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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地圖表明麥克馬洪線是我們的邊界，不管地圖不地圖，這就是我們的邊界。這個事實沒有變，我們堅持這條邊界，我們決不讓任何人越過這條邊界。
—— 尼赫魯一九五O年於人民院
凡用語言、文字、符號、標誌或其他方式，對印度的領土完整提出異議，足以或可能危害印度的利益，治安或安全者，將處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罰金，或判刑並罰金。
—— 印度刑法修正法案(一九六一年)第二節
奇怪的是英國官員們所畫的邊界線，居然被英屬印度帝國的非英籍繼承國尊奉為寶貴的國家產業。英國當初畫出這些邊界，並沒有在英王的印度臣民中引起風波。假如那時印度有人注意到杜蘭和麥克馬洪所乾的事情，他們必定會認為這是英帝國主義者用印度納稅人的錢，又一次玩弄強權政治的缺德把戲，而把它一筆勾消。現在，繼承國把這些英國製造的邊界線奉若神明，當作民族遺產中的傳家寶，這是歷史上沒有預料到的、不幸的發展。
—— 阿諾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
每一個新生的政權的最初的，幾乎是本能的反應，就是緊緊保住遺留給它的那份領土。凡是殖民國家曾經統治過的地方，新興的國家就一定要統治。
—— 貢納爾·米達爾(Gunnar Myrdal)
一、方針已定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午夜，當印度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用尼赫魯的話來說——應運而生的時刻，印度的邊界也經歷了看不見的，但卻是深刻的變化。在印度獨立前，邊界是英國所關切的事情：英國的戰略家和政治家是根據英國的利害得失來看待印度次大陸的利益的。他們只關心來自俄國或中國的威脅對英國投資產生的影響，或在倫敦議會裡引起的反應。印度的民族利益並不是英國要考慮的因素，英國人只是有時想起，不能讓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人同邊界那邊的俄國人或中國人發生接觸，以免產生動蕩不定的局面。「英國要統治印度就必須有威望。為此目的，就必須設法不使印度臣民在視野中看到任何強國的出現，即使這個國家遠遠比不上英帝國強大。」當印度人終於發覺英國為鞏固印度邊界所作的努力只不過是確定印度從屬於英國的一種手段時，他們就對英國政府的邊界政策表示遺憾。 [ 註：一九二一年國大黨決議稱，英國政府的政策「傳統的指導思想，更多地是保持印度的從屬地位，而不是保護印度的邊境地區。……印度作為自治的國家對它的鄰國用不著害怕……」因此敦促那些「對印度人民並無惡意的國家……不要同英帝國簽訂任何條約」。 ]
隨著印度的獨立，一切都變了。印度的邊界不再是英國同其他帝國進行大爭奪的籌碼，而成為保護新國家的外壁。那些只關心戰略利益而不關心領土的人們，已經不能夠任意制定或變更邊界了。從此以後，邊界成為祖國的神聖領土的圍牆，政客們如果任意改動邊界，只會自招風險。
印度新政府對北部邊境的政策，同過去英國政府的政策絲毫沒有不同。印度在一九四九年利用了錫金一個地方起義反抗大君的機會把軍隊開了進去，使錫金成為它的保護國，而且使錫金對它的依附程度超過了過去錫金在形式上對英國的依附關係。同年，印度與不丹簽訂條約，把英國指導不丹對外關係的權利接收過來。新德里在尼泊爾的勢力依然凌駕一切。一九五O年，印度政府協助尼泊爾國王結束了拉納(Rana)家族一個世紀之久的統治后，印度的勢力更加強了。印度新政府就這樣接管了並鞏固了寇松稱之為「保護國鏈條」的喜馬拉雅山區各小國。
印度一獨立就繼承了英國對西藏的政策。最後一任英國駐拉薩代表理查遜居然保留原職代表印度，這就象徵著——無疑也加強了——這種連續性。英國駐拉薩代表機構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正式變成印度代表機構。理查遜後來寫道：「這次轉變幾乎覺察不出來。……原有人員全部保留下來，唯一明顯的變化就是換了國旗。」
當時，西藏政府正設法為它從一九一一年起享有的事實上的獨立取得合法地位和國際承認，快要完蛋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也無法打消西藏這種念頭。一九四九年年中，西藏人把國民黨政府人員從拉薩趕走，借口是怕那些人可能是、或已變成共產黨。中國國民黨方面懷疑理查遜和印度在這齣戲里插了一手。西藏當局因拉薩貼金的木龍嘴裡滴水等不祥之兆感到驚慌，可能也對北京出現一個新的、強有力的政府的前景感到惶恐，因而開始建立軍隊。西藏請求印度提供武器彈藥，印度表示同意，並派遣一名高級陸軍軍官赴藏，辦理軍事援助事宜。
從印度的觀點看，它繼續推行英國慫恿西藏脫離中國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這不僅是由於印度戰略的和地緣政治的思想受英國長期的先例所制約，而且印度新政府制訂政策的工作也往往仍舊依靠獨立前的班底來進行。舊印度文官體系的高級印度籍官員仍然在原部門留用並受到提升，以接替原來的英國上司；因此理查遜從拉薩發回的報告和建議必定很受重視。他所寫的《西藏及其歷史》(Tibet and its History)一書，清楚地表明他如何為西藏的獨立事業而效勞。不管從哪方面考慮，繼續把中國的勢力從西藏排斥出去，顯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新政府的政策，同舊政府一樣，也是以排斥中國在西藏的勢力和加強印度在西藏的勢力為目標的。中國也自然把印度的這種政策看作是敵對的。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政權以前，他們就已抨擊印度，特別是尼赫魯，懷有「吞併西藏的帝國主義野心」。
印度政府不久認識到，它所繼承的遺產中，也包括了北部邊境的一些尚未解決的領土問題。一九四五年以來，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在一系列照會中不斷指責英國侵入麥克馬洪線南面的部落地帶；中國向印度最早提出的一次交涉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當時他們向剛剛設立的印度駐華使館提出上述指責。但印度方面予以駁回，聲稱東北地區的部落地帶是印度的領土。駐新德里的中國國民黨大使在撤館時採取的最後的行動是提醒印度政府注意：中國不承認麥克馬洪線，並認為西姆拉條約無效。
西藏方面希望乘英國將政權交給印度的機會，收復過去一世紀左右被英國奪走的一切領土。一九四七年十月，他們正式要求印度歸還從拉達克到阿薩姆，包括錫金和大吉嶺區域在內的一大片西藏領土。 [ 註：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英國發現錫金道吉嶺(Dorji-ling)的山村風景優美，認定可以把它當作個躲避印度平原酷暑的勝地。當時還有個政治考慮：英國認為，「在錫金腐敗統治的汪洋大海中，如果有一個治理良好的歸屬英國的孤島」，將促進英國在喜馬拉雅山這一邊的地區的利益。一八三五年錫金大君無可奈何地同意把這塊地區割讓給英國，后稱大吉嶺。 ] 印度在答覆中卻要求西藏保證同意維持它從前同英國政府所保持的那種關係。
印度力圖繼續推行英國對喜馬拉雅山及其以北地區的政策，這雖然可以理解，但卻難以成功。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在喜馬拉雅山一帶佔壓倒優勢的是英國統治者。英國不僅在當地擁有巨大的權勢，它還能在必要時糾集龐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影響印度次大陸以外的地區，事實上也曾多次使用上述力量對付中國。一九四七年英國撤出印度次大陸，從而使喜馬拉雅山兩面的力量對比顛倒過來。隨著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出現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這就確定了上述變化。從此以後，優勢是在喜馬拉雅山的北面，而不是它的南面。中國重新在西藏行使權力，就顯示出並證實了這個變化。
儘早在西藏重新行使中央的權力，是中國共產黨人多次重申的意圖(已往國民黨人也想這樣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就宣布即將進軍西藏。印度的反應十分強烈。新德里以外交照會警告北京政府說，以印度為首的一些國家正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福摩薩 [ 譯者註：即我國的台灣省，下同。 ] 的國民黨殘餘分子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中國在西藏的軍事行動勢必損害這種努力。可是，這份照會遞交給北京后還沒幾天，北京就宣布中國軍隊已奉命進入西藏；緊跟著新德里就提出一項措詞激烈的抗議，對西藏遭到「入侵」以及中國使用武力解決它和西藏的關係問題表示遺憾。中國的答覆也同樣尖銳：「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並保衛中國邊疆。」中國說它願意繼續同西藏進行和平談判，並責備印度不應扣留前往北京的西藏代表團——但警告說決不能容忍任何外國的干預。關於印度所說在西藏採取軍事行動將有損中國的世界威望問題，中國的答覆是：如果某些不友好的政府利用中國對西藏行使主權一事作為借口，進一步對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進行阻撓，那只是再一次顯示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敵對態度而已。中國認為這兩個問題完全不相干。
到這時為止，印度政府的態度看來是：一方面承認過去西藏和中國在法律上的關係比較密切，另一方面又希望北京滿足於在西藏享有類似印度在不丹享有的地位，即容許西藏人管理他們自己的內部事務，而中國只要求西藏不得同中國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府發生關係。印度在其照會中，使用「宗主權」這個名詞形容中國在西藏的地位，從這一點可以推斷出印度的態度。 [ 註：一九五O年印度的幾個照會中提及中國對西藏的意圖時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新德里發表的印度照會文本里是使用「宗主權」的字眼，而由中國政府發表的文本里卻出現「主權」的字眼。這是印度政府由於它對西藏的政策已經遭到攻擊，為了給國內看而在發表時修改了用字呢？還是象後來印度國內很多人所懷疑的那樣，是印度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在北京遞交照會之前把「宗主權」改成「主權」？還是中國在發表印度照會時自行改換了字眼？如果是最後這種情況，印度就理應竭力反對，可是印度卻沒有提出反對。這個謎至今沒有解開。 ]
在北京看來，印度希望西藏享有半獨立地位，這是陰謀的第一步。印度的陰謀是企圖把西藏從中國拉出去，並把它納入印度的影響之下。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質問道：印度政府「對不丹已經主張了自己底宗主權，那末，在宣布了西藏從未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之後，還不會肯定宣布自己底宗主權對於西藏嗎？」 [ 掃校者註：原文兩處應為「的」的地方都作「底」，掃校時未做修改。後面章節中這個時期的中國方面資料引文有相同現象，掃校時都保留原樣，不再一一註明。 ] ，這個推論並非牽強附會，也不是不公允的。喜馬拉雅山區的中印邊境地帶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為兩國競爭的場所，雙方都用盡軟硬兼施的手腕，以求達到擴大或確立他們自己勢力的目的，並在可能時排擠掉對方的勢力。同樣不可避免的是雙方很容易把對方的行動看作是奸險或惡意的。因此，當印度對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採取外交行動時，中國就感到憤慨和懷疑；當中國重新回到了西藏的時候，印度也感到憤怒和恐懼；而當中國後來和尼泊爾建立外交關係時，印度更感到十分狼狽，因為這樣一來，中國就成為一個公開的競爭者進入了從前本是印度的外交禁區。
面對著一九五O年中國恢復了在西藏的權力的既成事實，印度政府的反應是實用主義的。印度原想在西藏扶植某種程度的獨立，以保持西藏的某種緩衝作用，現在這個打算落空了。在實際上，印度不可能有所作為，進行軍事干涉的後勤困難太大，並需承擔對華作戰的風險，這是根本不切實際的考慮。 [ 註：印度政府在一九五O年是不是想對西藏進行武裝干涉呢？負責印度東部防務的最後一任英國司令官，陸軍中將弗朗西斯·圖克(Francis Tuker)爵士曾經在一九四七年獻計說，「與其聽任中國佔領西藏，不如印度自己準備去佔領這個高原。」另據一個作者的敘述，杜魯門總統曾表示願提供運輸機幫助印度保衛西藏；「當時估計印度只消派一旅部隊進入西藏，中國就會躲開。據傳杜魯門曾同意這個看法，並表示願意提供所需要的空中運輸。」(見夏赫(A.B.Shah)所著《印度的國防與外交政策》(India's Defence and Foreign Policies)一九六六年孟買Manaktala出版，第87頁)在朝鮮戰爭期間，使中國捲入一場對印度作戰的第二戰場，也許適合華盛頓的利益。但如果美國提出了這項建議，新德里必定是看出了這場步榮赫鵬後塵的遠征，風險很大，又不會有什麼成果，因此沒有接受。 ] 印度只能在以下兩者間作出抉擇，要末支持毫無希望實現的西藏獨立事業，要末執行對中國友好的政策。對中國友好，過去一直是尼赫魯的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這個選擇不難作出。印度沒有支持西藏向聯合國提出的呼籲。中國在西藏的權力確立了，印度關於中國是否有權留在西藏的矛盾心情消失了，作為中印之間邦交惡化的起因之一的西藏問題也隨之消失。中國沒有把印度抗議中國在西藏的行動一事，作為一個問題公開加以宣揚。他們公布了外交上的來往照會後，就讓它悄悄過去了。
四十年前滿清再度在西藏確立權力，曾經震動了英國人；同樣地，一九五O年中國權力達到印度的北部邊境，也震動了印度的政界輿論。印度右翼勢力最為驚慌，他們最害怕的是中國政權的共產黨性質，他們攻擊尼赫魯和印度政府默許中國軍隊開進西藏。這就意味著，最尖銳地批評尼赫魯對華政策的人，正是在內外政策的各方面都反對他的那批人。這種情況似乎最初使尼赫魯能夠更加強硬地頂住這批人，而到後來卻使他更加不願意得罪他們。
印度政府對西藏的政策，在議會裡遭到猛烈攻擊。尼赫魯的頭號政敵，副總理瓦拉卜巴伊·帕特爾(Vallabhbhai Patel)在一九五O年十一月給他寫了一封長信，提出批評。帕特爾在信中含蓄地提到，印度駐北京大使潘尼迦是被中國人蒙蔽了。他指責中國背信棄義，心懷叵測，是潛在的敵人。他還警告說，中國軍隊進入西藏，「使印、藏之間的一切邊界和商務協議化為烏有，而這些協議是我們近半個世紀以來行事的依據」。帕特爾含蓄地指責尼赫魯因循自滿、舉棋不定。他建議徹底重新估價印度的對華政策，包括重新部署印度部隊以守衛可能引起爭執的地區。 [ 註：這封信於一九六八年第一次公開發表在一家孟買周刊上。該信作為附錄刊載於達爾維(Dalvi)所著的《喜馬拉雅的失策》(Himalayan Blunder，孟買Thacker&Co.一九六九年出版)和庫爾迪昔·內雅所著的《兩線之間》(孟買Allied Publishers一九六九年出版)兩書中。 ] 尼赫魯對這封信的答覆沒有公布，但是從他後來採取的行動中可以推斷出答覆的要點：他繼續執行對中國友好的政策，繼續鼓吹中國進聯合國的主張；但同時也已下令把印度的行政管轄範圍擴展到整個東北邊境特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簡稱NEFA)，這就是那塊位於麥克馬洪線南面的部落地帶現在的名稱。
一九四九年底的東北邊境特區的情況，和英國人離開時的局面差不多。印度方面在靠近麥克馬洪線東端的瓦弄設立了一個哨所，但印度在其他各段的陣地距離該線還很遠。印度侵入達旺地區，到了德讓宗就停下來。西藏對達旺的行政管轄仍舊未受干預。然而，不到一年的功夫，印度在東北邊境特區增設了二十個哨所。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名印度官員帶著一支警衛隊和幾百名腳夫進入達旺。過去的英國政府最後曾贊成修改麥克馬洪線(一九四四年高德向西藏人提出的方案就是證明)，現在印度政府顯然已決心反對修改這條線，並打算把他們的邊境線從色拉山口推進到麥克馬洪當年畫的那條線上來。拉薩的西藏當局提出了抗議，而印度的政治官員不加掩飾地回答說，印度正在接管達旺。西藏人再次提出抗議，指責印度政府「把原來不屬於它的地方攫為已有」；對此，「我們深表遺憾，並且絕對不能同意」，並要求新德里立即將印軍撤出達旺。印度對西藏的多次抗議置之不理，繼續留在達旺，並象一九四四年英國在德讓宗所乾的那樣，趕走了在達旺的西藏行政當局。這樣一來，曾經使英國參謀總部十分擔憂的那個西藏/中國領土的「危險楔形地帶」終於完全消除，而麥克馬洪線也就大體上從地圖上移到地面上，成為印度事實上的東北邊界。
印度政府把他們要接管達旺的意圖通知拉薩的西藏政府而不通知北京，這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新德里這時同意中國對西藏享有主權，但印度把達旺當作局部問題對待而留待北京提出抗議的作法，是有其外交含義的。現有記錄表明，中國政府對於印度的這個行動沒有提出意見。這種令人迷惑不解的沉默，只能解釋為中國默許印度擴展到麥克馬洪線。
印度進入達旺，只遇到西藏人口頭上的抵抗，但是部落居民對印度在東北邊境特區其他地點的擴張行動，卻索取了血的代價。五十年代初期，一支強悍的阿薩姆步槍隊的巡邏隊溯蘇班西里河(Subansiri River)而上，有一個部落曾給他們以熱烈歡迎，設宴招待並安排住宿——然後把他們幾乎一個不留地殺掉。這次一共死了七十三名步槍隊的士兵和文職人員。印度政府派出了一支討伐的遠征隊，但根據尼赫魯的命令，他們只是進行了一次炫耀武力的示威，而沒有象英國人肯定會幹的那樣燒房屋、抓俘虜。
印度政府繼續執行英國政府對麥克馬洪線的政策，不僅出乎自然，而且它也認為是順理成章的。
過去決定英國對東北邊境態度的那些戰略和地緣政治的考慮，現在對新的印度政府也同樣適用。從戰略上看，把邊界線定在靠近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邊緣，使中國人深入到那裡，這是過去的英國參謀總部和今天的印度參謀局所同樣不能容忍的。麥克馬洪沿著頂峰畫出的邊界線，比沿著山麓畫的邊界線，要有利得多。東北邊境地帶的居民在人種和文化上，的確是對西藏要比對印度更為接近；但在印度看來，正因為如此就更有必要把這一地帶置於印度的行政管轄之下。在上述這些實際考慮的背後，還涉及領土至上原則的政治考慮。正如貢納爾·米達爾所說的，「每個新生的政權的最初的、幾乎是本能的反應，就是緊緊保住遺留給它的那份領土。凡是殖民國家曾經統治過的地方，新興的國家就一定要統治。」
對於印度政府來說，唯一的問題是：中國早就拒絕了麥克馬洪線，印度應該怎麼辦？對此，英國的先例又提供了部分的答案：印度只要把麥克馬洪線當作邊界線看待就行了，反正印度對這些部落地區的管轄，已是既成事實；中國如要對此提出抗議，隨它去就是了。更有甚者，印度當時還決定：如果中國一旦提出這個問題，印度將拒絕談判。對印度人說來，既然印度的政策是使麥克馬洪線成為事實上的邊界線，那末，上述決定似乎是這種政策的必然結果。但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拒絕把麥克馬洪線提交談判的決定本身，就是一個孕育著嚴重後果的重要步驟，它的確使得中印邊界問題無法解決。
從堅持某條具體邊界的走向，進而拒絕舉行邊界談判，這事實上是從外交交涉發展到一意孤行。在談判的過程中，不管其中的一方採取怎樣不妥協的立場，總還容許雙方找出某些保全面子的方式，甚至還可以通過其他方面某種程度的讓步，達成一項雙方滿意的妥協。但採取寸步不讓的立場和拒絕談判的態度，就等於要一方默認他方單方面強加的決定，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出路。這樣的態度一旦應用在邊境問題上，就會導致對有爭議的領土進行武力爭奪。
印度採取上述的對待麥克馬洪線的態度，最早是在一九五O年十一月，以議會質詢的方式透露的。當時有人要求尼赫魯總理(他當時還兼外交部長)申明，在印度和西藏之間是否有一條已經劃定的邊界線，尼赫魯回答說：
從拉達克區域到尼泊爾邊界，又從不丹到伊洛瓦底/薩爾溫江(Irrawaddy/Salween)在阿薩姆邦的分界處，西藏都和印度接壤。從不丹向東的邊境已經清楚地由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條約所確定的麥克馬洪線劃定。從拉達克到尼泊爾的邊境是主要由長期的習慣所確定的。
一名議員問道，這條邊界線是否已為西藏所承認。尼赫魯回答說，「我認為這條邊界上有幾段已經被承認，這要看尊敬的議員講的是哪一段。」接著有人問道，據說有一份中國的新地圖標明邊界線是在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尼赫魯說，「不對，先生。就我們所知，並沒有什麼新的中國地圖。但是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所有地圖都把現在屬於印度的東北邊境的一部分領土，標成不屬於印度。」議員們進一步追問關於中國地圖的問題，尼赫魯就以下述的聲明結束了議會的討論：「我們的地圖表明麥克馬洪線是我們的邊界，不管地圖不地圖，這就是我們的邊界。這個事實沒有變。我們堅持這條邊界，我們決不讓任何人越過這條邊界」。
印度在地面上以及官方聲明中，都把麥克馬洪線定為邊界線，而又不直接通知中國。一九五二年印度政府內部曾有人對這種作法提出責難。
在此以前，印度已經失去了使麥克馬洪線的地位合法化的一個機會。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國總理周恩來向印度駐北京大使提出應儘早處理有關穩定西藏邊境的問題，並建議由印度、中國和尼泊爾三國之間舉行會談解決這個問題。根據印度方面關於這次談話的記錄，周恩來還曾說到：「印度和中國之間不存在領土爭端或糾紛。」——這就進一步證實中國曾決定接受麥克馬洪線作為印度的東北邊界線。
印度政府答覆說，它歡迎周恩來所建議的談判。但是，中國和印度雙方都沒有把這項建議貫徹下去。尼赫魯後來解釋說，「我們認為既然我們的邊界是清楚的，那就談不上由我們方面來提出這個問題」。結果，兩國政府不是討論邊界問題，而是討論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印度繼承了英帝國在西藏的一些權益，如何使之適應於當代的情況的問題。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國正式提議解決由於印度繼承了英國在西藏的權益和資產而引起的某些「懸而未決的具體問題」，並列舉了諸如商務往來、貿易以及印僑待遇等問題作為討論項目。印度早就通知中國，表示準備就印度在西藏的現存權益問題達成一個雙方滿意的解決辦法，這時也就同意了中國的建議。雙方都沒有再提及邊境問題。
就在這個關頭，印度政府中有一名高級官員對政府不提麥克馬洪線問題的決定表示了異議。巴志帕伊(G.S.Bajpai)爵士是英國賴以統治印度的文官系統中最顯要的官員之一，他擔任了印度獨立后的第一任外交部秘書長。 [ 註：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是印度外交部的最高級文官，其次是外事秘書(Foreign Secretary)，再其次是聯邦事務秘書(Commonwealth Secretary)。 ] 一九五二年時巴志帕伊已辭去秘書長的職務，擔任孟買邦長。當時他以邦長的身分寫信給印度外交部，敦促印度政府主動向中國政府提出麥克馬洪線的問題。他警告說，對於中國說來，麥克馬洪線可能是「英國侵略中國過程中遺留下來的瘡疤之一，中國可能想在修改邊界的基礎上醫治或者消除這個瘡疤，而這種修改可能既不會使我們高興，又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尼赫魯和當時正回國述職的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討論了這個建議，並由潘尼迦答覆巴志帕伊。潘尼迦告訴他說，尼赫魯總理認為提出麥克馬洪線問題不符合印度的利益。潘尼迦解釋說，尼赫魯的看法是既然印度已經毫不含糊地公開申明麥克馬洪線是邊界線，那就應該讓中國來提出問題。假如由印度提出，「就會迫使[中國人]在以下兩種態度中作出選擇：或者是接受我們和西藏過去簽訂的條約；或者是拒絕這個條約，同時建議談判。鑒於歷屆中國政府明確拒絕承認印藏條約對它們有約束力，因此，很難設想中國會採取第一種態度，而第二種態度則將對我們不利」。
潘尼迦接著說，如果「中國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拒絕談這個問題，並且可以採取尼赫魯總理[在他的公開聲明中]所採取的立場，即麥克馬洪線南邊的領土是我們的，因而也就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
巴志帕伊並沒有被說服。他指出：中國曾經要求解決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國人既然「從來沒有同意把麥克馬洪線作為西藏和我國之間的邊境線，他們多半不會認為這條邊境線已經確定。當然，他們不到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是不會提出這個問題的」。他爭辯說，印度應該乾脆利用這個機會通知中國，印度認為麥克馬洪線是邊界線，並打算把它當作邊界線來對待。中國或者同意，或者對印度的聲明置之不理(聽任人家把它的沉默解釋為默認)，或者不同意。無論如何，印度將從而摸清中國的立場。但當時決定早已作出，巴志帕伊最後提出的意見就成了一場已經結束了的爭論的註腳。
在一九五四年談判締結關於西藏通商和交通的新協定時，印度代表團沒有提到邊界問題，而且是有意地避開了這個問題。不僅如此，印度人連一九一四年英國同西藏為了履行西姆拉條約而簽訂的貿易協定也沒有提及，而是把這次談判僅僅當作是一九O八年中國同英國簽訂的貿易協定的繼續。
這表明當中國重新在西藏行使權力的時候，印度對西藏的政策也發生了轉變。一九四八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曾向印度指出，一九O八年協議三十年有效期已滿，應當重新談判。印度政府當時答覆說，它只承認一九一四年印藏協定有效。正是這個答覆促使中國國民黨政府再度申明：中國認為西姆拉條約以及由該條約所產生的一切都是無效的。
中國似乎認為，印度放棄一九一四年先例，表明印度的立場有所鬆動，並默認西姆拉條約以及有關的協定在法律上無效。當時中國無疑地知道印度打算把麥克馬洪線定為印度的東北邊界線。前面講過，中國也早已表示他們默認這條線；而印度在一九五四年談判中所採取的立場，也可說是暗示了印度準備在適當時候通過外交程序來使這條事實上的東北邊界線得到批准。
因此，一九五四年的談判所涉及的問題僅限於印度駐拉薩的代表機構，駐江孜、亞東和噶大克等地的商務代理處和一般貿易問題，郵政和電報設施，印度在西藏繼承英國的權力而保持的武裝衛隊以及香客入境等事宜。但是，當討論到邊境中段 [ 註：新德里和北京之間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會談中，為了明白起見，把中印邊界劃分為三段：從喀喇昆崙山口到印度河地區的碟穆綽克(Demchok)為西段；從碟穆綽克到尼泊爾邊界，包括印度這邊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喜馬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在內，為中段；從不丹到緬甸這一段，即麥克馬洪線，為東段。本書將沿用這些名稱。 ] 某些山口的使用問題時，也就間接地涉及到邊界問題。中國的草案寫道，「[中國]同意開放下列山口……供商人和香客出入之用」。草案的措詞反映了中國的主張，即西藏[因此也就是中國]的管轄範圍是延伸到這個地段的主要山口以外的地區。印度人正如當年的英國人一樣，主張邊界線是沿著分水嶺的，因此主要山口本身就是邊界線的地形特徵。他們拒絕了中國人的提法。但是他們並沒有把問題挑開，寧願接受一項迴避了具體的山口歸屬問題的措詞：「商人……經由下列山口來往……」雙方代表團至少是心照不宣地同意了不將邊界問題納入這次的談判議程。
後來，當邊界爭端發生后，印度就說，他們這一次之所以沒有提出邊界問題，是「因為，就印度政府來說，邊界是人所共知的，是無可爭論的，不可能存在有關邊界的問題」。他們還說：「印度代表團自始至終認為，兩國間所有爭論的問題都在被考慮之列，並且一旦達成解決，就不存在任何問題了。」但是從巴志帕伊同潘尼迦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事實上印度政府完全了解中國並不認為麥克馬洪線是正式確定的邊界線。而且，中國的草案為印度所拒絕，表明雙方對於中段邊界線的走向的看法存在分歧。後來印度爭辯說中印關於西藏貿易的談判結束了邊界問題，這種說法顯然是不老實的。這說明印度在一九五四年時有意要套住中國，從而使印度後來能夠爭辯說，因為中國沒有提出邊界問題，就等於是默認邊界已定。
事實上印度當時正企圖按照他們自己的條件結束邊界問題，這可以從一九五四年七月，在西藏協定簽字后三個月，尼赫魯口授的一份備忘錄中得到證實。但是在研究這份備忘錄以前，還必須提到一九五四年關於西藏通商協定的內容實質。 [ 註：印度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簽訂。該協定全文及有關照會載於白皮書第1號第98-107頁。 ]
這個協定毫不含糊地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協定提到西藏時都稱「中國西藏地方」——從英國開始，就把西藏當作獨立國來同拉薩打交道，印度獨立后還試圖繼續這樣做，這一協定正式結束了這種企圖。接著該項協定在序言部分宣布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印度稱之為「潘查希拉」：
互相尊重領土主權；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內政；
平等互惠；
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本身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毛澤東早在一九四九年的一次講話中就曾把第一項和第四項列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當時使用的也是同樣的字句。有人說，使用「潘查希拉」這個字眼應當歸功於尼赫魯；尼赫魯說過，他曾在印度尼西亞聽到過這個「絕妙好詞」，並且聲稱潘查希拉淵源於印度的道德傳統。「潘查希拉」被恰當地說成是這樣的「一句流行語，它能使人聯想到某些古老的概念，但它同過去的聯繫又只是限於在一切宗教遺產中都可以找到的那種精神」，但潘查希拉變成了一個體現了當時印度外交政策的道義願望的口號，特別是標誌並象徵著印度和中國之間友情洋溢時期的開始。當時在印度繼續有人反對和批評尼赫魯的對華政策，但這還只是一股暗流。亞洲的兩個偉大的新興的共和國，朝著未來的革新攜手前進的這種設想，對印度民族主義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潘查希拉」被認為不僅是印度對華關係的指針，而且是所有國家的指路明燈。
尼赫魯在其備忘錄中把關於西藏的協定同邊界問題聯在一起。這份給內閣各部的備忘錄，把上述協定說成是「我們與中國和西藏關係的新起點」。他接著寫道：「根據我們的政策和我們同中國的協定，應該認為這條[北部]邊界是牢固的，明確的，不容同任何人討論的。應沿邊界全線建立一系列的邊境哨所，特別是在可能有爭議的地方，必須建立邊境哨所。」
這個關鍵性政策指示的意圖是很清楚的：印度應當擴展到它認為是自己邊界的地方，然後拒絕同中國談判。中國既然已經在關於五項原則的序言中同意要尊重印度的領土完整和主權，那就只好接受既成事實。
對於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來說，這隻不過是把他們從前應用於麥克馬洪線的政策擴大到整個北部邊界：即印度把它自己認為是它的邊界的走向明確起來，並且當作已定界來對待，聽任中國提抗議，而印度則「拒絕重提這個問題」。自從尼赫魯公開宣布麥克馬洪線是印度的東北邊界線以來的四年中，北京方面一直沒有提出異議；中國默許印度於一九五一年接管達旺，表明北京當時並不想就麥克馬洪線挑起爭端。在印度人看來，把這項政策擴大到邊界的其他各段，乃是合乎邏輯的必然步驟。然而，尼赫魯武斷地決定北部邊界的其他地段都是「明確劃定」、「不容討論」的邊界線，他這個步驟就把邊界問題轉化為爭執，而爭執最後又轉化為邊境戰爭。
