想要他回去，他不夠作戰部隊所要求的標準。但考爾是個精力充沛、聰明漂亮的軍官；對他來講，失寵於步兵並沒有關閉晉陞的大門——雖然在通常情況下，這是被提升為高級將官的障礙。一九四二年，他升任代理中校，在南印度某地擔任聯絡工作。次年，他被調往戰區，在科希馬(Kohima)一帶指揮一個摩托化運輸部隊；據他後來寫道，那一次他「經歷了在一個作戰區所通常要遭遇到的各種風險，吃了不少苦頭，碰到了不少其他不愉快的事情」。沒有過幾個月，他又被調回基地工作，到大戰結束的時候，他在新德里重新擔任聯絡工作。在將近六年的戰爭年代中，印度的陸軍擴充得很大並且在很多戰場上打過仗，而在此期間內，考爾作為桑赫斯特學院訓練出來的一名正規步兵軍官，卻從未參加作戰部隊，這隻能說明他被認為不適於擔當作戰指揮工作——或者是他本人沒有去營求這項工作。
從大戰結束到印度獨立的這一段時期，對於陸軍和其他軍種中的印度籍軍官來講，是精神上處於緊張狀態的時期，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酷地面臨著這樣的一個矛盾：忠於自己的上司，就會被許多同胞們看作是不忠於自己的國家。對於被英國的敵人所俘虜的二萬五千名印度陸軍官兵來說，這個矛盾倒是由於他們參加了同日本人並肩作戰的「印度國民軍」而得到了解決。考爾沒有得到做出這樣的抉擇的機會；但他卻從陸軍檔案中偷來了一份文件，交給了一九四五年底在德里受審訊的印度國民軍軍官的辯護律師們，這樣來表現他自己在精神上是站在印度國民軍一邊的。他自己後來在他的自傳中，帶著明顯的自豪感寫出了他的這一段經歷。國大黨對於印度國民軍的態度，在一開始的時候原是好惡參半的，但是由於後來英國人對這個問題在政治上處理不當，使得國大黨的同情全面地倒向印度國民軍方面，而尼赫魯本人就曾經充當印度國民軍的辯護律師之一。
在此以前，考爾就已經設法結識尼赫魯。尼赫魯於一九四五年最後一次從監獄中獲釋並前往西姆拉會見英國總督的時候，考爾就拜見了這位未來的總理。從那以後，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的潰敗，考爾能夠隨時得到尼赫魯的接見，而且同他有著親密的私人關係，他的事業也因尼赫魯對他經久不渝的寵信而扶搖直上。人們事後回顧，可能認為尼赫魯在識別人品的問題上又一次表現了盲目性。這往往使他把閃閃發光的東西都當做黃金，並從而作出具有災難性後果的任命。但當時考爾在很多方面確能使尼赫魯對他產生好感。他機伶、漂亮、能說會道；他不但同尼赫魯一樣，是個克什米爾的婆羅門，而且還是印度總理的遠親：尼赫魯家族的姓就是考爾，他的夫人也是考爾家族的人。 [ 註：一位曾同尼赫魯一度親密共事的官員(他本人既不是克什米爾人，也不是婆羅門)寫道：「總理的敵人常常提到他尋求人材和發現人材總是局限於他身邊的那些人，特別是克什米爾人，而其中又特別是那些在某種程度上同尼赫魯家族有聯繫的人。」尼赫魯在這方面的記錄，也的確證實了人們認為尼赫魯是偏向於克什米爾人的懷疑。他本人從來沒有認為親密的家族關係是不能任命某人擔任高級職位的理由。但是可以說這些被任命的人往往具有——或者說看起來具有——優良的品質，因此也可能尼赫魯的這種任人唯親的作法是不自覺的。 ] 此外，考爾是個某種程度上的民族主義者，這又使他同那些具有類似桑赫斯特背景的同僚軍官們有很大區別，后一類人僅僅是愛國主義者而已。考爾這個人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是個不大尊重那些多少有些僵化的軍隊傳統的實幹家。一位與考爾共事而沒有理由喜歡考爾的軍官，還是認為他具有「不少可讚賞的品質……他這人很活躍，有進取心。他頭腦清楚，工作積極。他個人品行無可非議。他待人慷慨熱情」。他的這些品質可能導使尼赫魯把考爾看作一個出類拔萃、全面發展的軍人，而尼赫魯對考爾的寵愛又可能使他看不見考爾的局限性。尼赫魯也沒有看到，他同一個低級軍官進行直接的、公開的來往這種作法，對於軍官們的士氣和紀律所產生的腐蝕作用。這種作法的危害性，自然也是隨著考爾的不斷晉陞而加劇。
印度獨立后，考爾向上爬得很快，他首先得到的是政治上的重用，並輔之以軍事上的任命。一九四六年底，他被任命為負責陸軍印度化(到那時為止，在陸軍中英國軍官自然還佔壓倒多數)的委員會的秘書；接著又被派到華盛頓擔任武官，其後又充任了駐聯合國的印度代表團的軍事顧問。一九四八年，他回到印度。這時，他希望能讓他指揮一營步兵，參加克什米爾戰爭，但又沒有成功，結果是讓他領導克什米爾民兵。後來，他同當時的克什米爾邦首席部長謝赫·阿卜杜拉鬧翻了。尼赫魯把考爾調開並予提升，讓他指揮一旅步兵——這次他終於調回陸軍。如果考爾要在部隊中繼續得到提拔，這一著是必不可少的。此後，政治和軍事上的任命交替進行；不久，他被派參加在朝鮮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著，被提升為少將，並指揮第四步兵師。在傳統上，擔任一個師的指揮工作，是被提升為少將以上軍階的必要條件，因而這是考爾生涯中又一個關鍵性步驟。
到了這時，考爾也被克里希納·梅農所看中。同樣地，考爾在許多方面使得這位國防部長對他產生好感：首先，可能是由於尼赫魯對他的明顯的、盡人皆知的寵信，在尼赫魯的提攜下，考爾在十年間從一名低級聯絡軍官一躍而為一個精銳師的指揮官；其次，是由於對考爾不滿的那批高級軍官當時也同梅農不合；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就是由於考爾的行政工作的幹勁。最後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喧赫一時的「阿馬爾(Amar)工程計劃」上，這就是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間考爾指揮第四師時，指令該師為官兵家屬修築約一千五百所住房的工程計劃。當時陸軍總部是反對動用作戰步兵師參予這種修建或非戰鬥性工程的，而這個計劃卻得到克里希納·梅農的批准。不管怎麼說，當時官兵很需要住房，而工程又要在六個月左右時間內完成——當時曾授予考爾為完成這項任務所需要的特別權力和獨立性。不論這項工程的功過如何，很清楚的是考爾也利用了它來進行自我吹噓。工程開始時，梅農參加了奠基典禮；當這個住房區完工時，尼赫魯和內閣的半數成員以及一些政界人物和三軍首腦都親臨剪綵。考爾還專為這個場面編寫了一首愛國的小調，並要全師官兵練唱。他後來寫道：「當尼赫魯聽到這首激蕩人心的歌詞[由兩萬名官兵齊唱]的時候，他感動得不得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考爾又一次被提升，這次是違反蒂邁雅將軍的意願，被提升為中將並擔任陸軍總部中的一項要職。當時，軍需局長——這是一項主要的參謀官職，由中將銜軍官擔任——出缺，為考爾的晉陞提供了機會。還有兩名少將，普·辛·賈尼(P.S.Gyani)和庫馬拉曼加拉姆(P.P.Kumaramangalam)，資歷都高於考爾，這是考爾晉陞的障礙。蒂邁雅推薦賈尼擔任軍需局長。賈尼雖然過去工作成績優異，但未指揮過步兵師，而根據陸軍的晉陞慣例，這二點卻是提升中將的先決條件；根據這一條，梅農駁回了蒂邁雅的薦舉。這樣，就只剩下庫馬拉曼加拉姆擋住了考爾的前程，而要取代他則會招致人們的反感。庫馬拉曼加拉姆不但過去工作成績優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榮獲過金十字勳章(D.S.O.) [ 投筆從戎註：金十字英勇勳章(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886年由維多利亞女王設立，用以表彰戰時功勛卓著、特別是作戰行動中表現勇敢的軍官。獲頒者在名字中追加D.S.O.後綴。庫馬拉曼加拉姆於1942年5月在北非戰場獲得了這枚勳章。 ] ，而且還出身於一個具有相當政治影響的家庭。 [ 註：他的父親是蘇布哈拉揚(Subharayan)博士，是馬德拉斯邦的國大黨領袖，他在印度獨立后出任大使。博士有三個兒子：老大擔任印度文官職務；他是老二；老三莫汗·庫馬拉曼加拉姆(Mohan Kumaramangalam)是一名共產黨員。博士常講：通過他的三個兒子，不管印度政局可能如何發展，他統統都保了險。 ] 解決的辦法是創造另一個需要晉級的空缺。結果就這樣辦了，庫馬拉曼加拉姆擔任了軍務局長。道路已經掃清，蒂邁雅再也不能夠——除非他想因這件事引起一場爭執——阻擋考爾提升為軍需局長；雖然他對這件事十分反感——不僅由於軍需局長是個關鍵性的職位，還因為擔任軍需局長的人會成為「陸軍選拔委員會」 [ 註：選拔委員會由陸軍參謀長、各軍區司令(即西部軍區司令，東部軍區司令等等)及陸軍總部的各主要參謀官員組成。 ] 的當然成員，從而能夠對於其他軍官的提拔問題施加相當的影響。
考爾這時已成為在軍官中起很大分裂作用的人物。在多數的軍官食堂中，只要一提「你是親考派，還是反考派？」的問題，大家就心照不宣。考爾又喜歡誇耀他和尼赫魯的接近。一位高級軍官曾悻然地說過：「考爾常常吹噓這一點，他公開地吹噓這一點。我們也常看到他總是去看望總理，他老是晚上去，晚上是總理感到最輕鬆的時候。」從官場的角度來看，這種接近既是考爾權勢的證明，也是他的權勢的來源。另一位稍低一些的高級軍官回憶道：「陸軍中沒有一個人不非常害怕總理」；他接著講到這位總理可不是個一般的人物：「歷史上很少有人象他那樣被賦予可以任意支配的全權。如果有誰講話他能聽得進去並且取得他的信任，那個人就掌握了巨大的權力。」
作為一個正走運的紅人，考爾不可避免地會吸引追隨者——他的批評者把這些人叫做「考爾的崽子們」。 [ 譯者註：「考爾的崽子們」(Kaul-boys)在英語中與「Call-boys」諧音，後者有「侍從」的含義。 ] 由於考爾是個從無實戰經驗的軍人，因此人們對於受到公開寵愛的人的怨恨在他身上就表現得更加強烈。長期以來，他的同級軍官雖然看不起他，但對他還有些親切感，這時親切感也消失了。
駁回蒂邁雅的薦舉而提升考爾為中將這件事，對蒂邁雅來說，已經可以構成足夠的理由來同梅農攤牌。蒂邁雅從多方面來講是個傑出的軍人，在陸軍中受到很大的尊重和愛戴，然而他不願意進行這類的鬥爭；後來又發生很多事情才迫使他採取行動。而他一旦行動起來又很任性，簡直是草率從事，使得人家感覺他是不負責任的，甚至是無能的。三軍的首腦們原來對梅農都已感到厭惡。這位部長經常當著他們的下屬斥責他們，嘲笑他們；他對他們態度驕橫，往往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問題，不分白天黑夜召集他們來開會，有時到臨開會時又宣布取消會議。尤其嚴重的是，他們感到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技術方面的建議，往往被他以主觀的和文不對題的理由駁回；因此，據說他們已商定準備共同往見總理，申訴對梅農的不滿。但這時，就是在八月三十一日，蒂邁雅卻如他後來對朋友們所講的那樣，由於一時的衝動也由於他已「忍無可忍」，寫下了辭呈並遞交給總理。
陸軍參謀長的辭職，使尼赫魯處於很大的困境。當時，反對黨議員和報界已經在攻擊克里希納·梅農對三軍專橫無理以及干預軍人提升等問題。幾天以前，又發生了朗久事件，政府，特別是梅農，都受到了批評，說他們忽視了邊境的防務。梅農的政敵會抓住蒂邁雅辭職的事件，來證明他不適宜擔任國防部長。很顯然，這種壓力將迫使尼赫魯不得不讓梅農退出內閣——要說起來，梅農的政敵在國大黨中的數量比在反對黨中還要多。梅農無論在私人方面和在政治方面同尼赫魯都很接近。尼赫魯很了解，對國防部長的許多攻擊實際上是對他這個總理的間接的攻擊。讓梅農下台，就意味著屈從於這些批評，不但如此，還將意味著使內閣中國大黨的更加正統和保守的分子佔據優勢。
尼赫魯以他慣有的政治手腕，處理了這個尷尬的局面。他把蒂邁雅請到自己的私邸，勸說蒂邁雅撤回辭呈。蒂邁雅本來是一時的衝動，這時也表示服貼。據蒂邁雅後來告訴同僚們說，尼赫魯當時向他保證將親自調查蒂邁雅所提出的不滿，並將對梅農進行干預以消除軍方不滿的原因。蒂邁雅在同一天中遞交了辭呈，又撤回了辭呈；但消息還是透露了出去，第二天早晨各報都以通欄標題報道了辭職的消息。這樣，長時間來在政界流傳關於梅農和軍隊領導人間衝突的謠言，一下子戲劇性地證實了。尼赫魯原想避免的一場風暴颳了起來；但由於蒂邁雅已在事實上撤回了辭呈，這就加強了尼赫魯處理這個問題的地位。尼赫魯把整個事件說成是一場小小的風波，並且把責任全部推到蒂邁雅身上。尼赫魯對國會說，蒂邁雅的辭職是「十分不明智的」，是「不該那麼乾的」，——簡直是「十分反常的」。他說，國防部長和陸軍參謀長之間的糾葛，歸根結蒂是由於二人「在性情上」有所差異，是瑣碎無聊，微不足道的。他還利用了印度政客對軍人的潛在的不信任情緒，示意說在這個事件中應該維護文官的權威，並對克里希納·梅農領導國防部的才能給予了熱烈的讚揚。當一個反對黨議員問起，總理難道不該對象蒂邁雅這樣一位出色的軍人說一兩句好話的時候，尼赫魯不得不對這一位「很英勇的軍官」表示敬意，但還是堅持說，「我不能對他的辭呈表示祝賀」。
尼赫魯就這樣扭轉了局面，利用這次流產了的辭職機會，對梅農給予讚揚，又使蒂邁雅受到一次公開的、不體面的斥責。經過這次事件，梅農更加趾高氣揚，考爾地位也顯著地加強了。蒂邁雅由於自行退卻和接受了屈辱，在陸軍中的威信受到了損害。尼赫魯不但勾銷了他將親自調查陸軍同梅農之間的糾葛的諾言，而且還公開地譴責蒂邁雅。如果蒂邁雅獲悉這種情況后，再一次提出辭職並堅持到底，那末，可能以後幾年的印度的歷史將大大改觀。事實上，蒂邁雅事件使尼赫魯在軍事問題方面更多地依靠梅農和梅農支持的一批軍人。這次事件對於印度軍人的教訓是：從本行的角度對於文官處理軍事問題提出反對意見，是得不償失的。
尼赫魯對考爾的依賴，以及考爾如何超越正規的陸軍慣例而為之效勞，可以從蒂邁雅事件發生后不久另一事情中得到很好的證明。一次，總理問到他朗久地面的情況，他當即自告奮勇，要親往視察。這次旅行用了將近三周的時間。由於他連朗久都沒有見到就折了回來，因而難於相信，這位中將兼軍需局長所親自完成的使命，換一個更低級的軍官就不能完成。但尼赫魯總算得到了一份目擊者的情況報告，考爾也從而證明自己的確是個能夠在本職之內或者超出本職不顧艱險和不怕吃苦的人。對他最嚴格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往返於接近朗久一地的這次旅行，對於一個年近五十歲的人來說，是要作出相當大的努力。不久，他以類似的方式搭上一架俄國造的直升飛機，飛越拉達克的一些最高的山地，進行了一次有風險的飛行試驗。這次飛行是他違反梅農的指示而直接下達命令的，因為他認為梅農正責成空軍不經過必要的試飛就購買俄國的飛機。
在這時，似乎有什麼東西驅使考爾不斷地去考驗或者說去表現他的勇氣。也可能這是由於他意識到自己從沒有指揮過部隊作戰，而人們在這方面對他的嘲笑，也隨著他軍階的不斷提升而日益增加。但他所表現的那種勇氣畢竟不等於膽略，而且如後來的事件證明的那樣，那種自己故意跑到炮火射程之內的作法，也並不符合高級指揮官的要求。
一九六一年初，蒂邁雅到了退休的年齡，考爾再次提升的機會到了。蒂邁雅的繼承人的人選，應在當時的南部軍區司令普·恩·塔帕爾(P.N.Thapar)中將和東部軍區司令托拉特(Thorat)中將二人中挑選，這兩人的資歷大體相當。塔帕爾的資歷略高(確切地說，他的軍齡比托拉特長兩個月)，但托拉特過去工作成績更優異，因此蒂邁雅推薦了後者。但蒂邁雅的薦舉又被駁回，塔帕爾繼任為陸軍參謀長；不但如此，又不顧蒂邁雅的積極反對，任命了考爾為陸軍總部參謀局長，這個職位在當時的軍事領導層中僅次於陸軍參謀長。 [ 註：印度陸軍的組織是仿效了英國的體制。陸軍參謀長下屬四名主要參謀官員：即參謀局長(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軍務局長(Adjutant General)，軍需局長(Quarter-Master General)和軍械局長(Master General of Ordnance)；四人中參謀局長占最關鍵的地位。他負責協調、計劃、作戰、訓練、情報、購買武器和有關裝備及其分發等項工作。他還領導其他一些重要軍官，如陸軍總部情報處長，作戰處長等。印度後來取消了參謀局長的職務。 ] 塔帕爾是個有能力但不很出色的軍官，有些喜歡取巧；同時，他的任命是由於考爾為他施加了有力的影響，因而他對考爾也感恩戴德。為了報答考爾的恩情，塔帕爾讓考爾當參謀局長，雖然考爾毫不具有擔負這項重任所必需的條件和經驗。
這些任命使得陸軍提升的問題重新變成一項引起爭執的重大問題。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孟買的一家政論雜誌《潮流》(Current)上刊載了一篇署名為「一批灰溜溜的陸軍軍官」的來信，控訴梅農是「獨立印度的惡魔」，指責他操縱晉級，製造效忠他個人的派系。信件的內容表明投書人很熟悉一些軍人的歷史和最近一些任命的根據，這些材料是只有某些高級軍官才能掌握的。信件警告說，最近的一些任命受到操縱，其目的是為考爾早日繼任陸軍參謀長掃清道路。在議會中，克里帕拉尼指出：一名幾乎一直擔任陸軍後勤工作的軍官出掌參謀局，這還是第一次。他說，考爾的任命，證實了近來使得「軍官們感到痛心、士兵感到不滿」的「掩人耳目」的作法；最後痛斥克里希納·梅農：「我指控他在陸軍中製造派系。我指控他降低了我們部隊的士氣。我指控他浪費了這個貧困飢餓的國家的金錢。我指控他忽視了我國抗禦共產黨中國侵略的防務工作。」但梅農冷漠地否認他曾干預提拔的問題，尼赫魯也給他撐腰，這番抗議也就平息下去了。
考爾感覺到，由塔帕爾當陸軍參謀長，自己當參謀局長，他就可以大權獨攬，而他很快地也使別人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喜愛的軍官都被陸續拉進陸軍總部，擔任要職；可以辨別出是屬於反考爾一派的高級軍官則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在蒂邁雅退休的前夕，政府人士和陸軍總部中有人散布謠言說他正在策劃一次軍事政變，甚至還講到了具體日期(說是要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發動)。克里希納·梅農把他個人的懷疑告訴海、空軍參謀長，並警告文職官員要他們監視蒂邁雅的行動。已執行參謀局長職務的考爾，也要求蒂邁雅對被認為是可疑的部隊調動做出解釋。當時，在印度搞政變的條件根本不存在，這些謠言如果不是惡意的，至少也是毫無根據的。但接著又對據說是蒂邁雅在退休前夕講過的一些話，組織了正式調查，並根據類似的指控而對托拉特將軍和另一位斯·德·維爾馬(S.D.Verma)中將進行了調查。這些調查又沒有根據通常慣例由軍務局長負責領導，而是由作為參謀局長的考爾本人負責領導。對此，塔帕爾也只好同意。
這種政治迫害的氣氛在馬內克肖(Sam Manekshaw)案件上表現得最為突出。馬內克肖少將當時擔任威靈吞的參謀學院的院長，他在資歷上比考爾僅低一年，但在每一個方面都是考爾的對立面。他畢業於台拉登(Dehra Dun)的印度軍事學院，雖然如此，他在態度和工作上都比考爾更接近於桑赫斯特的標準。他是個有實戰經驗的軍人，在緬甸戰場上曾榮獲陸軍十字勳章 [ 投筆從戎註：軍功十字勳章(The Military Cross)。馬內克肖在緬甸戰場因異常的勇猛獲得了這枚勳章。他在率領一次反攻時腹部受了重傷，師長科文少將(General Cowan)怕他死掉，趕快把自己的軍功十字勳章別在他身上，並說：「死人是不能獲得軍功十字勳章的」。 ] ；他不大願理睬那些政客們，更不願理睬那些巴結奉承這些政客的軍人。他敢說敢道、聰敏機智(「考爾的崽子們」這句雙關話就是他創造的)，而且不掩飾他對考爾的輕蔑。
這兩個軍官代表著，或者說是象徵著，印度陸軍軍官中兩種不同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傾向。馬內克肖(這是個帕西族(Parsee)的名字)體現了陸軍中的英國傳統。在它的最好的一面是：精通本行，熱愛軍職，厭惡陰謀和厭惡政治(這兩個名詞被認為是同義語)，以及寧願擔任作戰任務而不願擔任參謀任務。但這個傳統也還有另外的一面，就是過多地強調英國部隊軍官食堂的那一套繁文縟節，而這些東西在獨立后的印度往往會造成磨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多數的陸軍食堂中，除了印度僕役以外，很少看到帶有印度色彩的東西；在印度陸軍中的印度籍軍官一直居於少數地位，而且他們也都象英國人一樣地英國化了：只有星期天的午餐才吃咖喱飯，而且要使用匙和叉；進食堂如不穿會餐制服，也必須要穿常禮服；不喝酒會被人認為有怪癖之嫌；吃素是士兵的事，軍官沒有吃素的；印度音樂象貓叫一樣難聽；用印度語講話簡直是丟醜。但在大戰期間，隨著陸軍的不斷擴充，新的一代和新的階層的印度人當上了軍官。他們大多是在城市裡長大，出身於不那麼富裕的資產階級而不是貴族的家庭；他們都懂得些政治，甚至在政治上已有所從屬，不象他們的上司們那樣認為政治即便不是危害社會安全的東西，也是骯髒的東西。這新的一代軍官的多數也適應了軍官食堂的那一套傳統習俗，但其中有些人卻抵制和厭惡它們。對他們來講，咖喱飯是正規的食品，而且應該用手抓來吃；無論那一種印度服裝都比常禮服更可取，也更舒服；不喝酒、不吃肉只不過是根據本國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事，完全可以根據每個人自己的好惡決定。在印度獨立后，這些微不足道的瑣事成為更加深刻的矛盾的兩方鬥爭的課題，一方是那些有民族主義思想的軍官，責怪他們的上司們曾為英國人服務，也瞧不起他們處處模仿過去統治者的那副樣子；另一方就是象馬內克肖那樣的人，他們認為軍官食堂的禮儀的印度化，就意味著部隊標準的降低。對於馬內克肖一派人來說，這些傳統之所以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不是由於它們來源於英國，而是由於它們歷來就是陸軍的傳統。而他們的批評者們則認為，這不過表現了他們奴隸成性、矯揉造作，說明他們還沒有能夠接受印度獨立的全部含義。
考爾本人雖然屬於較老的一代，但在精神上卻傾向於具有更多的民族主義色彩的較年輕的一代。他在自傳中說明，他很早以前就不喜歡英國人，也不喜歡那些在他看來是企圖「討好主人，贏得廉價的聲望，然後爬上去占居最高軍事地位」的印度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厭惡這位頗為英國化的馬內克肖。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有人報告說，馬內克肖公開地對考爾進行了尖酸刻薄的嘲笑，同時也講了一些對梅農很不尊重的話，這就為他提供了對馬內克肖及其一夥進行反擊的機會。如同考爾自己所講的那樣：
我們的某些高級軍官，慣於發表輕率的和有傾向性的言論，公開地反對我們的國家領導人，頌揚過去在印度的英國統治者。他們有時還暗示說，只有採取某種獨裁統治，才能使我國的事務擺脫混亂狀態。我了解到有關少數高級軍官反國家的輕率言論的具體案情——其中有些話是當著外國人的面講的。我把這些情況書面報告了……塔帕爾將軍，他轉達給國防部長，國防部長又上報給總理。
於是，就組成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來審理對馬內克肖的指控，指控是說他不遜地批評自己的上司和文職的領導官員，也就是說不忠誠。馬內克肖進行了鬥爭，軍事調查委員會指出他本來應該較為謹慎一些，同時不但宣布他無罪，還建議應懲處那些指控他的人——當然不是考爾，而是那些把馬內克肖的一些話向上反映的下級官員。但無論如何，由於這次指控，馬內克肖的提升被壓下來了，而且如果沒有發生一九六二年的那次大潰敗，他會被迫退休，而退休時仍不過是個少將。 [ 投筆從戎註：後來(本書寫作之後)，第三次印巴戰爭中，馬內克肖在陸軍參謀長任上表現傑出，獲元帥銜。 ]
馬內克肖案件的教訓是清楚的，它對已經受到損害的軍官們的士氣和團結進一步產生了破壞作用。軍官們即使在朋友面前講話，也都小心翼翼；因為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得到提升，唯一的途徑就是博得考爾及其一夥的好感。由於害怕告密而出言謹慎，再前進一步就是選詞擇句來討好軍職或文職的上司。使得高級軍官都變得不是奉承拍馬，就是唯唯諾諾，其代價之大，在後來邊界戰爭中得到了可悲痛的證明。
造成這一切的動機，倒不象它所產生的後果那樣清楚。考爾想當陸軍參謀長這一點是肯定的；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發生邊界戰爭，他就會接替塔帕爾將軍的職位。他是否還有更大的野心呢？一九六一年底某些印度的政治觀察家認為他是有的。當時，孟買的一家政論周刊《潮流》寫道：「考爾是個要當心的人物」，「他不但會當成陸軍參謀長，終有一天他甚至會當成印度的總理」。但提出這種預言的思想是含糊的。「尼赫魯對考爾將軍已經有了信任，並且認為他是可以用來抵制任何破壞軍隊紀律和瓦解民主政治的保證。……」但《潮流》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篇文章本身的矛盾，接著寫道：「如果尼赫魯想要指定一名繼承人的話，他甚至可能甩開所有的那批知名的老國大黨人，而不會反對選擇象考爾將軍這樣的非正統人物。」說考爾會按照憲法的程序被選為國大黨領袖，取得政權，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種提法是荒誕的；但當時關於考爾的前途的推測，更多地是考慮到：通過由他發動的或由於文官統治的總崩潰而產生的一次軍事政變，而使他取得政權。一個美國作家威爾斯·漢根(Welles Hangen)是這樣描繪這種可能前景的：
考爾可能把軍事統治強加給印度，而同時自己又小心地躲在幕後。他自己可以充當納賽爾式的人物，而由塔帕爾或其他年高德劭的頭面人物扮演納吉布的角色。……此外，考爾也不會是一個毫無吸引力的軍事統治者。正如他解釋自己同梅農的關係時那樣，說得頭頭是道，他也能夠巧妙地講一堆道理，使得印度民主政治的退位變得合理化。在這個暴風驟雨式的變革世紀後半期里，他的登台表演，一定會比優柔寡斷的印度民主政治幹得更有勁頭，更為漂亮……他會成為一切秩序愛好者們的崇拜對象。
這種推測也有些牽強附會，這不只是由於在當時(在六十年代初期，該作家寫下上面這一段話的時候)，進行軍事干預的可能性極小，還由於考爾的權勢來源於文官統治的本身，來源於尼赫魯和梅農對他的寵信，因而很不可能由他來領導一次軍事政變。如果說考爾要把自己的權力擴展到陸軍以外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話，但看來考爾本人還是很可能曾經產生這種念頭。上述這位作家基本上根據考爾對自己所作的高度估價寫下他對考爾的頗為讚賞的長篇描繪，他曾經引證說：考爾「象一般印度人那樣相信占卜而他的星占則預言終有一天他將統治印度」。 [ 註：除了威爾斯·漢根對考爾的同情的描述外，還有兩種對考爾的描繪。一個就是馬諾哈爾·馬爾貢卡(Manohar Malgonkar)所寫的一部熟悉大戰期間和大戰後初期印度陸軍內情的小說(書名《遠方戰鼓》(Distant Drum)，Asia Publishing House 一九六O年出版)，書中的一個名叫卡馬拉·坎特(Kamala Kant)的角色就是影射考爾的，寫的是一個好搞陰謀，有政治野心的軍官，大戰年代擔任參謀工作，後來又回到步兵以謀求提升，之後又當上駐華盛頓的武官。他的描述筆調辛辣，是根據馬內克肖派的一名軍官的觀點寫成的。再就是考爾本人的自述，書名《沒有講過的故事》(The Untold Story)，內容毫不坦率，但卻頗有啟發性。該書是在他下台後為了進行自我辯解和指控他的批評者們而寫的，書中提到考爾的缺點之一可能是他對他自己的人品和作用作了不切實際的理解——這其中有些沃爾特·米蒂(Walter Mitty)的味道。 ] [ 譯者註：沃爾特·米蒂是美國作家詹姆斯·瑟克(James Thurker)所寫的一篇小說的主人公。書中的米蒂是個很平凡的小人物，但喜歡從事幻想，以逃避現實。他曾夢想自己變成了一個不起的大人物，過著煊赫一時的生活。 ]
梅農當時的動機也招致了懷疑。人們懷疑他要在陸軍中拉上一伙人，製造派系，以便為自己建立基礎，一旦尼赫魯死後，能夠從而爭奪政權；《印度斯坦時報》在蒂邁雅辭職事件發生時，曾提到：「梅農先生所選定的一批軍官秘密集會，認為武裝部隊將來有一天會奉命去執行一項政治任務，他們狂妄地把自己看成是必須為這種政治任務作準備的人。」但是，認為梅農為了自己的長遠打算企圖建立軍事基礎的假想，可能只不過是反映了人們當時對他的懷疑和厭惡之深；並沒有什麼證據足以說明他懷有超越憲政的野心。他自己又是很講現實的人，不會沉溺於這類夢想之中。看來，梅農是和尼赫魯一樣地委身於民主政體的；此外，他也是忠於這位總理以及總理的理想的。
與其說梅農是想替自己搞政變鋪平道路，不如講可能他是認為他在採取措施，以制止某些高級軍人搞政變。在印度政客們的頭腦中，一直對軍人不信任，甚至害怕他們發動政變——可能他們從來也不象西方政治學家那樣相信印度文官執政體制是無懈可擊和生氣勃勃的。梅農干預提升，把自己的人安插到重要崗位，不讓那些他特別不信任人出頭，他這樣做可能是為了分化陸軍最高指揮部，使之不可能策劃陰謀。如果對於蒂邁雅和維爾馬的指控並不完全是開玩笑的話，那麼，梅農及其文職的同僚們肯定是有些擔心某些高級軍官正在發展政治野心。
在考爾當上了參謀局長的時候，他對陸軍內部事務的影響是顯著的——但他還不能影響關於軍事開支或軍隊裝備給養短缺的解決。考爾利用了他同尼赫魯的關係，把陸軍方面的意見和警告直接向尼赫魯提出，但在這個問題上，他並沒有比那些通過慣常的途徑反映問題的同僚們取得更大的進展。這些問題必須從政治上去考慮，尼赫魯對於涉及外交政策的問題，當然寧願依靠他自己的判斷行事。因此，在聽取了考爾的意見之後，根據考爾本人的記載，尼赫魯講到：考爾和其他的一些將軍們「並沒有充分理解形勢。……無論是中國還是巴基斯坦，除了製造緊張之外，都不可能挑起一場[同印度的]戰爭，因為它們都有各自的問題需要解決」。還是前進政策的一條基本前提——就是認為中國人不會對它做出有力的反應。此外，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為止，考爾還強烈地支持與此有關的一個假想，就是認為在任何小規模的衝突中，印度陸軍都會擊敗中國部隊。
前進政策形成的時間，也就是說印度有一天要把巡邏隊和哨所推進到中國人所佔領地區這種設想變為實際行動的意圖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一九六O年初。但直到一九六一年底，這個政策才真正付諸實行。從開始採納這個政策到開始企圖貫徹這個政策，時間拖了這麼長，這反映出陸軍方面不願意實施一項軍事上絕對辦不到的方針。
印度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底時的政策，如尼赫魯在他同年九月的備忘錄中所提到的那樣，是維持邊境現狀，並審慎地避免任何「不只是大規模的、甚至是小規模的」挑釁。 [ 註：見第一章第二節 ] 這樣的政策也反映在當時陸軍總部發給各有關軍區司令部的指令中。十一月份，東部軍區接到指令，要讓全體官兵了解「我們必須避免同中國人進行實際的衝突，除非這種衝突的確是強加到我們頭上」，而且任何巡邏隊都不得進入距離麥克馬洪線二英里以內的地段——唯有哨所恰好建立在這條線上的地區(如兼則馬尼)除外。一九六O年二月，西部軍區接到命令，要他們大體沿著穆爾古(Murgo)、錯格斯察魯(Tsogstsalu)、波布朗(Phobrang)、楚舒勒、碟穆綽克一線建立據點，並阻止中國人進一步入侵。當時，印度方面認為中國在最西部的陣地是在克孜勒吉勒尕(Qizil Jilga)、迪拉山口(Dehra La)、薩木崇嶺(Samzungling)(地處加勒萬河畔)、空喀山口及庫爾納克堡(Khurnak Fort)等地；因此，即使印度人建立了上述據點，雙方隔開還有二十至五十英里的距離(碟穆綽克除外，該地距中國主要公路的南端不到二十英里)。
但陸軍即便對這樣有限的和防禦性的任務，也感到力量不足。當時在拉達克只有查謨和克什米爾民兵團 [ 註：這是一支在本地招募的輕裝備的部隊。這支部隊在一九六二年的戰爭中打得很出色，因而轉為正式部隊，並更名為拉達克偵察部隊(Ladakh Scouts)。 ] 的兩個營——既沒有正規部隊，也沒有支援火力。當時沒有通向西部邊境地區的公路，該地區內部也沒有公路。從斯林那加(Srinagar)到列城之間的築路工程，在一九五四年就開始了，四年之後又停頓下來，等候關於該工程開支方面貪污問題的調查結果。要到列城，只有一條騾子走的小道，或靠空運。列城和楚舒勒二地還有飛機跑道，而其他地方只能靠空投供應。當時根據西部軍區的估計，除了已在該地區的兩個民兵營以外，它還需要一個旅團(五個步兵營加上支援火力)。
提出上述要求一方面是根據這樣的情報：就是說中國在該地區已經集結了一個團的兵力(相當於印度的一個旅)，外加包括某些裝甲部隊在內的支援火力；同時中國的公路網已向前延伸得很遠，這也使中國部隊在供應和調動上都佔有很大優勢。西部軍區要求在一九六O年內調來四個營，在一九六一年再調來一個營。
一九六O年五月，國防部在克里希納·梅農主持的一次會議上作出決定，要陸軍在從什約克(Shyok)通向北面的古時商路上佔據陣地，並在儘可能靠近喀喇昆崙山口的地方建立一個哨所。在完成上述任務后，將試探沿奇普恰普河谷向東進行巡邏的可能性。在目前，要對未被佔領的地區進行巡邏；但部隊應避免衝突，如果同中國人遭遇，就向上級報告對方的陣地，而不要企圖趕走對方。這個決議可以說是朝著貫徹前進政策的方向作了某種試探，但還遠遠不是明確的和需要立即採取行動的訓令。
這樣的訓令第一次出現在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外事秘書蘇·杜德(S.Dutt)簽署的一份文件中。文件指出：並沒有限制印度方面派出巡邏隊(尼赫魯在同周恩來的會談中，當然是避免了承擔這樣的義務)；所承擔的唯一義務是避免邊境衝突。因此，文件建議在西段應採取更加積極的巡邏政策；部隊應避開中國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區，根據已知的情況，中國人尚未立足，就應毫不猶豫地跨越中國主張線進入那些地區巡邏並建立哨所，但無論如何，仍應命令部隊不得對中國的哨所和巡邏隊使用武力。
這份文件送交給國防部，國防部又轉給了陸軍總部，但在以後的三個月內下達給部隊的命令中並沒有傳達這個精神。在杜德簽署了文件后的第四天，陸軍總部發給西部軍區的一份電報中事實上又重申了過去下達的命令。電報說，政府的政策是保持邊界的現狀，「堅守現由我方控制的，在國際邊界我們一方的陣地。至於說到有爭議的地區，則應維持過去一個時期來存在著的現狀」。根據這項政策，陸軍還必須「對於無爭議和(或)未被佔領的地區施行有效的控制，[並且]阻止對我國領土的進一步入侵」，電報接著寫道，「這在某些情況下就要求向前進行巡邏，並且在我們目前的防禦陣地的前方建立新的……哨所」。電文在關於實際行動部分的結尾，命令部隊必須避免同中國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只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能開火。陸軍總部的電報，一方面反映了杜德的文件中要求在西段進行更積極的巡邏的措詞，同時又審慎地刪掉了它的核心，即要求印度部隊進入中國所主張的領土。陸軍總部的指令只提到「無爭議和(或)未被佔領」的地區——這就是說，是指那些在中國主張線以外的印度方面還沒有建立哨所或派遣巡邏隊進入的地區。
從一九六O年八、九月間陸軍總部下達的一些新指示中，可以推斷出印度政府曾催促軍方，要他們在西段的巡邏向前推進。訓令通知西部軍區，可以派遣巡邏隊進入中國所主張但尚未佔領的地區，「以便弄清楚中國入侵的範圍，[並且]保證不使中國部隊向至今尚未建立固定哨所的地區繼續推進」。這份電報規定要實施前進政策；但它是說可以做，而不是說必須做。是否派遣巡邏隊進入中國主張的領土，將由西部軍區根據戰術上和後勤上的考慮，斟酌決定。印度政府在發出指示時沒有充分考慮到軍事因素，因此，陸軍總部在執行政府指示方面顯然是採取了拖延的態度。
陸軍總部在向西部軍區下達上述新指示的同時，也向文官們提出了警告，指出政府所催促執行的向前推進巡邏的做法，在軍事上將招致嚴重的風險。在參謀局遞交給國防部的一份文件中指出：政府所要求的向前推進巡邏的做法，將招致中國方面的強烈反應，「可能使目前處於平靜狀態的國際邊界，變得沸騰起來」。它接著講到：運輸和給養方面的巨大困難，妨礙了增派新部隊，陸軍以其現有的有限兵力，將不可能有效地對抗中國的大規模入侵。(當時，蒂邁雅仍擔任陸軍參謀長，這份文件是由當時的參謀局長萊·普·森(L.P.Sen)中將執筆的。)
國防部把這個警告轉達給外事秘書，他就評論說：「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五月份做出的決議到現在還沒有付諸實行。」陸軍總部受到了質問，要他們解釋為什麼對政府的一項重要和緊急的指示，在執行上表現拖拉。
無論在當時或在以後的時候，文職人員——包括官員和政界人士在內——都沒有能夠理解後勤決定著陸軍的能力，而且沒有充分考慮對方做出反應的可能便制定政策。對於外交部、內閣秘書處和國防部的官員們來說，他們所認為是被中國非法佔領的西段領土問題，基本上是個政治問題，運用政治手腕就可以把中國人趕走。他們不象軍人們那樣，把前進政策看做是對一個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國家所進行的軍事挑戰，而是把它看作一種微妙的外交手法的必要的和有形的延續。他們認為，採用和平的，甚至是非暴力的方法，派出巡邏隊巡邏有爭議的地區，並在這個地區插滿印度的旗杆，就可以不放一槍地——除了偶然發生的小衝突外——把阿克賽欽搞回來。文職人員們對軍人們的因循拖拉表示不滿，而且當陸軍總部及其下屬提出由於運輸和給養上的困難，文官們要求部隊執行的任務根本無法完成時，他們感到不快和不能理解。這一切不只反映了他們確信中國方面不會做出有力反應，而且也反映了他們對一切軍事問題的完全無知。一位曾任國防秘書的有聲望的印度文官說過：「印度文官們對軍事問題是完完全全無知的……這是一個不言自明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印度政府，包括文官和政界人士在內，對於軍事和技術問題都沒有經驗(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軍事和技術問題已成了英、美文官訓練內容的一部分)。印度文官對軍事和技術問題缺乏經驗，再加上國大黨政客們從印度獨立前承襲下來的那種對軍人的疏遠和不信任，很可以說明他們為什麼不能把政治上的決定同軍事上的因素結合起來，終於導致了邊境戰爭和印度的潰敗。 [ 註：印度人接受了這個教訓。在一九六五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短期戰爭中，政治和軍事領導之間就結合得很好。 ]