印度不把麥克馬洪線提交談判的決定，排除了印度同中國就這條邊界走向取得正式協議的可能性。但麥克馬洪線畢竟是一條清楚地(雖不是精確的)畫在地圖上的已知線，這是印中雙方都知道的。現在尼赫魯把同一原則擴大到中印邊境的西段，而這一段的情況卻根本不同。在西段，從來沒有過象麥克馬洪線那樣清楚的擬議線，由於對西段地區從沒有進行過全面的勘測，也就不可能畫出這樣的一條線。再者，多年來英國自己所贊成的邊界的走向多次更動——數一下，就有十一次更動，但基本上反映了邊界的三種走向。尼赫魯的指示意味著印度將從這三種走向中單方面選定一種，加以貫徹，作為事實上的邊界，然後把它當作「不容[同中國]討論」的題目。假如印度選定的邊界走向正是中國所能接受的，那倒也不會有什麼害處(當然，如果真的「不容討論」，也無法正式劃界)，在這種遙遠而又荒涼的地區，有一條雙方接受的事實上的邊界，也就可以過得去了。然而，當時明擺著的危險是：印度打算在西段選定的一種走向會是中國所不能同意的。
在談到印度為西段邊界選定的究竟是哪一種走向之前，還要解答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什麼當時中國沒有把邊界問題提出來談判？周恩來後來解釋說這是由於「時機尚未成熟」，這句話可以作惡意的解釋。也許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深刻地體會到，邊界談判最好是留到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時再來進行。 [ 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尼赫魯在聯邦院解釋五十年代初期印度為什麼要對邊境問題保持緘默，他是這樣講的：「我們感到我們應該堅持我們的立場，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發展而肯定下來。也許等到對我們的立場提出挑戰的時刻來臨時，我們就可以處於更為強大得多的地位去應付這一挑戰。」 ] 但是鑒於一九五一年周恩來自己曾提議早日就邊界問題舉行談判，所以他後來的話很可能意味著中國看到當時有關的鄰國對談判不感興趣，而且邊界問題也並不是急待處理，因而也就沒有理由提出舉行邊界談判。印度的地圖和中國的地圖對邊界的畫法的確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中國的看法正如後來它所聲明的那樣，認為：因為中印邊界從來沒有正式劃定，「兩國對於邊界持有不同的意見是自然的」，中國已經接受麥克馬洪線作為事實上的邊界，所以料想這方面不至於發生緊迫的問題。在潘查希拉協議簽訂一年以後，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講話，闡明了中國對自己同鄰邦之間邊界問題的態度：
[中國]同有些國家的一部分邊界尚未定。我們準備同鄰邦確定這些邊界，……在此以前，我們同意維持現狀，對於未確定的邊界承認它尚未確定。我們約束我們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邊界一步，如果發生這類事情，我們願意指出我們的錯誤，……。至於我們如何同鄰國來確定邊界，那隻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許有別的方法。
對照萬隆會議上中國的態度和巴志帕伊與潘尼迦的通信以及尼赫魯的備忘錄中所表現出來的印度的態度，就可以看出雙方立場截然不同：中國願意同鄰國談判確定邊界；印度卻認定邊界問題不容討論；中國承認他們的邊界有一部分是定界，主張在邊界問題解決前維持現狀；印度則硬說邊界已定，並決定沿邊界全線「特別是……在可能有爭議的地方」建立哨所。顯然，形成一觸即發的局面的因素已經存在，只要雙方在領土主張上發生衝突，就足以引起爆炸。
為了執行尼赫魯一九五四年的指示，印度就需要精確地確定它的邊界究竟在哪裡，並將它的想法在自己的地圖上標明。但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印度官方的測量機構(印度測量局)對其北部邊界線的畫法仍然是以一九三六年以來英國人的畫法為準。麥克馬洪線被畫成是印度東北部的邊界線，但它是用虛線標出的，表明這條線還沒有標定。 [ 註：就是說，沒有在地面上標出。英國的一些地圖把麥克馬洪線標成劃定界，就是說是由有關各方正式同意過的。見歷史引言注。 ] 從尼泊爾向西到阿富汗這一段，地圖上根本就沒有畫出邊界線，而是塗上了一片淡色，旁邊註明「未定界」，但這體現了過去約翰遜-阿爾達對喀喇昆崙山以外地區的登峰造極的領土要求——這就是說，把阿克賽欽和它旁邊的很多地方都暫且畫在印度境內。一九五四年印度官方地圖對北部邊界的畫法有了顯著的改變。東段的變動最少，只用實線註明麥克馬洪線為國際邊界，但未提該線尚未標定。 [ 註：然而，對於不丹和錫金的邊界的畫法變化很大。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出版的地圖，這兩個國家被畫在印度境外，但是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地圖上這兩國都被畫在印度境內。這種變化並不反映印度和這兩國的條約關係。不丹是一個完全的主權國家；錫金的獨立地位則比較地有名無實。但是印度憲法並沒有把錫金作為印度的一部分。一九六七年印度外交部長查格拉(M.C.Chagla)人民院講話中也證實錫金不是印度的一部分。但是，印度不顧錫金和不丹的多次抗議，在印度地圖上繼續把這兩個國家標畫在印度境內。 ] 在西面，從尼泊爾到阿富汗之間的一段，則以實線的國際邊界代替了那塊未定界的淡色——但在實質上同過去的主張不同。新地圖把從阿富汗到喀喇昆崙山口一段的邊界線往後拉了一些，使之大體上沿著喀喇昆崙山的主脈，從而放棄了約翰遜-阿爾達那一派關於在這一地段向前推進的主張。但是在喀喇昆崙山口以東，新地圖上的邊界線又向北拐，大致上又回到約翰遜-阿爾達線，把直抵昆崙山的一片地帶圈了進來——把阿克賽欽包括在印度境內。
英國統治時期對阿克賽欽提出的領土要求，是一個戰略上的方案，目的是為了預防俄國人的挺進，使他們離開西藏和印度越遠越好。德里和倫敦在過去不同時期里，時而贊成這個主張，時而拋棄這個主張，但是從來沒有作為正式的邊界建議而提出來過，也從來沒有在地面上把行政管轄擴展到那裡——英國當時不願也無力這樣做。雖然英國有些地圖曾經長期沿用上述畫法，但前面講過，這種畫法並不總是反映英國的邊界政策。當時英國人在地圖上可以自由地繪出暫定的邊界線，因為這些畫法可以隨時修改而不會引起尷尬的問題。然而，獨立后的印度政府在官方地圖上對阿克賽欽提出斷然的要求，其後果就大不一樣。印度政府聲稱這塊領土屬於印度，就使得本國政界輿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使印度在憲法上也要對之採取同樣態度。 [ 註：見本章第二節 ] 印度再要撤回這個領土要求，就非常困難，也許甚至是不可能的了。
為什麼一九五四年印度政府在地圖標出明確的邊界時提出對阿克賽欽的要求呢？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他們之所以在喀喇昆崙山口以西的一段，放棄了將邊界線劃在喀喇昆崙山以外的主張， [ 註：到了一九五四年，印度對整個克什米爾的領土要求變得強硬起來，因此，印度冒稱有一條中印邊界存在於喀喇昆崙山口和阿富汗之間，而這一片領土在事實上是屬於巴基斯坦的。 ] 是因為在一九二七年英國也曾這樣做，當時英國承認它們的要求不符合行政管轄的實際，但英國未在地圖上標明它的決定。那末印度為什麼又要在阿克賽欽地段把邊界線劃在喀喇昆崙山以外呢？這是個關鍵問題，而且是個無法明確答覆的問題，因為印度政府至今沒有公布一九二七年英國所作的決定(這段時期的英印政府檔案現仍未公開)，在英國檔案中也找不到線索。然而，可以推想出一個可能的答案。如上所述，英國對這個地段的邊界政策當時是在前進派和溫和派兩種主張之間搖擺不定。很可能，到了一九二七年，英國認識到：既然中國已在喀喇昆崙山口長期立足，因此提出一條喀喇昆崙山口以北的邊界線的主張將是無效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決定應繼續在地圖上保持對阿克賽欽的要求。當時新疆已經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俄國的威脅再度出現，如果說英國在阿克賽欽沒有行使有效管轄，那麼，也可以爭辯說，中國對之也同樣未行使有效管轄。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可以繼續保持對阿克賽欽的領土要求呢？一旦情況極度惡化，就可以用這一著遏制俄國的擴張；或者，同中國就這個地段的邊界舉行談判的時機到來時，也可以用這一著來針對中國的最高要求進行討價還價，以便取得妥協，劃定一條類似一八九九年向中國提出過的那樣的邊界線。
如果一九二七年英國的決定大體如此，那末，其它的推論就可隨之作出。當一九五四年印度政府著手查對英國的舊檔案以便弄清西段的邊界位置時，他們可能發現了一份對阿克賽欽提出要求的建議。這個方案在英國人手裡本來可能只是一種試探性的要求，作為將來同莫斯科或北京打交道時的外交籌碼。可是，由於一九五四年印度所持的態度，這個方案就變成了一項公開的斷然主張。尼赫魯斷言：「應該認為北部邊界是牢固的、明確的、不容同任何人討論的。」
按照上述解釋，中印邊界爭端的核心產生於歷史的偶然事件。一九二七年重新考慮同中國接壤的西北部邊界問題的那些英國人，如果當時曾建議沿用一八九九年英國向中國提出的建議線作為阿克賽欽地段邊界， [ 註：見歷史引言注 ] 那末，在印度地圖上就會把五十年代中國修築的新藏公路所穿過的地區劃在印度的境外。那樣，這場爭執中的難於處理的癥結也就不會存在了。
一九五四年印度修改了地圖，在地圖上把阿克賽欽畫成印度的一部分，但是在地面上並沒有反映出這種改變。印度在拉達克的最前方的哨所是在楚舒勒(Chushul)，該地距阿克賽欽還很遠。一九五二年印度曾派出一支巡邏隊到拉那克山口。一九五四年又派出了同樣的巡邏隊，並在該山口插上了印度國旗。但是，印度的巡邏隊從來也沒有抵達阿克賽欽。為了貫徹執行尼赫魯在備忘錄里的指示，印度外交部、內政部和國防部於一九五四年九月召開會議，以確定有爭議的西段和中段的邊境地區的位置。這次會議並建議今後由國防部負責守衛這些邊境地區(邊境巡邏通常由內政部負責)，但是陸軍提出異議——估計是因為陸軍本身的任務已很繁重。當時還是決定：只要有可能，就應把邊境哨所推進到有爭議的地方，因此，在中段和東段，印度的哨所都向前推進了。
印度在中段向前推進，立即引起中國的不滿。中國於七月抗議印度軍隊侵入中國領土，認為印方的這一行動「不符合中印兩國互不侵犯、友好相處的原則」，而這些原則是剛剛寫成條文載入「潘查希拉」協定中的。印度政府答覆說，該項領土屬於印度，並反過來要中國尊重五項原則，將其人員撤出。在中印邊境的中段，印度的北方邦和喜馬偕爾邦同西藏接壤，對於這段邊界的劃法長期以來就有爭議。西藏人不僅控制了各處山口，而且控制了各山口以外的許多牧場；而印度人現在所進入的正是這些地帶，其目的在於把山口本身作為邊界線的地形特徵。中印雙方一到冬天就都撤了回去，所以這就變成雙方每年一度都搶先趕到高原牧場的競賽。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印雙方就中段邊界問題不斷交換外交信件，並於一九五八年在新德里就此問題進行過會談，但無結果。它只是一樁邊界大爭端的前奏和小型綵排，因此沒有必要作過細的追述。然而，有一點值得注意：印度政府指責中國侵略，是因為中國小股部隊越出了山口，而事實上中印雙方邊防部隊發生接觸乃是由於印度軍隊向前挺進的結果——幾年後尼赫魯本人在議會裡確認了這一點。印度政府在外交辯論中堅持說，中國在一九五四年關於西藏的通商協定中曾承認邊界經過上述各山口，但如上所述，中國卻曾明確表示，他們認為這些山口全部是在中國領土以內。最後，印度還有一項顛倒事實的指責，說在「潘查希拉」協定的墨漬未乾之前就開始「試探前進」的是中國方面，這是印度指控中國不守信義的罪名之一——幾乎全世界都信以為真。印度指控的另一罪名是說，中國明知阿克賽欽是印度的領土，卻偷偷摸摸背信棄義地修築了一條通過阿克賽欽的公路，而這就觸及了中印邊界爭端的核心。
任何人到了阿克賽欽，都會感到那是個荒無人煙、艱險難行的地帶。但是喀喇昆崙山在中國一方的面貌，同山這邊印度一方的面貌大不相同。首先，阿克賽欽對中國比對印度容易通行得多，有一條古時的商路，從和田溯喀拉喀什河而上，到達阿克賽欽，又穿越高原通往西藏。因此，阿克賽欽是一條天然通道上的必經之路，儘管這段路程是艱險的。從印度那邊前往阿克賽欽，要穿越喀喇昆崙山或者拉達克山脈，就困難得多；更重要的是從那裡往別處去，什麼地方都走不通。英國在十九世紀企圖開闢沿羌臣摩河谷而上，穿過阿克賽欽到達喀拉喀什河的商路，但是沒有成功，因為這樣的商路，比穿越一萬八千英尺的喀喇昆崙山口的傳統道路更加難走。
所以，當中國在新疆重新行使中央權力並於一九五O年進入西藏的時候，自然要通過阿克賽欽這條路進入西藏西部，——這的確是唯一切實可行的走法，因為西藏的北面是遼闊的新疆戈壁灘。一九五O年十一月十七日《政治家報》報道說，印度政府得知中國軍隊從新疆開進西藏西部，就是印度駐西藏西部噶大克的商務代理處提供的情報。
中國在五十年代前半期利用阿克賽欽這條路供應西藏西部，並且宣稱在此期間中國對整個阿克賽欽地區進行了巡邏和勘測——中國人後來說，「這個勘探隊的足跡遍及阿克賽欽和林濟塘窪地」。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國開始修築一條可以通行汽車的公路，深入到葉城附近的山中，並穿過阿克賽欽，抵達噶大克。這項工程費時十九個月，中國後來說它是由中國邊防部隊，「連同三千多名民工，在極端困難的自然條件下，盤繞高山，架設橋樑，修築涵洞」而建成的公路，全長約七百五十英里，其中大約有一百一十二英里的地段通過了印度以後提出要求的領土。
中國政府在勘測和修築這條公路的時候，是否知道印度的領土要求呢？當然，中國的地圖標明阿克賽欽是中國領土，其邊界線走向是沿著阿克賽欽西面的喀喇昆崙山脊。自從一八九O年李源鈵進行踏勘以來，中國就認為阿克賽欽是屬於中國的；也許甚至在此以前就已如此，不過是較為模糊。如果在五十年代初期，北京的官員考查過西段邊界問題的話，那他們就會發覺印度的地圖標明了一個囊括阿克賽欽的未定界。但是這些印度地圖——這上面的邊界線只是用模糊不清的淡色標明，注有「未定界」字樣——把自一八九二年中國在喀喇昆崙山口樹立界碑時起就明顯地是由中國控制的那片領土，也都包括到印度境內，因此中國人可能認為這些地圖不足為憑，認為它們只是表示了帝國主義時代不現實的領土要求，而印度只不過是在同中國劃界以前在地圖上把這個要求繼續保留下來而已——中國人在自己的地圖上也是這麼辦的。印度政府雖然多次對內明確表示，它認為麥克馬洪線是東段的邊界線，自一九五一年以後也已在地面上加以貫徹；但是，印度還沒有明確提出過西段的任何邊界線。一九五八年以前，印度人在西段所到之處，離開中國人認為應當是邊界的地區也還遠得很。
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印度地圖對西段邊界作了修改，如果駐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是盡職的話，必定會提醒北京，有可能在阿克賽欽問題上發生爭執。但印度自己又不打算提出邊界問題，那就只有留待中國方面提出。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在新德里和尼赫魯會談時，曾提到邊界問題；但他只提到麥克馬洪線。直到一九五八年，印度才對阿克賽欽提出正式的要求。在此以前，如果中國方面查閱中國外交部的檔案，以了解過去英國對阿克賽欽邊界線的設想是什麼，那麼，他們就只能找到一八九九年的馬繼業-竇訥樂方案，而根據該方案提出的邊界走向，整條阿克賽欽公路都是在中國領土之內。 [ 註：有人爭辯說，一八九九年那條線在阿克賽欽的東南角會把中國公路截掉大約十英里之多；但是如果把一八九九年那條線的位置移到一張現代的地圖上，可以看出整個公路的位置是在中國這一邊。 ]
五十年代中國在阿克賽欽的活動之所以沒有驚動印度政府，真正的理由是印度對此毫無所知。 [ 註：有人認為印度政府是知道中國修築了公路的，但是有「一些比尼赫魯更加強烈地、更加不顧一切地主張爭取中國好感的高級人士」，沒有把這項情報告知尼赫魯。這些人之所以做出這種推測，看來是由於他們沒有在地圖上查找一下印度所說的巡邏隊走過的路線；如果他們查了的話，就會看到，正如印度方面後來承認的那樣，「根本沒有派遣印度偵察人員去過中國人修築了一條新公路的阿克賽欽的那個地區」。(見赫德森(G.F.Hudson)在聖安東尼學報(St.Anthony's Papers)第十四期的文章，倫敦Chatto&Windus一九六三年出版。) ] 從列城向東北方向派出的幾支巡邏隊都沒有穿越阿克賽欽——有兩支巡邏隊可能曾抵達阿克賽欽最西部的邊緣，但沒有到達接近這條公路的地方。由於中國報刊興高采烈地報道了這條重要公路業已竣工的消息，印度政府這才第一次聽說有這條公路。印度駐北京大使於一九五七年九月向新德里報告了這些情況。印度大使提到的是刊登在中國雜誌上的一個小比例的簡圖，印度政府只從這張圖上也弄不清究竟這條公路經過些什麼地方。直接向中國查詢，又同印度的立場不相稱，因此就決定派出兩支巡邏隊調查公路的位置。 [ 註：為什麼沒有採用空中偵察的手段，這很難說；也許是因為空中偵察容易招致中國的抗議，而地面巡邏則可能不會被察覺？ ] 由於酷寒，巡邏隊又不能在冬季派出。所以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這兩支巡邏隊方從印度的基地列城出發。到十月，一支巡邏隊從公路南段打回報告，說這條公路確實穿過了印度所主張的領土；奉令前往公路北段的另一支巡邏隊卻失蹤了。
到了一九五八年，帝國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在中印邊境兩端的無人地帶就是這樣被佔領了，中印雙方各自搶先佔領了各自認為在戰略上和實際考慮上對自己十分重要的地區。在東段，印度完成了英國人的未竟事業，貫徹了麥克馬洪線，不僅確立了對部落地區的行政管轄，而且把西藏的(潛在地是中國的)行政當局攆出達旺，把這個地區更名為東北邊境特區，並在一九五O年憲法中將它列為印度領土，由新成立的印度邊境局的官員管轄。印度還開始修築通向部落地區的公路，主要的一條是通向達旺的公路。
與此同時，在西段也發生了類似的過程，而印度人卻蒙在鼓裡。中國先是利用、后則翻修了那條穿越阿克賽欽的商路，並把它變成一條為中國行政管轄所必需的公路，他們稱這條公路是新疆和西藏之間主要交通動脈。
中印雙方把各自的行政管轄擴展到這些新地區的時候，都知道對方在地圖上對這些地區提出過自己的要求。人們都了解印度政府是知道的，也可假定中國政府也是知道的，但是雙方各由於自己的原因，都寧願不把問題提出來。回顧起來，也可以說中印兩國政府在五十年代開端建交之初，沒有把就邊界問題達成諒解列為首項議程，是一個失策。正如緬甸的吳努所說，「即使鄰國間關係再好，雙方也應當知道什麼地方是一國領土的終點和另一國領土的開端。只有這樣才能忠實地遵守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說，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印邊界問題本來是滿可以解決的，當時中印兩國國家關係很好，兩國也各自佔據了它們認為對自己是重要的無人地帶；因此，只需要簽訂一項協議，用外交形式把看來雙方都滿意的邊界現狀固定下來就行了。如果雙方真的都滿意，也就不會有什麼中印邊界問題了；但如果雙方——或者一方——堅持其地圖上對某些領土的要求，而這些領土又已為對方所佔據，那麼，邊界問題就無法解決了。
一九五O年薩達爾·帕特爾死後，尼赫魯成為印度獨一無二的人物，此後十年他馳騁於印度政壇，大權獨攬。他是總理，在不同時期兼任國防部長，有時擔任國大黨主席，他還兼任計劃委員會和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直到去世以前，他一直是外交部長。在印度獨立運動的漫長歲月里，尼赫魯堅持要他的國大黨同僚考慮他們正在為之奮鬥的自由印度所應遵循的外交政策，而尼赫魯自己幾乎是唯一負責制訂外交政策的人。不用說，一九四七年自然應該由他擔任總理兼外交部長的職務。就是後來尼赫魯所包攬的印度內政問題的重擔似乎已非一人所能承擔的時候，也無人對他兼任外交部長提出異議。他的政府同僚們滿足於把外交政策留給尼赫魯去決定。內政各部要比外事部門的權勢大，所以這班人，由於個人利益和野心的驅使，都從事於對內政部門職務的爭奪。
內閣制度在印度從來是行不通的，它只是徒有其名。在五十年代，尼赫魯甚至不屑於把內閣裝點為印度政治制度的中心。在一段較長時間裡，人們有時會表示不滿尼赫魯總理的「傲慢的、不顧憲法的」作風，一九五六年一位財政部長因此而辭職時就是這麼講的。可是一般說來，他的同僚大都安之若素，而且也跟著這麼干。一名高級文官說過，「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部長們滿不在乎地有意自行其是，沒有事先取得內閣的同意就公開宣布政策決定。」尼赫魯獨斷專行的作風，在他處理外交政策時比處理內政問題時表現得更為突出。內閣中有一個外交事務委員會，但是對這個機構他根本不放在眼裡，他多次制訂、宣布、甚至執行事關重大的外交政策決定，而該委員會和內閣卻毫無所知。中印邊界問題的處理就是這樣，不但內閣和內閣所屬的外交和國防兩個委員會不知道，直到發生武裝衝突使這個問題再也隱瞞不住時，議會也不知道。
因此，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就是尼赫魯個人制訂的；而這個政策的執行也僅由尼赫魯本人和印度外交部的幾名高級官員負責。最初幾年尼赫魯領導外交部部務，也是事必躬親，好象他管的只有一個外交部，甚至連一些簡單的電報，也時常要親自起草，不同官員們商量。有一個看問題比較尖銳的觀察家，批評尼赫魯在世時的印度外交人員，他寫道：「他們工作效率不高——對於印度這樣重要的大國來說，很不相稱。他們訓練不夠，業務能力不行，整體觀念不強，過分熱中於討好上級。尼赫魯過於忙碌，過於偏執，以致沒有去了解必要的細節和下級官員的情況，他只熟悉一小撮最高級官員和少數幾個偏愛的部下。這樣就助長了阿諛奉承，走私人路線，以及膚淺和主觀的作風。」
尼赫魯個人的對華態度，在剛開始時是積極熱情的，甚至是親如兄弟的。這種態度淵源於他長期的信念：在他的想象中，兩個親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間的友誼象徵著亞洲的前途，甚至象徵著世界的前途。一九四二年尼赫魯寫道：「我所夢想的未來是同印中兩國團結友好並結成某種接近於聯盟的關係的前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一九三九年他第一次訪問中國，在國民黨政府所在地重慶度過十二天，回去后他確信「一個新的中國正在興起，它紮根於自己的固有文化，然而擺脫了多年來的懵憧軟弱狀態，變得強壯而團結」。一九五四年他再度來到中國，在回印度以後，對中國人民在建設國家中表現出來的精力和紀律，印象很深，他認為這給中國帶來了「了不起的力量」。這次訪問中國時，他會見了毛澤東。據說尼赫魯在會見后感到似乎他「就象從中華帝國的屬國或附庸國來的臣民一樣，被引進謁見」。中印雙方對於誰應當更加尊重誰這種以老大自居的矛盾，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的表現。
雖則尼赫魯在印度內政方面是反共的，但他總是力圖把它同對待共產黨國家的態度區別開來。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也是亞洲政治復興的表現，而不把它看作為共產主義的勝利。他相信到頭來中國文明將把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和共產黨的結構消化吸收，然後也許產生一種新的化合物。他深知由於中國和印度兩國制度不同，因而在廣闊的政治領域中必然會在亞洲和世界上成為競爭對手。可是他認為中印競爭不一定會搞壞兩國關係。尼赫魯對北京的友好政策以及他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的主張，使他在國內以至在國際上挨了不少責罵。從一九五O年起，印度國內批評尼赫魯的人抨擊他的對華政策是姑息政策，並且爭論說，既然認為中國是入侵西藏，就不應該加以默許。他們警告尼赫魯說，中國出現在北部邊境，不可避免地會把印度暴露於中國擴張主義的威脅面前——後來，他們自然相信這些預言都已得到證實。但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印度對中國在西藏行使權力所引起的驚惶和憤恨業已平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號，在印度又風行一時。周恩來一九五六年到印度回訪尼赫魯的時候，所到之處，都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呼。
周恩來乘此機會提出了麥克馬洪線 [ 註：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同周恩來的會談中是尼赫魯先提出了麥克馬洪線的問題。這種看法對於印度對中印邊境爭端發展的理解是要害所在。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尼赫魯自己說得很清楚，他說是周恩來主動提出來的。 ] 的問題。當兩年前兩人在中國會談時，尼赫魯曾順便提到中國地圖標出了「一條錯誤的邊界線」。按照尼赫魯本人的說法，中國當時告訴他這些中國地圖是老地圖的再版，還沒有來得及加以修改。 [ 註：「印度總理卻沒有想到，中國有同樣的理由就他的一些地圖的問題向他提出責問，這些地圖也是把從前的帝國主義政府的領土要求照原樣畫上，而沒有同有關鄰國事先商量。」(見狄克·威爾遜(Dick Wilson)所著《亞洲覺醒了》(Asia Awakes)第83頁，倫敦Weidenfeld and Nicholson一九七O年出版。 ] 後來，尼赫魯說，他「憑著印度對中國友好關係」，曾就當時似乎已陷入僵局的中緬邊界談判問題寫信給周恩來。尼赫魯提醒周恩來說，緬甸對它的兩大鄰國都有所疑慮。他提議中國採取步驟以消除緬甸的不安，並建議可以邀請吳努到北京來討論邊界問題——後來中國也這樣辦了。一九五六年尼赫魯和周恩來的會晤是在尼赫魯上述信件發出後幾個月內舉行的。在談到中緬邊界談判時，周恩來提出了麥克馬洪線的問題。根據尼赫魯的說法，在這次談話中周恩來告訴他說，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作為中國同緬甸的邊界線，儘管「這條線是英帝國主義者確定的，是不公正的……然而由於這是一個既成事實，而且由於中國同有關國家——即印度和緬甸——之間存在著友好關係，中國政府認為它應該承認這條麥克馬洪線」。
周恩來採取了中國政府的既定方針來對待麥克馬洪線。中國對過去由其帝國主義鄰邦所划的界線一旦變成有效控制線時，都採取同一方針。諸如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的中俄邊界，有效控制線幾乎建立了有一個世紀之久。印度僅僅是在五年前才把麥克馬洪線作為事實上的邊界，可是中國人的態度還是一樣：接受「既成事實」，並以此為出發點。這的確是中國政府所能採取的唯一現實的方針。如果拒絕承認「既成事實」，並提出收復失地的要求，那將會同所有鄰國都發生難以解決的毒害國家關係的爭端。
從周恩來對尼赫魯所作的保證，可以得出一個自然的推論，但看來周恩來沒有把這點講清楚。中國雖然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的走向，但中國不願簡單確認麥克馬洪線。北京在這方面的態度是前後一貫的。只要存在著邊界條約，中國都是遵守這個條約的。但如需要進一步舉行談判以便劃定走向和解決爭端時，中國就會堅持必須締結新約。新條約一般會肯定舊的邊界走向；但是在中國看來，新條約既是兩個平等的國家之間協商的結果，那就消除了舊的「不平等條約」的污點。中國對中蘇邊界條約的態度就是這樣。但是，中國認為麥克馬洪線並沒有條約依據；因此，劃定邊界只能是以現狀為基礎。從實際的和政治的考慮出發，即使批准一條象麥克馬洪線這樣大家都知道的——雖然不是明確劃定了的——邊界，也需要經過談判協商。周恩來可能認為這是不言自明之理。因為他當時是聯繫到中緬談判的問題講了上面那番話，而且他接著還講到，他相信印度將和中國一樣，都不會認可舊時的帝國主義的條約。此外，前不久他還向尼赫魯保證過，中國不會利用談判來試圖變更邊界。
但下面的問題仍沒有解決：為什麼周恩來這時候沒有提出中印邊界西段的問題呢？當時尼赫魯似乎還沒有察覺：印度自一九五四年以來在地圖上對阿克賽欽這塊地方所提出的要求，正是中國認為屬於自己並作為自己的領土而加以使用的地區。但是中國政府必定了解不久以前印度地圖上曾明確地對阿克賽欽提出了要求。中國當時正在毗鄰的中段地區處理邊界爭端，因此可以假定有人會向周恩來彙報西段地區也有可能發生爭執。如上所述，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認為，如果讓中國方面根據它自己的地圖對被印度佔領的領土(麥克馬洪線南面的地區)提出要求，對印度最為有利；也許中國對於印度對阿克賽欽(中國認為是中國領土)在地圖上提出的領土要求，也採取了同樣的對策。
周恩來一九五六年和尼赫魯討論東段邊界時沒有提出西段邊界問題，不管這樣作的理由是什麼，這件事帶來了深遠影響和不良後果。當時周恩來肯定認為中國方面在麥克馬洪線問題上是作出了讓步，而尼赫魯大概也同意這種看法。在那種情況下，如果周恩來當時進而指出印度地圖在西段標出的邊界線是錯誤的，很可能這場中印邊界爭執就可以避免了。當時印中兄弟友誼正處於極盛時代，尼赫魯肯定會把對印度地圖作微小的修改(使其符合地面的現實情況)，看作是為了繼續中印友好而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價。的確，他也許會歡迎有這樣一個機會，使他能夠作出一些姿態，來與周恩來對麥克馬洪線所採取的實用主義態度相媲美。不過這個機會一下子錯過了。兩年後局勢完全改觀。彬彬有禮地指出你方的地圖與實際情況不符是一回事；發現了你的鄰國(連一個招呼都不打)已經修築了一條公路通過你的地圖標明是你國的領土，這又是另一回事。客觀現實也許是同樣的，但是感覺卻不一樣，而在這件事情上感覺就是一切。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印度政府交給北京一份備忘錄，就印度發現中國修築阿克賽欽公路作出反應。這份備忘錄聲稱：這條公路所通過的領土「若干世紀以來就是印度拉達克地區的一部分」，還說，「中國政府沒有首先獲得印度政府的准許，甚至沒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過無可爭辯的印度領土建築一條公路，這是令人驚訝和遺憾的事。」備忘錄並詢問中國政府是否收到關於那個失蹤的巡邏隊的消息。中國在復照中進行了不禮貌的反指責。復照說，印度的武裝人員非法越境，進入中國領土，因而已被扣留。「本中印友好的精神」，這批印度武裝人員已被遞解出境， [ 註：就是說，把他們放在高達一萬八千英尺的喀喇昆崙山口外邊。印度軍隊當時在附近並無哨所，但這一小隊印軍總算幸運，終於被發現並脫險。 ] 但是北京形容他們的入侵是與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不相符合的，並要求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經過這一次外交交涉，圍繞阿克賽欽的領土要求的衝突終於公開化了。印度政府復照說，這一地區究竟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境內，是「一個爭執中的問題」。這是印度唯一的一次承認了存在著爭執，而在幾個星期之後，印度就推翻了這一立場。
印度政府一方面等待巡邏隊的報告，以便弄清阿克賽欽公路的位置，另一方面正式地提出了中國地圖的問題，在給北京的一份備忘錄中說，在一份最新出版的中國雜誌中有一張簡圖，把印度認為是印度領土的幾塊地方標成中國領土。在東段，中國地圖繼續不理睬麥克馬洪線，而沿著山麓標出中印邊界走向。尼赫魯在一九五O年曾經暗示了這一點，當時他說：「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所有地圖都把現在屬於印度的東北邊境的一部分領土，標成不屬於印度」。在西段，中國的地圖把邊界線標為從喀喇昆崙山口向東南方走，直到羌臣摩河谷。如上所述，這種標法和十九世紀英國當局對邊界的觀點正相吻合，只是後來英國對於俄國勢力向印度的挺進感到震驚，才開始對他們的邊界想法作出相應的修改。 [ 註：見歷史引言 ] 上述標法把整個阿克賽欽地區劃入中國境內。
印度的備忘錄追溯道，一九五四年尼赫魯曾經向周恩來提出過地圖的問題，並說周恩來的答覆是這樣的：現行出版的中國地圖是以老地圖為根據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沒有來得及改正這些地圖。印度建議說，現在正是作出改正的時候了。中國的答覆又一次使印度感到倉惶失措。復文證實了周恩來在一九五四年曾說過，現在發行的中國地圖是以解放前出版的老地圖為根據畫的，但又說周恩來曾解釋過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對中國的邊界還沒有進行勘察，也還沒有同有關各國商量」。到適當時候，通過這些協商將產生對中國邊界的新畫法，與此同時，中國將不會自行修改邊界。這份備忘錄在中國指責印度巡邏隊的同一天遞交給印方。它透露了中印雙方不僅在領土主張上有衝突，在對待整個邊界問題的態度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至少從一九五O年開始，印度的政策一直是說北部邊境不容談判。這項政策在最初主要是指麥克馬洪線，但在一九五四年，卻擴大到中印邊境全線。現在很明顯，北京對這個問題的方針是完全相反的，中國期望先討論邊界走向，然後再加以確認。