由於文職人員對軍事問題的無知而產生的更直接的後果，就是他們不理睬軍人們所提出的警告和異議，認為它們是別有用心的和毫不相干的，甚至指責軍人辦事拖拉、缺乏堅韌不拔的精神。一九六一年初，尼赫魯為了對付議員們的批評，在議會中聲稱：西段的軍事形勢已變得有利於印度。當時負責西段的軍長維爾馬將軍從報上看到了這段消息后，立即上書給他的上司塔帕爾將軍，指出總理的講話不符合當前的事實。維爾馬在後來寫給塔帕爾將軍的報告中又多次重申了這一點，並要求把他的信件轉呈陸軍總部備案，藉以表示他與總理所提出的關於軍事形勢的那種令人誤會的樂觀看法毫無瓜葛。塔帕爾要他撤回他的信件，告訴他說：政府充分了解西段的真實情況，尼赫魯的講話只不過是說給公眾聽聽而已。但維爾馬依然堅持。
此後不久，萊·普·森中將出任東部軍區司令，道拉特·辛格(Daulat Singh)中將任西部軍區司令，這樣，維爾馬就被超越了。象他那樣資歷的軍官被超越，按照傳統習慣是要提出辭職的。於是，維爾馬立即遞交了辭呈。接著，就出現了一些不利於他的流言蜚語，導致了前面講過的正式調查。文職情報人員把維爾馬的檔案從頭到尾細細地翻閱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足以定罪的內容。但維爾馬的退休金卻被扣押了一年未予發放，直到他親自向尼赫魯申訴后才付清。這個事件的教訓是十分清楚的：敢講話的軍官受到打擊；不吭氣的或看上級眼色說話的人受到賞識；而那些耿直和愛提意見的人則不受歡迎。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一批軍官接管了陸軍總部，他們對文職人員的要求百依百順，並下定決心置軍職的基本規程和據而提出的一切意見於不顧。從此以後，印度政府就聽不到來自軍隊中下層的日益急迫的警告和抗議，而迅速地奔向災難了。
不管文官們和政客們在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間的要求和態度怎樣，這些要求還是在嚴酷的事實面前碰了壁——或者說在拉達克東北部難以通過的高山峻岭面前碰了壁。西部軍區要求在一九六一年底以前必須調來五個步兵營到西段，結果只有一個營按期調來。這個營(第八廓爾喀聯隊第一營)於一九六一年夏調來后，印度在西段的兵力只有三個營(其中兩個營是民兵)，沒有支援火力，統一受駐防列城的一個旅部指揮。這幾個營所建立的哨所和工事仍然是沿著陸軍總部一九六O年二月下達的命令中所規定的一線——除碟穆綽克一地外，都沒有跨越中國主張線。政府要求向前推進的壓力，遭到有關軍區的抵制，他們不願把部隊派往他們無法得到接濟和支援的地段去。在維爾馬將軍指揮負責該地區防務的第十五軍期間，只是碟穆綽克周圍的某些哨所有所推進。一九六一年春維爾馬辭職后，在喀喇昆崙山口下一個叫斗拉特別奧里地(Daulat Beg Oldi)的地方建立了一個原來他反對建立的哨所；而這個地方也還是在中國所主張的領土之外。直到這時前進政策仍不過是個行動意圖而已。
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印度在西段的兵力經過極大的困難才稍有加強，但與中國對比，它的地位則發生了急劇的、不利的變化。當時，印度的公路還沒有修到列城(一九六一年十月運輸隊第一次試驗性地通車到這個地方，在此以前部隊給養全靠空運或騾馱)，而中國人修築的公路支線已到達他們最西部的哨所。中國人施工處的地形相對平坦，並擁有充分的勞力和築路裝備。新德里把中國人在阿克賽欽的加緊活動看做是一種帶有挑釁性質，甚至是威脅性質的發展。除了某些軍人之外，沒有任何人曾經想到中國人會對印度的外交姿態和軍事集結——雖然是小規模的、緩慢的——做出反應。看到了這種可能性的一個軍人後來曾提醒政府：阿克賽欽公路是中國的一條重要戰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動威脅到它，即便是遙遠地威脅到它，中國將會做出強烈的反應。 [ 註：見本章下文 ]
到了一九六O年底，印度軍事情報部門對中國在西段的兵力重新作了估計，認為中國的兵力為一個師，還有一些裝甲部隊，此外中國的公路網和摩托化運輸使他們具有高度的機動性。於是，西部軍區向陸軍總部提出，為了遏制中國的威脅，需要部署一個整師的印度部隊。
需要的是一個師，而印度能部署的軍隊只有一個正規營和兩個民兵營。中國集結的速度和力量，遠遠地超過了艱難行進的印度人，這種情況突出地說明了前進政策在軍事上是不現實的——但印度政府看不到這一點，還是繼續催促推行這個政策。
印度政府要推行這個政策，並不是由於公眾的壓力。在一九六O年四月新德里高級會談的高潮過去之後，公眾對於邊境爭端的興趣就冷下來了。六十年代是印度困難不斷增加的年代。獨立初期的那種勇往直前的樂觀情緒和對國家前途的高度信心，很快地消失了，政府和公眾在一九六O年面臨著許多比中國人出現在人跡難到的阿克賽欽荒原更形迫切的問題。印度人稱之為「分裂傾向」的某些地區和部族要求獨立性，使新德里開始感到憂慮。經過長期的騷動之後，中央政府做出了讓步，把它曾希望能保持使用兩種語言的孟買邦劃分為二，但堅決反對錫克族人自己建立一個邦的要求。 [ 註：一九六六年底終於同意了這個要求。 ] 在東北部，那加族人繼續進行著要求分治的游擊戰爭；在南印度出現了反對以印地語作為全國官方語文的騷動；克什米爾問題倒還平靜，但遠沒有解決。第三個五年計劃剛剛開始；人們在頭兩個五年計劃提出時所具有的信心，現已喪失殆盡；這種信心現在只能在計劃規定的指標上還有所反映，但人們對這些指標的實現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外交事務方面，一九六O年九月同巴基斯坦簽訂了印度河水條約，這似乎表明：只要雙方懷有誠意、耐心和進行公平的調解，最棘手的爭端也終能得到解決。但在條約簽訂后尼赫魯和阿尤布的會談卻說明克什米爾依然是問題的核心，在這個問題上印度所願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讓步，仍然遠遠沒有達到巴基斯坦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尼赫魯的會談使阿尤布深刻地認識到：希望說服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同意達成某種可接受的妥協方案是不現實的，從此印、巴關係不斷惡化，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爆發了戰爭。
在這個時候以前，巴基斯坦及其西方盟國一直滿懷希望想在次大陸搞聯合防禦。這種想法早在印、巴分治的時候就產生了，當時曾考慮要成立一個永久性的聯合防禦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尼赫魯還在制憲會議中講到：「聯合防禦的問題，對於印度和巴基斯坦雙方都是個重要的問題；當條件成熟的時候，政府將樂於考慮這一問題。」但當一九五九年，阿尤布總統提出了聯合防禦的建議時，情況已大有變化，尼赫魯馬上就打掉了這個建議，反問道，「聯合防禦嗎——防什麼人？」
在阿尤布的建議中沒有公開說出的含義是：只要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妥協(這就意味著至少要把克什米爾河谷讓給巴基斯坦)，那麼，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可以結束爭端，並協調雙方的防禦政策；這就足以使印度感到整個聯合防禦的念頭是荒唐的。此外，巴基斯坦又是中央條約組織和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國，因而在尼赫魯看來，任何引向聯合防禦的行動，都將導致同西方集團的掛鉤，從而損害印度在對外關係上的基本立場。在巴基斯坦看來，這個念頭本身同樣是不現實的：巴基斯坦認為，只有印度是對它造成威脅的國家，正如印度認為對它造成威脅的只有巴基斯坦一樣。阿尤布總統所提出的「聯合防禦」的建議，只不過是巴基斯坦用以哄騙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玩的一個把戲，這些人喜歡把幾個相互聯結的防禦條約想象為沿著中國邊境而建立的強大而又能遏制的鎖鏈。巴基斯坦提出的聯防建議不過是要說明：由於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不妥協態度，給共產黨進攻整個次大陸提供了機會——事實上，儘管巴基斯坦是一些條約組織的成員國，它同印度一樣認為這種可能性是遠非現實的。
一九六O年新德里高級會談后，中印邊境起初比較平靜，只出現過一些孤立的和微不足道的事件。但這些事件也成為雙方相互提出正式抗議的根據，雙方都指責對方破壞了兩國總理關於避免摩擦的協議。雙方也抗議對方飛機越境。北京說，飛越印度東北部高空的不是中國飛機，而是從曼谷起飛的美國間諜飛機 [ 註：在一九六一年中期，有這樣的一架從福摩薩起飛的飛機在緬甸上空被擊落。 ] ；中國方面又轉而抗議印度飛機飛越阿克賽欽。新德里拒絕了這個指責，但並沒有否認它，因為對印度政府來講，在阿克賽欽中國佔領的領土上空進行偵察飛行，不能被認為是侵犯了中國領空。
兩國在邊境的對方地區定居的國民，也嘗到了爭端的惡果。在西藏的印度商販和放債人感到障礙愈來愈多；印度指責說，被認為是印度國民的克什米爾穆斯林受到了刁難和恐嚇。中國回答說，這些人除非自願選擇印度國籍，應當作中國人看待，並否認有任何人受到虐待——參與了最近的暴亂的人除外。中國就某些居住在加爾各答和噶倫堡的中國人被驅逐出境一事，提出指責；印度回答說，被驅逐的幾個住在印度的中國人，曾從事於損害印度國家利益的活動。印度在中國駐噶倫堡的商務機構周圍布置了崗哨，駐西藏的印度商務機構以及根據一九五四年協定進行旅行的印度官員，也遇到愈來愈多的困難。八月份，印度政府驅逐了新華社記者，並封閉了新華社在新德里的分社，說新華社記者「不是從沒有什麼地位的報紙、就是從反對政府的報紙……選用批評性的評論並突出報道與政府相反的意見」，因而他的報道所描繪的印度的形象是片面的。 [ 註：這是印度政府到目前為止所驅逐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一名外國常駐記者。政府官員對被認為是消極甚至是反印度的報道雖然感到不快，但是不使這種不快發展為制裁。新德里對外國記者來說還是個最自由的首都之一。 ] 印度抗議中國有關當局沒收了一名印度香客所攜帶的草藥；中國回答說，這些藥品有很大的毒性。中國提出，印度哨兵曾舉槍威脅一名前往噶倫堡中國商代處送豆腐、進行正當的買賣的商販。印度回答說，最後還是讓那個商販進去了。
雙方官員會晤審查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這是一九六O年四月高級會談的唯一成果——於六月中旬在北京開始，九月在新德里繼續進行，十一月-十二月在仰光舉行了另一次會晤后結束。正如尼赫魯所預見到的，雙方提出了兩種相互矛盾的報告，報告雖然篇幅很長，但不過是對雙方在外交信件中已經闡述了的論點的加工和修飾。在上述會晤中，中國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份標明他們對傳統習慣線走向的看法的地圖，這份地圖同周恩來所說正確地標明了西段習慣邊界的一九五六年的地圖是不一致的。印度人抗議說，這份新地圖對他們的領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兩份地圖間的差異被稱為「偷偷摸摸進行繪圖上的侵略」，此後，新德里又在其外交爭論中和宣傳中，就中國的「一九五六的要求」和「一九六O的要求」之間的差異大做文章。
一九五六年的中國全圖是個小比例圖，邊界線又畫得很粗，線本身按比例就佔有約十英里的寬度。這張圖 [ 註：一九五六年的中國地圖已收印在《印度北方邊境圖集》(一九六O年新德里出版)中，為圖集中的第三十八張圖。一九六O年的中國地圖見《官員報告》第二六四頁對面附圖。可以指出，有時兩國政府在邊界問題上取得協議后，雙方地圖若放在一起比較，仍可能有顯著差別。中國和巴基斯坦邊界協議的雙方附圖就是個例證。只有對邊界進行了聯合勘測以後，才能指望雙方的地圖完全一致。 ] 標出的中、印邊界西段，是從喀喇昆崙山口走向東南(而不是印度所主張那樣大體走向東北)。一九六O年官員會晤中，中國方面提供的地圖肯定了這個走向，它所標明的邊界是從喀喇昆崙山口沿著喀喇昆崙山的主脈走向東南，而不是象印度所主張的那樣翻過崑崙山脈走向北面。但如把這兩張圖疊放在一起比較，也可以看出兩圖在這一段邊界標記的走向稍有差異。由於這是兩張不同的地圖，使用不同的比例，這樣的差異是當然會有的；這種差異可以是由於兩圖在測繪上的差別而產生——譬如說，在兩張圖上連接兩地的同一條線所經過的經緯度可能稍有不同。一九六O年的中國地圖也是個小比例圖，畫出了中、印邊界全線各段；中國提出的理由是，由於他們所畫的只是一條「傳統習慣線」，而不是一條正式劃定的邊界線，所以只能標明大體近似的邊界走向，否則是不現實的。印度人則堅持他們所主張的邊界線是絕對的、確定的，並且斷然地、詳細地標明了他們的主張線，同時又指出兩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不同意味著中國目前的態度曖昧隱晦，有意在今後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
中國早些時候(一九五六年)的那份地圖上並沒有、而且從它的性質來看也不可能標明精確的邊界走向，中國所說的「傳統習慣線」在圖面上的唯一明確的表達，就是一九六O年那份地圖。因此，印度以兩份地圖的嚴格對比為根據，指控中國不斷提出愈來愈多的領土要求，這種作法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也是缺乏根據的。
雙方在一九六O年官員會晤中，都提供了不少地圖，支持各自的主張。西方的製圖家所繪製的地圖過去和現在都具有世界範圍的影響，但是他們的地圖對印度邊界的畫法，或是直接地以印度測量局的地圖為依據，或是間接地依照牛津大學出版社或《泰晤士報》印行的，被認為是權威的地圖集的畫法。因此，為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地圖廣泛刊載的、約翰遜-阿爾達所主張的超越喀喇昆崙山的印度邊界，出現在本世紀中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地圖上——也繼續出現在到目前為止刊行的地圖上。另外一些製圖師則採納了一九五四年後印度對於中印邊界西段的畫法。至於說到東段，英國人很長時期沒有把麥克馬洪線刊印到自己的地圖上，後來一般在製圖中也延續了這種作法。這使得尼赫魯所寫的那本《印度的發現》(一九四六年)書中所採用的地圖，也是把東北邊界劃在山麓小丘之下，而且根本沒有標出麥克馬洪線。中國人在他們的論辯和宣傳中對此做了不少文章，這是可以理解的。
從邊界爭端的角度來看，大多數已發行的地圖都沒有很大的作為確證的價值；這些地圖更多地反映了某製圖師——或某政府——對於邊界應該在哪裡的看法，而不是邊界確切走向的客觀資料。只反映印度對邊界看法的地圖目前廣泛流行，可能是由於印度政府禁止了不根據它的看法標明邊界走向的書籍入口——而對不少書刊的銷售來講，印度的確是個不容忽視的市場。
一九六O年高級會談之後，關於邊界爭端是非問題的論辯也沉寂下來；到了當年年底，又在中國和緬甸簽訂的邊界條約問題上重開爭端，雙方就此問題交換了一系列措詞尖銳的照會。這是中國為解決邊界問題所簽訂的第一個條約(當時中國同尼泊爾已達成諒解，但還僅只是處於正式協議的階段)，因此，它是值得研究的。 [ 註：有關中緬解決邊界問題的分析，可參看多蘿西·伍德曼所著《緬甸的形成》(The Making of Burma)，倫敦Cresset一九六二年出版；以及達夫尼·惠塔姆(Daphne E.Whittam)在《太平洋事務》季刊(Pacific Affairs)第34卷第178頁和加塔特(N.M.Ghatate)在《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一刊中所撰文章。 ] 此外，它和中印爭端也是有聯繫的。
緬甸從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是印度的一個行省，從那以後到緬甸獨立前又是作為一個單獨的殖民地受英國的統治。英國在緬甸的邊界問題上，與它在次大陸的其他的邊界問題上不同，比較順利地同中國達成了協議。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些條約，以及英、中兩國一九四一年交換的照會，確定了邊界的中段和南段的大部分；但北段，也就是大約從北緯二十五度到中、緬，印三國交界處，並未劃定。麥克馬洪線延伸到北段的部分地區，但中國既沒有承認麥克馬洪線的這一段，也沒有承認在它西面的麥克馬洪線的主體。一九四八年，中國國民黨政府通知新獨立的緬甸政府說，緬甸地圖上所標明的邊界是不能接受的(它也同樣地通知了印度)。一九五O年，緬甸向北京的新政府提出建議，要求談判邊界問題。中國人把它拖了下來。一九五五年，緬甸部隊在瓦邦(Wa State)邊境地帶追擊逃竄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時，同執行同一任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發生衝突，從而使這個問題變成急待解決的問題。緬甸認為瓦邦以及在北緯二十五度以北的一大塊，是自己的領土，中國在自己的地圖上認為這是屬於中國的。雙方有爭議的地區共約七萬平方英里。緬甸要求中國將部隊撤出瓦邦，退到英國人一九四一年提出的邊界線外，中國人回答說，他們不承認這條線——雖然國民黨政府曾同意過這條線。
這樣，緬甸和中國就面臨著四年以後印度和中國所面臨的同樣局面。中國的地圖對緬甸認為是屬於它的一大片地區提出了要求(同緬甸本身的面積相比較，這片地區的確很大，超過了緬甸領土的四分之一)，北京否認英國人過去企圖確定的邊界，主張邊界必須重新談判。一九五五年的衝突，是比後來朗久和空喀山口交火事件規模更大的衝突，顯示出危險。但緬甸並沒有象印度後來那樣，指控中國侵略，把緬甸國旗插到英國所主張的邊界上，拒絕談判；相反地，緬甸總理吳努於一九五六年訪問了北京，尋求解決。他發現：中國斷然否定過去同英國達成的邊境協議，而在事實上卻準備就以英國所建議的邊境線作為談判的基礎。中國所不能接受的是包含在「不平等條約」中的這些邊界線的來源，這些條約是英國強加給中國頭上的，而不是英國所建議的邊界走向本身。北京並不願接受這樣的劃線，中國在歷史上也的確反對過這樣的劃線(甚至在一九三五年把爭端提交國聯)；但獨立的緬甸繼承了英國的主張，而緬甸政府又是同中國友好的，因此北京準備以此作為談判解決的基礎。
中國提出了吳努稱之為解決中緬邊境全程的一攬子交易。中國建議：兩國邊界在北部沿著麥克馬洪(當然，沒有提到這個討厭的名字)所划的線；然後通過薩爾溫-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嶺，聯結到同英國簽訂的條約中已劃定的邊界。中國對處於英國建議線緬甸一側名叫片馬地區的三個村莊，提出了要求，並說緬甸從英國繼承下來的對「南碗指定區」(Namwan assigned tract) [ 譯者註：按即「猛卯三角地區」。 ] 保持的「永租」的舊有安排應予廢除，因為它違反時代精神。中國人說，他們所設想的關於南碗地區的新安排是仍讓緬甸佔有該地，因為中國注意到聯結緬甸兩個省份的一條重要公路經過該地。緬甸方面則應象英國人一樣，承認中國長期以來對片馬幾個村莊的要求是合理的。吳努在把中國的一攬子建議提交議會討論時說，這是一項公平合理和切實可行的建議。