客觀上看，中國的態度聽起來合情合理。但是新德里卻認為中國的態度含有令人震驚的意圖，說明中國要在它所選定的時刻提出領土要求。「巴依、巴依」的氣氛已煙消雲散，說到底它不過是印度的和亞洲的民族主義的漂亮詞藻和表情而已。也許印度對中國的感情在骨子裡總是帶有幾分不信任。當中國對邊界問題的態度變得更加清楚的時候，這種不信任就發展成為公然的猜疑，隨即又變成憤懣的敵意。
尼赫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開始了兩國總理間的信件來往。這種信件來往成為貫串這場整個外交爭論的一根連結線。尼赫魯來信語調友好，一開始先讚揚中國的進步，然後轉入邊界問題。尼赫魯回顧了一九五六年他同周恩來討論麥克馬洪線的情況，他說當時周恩來曾經告訴他中國將承認麥克馬洪線，印度的「印象是在我們兩國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因此，中國政府最近的聲明，提到有必要進行勘測和談判的說法，使他迷惑不解。尼赫魯接著聲明了印度的立場，從此以後他就堅持這一立場，寸步不讓：「印度的這些大片土地[中國地圖標明是屬於中國的]只能是屬於印度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對這些土地不存在爭端」。
周恩來的複信也同樣是熱誠的。他感謝尼赫魯來信中對中國建設成就的讚譽，他也向尼赫魯致敬，並且感謝印度政府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所作的努力。」在談到邊界問題時，周恩來聲明了中國的基本立場，對此立場，中國此後也不肯退讓。他寫道：「首先，我想指出，中印邊界是從未經過正式劃定的。在歷史上，中國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間從未訂立過有關中印邊界的任何條約或協定。」所以，印度和中國出版的地圖就有了出入，而且中印之間存在著邊界爭端。中國地圖對邊界的畫法是幾十年來(如果不是更久的話)中國地圖的一貫畫法，雖則「我們並不認為這種畫法的每一部分都有充分的根據」，但是沒有進行實地勘察，也沒有同有關鄰國商量就加以更改，也是不適當的。為了使已經發生過的此類細小的邊界事件得以避免，周恩來建議「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措施，雙方暫時保持邊界的現狀」。
中國的立場是：中印邊界從未劃定過，中印雙方存在爭端，只有通過共同協商和聯合勘察，才能解決爭端。周恩來說「邊界問題的存在，絕對不應該影響中印友好關係的發展」。經過適當的準備之後，這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一定可以通過友好商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得到合理的解決。
談到具體的爭執問題時，周恩來對阿克賽欽的態度斬釘截鐵。正如同尼赫魯對整個邊界所採取的態度一樣。周恩來說，位於新疆南部的這片地區「長期屬於中國管轄」。中國邊防部隊一直在這個地區進行巡邏，新藏公路也通過這個地區。周恩來對於東段邊界卻不那麼肯定，他相當詳細地說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
如你所知，「麥克馬洪線」是英國對中國西藏地方執行侵略政策的產物，曾經引起過中國人民的很大憤慨。從法律上講，它也不能認為是合法的。我曾經告訴過你，它從未為中國中央政府承認。當時中國西藏地方當局的代表雖然在有關文件上籤了字，但是西藏地方當局對這條片面劃定的界線實際上是不滿的，他們的這種不滿，我也正式地告訴過你。當然，也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令人鼓舞的重大變化：這條線所關係到的印度、緬甸已經相繼獨立，成為同中國友好相處的國家。由於以上種種複雜原因，中國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對「麥克馬洪線」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審慎從事，並且需要一定的時間來處理這個問題，這都是我幾次向你說過了的。但是我們相信，基於中印友好關係，對這段邊界總可以找到友好解決的辦法。
這一段話在以後關於邊界問題的外交文件來往中又多次重複過，它是很關鍵的。印度方面把這一段話理解為中國拐彎抹角地拒絕了麥克馬洪線。後來，中國把阿克賽欽的那片有爭議的地區和麥克馬洪線南面的那片地區相提並論，印度認為這就證實了他們的上述理解。但是，這一段話想表達的意思果真如此嗎？
尼赫魯提醒周恩來，說他在一九五六年曾經講過，他將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中國同印度之間的邊界，周恩來的答覆是針對這個問題而發的。他也許有意用「這都是我幾次向你說過了的」這句話，示意他仍然堅持原來的立場。他把產生麥克馬洪線的協定的合法性(他否定了這個協定有任何合法性)和這條線本身區別開來。對這條線本身，他說，考慮到中國同印度存在著同緬甸一樣的友好關係，「中國政府……有必要……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從上下文來看，下面的假定是站得住腳的：周恩來是在暗示，中國和印度一旦坐下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中國會接受麥克馬洪線的走向作為那一段的邊界線。把產生這條線的協定的合法性同這條線本身區別開來的作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改變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歷屆中國政府的立場，承認英藏協定的合法性，就等於承認西藏當時是個主權國家，從而也等於是承認一九五O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是侵略行動，而不是重新樹立一度喪失的中央政府的權力。達賴喇嘛逃到印度以後，自己也從反面說出這個論點：他曾對新德里的聽眾說，「如果你否認西藏享有主權國家地位，你就否認了西姆拉條約的有效，因而也就否認了麥克馬洪線的有效」。
如果說中國準備接受麥克馬洪所畫的線作為邊界線，為什麼周恩來又沒有明明白白地這樣說出來呢？中國政府當時期望同印度就邊界的全線舉行談判，無疑是打算把中國暗示接受麥克馬洪線作為「有取有予」的交易中「予」的一項。鑒於印度對重要的新藏公路所通過的地區提出了斷然的要求，因此邊界爭論顯然必須經過一番艱苦的討價還價。在這種情況下，在談判開始前——事實上，在對方還根本沒有同意談判的時候——絕不可能指望任何政府正式表示接受麥克馬洪線，從而放棄一個主要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周恩來在兩年前已對此問題在口頭上作出了十分明確的保證，這次再度以書面形式向尼赫魯作出保證，他所能做的也不能超過這個地步了。
周恩來肯定中國政府願意把麥克馬洪線作為東段邊界線，這種理解可以從北京後來處理整個中印邊界爭端的作法中得到證實。那末，為什麼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卻不作這樣的理解呢？首先，也許是因為印度過去對中國的那種潛在的不信任，這時已變為猜疑。印度懷疑中國為了領土擴張或者僅僅是為了造成對印度的壓倒優勢，要攫取或要求那些被印度認為是屬於它的領土。更加現實的是，中緬談判這時恰好陷於某種僵局，而緬甸似乎告訴過印度，說中國人不講理、不妥協。如果這是一個因素，那麼，當兩年之後，中國同緬甸簽訂了邊界協定，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並在進行了一些較小的修改後，也接受了緬甸所主張的其他地方的走向， [ 註：見第二章注 ] 這時候上述這種因素就應該消除了；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印度還是難以從周恩來的信件的字裡行間看出有什麼保證的含意。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中國當時要求印度政府改變它一貫遵循的邊界政策的中心前提(即麥克馬洪線不容重新談判)。為什麼印度政府把重新談判看作是等於放棄麥克馬洪線，這一點還是弄不清楚。雙方開始談判並不妨礙雙方堅持各自的立場，這是一切談判的必要條件。印度滿可以在談判中堅持他們在東北邊界線問題上的立場，就象他們就克什米爾問題同巴基斯坦舉行談判時所做的一樣。也許，中國堅持談判邊界問題這個事實本身，在印度看來，就使它不可能重新考慮它的基本立場。
印度的立場有它自己的邏輯：
(1)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領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割讓。
(2)因此，對麥克馬洪線問題不容談判。
(3)因此，對邊界的任何地段也不容談判(因為中國不會同意只就邊界的一部分進行談判，而印度如果同意就邊界的一段進行談判，就會削弱它拒絕談判麥克馬洪線的立場)。
(4)因此印度在西段和中段的領土要求必須以斷然方式提出，就象它堅持麥克馬洪線那樣。
根據這一系列的推理就使它採取以下的立場：
(5)為了拒絕同鄰國談判邊界，唯一可以令人接受的理由，就是硬說邊界線早已存在。就麥克馬洪線而論，這種論點可以用一九一四年的協定和事實上的情況作為依據——因為該線自從一九五一年以來已成為印度有效的東北邊界。但是為了對西段邊界也提出同樣的主張，就需要進行一番推敲。
(6)即使這樣進行論辯，但任何政府如堅持拒絕談判總會令人產生惡感，對印度來說尤其是這樣。因為尼赫魯一貫鼓吹通過談判解決一切爭端，因此就要設法使它那種斬釘截鐵地從根本上拒絕談判的態度變得暖昧一些。
這不是說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就是按照這麼幾條來考慮他們的行動方針的。但是可以看出，他們是從麥克馬洪線不容重新談判這個最初決定開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這條道路。
尼赫魯給周恩來的複信闡述和引伸了他在第一封信里所採取的基本立場：即邊界是已明白地和牢固地定下來了的，不應再有什麼問題。他爭辯說，在三個地段，印度所要求的邊界都是以地理和傳統為根據，而且在大多數地段是由「當時的印度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專門的國際協定加以確認的」。他舉出了一八四二年古拉布·辛格同西藏之間簽訂的一項條約作為國際協定的例子， [ 註：見歷史引言 ] 並堅持說麥克馬洪線是正常地合法地產生於西姆拉條約的。他認為這些因素應該使周恩來相信：印度的地圖關於邊界的畫法「不僅是根據天然的和地理的特點，而且也符合傳統，並且一大部分是為國際協定所肯定了的」。他指出：獨立的印度「決不會在它已確定的疆界以外進行任何侵略。」
關於周恩來所提出的在簽訂邊界協議前雙方應該維持現狀的建議，尼赫魯說：「我同意雙方應該尊重在最近的那些爭執發生之前所存在的情況，雙方都不應該試圖採取片面行動去行使自認為屬於它的權利。再則，如果有任何土地系最近所取得的話，這種情況應予糾正。」這是印度第一次運用辯論術，後來隨著中印邊界爭端的發展，印度時常運用這種辯論術——本意是拒絕，卻又說得好象是同意。維持邊界現狀的問題，以後在整個爭端中是一個關鍵問題，而在這裡這個問題已經從根本上被混淆了。周恩來提議雙方共同維持現狀，尼赫魯答覆說，「我同意」，但是他接著又提議恢復原來的狀況而不是保持目前的狀況(「應該尊重在最近的那些爭執發生之前所存在的情況……如果有任何土地系最近所取得的話，這種情況應予糾正」。)這樣一來，尼赫魯就沒有同意周恩來關於維持現狀的建議，而是在實際上提議恢複印度所認為的原狀。他在這裡預示著印度將要求中國撤出阿克賽欽，後來變得更加強硬，竟把它作為舉行邊界談判的絕對的先決條件。
在中印邊界爭端公開化並引起印度政界騷動之前一年，尼赫魯在給周恩來的最初幾封信中，已經採取了他以後一貫堅持的立場：印度和中國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這就是說，對印度的邊界走向不容有任何疑問。印度政府說邊界線在哪裡，就在那裡，因此，是不容談判的。其次，必須恢復原狀(印度一直把它稱為「現狀」)，換句話說，凡是印度聲稱屬它所有的領土上的中國人必須撤出。
這是一個對撞的方針，這個方針是由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根據自己的判斷確定的，而不是後來在激動起來的輿論的壓力下制定的。後來的政治壓力，使得尼赫魯極難改弦易轍，但是，這個方針的形成是既不能歸咎於也不能歸功於上述的政治壓力。尼赫魯必須對此承擔責任。
中印兩國總理的信件來往，中斷了六個月之久，當周恩來在一九五九年九月答覆尼赫魯的第二封信時，中印兩國之間的關係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西藏東北部開始發生康巴族(Khampa)叛亂，到一九五九年初擴大到西藏中部和南部，而且變成了規模更大的暴亂。成千的西藏難民越過邊界進入印度境內。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薩爆發了戰鬥，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同叛亂分子串通起來，宣布了西藏獨立。北京通知印度，說西藏地方政府發動了武裝叛亂，並保證對西藏的印度僑民提供保護。達賴喇嘛逃離拉薩，取道前往印度，他沿著古時的商路越過麥克馬洪線到了達旺，在那裡受到印度政府的庇護。這些事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它對中印關係馬上起了直接的破壞作用。印度國內對中國潛在的猜疑再度出現。一九五O年當中國軍隊開進西藏時就已產生的種種疑慮不安，現在表現得更加強烈了。當初，人們就曾大肆批評印度政府的政策，認為它默許中國軍隊開進西藏；這時，反對印度政府政策的呼聲又甚囂塵上。印度各城市舉行了聲援西藏叛亂集團的反華示威遊行。四月間在孟買達到高潮。印度的社會黨在該市組織了一群人，將毛澤東的肖像貼在中國總領事館的牆上，向肖像上亂擲雞蛋和西紅柿。中國對之提出了憤怒的抗議說，這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的莫大侮辱」。
尼赫魯當時進退兩難。幾年來對於西藏傳來的抵抗中國人的消息，印度政府總是盡量沖淡，如可能就不予發表，現在人們就可以指責他故意裝聾作啞。印度政界普遍同情西藏人，特別是同情達賴喇嘛。尼赫魯對此也有同感。但是，既然尼赫魯至少是從一九五O年中國在西藏重新行使權力以來就已承認中國對西藏享有主權，他也得承認：不管他和他的同胞們對西藏人怎樣同情，西藏所發生的一切乃是中國的事情——這肯定同印度官方毫不相干。所以，他對中國採取照章辦事的姿態，並試圖以此來平衡對達賴喇嘛的殷勤款待；他又斥責那些上街示威遊行和發表憤怒演說的印度人把他希望維持的印中友好關係搞緊張了，以此來平衡他對西藏人所表達的同情。毫不奇怪，他這種做法討好不了任何人。他拒絕隨聲附和地譴責中國，印度國內批評者就責備他對中國姑息；而中國卻攻擊他干預了中國的內政，甚至指責他策動了西藏的叛亂。
北京多年來一直指責印度利用噶倫堡(Kalimpong，它是穿過春丕谷(Chumbi Valley)通向印度的一條商路的終點)作為基地來煽動西藏的叛亂。這個指責是很有道理的。早在一九五三年尼赫魯曾經承認噶倫堡是「一個特務窩子」。他說，那兒什麼國家的特務都有，「而且有時候我都懷疑噶倫堡的大部分居民是不是由外國特務所組成的」。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和尼赫魯會談時對此提出不滿。他說美國特務和其他特務利用噶倫堡從事破壞中國在西藏的影響的活動。一九五八年初，北京再度提出不滿。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時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政府隨後又發出照會，詳盡地敘述了噶倫堡的西藏逃亡分子、美國和國民黨特務分子的「加緊活動」。中國說，這些分子正準備在西藏舉行武裝叛亂，企圖使西藏脫離中國。印度政府答覆說，中國必定是依據不正確的情報，沒有證據說明外國利用噶倫堡進行活動。然而，到了八月初，「在印度的所有著名西藏官員，包括達賴喇嘛的哥哥和噶廈的成員，以及作為叛亂分子代表的游擊隊頭目，一道在噶倫堡召開會議，起草了一份向印度和聯合國的呼籲書」。北京又提出抗議。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國宣稱：最近在拉薩爆發的叛亂，是由噶倫堡的「指揮中心」策動的。
對西藏叛亂分子的支援和指揮顯然是通過噶倫堡來的，而印度政府卻裝作沒看見。有證據說明印度所起的作用比這更積極一些。當時有個叫喬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的英國人住在噶倫堡，和西藏人有密切接觸，他後來寫道：一九五四年有名印度官員找他，要他把一名叛亂頭子帶到噶倫堡，「為西藏的獨立進行工作」。
西藏叛亂爆發，達賴喇嘛逃到了印度。當時印度政府通知北京說，達賴喇嘛要求政治避難，印度已經同意。但新德里也保證不容許達賴喇嘛在印度進行政治活動。周恩來後來也認為對達賴喇嘛提供政治避難是「通常的國際慣例」，並說中國對此並不反對。然而，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后，就開始發表許多聲明，提出他自己對西藏事件的說法，並攻擊了中國。這些聲明最初通過印度政府的宣傳機構發表，後來又由印度駐外使館散發——對此中國表示了強烈反對。 [ 註：有一個名叫喬基姆·阿爾瓦(Joachim Alva)的印度議員想到，如果當時被囚禁的克什米爾領袖謝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逃到中國，並且受到達賴在印度的那種接待，那末，印度的反應也一定會是同樣激動的。這個印度議員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人民院發言時作了這個比喻。 ] (中國懷疑印度事實上是替達賴喇嘛寫了他抵達印度后的第一個聲明，而且從聲明內容提供的證據來判斷，可以證實中國的這種懷疑。) [ 註：例如，這個聲明仔細說明了達賴喇嘛穿過麥克馬洪線進入印度的地點。他說這個地點是在兼則馬尼(Khinzemane)。(這件事情的意義，見本書第五章)西藏人對這條線的態度至少是模稜兩可的。如果說達賴喇嘛在剛從拉薩逃出后發表的第一項聲明中竟煞費苦心地具體說明麥克馬洪線的確切走向——而且要照印度方面的畫法來說——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 當時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開會，代表們發言憤怒地提到了「印度反動分子」，指控他們對叛亂的封建勢力提供援助和進行鼓勵，「繼承了英帝國主義的衣缽，對西藏懷有擴張野心」。雙方都恢復了舊時的猜疑。
中國政府也象尼赫魯一樣感到左右為難：一面感到憤慨，一面又承認同一個龐大的鄰國保持友好關係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這一點可以從當時中國大使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所作的一篇精彩的書面談話中看出。為了答覆並駁回印度指責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攻擊印度一事，中國大使在書面談話中認為中印兩國關係中出現的「令人遺憾的不正常現象」來源於印度對西藏叛亂的叫囂所反映的「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破壞中印友誼」的行動，來源於印度政府對於達賴喇嘛的隆重歡迎。在重申了中國感到憤慨的理由並聲明中國政府希望「一時籠罩著中印關係的陰雲將會迅速消散」之後，中國大使就講到了他的書面談話的核心。這就是提醒印度，中國的敵人是在東方，「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在東方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他接著說，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
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友人。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也不會威脅印度。……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印度朋友們！你們的心意如何呢？你們會同意我們的這種想法嗎？關於中國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國的東方，而不能也沒有必要放在中國的西南方這樣一個觀點……朋友們，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裡。請你們考慮一下吧。
中國大使最後向尼赫魯問候。
在中印兩國關於邊界爭端的全部來往文件中，這篇書面談話的措詞是獨一無二的，既是迫切陳辭，又是直截了當，甚至毫無官樣文章。這篇談話確實是非外交的，這就是說，它拋棄了通常慣用的那些外交辭令，結尾也許可以理解為帶有一種威脅的暗示。這也可以理解為中國把自己全部的牌都攤開在桌上，力圖解除印度政府的顧慮。 [ 註：一名研究中國政策的學者哈羅德·欣頓(Harold C.Hinton)，對這段中國聲明的含義並不感到有任何疑問。他寫道：「儘管這一段英文很奇特，但大意是清楚的。……[中國政府]明顯感到擔心的是它可能面臨著來自西藏邊境和台灣海峽兩個方面幾乎是協調一致的壓力，於是它呼籲印度退出或者不要參加進去。」(見《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倫敦麥克米倫公司一九六六年出版，第288頁。) ] 如果說中國的意圖就是這樣，那麼，它所作的姿態失敗了。一個星期以後，中國大使被叫到印度外交部來聽取一項憤怒的答覆。印方斥責他使用了「不禮貌和不適當的語言」。印度外事秘書向他指出，印度對一切國家都以朋友相待，「這是和印度過去的文化、背景和聖雄甘地的教導相符合的」。
一九五九年夏季，中印兩國的外交交涉反映了並加劇了由於西藏叛亂而引起的兩國邦交的惡化，同時，雙方沿著中印邊界調兵遣將，使得兩國走向迎面對撞的局面。在東段，康巴族叛亂分子在西藏南部雅魯藏布江和麥克馬洪線之間進行集結，使得中國也在這個地區派駐重兵，把軍隊開到邊界上，防止叛亂分子越境進入印度尋求庇護，並切斷西藏難民的外流。在邊界的另一面，印度軍隊把他們的前沿哨所推進到麥克馬洪線，在有些地方甚至越過了麥克馬洪線。
當然，麥克馬洪線從來沒有標定過(一九一四年英國同西藏當局互換照會是否就算得上在法律上劃定界線，印度和中國對此有爭執；但是，雙方都一致認為：麥克馬洪線從來沒有標定過，就是說，沒有在地面上標界)。麥克馬洪線大部分走向是沿著一條明白無誤的，不易攀登的頂峰線，但其餘部分卻是按照模糊不清的地形特徵來畫的。在這種地方要確定邊界線的位置，唯一的辦法是把麥克馬洪的原圖上的經緯度在地面上標出來。按照這套工作程序，時常會造成一條不方便的或荒謬的邊界線。而且由於麥克馬洪的原圖的比例是一英寸等於八英里，那末畫在原圖上的那條粗線就相當於四分之一英里那末寬，因而這條線移到地面上來也不能產生一條精確的界線。但中印雙方既未聯合標界，就沒有別的辦法能把麥克馬洪線在地面上確定下來。
麥克馬洪畫的線在幾個地點偏離了他原圖所標出的最高山脊，其中有一處是靠近一個名叫馬及墩(Migyitun)的村莊，它位於西藏人所重視的一條香客朝聖的道路上。為了把馬及墩留在西藏境內，這條線拐了一個約二十英里的彎，這一段沒有沿著什麼地形特徵，然後又同主要的山脊會合。 [ 註：麥克馬洪當初畫他的線的原始地圖複印在印度政府的《一九六O年印度北部邊境地圖集》(1960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India)、《中印邊界問題》(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增訂版，北京一九六三年出版)以及多蘿西·伍德曼的《喜馬拉雅邊疆》各書中。馬及墩角是在東經93°15』到93°30』之間。 ] 當一九五九年印度在這個地帶踏勘時，他們發現根據當地地形，把邊界線劃在緊靠馬及墩的南側，要比地圖上所畫的距該地以南約兩英里的那條線，更為切實可行，於是印度就在該處建立了哨所。印度沒有講清楚它為什麼要在這裡把邊界線進行調整，但看來印度可能是認為貼著馬及墩南面的由西流向東的察里河(Tsari River)可以作為邊界的特徵。印度把邊界推進到察里河邊，就把距離馬及墩不遠的山谷對面的一個叫朗久的小村莊划入印度境內，從而為印度的邊境哨所提供了一個更加實用的位置。
這種推理是無可非議的。當把地圖線標定到地面時，總是需要對邊界線做某些細微的調整。但是標定邊界必須由雙方聯合進行，而印度在這一場合卻是單方面行動，事先沒有徵得中國政府的同意，甚至沒有把自己的意圖告訴中國，就在印度地圖上標明是中國領土的地點設置了哨所。後來印度對此也不諱言。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魯對人民院 [ 註：人民院是印度議會的下議院，上議院是聯邦院。 ] 說：雖然麥克馬洪線大體上是固定的，但「在某些地區，在蘇班西里河地區， [ 註：馬及墩是與東北邊境特區蘇班西里分區毗鄰的。 ] 或者在那一帶地方，我們認為這條線劃得並不好，隨後我們，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變動」。尼赫魯在同年九月致周恩來的信中拒絕了中國的指責——中國指出印度已越過了麥克馬洪線；但是與此同時，尼赫魯也承認，印度在馬及墩地區所標的「中印邊界同條約附圖稍有不同」。他辯解說，印度的修改「只不過是根據確實的地形來體現這個地區的條約附圖」。他還爭辯說，這樣做是符合既定的國際慣例的。如果印度同中國商量過，這樣做本來會是符合國際慣例的。
雖然印度政府拒絕把整個麥克馬洪線提交談判，但它這時卻建議討論這條線在某些具體地點(包括朗久在內)的確切走向。尼赫魯甚至宣稱他願意把這類問題提交仲裁；但是印度這些建議都是在它堅持下述立場的情況下提出來的：即中國不僅應該首先正式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且也應該承認印度所主張的西段邊界。後來，中國也同意對有爭執的一些特定地點進行臨時性會談，但中國要求把這種會談作為就邊界問題進行全面談判的第一步。就邊界走向的細小問題舉行臨時性會談的道路，也這樣被兩頭堵塞了。
印度在馬及墩調整麥克馬洪線以合乎他們的需要的同時，在其他地點也同樣越出地圖上標明的界線：一處是位於馬及墩以東的塔馬頓(Tamaden)；特別是在該線最西端的兼則馬尼，該地三年後成為中印邊境戰爭的導火線。但當前爆發的是朗久問題。北京抗議印度的這些向前推進的行動，接著指責印度武裝部隊於八月二十五日侵入馬及墩南側地帶並向中國邊防部隊開火，中國邊防部隊給予了還擊。次日，印度提出抗議，聲稱是中國軍隊侵犯印度領土並開火射擊，迫使印度部隊撤出朗久。印方照會指責中國「蓄意侵略」，企圖使用武力來實現其領土要求；並警告說，印度邊境哨所已奉命「在必要時對侵越者使用武力」。實際上這種威脅只不過是虛聲恫嚇——印度部隊不久之後就接到命令，在未遭到對方射擊前不得開火——但是看起來象是要同中國在朗久問題上攤牌。北京指出：由於中印兩國政府對於邊界線的確切位置存在分歧，印度就可能把駐紮在中國認為是本國領土上的中國人員視為越境者，並隨意開槍射擊。
在這種情形下，印度威脅說要使用武力，這在國際法上並沒有充分理由。正如一位國際法權威所說，雖然各國都有守衛邊境不受侵犯和維護本國領土完整的固有權利，但是，「如果對某國所要維護的那塊土地的主權有爭議時——在邊界爭端中情況肯定是這樣的——自衛權就失去它所依據的基礎了。」這裡的問題是：怎樣才算邊界爭端，怎樣就不算邊界爭端？虛構或偽造的邊界領土要求往往是侵略的借口；印度以為他們在麥克馬洪線所面臨的、以及後來在西段所面臨的，正是這種局面。但否認真正的邊界爭端的存在，同樣可以成為不肯讓步的借口，而中國這時就開始感到他們正面臨著這樣的局面。
關於朗久事件，中國的說法同印度的說法完全相反。中國否認曾對印度軍隊所進行的無端挑釁發動反攻，堅持說中國邊防部隊只不過對印軍進行了還擊，印度軍隊是自行從朗久撤走的。究竟誰的說法更加接近事實真相，現在無法判斷，很可能中印兩國政府有一方誤信其邊防部隊的報告。對於印度越過麥克馬洪線在兼則馬尼和塔馬頓設置的哨所，中國軍隊並沒有發動進攻，這個事實使印度關於中國蓄意進攻挑起朗久事件的指責失去依據(而且印度軍隊在朗久事件發生后不久就撤出了塔馬頓哨所，承認該哨所是在中國領土以內)。最穩當的解釋是：朗久事件是一次偶然的衝突。當雙方對峙的武裝部隊逼近一條尚未標定的邊界時，可以預料到會發生這一類的衝突。
然而，印度國內卻毫不懷疑朗久事件起因於中國的侵略。《印度時報》揣測中國「邊界攻勢」的動機是旨在「降低印度邊境居民的士氣，並挑釁性地炫耀它顯然佔優勢的軍事實力，以便在錫金、不丹、尼泊爾和緬甸等國更為廣泛地造成印度確實無法保護它們的印象」。印度人民社會黨的決議譴責中國的「擴張主義」和「它對友誼、容忍、共處等崇高概念採取了滿不在乎的蔑視態度」。該黨的決議最後說：「印度人民面臨著新的危險和新的挑戰——但是一個國家只有正視這種危險和迎接這種挑戰，才能發揚它的尚武精神和民族個性」。一位報紙專欄作家還認為中國軍隊是在試探印度在東北邊境特區的防禦能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印邊界爭端第一次在麥克馬洪線上演變為真槍實彈的射擊(印方說印軍死一人傷一人)，與此同時，西段的局勢也是一觸即發。那年夏季，印度政府決定在列城東北的三個地點設置哨所，這些哨所距離中國地圖標出的邊界線還很遠。雖然如此，印度後勤供應當時還達不到這些地方。同時，印度政府決定派遣巡邏隊循羌臣摩河谷而上，前往拉那克山口，並在這個山口建立一個哨所。印度認為這個山口是邊界的標誌。這支由約七十名特種邊境警察 [ 註：一種類似阿薩姆步槍隊的准軍事部隊。 ] 組成的巡邏隊，在建立了其他哨所以後，沿著羌臣摩河谷而上，到達空喀山口時，遇上了中國軍隊——中國認為空喀山口是邊界的標誌，他們已先行到達了這個山口，並在那裡建立了哨所。十月二十日，印度的一個三人偵察組為中國軍隊扣留；第二天，經過激烈交火，印軍有九名被打死，七名被俘。中國方面也有傷亡，但大概只有一人死亡。雙方對空喀山口事件的說法，又是相反的。印度人報告說，他們遭到據守在山頂的中國軍隊的伏擊；中國方面說，印度軍隊遇到了一支中國巡邏小隊，企圖把他們抓走，接著就開槍，但被打退。被俘的印度士兵和巡邏隊長所作的聲明，證實了中國的說法。但是印度被俘官兵被釋放以後，又翻了案，說這些聲明是長時間的訊問逼出來的。這次又同朗久事件一樣，沒有確切證據足以說明哪一方的說法更接近事實真相。
但印度國內自然沒有人表示懷疑。在印度認為中國對朗久發動了無端的蓄意進攻之後，緊接著又發生了印度報紙稱之為「對印度警察部隊野蠻屠殺」的事件，這就使印度政界對中國的態度由猜疑轉化為公開的敵對。
印度的邊境政策，是由尼赫魯同外交部的官員們討論形成的；是通過在西段的高山荒原和麥克馬洪線南面的叢林里調動巡邏隊和武裝部隊來執行的；是在同北京交涉中爭論過的；又是在印度議會裡闡述、辯論和肯定過的。這出在邊境演出而以印度受到毀滅性打擊告終的武戲，和在外交上演出而以亞洲兩個最大的國家互相仇視而收場的文戲，統統在印度議會，特別是在人民院里，通過舌戰反映出來。在一九五九年秋季朗久和空喀山口衝突事件發生以後的三年中，印度議會在同中國爭端的問題上化費了不下幾百個小時。在印度議會中演出了另一場更加微妙的戲劇。在這場戲中，尼赫魯壓倒一切的威望逐漸下降，最後隨著印度陸軍的慘敗而徹底崩潰。與此同時，立法機構也開始控制了行政機構。