但在兩國外交交涉中，對這項一攬子建議的解釋發生了分歧。中國同意把南碗地區讓給緬甸，希望緬甸給與大小相當的地區做為交換；中國還主張片馬村莊應是包括約一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區，而緬甸說它只有五十六平方英里。這時緬甸的政治輿論已開始在邊境爭端的問題上喧嚷起來，吳努的迴旋餘地也受到了限制，直到一九五八年奈溫將軍奪取政權以前，談判沒有取得新的進展。奈溫上台後重開談判，他在其他方面都堅持了其前任的立場，只是同意以一塊大小相當的地區交換南碗地區。他表示願親往北京，達成協議。在北京談判五天後，奈溫在一九六O年一月二十八日簽署了邊界協議，協議肯定了緬甸獨立以來所尋求的邊界線；協議的邊界線，除了幾處微小的差異外，就是英國過去所主張的邊境線。 [ 註：中國肯定了一八九四、一八九七和一九四一年同英國簽訂的協定，並接受了在最北部麥克馬洪線的走向。中國讓出了南碗地區，並放棄了根據一九四一年協定所賦予的，可在邊境的緬甸一方開發某些礦產的權利。緬甸方面則讓出了片馬地區五十九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在一九四一年線緬甸一方毗鄰中國的一塊土地，這樣，根據中國人的說法，就「調整了[班洪和班老]部落轄區被一九四一年線不合理地分割為中國和緬甸兩部分的狀態」，這個地區約六十五平方英里，和南碗地區的面積相同，雙方對有關地區界限的不同看法將由聯合邊界委員會解決，委員會將測量、劃定邊界，並起草邊界條約。 ] 奈溫讚揚了中國人和他自己在解決一個「將近一百年沒有能夠得到解決」的問題時的政治家風度。後來，吳努(他在此後不久又重任總理)又頌揚了中國領導人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所表現的「善意和諒解」。周恩來後來講到，中緬邊界問題要比中印之間的問題複雜得多。
中國人立即指出這個協議對那些「尋求合理地解決其邊境爭端的亞洲國家」所提供的教訓；北京的《人民日報》接著問道：「中國和緬甸之間能夠辦到的事情，為什麼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之間不能辦到？」但當奈溫將軍在北京簽署了一個條約，表明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的走向時，尼赫魯卻仍然拒絕同周恩來會見討論中印邊界問題。
印度忽視了緬甸和中國的協議對於印度自己的邊界爭端所具有的積極含義，而且直到一九六O年十月這個協議變成了正式條約之前，沒有對它發表過評論。 [ 註：中緬邊界的勘界、劃界工作進行得很快——雖然那裡的地形使這項工作變得十分艱巨——在吳努再一次訪問北京參加一九六O年十月一日國慶典禮時，條約已制定完畢，等待簽字。 ] 緬甸和印度接壤，因而中緬邊界的西端必然成為中印邊界的東端；由於中印邊界爭執未決，這就給中、緬雙方在起草上造成了問題。 [ 註：中國和巴基斯坦解決它們之間的邊界問題時，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中巴邊界與巴基斯坦-阿富汗邊界，即杜蘭線相接，而阿富汗對杜蘭線是有異議的。 ] 他們設法避開了這個問題，在條約的措詞上只提到他們的共同邊界的「西端」，而未標明它的位置。但條約有一個附圖，在圖上這個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了；每一條線——除非是圓圈——最終都要有一個終點。條約的附圖標出中緬邊界的終點在底富山口(Diphu Pass)，與麥克馬洪線的劃法一致， [ 註：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德里由英國和西藏兩方代表簽署的地圖上，清楚地標明了底富山口，地圖的比例是一英寸等於八英里，麥克馬洪所划的線恰好穿過底富山口。 ] 這看來是給予了印度堅持以麥克馬洪線作為中印邊界的主張以新的有力論據。但是印度不單是抓住這一點，而且爭辯說，三國交界處不是在底富山口，而是在底富山口以北五英里！ [ 註：這個矛盾產生於英國人改變主意的結果。麥克馬洪原來的劃線是穿過底富山口，但後來的測量表明，對英國來說，在它以北五英里的塔盧山口(Talu Pass)是更好的邊界地形。因此，英國地圖就開始把邊界畫為穿過塔盧山口。照尼赫魯說，緬甸在一九五七年接受了這點，但中國人主張，他們雖然準備以麥克馬洪線為事實上的邊界線，但只是麥克馬洪划的那條線，而不是英國人和印度人所修改的線。 ] 與中國在其同緬甸的協議中接受了麥克馬洪線這個事實對照來看，這就離題過遠，但印度依然指責中緬條約附圖把三國交界處標錯了，「對印度的領土完整有著不利的含義」。北京回答說，只有等到有關三方都願意合作，換句話說，只有等到印度同意通過友好談判「求得邊界問題的合理解決」時，三國交界處的位置才能確定。
就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所交換的照會，只是使印、中兩國間的僵局更加突出。印度重申，它同中國之間的邊界不容談判，聲稱邊界是已確定了的，「無需進一步或正式劃定」。中國回答說，「這種……拒絕商談，企圖將它們片面主張的邊界線強加於中國的態度，實際上是拒絕解決邊界問題」；它警告說，只要印度堅持這種態度，並繼續進行「無理糾纏」，中國就「絕不能」從自己原有立場「作絲毫退讓」。
中國心平氣和並且公平合理地同它的其他鄰國解決邊界問題，這使印度的立場顯得理虧。北京戳到了這個疼處：
既然緬甸政府和尼泊爾政府能夠通過談判同中國友好地解決了邊界問題，既然巴基斯坦政府也……協議了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為什麼印度政府不能同中國政府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呢？這樣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確實是有些使人為難的。但是，對中國惱火是沒有用處的。
既然同其他一些國家的邊界問題的解決提高了中國的聲譽，因此在當時就有人爭辯說，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有人示意說，中國簽署這些邊界協議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使印度為難。這種解釋是產生於這樣的一種看法，即認為中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根據某樁事本身是否合情合理和實際可行，而是別有用心或懷有惡意的。對這樣的解釋就無從反駁了。
當中國同巴基斯坦開始了邊界談判的時候，印度人的憤慨達到了頂點；這不只是再一次使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態度令人反感，而且也削弱了印度在克什米爾爭端上的地位。中國對巴基斯坦所提出劃定邊界的建議，開始是採取了審慎的態度。這個建議是佐·阿·布托(Z.A.Bhutto)先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率領巴基斯坦代表出席聯大回國后提出的，在聯大期間他同緬甸人的接觸使他深信，北京的確準備同那些具有同樣願望的鄰國求得邊界問題的合理解決。但巴基斯坦的建議提出后，過了兩年多中國才做出答覆。
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大君(Maharajah)曾一度對巴基斯坦同中國的邊境地帶(從阿富汗到作為中印邊界起點的喀喇昆崙山口)享有名義上的宗主權。自一九四七年大君歸屬於印度后，印度就對這一地帶提出了要求。這個要求是法律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某些有關的地區從來就不是克什米爾本土的組成部分，也不能設想這些地區會在事實上變成印度聯邦的組成部分。儘管如此，雙方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同時宣布為了發展友好睦鄰關係和維護邊界安寧，準備劃定邊界的時候，中國和巴基斯坦(後者出於自己方面的原因) [ 註：巴基斯坦的立場是：查謨和克什米爾是它同印度之間有爭議的領土，這個問題應根據該地區人民的意願，由聯合國主持公民投票決定。因此，巴基斯坦並不主張，目前為它所控制的毗鄰中國的這部分領土已在法律上構成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雖然在事實上是把它當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來對待的。 ] 都採取了一絲不苟的做法。他們把雙方的邊界描述為新疆和「由巴基斯坦控制其防務的地區相接壤的」一段邊界；並聲明雙方將達成的協議是屬於臨時性質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解決了克什米爾爭端后，如有必要可重新進行談判。這樣，簽約雙方就避免了在克什米爾歸屬問題上承擔義務。而印度的立場是：克什米爾大君的一切領地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克什米爾的爭端是不存在的；要討好印度政府的都必須同意這個觀點。印度這一次的反應特彆強烈，因為新德里一直認為中國在克什米爾爭端的問題上是偏向印度一方的。
印度對中國提出抗議說，「巴基斯坦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共同邊界」，並指控要在法律上屬於印度的領土上劃定「一條不存在的共同邊界」的建議，是「為了達到中國近數年來一直追求的侵略印度的目的的一個步驟」。(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季當中，新德里和北京之間外交信件來往中所使用的語言已經變得很激烈。)此外，印度接著說，「在這一段沒有邊界爭端……」並宣布他們將否認中、巴之間的任何邊界協議。 [ 註：以前，巴基斯坦曾從反面警告安理會說，「無論是印度或是中國，對於有爭議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領土所採取的立場或所做的任何調整，都是無效的」。自由克什米爾(巴占區)主席卡·哈·胡希特(K.H.Khursheed)說，如果中國「瞞著查謨和克什米爾人民」同印度達成任何協議，將「意味著對印度的擴張主義政策給予道義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該邦印占區總理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Bakshi Ghulam Mohammed)則警告印度政府說「克什米爾人和拉達克人將不會接受對拉達克領土的任何割讓」。中、印邊界爭端和印、巴對克什米爾爭端之間的相互糾纏，將使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更加複雜化。現在中國將會堅持，在克什米爾歸屬問題解決前，中國同印度對邊界西段可能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是屬於臨時性質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就等於默認印度對克什米爾的主張，從而會犧牲中國同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而另一方面，如果印度簽署這樣一個臨時性質的協議，就等於自行放棄它長期來堅持的主張——就是說在一九四七年克什米爾邦的大君歸屬於印度時，克什米爾的法律地位就已最終地解決了。 ]
北京在復照中悻然地質問印度「是不是在製造了中印邊界糾紛之後，也希望在中巴之間出現同樣的糾紛呢？」事實上，對這個問題的扼要回答應該是「是的」。自從一九六O年以來，印度政府就一直企圖教訓巴基斯坦，在北方邊界的問題上對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目的是要巴基斯坦採取與印度同樣的立場。正如尼赫魯所說的，「我們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曾以友好的態度對待巴基斯坦政府，因為我們認為在這個邊界問題上，他們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應該同我們正在採取的行動一致起來，而不應該相互矛盾」。印度的立場是：從阿富汗到喀喇昆崙山口之間這一段邊界，已為習慣、傳統和條約所劃定，因此，它也同中、印邊界一樣，不能成為協商的題目。印度要巴基斯坦追隨它的做法，否認邊界爭端的存在——這就是說，堅持要中國接受巴基斯坦對邊界的主張。
相反地，巴基斯坦同意了中國的看法，即認為兩國邊界從未正式劃定，並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開始談判。(並非偶然的是，在同一天中國同它另一鄰國蒙古簽訂了一個邊界條約。)在進行了一番巴基斯坦代表稱之為吃力的但是合理的談判之後，兩國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共同宣布，已經完全「取得了原則協議」，並建立了有關的程序著手進行簽訂邊界條約的準備工作。 [ 註：中巴聯合公報發表的時間，正是印度代表團抵達拉瓦爾品第擬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爾問題進行一系列會談的時刻，很多人推斷中國選擇這個時間發表公報，是為了對這次微妙的外交談判製造障礙。事實上，倒是巴基斯坦外長布托先生說服了北京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發表聯合公報，他是希望這個巴、中友好親善的見證，將促使美國加強對印度的壓力，使之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妥協。不管美國施加多大的壓力也達不到上述目的，這個策略，同談判本身一樣，都失敗了。 ]
第二年三月簽訂的條約，劃定了巴基斯坦同中國之間的邊界，這條邊界的大部分都是循著一八九九年英國向中國所建議的邊界線。新線同一八九九年線的最顯著差異是有利於巴基斯坦的，使巴基斯坦在從星峽爾山口(Shimsal Pass)到穆斯塔格河(Muztagh River)之間的一段，取得了一條跨過喀喇昆崙山的邊界；這個地區是洪扎享有放牧權的地區之一，過去是屬於中國管轄的，北京把這個地區給予巴基斯坦意味著後撤，同時也是背離了指導其他地區劃界的分水嶺原則。這樣，巴基斯坦放棄的只是地圖上的要求，而中國卻在實際上讓出了約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領土。
巴基斯坦和緬甸一樣，也發現了中國在邊界談判中所堅持的只不過是要以邊界並未正式劃定為出發點(就中、巴段的邊界來講，就連印度也不能為自己的主張找出條約上的根據)；而在此之後，就準備同它的鄰國取得妥協，決定一條為雙方都能接受的邊界線。
這裡提到中國同緬甸和巴基斯坦 [ 註：中國同阿富汗、尼泊爾和蒙古都分別簽訂了邊界協定。中國在邊界方面其他懸而未決的主要問題，是解決同蘇聯的邊界問題。一九六O年周恩來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在地圖上有很小一點點差別，很容易解決。」這種樂觀看法很快就落空了。 ] 如何解決邊界的情況，打斷了前面的敘述。現在要回過頭來，從一九六一年春天講起。在一個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讀者看來，印度官員所提出的報告是支持印度主張的浩瀚文獻。它也大大加強了尼赫魯的信心，滿以為它會使中國看出自己的錯誤所在。他在八月對人民院說：「我不能設想，他們讀了這份報告卻不感到自己的立場軟弱無力。」為了要了解中國的立場是否有所改變，外交部秘書長拉·庫·尼赫魯(R.K.Nehru，尼赫魯總理的侄兒)在他從蒙古返國途中，曾奉命去北京，見到周恩來。他發現中國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中國仍然準備著——實際上是渴望著——同印度談判解決邊界問題，而且再度暗示在談判時，中國將同意麥克馬洪線。但中國不擬接受印度所主張的西段邊界。印度既然堅持西段邊界既不能妥協又不能談判，因此解決邊界的道路依然不通。
外交部秘書長曾到北京討論邊界問題的消息傳出后，在印度又觸發了過去對尼赫魯的猜疑，怕他不惜任何代價地主張和平，怕他為了渴望解決邊界問題而對中國姑息，把被認為屬於印度的領土奉送給中國。印度總理只好拿出他那老一套的辯解，再度告訴人民院說，「會談並不意味著談判。」他甚至說，外交部秘書長之所以去北京只是因為從蒙古回國最方便的路線是經過北京。
在尼赫魯和周恩來的會晤中，對於發表官員報告以後的下一步行動未作決定。除了相互提出外交抗議、指控和譴責之外，政治僵局仍然繼續。地面上的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前進政策還沒有實行；陸軍繼續抵抗政府要他們向中國所主張的領土推進的壓力。一九六一年三月，陸軍總部解釋說，由於空運的限制，擬派往拉達克的那個旅不可能派去；目前在該段的小股兵力只能阻止中國軍隊越出他們的主張線(對方並沒有打算要這樣做的跡象)和防衛列城。四月，陸軍接著警告說，拉達克的供應情況萬分困難，陸軍甚至連防衛這一地段也力所不及。當時署理參謀局長職務的考爾將軍(蒂邁雅仍然是陸軍參謀長)在寫給國防部的一封信中說：「按照目前的狀況，不得不承認，如果中國軍隊想在他們所選定的地點大舉入侵我國領土，我們將無力抵擋。」六月，參謀局提出：除非空軍能把當月計劃向拉達克空投物資的數量增加兩倍，陸軍最近所設立的哨所中，有幾個將不得不撤退。
一九六一年夏天，印度陸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維持著一條哨所和巡邏線，該線全程幾乎都同中國在西段的主張線相距很遠。線的極南端是例外：印度軍隊在碟穆綽克——在中國主張線內，北京稱之為巴里加斯(Parigas)——設立了一個哨所並曾於一九六一年從那裡派出巡邏隊。八月間北京指責了上述行動以及印度越過斯潘古爾(Spangur)湖附近的中國主張線進行巡邏的行為，說這是印度「任意在中國邊境地區進行武裝挑釁和擴大非法佔領範圍」。新德里復照反駁說：中國所說的地區是屬於印度的，「所謂印度軍隊到印度領土的一部分去就是在進行侵犯，這種說法顯然是荒謬的」，印度在其境內為保衛其領土而採取的措施與中國無關。