一九五九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選之間，在人民院的五百議席中，國大黨擁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席位。在巨大的拱頂議會大廈里，下議院的會場呈半圓形，光滑的柱廊是英帝國建築藝術的傑作。議員座位排成扇形，好象半塊圓蛋糕切成一片片那樣。國大黨佔去了絕大部分，只剩下最後兩片留給了反對黨。用術語來講，印度議會中並沒有反對黨(根據人民院的章程，至少要有五十名議席才取得政黨的地位)，只有一些黨派的小組。當時，其中最大的是印度共產黨，有三十一席；其次是人民社會黨(Praja Socialist Party)，有十九席，它是從國大黨分裂出來的主要派系，幾年以前一些社會主義者脫離了國大黨，後來又四分五裂。其他的政黨都不足十席。儘管有幾個拼湊起來的小組織，那是為了便於爭取發言的時間和其他議會權利。新近成立的自由黨(Swatantra Party)，被認為代表不信教的民主派右翼，可能取代國大黨的地位。人民同盟(Jan Sangh)反映印度教的正統和反動勢力的意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是從左翼分裂出來的一個派系。共和黨人(Republicans)代表「不可接觸的人」。以上這些黨派和一些更小的黨派，加上許多獨立人士(Independents)，填滿了反對黨的其餘議席。反對黨的議員人數雖少，但他們同人多勢眾的國大黨唇槍舌戰，相當倔強。人民院里最好的辯論家大多數出在反對黨方面。其中有阿恰里雅·克里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他是前任國大黨主席，現在是人民社會黨的領袖。他往往從前排座位上站起來抨擊政府，特別是把目標集中在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Krishna Menon)身上；他的頑強態度和他的灰色長發使人想起「古舟子」 [ 譯者註：「古舟子」(the Ancient Mariner)是英國詩人柯立茲(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詩篇中的主人翁，這裡用來描述這個議員象古舟子一樣白髮蒼蒼和講話娓娓動聽。 ] 的模樣。阿索卡·梅達(Asoka Mehta)當時也在人民社會黨里，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反共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蘭加(Ranga)教授是南方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人，是自由黨的重要代表；還有米努·馬薩尼(Minoo Masani)，從前是個社會黨人後來轉變為右翼分子，表現了變節者所通常具有的那種狂熱；希倫·穆克吉(Hiren Mukerjee)教授是個議會裡共產黨人的典型，講話文雅、準確有力，他警覺地捍衛共產黨的民權自由和議會權利。在獨立人士中，法蘭克·安東尼(Frank Anthony)是有英國血統的印度人團體的領袖和指定議員，也很傑出。他的發言懇切有力，有時象毛玻璃那樣既銳利又閃光。他總是穿著一身整潔無瑕的西服，又能言善辯，因而顯得突出。這個時期，印度議會辦公和辯論絕大部分是用英語進行的，偶而也用印地語，那只是由於某個議員英語不行，或者更罕見地是由於他把講印地語看成一個原則問題。
人民院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反對黨派的頭頭們差不多都曾一度是國大黨黨員。他們和議會會場對面的政敵本來就是戰友。在印度獨立運動時期，大家都能擺脫政爭，至少當時彼此在政見上的分野不是那麼清楚。往日情同手足的聯想有時使議會內的交鋒增添了幾分怨恨，但也烘托出彼此相互熟識、不忘舊誼的心情。
在議會的執政黨這一邊，尼赫魯凌駕一切。他當時年已七十，但看不出來。他步履輕快，上樓梯一步跨兩級，只是在疲倦時，才顯出有些年邁駝背。儘管尼赫魯總是自作決定，或迴避決定，他對議會的首要意義卻銘記在心，一絲不苟。質詢時間他很少缺席，主要辯論他通常參加，而討論外交事務時他總是在場。但尼赫魯缺乏辯才，他發言冗長，講起話來很象是獨白，而不象是說給別人聽的。他從事議會活動是為了克盡職守，而不是出於個性愛好。尼赫魯倚仗他在議會中享有的支配地位，講起俏皮話往往帶有蔑視對手的味道——他常愛用「幼稚」、「孩子氣」等字眼斥責反對派議員。尼赫魯的權威是議員們公認的；事實上駕馭議會的，與其說是議長，不如說是尼赫魯。當議會陷入喧嘩混亂而不聽議長號令時(就是在那些日子也常出現這種情況)，尼赫魯的尖刻聲調一下子就壓住了喧囂，恢復了秩序。
但是尼赫魯並不是絕對地支配一切的。這是由於他在基本上遷就議會的意願，特別是由於他要順從國大黨內部沒有露頭的但是強有力的反對意見而受到了一定限制。甚至前排議員里也有這種反對勢力的代表人物。這些人當中包括當時的內政部長潘特(Pant)，他的昏憒的外表掩蓋著他的嚴酷的內心；財政部長德賽(Morarji Desai)，他自命為甘地的信徒；糧食部長薩·卡·帕蒂爾(S.K.Patil)，他是孟買的國大黨頭子，他當糧食部長的功績是獲得了據說是取之不竭的美國剩餘糧食的供應。魁梧的賈克吉凡·拉姆(Jagjivan Ram)是國大黨內信奉印地教下層的「不可接觸者」階層的頭子，他利用鐵道部長的職權促進他本階層的利益。尼赫魯的這類同僚們對他的做法時常深感不滿。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同尼赫魯狠斗過，只是滿足於阻撓他，正如尼赫魯往往也只滿足於告誡他們一樣。國大黨的大批後排議員也是廣泛地反對尼赫魯的許多政策，雖然這種反對通常是隱而不露的。但是邊境問題給了這類國大黨員以機會和勇氣來直接攻擊尼赫魯，他們相信只要他們是為印度的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講話，他們就可以在議會中得到普遍的支持。
一九五七年以後擔任國防部長的梅農的席位緊靠尼赫魯總理背後。對那些不願直接攻擊尼赫魯的人來說，他充當了靶子。梅農比印度政府中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尼赫魯，同時由於梅農對大多數同僚採取了毫不掩飾的輕視態度，這就更加引起人們對他的忌妒。國大黨內支持梅農的人很有限，他在地方上沒有基礎(他出身於喀拉拉邦，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多半是在倫敦度過的)，國大黨左翼把梅農當作他們的首領，但是他們的勢力很單薄。梅農的權勢的真正根源是他同尼赫魯的友誼；只要總理給他撐腰，他就能對付國大黨內的許多政敵。但是梅農長期以來就在議會內遭到圍攻。當中國在阿克賽欽修成公路和朗久事件的消息透露出來的時候，正好又發生了陸軍參謀長克·斯·蒂邁雅(K.S.Thimaya)將軍辭職未遂的事件，因此群情大嘩，紛紛要求梅農辭職。 [ 註：這個事件經過詳見下章。 ]
尼·喬杜里(Nirad Chaudhuri)是個對印度社會頗有見解但不饒人的分析家，他看出尼赫魯
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頂不住比他更堅決的同僚……所以每當他覺得公眾情緒過於強烈的時候——這種感覺往往是錯誤的——他就屈從於……公眾的情緒。更有甚者，他這種由於錯誤的判斷而做出的讓步還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特點：他對那些他過去譴責過的做法，竟會反過來進行無保留的甚至是熱烈的鼓吹。例如，他過去對於印度教徒的反華叫囂時常表示不耐煩，甚至嚴加斥責；但當他終於屈從於對方意見之後，他的慷慨激昂的程度並不亞於批評他的人。
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議會夏季開會期間，印度反華叫囂的聲勢越來越大，隨著印度國內抨擊政府對華政策浪潮的不斷高漲，抨擊的範圍也不斷擴大。對印度政府的強烈攻擊，來自非共產黨的左翼，也來自右翼；攻擊的問題包括印度的不結盟政策，也包括了「空論家」的經濟政策；遭到痛斥的包括了政府處理外交事務的政策以及政府處理國內問題的政策。中印邊界爭端和政府對華政策，好象是一塊鏡片，把反對派形形色色的批評都透射出來：各種各樣的政策、態度和人物都受到責難。也許貢納爾·米達爾說得很對：「歸根結蒂，[批評者們的]真正目標是[尼赫魯所]支持的社會和經濟的革命；這批人過去就已不遺餘力地阻撓和閹割這場革命。」中印邊界爭端給印度國內批評尼赫魯的人一個把柄，他們利用了這個把柄來攻擊尼赫魯，這就必定使尼赫魯對中國人滿懷怨恨。在他看來，這場爭端的責任要由中國單獨承擔。
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度國內的反華情緒已經十分強烈——可是，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米達爾在評論印度國內反華情緒時，提出了這樣的重要論點：
必須牢記，輿論和態度上變化不定的潮流，主要是發生於人數不多的上層階級的集團里，雖然在印度和在整個南亞都把這些人叫做「中產階級」，把他們的意見叫做「公眾輿論」。廣大群眾，除了被煽動起來充當烏合之眾，參加暴亂和遊行示威，或者受到那些與國家大事無關的呼籲的誘騙，而充當投票人以外，很少參加政治活動。
在印度圍繞邊界問題形成的「公眾輿論」並沒有深厚的基礎。這種輿論主要反映在議會以及首都和某些主要邦的首府的報刊上(特別是英文報刊上)。隨著印度同中國的爭吵不斷加劇，印度公眾對這個問題的興趣也不斷增長，但只是在邊界戰鬥打響后，它才變成了中產階級(按照米達爾的說法)以外的人們所關心的事。 [ 註：本書凡提到「印度的反應」或「印度的輿論」時，應當看作是對人數不多的政界的簡便提法。 ]
到了八月，印度政界人士對北部邊境的憂慮和激動情緒日益增長。報刊登了很多關於中國部隊就在緊靠麥克馬洪線北面進行集結的報道。在短促的夏季開會期間，議會裡曾有人對於印度商人在西藏所受待遇問題提出質詢；到了八月中旬，又有人就所傳中國在談論「解放」錫金、不丹、拉達克和東北邊境特區的問題提出質詢。這使尼赫魯表示印度有責任援助不丹——尼赫魯的這一聲明立刻遭到不丹首相的反駁，他指出不丹不是印度的保護國，而且印度-不丹條約里也絲毫沒有提到防務問題。八月二十四日人民院提出了緊急動議要求討論「由於中國共產黨對印度的敵視態度所引起的嚴重局勢……」。
尼赫魯對中印關係的態度，到此時為止，仍然是積極的和有分寸的。對印度國內不滿中國在西藏採取行動的呼聲，對某些擔憂中國對印度不懷好意的看法，他都表示同情。但是他在五月間對人民院說：
不論是從長遠的角度或是從短期的角度來看，中國同印度應該做朋友，應該合作，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這倒不是說兩國應當走同一條道路，但是誰也不應該擋住對方的路；兩國不應當彼此敵對，那樣做對印度和中國都沒有好處。……中印兩國雖然制度不同，但不要相互仇視，這是符合兩國利益的。
幾乎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他沒有把有關中印邊境爭端的任何情況告訴議會；他從沒有提起經過阿克賽欽的公路問題，也沒有提起北京對解決整個邊界爭端問題持有同印度相反的態度。——這一回他很好地保守了機密。這還不僅是一個保密的問題。當議員們嗅到邊界爭端的氣味時，尼赫魯毫不猶豫地轉移了議會的視聽。八月間一名阿薩姆的反對派議員質問說，中國是否最近曾通知印度，說它認為「麥克馬洪線由於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已經不能視為國際邊界，而且由於它只是英國人所製造的，因此應當對這條線進行某種方式的重劃」。這項提問可以說是一月間周恩來的第一封信內容的公正的概括；但尼赫魯卻回答說：「沒有，先生。我們現在或在此以前都沒有接到這類通知。」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再也瞞不過去了。
八月二十八日晨各報都刊登了三天前發生的朗久事件。中國修築通過阿克賽欽公路的事，也走漏了風聲。於是印度議員群集議會，要求提供關於這兩樁事件的情況。尼赫魯冷靜地證實說有這麼一條公路「穿過了我國東北拉達克領土的一角」，並且告訴了議會印度政府是怎樣獲悉這件事的。尼赫魯指出，在西段「從來沒有標過界，但是當時的政府經過大致的勘測定下了一直為我們所接受和承認的那個邊界」。雖則他對西段邊界的爭端一般的是加以縮小，但他的結論是「在一、兩處地方，過去和現在都存在著中國侵略的事例」。在談到麥克馬洪線時，他敘述了朗久事件的經過，講到中國政府聽信了中國邊防部隊的說法，而他自然寧願接受印度邊防部隊的說法。接著他就概括了他對整個邊境問題的態度。他說，一些細小的邊界衝突和分歧應當通過談判加以解決，這些問題是長期懸案，不過是「這裡或那裡一英里左右的牧場」的問題，而儘管「我們認為我們是對的，還是讓我們坐到會議桌旁來加以解決」。但是，「中國地圖把大片印度領土抹上[屬於中國的]顏色」的做法，「牽涉面就很廣了」，就是「顯然完全不能接受的了」，而且也是不容「討論的問題」。
幾天以後，尼赫魯在人民院里對他的態度又作了更為詳盡的說明。他說，中國一直說在朗久進行侵略的是印度：
現在，這個村莊或者那個村莊或者這一小片領土究竟是在他們一邊呢還是在我們一邊呢，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一般說來，只要這些糾紛是比較小的糾紛，我的確認為，如果兩個大國——或者兩個小國——立即衝上去掐住對方的脖子來決定這塊兩英里的領土究竟是在這邊還是在那邊，特別是如果這塊領土是高山上的無人居住的兩英里的領土，那是相當荒唐可笑的。但是，當事情牽涉到國家的威信和尊嚴的時候，那就不是兩英里的領土了，這裡牽涉到的是國家的尊嚴和自尊心。因此就發生了這種事情。但是，我不希望——只要我能做到——把這個問題弄到任何一國都別無他法——因為這裡牽涉到他們的民族尊嚴——而只有訴諸武力的地步。
中國政府繼續出版一種地圖，把東北邊境特區的一半、阿薩姆的三分之一和不丹的三分之一畫得好象是屬於中國的地方，這是非常不相宜的，非常不適當的。這的確是一種冒犯……但是在(中國)大體上接受麥克馬洪線之後，我準備討論對麥克馬洪線的任何解釋，在這裡或那裡的次要部分的解釋，——這是不同的問題——不是這些大塊領土，而是次要部分的解釋，究竟這個小山是在這裡，這塊小地方是在那邊或這邊，都根據事實，根據地圖和現有的證據來確定。這是我準備同中國政府討論的。我準備著接受任何和解的、調解的辦法來考慮這個問題，我準備在他們或者我們——不管是哪一方——提出異議的時候，由雙方所同意的權力機構就這些次要的修正進行仲裁。這是一個不同的問題……我這樣說是由於我並不採取那種狹隘的態度，認為我說的都是對的，別人說的都是錯的。但是必須接受總的麥克馬洪線，就我們而論，它是存在的，我們接受它。
尼赫魯接著又談到西段的問題，他說，「關於拉達克，情形有所不同」。他解釋說麥克馬洪線並沒有延伸到那裡(許多印度議員當時對邊境地理也是稀里糊塗的)，而且這段邊界是一八四二年古拉布·辛格和西藏人之間簽訂的條約已經規定了的——尼赫魯還錯誤地講到中國皇帝也是簽約的一方。 [ 註：關於一八四二年條約，見歷史引言。不僅中國沒有參加締結該條約，而且據在簽約幾年以後為印度總督調查該案的英國官員說，西藏政府也沒有參加締結該條約。 ] 他說，「沒有人曾對這一點提出異議，現在也沒有人對它提出異議」。
但是拉達克同西藏之間的實際邊界並沒有仔細地劃定過。這條邊界是由到過那裡的英國軍官在某種程度上劃定的，但是我頗為懷疑他們是否進行過仔細的勘測。他們把線標了出來。這條線一直標明在我們的地圖上。他們這樣做了。由於那裡並沒有人居住，這沒有多大關係。當時沒有人注意它。
這個時期尼赫魯在議會裡關於西段問題的發言，不但含糊其詞，而且是探討性的：
這個問題是複雜的，但是我們一向認為拉達克地區是個不同的地區，並且就邊境來說——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是個比較含糊的地區，因為確切邊界線根本是不清楚的，不象麥克馬洪線那樣……這塊地方，阿克賽欽地區，在我們的地圖上無疑是[屬於印度的]，但是我把它同其他地區完全區別開來。究竟拉達克地區的哪一部分屬於我們，哪一部分屬於別人，這是一件可以爭論的事。這件事決不是一清二楚的。我必須坦白告訴議會。它是不清楚的。我不能對一樁不但是在今天，而且是一百年以來都存在爭議的事情隨意採取行動。對於這塊領土的所有權一直存在爭議。……它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我不能說這塊領土的哪一部分可能不屬於我們，哪些部分可能屬於我們。問題是，在那個地區從來沒有進行過任何劃界工作，它是個有爭議的地區。
尼赫魯雖然指出關於中國公路所通過的那片領土的所有權確實存在疑問，從而擋住了議會內部要求把阿克賽欽的中國公路「炸掉」的主張。但是，尼赫魯寫給北京的信件卻沒有表現出這種不懷成見的態度。在信件中，他堅持說阿克賽欽歷來是印度領土，說印度所主張的西段邊界以及麥克馬洪線，「歷來是(印度的)歷史疆界」。
尼赫魯關於西段邊界的探討性提法，即使在他對國內的講話中，也沒有持續多久。自從印度外交部歷史司司長斯·戈帕爾博士從倫敦回到印度以後，尼赫魯就改變了提法。戈帕爾並不是一個高級官員，但是受到尼赫魯的尊重(他是當時印度副總統拉達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博士的兒子)。他被派往倫敦查閱英國外交部和前印度事務部檔案中關於印度北部邊境的材料。他行前沒有得到什麼訓令，只不過尼赫魯曾明白告訴他，他的任務是置當前的一切政治考慮於不顧，去作一番關於歷史證據的客觀評價，然後回來彙報。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戈帕爾報告尼赫魯說，印度對阿克賽欽地區的要求顯然比中國的主張更為有力。他向尼赫魯總理詳細介紹了引導他作出上述結論的歷史證據，尼赫魯同意了他的意見。前面講過，長期以來印度政府的政策就是麥克馬洪線不容重新談判，到了一九五四年尼赫魯又把這條原則擴大到北部疆界的其餘部分，並說這些地段的邊界也是「不容同任何人進行討論的」。現在戈帕爾的報告肯定了尼赫魯的上述方針，並顯然消除了在此以前他對印度在西段邊界主張的可靠程度所持的保留態度。
似乎當時尼赫魯的一些內閣同僚和顧問，對尼赫魯從戈帕爾報告中得出的印度對華政策的結論，感到有些不安。當時，尼赫魯正在讓內閣的外交事務委員會 [ 註：由尼赫魯、潘特(內政部長)、德賽(財政部長)、梅農、拉爾·巴哈杜爾·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工商部長)、A·K·森(A.K.Sen)(司法部長)等人組成。 ] 詳盡地了解印度如何處理同中國的爭端問題，戈帕爾把他調查的結果向該委員會作了口頭報告。梅農後來對戈帕爾表示異議，他說對待邊界協議的問題不能根據這種歷史上的態度行事，真正需要的是政治上的決定。內閣的其他部長也明顯地感到：業餘歷史學家尼赫魯和職業歷史學家戈帕爾這兩個人正在把印度政府帶上了錯誤的道路，他們也向戈帕爾表示了他們的疑慮。但是，向戈帕爾提意見，那是找錯了人，他無權決定政策。而且內閣中誰也不準備站出來同尼赫魯針鋒相對。
如果尼赫魯當初認為同中國協商解決乃是印度的利益所在，並對戈帕爾作出相應指示，戈帕爾也就會為西段邊界線的妥協方案找出歷史根據——其實，一八九九年馬繼業-竇訥樂線就是一條現成的妥協界線。但是，這個時候，尼赫魯對中國的公開評論有了明顯變化，這種變化清楚地表明：由於他認為北京在邊界問題上採取了傲慢專橫的態度，因此對中國滿懷怨恨和猜忌。
尼赫魯認為，各國政府之間如要維持良好關係，根本的一條是要互相尊重。九月初他在議會中講到，「如果你是軟弱的，如果你被認為是一個軟弱的國家，就不會有自然的友誼。在弱者和強者之間，在企圖欺侮別人的國家和甘願受欺侮的國家之間，不可能存在友誼。……只有在人們多少是平等的，在人們互相尊敬的時候，他們才是朋友。國家也是如此」。在尼赫魯看來，邊境事件和兩國外交交涉都說明了中國非但沒有履行他的那種關於友誼的規定，反而利用邊界問題建立壓倒印度的優勢，甚至是支配地位。他在談到朗久事件時，順便表示過這個看法，說中國也許有意那麼做，「讓我們懂得自己是老幾，……不要自以為了不起」。幾天以後，他又加重了這個指責。他問道：「今天中國正在出現怎樣的情況呢？……我並不願意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在他們的言詞中，在他們對待我們的行為中，在他們所做的許多事情中，都表現出自恃有力量的盛氣凌人的態度。」中國想要欺侮印度：
象印度和中國這樣兩個大國，為了佔有幾座山峰——不管這些山峰是多麼美麗，——或者為了佔有幾乎是荒無人煙的某些地區，因而發生一場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那將是極其愚蠢的。但各位議員都知道，並不是這樣。當這種衝突發生的時候，就擾亂了我們內心的信念，傷害了我們的自豪感、我們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等等。……所以，這不是一、二英里或者十英里甚至一百英里的問題。這是比一百英里或一千英里更加寶貴的東西，它是一種把人們的感情引導到更高水平的東西。今天在印度發生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情況。……這並不是為了一塊領土，而是因為他們感到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受到了中國政府相當隨便的對待，而且中國還企圖欺侮——如果我可以用這個字眼的話——他們。
尼赫魯的這番話似乎是在說別人，但是很明白，他也是在說自己。他悄悄放棄了他早先的態度——過去他認為邊界問題並不是危及民族自尊的重大問題——而現在的說法則似乎是問題已全面地、理所當然地涉及民族尊嚴。這就促使他採取誇張手法。如果出自別的政客之口，他無疑會斥責這類話是蠱惑人心。他說，中國要別人把喜馬拉雅山當作一件禮品奉送給它，而他又把喜馬拉雅山形容為「印度的王冠」，是印度的「文化和骨肉」的一部分。從這類講法出發，很自然就得出結論說：這一領土要求使「印度或幾乎任何一個印度人都接受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後果如何」。他指責中國是根據一種「自恃有力量的盛氣凌人的態度」行事的，承認他自己對「中國人的心理」茫然不解，並暗示中國也許是得了妄想狂的病症。儘管尼赫魯是以他那種慣常的語調講這番話，聽起來象是漫談、沉思、又很冷靜，而且不時告誡他的同胞要記住甘地，切忌發怒，但是這並不能減少他這番話的煽動性。
尼赫魯的講話是帶著明顯地受到傷害和感到憤慨的強烈心情。他感到中國對印度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他說，他們忘記了，「印度並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國家，即使它講話的語氣可能比較溫和」。尼赫魯之所以有這樣的反應，其因素之一無疑是他個人方面的，而且這也許是一個強烈的因素。印度的全部外交政策都是尼赫魯的政治個性的延續，但是印度外交政策中沒有哪一部分比對華友好更加顯著地同尼赫魯個人聯繫在一起。他曾經因為對華友好而長期受到國內批評者的攻擊。現在這些批評者興高采烈地說，他們過去早已告誡過他的。尼赫魯除了蒙受這番使他的政治地位削弱的恥辱之外，還感到中國人特別是周恩來辜負了他。
尼赫魯受到傷害的感覺究竟有多麼強烈，可以從它的後果加以估量。那就是把直到那時為止印度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因素，即同中國友好合作的政策，倒轉了過來；這項政策不但一向是尼赫魯最得意的政策，而且從印度利益各個方面考慮，它也是一項健全的、必不可少的政策。現在，印度竟因對中國在邊界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感到忿怒和怨恨而予以放棄，這就說明尼赫魯時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是同尼赫魯個人的自尊心或者他個人的威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尼赫魯對華態度的轉變是突如其來的，這同兩件事有聯繫：第一是朗久衝突(尼赫魯不顧這場衝突是印度的已承認的單方面修改麥克馬洪線而造成的結果)；第二是接到周恩來的一封長信。
這封信於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發出，是對尼赫魯六個月前的一封信的回答。這封信證實了印度對於中國在邊界問題上的態度的疑慮和憤慨。周恩來以顯然不如他前一封信那樣親切的語調，重申了中國的基本觀點：即中印邊界是從未經過正式劃定的。他批駁了尼赫魯提出的關於西段的一八四二年條約和關於東段的西姆拉會議就等於劃定了邊界線這種論據；他指出中國並沒有參與一八四二年條約——而且這項條約根本沒有具體規定邊界的位置——麥克馬洪線甚至也不是西姆拉會議本身的產物，而且這條線從來沒有得到歷屆中國政府的承認。 [ 註：周恩來寫道：「同你在來信中所說的相反，所謂麥克馬洪線從未在西姆拉會議上加以討論過，而是英國和西藏地方當局的代表，背著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於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條約簽訂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換文的方式決定的。這條界線，後來是作為西藏同中國其他部分之間的界線的一部分，標在西姆拉條約的附圖之上的。……至於西姆拉條約，當時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就沒有正式簽字……」如前所述，這是關於麥克馬洪線起源的一個精確的概括。 ] 他爭辯說，在麥克馬洪線以南直到山腳下的所有領土都是屬於中國的，這片領土有五萬六千平方英里之大。他問道：「中國怎麼能夠同意強迫接受這樣一個喪權辱國、出賣領土，而且這塊領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線呢？」至於西段邊界，中國地圖標明拉達克是中國領土，他認為這就是邊界的習慣線。
周恩來再一次聲明了中國政府的主張：應該通過友好協商，考慮到歷史的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尋求對雙方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在此以前，雙方應該遵守邊界現狀，對於具體的零星地點的爭執，還可以通過談判達成臨時性的協議。
他說，中國曾經期望，因為印度和中國一樣都是長期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本來應當對中印邊界問題抱有一致的看法，「採取互相同情、互相諒解和公平合理的態度」。但是，與此相反，「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英國對中國西藏地方執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根據」。更嚴重的是，印度政府對中國政府施加「種種壓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印度不承認中印邊界未經劃定的事實，力圖從「軍事、外交和輿論等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印度的企圖是要把自己關於邊界問題的片面主張強加於中國方面」。這種企圖是永遠不能實現的，而且這樣做，除了損傷兩國的友誼，使邊界問題複雜化、更加難於解決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結果。周恩來最後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軍隊和行政人員」。他說印度如果採取這樣的一個措施，「籠罩著兩國關係的陰雲也會迅速消散」。
新德里認為這封信幾乎是毫不掩飾地對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的整個東北邊境特區提出了要求——根據尼赫魯的說法，「要印度或幾乎任何一個印度人接受這項要求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後果如何」。如果說印度方面對這封信理解錯了——有證據說明它是理解錯了——中國也必須承擔部分責任。周恩來以前保證過，一旦舉行談判時，中國會接受麥克馬洪線；但在這封信里，上述保證幾乎看不到了，它縮小為解決邊界問題時應當以「當前的實際情況」作為依據的提法。他還大大誇張了西藏/中國過去到達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部落地帶的範圍。事實上，西藏/中國過去除在達旺地區以外，對該地區的某些較大的山谷僅進入幾英里之遠，但周恩來現在說中國的行政管轄達到了整個部落地帶。這種說法，同印度主張麥克馬洪線只不過是使以前的「自然的、傳統的、種族的和行政的邊界線」合法化的說法一樣，也是帶有傾向性的。可以看出，雙方此刻都堅持把事實上是一片無人地帶說成是一直處於它自己的管轄之下。
在新德里看來，周恩來的信件，如尼赫魯不久后所講的，是等於「[中國人]對一個想同他們友好的國家確實不講信用」。但是如果對這封信加以分析，聯繫到寫這封信前後中國發表的多次聲明，聯繫到寫這封信時北京方面對中印關係的狀況的看法，說明周恩來的本意也許是表示中國對邊界問題的基本態度並沒有變化。寫這封信的時候，由於西藏叛亂以及印度同情叛亂分子的叫囂已經使中印關係變得十分緊張。北京懷疑印度已經從同情進而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容許他們從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庇護所竄回西藏進行襲擊，並且讓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特務在噶倫堡自由活動，偷運破壞分子、武器彈藥進入西藏。當時在印度爆發了強烈的反華情緒，甚至有人號召進行戰爭。尼赫魯雖然在此以前大體上維持他的友好的、平靜的語調，但也公開同情西藏叛亂分子。當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剛剛在一個山區避暑勝地住下時，尼赫魯馬上就去拜訪他，大肆宣傳，以表示對他的同情。這就很清楚，印度將不再遵守它不讓達賴喇嘛從事政治活動的保證。達賴喇嘛在六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了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關於邊界問題，尼赫魯不但排除了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的可能性，而且對一塊切斷了新疆和西藏間唯一的陸路交通線的領土提出了斷然要求。更有甚者，在麥克馬洪線和西段，印度軍隊都在向前推進：在兼則馬尼、朗久和塔馬頓三地，越過了地圖所標明的麥克馬洪線；在西段的班公湖附近，另一支印度巡邏部隊於七月間為中國所捕獲(那時空喀山口事件尚未發生)。把上述的一切都加在一起，從北京的觀點來看，似乎已足夠說明周恩來為什麼要使用冷淡和指責的語調。他說印度力圖「把它關於邊界問題的單方面要求強加於中國」。這種推斷並沒有錯，雖然尼赫魯一定會認為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甚至是荒唐的，然而實際上印度正是這樣乾的，而且它還要繼續幹下去。
但是周恩來也重申了中國的基本立場，說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和歷史背景，能夠在邊界問題上達成對雙方「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他拒絕接受麥克馬洪線，但實質上說話留有餘地：他問道，中國怎麼能夠同意「被強迫」接受這樣一條非法的邊界線呢？——仔細體會，它包含這樣一種意思：如果不加以強迫的話，中國就可能接受這條線，不管它非法與否。在以前的會談中，周恩來自然親口向尼赫魯保證過，在這種情況下麥克馬洪線將會被接受的。但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卻沒有心思研究周恩來信件中字裡行間的含意，而只是從中找到證據，說明印度不能不應付如尼赫魯所說的「一個強大而又是侵略的國家」。
尼赫魯照此寫了回信。他表示「非常驚異和傷心」。他長篇大論地辯解說，印度所要求的邊界線「一直是歷史形成的邊界」，邊界的每一段都已由「歷史、地理、習慣和傳統」所確定。他接著說，「誠然，中印邊界並沒有全線劃定」——這顯然是證實他幾天以前在議會裡承認西段邊界從來沒有正式劃定的說法，但是，接著他又說：「事實上中印邊境許多地方的地形使得這樣在地面上用實物標界成為不可能。」這就是示意他所說的「劃界」就意味著「標界」。這樣一來，尼赫魯實際上勾消了他所承認的西段邊界的未確定性，並恢復了他以前的立場——即邊界線的全線都已確定；印度說邊界在哪裡，它就在那裡。(在國內，尼赫魯就說人家過去對他的話「斷章取義」，從而收回他承認過的話，並宣稱「不論是東段或者是西段，印度的邊界都不是未確定的。」)
印度給北京的一連串的外交照會中以及尼赫魯給周恩來的信件中，都提出了印度的論點。這些論點應用於東段和西段這兩個主要的爭議地段上，具有不同的性質。就麥克馬洪線而論，印度的第一道防線就是這個論點：產生這條線的是英國和西藏之間的換文，「按照公認的國際慣例，英藏換文必須被認為對中國和西藏都具有拘束力」。印度為了維護這個論點，就乾脆把中國並沒有參加英藏之間的秘密換文這個中心問題一筆勾銷，並且無視中國在一九一四年及此後一直明確拒絕西藏和英國之間的任何的和所有諸如此類的協議的事實。不但中國人，而且印度外交部的官員和歷史學家們，無疑還有尼赫魯本人，都同樣清楚，印度的說法歪曲了西姆拉會議的實際情況。但是印度政府早已認定，同中國舉行談判解決邊界問題會危及印度的利益。這不僅是由於印度預料到不管中國事先作出什麼樣的暗示，在這樣一種邊界談判中，中國將提出大幅度的恢復失地的要求；還由於印度認為同中國達成任何邊界妥協都是無法接受的，因為它將標誌著印度不得不從原有立場後退，那樣一來，將把印度降到亞洲的二等國地位。但要拒絕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唯一合理的根據就是提出邊界線事實上已經劃定的論點，於是印度就據此進行爭辯。當然，印度這樣做，並不是為了說服中國，而是為了爭取國際支持，而當時世界各國都在注視著中印之間爭論的發展。
印度論據的第二道防線是聲稱麥克馬洪線從來不是一條新的邊界線，它只不過是「這個地區的自然的、傳統的、種族的、和行政的界線的正式體現」。按照印度的說法，這條早已存在的邊界的確十分古老；他們聲稱這條線「和它現在的位置大致一樣，已有將近三千年的歷史」。印度人為了給他們的主張找根據，就引證《奧義書》(Upanishads)、《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羅摩衍》(Ramayana) [ 譯者註：《奧義書》是印度古代哲學論叢之一，吠陀聖典的一部。《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是印度古代兩大史詩。 ] 和印度文學的典籍。印度對中國說，多少世紀以來，「喜馬拉雅山的天險就是印度精神的奮鬥所向」。這一套論調在印度人聽起來倒是津津有味，尼赫魯也經常提到喜馬拉雅山在印度思想中的地位，並把它看作邊界爭端中的一個因素；但是這一套對中國人卻不起作用。他們說，「神話故事不能引用來作為印度對於邊界要求的根據。」 [ 註：印度從印度經典著作里尋找根據，連篇累牘地摘引原文，使得研究者們望而生畏，除非他們自己對於這些東西也具有淵博的知識。卡爾加里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的菲爾德(A.R.Field)教授在仔細研究了印度這方面的論據以後，得出的結論是：印度政府堅持主張「為多年傳統和習慣所肯定的古老的證據，可以作為邊界的基礎」，是「犯了嚴重的錯誤」。印度的這種論據似乎同寇松說的下述情況相似，就是「一種所謂天然的疆界……亦即各個國家由於野心、利害得失，或者時常是情感上的理由，而提出應當是屬於它的天然的疆界」。寇松的結論是：為了實現這類疆界所作的嘗試，「曾經是造成多次戰爭的原因，而且是造成歷史上幾次最悲劇性的興亡的原因」。 ]
印度為了證明中印邊界已經是「確定下來了，沒有必要進一步或正式劃定」而搜集的大量論點，是以頑固的訟師的手法提出的。印度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說服中國，就象律師在法院為一個案件辯護，也不是為了說服對方一樣，因為對方對案情的了解大約同律師一樣清楚。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給北京的照會剛剛遞交后就立即公布，而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公開外交，使外交照會不可避免地變成了宣傳手段。正如尼赫魯後來所說的那樣：「我的目的是，或者把對方爭取過來，或者削弱對方，使它在本國輿論、世界輿論和我本人的看法里站不住腳」。他說，這是「通常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樣。這不能歸咎於印度，而只能歸咎於了解情況的世界公眾；他們好比法庭的陪審員，這些人把印度的論辯看作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學者的探討，而沒有看出它是律師辦案的手段。
關於西段，印度的論點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在東段，印度的立場就是說麥克馬洪線是事實上的邊界，而且從國家利益的任何方面考慮也必須是這樣，於是為此目的就拼湊起各種論點。但在阿克賽欽地區，印度深信他們的領土要求比中國的主張具有更加有力的歷史根據。這種信念，基本上是建立在戈帕爾博士的報告的基礎上的。他一直是負責和提出印度方面的歷史論據的人。
印度在反駁中國關於「傳統習慣線」的提法時的論據最為有力。從細節上看，中國為他們在地圖上所畫的線提出的論據軟弱無力；印度卻能列舉很多證據，指出中國的主張向西面伸得太遠。中國反駁說，由於邊界從未劃定，任何「傳統習慣線」自然只能是含糊的，只有在進行了印度認為不需要的劃界和標界手續以後，才能求得精確。印度聲稱，他們所主張的邊界，就是一條已經完全確定的國際邊界。如果說中國所提出的傳統習慣線的論據不是很有力，那末，印度為支持自己的主張所可能提出的論據也是薄弱的。印度雖然可以引證說，在不同時期崑崙山脈就是這一地區中國領土的南部界限，但是，他們拿不出任何證據來證明印度的或是英國的行政管轄曾經達到昆崙山。阿克賽欽實際上是一片無人地帶，從來沒有誰劃過一條穿過它或繞過它的邊界線。這樣的一條邊界線，要留待中國和獨立的印度來劃定。
在爭論中，印度對待一八九九年馬繼業-竇訥樂線的態度是很奇怪的。前面講過，這條線是英國向中國提議過的唯一邊界線；根據這條線，中國在五十年代修築公路所通過的地段，是在中國一面。但是印度堅持對一八九九年線的含義作反面的解釋。 [ 註：關於印度方面關於一八九九年方案的錯誤說法，可參閱：《官員報告》，第55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照會(白皮書II，第25頁)；一九六O年二月十二日照會(白皮書II，第87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照會(白皮書II，第22頁)；還有尼赫魯的這封信(白皮書II，第36頁)。 ] 例如，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魯在致周恩來的信中聲稱，一八九九年線「無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賽欽全部地區是處在印度境內」。——而事實真相恰恰相反。看來造成這個錯誤的原因，只能是由於查抄檔案里的英國照會原文時的筆誤所造成的。 [ 註：一八九九年方案所主張的邊界線，是「沿著拉宗山脈而行，直到它同從昆崙山向南延伸的一條支脈相匯合」。(見歷史引言注)可是按照印度的說法，這個方案卻變成主張「沿崑崙山脈」畫一條線了。 ] 這可能只不過是個細小的失誤，但後果卻很深遠。
尼赫魯在給周恩來的複信中，在詳細反駁了中國的基本立場——即中印邊界從來沒有劃定過——並且拒絕通過談判來完成這項任務之後，轉而談到中國提出的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現狀應予維持的建議。他說，「我們也同意」，但接著又把問題搞混：「同時雙方都應該尊重傳統邊界，任何一方都不得試圖以任何方式改變現狀。此外，如果任何一方已經越過傳統邊界侵入另一方的領土時，應當立刻退回到邊界的自己一側」。這樣，(當尼赫魯的信件根據上下文應該使用「但是」字樣時，他卻用了「此外」)尼赫魯再一次提出了印度關於恢復原狀的要求，這實際上是變相地要求中國單方面撤退。他聲明說，「不存在……撤退任何印度人員的問題」。尼赫魯接著還明確提出印度方面的一個新條件：「除非中國軍隊先從他們目前在傳統邊界的印度這邊據有的哨所撤出，並且立刻停止進一步的威脅和恐嚇，談判是不會有成效的」。當時梅農在聯合國也提出同樣的論點，他堅持要求「在舉行任何談判以前，中國軍隊必須從現在被中國所控制的地方撤退」。這個主張又變成印度立場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
除非中國改變態度並屈從於印度的要求，尼赫魯的這種作法就給達成協議的可能增添了新的障礙。但在當時，尼赫魯事實上還是遵循著一條比印度外交文件的語調所表達的態度要慎重得多的方針。印度警告北京，說印度邊境部隊已奉命使用武力擊退「越境者」，乃是虛聲恫嚇。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尼赫魯口述了以下的指示：
甲、除非衝突確實強加到我們頭上，我們必須避免實際衝突。就是說，我們必須避免軍事衝突，不只是大規模的，甚至是小規模的。我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開槍，除非確實遭到射擊。
乙、萬一任何中國武裝部隊進入我方，應當叫他們回去。只有在他們開槍時，我方才可還擊。
丙、[此段對楚舒勒地區作了詳細指示]。
丁、在阿克賽欽地區應當大體維持現狀，因為我方在那裡未設哨所，而且實際上很難到達這個地區。任何涉及該區的問題，只有在時機成熟時聯繫整個邊境的更大問題方可予以考慮。目前我們只好暫且容忍中國對拉達克的東北地區的佔領和他們通過這個地區修築的公路。
戊、對我方邊境人員總的指示是要他們避免採取任何挑釁行動，但是必須堅守邊界線的我方一邊，不容許被對方輕易趕走。
己、我認為中國部隊不至對這一段邊境採取侵略的方針——即企圖進一步深入我國領土。如果他們採取這樣的行動，必須加以制止，並應立即將情況上報請示。 [ 註：這份紀錄是印度政府的一份文件，迄今尚未公布過。正如本書下文所引用的許多材料一樣，作者不便說明其來源。本書凡引用文件而不註明出處時，都屬於這種情況。 ]
當這個口述的指示被記錄下來的時候，奉命前往拉那克山口建立哨所的一支人數眾多的印度巡邏隊早已出發。前面講過，它於十月二十一日同中國軍隊在空喀山口發生衝突，遭到傷亡。新德里在十一月四日的抗議照會中，把中國軍隊在邊境的行動比作是「印中兩國過去進行鬥爭所反對的老牌帝國主義列強的活動」，並警告說，印度將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抵抗侵略。這份照會第一次對印度聲稱是已存在於西段的邊界線作了詳細而完整的描述。在八、九兩個月，尼赫魯多次在議會中聲明在西段從來沒有什麼明確的邊界，而現在照會中卻又精確地描述了一條把整個阿克賽欽劃歸印度的邊界，並告訴中國說：「對過去的歷史也有些知識的人，都知道印度這條傳統的和歷史的邊界是同印度兩千多年來的文化和傳統有聯繫，而且已經成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
在朗久事件以後，印度政府宣布東北邊境特區的防務由印度陸軍負責；這時對於西段的邊境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 [ 註：對印度邊境的巡邏任務通常是由內政部負責。東北邊境特區的邊境是由阿薩姆步槍隊駐防，通過阿薩姆的省督向中央政府負責。 ]
在朗久事件以後只有兩個月又發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它被印度認為是中國又一次背信棄義的進攻——給印度政界的輿論很大震動。當時議會已經休會，尼赫魯以公開演講的形式(公開演講常常佔去尼赫魯許多時間)，發表了他對這一事件的最初評論。在講話中，他企圖平息(至少抑制)印軍在空喀山口陣亡的消息所激起的憤怒。在衝突發生以後不幾天，他在距離新德里不遠的密拉特(Meerut)發表演說，企圖從中印悠久友誼的遠景來看待這一事件，並告誡人們不要採取意氣用事的行動。他說，「不論採取什麼步驟，我們都要深思熟慮，不能為一時激憤所左右，要有遠見，才不致在亞洲和世界上都產生不良後果。」他提到中國人時表現的是傷心，而不是憤怒；他是在斥責而不是辱罵；他甚至還再一次承認對於發生衝突的那個地方的所有權問題，可能有兩種看法。
這篇演講給他自己招來了一陣狂風暴雨般的批評，其猛烈程度是他從未遇到過的。一家報紙使用了這樣一些形容詞來評論他的講話：「文不對題」，「偽善」，「昏憒糊塗」，「不老實」。該報指責尼赫魯表現了他「過於謹慎地照顧中國人的感情，而對於印度人民的憤怒和驚惶的反應相對說來則是無動於衷」。另一家報紙評論說，麻煩的是「尼赫魯先生一般地把印度國民當作許多長大了的兒童來對待。他認為印度人民象煩躁不安的少年一樣，可以用甜言蜜語哄他們安靜下來。他錯了」。一個批評者就空喀山口事件責備尼赫魯的「領導軟弱姑息」，使印度的領土越丟越多。人民同盟則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政府立即行動起來「趕走」中國人。還有的要求印度放棄不結盟政策，參加反對中國的軍事條約集團，並重新武裝。尼赫魯駁斥這一類言論是「全然錯誤的和無用的」，是一些「頭腦發熱的膽小鬼」的人說的話，並且反覆保證說，印度是一個軍事上足夠強大的國家。他在人民院講過：「我可以告訴議會，我們的國防力量比我們獨立以來，當然也包括獨立以前的任何時候的狀況都更好，士氣更高昂，支援他們的工業生產也更強大。我不是替他們吹牛，或是同任何其他國家的國防力量相比，但是我確信我們的國防力量保衛我國的安全是非常勝任的。」報界中一些受人尊重的評論家更有分寸地發表了同樣的論調。一名能夠反映高級官員想法的《印度時報》專欄作家寫道，尼赫魯總理「對於我國防禦力量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如果中國軍隊竟然愚蠢地進行挑戰，他們就會維護我國北部邊境的領土完整。這種信心決不是嚇人的空話，而是基於對中印邊界沿線的軍事和後勤情況所作的仔細認真的估計」。這類看法同事實相差多麼遠，從後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
為了回答一些人對他的攻擊，尼赫魯在新德里又召開了一次群眾集會。他在會上解釋說，他在米拉特演講的對象是農村的聽眾，因此他使用了比較簡單的語言和概念；而現在他就開始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了。他說，「我們一定要竭盡全力保衛祖國。我並不害怕人家來進攻我們，踩到我們身上。……我們強大得足以對付任何挑戰。」
空喀山口事件對尼赫魯的思想和印度輿論發生了激烈的影響，這可以從尼赫魯發給印度各主要駐外使節的一份備忘錄中看出。這份備忘錄後來泄漏給《紐約時報》，該報於十一月十二日公布了它的要點：
根據這份秘密備忘錄，尼赫魯先生認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裝力量把中國軍隊從他們所佔領的印度領土上趕出去。
據傳，尼赫魯先生指出，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自願交出過任何領土或放棄過任何領土要求。他現在深信，中國在目前的爭端中只是想從印度那裡攫取領土，而對於以傳統邊界為依據的解決，不感興趣，所以他認為通過合理協商解決爭端的可能性並不大。他已注意到中國的領土要求有增無已，並含蓄地威脅印度：除非印度在拉達克地區作出領土讓步，中國將在東北邊境挑起糾紛。
十一月議會復會時，尼赫魯開始談到戰爭，但也還是表示不贊成，甚至深惡痛絕，同時還提到他對印度和平傳統的感想。不過他當時已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他能斥責他的那些最好戰的批評者們所發出的冒險的戰爭叫囂；然而，他如果走得太遠，排除為邊境而戰的一切可能性，那就會使自己受到新的批評，人家會說他束縛了本國的手腳，俯首貼耳地聽任中國對印度進行他所說的侵略。他屢次暗示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還不斷保證說，印度國防力量已經作好一切準備；這就不可避免地助長這樣一種印象：為邊境而同中國進行一場戰爭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戰爭爆發，印度可以獲勝。
尼赫魯甚至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前就一直處於招架地位。人們不但責備他為了要維持「印中兄弟友誼」就對邊境上的威脅熟視無睹，而且還責備他不讓議會和公眾知道中印爭端的最初情況。他對議會解釋說，「我們那時候以為如果不作過多的公開宣傳，我們同中國政府打交道也許會更容易些。」但是他承認這種想法是個錯誤。九月七日，尼赫魯向議會公布了從一九五四年起中印雙方來往文件的第一冊白皮書，其中包括他同周恩來最初的幾封來往信件。尼赫魯許諾說，「如果說過去我拖延了向議會公布這些(關於邊界爭端)文件的時間是做錯了的話，那麼，我今後不會重犯這個錯誤」，「……形勢要求我們必須使全國特別是議會充分了解事態的發展。」
此後，同中國的一切外交文件來往都馬上在議會公布；議會不開會時就在報紙上發表，到一定時候又編成新的白皮書印發。這樣，尼赫魯就把行政當局處理印度對外關係的權力和責任實際上移交給立法機關，以此證明政府有義務充分信任議會。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許是有意這樣做的，因為尼赫魯對邊界問題的方針要求把印度在同中國外交通信中提出的論點加以宣揚。 [ 註：為什麼尼赫魯要公布白皮書呢？瓦爾特·克羅克(Walter Crocker)在他所寫的這位已故的總理的傳記中寫道，「白皮書必然會煽起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許會最後使他失去任何進行談判的餘地。由於感情用事嗎？由於他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嗎？還是由於打算對中國施加壓力和制止印度國內對他的邊境政策的批評？也許他的動機是三者兼而有之，但是最重大的因素也許是由於……一九五九年在議會內部屢遭揭露以後，最安全的辦法是把有關情況和盤托出。」 ] 但是這樣做也就把統治權力搞亂了套。正如李普曼(W.Lippmann)所說的，「行政當局由於代表制議會和群眾輿論的壓力變得軟弱無力，時常陷於癱瘓的邊緣」。
李普曼接著說，這就會「迫使民主國家犯下災難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錯誤」。但是把這個論斷應用到印度政府處理它同中國的爭端以前，必須牢記，尼赫魯及其顧問們早在他們還沒有受到重大的公眾壓力前就已制定了對撞的方針。再者，雖然尼赫魯在立法機構監督政策的問題上幾乎作了全面的退讓，但這種監督也只是起了推動他沿著他早已自行選定的方向繼續前進的作用。公眾和議會的壓力並沒有要他作任何他自己不願作的事，也沒有阻止他作任何他真正願作的事。到一九五九年底，印度政界輿論已很激昂，顯然任何同中國妥協的企圖都會被斥責為姑息，膽小，甚至更壞些。就這樣，好象是一部車子的操縱裝置都已按照尼赫魯所決定的方位定死了，而尼赫魯此後也一直沒有想改變這個既定的方位。
二、躲躲閃閃
一九五九年底，中國試圖把爭論的焦點，從歷史事實的爭辯轉移到討論解決爭端的辦法上，同時試圖消除邊境的危險局勢。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後，周恩來再度致函尼赫魯，說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並且說如果兩國政府不迅速想出解決辦法，這種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邊境衝突今後還有可能出現。他感到高興的是，尼赫魯接受了在達成解決以前現狀應予維持的原則(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他建議雙方的武裝部隊應從麥克馬洪線和西段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他斷言中國「從來沒有使邊境形勢和兩國關係緊張化的意願」。接著，他建議和尼赫魯在最近期間舉行會談， [ 譯者註：周總理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致尼赫魯信件中，一直提議中印兩國總理舉行「會談」或「會晤」，尼赫魯則一直玩弄字義，在「會晤」、「會談」及「談判」的概念上打轉轉，藉以拒絕同周總理會談，但最後還是被迫接受了「會談」。 ] 討論邊界問題和中印關係中的其他問題。
建議舉行高級會談和採取非軍事化的臨時措施，看起來是同印度，特別是尼赫魯本人所主張的解決國際爭端的一貫主張並無二致。所以，印度以外的人士都認為印度會接受周恩來的建議；其實，甚至在中國方面的建議提出來之前，印度早就下決心拒絕。裂縫已經無法彌合，印度只不過用一套仔細琢磨過的外交詞令掩蓋一番罷了。
周恩來建議「雙方應該維持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他的意思是說，雙方停留在以往十年左右已經管轄的邊境地區內，不去干擾對方佔據的地區。這就是說，中國將繼續遵守麥克馬洪線作為事實上的邊界線；在西段，穩定現狀就可以使雙方在大部分地區遠遠隔開，阿克賽欽則留在中國佔領之下。中國人使用「現狀」這個詞，意思是指「目前存在的狀況」，亦即周恩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提出建議時的「邊界現狀」。印度使用這個詞，卻是指「中國進入阿克賽欽以前的狀況」。因此，中國建議維持現狀，是說誰在哪裡，誰還在那裡。印度似乎是接受了這個建議，但它實際上卻是說，中國必須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區，而印度卻繼續佔有中國所主張的領土。這種玩弄字眼的把戲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當印度的巡邏隊開進中國佔有的領土時，印度就可以說成是「維持現狀」。而且這也使爭端解決前達成任何凍結現狀的臨時協議成為不可能。
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印度對邊界形勢的一般看法是：中國在西邊，偷偷摸摸地攫取了一大片無可爭議是屬於印度的領土，在遭到責難以後，又厚顏無恥地對麥克馬洪線以南更大的一片地區提出了臆想的領土要求。空喀山口事件發生以後，中國國防部 [ 譯者註：這個聲明是中國外交部發表的，作者誤為中國國防部聲明。 ] 在其聲明中把這兩個地區相提並論。聲明說，如果印度堅持有權在它提出要求的阿克賽欽地區進行巡邏，那麼，中國同樣可以提出它自己也有權在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進行巡邏。印度認為這是一種威脅，同時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中國將放棄對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領土的要求。在印度看來，中國人是說：「如果你們不再追究我們偷來的東西，我們就不再偷了」；話里還含有一種威脅，就是說如果印度堅持要奪回失去的西邊的領土，那麼，中國就要吞併東北邊境特區。
如果是發生了下面的情況，那麼，印度對邊界問題的態度還可以理解：假定一天早晨，發現中國軍隊在一次突然的偷襲中侵入沒有設防的邊境山口，湧進旁遮普邦，佔領了幾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並開始橫貫旁遮普邦築路行車。假定中國軍隊還在公路幹線上設下路障，把印度的旅客趕回去；在一次伏擊中，又打死了好幾名巡邏警察。新德里指責北京秘密入侵和侵略，而中國卻和氣地回答說，他們現在佔領的地區過去一直是在中國控制之下的，並且表示願意，甚至熱切希望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整個邊界問題，但首先雙方要約定遵守現狀。新德里當然會立即拒絕進行談判的意見，甚至會斥責那種認為可以拿現狀作基礎作出即便是臨時安排的建議；如果中國人不自動撤走，印度就決心使用武力把中國人趕走。如果真的出現了上述那種虛構的情景，印度作出那樣的反應不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勢所必然的。實際上，正如前面講過的，印度所作出的反應卻恰恰如上所述。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確信中國在阿克賽欽攫取的領土，就象旁遮普邦一樣，在道義上是印度的一部分。
鑒於尼赫魯在議會裡承認過，西段的邊界還沒有劃定，阿克賽欽地區比麥克馬洪線更加含糊不清，從而可以推斷，尼赫魯自己最初並沒有採取上述觀點。但是後來由於他對印度公眾激忿情緒的共鳴，他對自己認為是中國的背信棄義、以勢壓人的態度感到憤慨，也許還有戈帕爾報告的影響，促使他轉到這種觀點上來了。由於印度的論點(即印度主張的邊界在哪裡，它就在那裡)是精心製造出來的，所以尼赫魯象印度或國際上的許多人一樣，就相信了這種觀點，從而也必然認為中國留在阿克賽欽是一種明顯的侵略行為，因此印度政府不能不拒絕默認讓這種行為繼續下去的任何安排。
尼赫魯也拒絕了周恩來提出的進行討論的建議。他說，「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構成本國領土這樣大塊的地區的前途問題進行討論。」他甚至進一步提出：討論邊界線的確切走向(不同於一般邊界談判)也必須以中國單方面撤退為條件。儘管印度採取了上述的立場，周恩來仍建議舉行高級會談，這表明中國人或者還沒有認識到印度的立場是何等頑固，或者是想把新德里置於一個公開拒絕談判的地位。
印度會拒絕周恩來的兩個建議，這本來早已成為定局；但是，印度在拒絕接受沿著全部邊界實行非軍事化的建議的同時，還提出一項反建議。尼赫魯在複信中，首先把東段、中段同西段區別開來；他說只要雙方在東、中兩段停止派遣前沿巡邏隊(他說印度事實上已經這樣做了)，就可以避免發生衝突的危險。關於西段，他重申他的主張，說印度已經通過定期派遣巡邏隊對阿克賽欽實行管轄。他排除維持現狀的協議，他說，「關於現狀的事實本身就存在著爭論。」接著他就提出自己的建議：
因此，我建議在拉達克地區，我們兩國應就下述事項達成協議，作為一項過渡措施。印度政府應將其所有的人員撤退到據我們了解是中國政府最近的一九五六年地圖上所標明的國際邊界以西。同樣，中國政府應將其人員撤退到印度政府在以前的照會和信件中所描述的和官方地圖上所標明的國際邊界以東。由於這兩條線相隔很遠，兩方面的部隊之間就不會有發生邊境衝突的絲毫危險。這個地區幾乎是完全無人居住的。因此，無須在這一由東面和西面兩條線為界的地區內保持行政人員。
原來設想的這一套不過是一場外交把戲，並不是指望能為對方接受的建議。中國提出雙方共同撤出軍事力量的建議，使印度在外交上處於守勢。現在尼赫魯巧妙地進行回擊，靈活地使用了雙方共同撤退等一類詞藻，提出了其實就是印度過去提出過的要中國全部、並且實際上是單方面撤出西段爭議地區的要求。實施尼赫魯的建議，印度只需撤出一個哨所，即碟穆綽克，它位於爭議地區東南端，方圓約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國方面就要撤出大約兩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從新疆到西藏的陸路交通線就不復存在，只不過印度還準備讓中國的民用車輛使用阿克賽欽公路而已(對於原來建議的這項修改是尼赫魯在一次新德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來的)。
尼赫魯的反建議受到印度的政治評論家的廣泛歡迎。他們認為這個反建議是「十分合理和切合實際的」，給中國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適當保持體面的機會」。而政界人士卻並不那麼贊成。在議會休息室里，議員們責備政府放棄原則，縱容侵略。阿查里雅·克里帕拉尼說，「政府為了急於談判解決，為了報答中國從本來就是印度的領土上撤走，竟表示印度願意從那些從來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來。」他的話反映了議會兩派中很多人的共同感覺。阿索卡·梅達指責政府由於急於談判而削弱了印度的地位。一個人民同盟的議員說，把印度的一角劃出去作為無人地帶，這等於是「鼓勵侵略」。於是政府發言人和官員便通過報紙宣傳和直接的辦法，設法減少人們的疑慮，強調印度要撤出的只是一小塊地方，而且如果總理的建議能為對方接受，那麼，就可以實現把中國人從阿克賽欽地區趕出去的主要目的。他們還指出，即使中國答應完全照辦，也不意味著印度對邊界的主張是可以談判的。中國實施尼赫魯建議而撤退後可能進行的談判，只涉及對邊界作微小的調整，而不會涉及印度的「大片土地」。
另一方面，尼赫魯拒絕周恩來所提出的兩國總理立即舉行會談的建議，在印度幾乎受到普遍的歡迎。當時的輿論一致認為，在中國撤出阿克賽欽以前，決不應當同北京進行討論。報紙的社論反覆強調這種論點：「我們應該講明白，只要中國的挑釁存在一天，就不可能進行任何討論。」「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決不會姑息有擴張野心的鄰邦。他們決不會贊助任何侵蝕印度國家領土的妥協。……只要中國人還停留在印度的土地上，就不可能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印度願意談判，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無條件的。只有當中國撤出侵略地區，從而表示對和平友好談判的絕對尊重時，才能進行談判。[新德里必須]寸步不讓，應該首先堅持要求中國軍隊全部撤出，作為進行談判的條件」。反對黨議員，包括克里帕拉尼，敦促說，「只有在中國首先接受我們的邊界線並立即撤出他們強行佔領的領土的基礎上，才能進行談判。」國大黨議員們也有同樣的看法。西孟加拉邦的國大黨頭目阿圖利亞·高希(Atulya Ghosh)，從道義觀點提出：「在中國繼續其侵略活動的情況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會考慮印中兩國總理進行會晤的建議。」
尼赫魯並不感謝人們對他拒絕同周恩來會晤所作的讚揚；的確，在他對國內的講話中，他堅持不懈地表示不但準備而且渴望同中國人會晤，並且決心繼續爭取談判！他在一九五九年底說，「就我個人來說，就我國政府來說，我們願意談判、談判、再談判，一直談判到底。我堅決反對那種在任何階段都停止談判的主張。我認為這不僅是根本錯誤的主張，也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反甘地主義的主張。……只要這個政府存在一天，談判就將一直繼續下去。」他總是同反對黨辯論說，不談判，就只有選擇戰爭；雖然他決不排除有可能為邊界而戰，他仍然堅持有必要進行會談。——「雖然，這並不意味著不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尼赫魯總是拒絕那種認為他不應同周恩來會晤的主張。一九六O年一月，他在每月定期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對記者說：「就我個人來說，我準備同這個廣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人會晤。」「沒有什麼人是我不願意會晤的……[但是]不能因為談到會晤就匆忙去會晤，這樣去會晤就可能因時機不合或判斷錯誤，而產生不良的後果。」
尼赫魯一面重新肯定他個人堅決主張談判的態度，一面又多次重申印度的邊界是不容談判的。因此，他的立場使新德里的人士感到某種程度的迷惑不解。當時，他在致周恩來的信件上似乎已經完全拒絕高級會談，但是就在那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新聞記者就印度總理關於他願意談判的那一番話追問他：「印度的立場是否仍然是：我們的邊界是不容談判的？」尼赫魯回答說，「那是我們的立場」，「同時，天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談判的東西。」他發現自己講了一句前後矛盾的話，於是他就解釋道：「這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對於[邊界]這件事不存在談判或討價還價的問題。不過，通過信件和會談來處理邊界事宜，卻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拒絕同另一個國家會談。」
尼赫魯對「談判」這個詞的解釋有兩種不同含義；看到這點，那末，尼赫魯多次講話中談到「談判」時出現的明顯矛盾，就迎刃而解了。當他好象是說：「我們準備舉行邊界談判，但是我們決不談判邊界」時，他的意思是說：「對我國的邊界，我們決不妥協，但我們準備考慮對我們的邊界作微小的調整，並就此事同對方會談。」後來他把這個實質性的區別明朗化了：
談判(negotiations)和會談(talks)是有區別的，這裡有天壤之別。……只要有可能，就要經常鼓勵會談。談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個非常合適的背景；這樣的背景不具備時，就不應該舉行談判……會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會談也許得不到什麼結果，也許能夠有收穫；但不管怎樣，它總是有助於了解和探明別人的想法。