同月，尼赫魯對人民院說，「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發現[中國]進一步侵略。」但到了十月間，印度在遲遲回答中國的抗議時，卻又指責中國「最近多次入侵」。照會列舉了十一件事例，其中只有二件是在一年內發生的，而且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一件提到對方侵入八十碼)，而其他的事例又講得含糊。中國認為印度這些指責是企圖為自己向前推進位造借口。但印度接著舉出了中國設立的三個新哨所，並說它們都在印度領土之內，「確鑿地證實了中國人進一步的侵略」。這個指責的消息公布后，在印度就爆發了猛烈批評政府的高潮，人們憤怒地責備政府未能阻擋中國咄咄逼人的蠻橫的推進。印度政府認為中國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要求同一九六O年提出的要求之間有差異；印度報紙和反對派就據此責備政府讓中國推進到一九六O年要求的邊界線。他們在地圖上把據說中國新近設立的一些哨所用線連結起來，包括的面積估計就有二千平方英里，他們於是就指責政府把這麼大的一片土地喪失給中國。尼赫魯爭辯說：「這是可笑的，這並不是事實。」凡是中國人佔領一個新的據點，他們「只是在這個據點的附近實施某些權力」，但並不是影響到那麼大的地區。他的批評者並不信服。一位人民同盟的議員說：「他們推進了十英里，這就是說，十乘一百，就等於一千平方英里的邊境地區。」
所說的中國的新設哨所有兩個是在庫爾納克堡廢墟以北，照尼赫魯的意見，它們是「確實在國際邊界上」，就是說，在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上。 [ 註：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在這個地點上是穿過庫爾納克堡，而不是沿著自然地理特徵而行。甚至把印度主張的疆域畫得很大的那些地圖，也把庫爾納克堡畫在中國領土之內很遠。例如，根據印度測量局一九三八年地圖而繪製的美國陸軍繪圖處第五類(Series V 502，NI44-9)。 ] 十一月間當議會就中國新哨所提出質問時，他承認「這些哨所究竟是在邊界線這面的一、二英里地方，還是在那面的一、二英里地方，他還不十分肯定，因為在這些山脈縱橫的地區很難確切說出邊界線究竟在哪裡。」尼赫魯這麼一承認，就引起了反對派議員的叫嚷：「那末，這些哨所必定是在我們這邊。如果有疑問的話，那就顯然在這邊。」這是怎麼推理的，不太清楚，但尼赫魯卻接受了這種看法。他說：即使這些哨所確實是在國際邊界上，也是「侵略心理……和侵略行動的標誌」。他這句話的含意是：印度把哨所設在它所認為的國際邊界上是很正常的，而中國即使將哨所設在印度所主張的邊界上也是「侵略的」。
尼赫魯陷進了印度政府自己造成的困境之中。印度指責中國「重新入侵」，議會就要求政府解釋為什麼讓中國把手伸得那麼長。為了替自己辯護，免遭有失職守的指責，尼赫魯又力圖縮小中國推進的範圍，指出兩年來中國只設立了三個新哨所；如果講推進的話，只是比以前的陣地稍為推進一些。他要人們注意印度的反措施：「我們在拉達克已設立了半打以上的新哨所，都是重要的哨所。」但是這番話卻引起人們譴責他因循自滿，他的批評者也可以據此而說他是在縮小中國的罪行，所以他又不得不轉過來，說即使中國的新的推進是很小的，即使在某個地區中國人並沒有明顯越過國際邊界，中國仍然是在進行侵略。這是尼赫魯的特點，聽了批評者的反對意見就隨風轉舵，結果，他自己的提法也就逐步更趨極端——可能比他原來的打算更為極端。
印度指責中國建立的第三個哨所是在奇普恰普河谷。它成為一九六一年在總理辦公室召開的一次關鍵性會議上的重要議題。參加那次會議的人，除尼赫魯外，還有梅農、新外事秘書馬·賈·德賽(M.J.Desai)、新陸軍參謀長普·恩·塔帕爾將軍、考爾、情報局長馬立克(B.N.Malik)和其他官員。這次會議產生了一項實行前進政策的新指令。
外交部的官員和馬立克從中國在奇普恰普河谷設立新哨所這件事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是有目的地向前推進，把佔領地區擴展到它所主張的邊界。陸軍參謀長塔帕爾說，雖然他的部隊在九月間第一次看到這個哨所，但不可能判斷它是在什麼時候設立的。馬立克卻堅持說，那是在一九五九-一九六O年之後設立的。他爭辯說，中國有意要推進到他們的主張線，但是凡遇到駐有印軍的地方，即使只有十幾個人，中國人都會避開。所以，他建議陸軍應迅速推進以填補真空，否則，中國軍隊幾個月內一定會把真空地帶填滿。馬立克的看法是，印度越過中國的主張線設立哨所，對方除了提出外交抗議之外，不會有其他的反應——肯定不會採用武力。外交部的官員也同意這種看法。
十一月二日會議所產生的指令中，有關軍事行動的幾段如下：
(1)關於拉達克，我們要從目前的陣地朝著國際邊界儘可能地向前推進巡邏。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設立我們的哨所，以阻止中國繼續向前推進，並制止中國利用他們已在我國領土建立的任何哨所來進行控制。在這樣做的時候，除進行自衛的必要外，必須避免同中國軍隊發生衝突。
(2)在北方邦[即中段]和其他的北部地區，沒有象在拉達克那樣的困難。因此，我們應按照實際可能向前推進，把整個邊境地帶加以有效佔領。如有任何空隙，必須以進行巡邏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彌補之。
(3)鑒於軍事行動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許多困難，應沿我國邊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駐紮於前沿哨所後面適當的地方，以便使這些哨所能夠得到後勤供應，並一旦得到通知，就能立即開赴邊界以恢復那裡的局勢。
這幾段話的措辭和先後次序，反映了會議上兩種觀點的爭執情況，表明意見分歧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只能在兩種相反的行動方針中作出選擇：不做好準備就立即向前推進呢？還是先集結兵力(這必然是遲緩的)，然後再大大向前推進呢？在指令中，這兩種行動方針都有所反映，但立即採取行動的冒險主義的方針反映得較強烈些：「關於拉達克，我們要儘可能地向前推進巡邏……」。然後又照顧到軍人們提出的「軍事行動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許多困難」；接著表示讓步說，「應沿我國邊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
根據處理問題要有輕重緩急的正確原則，一個謹慎的指揮官有充分理由把指令中所講的幾件事情的先後次序顛倒過來，暫不在拉達克進行巡邏和設立哨所，而是先集中主要兵力以支援這種向前推進的行動。西部軍區的道拉特·辛格將軍正是一位這樣謹慎的指揮官，這可從他過去所提出的推行前進政策的必要條件的意見中看出來。但他沒有機會選擇那條比較正確的方針。在發給有關的兩個軍區指揮官的命令中，關於集結手中兵力的字樣全部被刪掉。塔帕爾將軍十二月五日發給西部和東部軍區的信件中說，政府最近審查了在邊境進行巡邏和設立哨所的政策，並作出以下的決定：
[在拉達克]我們要從目前的陣地朝著我們所承認的國際邊界儘可能地向前巡邏。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建立更多的哨所；新哨所的位置應能阻止中國人繼續前進， 並能控制中國人已在我國領土上建立的任何哨所。
把這裡加著重點的那句話和原來的指令第一段對比，就可以看出原來指令中含糊的地方已經去掉，概念更強化了。塔帕爾在信件中繼續寫道，「執行這一『前進政策』時，除非進行自衛的必要外，必須避免與中國人發生武裝衝突。」下一段講到中段和東段，是重複了政府指令的第二段。但這封信最後寫道：
我認識到在拉達克和邊境其他地段實行這項新政策，將需要進行大量的軍隊調動，隨之而來的還有後勤供應方面的問題。我要求你們根據政府的新指令精神重新估計你們的任務，特別是涉及增加後勤供應方面的問題。你們在這一方面的建議要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送交給我。與此同時，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採取上面所說的行動。 [ 註：政府指令的原文以及塔帕爾致各軍區傳達上述指令的信件都沒有發表過，但本書作者都看到了。從這裡開始，我在敘述中，將大量引用未經發表的材料。參看序言。 ]
前進政策於是就成為陸軍總部頒布的絕對命令，要下面立即貫徹。
對於這項極端重要的政府指令為什麼要進行有意的竄改，其解釋只能得自推論。很顯然，從檔案中找不到任何文字記載的解釋。可以注意到的第一個線索是，根據尼赫魯對前進政策的設想，集結兵力以支持這一政策的執行，是整個計劃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十一月底他在人民院中講到，「問題在於組織強有力的武裝小隊，每隊人數比較少，派去佔領一個地方，或把對方從該地趕走……後面要有強大的基地去支持他們。」另一次，在十二月初，當尼赫魯在議會中拒絕了有人提出要他採取他認為是冒險主義的行動時，他給這種行動所下的定義是，「採取某些行動而沒有支持這種行動的基地。」他接著說，「這對我們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他們都很勇敢、優秀，使他們處於那種境地是不公平的；而且，採取某種行動，而又不能予以支持，結果是半途而廢，這對國家也是不公平的。」看來可以肯定，對於前進政策指令的竄改，並不是出於尼赫魯的命令，大概還是背著他乾的。
到了這個時候，陸軍總部已換了全套班子。考爾自三月以來就署理參謀局長的職務，到了仲夏，塔帕爾就任陸軍參謀長，接著參謀局人事上也有了不少更動，考爾親自選拔了一批人員和他共事。陸軍後來對參謀局這一時期的工作進行了檢查，發現這一時期內參謀局越來越忽視系統的規劃和協調工作，而這些正是參謀局的職責所在，又是「適當的軍事行動、態勢和布置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則出現了「憑靈機一動和假想推斷辦事因而漏洞百出的情況，而不是先進行細緻的軍事考慮，然後採取有計劃的行動」。參謀局玩忽本職，又不斷干預下屬單位的軍事行動，它的這種做法也影響到整個軍事系統。從一九六一年年中起，參謀局的工作方向和質量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只能以考爾出任新參謀局長和任用了他所挑選的一批軍官的人事變動來解釋。
考爾也贊成對中國採取進攻姿態，這從前進政策指示擬定以前，他署理參謀局長時給國防部的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建議：「中國採取了一步步西進侵入拉達克邊境的政策。制止中國這種政策的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就是不時地給以打擊……例如，當我們發現他們的巡邏隊處於戰術上對我有利的地位時，就不妨來個短促出擊，造成殺傷或捉拿俘虜，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一建議並沒有被採納；但考爾的進攻思想，看來是從前進政策指令中刪去集結兵力階段的最可能的原因。
梅農在這個時候(一九六一年十月至十一月)也主張要陸軍採取更積極的對付中國的方針。這時印度即將舉行大選，印度政治舞台上的鬥爭日益激烈。在這種背景下，反對派對政府的指責就格外尖銳、格外響亮，而政府也更加敏感。文職官員同陸軍勾心鬥角已進行了一年半之久，這些因素的出現，使他們更感到有燃眉之急。文職人員深信，中國軍隊在遇到人數很少而且只攜帶輕武器的印度軍隊的前進偵察時，也是會退讓的。因此他們就不理采軍人們從戰術方面提出的反對意見。陸軍根據自己的情報所做出的估計，認為印度如採取任何行動侵犯中國所佔有的有爭議的西部地區，中國軍隊必會做出強烈的反應；此外，也不能根據敵人不會做出反應的假定來制定軍事計劃，這是一條戰爭的根本原則——也是常識的根本原則。當蒂邁雅還是陸軍參謀長時，軍人們的抵抗是不能壓服的，因為如果迫他過甚，他就可能直接找到總理甚或提出辭職。但從一九六一年年中開始，陸軍總部中同文職官員打交道的那班人，要末就是贊成政治的因素將阻止中國作出強烈反應的那種假定，要末就是隨大流的。塔帕爾本人並不抱上述見解，然而他多次提出的不能排除中國會採取報復行動的警告，只是為了備案，而從來沒有真正堅持過。說話算數的人是考爾。一九六一年中，抱有同文職官員相同想法和態度的軍人擔任了關鍵職位。文職人員同軍人之間的有關政策的直接鬥爭，就以前進政策佔上風而告終。代之而起的是陸軍總部與下屬各單位之間的鬥爭，但軍事紀律使得在這場鬥爭中贏得勝利的只能是陸軍總部。
在印度政府草擬其前進政策指令的同一天，中國對印軍從碟穆綽克向前推進一事提出了抗議。中國照會說：「中國政府懷著十分不安的心情，注視著印度軍隊向中國邊境地區的節節進逼。並且不能不感到印度方面的這種行動，是要製造新的糾紛，並且要以武力來實現其在中印邊境地區的擴張。」如果中國邊防部隊沒有奉命避免衝突，印度的「粗暴破壞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動，可能已經導致十分嚴重的後果。「中國政府有必要指出，如果印度政府把中國的上述克制和容忍的態度當作軟弱的表示，那將是十分錯誤和危險的」。新德里在答覆中，堅持說印度哨兵是在本國領土內巡邏，並拒絕了中國的抗議，說它是對印度內政的無端干涉。
印度認為它所主張的一切領土，事實上都是印度的領土，中國對印軍在那裡所採取的行動無權指責。北京在另一件照會中，指出了印度這種說法的含義。中國說，這種邏輯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十分危險的」。如果應用到邊界的東段(中國認為該段的真正邊界是在喜馬拉雅山南麓，而所謂麥克馬洪線是非法的)，那麼「中國政府完全有理由派遣軍隊越過所謂麥克馬洪線，進駐到從喜馬拉雅山脊一直到在南麓的廣大地區」。客觀地說，這個論點是公平合理的。全部中印邊界都是有爭議的。既然印度拒絕中國屢次提出的雙方維持原狀的建議，而又在有爭議的地區的一段繼續不斷地向中國佔有的領土推進，那麼，如果中國在另一段也同樣向印度佔有的領土開始巡邏和設立哨所，印度也就沒有提出指責的正當理由。
但是印度在邊界問題上早已失去了客觀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的論點不是合乎邏輯的論點，而是進行不斷侵略的威脅。在印度看來，根本不存在邊界爭執。尼赫魯在幾個月以前對議會解釋說：「照我們的想法，邊境上的糾紛完全不是一場爭執，也許這是用詞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爭執。當我們為某樁事爭論時，這是一場爭執。但是我的論點是，由於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在這件事上的立場是沒有疑問的，因此，這就不是一場爭執。就我們來說，我們很清楚這不是一場正常的爭執，而是對我國的領土提出的一種要求——這塊地方是我們的，我們深信它是屬於我們的。」因此，對中國關於形勢發展的邏輯的見解，可以置若罔聞，對中國多次的警告，可以斥為侵略者的威脅而不予理睬——由於印度深信中國的警告是虛聲恫嚇，就更可以輕易抹殺中國的警告。印度政府的不談判政策，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使印度走上了同中國發生對撞的道路。隨著前進政策的執行，總要碰到相撞點。但印度仍然深信在這場巨大的「膽量比賽」(Game of Chicken)中，最後扭身逃跑的將是中國。
一九六一年末的前進政策指令，並不是印度當時在領土問題上準備採取單方面有力行動的唯一表現。此外還有一個果阿問題。一九四七年英國離開了次大陸。法國在一九五四年交出了它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那一小塊殖民地。但葡萄牙仍留在果阿及各葡屬飛地(enclaves)——這些領土都在西海岸，從十六世紀初葉起就屬於葡萄牙。印度的外交壓力未能使葡萄牙放棄果阿，葡萄牙當然也從來沒有想讓果阿人獨立。一九五五年，印度企圖以他們對英國行之有效的辦法來強行解決。一批不合作主義的示威者越過邊界進入果阿；但當葡萄牙警察看到人數太多，捕不勝捕的時候，他們就開了槍，打死了幾個人，打傷了許多人。之後，印度同葡萄牙斷絕了外交關係，但葡萄牙還是留在果阿。一九五五年的開槍事件在印度引起的公眾憤慨逐漸平息下去，到了一九六一年葡萄牙仍留在果阿的事實，雖然令人感到痛心，但並不是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印度政府說過要把果阿併入印度，但好象同時也說過不使用武力實現上述目的，而且在這方面，印度政府並沒有受到重大的政治壓力。
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大選前夕，印度政府由於被人指責為屈從於中國而感到惱火，很想採取軍事行動以表示其決心。前進政策還造不成戲劇性的結果(總之，造不成印度所期望的那種效果)，從各方面因素來考慮，在果阿這個行動舞台上收效會更大。十月，亞非國家討論葡萄牙殖民主義問題的座談會在新德里召開，代表們向參加座談會的印度代表尖銳地指出：如果讓葡萄牙在果阿的統治繼續下去，他們就認為印度並不是真心實意地獻身於反殖民主義事業。印度人宣稱非暴力是更為崇高的事業。這就引起別人的反駁。他們說在葡萄牙殖民地，非暴力只會引起鎮壓和屠殺——印度人回憶不合作主義的示威者遭到屠殺的情景，就無法否認這個論點。尼赫魯後來講到，這次座談會「使我們想要考慮一下別人的意見，探索一下[對於果阿]能夠做的事情」。座談會結束后，他就馬上在孟買舉行一次群眾大會說：「重新考慮應採取什麼方式把果阿從葡萄牙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時候已經到了。」
接著事情就按著大家熟悉的格式進行下去。一方面尼赫魯宣稱印度已忍無可忍，另一方面，政府又利用印度報刊——它們在這方面是盲目地跟著走的——發動一場宣傳攻勢，講什麼葡萄牙正在屠殺自由戰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提供的武器在果阿堆積如山，對印度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葡萄牙想要同巴基斯坦勾結，這就使得「果阿問題比印度同中國的邊界爭端還要來得緊迫」。接著果阿邊境事件就開始發生了；這些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但印度卻把它當作不能容忍的挑釁，抓住不放。十二月初，印度軍隊開往果阿邊境，其人數如此之多，行動如此倉促，以致引起了印度北部和西部鐵路交通的脫節。印度把大約一個師的兵力擺在果阿周圍，待命進攻，接著更嚴重的邊境事件不斷發生，直到葡萄牙當局為了避免邊境衝突將其邊境哨所後撤，情況才有所緩和。
看來尼赫魯那時還沒有下定決心入侵果阿，他當時的確還沒有下達這樣的命令。尼赫魯感到十分苦惱，再度陷於猶豫不決的狀態，這在他的性格中是極為突出的。他聽任那些比他果斷堅定的人推動事態向前發展，直到勢不可擋的地步。這樣，他就使自己扮演了一個本來可以不那麼糟糕的角色。當侵入果阿的政治和軍事準備正在加緊進行的時候，尼赫魯還在申明他自己和印度反對使用武力，認為談判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唯一方法，並說：「我的整個靈魂都厭惡戰爭思想。」到了十二月，印度政界大肆叫嚷要求派兵打進果阿。關於這塊殖民地情況的宣傳令人刺耳，而且是無奇不有的。外國記者們在潘吉姆(Panjim [ 譯者註：果阿首府。 ] )的幽靜的路旁咖啡館里，一面喝著冷飲，一面聽著全印廣播電台的報道，說該城已宣布宵禁，葡萄牙總督在逃，從印度去的「果阿突擊隊」正在進行巷戰。尼赫魯的遲疑不決持續了二十五個小時。好多天以來，美國大使加爾布雷思教授一直企圖使尼赫魯打消入侵念頭。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見到總理時，把他的論點講得很有力，終於把這位總理阻止住了。加爾布雷思離開后，尼赫魯告訴梅農說，他所批准的在那天午夜出兵果阿的命令應再度暫停執行——在此以前已經兩次改變了進攻日期。梅農回答說，要收回成命已為時過晚，軍隊已開始前進了——雖然事實上當時軍隊尚未開動。
考爾是參謀局長，實際上等於總理的私人軍事顧問。他在計劃果阿軍事行動以及幫助尼赫魯克服其惶惑不安的問題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的自傳中詳細敘述了尼赫魯對國外不利的評論感到很煩惱，在最後的時刻把考爾叫去，問他如果取消這次軍事行動印度將會有什麼反響。考爾回答說，這對文武官員的士氣將產生毀滅性的後果，並建議不要理睬外國的意見。他說，尼赫魯「勉強地同意了」。考爾的評語倒還恰當。「尼赫魯最後之所以被說服採取這一行動，大概是因為他認識到印度人民期望他解放果阿。他認為如果他不採取行動……印度人民和武裝部隊都將對他失去信心。」梅農雖然對尼赫魯很愛戴，但他後來對尼赫魯在果阿軍事行動上的動搖，卻作出一個更難堪的解釋。他說：「你知道，尼赫魯的性情很複雜，果阿行動粗俗殘暴，這點他不喜歡，但行動的成果他卻要享受的。」對尼赫魯所起的作用有一個較為厚道的，也許是最公平的判斷是說：尼赫魯「老病交加，精疲力盡，就聽憑人家把他一步步地逼到很難擺脫的境地。你可以說他不是口是心非，但你不能說他沒有失敗」。
印度佔領果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如果任何政府出來譴責，人家就會提醒他們自己也干過同樣的勾當。正如肯尼迪總統致尼赫魯信中所說的：「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有很大的本領使自己相信他們所進行的某一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然而果阿事件之所以更多地遭到物議和令人感到不快，是因為印度——尤其是尼赫魯——一貫主張絕對不應該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現在，印度人卻堅持說，佔領果阿毫不違背他們所提出的國際行為準則。國內批評他們政府的行動的人確實很少，印度報紙和廣大政界輿論是熱烈支持政府的。尼赫魯向肯尼迪哀訴說：「為什麼一定要用最難聽的語言去譴責使我國人民歡喜若狂的事情呢？」
對印度政府處理同中國的爭端來說，果阿行動有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含義。它表明尼赫魯會被推到一系列毫無轉圜餘地的行動中去，同時表明他對激昂慷慨的政界輿論會如何地遷就，即使這種輿論所提出的主張與他自己的本性背道而馳。它也表明印度政府決定政策的過程是何等的混亂和主觀，佔領果阿的決定，象前進政策一樣，並不是由內閣作出的。它也證明了印度對使用武力的態度具有兩重性——抽象地談論或別人使用武力時它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當印度在它認為是自己領土的爭端中使用武力時，在政治上和在道義上就都是正當的了。一家政治刊物概括了印度對於佔領果阿的見解：「印度並沒有進行侵略，因為自一九四七年以來，我們一直認為果阿是我國的合法領土……把非法侵佔我國部分領土的入侵者趕出去，這並不是侵略。」
這種態度顯然也使用於同中國的邊界爭端。在果阿軍事行動后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尼赫魯，印度現在是否打算對中國採用武力。他回答說：「當然，我們是可以使用武力的。我們應該在適宜時機加以使用。」內政部長夏斯特里也明確表示同樣的意見。他在競選大會上說：「如果中國不肯從它所佔領的地區撤出，印度將不得不重複它在果阿所採取的行動。印度一定把中國軍隊趕出去。」有些政客為果阿事件所陶醉，開始叫嚷要把巴基斯坦從克什米爾趕走，把中國從阿克賽欽趕走。當時的國大黨主席桑吉瓦·雷迪(Sanjiva Reddy)說：「印度決心不久就把在印度領土上的巴基斯坦和中國的侵略撤除掉」；不能以克什米爾的停火作為永久的解決方案，被巴基斯坦佔領的克什米爾必須「解放」。
從軍事方面看，果阿戰役用了一個師以上的兵力，加上海軍和空軍的支援。戰役暴露出陸軍裝備上的許多缺陷。由於葡萄牙對於佔壓倒優勢的印軍並沒有進行有組織的抵抗，果阿戰役並沒有考驗印度軍隊和他們指揮官的能力。印度部隊有的缺少步槍和輕機關槍，也有的缺少無線電台或無線電台所需的電池及其他通訊工具。陸軍還長期缺少皮靴。有一個營半數士兵在整個戰役中是穿著帆布球鞋的。這些情況在陸軍內是廣泛談論的話題，但有關情況在印度卻很少透露出來，人們把果阿戰役當作是赫赫武功加以頌揚。銷路很廣的《閃電》周刊(Blitz)還稱它為「我們最得意的時刻」。
如果說，政府把注意力轉移到果阿問題上的目的之一是要降低政界要求對中國立即採取行動的熱度的話，那末，這種打算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印度在果阿戰役中輕易取勝，自然就助長了對中國取得同樣輝煌勝利的希望。一名印度新聞記者把佔領果阿比做是「門口站著一頭老虎卻在廚房裡踩死一隻老鼠」。這位記者不是說不該踩死老鼠，而是責備政府沒有抓到老虎。印度人真以為果阿戰役的迅速結束，反映了印度軍隊的戰鬥精神很旺盛(而不是由於葡萄牙人沒有抵抗)，這也就更容易使人們相信政府所提出的關於印度軍隊情況是良好的保證。
由於克里帕拉尼來到孟買爭奪梅農的選區，陸軍和其他軍種的情況就變成為一個非常突出的競選的題目。一九六二年一月尼赫魯到孟買為梅農進行競選。他吹噓說：「梅農擔任國防部長以來，我國國防部隊第一次成為一支非常強大、和非常有效率的戰鬥力量。我是深知內情才講這番話的，看誰能駁倒我。……我們的國防部隊第一次有了新的精神和現代化的武器。」尼赫魯常常用這樣的語調講話，他多次向議會和公眾保證說，陸軍和其他軍種比獨立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並且已準備好隨時迎擊對印度的領土完整和尊嚴的可能的挑戰，即便應付巴基斯坦和中國的聯合進攻，也是綽綽有餘。當批評者用姑息和軟弱等字眼描繪印度的邊界政策時，尼赫魯說這種政策是有實力基礎的耐心和合乎人道主義的決心，這是因為考慮到如果亞洲兩個巨人發生戰爭對人類將引起災難性的後果。議會中的批評尼赫魯的人在辯論時雖然也會反駁他的看法，但在心眼裡還是接受這種看法。對政府的國防政策批評得最厲害的人們也是自相矛盾地和自豪地相信印度陸軍雖有他們所指責的那些弱點，但只要放手讓他們干，他們很快就可以把中國教訓一頓。由於軍人們不向外透露他們向政府所提出的指責和憂慮的詳情，因此批評者對於陸軍的缺陷究竟有多大，是沒有概念的。 [ 註：陸軍缺六萬支步槍，七十門反坦克炮，二百門二英寸口徑迫擊炮。炮彈的供應量低到危急的程度。需要五千台戰地無線電台，以數千英里計的電線，三萬六千個乾電池。如果把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出產的車輛算作過時的話(絕大部分是不合作戰要求的)，陸軍就缺少載重一噸的卡車和載重三噸的卡車各一萬輛。有兩個坦克團因缺乏零件而不能作戰。 ] 尼赫魯相信在一場地方性的衝突中印度軍隊將打敗中國——他如何能夠把這種信念堅持到最後是不大容易解釋的；但考爾或許還有其他一些高級軍官肯定是一直向他灌輸這種想法的。
果阿這一場小表演，使被煽動起來的印度的民族熱情得到滿足，但沒有使印度片刻離開那個念念不忘的中心問題——同中國的邊界爭端。尼赫魯說過，對印度說來，這比一百個果阿更為重要。
在前進政策的指令作為命令下達給兩個軍區以前，陸軍總部就已開始發出前進巡邏的命令。十一月二日政治指令擬出后，莫名其妙地拖了五個星期，才於十二月五日發出陸軍總部對該指令進行過修改的、把指令具體化的電報。總部的命令寫得很詳細、具體。指定哪一部隊在什麼時候出動，走哪一條路，在什麼地區設立哨所——在正常的情況下，這些都應留給基層部隊去斟酌決定。關於巡邏和哨所地點的選擇等問題，都是由考爾和他的參謀局軍官會同情報局局長馬立克、副局長鬍賈(Hooja)有時還有外事秘書德賽等磋商作出決定的。從一開頭在命令中就講明哨所應選在能夠控制中國哨所的那些地點。
在西段的前進政策
遵照這些命令行事，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冬季就在西段派出很多小股印軍從他們的各個主要據點出發向東推進。高入雲霄、寸草不生的大山使這些部隊只能在山谷里行動，因為需要有可供空投的平地，空軍才能把供應物資空投給他們。該地區的一般高度在一萬四千英尺左右；巡邏隊攀登的山口，有的高達一萬六千英尺。當地氣溫與北極圈相似，而印度軍隊的冬衣既不夠暖和，又供應不足。稀薄的空氣迫使士兵自己只能攜帶很少的東西，騾子在這樣的高度沒有多少用處，而且騾子也很少。在當地條件下，唯一可依靠的運貨牲口是氂牛，但又沒有。一切給養，經常包括飲用水在內，都要靠空投。
當前進政策開始實行時，以列城為基地的第一一四旅下屬部隊只有三個營——一個正規營，兩個民兵營。這些部隊要負責長達二百英里以上的防線，從喀喇昆崙山口起到碟穆綽克以外幾英里。他們奉命儘可能向前巡邏，在理論上，他們負責的範圍達到東面一百英里以上在昆崙山上的印度主張線，該線位於冰天雪地、空無人煙的阿克賽欽荒原的東面——空無人煙，就是說，除了中國人之外再沒有別人。
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冬季，是兩國外交交涉比較平靜的時期。北京對印度的前進政策再度表示抗議的照會是在三月一日收到的。這一照會認為印度向前推進的巡邏和設立哨所是「蓄意要用武力來實現印度政府向中國提出的領土要求」。這就引起了一系列外交照會的來往。在這些照會中，雙方各自重申自己的立場。這些照會本質上同過去的差不多，但有的語調和側重點和過去有所不同。把這些照會內容概述一下是有好處的。
北京的看法是：中國始終堅持通過友好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並竭力主張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雙方應該共同維持邊界現狀。雖然印度拒絕了雙方各自後撤二十公里的建議，但中國已單方面地在邊界的自己這一邊二十公里以內停止巡邏。印度政府的立場卻截然相反。印度拒絕談判，並繼續向前推進，開始是在中段和東段，後來是在西段，同時印度對中國人出現於歷來就是在中國管轄之下的地區(這一地區自一九五O年以來就是新疆與西藏之間的重要陸路通道)大叫大嚷，指控中國進行侵略。中國主張麥克馬洪線不是合法的邊界線，但中國仍沒有越過這條線，也不要求印度從麥克馬洪線與山麓——中國主張的傳統習慣邊界線在山麓——之間的地區撤退。印度宣稱它願意和平解決，但「印度政府的所謂和平解決，就是要中國從自己的領土上撤出，這實際上就是根本否定和平解決」。同樣地，印度宣稱它願意維持原狀，但實際上拒絕維持原狀，並再度要求中國撤退。「任何通情達理的人都可以判斷，採取這種僵硬和威脅的態度是註定解決不了問題的。……否定維持原狀和拒絕談判，就是拒絕和平解決。印度的行動方針是極危險的和可能引起嚴重後果」；但「就中國方面來說，談判之門總是開著的」。
新德里的看法是：中印邊界早已解決了；它得到數百年傳統和習慣的認可，而且幾乎全線都得到有效的條約和協定的確認。近年來，中國進行了系統的和不斷的侵略，並「試圖用無理的領土要求為非法侵佔尋找根據」。印度願意「維持現狀」，但只有中國首先從印度領土撤退，從而恢復現狀，這點才能做到(「現狀」在這裡意味著「原狀」)。中國的撤退是舉行談判的先決條件。即使舉行談判，也只能「在邊境幾個地區相互作一些微小的調整」。至於印度向前推進，那「是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維護印度領土的完整，是印度政府的合法權利，也無疑是它的責任」。印度是「致力於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的」，中國軍隊從「印度的領土」撤出，將在恢複印中之間的友誼方面邁出一大步。
印度就這樣重申它拒絕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並且點明印度所能同意舉行的談判，只限於討論沿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作一些微小的調整；即使要進行這樣的討論，也必須以中國撤出印度所主張的領土作為先決條件。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在另一次外交照會的交換中，把本來是為著鞏固印度和中國的友誼，並給亞洲和世界作出榜樣的潘查希拉協定——有關西藏通商和交通協定——全部埋葬了。中國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的照會中，提醒印度：一九五四年的協定將於六個月內滿期，並建議締結一個新的協定來代替原有的協定。北京沒有提及邊界爭端，認為這兩回事截然不同；北京希望談判締結的這樣一個新的協定能和緩中印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且為解決中印之間其他問題開闢道路。這正是印度在其他場合所提倡和採取的處理問題的態度。例如，它經常勸巴基斯坦把克什米爾爭端擱在一邊，友好地解決其他問題，以便改善一般氣氛。但這一次，新德里卻拒絕在中國從印度所主張的領土撤出前舉行新協定的談判。北京說，這是「橫暴地要中國屈服的先決條件」。一九五四年協定所要保護的通商，現在已名存實亡。雙方都說它是為對方的管理條例和軍事布置所扼殺。協定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期滿。印度從西藏的亞東、噶大克和江孜撤退了商務代理處，中國也從噶倫堡和加爾各答撤退了商務代理處。
這時，前進政策也開始不聲不響地推行。印度設立了若干居高臨下控制著中國陣地的小哨所，有的就設在中國陣地後面的小路或公路的兩側。參謀局的理論是：這樣就會切斷中國交通線，迫使中國最後不得不撤出他們的哨所。反映印度官員和參謀局人員當時意見的印度報紙和新德里的外國記者，在年初就預言陸軍不久將採取步驟迫使中國撤出阿克賽欽。中國多次提出警告說，如果印度繼續向前推進，就會引起「嚴重的後果」，而且語氣越來越嚴重，但尼赫魯都置之不理。他向議會解釋說，中國因為印度在中國哨所的背後設立了哨所而感到不快，並且讓那些認為中國語氣包含有危險性的議員們不要擔心。他說，「雖然[中國]照會威脅說他們可能採取一切步驟，但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果他們果真採取那些步驟，我們就準備好對付他們。」六月，尼赫魯再度叫議會放心，他說西段的形勢，「比以前更有利於印度了」。
這個時候，又有一個步兵營(賈特聯隊第五營)開進拉達克，並奉命向前推進。和其他三個營一樣，該營也分散成為駐守哨所和巡邏的小隊。到了仲夏，印度在這一段設立了約有六十個哨所。與之相對峙的是中國的一個整師。這意味著中國軍隊在人數上同印軍的比例超過五比一；但兩者間實際作戰能力的差距就更大了。這不僅因為中國軍隊是集中的而印軍是分散的，中國軍隊可以乘坐卡車而印軍只能步行；還因為中國軍隊有一切的正規的支援火力，而印度的第一一四旅卻只有一個中型機關槍排。人們可以看到中國把重迫擊炮和無後座力炮對準印度哨所。中國步兵也都配備有自動步槍。印度的最重型武器是三英寸口徑迫擊炮，大部分哨所連這樣的迫擊炮也沒有；士兵配備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所使用的零點三零三英寸的李安菲德步槍。 [ 投筆從戎註：李-恩菲爾德No.1系列，很可能是SMLE No.1 Mk.III/Mk.III*型。這種步槍雖年代古老，相比它的對手AK-47(或56式)而言火力密度較低，但精度高、射程遠、威力大，惡劣自然環境下甚至更加可靠耐用；在有經驗射手或訓練有素的士兵手中，手動的李-恩菲爾德步槍是一種令人生畏的武器。 ] [ 註：一九五三年印度開始設計一種本國出產的自動步槍，到一九五六年製造出幾種類型供試用。步槍適合陸軍的要求，軍需局決定進行生產。一九五八年三月三軍參謀長會簽了一個文件上呈給由梅農擔任主席的軍工生產委員會。該文件提出的計劃是要在四年內全部以印度的自動步槍裝備陸軍。但對這一建議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直到一九六二年邊境戰爭的最後階段，印度軍隊才收到幾十支自動步槍，還是美國和英國贈送的。 ] 印度的哨所不過是排甚至是班的陣地，這些陣地是在地面上挖得很淺的聯在一起的一些兵器掩體(即使在夏天，地面幾英寸以下也不解凍)。部隊住的是帳篷，或是用木箱和降落傘搭起來的棚子。他們所需的一切供應物品都依靠空投。
一九六二年初，中國開始在地面上作出強有力的反應，凡是印度設立控制著中國據點的哨所的地方，中國就立即在印度哨所的周圍構築更多的據點。四月間，北京通知印度說，在西段，即自喀喇昆崙山口到空喀山口這一段，中國正恢復一九五九年一度停止的邊境巡邏；並警告說，如果印軍繼續向前推進，中國將在中印邊界全線恢復巡邏。照會描述了在奇普恰普河谷的印軍如何在中國哨所的兩面設立據點並「逼近中國哨所，進行挑釁」(印度陸軍顯然沒有理由去責備那些執行前進政策的部隊缺乏熱情)。北京說，如果這種挑釁行動繼續下去，中國部隊將不得不被迫實行自衛，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都必須由印度承擔全部責任。
印度政府把這些警告看作是恫嚇，把中國在地面上的威脅性行動都當作是虛張聲勢，一概不予理睬。五月初，中國部隊擺開進攻的陣勢，向印度在奇普恰普河谷新設的一個哨所推進，並作出打算摧毀該哨所的姿態。西部軍區請求批准撤回該哨所，這一請求轉呈尼赫魯。尼赫魯認為中國是在顯示武力，以考驗印度的決心，他說應該堅守該哨所並派兵增援。中國的威脅性行動沒有繼續下去。於是政府和陸軍總部就得出結論，認為總理的判斷和膽略已勝利地得到證明，前進政策的基本前提也從而得到證實。他們後來再一次從加勒萬(Galwan)事件中得出同樣的結論。