「談判」一詞按詞典的解釋是「為了取得協議而舉行會談」，而尼赫魯的意思則是「為了說服對方同意印度立場是正確的而進行討論」。這個區別從此就成為印度國內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達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 [ 註：例如：印度政府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對巴基斯坦戰爭之後，還時常表示願意就克什米爾問題同巴基斯坦會談，但與此同時，又向本國輿論保證說，克什米爾問題無論現在和將來都「不容談判」。 ] 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之交，新德里人士還沒有理解它的奧妙所在。人們當時的突出印象還是認為尼赫魯將拒絕同周恩來會晤，除非中國撤退到印度主張的邊界線以外，或「撤除侵略」，以此表示接受印度主張的邊界線。在國際上，當尼赫魯保證他本人和他的政府要進行談判時，人家對他的含糊其詞的講話的含義就不能領會，這就說明為什麼幾乎全世界都相信拒絕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是中國而不是印度。
周恩來催促印方考慮他的建議而遭到輕率的拒絕之後，印度國內就更加相信尼赫魯不會同意舉行高級會談。十二月間周恩來又給尼赫魯一封信，重申他的關於兩國武裝部隊各自從邊境全線後撤的建議，並且指出這種措施絲毫不會約束任何一方提出的主張。他對尼赫魯提出的雙方政府命令各自的邊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邏隊以避免衝突的建議表示歡迎，並且說事實上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後，中國已經採取了這種預防措施。但是，他要求印度政府在這件事情上澄清它的意圖，即尼赫魯的建議是否適用於全部中印邊境？(這一點在尼赫魯的信上是含糊其詞的；但是信的上下文——事實真相也是這樣——表明，他的停止派出巡邏隊的建議只適用於麥克馬洪線。當時以及後來，印度政府對邊界爭端的主張的核心是它們可以自由進入西段爭議地區巡邏。)
周恩來對尼赫魯提出的雙方撤退到對方主張的邊界線的後面的建議，作出了詳盡的駁斥。第一，把西段邊境特殊化是沒有理由的，這段邊境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同中印邊境其他地段的雙方實際控制線一樣，都是很清楚的；第二，尼赫魯的建議同「兩國早已同意的」暫時維持邊界實際存在的狀況的原則正相違背(如前所述，印度實際上並不同意，而且也無意這樣做)；第三，雖則「對於不明真相的人們說來，這個建議似乎是『平等』的」，其實那是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後撤只是理論上的，而中國則需要撤出三萬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領土。「這一地區長期屬於中國管轄，並且對於中國具有重大意義……是聯結新疆和西藏西部廣大地區的交通命脈。」周恩來問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堅持尼赫魯的建議，它是否準備把同樣的原則實施於東段邊境？在那種情況下，中國將同樣從麥克馬洪線作理論上的撤退(事實上他們已經在麥克馬洪線的後面了)，而印度則應該從東北邊境特區這塊大片土地上撤出，撤到中國地圖標明的邊界後面。
周恩來這封信的口氣同上一封一樣，不再是威脅性的，而是勸說性的和友好的。尼赫魯曾經解釋過他為什麼拒絕會晤。他說，不事先達成協議，「我們就會迷失在一大堆材料當中」。周恩來回答說，高級會談是很重要的，可以就原則性問題達成協議；「沒有這種指導，雙方對於邊界問題的具體討論，就有陷入無休止的、無結果的爭論的危險」。接著，他建議他和尼赫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發信后九天)會談。他說：中國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作為會談的場所，「因為在中國沒有仇視中印友好的活動」(這是影射印度很多城市有反華示威遊行)；或者，如果在中國會談對尼赫魯不便，那麼只要緬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
周恩來提出關於會談時間和地點的建議，也許是希望使兩國總理來往信件所陷入的對於是非曲直的爭辯從而告一段落，使之不再象過去那樣不斷地交換連篇累牘的外交照會和備忘錄。通知舉行高級會談，只有九天時間是不夠的，但周恩來請尼赫魯另提日期，如果他不同意那個日期的話，這樣，他就不能用是否方便或切實可行作為拒絕會談的理由。尼赫魯的回答是迅速的、粗暴的和冷淡的。他對於他提出的雙方共同從西段撤退的「很合理的建議」未被接受，深表遺憾。他再次提到，由於對事實存在著這種全然不同的看法，就不可能達成原則協議。他接著說，不管怎樣，在以後幾天內他完全不可能到仰光或任何其他地方去。
印度拒絕了中國提出先行舉行高級會談的這步棋，從而使外交鬥爭陷入僵局。當時中印邊界也是平靜的。中國繼續把麥克馬洪線當作東段的實際的邊界線，而且儘管中國方面向兼則馬尼哨所指揮官提出了一連串的「最後的嚴重警告」要印方撤出，這個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北、印度所要求的領土上的哨所，所受到的壓力還只是口頭上的。印度曾企圖在越過地圖標明的邊界線以外保持的另一個哨所朗久，已在中國控制之下，但是尼赫魯曾建議要把朗久變為非軍事地區，於是不久中國就從那裡撤走。雙方在鄰近麥克馬洪線的地區都停止了巡邏。空喀山口事件后，西段一直也是平靜的。中國在那裡暫時停止了巡邏；印度由於在那裡面臨著嚴冬和極大的後勤困難，也停止了巡邏。
邊境上的平靜和外交上的僵局使中國得以安然無事地佔有印度主張的西段領土。這種狀況在印度人看來，就等於默認中國的侵略；等於在一方缺席的情況下，按照中國的條件接受邊境問題事實上的解決。人們認為中國會利用這個機會鞏固，也許還要擴大他們對阿克賽欽的佔領，以便為其下一個步驟作好準備；印度政府深信這樣的一個步驟必將是損害印度的長期擴張的計劃。從印度政府一開始把中國進入印度所要求的領土說成是「侵略」的時候起，它就承擔了對此要採取某種行動的責任。當人們催促尼赫魯答應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時，他總是給人這樣的暗示：如果一旦到了需要那樣做的時候，政府就準備採取行動。十月間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當我們正在從政治上處理這些[被中國人佔領的]地方的時候，我們不打算對這些地方採取軍事行動」。由於外交交涉已陷入僵局，那就很難說印度政府仍然是在政治上處理這個問題了。但是兩國高級會談還沒有實現，因此也不能說一切外交途徑都已試過。所以，一九六O年初，印度政府就開始重新考慮周恩來敦促早日同尼赫魯會晤的問題。
還有其他因素使印度重新考慮問題。當時冷戰的寒氣已退，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產生了「戴維營精神」，雖然這種精神由於巴黎首腦會議的破裂而受挫，但是這種挫折僅僅是暫時的。對於這種普遍的解凍，新德里和尼赫魯本人都認為自己有些功勞。多年以來，尼赫魯統治下的印度曾堅持不懈地鼓吹以講理的、文明的態度來處理國際爭端，鼓吹用談判桌子作為國際風暴的避雷針。現在正在形成中的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和解局面就被用來證明世界大國終於接受了印度所開的處方，並且已經開始把它付諸實施。當尼赫魯的外交政策受到攻擊的時候，他會舉出大國似乎在仿效印度的事實來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確的，並且提醒批評他的人說，印度到處都享有崇高的聲譽。國際上對印度的尊重，在印度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一九五六年印度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我們在國際交往中享有的崇高聲譽，顯然是我們對國際問題採取無私態度的結果，也是我們採取淵源於我國文化遺產的容忍和和平共處這種獨特觀點的結果。這一切是我國領導人對待國際問題一貫採取的立場的特點所在。」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魯告訴人民院說，「不論是在聯合國或是其他地方，我們在世界上到處都受到尊敬」，並且感到有些茫然不解。
自從印度獨立以來，在最近幾年裡，在世界性的會議上，印度的聲音受到如此重視，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們也許對此感到自負——我承認我們有可以自負的地方——但是，事實是這樣：在當代世界中一個國家按它的物質力量是不能同大國或同許多武裝起來的國家相比的……。它是貧窮的，而且，正在為擺脫貧困而艱苦奮鬥……而在最近幾年中它在世界上卻受到了如此的重視。
尼赫魯認為：這可能一則是由於印度外交的高明，一則是由於世界人士仍然懷念甘地的光輝形象，但是更多是由於
我們一直懷著篤信、熱忱和真誠來談論和平，談論我們希望和平和……容忍，而當我們談論和平共處和所有這一切的時候，並不是掛在口頭的現成話——而是發自心靈深處的深刻的感情和出於對今日這個世界的深刻理解。
這種自我欣賞毫無疑問部分地反映出，印度自命具有歷來屬於亞洲、特別是印度的民族主義(猶如一度是屬於歐洲、特別是英國的民族主義一樣)的那種獨特智慧和道義地位。但是這種自我欣賞是有事實作依據的。五十年代末期，印度在世界事務中享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從加沙、剛果到朝鮮，被邀去當裁判，當和事佬，或者當仲裁者，人們對它洗耳恭聽，求得諒解。作為國際關係動力的不結盟概念的主要定調人，作為不結盟國家公認的發言人，以尼赫魯為化身的印度，曾經為緩和冷戰的衝突多方奔走。正當這個時候，美國總統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以及後來赫魯曉夫接連訪問新德里。從印度為華盛頓及莫斯科雙方所接受這一點來看，印度外交的成功得到了證明。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爾總統訪問印度，正式宣告了美國對不結盟國家特別是對印度政策有了顯著的轉變。過去對「不道德的中立主義」的指責隨著杜勒斯的去世而消逝，取代它的是誠摯的同情，有時簡直接近於求愛者那樣的熱情——艾森豪威爾對印度議會說，印度這個國家「懷著偉大的信念同世界其他國家講話，而人家則懷著極大的崇敬傾聽印度。印度的勝利把過去十年來世界的失敗都抵銷了，這種勝利……在今後的一個世紀中也許能把世界上所有失敗都抵銷掉」。美國對印度的支持，在物質上表現為經濟援助的突然增加：在一九五九年年中以前的十二年裡，美國已經給印度約值十七億美元的援助；在後來的四年裡，美國對印度的經濟援助總數達到約四十億美元。美國對印度態度變化的因素之一，是印度同中國不和。在中印不和公開化之前，美國就已從印方獲悉了有關情況。一九五九年五月，參議員威利·史密斯(Wiley Smith)訪問印度回國后告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尼赫魯和他的親密的顧問們曾表示了對中國的憂慮。他說：「從美國的觀點看，印度政府對赤色中國在邊境的活動」以及中國工業化的速度超過印度等情況，「感到有些驚慌，這是一個有希望的徵兆」。
一九六O年初，外界對於中蘇裂痕的嚴重程度還是不了解的。印度人擔心由於蘇聯支持它的共產黨大夥伴，因而印度同中國日益激化的爭吵就可能使得印度同莫斯科疏遠，結果將損害印度的不結盟地位。此外，也將損及物質上的利益。雖然蘇聯對印度的經濟援助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然而隨著比萊鋼鐵廠(Bhilai Steel Plant)的建立，人們已經可以開始感覺到蘇聯對印度經濟的援助。可是，到頭來印度的這些擔心不過是杞人憂天而已。從一開始，莫斯科對中印爭端就採取冷眼旁觀的態度，不讓中印之間的敵對影響到莫斯科同新德里的關係。朗久事件發生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俄國人對之似乎採取了審慎的中立態度，他們只不過遺憾地表示有人正利用這次事件「破壞和平共處的思想」。俄國人對中印爭端採取中立態度——印度政府所能夠希望的也不過如此，而且已超出了它的預料之外。尼赫魯提醒人們注意俄國人的聲明。他在人民院講到：「發表這一聲明本身就表明蘇聯政府對局勢採取了冷靜的和無所偏袒的態度」。事實上，蘇聯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和一個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嚴重爭端中保持明確的中立，就是在國際關係和意識形態上逃避兄弟般的團結的責任。正如北京後來所說的，莫斯科對中印兩國不加區別，而對朗久事件表示漠然的遺憾，凡是能夠從字裡行間看問題的人都能夠看得出來，莫斯科這種做法「實際上指責中國的立場」。
俄國所給予的這種心照不宣的支持，對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可以指望西方國家毫無疑問地接受印度對中印爭端的說法，並且同新德里一起，甚至走在新德里前面，譴責中國。但是，印度不那麼容易取得不結盟國家，特別是其他亞洲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因為並不是所有這些國家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那種說中國是全盤錯誤的論點。因此，俄國一如既往地認為印度是有誠意的，就成為新德裏手中很強的一張牌，印度政府制訂它的行動計劃時，必須把俄國的反應考慮在內。
邀請赫魯曉夫回訪印度，已經有一個時期，一直沒有兌現(一九五六年他同布爾加寧的印度之行已開始了印俄積極友好的新篇章)。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蘇聯通知印度政府說，赫魯曉夫即將訪問印尼，並將順道訪問印度。同赫魯曉夫會晤的前景給印度提供了一個機會：通過私下交談，可以使赫魯曉夫更加清楚地了解印度對邊界爭議的態度是正確的，而且還可以利用莫斯科對北京的影響(印度認為這種影響是很大的)，促使中國接受印度的主張。但是，俄國人已經明白表示，他們認為談判是解決邊界爭端的唯一道路； [ 註：雖然以後輪到俄國人處理同中國之間的邊界問題時，他們也是同印度一樣地拒絕進行全面談判。(見第三章)同樣，印度也曾勸過緬甸政府同中國談判解決邊界問題，雖然他們自己並無意這樣做。 ] 而印度卻兩次拒絕中國提出的關於兩國總理舉行會談的建議，從而堵塞了唯一看得見的通向談判解決的道路；這就無法同莫斯科的友好勸告相協調。
這就是必須要對尼赫魯拒絕會晤周恩來的決定作出重新估計的充分理由之一。另一條理由是新德里在十二月底收到了一份中國的長照會，這份照會似乎是中國外交部為預期在北京舉行兩國總理會談而準備的一份提要。這份照會的基本內容一方面是對印度所謂邊界早已按照印度所主張的界線劃定的說法，進行了詳盡的、有分寸的駁斥；另一方面重申了中國的立場——即這場英國遺留下來的糾紛能夠「考慮到歷史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通過友好協商加以解決。從這份照會中一點也看不出中國的主張已經改變，但是照會的語調卻始終一貫地令人寬慰，它不象中國過去的照會那樣粗暴地拒絕印度關於「侵略」的指責，而是心平氣和地對印度的指責加以分析，並且提出合情合理的保證：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後，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克服這種落後現象；中國土地遼闊，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區人口稀少，中國資源豐富，國內市場廣大——它為什麼要向外擴張呢？北京為照會寫得太長而致歉意，並且解釋說，它的本意「不是爭論，而是爭論的結束」；不是「用攻擊答覆攻擊」，而是設想「印度政府對於中國的意圖的確有某種誤解」。照會最後表示中國「熱烈願望：兩國將停止爭吵，迅速地使邊界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並且在這個基礎上鞏固和發展兩國人民在共同事業中的偉大友誼」。
新德里研究這份照會時，感到中國提出的停止爭論的主張是真誠的，這就加強了同周恩來會談可能會有好處的那種看法。沒有跡象表明，兩國總理的會晤會產生具體的結果；印度無意改變它的主張，同時也沒有任何暗示表明中國將同意印度的主張。雖然如此，人們開始感覺到，如果同意舉行高級會談，將對印度有利。會談將使注視著事態發展的世界各國看到，印度還是言行一致地主張一切爭端必須通過談判解決的，尼赫魯本人在對待印度自身的問題上也毫不猶疑地採取同樣的態度。因此，到了一九六O年一月底，印度政府終於決定應該邀請周恩來前來新德里，同尼赫魯一道探索「可能導致和平解決的各個途徑」。
印度不再繼續堅持中國後撤作為高級會談的先決條件，這個政策上的轉變顯然將加劇印度國內對政府的持續不斷的批評。自八月以後，尼赫魯一直處於防禦地位。他採取比較慎重的語調反對批評者中的主戰論；他申斥那些要求給中國下最後通牒，並採取迅速軍事行動「趕走侵略者」的人；他重申他將致力於「談判」的態度；這些使得人們強烈地懷疑他是想同中國妥協。從堅持中國必須在談判開始之前撤出的立場後退，將不可避免地加深這種懷疑，並招致人們對姑息行為的譴責。由於面臨著必須在圍攻下改變方針的局面，印度政府開始施放玩弄文字的煙幕。
這個煙幕就是尼赫魯對「會談」和「談判」兩者之間所定下的意義上的區別。按照尼赫魯自己所下的定義，既然預定要舉行的高級會談並不是談判，那末，即使他邀請周恩來訪問新德里的信件正在遞交，尼赫魯認為他還可以繼續說，現在仍然沒有同中國談判的前景。那封信是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遞交的。 [ 註：邀請周恩來訪問印度的決定是一月底作出的；邀請信大概是二月三日草擬的，但為了讓當時的印度駐華大使高·帕塔薩拉蒂(G.Parthasarathi)面交該信，因而耽擱了一些時日。 ] 赫魯曉夫在前一天就到達了新德里。尼赫魯在同赫魯曉夫會談了一個上午以後，直接前往議會。他在議會講話中再一次排除了同中國進行談判的任何可能性。他說：「在目前時刻，我看不出中印雙方立場有任何共同的基礎和溝通的橋樑。就是說，在雙方現有立場的基礎上沒有進行任何談判的餘地，因此目前也沒有什麼可談判的。」當時人們一直認為，赫魯曉夫將進行勸說，促成印度和中國的談判，因而尼赫魯在這個時刻重申印中之間沒有談判的基礎，似乎使人們聽起來覺得更無迴旋的餘地。當然，誰也沒有想到尼赫魯事實上已經邀請周恩來訪問新德里。 [ 註：我在寫給《泰晤士報》的報道中，反映了政府態度的變化，並且提到目前高級會談似乎就要舉行，但承認尼赫魯的聲明是個矛盾：「總理髮表斷然聲明似乎使那些確信他同周恩來先生將在不遠的將來進行會晤的人們出醜，同時，他又使那些指望赫魯曉夫充當斡旋者的人們的希望幻滅」。 ] 在議會內外，尼赫魯的聲明證實了人們認為他無意同周恩來會晤的印象。印度在北京遞交了邀請信，將其關鍵性的做法付諸實施，在這個時候，放出的掩護煙幕就最濃厚，最難看穿。
但在短短四天以後就宣布邀請周恩來訪問新德里，難怪這在印度引起了憤怒和震驚。尼赫魯的邀請信寫得誠摯，甚至熱情，同六個星期以前發出的那一封冷冰冰的信，成為鮮明的對比——他甚至恢復使用「親愛的總理」這樣的稱呼以代替「親愛的總理先生」這種比較冷淡的稱呼，這是他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第一封信之後，頭一次恢復這樣的稱呼。他寫道：「使我深為痛心的是，過去這樣友好的、我們曾作了這麼多努力去加強的印中關係，竟已迅速惡化，並且引起了惡意和憤恨。」他又一次拒絕了中國提出的中印邊界從未劃定的前提，他說：「在這個基礎上，不可能談判。」他重複說不可能談判(他的信當然是要發表的)，但是他接著說：「我仍然認為我們進行會晤可能是有幫助的。」他說，在今後的幾個月中他不可能離開印度，他要求周恩來到新德里來；為了預防中國方面可能因新德里公眾的情緒而提出異議，尼赫魯保證說，「你來這裡，將是我們的上賓。」在遞交這封簡短而友好的信件的同時，印度遞交了一份冗長的照會，駁斥中國從前的論點並重申了印度立場。
二月十六日印度議員們從報紙上獲悉邀請中國總理的消息，於是反對黨的議員們就怒氣沖沖地跑到議會，提出緊急動議，要求討論政府「突然地、毫無理由地」改變政策的問題。幾天以後，對這個問題展開了充分的辯論。米努·馬薩尼把這個邀請說成是「國家的恥辱」，他的講話受到反對黨議員強烈的支持。人們譴責尼赫魯和印度政府失信，克里帕拉尼甚至說印度「被本屆政府的領導人出賣了……我國的名譽掌握在這批不名譽的人手裡是不安全的」。報界對所謂「尼赫魯先生的翻斤斗」或「退讓」也提出批評。尼赫魯當然早就作好了辯護的準備。他堅持說他邀請周恩來訪印並不涉及印度政策的改變，再一次強調會晤不是談判，並且指出他在許多場合說過，他一直準備同對方進行會談。尼赫魯的批評者就在這兩個字的區別上扯開了。馬薩尼指出，「很清楚，這次會晤就是談判，決不會是什麼別的。」《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評論說，總理正在「提出一個不十分誠實的區別，因為[他自己]同周恩來之間的會晤，無論從那個意義上講，只能是一次最為重要的談判」。在後來幾個星期里，對於尼赫魯是否已經一反過去的做法，以及對於「會談」和「談判」之間是否有實質性差別等這類爭論，佔去議會大量的時間。反對黨的首領們帶頭批評總理，但是這一次，當尼赫魯爭辯說同周恩來會談不但沒有壞處也許還有好處的時候，他得到了國大黨和很多反對黨後排議員的支持。前國大黨議員和總督、後來改任自由黨首領的拉遮果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代表這一派發言說，邀請周恩來來印度並沒有什麼錯誤；「只要意志堅定，同對方會晤的任何嘗試都是好的。」三月一日，當尼赫魯在人民院站起來證實說，周恩來已經接受了他的邀請時，國大黨議員發出了歡呼。
周恩來接受了邀請，並表示「深切的感謝」。雙方在進一步通信中商定他將於四月十九日訪印，並停留七天——其實如果只停留兩天，印度政府也許會更為高興一些。訪問日期商定后，那些懷疑尼赫魯有意利用這次會晤同中國妥協的政界人士，開始集中全力阻止他這樣做。各反對黨派宣布將在周恩來訪問的同一時間組織「不投降周」，計劃在新德里和其他城市舉行示威遊行，而且還議論如何給中國代表團製造一種「使人呆不下去的」氣氛。尼赫魯和他的同僚總算說服了反對黨首領們在周恩來訪問新德里期間不搞遊行示威；雙方取得了彼此滿意的妥協，反對黨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來來訪的前一天為止。作為交換，印度政府答應不為周恩來舉辦例行的群眾歡迎集會。非共產黨反對黨領導人在一封致尼赫魯總理的信件中，自稱代表了公眾的情緒，再次申述他們的觀點說，在「中國人撤除侵略」之前，不應該進行會談，並且敦促「不得削弱邊界，不得做任何被認為放棄印度領土的事情」。人民同盟在周恩來到達前兩天對這一點叫得更凶。他們糾合幾千人以摩托車隊為先導到總理官邸示威。遊行隊伍揮動著密密麻麻的標語牌和桔紅色的旗幟。上面寫著：「侵略者滾出印度去」；「決不放棄印度領土」；「打倒中國帝國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字句。人群擁到大門口，被大批警察擋住，只讓他們的一個頭目到裡面去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要求尼赫魯親自作出保證：「不放棄我們對於印度任何部分領土的要求，不管它是我們佔有的，還是目前在中國非法佔領下的」；並且還要保證，「不做任何限制我們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國佔領的地區的權利的事」。根據官方的敘述，在尼赫魯同人民同盟代表的對話中，印度總理只是告訴對方說，除了他在議會裡講過的話以外，沒有別的可講。但是，人民同盟的頭目同印度總理交談后回來時，叫激動的人群安靜下來，然後宣布說，尼赫魯已經答應「印度決不會讓給中國一寸土地」。
印度政界輿論這個時候找到了另一條拒絕同北京談判的國際理由。反對同中國解決問題的人們認為印度是非共產黨國家的領袖和堡壘，指出同中國妥協會在亞洲其他地區產生惡劣的影響，正如人民同盟的備忘錄中所說的那樣，會「挫傷所有那些……希望用民主的方式獨立自主地進行建設的國家的士氣」。在印度，和解被看成是在中國手下遭到丟臉的失敗，所以人們希望日益逼近的會談以失敗告終，認為這才是印度的勝利。在周恩來到達前夕，一家報紙的社論這樣評述道：如果會談成功，「在亞洲小國的心目中，將會提高中國的力量和威望，而印度的行動將被認為是默認和屈從於中國的態度。」 [ 註：美國也出現了相同的論調。《華盛頓明星晚報》(Washington Evening Star)說：「印度方面的堅決抵抗是對其所有鄰邦精神上的支持。不姑息在新德里的北京客人，對於尼赫魯在本國的領導地位以及印度在亞洲的未來地位都是重要的。」 ] 如果會談破裂，「印度將被指責為不講道理，[但寧可]暫時被視為不講道理，總比被視為軟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言論都催促政府不要謀求解決，例外的是極少數。印度共產黨鼓吹和平解決；一家著名的地方報紙《國民先驅報》(National Herald)指出，克里帕拉尼和他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對黨的同僚們無權自封代表印度說話。幾家穆斯林小型期刊，為了反擊他們在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會(Hindu Mahasabha)——這班人採取了最極端的好戰方針——的教派敵人的戰爭叫囂，建議進行有意義的談判。但是它們的言論是與眾不同的，也受不到重視。
在周恩來到達前一個月，印度最高法院的一項判決使印度政府對北部邊界的態度更加僵化。一九五八年，尼赫魯同巴基斯坦就一項雖小但卻棘手的邊界爭端取得妥協，即同意由雙方分割一小塊介乎西孟加拉邦和東巴基斯坦之間叫做貝魯巴里地區(Berubari Union)的有爭議的領土。這裡牽涉到要把幾平方英里土地包括一些村落移交給巴基斯坦，而法院對政府是否有權這樣出讓領土提出異議。最高法院支持了這項異議。一九六O年三月十四日，最高法院判決說，印度政府試圖「在特定的基礎上就(貝魯巴里地區)邊界爭端取得友好解決」，牽涉到割讓領土的問題，因此在這一解決付諸實施之前，尼赫魯同巴基斯坦總理達成的協議必須通過修改印度憲法才能予以批准。 [ 註：印度的憲法中沒有賦予政府以割讓或獲取領土權力的條款。由於憲法中已規定了印度聯邦的領土界限，因此，要對印度領土作任何改變，都必須通過修正案。 ] 印度政府為了要知道最高法院判決書對處理同中國邊境爭端問題有何影響，就去徵詢法律方面的意見，得到的答覆是說，按照上述判決，如果政府要割讓領土，或甚至更改任何邊界主張，都需要修改憲法。換句話說，如果尼赫魯同周恩來就西段的邊界達成協議，就必須使這個協議得到議會三分之二的多數贊成和當時全國十四個邦的過半數邦立法議會的通過，方能生效。
要做到這一點肯定是困難的。然而，尼赫魯在國大黨內的統治地位當時還是鞏固的。國大黨不僅以壓倒多數控制印度議會，而且控制各邦的立法議會。那一年貝魯巴里修正案獲得通過。 [ 註：然而，在寫此書之時(一九七O年)，印度政府仍未能執行一九五八年協議中關於貝魯巴里地區問題的條款。 ] 在這個階段，如果尼赫魯全力支持同中國取得妥協和解決，他是可以使之在憲法上通過的。但事實上他已下定決心不想妥協，因而貝魯巴里案的判決也只是被用來加強這一決心罷了。
憲法的因素加上政治的壓力，把尼赫魯緊緊拴在他自己所採取的立場上。他對印度的全部邊界要求進而採取了不留餘地的態度，拋棄了當初談論西段時使用的那種不肯定、甚至是帶有探討性的口氣。他談到印度的榮譽和尊嚴，譴責中國的傲慢和侵略，這樣他就親自幫著在邊界問題上去煽動他在幾個月前還曾敦促他的同胞要加以避免的那種激動情緒。由於他使用了一套近似詭辯的玩弄詞句的手法，甚至在他的支持者中間也對他對待爭端的真實態度產生了疑慮，並使他的批評者對他更加不信任。他自己的言行使得他和他的政府失去了一切迴旋餘地：除非中國無條件默認印度對阿克賽欽的要求，而且正式接受麥克馬洪線——換句話說，除非中國屈從於印度的要求——他就無法轉圜。如果周恩來不準備把他的新德里訪問變為卡諾薩(Canossa) [ 譯者註：卡諾薩是義大利中古一城堡。十一世紀時，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前往該地向教皇格里戈里七世表示屈服和懺悔，遭到教皇的羞辱。此後卡諾薩就成為世俗力量屈從於羅馬天主教會神權的比喻。 ] 之行，那末在中國代表團踏上新德里飛機場之前，他們的使命就已註定要失敗了。這就是尼赫魯向公眾保證他同周恩來的會晤不是談判所造成的結果。
在高級會談之前，印度政府用同樣冗長的篇幅答辯了北京十二月份就中國主張所作的全面聲明，再一次肯定了印度的立場。新德里再次爭辯說，中印邊界線長期以來就為習慣和傳統所確定，這條邊界的大部分也是為條約和協定所確認的；因此，「不能夠在所謂談判新的協議來重新確定整個中印邊界的基礎上來達到友好的解決」。但是，印度準備「就有關邊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體爭論進行討論，並且在認為必要的地方通過協議對邊界作微小的修正」。
中國發出另一份照會，結束了這一個回合的外交交涉的信件往來。中國照會解釋說，它的目的不是為了爭論，而是「希望促進印度政府的了解，縮小雙方的分歧，從而有助於兩國總理的會晤」。照會重申邊界從未劃定，因此應該舉行「全面談判」。接著，北京提出一項新的重要建議：「至於兩國間的未定界問題，在未獲解決以前，只要雙方願意維持邊境的現狀，也並不妨礙雙方正常關係的建立」。換句話說，如果印度不準備通過談判就邊界問題取得全面協議，邊界也可以暫不劃定，雙方可以遵守目前的實際控制線，把它作為事實上的邊界線。鑒於尼赫魯明確地、公開地表示不肯通過談判取得協議，北京似乎在這裡指明了一條出路：目前暫且讓它這樣，到了適當的時候，等到在這個問題上的火氣和緊張狀態緩和下來，兩國之間通常的友好關係恢復了，他們就會冷靜地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到了一九六O年初，新德里對來訪的政治家們的活動安排早已有了一定的規格，他們訪問的禮賓待遇和日程安排是人們所熟知的。冬天是他們來訪的最好季節。這時候白天陽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開，細雨壓塵；在這個時候來訪的客人聽到當地人士對記憶猶新的夏天的抱怨，感到難以相信。每到冬季，首都總是披上迎接來訪者的盛裝，在貴賓們的官方車隊通過的馬路上豎起了旗杆，坑坑窪窪的路面也填平了，在馬路的邊緣和人行道上重新鋪上了發亮的橙黃色的砂礫——等到夏天的熱風一來這些砂礫就逐漸散掉，終於完全吹走。如果政府提示某一貴賓的身分重要，市政當局也就跟著忙碌起來。卡車運載著人群到沿途各處去揮手歡迎，鄰近的村民在金錢和實物的引誘下，手持發給他們的紙制國旗，趕著牛車或騎著駱駝到機場附近。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的冬天，是一個繁忙的官方訪問季節。雖然周恩來到達的時候已是冬末，太陽已有夏天的氣息，風沙飛揚，可是，首都看起來仍然披著新裝，對於中國總理應給予的禮賓儀式都遵守了。從機場起沿途交叉地懸掛著中印兩國的國旗。警察在管制人群時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讓一些舉著黑旗的示威者走近大路。
一九六O年四月十九日將近傍晚的時分，周恩來在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和大批隨行人員的陪同下，分乘三架專機從仰光飛抵新德里。在機場的大帳篷下面，歡迎的人群基本上是外交使團，再加上僅余的幾個板著面孔的主人。而在一年以前那些印度主人會全部出動迎接中國客人。當周恩來走下飛機的時候，其中有人用尖細的聲音喊出了前一年的「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號；此外，就是外交官們為表示禮貌而鼓了幾下掌。然後致歡迎辭和答辭。尼赫魯的歡迎辭是用印地文寫成，是事先準備好的，這對尼赫魯是極不尋常的， [ 註：尼赫魯在這種場合總是講英語的，而且是不用講話稿的。 ] 是為了著重說明印度的歡迎儀式是冷淡的。他回顧了在周恩來前幾次訪問時(這是第四次訪問)中印兩國之間存在的善意，但是他接著說，「不幸，自從那時以來，發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這種友好聯繫受到很大的壓力，並且使得我們全體人民感到震驚。兩國關係不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並且將危及未來，兩國關係賴以建立的基礎已被動搖。」要恢復兩國之間的信任和友誼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兩國要全力以赴去彌補那些已經發生了的事情。周恩來在答辭中提到兩國的共同利益：「我們都需要和平，我們都需要朋友」，並且提到了五項原則：「我們之間的一切問題沒有理由不可以根據這些原則，通過友好協商，求得合理的解決。」他最後說：「我是抱著解決問題的真誠願望前來的。」然後，他同尼赫魯坐在一部汽車上，汽車飛快地開往中國代表團下榻的總統府(以前的總督府)，沿途空空蕩蕩，只看到有的路口因下班時間車輛擁擠而堵在那裡，但那些地方的人群也都默不作聲。
第二天早晨，中國代表團按照慣例到甘地火化處獻花圈，然後兩國總理舉行了首次正式會談——由於印度的堅持，所有會談都是在尼赫魯的官邸進行。在六天的訪問中，兩國總理的談話時間超過二十個小時，即使把翻譯的時間也計算在內，雙方發言也是很長的了，而且雙方在下面各級官員之間也重複了首腦之間對話的內容。
印方事先早計劃好要中國代表團成員會見儘可能多的印度內閣成員，其用意是讓他們親自領教事先布置好的堅強一致的態度。印度要想使來訪的客人對於印度在邊界爭端上所感到的強烈憤慨沒有懷疑的餘地，並且安排好讓每個會見中國官員的人都盡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徑講話。(尼赫魯曾經因他把邊界爭端的最初發展情況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評，因此現在他可能有個次要的動機，即只要辦得到，就把儘可能多的同僚們拉入他同周恩來的會談之中，那麼，不論將來出現什麼情況，大家都要分擔責任。)於是，周恩來和陳毅便挨家訪問了印度的各個部長。內政部長(除尼赫魯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響的人)潘特已經作好準備要為印度的立場進行詳盡辯護；副總統拉達克里希南向周恩來宣講了印度立場的哲學基礎；財政部長莫拉爾吉·德賽直率到了粗魯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複了印度的立場。
在安排官員拜訪的名單中有一個明顯的遺漏——初步日程並沒有安排他們個別會見克里希納·梅農。印度政界輿論仍然懷疑尼赫魯有同周恩來進行交易之意，雖然尼赫魯表白他完全不想這樣做。但由於他反覆重申和平解決的諾言，表示他從道義上就厭惡戰爭，並且聲稱他隨時準備去談判，這就加強了人們對他的懷疑。在新德里很多人幾乎預測到尼赫魯有一天在他同周恩來會見後走了出來，手裡搖晃著一紙文書，向大家宣布：「我們時代的和平」——人們經常把這種情況同慕尼黑相比擬，任何妥協肯定會被指斥為荒唐透頂的姑息。假如說人們懷疑尼赫魯是在不惜任何代價地追求解決，那末，可以說梅農早已因為這個罪名而被「審訊」和「定罪」了。事實上，梅農在公開談話中一般地講是同尼赫魯一樣強烈地，甚至比尼赫魯更強烈地譴責中國；但是，人們都知道他認為對印度的主要軍事威脅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國，所以右翼人士一般都把他看作是隱蔽的共產黨人。他同尼赫魯的私人關係很密切，被認為是對尼赫魯起了壞影響，推動著尼赫魯去同中國和解的。為了使他在周恩來訪問期間不會影響尼赫魯，印度內閣和外交部都竭力設法不讓他參加會談，而尼赫魯看來也是默許他們這樣做的。
但是，梅農本人並不甘心。由於周恩來在機場同他說了一句話，同時由於他指望同周恩來進一步談話，他就在會談的第一天直截了當地前往總統府周恩來的住處拜會了他，並同周恩來進行了私下談話。當時輿論為之嘩然。秘書長納·拉·皮萊(N.R.Pillai)就梅農事先未經安排而擅自插手一事向尼赫魯提出抗議，第二天報紙對梅農的「無法解釋的不可饒恕的闖入舞台中心的行為」，發表了憤怒的評論。這種大驚小怪是不合情理的。印度政府不會讓步的地方，國防部長也難以作出讓步。但是，這件事不僅表示人們對梅農深惡痛絕的不信任，而且反映出害怕中國會利用印度暴露出來的弱點而以智謀取勝的心理。
這種害怕是毫無根據的；印度政府採取了它的那些最激烈的批評者所希望的強硬態度。尼赫魯和他的官員們毫不動搖地堅持不容進行全面邊界談判的立場。他們堅持邊界已經劃定，邊界走向就是印度所說的那樣，堅持中國軍隊首先必須撤退，然後才可能就「微小的修正」進行商談，而他們所可能同意的也只是做這類微小的修正。他們拒絕了中國的解決方案，他們拒絕接受中國提出的建議，即凍結邊界現狀直到雙方能較為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時為止。他們已把文章做絕。中國代表團成員對東歐國家的外交官說，他們對尼赫魯的那種僵硬態度，對他那種完全不肯了解對方觀點的態度感到大為吃驚。
中國人的觀點是什麼呢？當時是很清楚的(雖然從那時起有人認為中國人並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建議)。中國的一般主張已經在外交文件中反覆闡述了，而且周恩來在第二天晚上新德里的國宴上又曾加以重申。他說，中印邊界問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是兩國政府中任何一方製造出來的；這「僅僅是一個局部的暫時的問題」，雖然它是複雜的，有其困難的方面，但是它是「完全能夠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決的」。在全面解決時，對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要一併加以考慮。
中國提出的解決邊界爭端的具體建議，在會談開始後幾天內就在報紙上刊登出來(當然這些建議原來是打算保密的，但是新德里對於新聞記者來說是個很好的首都)。中國建議「雙方相互接受東西兩段的現狀，並且組織一個邊界委員會」。這就是意味著，中國在東段接受麥克馬洪線的走向，而印度在西段則接受當時實際存在的地位——在西段雙方的前沿哨所仍然相距很遠。這就不會涉及撤出什麼具體地方的問題，但印度將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而中國則要通過談判劃定一條沿著麥克馬洪線的邊界。然後，邊界委員會就可按照在新德里會談中、或以後更為詳盡的談判中取得協議的邊界線，在現場豎立標柱、石標或其他界標。這樣由印中雙方官員和勘查人員組成的邊界委員會，就能解決對於諸如朗久、兼則馬尼等地歸屬問題的微小爭端。這是劃界和標界的正常程序。中國和它的其他鄰邦以後都照此辦理，而且中國和緬甸也已經一致同意這樣辦理。
北京對上述主張從未背離也從未更改。自從尼赫魯和周恩來第一次討論邊界問題時起，中國的主張中就已包含了這個建議。周恩來當時說，鑒於中國同緬甸和印度有著友好關係，所以，雖然麥克馬洪線是不公正的，然而中國政府還將予以接受。周恩來就邊界問題致尼赫魯的第一封信中也曾隱約地重申了這個立場。當印度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照會中第一次書面提出阿克賽欽的要求以後，中國一貫把印度到達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同中國自己到達阿克賽欽相提並論。有的時候是以反問形式提出的，例如北京在評論空喀山口事件時指出，如果印度堅持有權在西面中國佔有的領土上進行巡邏，那麼中國也可以要求在東面有對等的權利；有的時候這個提法是在北京建議按照「目前實際情況」解決爭端中表現出來的。中國外交文件提到有關問題時也有同樣的含義；例如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國對邊界問題作全面闡述的照會，將印度地圖在西段的畫法描述為「深入中國領土」，而對東段則只是說，「邊界線全線被向北推移，把原屬中國的九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境內」——兩處使用了不同的時態，這是個關鍵。
在高級會談中中國方面曾明白表示，如果印度接受中國在西段的控制線，中國就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這個結論為親身與會者所證實。會談后，周恩來在新德里對新聞記者說：
我們要求印度政府對西段地區採取同中國政府在東段地區所採取的同樣態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場，同意從事談判，並且不越過中國地圖上所標出的中國行政管轄線。
周恩來剛剛離開印度，尼赫魯就在飛機場臨時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一名記者指出說，周恩來說過就東段來說，「只有某些個別地區需要討論」，這可以說他已經接受了印度的立場。尼赫魯回答說，「是的」，「但是現在他們把東段同西段聯在一起」。一小時以後，尼赫魯告訴人民院說，他們「試圖把東段同西段相提並論，這就是說，按照中國的說法，雖然我們沒有權利留在東段，可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已經逐步推進到……麥克馬洪線」。周恩來同印中友好協會會長潘迪特·森德拉爾(Pandit Sunder Lal，他是該會創始人，也是會見了中國代表團的極少數的印度非官方人士之一)談話的時候，據說曾經扼要說明他稱之為「有予有取」的主張如下：「你們保留你們所掌握的地方，你們也可取得存在爭議而又未被雙方佔領的地方，而我們則保留我們所掌握的地方。」
中國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除高級會談中講過的或報道過的話以及會談前後的外交信件來往中講過的內容外，還有更為有力的證據。周恩來和他的代表團是直接從仰光來的。他們在那裡同緬甸政府簽訂了一項邊界協定，在該協定中，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的走向。 [ 註：中緬邊界協議詳見第二章注 ] 在這樣做了以後，中國同印度劃定邊界時如果再要拒絕接受這條線，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在地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中國人也許認為，中緬邊界條約的簽訂已如此清楚地表明他們是誠心誠意地肯定了印度所要求的東段邊界線，因此，印度政府也許就會放棄他們那種露骨的頑固不化的態度。所有跡象表明，他們來新德里確實是期望能同印度象他們同緬甸一樣地達成協議——緊接著再同尼泊爾達成協議。然而，他們發現，對印度來說，麥克馬洪線並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印度看來，解決邊界爭端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中國不僅要接受麥克馬洪線，而且還必須承認阿克賽欽是印度的領土。從一九五九年底起，印度人就已看出中國建議以承認麥克馬洪的劃線來換取印度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而這被印度看作是，中國試圖以它無理要求的東西去「換取」它非法佔有的東西——「只要你寬恕我最後的一次偷竊行為，我就從此不再偷竊。」印度輿論一旦理解了中國的態度，就堅決反對任何這樣的解決辦法。一九六O年初，《印度時報》寫道：「現狀是中國侵略的產物，要以現狀作為最後解決的指導原則，這是我國完全不能接受的。」同往常一樣，尼赫魯對公眾的態度是非常——也可能是過分——重視的。在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O年初舉行了一次會議，有尼赫魯、潘特、皮萊(秘書長)和另一人參加，會上討論了中國的「物物交換」的建議，據說尼赫魯在結束討論時這樣說：「如果我把那塊地方給他們，我就不是印度總理了——我決不會這樣乾的。」
所以，周恩來要在這個基礎上達成協議的嘗試，已事先註定要遭到印度方面直截了當的拒絕。印度官員當時解釋說，印度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國提出的「在對等的基礎上接受東西兩段邊界的現實」的建議，是因為這個建議「有損我國北部邊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損害國家領土的完整」。
中國發現印度頑固地主張不能以承認「目前的現實」作為解決的基礎，於是他們試圖貫徹會談前夕提出的一項建議，即：如果爭端不能得到解決，雙方應同意維持現狀。要實現這樣的協議只要雙方在邊界全線停止巡邏就行，這顯然是更為局限的做法，而對尼赫魯來說是更不易招怨的做法。在會談的後半段，中國人就設法爭取印度同意這一點，可是他們又失敗了。印度的拒絕有些含糊其詞。自從邊界爭端在印度成為政治問題以後，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壓力，要它把中國人趕出阿克賽欽，或者最低限度自己把軍隊開進那個地區，以貫徹印度的要求。議會一直警惕不讓尼赫魯作出任何足以杜絕採取這種行動的讓步——因此，在會談前夕人民同盟才向他提出，「不做任何限制我們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國佔領地區的權利的事」。印度應該在這方面保持行動自由，這是印度方面在會談中所要關心的首要問題。
在這個時候，印度對邊境巡邏的立場不很明朗。中國已經在邊境各段停止巡邏。印度只是在東段停止了巡邏。印度對西段巡邏的立場在外交文件中是暖昧的。至少根據有案可查的記載，中國曾假定印度在西段也停止了巡邏，但要求印方對此加以澄清和正式確認。事實上，印度在西段並沒有停止巡邏；他們沒有派出任何巡邏隊，是因為他們不能在後勤上給予支援。然而，印度政府的立場是決不能喪失向其西部領土(即中國佔有的那塊有爭議的領土)派出巡邏隊的權利；除非中國軍隊自動撤出，否則印度到適當時候就要行使這種權利。
但是，如果把這一切都向周恩來說明，就會被認為是一種公然的威脅，必然要招來對方的反駁，這就是在北京的聲明裡早就講過的：萬一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將保留採取同樣行動以體現其對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要求。因此，正如尼赫魯在會談結束后明白告訴議會的那樣——印度不得不轉彎抹角地、含糊地拒絕接受停止邊界巡邏的建議。他說：「我們覺得對於[巡邏]問題，如果說得太精確是有困難的，也是不適宜的。」中國建議：「為了保證邊界安寧，便於商談的進行，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由於印度的反對，在公報中就改成為：「在進一步審查事實材料期間，雙方應該作出一切努力來避免在邊境地區發生磨擦和衝突。」按照印度的解釋，這只是意味著，當他們的軍隊開進西段中國主張的領土時，他們將不去攻擊中國的陣地和巡邏隊。尼赫魯向議會解釋說，就印度政府而言，「我們的士兵可以在這些地區完全自由活動，而不致引起衝突。」
高級會談失敗了，這是從一開始就很清楚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願使會談破裂。因此會談還是進行了整整五天，但是會談結束時發表的聯合公報說，雙方的分歧並沒有得到解決。印度方面準備就這樣算了；但是中國方面希望使外交上的接觸繼續下去。因此，雙方才同意兩國政府官員進行會晤，核對歷史材料，並且準備一份報告，開列雙方共同點和分歧點。在印度的堅持下，雙方官員的工作限期四個月。對下一步的安排沒有達成協議；公報只是說，兩國官員的報告「應該有助於兩國政府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考慮。」
在訪問期間，印度政府不但履行了它對反對黨所作的諾言，不為客人舉辦公眾集會活動，而且還儘力不讓中國代表團與私人和新聞界接觸。在會談的最後一天，外國記者向外交部提出，能否給周恩來安排一次記者招待會(周恩來通常在這類訪問結束的時候是要同記者見面的)。他們的要求被拒絕了——但是，當天傍晚中國代表團自行宣布：周恩來將在晚上十時三十分舉行記者招待會。
新德里的新聞記者們對印度的和來訪的政治家們向來敢於尖銳提問，這是他們頗引為自豪的。印度記者甚至對尼赫魯(他在那些日子裡每月舉行一次正式記者招待會)也是毫無拘束，混得很熟的樣子。他們不但隨時質問他，還時時同他大聲辯論，對他進行規勸訓導。 [ 註：除偶而發火以外，尼赫魯總是忍受這種態度的，因此造成了一個使他的繼任者會感到不好受的先例。拉·巴·夏斯特里一次在新德里舉行正式記者招待會，受到的對待十分無禮，以致他從那以後再也不舉行記者招待會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最初也很少舉行記者招待會。 ] 因此，在邊界爭端中，幾乎全部是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場的印度記者們，都指望著提出一大堆問題來刁難周恩來，以便暴露他們所認為的中國對印度赤裸裸的侵略；但是，從他進入大廳(總統府里的一個圓柱廳，牆上掛著最後一任總督及其夫人的等身畫像 [ 註：這兩張油畫最有力地象徵著兩國政府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存在著極大的距離。中國人不能理解為什麼自豪、愛國的印度人能夠讓這種使人回想起過去所受奴役的東西點綴他們總統府的重要廳堂。 ] )的那個時候起，周恩來就控制了整個記者招待會。
中國人一開始先散發周恩來的聲明。這個聲明扼要地重申了中國的立場：邊界從未劃定；問題能夠通過友好協商求得解決；在解決以前，「雙方應該維持邊界的現狀，不以片面行動，更不允許使用武力，來改變這種狀況」。在這樣做的時候，中印友誼不應該、也不可能因邊界問題而受到損害。聲明的要點歸納為六點，周恩來稱之為雙方間的「共同點或者接近之點」：
一、雙方邊界存在著爭議。
二、在兩國之間存在著一條各自行政管轄所及的實際控制線。
三、在確定兩國邊界時，某些地理原則，如分水嶺、河谷、山口等應該同樣適用於邊界各段。
四、兩國邊界問題的解決應該照顧到兩國人民對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崙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兩國邊界問題經過商談得到解決之前，雙方應該各守實際控制線，不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但可進行個別調整。
六、為了保證邊界安寧，便於商談的進行，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
周恩來說，對以上六點，雙方仍然存在著一定距離，但繼續協商能夠縮短並消除這個距離。然後，他宣布願意回答任何問題，只要求他的回答能全文報道。
記者招待會開了兩個半小時， [ 註：招待會是在我提請周恩來考慮報館截稿時間而制止發問后才結束的。翻譯人員翻譯得很慢，一百五十分鐘的招待會才回答了二十五個問題。其中包括一個美國女記者提出的兩個問題。她問周恩來是否考慮邀請艾森豪威爾訪問北京，「如果這個邀請並不牽涉到美國承認紅色中國問題」。她並且說，看來周恩來氣色極好，很不象是六十二歲的人，他是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的——是否有特別的飲食或是經常運動？周恩來回答說，「謝謝你，我是一個東方人，我是按東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 但除人們關於雙方在會談中所採取的立場方面已知的情況外，它並未提供很多新的情況。一名記者問道，哪一個地段佔去總理的時間最多，周恩來說是西段，對那一段「存在著比較大的爭議」。他重申他的政府同中國歷屆政府一樣，絕對不能承認麥克馬洪線，因為它是「英帝國主義在它同中國西藏地方當局的秘密換文中非法畫出來的」。他接著說，雖然如此，中國把那條線當作邊界線，在談判時沒有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然後，他扼要說明了中國對西段的立場，並且說他曾要求印度政府對這個地區採取同中國政府在東段地區所採取的同樣態度，但他說：「印度政府對這個問題不完全同意。」
一位西方記者問印方在會談中是否提出了中國對印度進行了侵略的問題。周恩來回答說，會談中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且說如果印度政府提出這樣的問題，不僅不合乎客觀事實，而且是極不友好的。
印度政府對周恩來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做法和內容都感到十分不愉快。尼赫魯一等到中國人登上飛機前往加德滿都，飛機在東方的天空還沒有消失，就在機場上對記者談了他的看法。他提到周恩來在「目前的現實」的基礎上互讓的建議時說，「在邊界問題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問題。」他證實，就東段而言，中國人曾準備接受印度的主張，但說中國人「把它同西段聯在一起」。
當天早晨各報刊載說，據周恩來講，印方在會談中並沒有譴責中國的侵略行為；這就證實了印度人士懷疑尼赫魯對中國人還不夠直截了當是有根據的。新聞記者在機場就這一點向他進行詰難，議員們在議會裡也提出相同的指責。尼赫魯當時也滿口指責中國侵略，因為指責中國侵略在印度已成為表示忠於祖國和義憤填膺的口頭禪。他解釋說，他「不敢肯定……是不是用了侵略這個詞」，但說會談就是為著談中國侵略的問題；周恩來「來到這裡是因為發生了重要的事情，這件重要的事情照我們的說法，就是說中國人進入了我國領土……我們認為這就是侵略」。後來周恩來在加德滿都聽到以前的東道主講了這番話是不高興的。他說，「他當面不說，可是，我們一走，就攻擊中國政府是侵略。這不是對待客人的態度。這種態度使我們非常痛心，特別是因為尼赫魯總理是我們所尊敬的。」
尼赫魯從機場一出來就直奔人民院，報告會談的經過。他引述了周恩來所講的六個要點，說印度政府並沒有同意這些要點，然後對這些要點進行了草率的歪曲的分析：
一、邊界存在著爭議……
尼赫魯：「當然存在著爭議。」
(這是全部問題的核心。印度的立場是說整個邊界線的走向不存在爭議，而中國為了掩蓋其領土要求，製造了虛構的爭端。)
二、……存在著一條各自行政管轄所及的實際控制線。
尼赫魯：「這是顯然的事，我不知道這句話的重要性在哪裡。」
(尼赫魯拒絕接受中國提出的維持現狀的建議，他所根據的論點是實際情況並不清楚。他早些時候告訴周恩來說：「當有關現狀的事實本身還存在爭議的時候，遵守現狀的協議是沒有意義的。」)
三、在確定邊界時，某些地理原則，如分水嶺[等等]應該同樣適用於邊界各段……
尼赫魯：「以分水嶺來劃界可以到處適用的，這是確定了的原則。我們自然同意分水嶺是很重要的因素；在山區、河谷等地區，分水嶺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這條原則也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
(印度把麥克馬洪線說成是一條根據分水嶺來畫線的邊界，並且堅持說，作為一條分水嶺邊界線，麥克馬洪線就是東段的恰當的邊界走向。但如果把分水嶺的原則應用到西段，就會形成一條沿著喀喇昆崙山山脈的邊界線，因為該山脈是中亞細亞水系同流入印度洋的水系之間的分水嶺。)
四、……邊界問題的解決應該照顧到兩國人民對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崙山的民族感情。
尼赫魯：「我認為這一條回答了喜馬拉雅山是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同所有這一切密切相關的組成部分這一事實……如果中國人對喀喇昆崙山也有強烈的感情，歡迎他們這樣做，我們並不反對。」
(對西段的爭議主要是關於邊界究竟應該沿著喀喇昆崙山脊，還是如印度所堅持的從喀喇昆崙山口一下子跳到北面的昆崙山脊。針對尼赫魯反覆提出印度同喜馬拉雅山有著神秘的親密感情來為麥克馬洪線辯護，周恩來在這裡提出中國人和喀喇昆崙山也有同樣的聯繫。其含意是：作為中國接受麥克馬洪線的交換條件，印度應該放棄它在西段越過喀喇昆崙山劃定邊界的要求。)
五、……在問題得到解決之前，雙方應該各守實際控制線，不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
尼赫魯：「大概意思是說，如果中國對領土的要求沒有被接受，他們就不能討論任何問題；也許是這個意思……不很清楚。」
(印度對於阿克賽欽有領土要求，並且堅持在中國接受他們的要求並從那塊領土上撤出去之前，對於邊界的實際走向不能進行實質性的討論。尼赫魯在這裡顛倒了中國的觀點，反而說中國堅持在印度接受中國的要求之前，不可能進行談判！
在印度看來，假如實質性的談判當時已經開始，而中國仍然佔領著阿克賽欽，情況就可能會是那樣。)
六、……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
尼赫魯：「這不是我所同意的。」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這是中國為了消除邊界的危險局勢所作的嘗試，以便能夠將問題安然地留待日後去解決，而印度卻加以拒絕。尼赫魯當時還不準備公開宣布印度政府打算進入阿克賽欽地區巡邏——他是在公開場合講話，好象聽眾裡面就有中國人一樣。因此，他就不能使議會裡批評他的人放心。當有人就這個問題追問他時，他就感到狼狽：
問：既然我們的總理已經說過我們同意避免衝突，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人員不能到我們的領土上去巡邏？
尼赫魯：……公報是說，雙方應儘力設法使得邊境地區的磨擦和衝突得以避免。這是我們雙方都接受了的一般性的指示。我們覺得把這件事說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難的，也有點不必要。我認為我們不能讓我們的人坐在那裡，不向右邊走，也不向左邊走。我認為告訴他們不要採取任何顯然會將他們引向衝突的步驟，這總還是對的。
問：……如果因為我們的巡邏人員過去一到我們領土上去巡邏，就被中國人扣留，因而不讓我們的人在我們的領土上巡邏，情況將會是怎麼樣呢？
尼赫魯：我們的人完全可以在這些地區自由行動而不致發生衝突。
問：這是不是意味著，政府已經承允，在進行實際調查期間不採取任何步驟把中國人從印度的土地上趕出去呢？
尼赫魯：我認為這個問題是非常清楚的……要末你就得進行戰爭，要末你就得進行會談或叫做採取某種步驟；沒有什麼介乎兩者之間的辦法。我們不能一面為邊界問題宣戰，一面又談論如何商談或派出官方代表團。兩者不能並存。)
議會裡和報刊上對會談及其結果的評論一般地是否定的，這些評論集中地提出兩項相互關聯的指責。第一，由於同意雙方官員進行磋商，尼赫魯就給了中國以鞏固其地位的時間；在進行毫無結果的商談的同時，中國卻「佔據著我們神聖祖國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人民同盟的頭目蘭加在人民院講道：「他們用骯髒的手指玷污我們祖國的土地。」第二，政府沒有發表有意迫使中國「撤除其侵略」的聲明。即便有些人贊成印度政府對高級會談所採取的做法，那也如某些國大黨議員所說的一樣，是由於他們認為尼赫魯的態度「堅如磐石」。一家報紙還提出，「亞洲輿論是不會忘記印度沒有被中國嚇倒這個事實的。」
這個顯然為中國所十分重視的高級會談失敗了。尼赫魯說，這是由於會談在「雙方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事實的岩石上」碰碎了。其實關鍵是由於印度堅持其拒絕放棄、修改或者暫緩提出它對阿克賽欽領土的要求。周恩來這次南亞之行，有兩處成功，一處失敗。他在緬甸和尼泊爾成功地簽訂了友好條約和邊界協定，這兩個小鄰國並未感到它們的強大鄰國欺凌它們或對它們施加壓力。在緬甸的問題上，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作為邊界的基礎；而對尼泊爾，中國則同意凡是有爭議的地區，應該「根據平等互利、友好互讓的原則進行調整」。中國地圖曾把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 [ 投筆從戎註：即珠穆朗瑪峰 ] 划入中國境內，引起了山峰歸屬問題的爭論，但是中國接受了尼泊爾的(和普遍的)觀點，即以頂峰作為邊界的標誌。中國和尼泊爾同意在雙方邊界兩側四十公里內不派駐武裝人員。
就中印爭端而言，雖然周恩來堅持說會談並沒有失敗，說它「進一步增進了了解」，但是高級會談只是為邊境局勢的惡化掃清了道路。兩國官員的磋商，正如尼赫魯所預料的，只不過是提出了兩個互相對立的報告。中印爭端只依靠尼赫魯稱之為「事實」的東西是不可能解決的，它需要的是政治妥協。而印度已經拒絕了就停止西段巡邏問題達成任何協議，目的是使他們可以自由地向中國控制的阿克賽欽領土推進，對這種推進尼赫魯和印度政府雖未明說，但早已做了許諾。
高級會談失敗以後，中國的立場強硬了。再也聽不到會談以前中國所說也許印度真正誤解了中國意圖的提法了。在加德滿都記者招待會上，陳毅聽完美國和印度記者向周恩來提問后，插話說，「我要提醒你們注意，中國是一個受損害的國家。我要強調地說，中國是一個受損害的國家。」此後，中國對邊界爭端的評論也都反映了陳毅所表現的這種滿腔義憤。
—— 尼赫魯一九五O年於人民院
凡用語言、文字、符號、標誌或其他方式，對印度的領土完整提出異議，足以或可能危害印度的利益，治安或安全者，將處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罰金，或判刑並罰金。
—— 印度刑法修正法案(一九六一年)第二節
奇怪的是英國官員們所畫的邊界線，居然被英屬印度帝國的非英籍繼承國尊奉為寶貴的國家產業。英國當初畫出這些邊界，並沒有在英王的印度臣民中引起風波。假如那時印度有人注意到杜蘭和麥克馬洪所乾的事情，他們必定會認為這是英帝國主義者用印度納稅人的錢，又一次玩弄強權政治的缺德把戲，而把它一筆勾消。現在，繼承國把這些英國製造的邊界線奉若神明，當作民族遺產中的傳家寶，這是歷史上沒有預料到的、不幸的發展。
—— 阿諾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
每一個新生的政權的最初的，幾乎是本能的反應，就是緊緊保住遺留給它的那份領土。凡是殖民國家曾經統治過的地方，新興的國家就一定要統治。
—— 貢納爾·米達爾(Gunnar Myrdal)
一、方針已定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午夜，當印度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用尼赫魯的話來說——應運而生的時刻，印度的邊界也經歷了看不見的，但卻是深刻的變化。在印度獨立前，邊界是英國所關切的事情：英國的戰略家和政治家是根據英國的利害得失來看待印度次大陸的利益的。他們只關心來自俄國或中國的威脅對英國投資產生的影響，或在倫敦議會裡引起的反應。印度的民族利益並不是英國要考慮的因素，英國人只是有時想起，不能讓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人同邊界那邊的俄國人或中國人發生接觸，以免產生動蕩不定的局面。「英國要統治印度就必須有威望。為此目的，就必須設法不使印度臣民在視野中看到任何強國的出現，即使這個國家遠遠比不上英帝國強大。」當印度人終於發覺英國為鞏固印度邊界所作的努力只不過是確定印度從屬於英國的一種手段時，他們就對英國政府的邊界政策表示遺憾。 [ 註：一九二一年國大黨決議稱，英國政府的政策「傳統的指導思想，更多地是保持印度的從屬地位，而不是保護印度的邊境地區。……印度作為自治的國家對它的鄰國用不著害怕……」因此敦促那些「對印度人民並無惡意的國家……不要同英帝國簽訂任何條約」。 ]
隨著印度的獨立，一切都變了。印度的邊界不再是英國同其他帝國進行大爭奪的籌碼，而成為保護新國家的外壁。那些只關心戰略利益而不關心領土的人們，已經不能夠任意制定或變更邊界了。從此以後，邊界成為祖國的神聖領土的圍牆，政客們如果任意改動邊界，只會自招風險。
印度新政府對北部邊境的政策，同過去英國政府的政策絲毫沒有不同。印度在一九四九年利用了錫金一個地方起義反抗大君的機會把軍隊開了進去，使錫金成為它的保護國，而且使錫金對它的依附程度超過了過去錫金在形式上對英國的依附關係。同年，印度與不丹簽訂條約，把英國指導不丹對外關係的權利接收過來。新德里在尼泊爾的勢力依然凌駕一切。一九五O年，印度政府協助尼泊爾國王結束了拉納(Rana)家族一個世紀之久的統治后，印度的勢力更加強了。印度新政府就這樣接管了並鞏固了寇松稱之為「保護國鏈條」的喜馬拉雅山區各小國。
印度一獨立就繼承了英國對西藏的政策。最後一任英國駐拉薩代表理查遜居然保留原職代表印度，這就象徵著——無疑也加強了——這種連續性。英國駐拉薩代表機構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正式變成印度代表機構。理查遜後來寫道：「這次轉變幾乎覺察不出來。……原有人員全部保留下來，唯一明顯的變化就是換了國旗。」