在陸軍總部的地圖上加勒萬河谷看起來是部隊進入中國佔有的領土的最好的路線之一。實際上通過這個河谷的小路是極其艱險的，而且中國至少自一九五九年以來就在上游這個薩木崇嶺的地方設立一個哨所。考爾最早下令向前推進的行動中，就包括派一支巡邏隊溯加勒萬河而上，以圖設立一個控制薩木崇嶺的哨所。由於地勢艱險，要在冬季溯河而上進入河谷的嘗試失敗了。四月，陸軍總部下令試走另一條路，從南面爬越過山嶺。西部軍區的道拉特·辛格中將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警告說，中國在薩木崇嶺的哨所設立已久，任何威脅這個哨所的行動，肯定會引起強烈的反應。他指出，中國已通知印方，他們在這個地段已恢復巡邏，看來對印度已設立的哨所的威脅就愈來愈大；因此，應該盡一切力量來鞏固這些哨所而不是試圖設立新的哨所。他的結論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再在薩木崇嶺設立印度哨所。考爾批駁了他。考爾回答說：加勒萬河是一個交通樞紐，「中國能夠沿著這條河取得重大進展」，所以必須搶先一步，防止他們這麼做。
據此，就派遣了一排廓爾喀士兵從溫泉(Hot Spring)出發，爬過險峻的山嶺，在一個多月後出現於加勒萬河的上游並於七月五日在那裡構築了工事。他們這樣做，不僅切斷了中國在稍下方設立的一個哨所，而且阻攔了中國的一個小運輸隊。中國首先在外交上作出反應。七月八日中國提出了「嚴重抗議」的照會，要求印度軍隊立即撤出，並警告說，中國方面「決不能在印度有增無已的武力進逼面前屈服，……也決不會在遭到無端攻擊時放棄自衛的權利」。印度答覆說，印度部隊「一直在加勒萬河谷進行例行巡邏，從未在該河谷遇到過任何中國滲入者」。印度也對中國在地面上的反應行動提出「強烈抗議」。印度照會警告說，如發生任何不幸事件，將完全由中國負責，「中國政府應該制止更加深入印度領土的不斷侵犯和對印度邊防部隊進行無休止的挑釁活動」。
七月十日中國在地面上作出反應。中國出動了一個連的兵力擺著進攻陣勢，向印度哨所前進，不久，兵力又增加到一個營。中國的譯員通過擴音器試圖煽動廓爾喀人的民族感情；中國人宣稱他們比起印度來是尼泊爾的更好的朋友；廓爾喀人為印度擴張主義的野心服務是愚蠢的。 [ 註：印度也和英國一樣，同尼泊爾簽有協定，得以招募廓爾喀人參加印度陸軍。在這個時候，尼泊爾對使用這些部隊於阿克賽欽表現了一些不安。尼泊爾願意同北京保持良好關係，不願看到廓爾喀人同中國軍隊拚刺刀。按照協定，當廓爾喀人被派去參加實際作戰時，印度有義務通知尼泊爾，但前進政策是否等於實際作戰，當然是一個可以有不同解釋的問題。 ] 廓爾喀人卧倒在地，緊扣扳機，而沒有豎起耳朵。印度政府認為，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險的對峙局勢，就要中國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說，如果中國軍隊進一步逼近加勒萬哨所，印軍就將開火。如果哨所遭到攻擊，印度將對中國的陣地採取報復行動。幾天後接近加勒萬哨所的中國軍隊稍有後撤(他們曾進抵距該哨所不到一百碼的地方)；但繼續以相對大的兵力包圍該哨所，切斷了它的陸路供應。西部軍區打電報給新德里說，企圖由陸路運東西給該哨所必將引起衝突，因而請求空投。當天就收到的答覆說，供應品將由陸路運輸。按照新德里的看法，在這場怒目相視的對峙中，由於中國眨了眨眼(沒有進攻加勒萬哨所)，對峙的局面就緩和下來了，所以為了保持道義上的主動權就要派一隊人從陸路救援哨所，以此向包圍者挑戰。因此，另一小支部隊被派往加勒萬。八月，這小支部隊在中國部隊槍口下被迫退回：中國人說，他們如再前進，就要開火。西部軍區報告說，使用武力是行不通的，是印軍現在力所不及的，而且還會引起公開的敵對行動。於是加勒萬哨所乃改由空投供給，直至十月二十日它被摧毀時為止。
七月十一日印度發表了中國包圍加勒萬哨所的消息，報道把加勒萬事件說成中國入侵印度領土的新挑釁。後來，當報界和政界人士了解到中國還沒有把他們在外交上和軍事上要進攻哨所的威脅付諸實施時，他們就認為印度已經取得勝利而欣喜若狂。一名國大黨議員說，加勒萬事件提高了全國人民的士氣。《印度教徒報》(Hindu)寫道：中國部隊「在印度小隊守軍堅決抵抗的面前」撤退了，這就足以證實前進政策的基本邏輯：只要印度軍隊堅決，中國除虛聲恫嚇外不會再採取什麼行動。在阿克賽欽舞台上，正如政府間的交鋒一樣，中國將在相撞前扭身躲開。給加勒萬哨所守軍的命令，擴大成為給西段所有印度部隊的命令。原來命令中「只有遭到射擊時才開槍」，改成為「如果中國軍隊危險地迫近你們的陣地時就開槍」。
尼赫魯把印度這個時候的行動形容為雙重的政策，就是說在地面上採取軍事行動，輔之以持續不斷的外交壓力。本著這種見解，印度把尼赫魯在一九五九年提出過的雙方各自從自己的主張線後撤的建議略加修改，重新提出。這個建議，正如尼赫魯再度向議會保證的那樣，意味著中國要撤出很大片的地區，而印度只撤出很小片的地區。中國以前曾拒絕這個建議。新德里現在給這顆苦藥丸包上一層糖衣，把尼赫魯以前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出過的建議——即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印度「允許……中國繼續使用阿克賽欽公路於民用交通來往」——作為正式建議提出。當時新德里認為：印度既已在中國主張的領土內設立了哨所，北京現在會較為願意接受印度認為是保全中國面子的最好方式。在向北京重新提出撤退建議的同一天，尼赫魯在人民院重申印度準備冒同中國戰爭的風險，接著又說：「如果我們準備收復[被中國佔領的地方]，而又足夠強大，那末，其他的因素也會起有利的作用，這些因素再加上我們有決心採取任何行動，就有可能達成使這些地方獲得解放的某種協議。」這句話，與同一天向北京提出的照會聯繫起來研究，就可以看出尼赫魯是認為印度堅決進入中國佔領的領土，會最終迫使中國不得不完全撤退；而且還認為印度已設立的那幾個哨所本來就足以迫使中國採取上述步驟了。
如果北京接受了這個建議，那末尼赫魯——在他極為遷就國內壓力情況下所可能做到的範圍內——很可能會對中國在那條路上進行何種運輸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但在中國看來，這個建議是不現實的，是侮辱；正如中國要印度把全體行政和軍事人員從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地區撤出，而中國則容許印度使用在東北邊境特區的公路於民用交通往來，印度也同樣會感到對它是不現實的，是侮辱。北京在答覆中說：「中國在自己的領土上使用自己的公路，何用印度的允許？這簡直是荒唐！」如果印度政府真的指望它的建議得到認真考慮，那末，印度政府就應該將同一原則應用於東段邊界。但尼赫魯當然已經把這點排除掉了。他向人民院保證說，「我們在東面不會撤退」。印度重新提出雙方撤退建議的照會中，引用了尼赫魯五月二日在人民院中說的一句話：「印度並不希望而且非常不喜歡同中國打仗，但是這不是印度所能控制的。」這就很接近於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了。北京拒絕了這項建議並認為這是「要它屈服的片麵條件」，指出中國不是一個戰敗國，並宣稱中國決不會在武力威脅面前屈服。
看來，新德里從這次交換文件中得出的結論是：前進政策的推行還沒有給中國足夠的壓力，所以必須繼續進行，直至中國承認它必須撤退時為止。
西段的印度軍隊竭力推進，並在中國哨所的近距離射程之內設立了一批小哨所。從他們的所作所為看來，他們倒象是一支強大軍隊的先鋒，而不是一場瘋狂的政治賭博的賭注。但在印度政府的國內批評者看來，前進政策肯定還不夠大膽，他們繼續要求對中國採取更有力和更迅速的行動。印度政府為了替自己辯護，就玩弄數字遊戲(以往尼赫魯的批評者使用同樣手法，他是加以斥責的)。官方發言人把地圖上標出的新的印度前沿哨所用線連接起來，計算這樣划進去的地區面積有多大，然後就宣稱印度已收復中國「佔領」的土地四分之一以上。一位隨時可以見到印度總理並報以肉麻捧場的印度記者報道說：西段印軍已「在二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廣闊的戰線上全面推進」，祝賀尼赫魯取得了「拿破崙式的大膽的規劃所取得的獨一無二的勝利」。真實的情況也不是完全沒有人報道；一位同軍方有密切聯繫的政治專欄作家在八月間寫道，中國部隊在西段享有十比一的優勢，而且在地形和交通上都處於有利地位。但這樣的報道是極其個別的。其他記者都報道說：印度實力雄厚，裝備優於中國軍隊，而且說中國邊防部隊都戰鬥力很差。印度人也和許多人一樣，對符合自己願望的話比較容易聽得進去，因而都輕易相信對西段情況的樂觀看法。
但是這並沒有滿足批評政府的人，也未能緩和議會中要求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把中國人趕走的叫嚷。反對派要知道：如果象政府所說的那樣，西段的情況果真已變得有利於印度，為什麼陸軍不立即舉行大規模進攻，把入侵者從印度國土上趕走呢？一名反對派議員八月里在人民院說：「我們的軍事專家不需要擔心……中國的優勢這個魔影」；不僅中國的交通線很長，而且中國軍隊受到他們「傷心失望的人民進行叛亂」的威脅而不得不分心。這種氣氛助長了主戰論，有一些議員已忘其所以。八月間，人民院辯論邊境形勢時，另一名議員宣稱：「二百名印度兵就等於二千名中國兵。為什麼我們要怕他們？為什麼我們不能把他們攆回去？」這位議員還說，只要政府發出號召，半年內，就可以有「四百萬訓練有素的印度軍隊開往喜馬拉雅山，把中國軍隊全部攆走」。有人把真實的情況講出來時，也根本無人理睬。那年在夏天早些時候，印度駐美大使B.K.尼赫魯(印度總理的另一位堂兄弟)，曾對電視記者坦率地講過，印度國防部隊的裝備很差，無法保證國家的安全。於是在議會中就有人對他的話提出了質問。雖然議員們指出這位大使說的話是同總理屢次保證陸軍完全能夠保衛邊疆的說法相矛盾，但他們卻偏重於建議對這位大使的輕率發言給予紀律制裁，而不想去搞清這兩種說法究竟哪一種是真實的。
新德里指責說，在西段推進的是中國軍隊而不是印度軍隊，這種說法結果反而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情況就好象是三個人爭論不休，互相插話：印度政府指責中國進一步入侵，國內的批評者就據此攻擊政府俯首貼耳地讓中國人為所欲為。尼赫魯於是又後退了一步，他告訴議會說，要講中國是進行了「新的侵略」「並不那麼確切」，因為發生的事情只不過是中國人對印度的行動感到不安，因而他們就設立了一些前沿哨所。北京接著就插進來說，尼赫魯「無意之中講出了真相」。
政府的批評者認為，這種混亂的說法並沒有掩蓋中國仍然侵佔印度領土的事實。《印度斯坦時報》的編者在專欄中叫嚷道：「還要等多久，忍辱多久」政府才會使中國認清印度是「決心為它的尊嚴而戰鬥呢？」
頭腦比較清醒的看法也是有的。有一位議員在人民院中說，一條事實上的停火線已經在西段出現，中國和印度任何一方侵犯這條停火線都會受到懲罰。他說，關於在克什米爾印度所主張但為巴基斯坦佔領的地區，印度過去曾向巴基斯坦作過保證：「我們將不採用武力去解放被侵佔的地方」；他建議印度也給中國同樣的保證。加爾各答的《劃時代報》(Yugantar)——它一般遵循國大黨的路線的——警告說：「印度如果要建設新的社會生活，實現五年計劃，就必須停止把成億盧比化費在沿著我國喜馬拉雅山二千英里長的邊界上保持軍事實力的姿態」，它敦促政府進行談判。
但是議會中佔壓倒優勢的態度是擔心政府進行談判，並堅持政府不應談判。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印度致中國的措詞含糊的照會，又引起人們常有的疑懼，擔心尼赫魯會以姑息換取邊界問題的解決。七月二十一日在奇普恰普河谷發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后的第一次衝突，二個印度士兵受傷。同一天中國就這一事件提出抗議，語氣是威脅性的：「中國不願意同印度打仗，中印邊界問題只能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但雖然中國保持克制態度，卻不能坐視「自己的邊防部隊被侵略者所圍殲。在此緊急時刻，中國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命令印度部隊停止對上述中國哨所的攻擊，並且從該地區撤走……如果印度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警告，繼續一意孤行，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必須由印度方面承擔全部責任」。
印度在七月二十六日發出的復照語氣特別溫和，而且提出了一個新的著重點，即印度指出過的「一九五六年中國的主張」和「一九六O年中國的主張」之間存在著差異。印度過去指出這種差異並譴責中國侵入這兩條線之間的地區，純粹是為了說明中國是在繼續擴大他們的要求並推進他們的陣地，但這次印度的照會僅僅責怪說，「誠然，印度政府對一九五六年中國地圖的主張線是有爭議的，但是中國地方部隊不應該越過周恩來先生所確認的他們自己的主張線。」照會緊接著提醒北京說，在一定的條件下，印度準備「進一步討論」邊界問題。
蘇聯第一副總理米高揚那個星期正在新德里，這看來提供了印度照會中為什麼會出現上述積極語氣的最可能的解釋。印度政府認為：印度在爭端中的立場取得俄國的同情是十分重要的，而俄國當時也在敦促進行談判。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梅農剛剛從解決寮國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回國，他在日內瓦曾與陳毅元帥進行過討論，這一點在印度很快就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不管是什麼原因促使照會改變語氣，七月二十六日的照會全文一發表，立即引起一場喧嚷。它被認為是隱晦地向中國建議：只要中國在西段稍為後撤，撤至他們「一九五六年主張線」後面，印度就將開始邊界問題的談判。
在議會中，這個照會被說成是可恥的，「一個最令人震駭和出乎意外的文件」，但這還不足以充分表達它所引起的憤慨。《印度斯坦時報》以《通向恥辱之路》為題發表評論說：
印度政府根據它的無限智慧，認為完全改變它的對華政策的時機已經到來了。它已幾乎承認了中國侵略拉達克的非法所得，作為同北京霸王進行新的一輪談判的代價。它這樣做，就失信於印度人民——人民和議會。
尼赫魯在回答這種攻擊時，對那些「敢於說我們正在採取使印度屈辱的行動」的人們加以斥責，並說，他寧願自己「燒成灰燼」也不肯這樣干。他接著解釋說，人們對政府的立場「有一些誤解和錯誤看法」，接著他又重申政府的立場。
印度七月二十六日的照會重新提出談判問題；在隨後的十個星期中，一方面邊境戰爭日益逼近，一方面雙方就派出代表再舉行會議的可能性交換了照會。這是和平解決爭端的最後機會，甚至是既不解決問題也不發生衝突，而是保持原狀的最後機會。因此必須詳加敘述。同以往一樣，印度的基本立場和這次交換照會中的語調上的變化，完全為隱晦的語義所掩蓋，這些語義象是一種密碼，只有始終記住密碼的底本才能理解其含義。
七月二十六日照會的要點是這麼一句話：「一俟目前的緊張局勢得到緩和和適當的氣氛創造出來之後」，印度政府即準備在一九六O年官員報告的基礎上，重新討論邊境的問題。印度政府的批評者根據這句話以及照會中明顯強調要中國有限地撤退到他們「一九五六年的主張線」的提法得出結論，認為政府正打算全盤推翻過去的政策。但是如果把它同以前的外交信件聯繫起來看——北京當然是會這樣聯繫起來看的——就可以看出這份照會並沒有改變印度的一貫立場。新德里準備在「一俟適當的氣氛之後」就進行談判；但它曾一再申明要創造這種氣氛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中國從印度在西段所主張的領土撤退。按照印度的用語，這就是：「中國軍隊從印度的領土撤出，以恢復原狀」，從而「創造有利於邊界談判的氣氛」。 [ 註：例如，印度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的照會中寫道：「印度政府希望中國政府……從這塊領土[這向來是印度領土]撤退，恢復現狀。中國軍隊撤離其自一九五九年以來侵入的印度領土，從而恢復現狀，這是為兩國政府就邊界問題舉行任何談判創造有利氣氛的必要步驟。」 ]
印度的立場是斬釘截鐵的。中國必須首先從印度所主張的領土撤出一切人員，才能舉行任何關於邊界問題的會晤或談判。在完成了這種撤退後，印度準備在會議桌上同中國見面——但只討論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的微小調整。北京《人民日報》看到了要害：「如果中國接受這種『談判』的條件，印度方面甚至不經過談判，就可以達到它對中國提出的領土要求，那麼，談判本身不也就成為沒有必要的事情了嗎？」
八月十三日尼赫魯在議會重申上述立場，以應付七月二十六日照會所引起的人們對政府的攻擊。他宣讀了一份準備好的書面聲明(這在他說來是不尋常的)，說我們心裡明白，「除非消除目前的緊張狀態，恢復被武力改變了的邊界現狀，就不能夠開始以官員報告為基礎的討論。」這意味著在中國從印度在西段所要求的領土撤出以前不同中國會晤。聲明接著宣稱，印度準備開始另一種形式的討論；但這是為著對付中國的外交行動的。
北京以七月二十六日印度來照中同樣合理和積極的語調對印方作了答覆，但是繼續拒絕印度提出的實際上是要中國「從自己的大片領土上作片面的撤退」的建議。這樣，中國一面拒絕了印度對恢復討論所提出的條件，但同時接受了舉行討論的建議：
中國政府贊成印度政府在來照中提出的兩國在官員報告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中印邊界問題的建議。進行這種討論不需要而且不應該有先決條件。事實上，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向中國境內推進，邊境局勢馬上就可以緩和下來。既然中印兩國政府都不願意打仗，既然中印兩國政府都願意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邊界問題，在兩國官員報告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中印邊界問題，就不應該再推延下去。中國政府建議儘快舉行這種討論，並且立即通過外交途徑商定有關舉行這種討論的級別、日期、地點和其他程序問題。
印度就象一個釣魚的人——他的魚鉤被一條他絲毫不想釣到的魚咬住了。
從新德里的觀點看來，同中國進行討論顯然是毫無用處的。要達成印度所能接受的解決，唯一的辦法就是中國同意尼赫魯的建議，即雙方在西段撤退到對方主張線的後面。但中國已屢次明白拒絕「從自己的大片領土上作片面的撤退」。而且，在中國沒有同意撤退前同中國進行討論，就會促使印度的激昂憤慨的政界輿論把姑息和失信這類不體面的譴責加於尼赫魯和政府頭上。國內的考慮排除了恢復同中國在官員報告的基礎上(即在邊界爭執的是非問題上)進行對話的可能——從整個形勢看來，即便進行對話，也是不會有結果的。但其他一些雖不那麼直接但仍很重要的考慮卻促使印度不是那麼直截了當地完全拒絕同中國會談。
在世界輿論的競賽場上，印度好比是在自己的場地上同對手比賽那樣，取得了一切便利條件。觀眾台上擠滿著支持印度的人群，印度穿著民主色彩的運動衣，在同一隊身體更為強健的對手進行比賽；印方的球技熟練，鬥志頑強。當西方世界的報紙和政府看到印度勇敢地頂住了他們認為是中國擴張主義的進攻時，他們就大聲喝采，希望印度再接再厲。西方輿論早就把中印兩國視為亞洲兩個政治集團的決賽對手；現在由於中國驟然奪取印度領土，競賽已經開始了。有關邊界的歷史和文件的爭論，除了專家之外，誰都不易弄清，難於抓住來龍去脈；即使對於專家們來說，也查不到那些能看出爭論的哪一方是比較接近真理的檔案。事情就變成為是相信印度的話還是相信中國的話的問題了。而在西方，一般對這個問題是沒有什麼猶豫的。雖然入侵果阿損害了印度的聲譽，從而引起一些人對印度的態度和行動產生新的疑竇，但並不影響他們對印度同中國的爭論上誰是誰非的看法。費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是這樣解釋美國的反應的：
在我們的意識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說中國是在推行貪婪的、好戰的外交政策；不論什麼時候發生爭端，只要涉及中國，就立即假定這個爭端是由中國挑起來的。所有的評論，「新聞報道」，和學術性的見解，都是根據這個假定而寫的。這樣累積起來的效果，就更進一步加強了原來的假定；因而下一次再使用這種假定的時候，其效果就來得更大。
美國人特別容易接受的看法是說，印度同中國正在爭奪亞洲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領導權。肯尼迪在一九五九年(當時他還是參議員)主張增加對印度五年計劃的援助時說道：「我們希望印度在同中國的競賽中獲勝……如果中國勝利而印度失敗，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去衡量，力量對比就將變成對我們不利。」尼赫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訪問華盛頓后，肯尼迪總統對他的估價大為降低。總統後來說，尼赫魯這次訪問是他所接待過的一次「最糟糕的國家元首的訪問」。他描寫他同尼赫魯的談話：「你好象是把什麼東西抓到了手裡，但又發現你抓到的只是一團霧氣。」根據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寫的肯尼迪政府的紀事，總統本來是指望印度在以後幾年裡會成為「世界上的或是南亞的強大的積極的力量」。但是那次的會見使總統失望了。雖然如此，美國的政策自然仍是要幫助印度發展，並在它同中國的爭端中支持它。一九五九年後印度對中國日益敵視，美國對不結盟國家的態度也有改變，這兩方面的情況都促進和擴大了美國對印度的經濟援助。一九六二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代理主席斯帕克曼(Sparkman)說過：「我們知道印度在東北邊境正在對共產黨中國施加很大壓力。我們早就希望它這樣干，現在它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做」，此時減少對印度的援助，對它潑冷水，那是不明智的。
英國政府對印度的支持，似乎和美國一樣堅決，但看來白廳內部當時是有意見分歧的。有一些官員，主要是外交部的官員，指出印度所提出的關於它所主張的邊界的歷史論據是誇大了的。無論如何，麥克馬洪線和使中國接受一條在西北部的邊界線的問題，過去一度是英國外交部主管的事，外交部的檔案中也保存著有關的記錄。因此他們建議英國對印度的要求不給予那麼絕對的支持。然而，聯邦事務部卻主張——英國駐印高級專員肯定是更強烈地主張——不管邊界的過去歷史是怎樣的，英國此時此地的利益在於全力地、無條件地支持印度。英國不可避免地採取了這樣的權宜之計。
如果說印度可以指望從西方世界得到支持，新德里卻有理由對於亞非國家的態度感到不安。阿索卡·梅達抱怨說：「我們的鄰邦和我們的朋友甚至在中國侵略印度的問題上也持不結盟的態度……它們傾向中國一邊。」有些報紙社論宣稱印度處於孤立，「在亞洲幾乎沒有一個朋友」。有些亞非國家對印度以不結盟世界的領袖自居的態度頗有反感，不象西方國家那樣按照表面價值接受印度的說法。他們不抱任何成見，傾聽中國的解釋和論據，他們聽了以後，對那種把印度視為講理的、受害的國家，而把中國視為侵略的、頑固的國家的一般看法，是否符合現實，覺得有理由懷疑。有些亞非國家發現自己陷於新德里同北京之間外交、歷史的爭辯這個汪洋大海之中，他們就緊緊抓住他們所能看到的一塊堅實土地，那就是談判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看來是中國想要和印度進行談判以求得解決，而印度則拒絕談判。印度宣稱說，事實是正相反。但印度認識到既然有些人對印度的說法有所懷疑，這就一定使新德里懂得過於直率地拒絕同北京進行討論是會有風險的。
為了避免受國際或國內任何一方面的譴責，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就在一九六O年把「會談」和「談判」加以區別。這樣他就能夠在新德里接見周恩來，而又不顯出他是放棄了邊界不能談判的基本立場。但這時中國催促恢復會談，而國內輿論卻憤怒地堅持不舉行會談，於是新德里就製造了另一個微妙的提法。尼赫魯八月十三日在議會中宣讀的聲明中重新肯定在中國撤退之前不能就爭端的是非問題(即在官員報告的基礎上)進行討論，他接著說：
印度政府準備討論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消除存在於這一(西段)地區的緊張局勢，並創造舉行進一步討論的適當氣氛。這應為任何進一步在官員報告基礎之上的旨在解決兩國對邊界問題的分歧的討論作準備。
這意味著印度準備同中國會談，但不是談邊界的走向。印度要同北京討論的是中國從印度主張的領土撤出的步驟。換言之，投降仍然必須是無條件的，但歡迎中國人到新德里來先作初步訪問，以便討論投降儀式的細節。
尼赫魯在同一次講話中，指責中國提出一些使會談不可能舉行的條件。半個月以前在關於寮國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結束后，陳毅曾接見歐洲的一名廣播電台記者。當記者問他對印度的雙方撤退的建議有何看法時，他說：「要中國軍隊從自己的領土上撤退是不可能的。這違反了六億五千萬中國人的意志。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迫使我們這樣做。」尼赫魯引用了陳毅的聲明說，這就是「規定了使我們進行討論和談判成為不可能的先決條件」。印度在八月二十二日照會中提出印度關於會談的反建議時，再度申述了這個論點。陳毅的講話和北京拒絕考慮尼赫魯的雙方撤退的建議，都被說成是「先決條件，它們違反了中國方面一再所說它要通過進一步討論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說法」。這份照會最後說：「顯然，正是中國人在規定辦不到的先決條件，並且要求在進一步討論未開始以前就接受中國人對這個地區(西段)的邊界的主張。」
印度既然認為在中國從印度主張的領土撤退前開始討論，就是「對中國的主張作了先決的判斷，或接受了中國的主張」，那末，中國在討論開始之前撤退，當然也就是「對印度的主張作了先決的判斷，或接受了印度的主張」了。但在印度看來，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是理所當然的國際邊界。新德里的那一套論點，表明他們深信凡有爭論的領土全部是、而且絕對是屬於印度的。這樣推論下去，中國在那裡出現，就是抹煞不了的侵略行為。因而在他們看來北京關於渴望和平和協商解決邊界問題的表白，就都是言不由衷的空談。另一方面，中國認為阿克賽欽從來不屬於印度，並深信他們表示願意放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領土主張，是通情達理的，是十分慷慨的。因而在他們看來，印度的表白也同樣是言不由衷；在印度軍隊的向前推進時，尼赫魯關於使用和平方法的保證完全象扯謊。尼赫魯本人也曾在一瞬間意識到他自己的想法的矛盾。他在一九六二年五月說道：「如果你開始象中國人那樣考慮問題，是從這樣的假定出發，即拉達克，尤其是阿克賽欽現在是屬於他們的，過去也是屬於他們的，那末，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對他們犯下了罪行。但是我們如果從另一個基點出發，認為這些領土是屬於我們的——它是我們的——那末，中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對我們犯下的罪行。這就取決於你從哪一個假定出發。」但是他這一瞬間的見識並沒有影響到新德里對邊界爭端的處理；新德里的邊界政策仍然毫不動搖地沿著對撞的方針走下去。
政府的批評者並不理解政府的立場的細微的區別——就是說它同意舉行討論，但不同意舉行北京所要求的那種討論——因此，他們繼續攻擊尼赫魯同意和那仍然佔領著印度領土的侵略者坐下來會談。但是這正是印度總理所喜歡玩的那種滾球戲，現在打球的條件正中他的下懷。於是他就大打特打。他在議會中向反對派說：「這是幼稚可笑的態度。」
首先，談判和會晤是有極大的區別的，有天壤之別。不管發生什麼事，不管所處地位如何，也不管前途如何，你總得要談。如果我有機會，我將同(中國人)會談。不會晤是十分荒謬的……只要有可能，就要鼓勵會晤。談判是非常正式的事；需要一個非常合適的背景，沒有合適的背景就不應該舉行談判。……會晤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有人責備尼赫魯邀請即將離任的中國大使共進午餐，並攻擊梅農在日內瓦同陳毅共飲並拍照。尼赫魯對這些指責感到惱火。他挖苦他的反對者對當代世界的外交全然無知，他說：「他們似乎認為必須把印度對不可接觸者的那套做法搬到我們的[國際的]關係中來。」
議會討論邊界形勢時，尼赫魯需要進行辯護的不僅僅是印度政府的對華政策。對華政策起了三稜鏡的作用，它把人們對政府的各種各樣的不滿和反對意見集中起來。從八月中旬人民院辯論邊界形勢時所提出的一個動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這項動議要求：
1.「立即同中國斷絕外交關係。」(這時兩國大使都已撤回，印度大使先行撤回，但尼赫魯在當時，甚至在邊境戰爭達到高潮時都堅決主張維持外交關係，以保持一條往來的渠道的暢通。)
2.「召開東南亞自由國家會議，以討論共同安全措施。」(這裡包含對政府的兩項批評：第一，政府未能使印度的立場為東南亞各國所理解；第二，它不願帶頭同這一地區的較小國家組成防務同盟以對付中國。)
3.「設法從其他國家取得軍事援助以加速我國國防。」(尼赫魯直到這時還奉行不結盟政策，而不結盟政策的根本一條，就是印度不接受任何外來軍事援助。尼赫魯爭辯說，接受軍事援助就等於加入冷戰集團的一方，要加強印度國防同時又不損害它的獨立，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展本國工業和軍火生產能力。他認為反覆提出要印度尋求軍事援助，是右派對不結盟姿態的根本不滿的表現。他說，「要從外國尋求援助，想指靠某個軍事集團來拯救我們，這是道義上怯懦的表現。」他說他不讓印度「依靠外國軍隊來拯救它的領土，即使我們在邊境遇到災難」。)
4.「改善我們同尼泊爾的關係。」(自從馬亨德拉國王兩年前舉行宮廷政變而使尼泊爾民主實驗流產以來，新德里就公開批判他的政府。印度還讓尼泊爾流亡分子自由越過印度尼泊爾邊境進行恐怖主義的襲擊，企圖挑動人們對國王的反抗。到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印度政府設法彌補同尼泊爾的關係，並對流亡分子進行壓制。)
5.「總理本人應兼長國防部。」(議會對於防務狀態的擔憂——雖然這絲毫沒有阻礙他們要求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主要集中在梅農身上。許多國大黨議員以及右翼反對黨派都認為梅農至少也是一個隱蔽的共產黨人，並且懷疑是他對尼赫魯施加影響使之傾向姑息。另一方面，人們對尼赫魯仍然非常尊重和愛戴，連有些批評他最厲害的人也常認為他是被領錯了路，而不是他自己走錯了路。尼赫魯以前曾兩次兼任國防部長。)
6.「總理應發表一個斷然的聲明，申明在中國人撤出印度領土前，決不舉行談判。」(這是印度的基本的和不變的立場。但是不管在什麼問題上——即便是在這個問題上——發表斷然聲明都是同尼赫魯的作風格格不入的。如果要他明確申明立場，他最多也不過是說，「我認為按照目前邊境的形勢，我們不能同中國舉行任何認真的會談。」)
尼赫魯早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就說過雙方軍事哨所犬牙交錯。在西段的遙遠的荒野上現在有些地方的情況正變成這樣。在奇普恰普河谷，印中兩方的哨所和工事很多——一共有二、三十個——彼此緊密交叉。有時，印度空軍供應物資誤投到中國陣地上。於是北京就惱怒地為「滿載物資的麻袋和木箱」這些不受歡迎的禮物提出抗議。有時，印度軍隊要從中國槍口下取回空投下來的供應品。雙方開火差不多已司空見慣；但大部分還是騷擾性的射擊或瞄準試射。九月初印度軍隊在奇普恰普河谷開始執行了五個星期前加勒萬衝突發生時對他們所頒發的命令。當時，中國人迫近一個印度哨所，印軍命令他們停止前進並後撤，他們不予理睬，於是守軍就迎面開槍。有幾個中國士兵被擊斃，屍首留在印度陣地周圍。印度外交部召見中國代辦通知他這件事，並要中國安排收屍。 [ 註：印度政府沒有公布這一事件，如果北京也不予公布，它就寧願讓這件事情悄悄過去。但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的《泰晤士報》和《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和九月十五日的《印度斯坦時報》都報道了這次事件。印度發表的白皮書中也沒有提到這次事件。但《人民日報》後來在講到前進政策的最後階段時，曾提到：「我國士兵傷亡多人」。 ]
更南面，活動最頻繁的地區是在斯潘古爾湖一帶；廓爾喀人在班公湖和斯潘古爾湖之間建立陣地，他們乘汽艇(部件是空投給他們的)在湖上巡邏。到了八月底，印度在中國主張的領土內已設立了將近四十個哨所；其中有許多哨所是由十人或十二人守衛的；其他的是由三十人到五十人守衛。印軍在人數上和火力上遠不如他們的對手，機動性和戰術形勢更差。他們四面受敵，孤立無援。如果他們遭受攻擊，問題就是他們究竟能抵抗多久？在自己被消滅之前，究竟能打死多少中國士兵？他們是尼赫魯和他在新德里的文武同僚們深信中國決不會進攻的這一信念的人質。考爾六月間視察西段后，報告說：
「我們與其等待兵力大量集結，不如就在拉達克盡我們力之所及建立儘可能多的哨所，即便是很小的哨所也好。因為我確信中國不會向我們的任何陣地發動進攻，即使我們的陣地不如他們的堅固。」
在此以前，尼赫魯斥責他的批評者敦促政府採取更劇烈的措施是冒險主義的思想。他說這對印度軍隊——「勇敢的，優秀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但到了夏末，他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八月，他在議會揚言，「我們在拉達克的這部分樹起了一重壁壘，建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哨所」，「這些哨所的確是經常處於被人數較多的敵軍襲擊的危險之下。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已經冒了風險，我們已經向前推進，我們已經有效地阻止了他們的繼續推進……如果[中國軍隊]要摧毀我們的某些軍事哨所，他們是能夠辦到的。但這並不等於我們失敗。我們將搬出更大的問題來對付他們，更頑強地對付他們。」由此可見，不能說尼赫魯對西段的形勢不了解，也不能說他對印軍所冒的風險沒有估計到。
另一方面，西部軍區的道拉特·辛格將軍還是不贊成把他的軍隊投入一場他認為是喪失理智的、無望的賭博。八月中旬，他寫報告給陸軍總部，指出中國軍隊在西段佔有巨大優勢，印度哨所則孤立無援。為了要靠近空投地帶，印度哨所只能設在河谷地帶，因此中國軍隊就能居高臨下控制著他們。他寫道：「軍事上，我們無法守住我們已有的陣地，更不要說強行攤牌了。」所以，最重要是不去挑起衝突。根據過去三年的經驗，他認為「只要我們不破壞邊境現狀，中國不會為邊境問題同印度打仗」。但是他說，阿克賽欽公路對於中國來說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戰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動稍稍威脅到這條公路，中國定會做出強有力的反應。他建議當印度在西段的兵力還不能同中國相抗衡時(他說，要做到這點，需要有一個由四個旅組成的師以及一切支援火力)，應暫停推行前進政策。應該通過某種政治的解決把被圍困在加勒萬河谷的守軍撤回來。他還指出，中國已明白表示非但不會幹涉印軍從哨所撤回來，他們還會歡迎印軍這樣做。辛格在結尾給他的文職上司一頓教訓：
政治方針必須以軍事手段為基礎。如果這兩者不協調，就有危險會造成一種局面，使我們有可能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遭到比過去更大的損失。如果要客觀地執行抗拒中國對我國領土的不合法要求的政策，就需要在軍事上作好準備，舍此沒有什麼捷徑。
辛格差不多等了三個星期才得到參謀局的答覆。答覆說：事態的發展證明了前進政策是正確的，繼續執行前進政策對「實現我們的要求」是極為緊要的。「不這樣做，[中國軍隊]就會湧進任何真空地帶，這是他們的慣技。」辛格曾提出過，即使要保住現有陣地，也必須要增援(四個步兵營、一個山炮團和若干中型機關槍)。但複信根本沒有提到這個問題。複信最後說：「如果攤牌逼到頭上，就必須根據當時情況儘力而為。」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參謀局有一名高級軍官來到東段視察，他當時向那些認為中國軍隊過於強大、難以抵擋的軍官們保證說，拉達克的經驗已經證明，「朝他們開幾槍，他們就會拔腿跑掉」。
進入九月以後，中國在抗議中加重了威脅的語調。北京在九月中旬寫道：「槍炮不是兒戲，玩火終必自焚。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來威逼守土有責的中國邊防部隊，因而引起他們的抵抗，一切後果必須由印度方面承擔。」
印度邊境上的新的大賭博，兩個巨人的「膽量比賽」，已達到高潮。如果雙方中有一方是虛聲恫嚇的話，現在已到它應該最後扭身躲開的時刻了。但對冷眼旁觀的世界來說，亞洲兩個最大的國家會因爭奪那麼遙遠和荒僻的土地而發生戰爭，仍然是難於置信的。印度認為不會發生戰爭，這種看法為自新德里發出的報道定了調子，因此在世界屋脊附近形成的對峙局面是引人入勝而不是令人驚惶的。一位英國新聞記者表達了共同的感覺。他說：「世界懷著興高采烈的心情理會到中國正遭到公然挑戰，印度已經採取了如中國繼續推進就難以後退的立場。」
在世界的另一面，這時正在醞釀著另一場更危險的「膽量比賽」。美國中央情報局記下這一事實：那年夏天，蘇聯載運軍火到古巴去的船隻中，有兩艘裝載木頭的貨船，艙口非常寬大，裝貨卻很輕。但中央情報局還沒有推論出它們的意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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