當時，西藏政府正設法為它從一九一一年起享有的事實上的獨立取得合法地位和國際承認，快要完蛋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也無法打消西藏這種念頭。一九四九年年中，西藏人把國民黨政府人員從拉薩趕走，借口是怕那些人可能是、或已變成共產黨。中國國民黨方面懷疑理查遜和印度在這齣戲里插了一手。西藏當局因拉薩貼金的木龍嘴裡滴水等不祥之兆感到驚慌，可能也對北京出現一個新的、強有力的政府的前景感到惶恐，因而開始建立軍隊。西藏請求印度提供武器彈藥，印度表示同意，並派遣一名高級陸軍軍官赴藏，辦理軍事援助事宜。
從印度的觀點看，它繼續推行英國慫恿西藏脫離中國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這不僅是由於印度戰略的和地緣政治的思想受英國長期的先例所制約，而且印度新政府制訂政策的工作也往往仍舊依靠獨立前的班底來進行。舊印度文官體系的高級印度籍官員仍然在原部門留用並受到提升，以接替原來的英國上司；因此理查遜從拉薩發回的報告和建議必定很受重視。他所寫的《西藏及其歷史》(Tibet and its History)一書，清楚地表明他如何為西藏的獨立事業而效勞。不管從哪方面考慮，繼續把中國的勢力從西藏排斥出去，顯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新政府的政策，同舊政府一樣，也是以排斥中國在西藏的勢力和加強印度在西藏的勢力為目標的。中國也自然把印度的這種政策看作是敵對的。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政權以前，他們就已抨擊印度，特別是尼赫魯，懷有「吞併西藏的帝國主義野心」。
印度政府不久認識到，它所繼承的遺產中，也包括了北部邊境的一些尚未解決的領土問題。一九四五年以來，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在一系列照會中不斷指責英國侵入麥克馬洪線南面的部落地帶；中國向印度最早提出的一次交涉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當時他們向剛剛設立的印度駐華使館提出上述指責。但印度方面予以駁回，聲稱東北地區的部落地帶是印度的領土。駐新德里的中國國民黨大使在撤館時採取的最後的行動是提醒印度政府注意：中國不承認麥克馬洪線，並認為西姆拉條約無效。
西藏方面希望乘英國將政權交給印度的機會，收復過去一世紀左右被英國奪走的一切領土。一九四七年十月，他們正式要求印度歸還從拉達克到阿薩姆，包括錫金和大吉嶺區域在內的一大片西藏領土。 [ 註：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英國發現錫金道吉嶺(Dorji-ling)的山村風景優美，認定可以把它當作個躲避印度平原酷暑的勝地。當時還有個政治考慮：英國認為，「在錫金腐敗統治的汪洋大海中，如果有一個治理良好的歸屬英國的孤島」，將促進英國在喜馬拉雅山這一邊的地區的利益。一八三五年錫金大君無可奈何地同意把這塊地區割讓給英國，后稱大吉嶺。 ] 印度在答覆中卻要求西藏保證同意維持它從前同英國政府所保持的那種關係。
印度力圖繼續推行英國對喜馬拉雅山及其以北地區的政策，這雖然可以理解，但卻難以成功。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在喜馬拉雅山一帶佔壓倒優勢的是英國統治者。英國不僅在當地擁有巨大的權勢，它還能在必要時糾集龐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影響印度次大陸以外的地區，事實上也曾多次使用上述力量對付中國。一九四七年英國撤出印度次大陸，從而使喜馬拉雅山兩面的力量對比顛倒過來。隨著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出現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這就確定了上述變化。從此以後，優勢是在喜馬拉雅山的北面，而不是它的南面。中國重新在西藏行使權力，就顯示出並證實了這個變化。
儘早在西藏重新行使中央的權力，是中國共產黨人多次重申的意圖(已往國民黨人也想這樣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就宣布即將進軍西藏。印度的反應十分強烈。新德里以外交照會警告北京政府說，以印度為首的一些國家正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福摩薩 [ 譯者註：即我國的台灣省，下同。 ] 的國民黨殘餘分子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中國在西藏的軍事行動勢必損害這種努力。可是，這份照會遞交給北京后還沒幾天，北京就宣布中國軍隊已奉命進入西藏；緊跟著新德里就提出一項措詞激烈的抗議，對西藏遭到「入侵」以及中國使用武力解決它和西藏的關係問題表示遺憾。中國的答覆也同樣尖銳：「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並保衛中國邊疆。」中國說它願意繼續同西藏進行和平談判，並責備印度不應扣留前往北京的西藏代表團——但警告說決不能容忍任何外國的干預。關於印度所說在西藏採取軍事行動將有損中國的世界威望問題，中國的答覆是：如果某些不友好的政府利用中國對西藏行使主權一事作為借口，進一步對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進行阻撓，那只是再一次顯示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敵對態度而已。中國認為這兩個問題完全不相干。
到這時為止，印度政府的態度看來是：一方面承認過去西藏和中國在法律上的關係比較密切，另一方面又希望北京滿足於在西藏享有類似印度在不丹享有的地位，即容許西藏人管理他們自己的內部事務，而中國只要求西藏不得同中國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府發生關係。印度在其照會中，使用「宗主權」這個名詞形容中國在西藏的地位，從這一點可以推斷出印度的態度。 [ 註：一九五O年印度的幾個照會中提及中國對西藏的意圖時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新德里發表的印度照會文本里是使用「宗主權」的字眼，而由中國政府發表的文本里卻出現「主權」的字眼。這是印度政府由於它對西藏的政策已經遭到攻擊，為了給國內看而在發表時修改了用字呢？還是象後來印度國內很多人所懷疑的那樣，是印度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在北京遞交照會之前把「宗主權」改成「主權」？還是中國在發表印度照會時自行改換了字眼？如果是最後這種情況，印度就理應竭力反對，可是印度卻沒有提出反對。這個謎至今沒有解開。 ]
在北京看來，印度希望西藏享有半獨立地位，這是陰謀的第一步。印度的陰謀是企圖把西藏從中國拉出去，並把它納入印度的影響之下。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質問道：印度政府「對不丹已經主張了自己底宗主權，那末，在宣布了西藏從未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之後，還不會肯定宣布自己底宗主權對於西藏嗎？」 [ 掃校者註：原文兩處應為「的」的地方都作「底」，掃校時未做修改。後面章節中這個時期的中國方面資料引文有相同現象，掃校時都保留原樣，不再一一註明。 ] ，這個推論並非牽強附會，也不是不公允的。喜馬拉雅山區的中印邊境地帶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為兩國競爭的場所，雙方都用盡軟硬兼施的手腕，以求達到擴大或確立他們自己勢力的目的，並在可能時排擠掉對方的勢力。同樣不可避免的是雙方很容易把對方的行動看作是奸險或惡意的。因此，當印度對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採取外交行動時，中國就感到憤慨和懷疑；當中國重新回到了西藏的時候，印度也感到憤怒和恐懼；而當中國後來和尼泊爾建立外交關係時，印度更感到十分狼狽，因為這樣一來，中國就成為一個公開的競爭者進入了從前本是印度的外交禁區。
面對著一九五O年中國恢復了在西藏的權力的既成事實，印度政府的反應是實用主義的。印度原想在西藏扶植某種程度的獨立，以保持西藏的某種緩衝作用，現在這個打算落空了。在實際上，印度不可能有所作為，進行軍事干涉的後勤困難太大，並需承擔對華作戰的風險，這是根本不切實際的考慮。 [ 註：印度政府在一九五O年是不是想對西藏進行武裝干涉呢？負責印度東部防務的最後一任英國司令官，陸軍中將弗朗西斯·圖克(Francis Tuker)爵士曾經在一九四七年獻計說，「與其聽任中國佔領西藏，不如印度自己準備去佔領這個高原。」另據一個作者的敘述，杜魯門總統曾表示願提供運輸機幫助印度保衛西藏；「當時估計印度只消派一旅部隊進入西藏，中國就會躲開。據傳杜魯門曾同意這個看法，並表示願意提供所需要的空中運輸。」(見夏赫(A.B.Shah)所著《印度的國防與外交政策》(India's Defence and Foreign Policies)一九六六年孟買Manaktala出版，第87頁)在朝鮮戰爭期間，使中國捲入一場對印度作戰的第二戰場，也許適合華盛頓的利益。但如果美國提出了這項建議，新德里必定是看出了這場步榮赫鵬後塵的遠征，風險很大，又不會有什麼成果，因此沒有接受。 ] 印度只能在以下兩者間作出抉擇，要末支持毫無希望實現的西藏獨立事業，要末執行對中國友好的政策。對中國友好，過去一直是尼赫魯的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這個選擇不難作出。印度沒有支持西藏向聯合國提出的呼籲。中國在西藏的權力確立了，印度關於中國是否有權留在西藏的矛盾心情消失了，作為中印之間邦交惡化的起因之一的西藏問題也隨之消失。中國沒有把印度抗議中國在西藏的行動一事，作為一個問題公開加以宣揚。他們公布了外交上的來往照會後，就讓它悄悄過去了。
四十年前滿清再度在西藏確立權力，曾經震動了英國人；同樣地，一九五O年中國權力達到印度的北部邊境，也震動了印度的政界輿論。印度右翼勢力最為驚慌，他們最害怕的是中國政權的共產黨性質，他們攻擊尼赫魯和印度政府默許中國軍隊開進西藏。這就意味著，最尖銳地批評尼赫魯對華政策的人，正是在內外政策的各方面都反對他的那批人。這種情況似乎最初使尼赫魯能夠更加強硬地頂住這批人，而到後來卻使他更加不願意得罪他們。
印度政府對西藏的政策，在議會裡遭到猛烈攻擊。尼赫魯的頭號政敵，副總理瓦拉卜巴伊·帕特爾(Vallabhbhai Patel)在一九五O年十一月給他寫了一封長信，提出批評。帕特爾在信中含蓄地提到，印度駐北京大使潘尼迦是被中國人蒙蔽了。他指責中國背信棄義，心懷叵測，是潛在的敵人。他還警告說，中國軍隊進入西藏，「使印、藏之間的一切邊界和商務協議化為烏有，而這些協議是我們近半個世紀以來行事的依據」。帕特爾含蓄地指責尼赫魯因循自滿、舉棋不定。他建議徹底重新估價印度的對華政策，包括重新部署印度部隊以守衛可能引起爭執的地區。 [ 註：這封信於一九六八年第一次公開發表在一家孟買周刊上。該信作為附錄刊載於達爾維(Dalvi)所著的《喜馬拉雅的失策》(Himalayan Blunder，孟買Thacker&Co.一九六九年出版)和庫爾迪昔·內雅所著的《兩線之間》(孟買Allied Publishers一九六九年出版)兩書中。 ] 尼赫魯對這封信的答覆沒有公布，但是從他後來採取的行動中可以推斷出答覆的要點：他繼續執行對中國友好的政策，繼續鼓吹中國進聯合國的主張；但同時也已下令把印度的行政管轄範圍擴展到整個東北邊境特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簡稱NEFA)，這就是那塊位於麥克馬洪線南面的部落地帶現在的名稱。
一九四九年底的東北邊境特區的情況，和英國人離開時的局面差不多。印度方面在靠近麥克馬洪線東端的瓦弄設立了一個哨所，但印度在其他各段的陣地距離該線還很遠。印度侵入達旺地區，到了德讓宗就停下來。西藏對達旺的行政管轄仍舊未受干預。然而，不到一年的功夫，印度在東北邊境特區增設了二十個哨所。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名印度官員帶著一支警衛隊和幾百名腳夫進入達旺。過去的英國政府最後曾贊成修改麥克馬洪線(一九四四年高德向西藏人提出的方案就是證明)，現在印度政府顯然已決心反對修改這條線，並打算把他們的邊境線從色拉山口推進到麥克馬洪當年畫的那條線上來。拉薩的西藏當局提出了抗議，而印度的政治官員不加掩飾地回答說，印度正在接管達旺。西藏人再次提出抗議，指責印度政府「把原來不屬於它的地方攫為已有」；對此，「我們深表遺憾，並且絕對不能同意」，並要求新德里立即將印軍撤出達旺。印度對西藏的多次抗議置之不理，繼續留在達旺，並象一九四四年英國在德讓宗所乾的那樣，趕走了在達旺的西藏行政當局。這樣一來，曾經使英國參謀總部十分擔憂的那個西藏/中國領土的「危險楔形地帶」終於完全消除，而麥克馬洪線也就大體上從地圖上移到地面上，成為印度事實上的東北邊界。
印度政府把他們要接管達旺的意圖通知拉薩的西藏政府而不通知北京，這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新德里這時同意中國對西藏享有主權，但印度把達旺當作局部問題對待而留待北京提出抗議的作法，是有其外交含義的。現有記錄表明，中國政府對於印度的這個行動沒有提出意見。這種令人迷惑不解的沉默，只能解釋為中國默許印度擴展到麥克馬洪線。
印度進入達旺，只遇到西藏人口頭上的抵抗，但是部落居民對印度在東北邊境特區其他地點的擴張行動，卻索取了血的代價。五十年代初期，一支強悍的阿薩姆步槍隊的巡邏隊溯蘇班西里河(Subansiri River)而上，有一個部落曾給他們以熱烈歡迎，設宴招待並安排住宿——然後把他們幾乎一個不留地殺掉。這次一共死了七十三名步槍隊的士兵和文職人員。印度政府派出了一支討伐的遠征隊，但根據尼赫魯的命令，他們只是進行了一次炫耀武力的示威，而沒有象英國人肯定會幹的那樣燒房屋、抓俘虜。
印度政府繼續執行英國政府對麥克馬洪線的政策，不僅出乎自然，而且它也認為是順理成章的。
過去決定英國對東北邊境態度的那些戰略和地緣政治的考慮，現在對新的印度政府也同樣適用。從戰略上看，把邊界線定在靠近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邊緣，使中國人深入到那裡，這是過去的英國參謀總部和今天的印度參謀局所同樣不能容忍的。麥克馬洪沿著頂峰畫出的邊界線，比沿著山麓畫的邊界線，要有利得多。東北邊境地帶的居民在人種和文化上，的確是對西藏要比對印度更為接近；但在印度看來，正因為如此就更有必要把這一地帶置於印度的行政管轄之下。在上述這些實際考慮的背後，還涉及領土至上原則的政治考慮。正如貢納爾·米達爾所說的，「每個新生的政權的最初的、幾乎是本能的反應，就是緊緊保住遺留給它的那份領土。凡是殖民國家曾經統治過的地方，新興的國家就一定要統治。」
對於印度政府來說，唯一的問題是：中國早就拒絕了麥克馬洪線，印度應該怎麼辦？對此，英國的先例又提供了部分的答案：印度只要把麥克馬洪線當作邊界線看待就行了，反正印度對這些部落地區的管轄，已是既成事實；中國如要對此提出抗議，隨它去就是了。更有甚者，印度當時還決定：如果中國一旦提出這個問題，印度將拒絕談判。對印度人說來，既然印度的政策是使麥克馬洪線成為事實上的邊界線，那末，上述決定似乎是這種政策的必然結果。但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拒絕把麥克馬洪線提交談判的決定本身，就是一個孕育著嚴重後果的重要步驟，它的確使得中印邊界問題無法解決。
從堅持某條具體邊界的走向，進而拒絕舉行邊界談判，這事實上是從外交交涉發展到一意孤行。在談判的過程中，不管其中的一方採取怎樣不妥協的立場，總還容許雙方找出某些保全面子的方式，甚至還可以通過其他方面某種程度的讓步，達成一項雙方滿意的妥協。但採取寸步不讓的立場和拒絕談判的態度，就等於要一方默認他方單方面強加的決定，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出路。這樣的態度一旦應用在邊境問題上，就會導致對有爭議的領土進行武力爭奪。
印度採取上述的對待麥克馬洪線的態度，最早是在一九五O年十一月，以議會質詢的方式透露的。當時有人要求尼赫魯總理(他當時還兼外交部長)申明，在印度和西藏之間是否有一條已經劃定的邊界線，尼赫魯回答說：
從拉達克區域到尼泊爾邊界，又從不丹到伊洛瓦底/薩爾溫江(Irrawaddy/Salween)在阿薩姆邦的分界處，西藏都和印度接壤。從不丹向東的邊境已經清楚地由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條約所確定的麥克馬洪線劃定。從拉達克到尼泊爾的邊境是主要由長期的習慣所確定的。
一名議員問道，這條邊界線是否已為西藏所承認。尼赫魯回答說，「我認為這條邊界上有幾段已經被承認，這要看尊敬的議員講的是哪一段。」接著有人問道，據說有一份中國的新地圖標明邊界線是在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尼赫魯說，「不對，先生。就我們所知，並沒有什麼新的中國地圖。但是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所有地圖都把現在屬於印度的東北邊境的一部分領土，標成不屬於印度。」議員們進一步追問關於中國地圖的問題，尼赫魯就以下述的聲明結束了議會的討論：「我們的地圖表明麥克馬洪線是我們的邊界，不管地圖不地圖，這就是我們的邊界。這個事實沒有變。我們堅持這條邊界，我們決不讓任何人越過這條邊界」。
印度在地面上以及官方聲明中，都把麥克馬洪線定為邊界線，而又不直接通知中國。一九五二年印度政府內部曾有人對這種作法提出責難。
在此以前，印度已經失去了使麥克馬洪線的地位合法化的一個機會。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國總理周恩來向印度駐北京大使提出應儘早處理有關穩定西藏邊境的問題，並建議由印度、中國和尼泊爾三國之間舉行會談解決這個問題。根據印度方面關於這次談話的記錄，周恩來還曾說到：「印度和中國之間不存在領土爭端或糾紛。」——這就進一步證實中國曾決定接受麥克馬洪線作為印度的東北邊界線。
印度政府答覆說，它歡迎周恩來所建議的談判。但是，中國和印度雙方都沒有把這項建議貫徹下去。尼赫魯後來解釋說，「我們認為既然我們的邊界是清楚的，那就談不上由我們方面來提出這個問題」。結果，兩國政府不是討論邊界問題，而是討論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印度繼承了英帝國在西藏的一些權益，如何使之適應於當代的情況的問題。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國正式提議解決由於印度繼承了英國在西藏的權益和資產而引起的某些「懸而未決的具體問題」，並列舉了諸如商務往來、貿易以及印僑待遇等問題作為討論項目。印度早就通知中國，表示準備就印度在西藏的現存權益問題達成一個雙方滿意的解決辦法，這時也就同意了中國的建議。雙方都沒有再提及邊境問題。
就在這個關頭，印度政府中有一名高級官員對政府不提麥克馬洪線問題的決定表示了異議。巴志帕伊(G.S.Bajpai)爵士是英國賴以統治印度的文官系統中最顯要的官員之一，他擔任了印度獨立后的第一任外交部秘書長。 [ 註：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是印度外交部的最高級文官，其次是外事秘書(Foreign Secretary)，再其次是聯邦事務秘書(Commonwealth Secretary)。 ] 一九五二年時巴志帕伊已辭去秘書長的職務，擔任孟買邦長。當時他以邦長的身分寫信給印度外交部，敦促印度政府主動向中國政府提出麥克馬洪線的問題。他警告說，對於中國說來，麥克馬洪線可能是「英國侵略中國過程中遺留下來的瘡疤之一，中國可能想在修改邊界的基礎上醫治或者消除這個瘡疤，而這種修改可能既不會使我們高興，又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尼赫魯和當時正回國述職的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討論了這個建議，並由潘尼迦答覆巴志帕伊。潘尼迦告訴他說，尼赫魯總理認為提出麥克馬洪線問題不符合印度的利益。潘尼迦解釋說，尼赫魯的看法是既然印度已經毫不含糊地公開申明麥克馬洪線是邊界線，那就應該讓中國來提出問題。假如由印度提出，「就會迫使[中國人]在以下兩種態度中作出選擇：或者是接受我們和西藏過去簽訂的條約；或者是拒絕這個條約，同時建議談判。鑒於歷屆中國政府明確拒絕承認印藏條約對它們有約束力，因此，很難設想中國會採取第一種態度，而第二種態度則將對我們不利」。
潘尼迦接著說，如果「中國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拒絕談這個問題，並且可以採取尼赫魯總理[在他的公開聲明中]所採取的立場，即麥克馬洪線南邊的領土是我們的，因而也就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
巴志帕伊並沒有被說服。他指出：中國曾經要求解決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國人既然「從來沒有同意把麥克馬洪線作為西藏和我國之間的邊境線，他們多半不會認為這條邊境線已經確定。當然，他們不到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是不會提出這個問題的」。他爭辯說，印度應該乾脆利用這個機會通知中國，印度認為麥克馬洪線是邊界線，並打算把它當作邊界線來對待。中國或者同意，或者對印度的聲明置之不理(聽任人家把它的沉默解釋為默認)，或者不同意。無論如何，印度將從而摸清中國的立場。但當時決定早已作出，巴志帕伊最後提出的意見就成了一場已經結束了的爭論的註腳。
在一九五四年談判締結關於西藏通商和交通的新協定時，印度代表團沒有提到邊界問題，而且是有意地避開了這個問題。不僅如此，印度人連一九一四年英國同西藏為了履行西姆拉條約而簽訂的貿易協定也沒有提及，而是把這次談判僅僅當作是一九O八年中國同英國簽訂的貿易協定的繼續。
這表明當中國重新在西藏行使權力的時候，印度對西藏的政策也發生了轉變。一九四八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曾向印度指出，一九O八年協議三十年有效期已滿，應當重新談判。印度政府當時答覆說，它只承認一九一四年印藏協定有效。正是這個答覆促使中國國民黨政府再度申明：中國認為西姆拉條約以及由該條約所產生的一切都是無效的。
中國似乎認為，印度放棄一九一四年先例，表明印度的立場有所鬆動，並默認西姆拉條約以及有關的協定在法律上無效。當時中國無疑地知道印度打算把麥克馬洪線定為印度的東北邊界線。前面講過，中國也早已表示他們默認這條線；而印度在一九五四年談判中所採取的立場，也可說是暗示了印度準備在適當時候通過外交程序來使這條事實上的東北邊界線得到批准。
因此，一九五四年的談判所涉及的問題僅限於印度駐拉薩的代表機構，駐江孜、亞東和噶大克等地的商務代理處和一般貿易問題，郵政和電報設施，印度在西藏繼承英國的權力而保持的武裝衛隊以及香客入境等事宜。但是，當討論到邊境中段 [ 註：新德里和北京之間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會談中，為了明白起見，把中印邊界劃分為三段：從喀喇昆崙山口到印度河地區的碟穆綽克(Demchok)為西段；從碟穆綽克到尼泊爾邊界，包括印度這邊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喜馬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在內，為中段；從不丹到緬甸這一段，即麥克馬洪線，為東段。本書將沿用這些名稱。 ] 某些山口的使用問題時，也就間接地涉及到邊界問題。中國的草案寫道，「[中國]同意開放下列山口……供商人和香客出入之用」。草案的措詞反映了中國的主張，即西藏[因此也就是中國]的管轄範圍是延伸到這個地段的主要山口以外的地區。印度人正如當年的英國人一樣，主張邊界線是沿著分水嶺的，因此主要山口本身就是邊界線的地形特徵。他們拒絕了中國人的提法。但是他們並沒有把問題挑開，寧願接受一項迴避了具體的山口歸屬問題的措詞：「商人……經由下列山口來往……」雙方代表團至少是心照不宣地同意了不將邊界問題納入這次的談判議程。
後來，當邊界爭端發生后，印度就說，他們這一次之所以沒有提出邊界問題，是「因為，就印度政府來說，邊界是人所共知的，是無可爭論的，不可能存在有關邊界的問題」。他們還說：「印度代表團自始至終認為，兩國間所有爭論的問題都在被考慮之列，並且一旦達成解決，就不存在任何問題了。」但是從巴志帕伊同潘尼迦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事實上印度政府完全了解中國並不認為麥克馬洪線是正式確定的邊界線。而且，中國的草案為印度所拒絕，表明雙方對於中段邊界線的走向的看法存在分歧。後來印度爭辯說中印關於西藏貿易的談判結束了邊界問題，這種說法顯然是不老實的。這說明印度在一九五四年時有意要套住中國，從而使印度後來能夠爭辯說，因為中國沒有提出邊界問題，就等於是默認邊界已定。
事實上印度當時正企圖按照他們自己的條件結束邊界問題，這可以從一九五四年七月，在西藏協定簽字后三個月，尼赫魯口授的一份備忘錄中得到證實。但是在研究這份備忘錄以前，還必須提到一九五四年關於西藏通商協定的內容實質。 [ 註：印度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簽訂。該協定全文及有關照會載於白皮書第1號第98-107頁。 ]
這個協定毫不含糊地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協定提到西藏時都稱「中國西藏地方」——從英國開始，就把西藏當作獨立國來同拉薩打交道，印度獨立后還試圖繼續這樣做，這一協定正式結束了這種企圖。接著該項協定在序言部分宣布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印度稱之為「潘查希拉」：
互相尊重領土主權；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內政；
平等互惠；
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本身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毛澤東早在一九四九年的一次講話中就曾把第一項和第四項列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當時使用的也是同樣的字句。有人說，使用「潘查希拉」這個字眼應當歸功於尼赫魯；尼赫魯說過，他曾在印度尼西亞聽到過這個「絕妙好詞」，並且聲稱潘查希拉淵源於印度的道德傳統。「潘查希拉」被恰當地說成是這樣的「一句流行語，它能使人聯想到某些古老的概念，但它同過去的聯繫又只是限於在一切宗教遺產中都可以找到的那種精神」，但潘查希拉變成了一個體現了當時印度外交政策的道義願望的口號，特別是標誌並象徵著印度和中國之間友情洋溢時期的開始。當時在印度繼續有人反對和批評尼赫魯的對華政策，但這還只是一股暗流。亞洲的兩個偉大的新興的共和國，朝著未來的革新攜手前進的這種設想，對印度民族主義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潘查希拉」被認為不僅是印度對華關係的指針，而且是所有國家的指路明燈。
尼赫魯在其備忘錄中把關於西藏的協定同邊界問題聯在一起。這份給內閣各部的備忘錄，把上述協定說成是「我們與中國和西藏關係的新起點」。他接著寫道：「根據我們的政策和我們同中國的協定，應該認為這條[北部]邊界是牢固的，明確的，不容同任何人討論的。應沿邊界全線建立一系列的邊境哨所，特別是在可能有爭議的地方，必須建立邊境哨所。」
這個關鍵性政策指示的意圖是很清楚的：印度應當擴展到它認為是自己邊界的地方，然後拒絕同中國談判。中國既然已經在關於五項原則的序言中同意要尊重印度的領土完整和主權，那就只好接受既成事實。
對於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來說，這隻不過是把他們從前應用於麥克馬洪線的政策擴大到整個北部邊界：即印度把它自己認為是它的邊界的走向明確起來，並且當作已定界來對待，聽任中國提抗議，而印度則「拒絕重提這個問題」。自從尼赫魯公開宣布麥克馬洪線是印度的東北邊界線以來的四年中，北京方面一直沒有提出異議；中國默許印度於一九五一年接管達旺，表明北京當時並不想就麥克馬洪線挑起爭端。在印度人看來，把這項政策擴大到邊界的其他各段，乃是合乎邏輯的必然步驟。然而，尼赫魯武斷地決定北部邊界的其他地段都是「明確劃定」、「不容討論」的邊界線，他這個步驟就把邊界問題轉化為爭執，而爭執最後又轉化為邊境戰爭。
印度不把麥克馬洪線提交談判的決定，排除了印度同中國就這條邊界走向取得正式協議的可能性。但麥克馬洪線畢竟是一條清楚地(雖不是精確的)畫在地圖上的已知線，這是印中雙方都知道的。現在尼赫魯把同一原則擴大到中印邊境的西段，而這一段的情況卻根本不同。在西段，從來沒有過象麥克馬洪線那樣清楚的擬議線，由於對西段地區從沒有進行過全面的勘測，也就不可能畫出這樣的一條線。再者，多年來英國自己所贊成的邊界的走向多次更動——數一下，就有十一次更動，但基本上反映了邊界的三種走向。尼赫魯的指示意味著印度將從這三種走向中單方面選定一種，加以貫徹，作為事實上的邊界，然後把它當作「不容[同中國]討論」的題目。假如印度選定的邊界走向正是中國所能接受的，那倒也不會有什麼害處(當然，如果真的「不容討論」，也無法正式劃界)，在這種遙遠而又荒涼的地區，有一條雙方接受的事實上的邊界，也就可以過得去了。然而，當時明擺著的危險是：印度打算在西段選定的一種走向會是中國所不能同意的。
在談到印度為西段邊界選定的究竟是哪一種走向之前，還要解答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什麼當時中國沒有把邊界問題提出來談判？周恩來後來解釋說這是由於「時機尚未成熟」，這句話可以作惡意的解釋。也許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深刻地體會到，邊界談判最好是留到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時再來進行。 [ 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尼赫魯在聯邦院解釋五十年代初期印度為什麼要對邊境問題保持緘默，他是這樣講的：「我們感到我們應該堅持我們的立場，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發展而肯定下來。也許等到對我們的立場提出挑戰的時刻來臨時，我們就可以處於更為強大得多的地位去應付這一挑戰。」 ] 但是鑒於一九五一年周恩來自己曾提議早日就邊界問題舉行談判，所以他後來的話很可能意味著中國看到當時有關的鄰國對談判不感興趣，而且邊界問題也並不是急待處理，因而也就沒有理由提出舉行邊界談判。印度的地圖和中國的地圖對邊界的畫法的確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中國的看法正如後來它所聲明的那樣，認為：因為中印邊界從來沒有正式劃定，「兩國對於邊界持有不同的意見是自然的」，中國已經接受麥克馬洪線作為事實上的邊界，所以料想這方面不至於發生緊迫的問題。在潘查希拉協議簽訂一年以後，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講話，闡明了中國對自己同鄰邦之間邊界問題的態度：
[中國]同有些國家的一部分邊界尚未定。我們準備同鄰邦確定這些邊界，……在此以前，我們同意維持現狀，對於未確定的邊界承認它尚未確定。我們約束我們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邊界一步，如果發生這類事情，我們願意指出我們的錯誤，……。至於我們如何同鄰國來確定邊界，那隻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許有別的方法。
對照萬隆會議上中國的態度和巴志帕伊與潘尼迦的通信以及尼赫魯的備忘錄中所表現出來的印度的態度，就可以看出雙方立場截然不同：中國願意同鄰國談判確定邊界；印度卻認定邊界問題不容討論；中國承認他們的邊界有一部分是定界，主張在邊界問題解決前維持現狀；印度則硬說邊界已定，並決定沿邊界全線「特別是……在可能有爭議的地方」建立哨所。顯然，形成一觸即發的局面的因素已經存在，只要雙方在領土主張上發生衝突，就足以引起爆炸。
為了執行尼赫魯一九五四年的指示，印度就需要精確地確定它的邊界究竟在哪裡，並將它的想法在自己的地圖上標明。但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印度官方的測量機構(印度測量局)對其北部邊界線的畫法仍然是以一九三六年以來英國人的畫法為準。麥克馬洪線被畫成是印度東北部的邊界線，但它是用虛線標出的，表明這條線還沒有標定。 [ 註：就是說，沒有在地面上標出。英國的一些地圖把麥克馬洪線標成劃定界，就是說是由有關各方正式同意過的。見歷史引言注。 ] 從尼泊爾向西到阿富汗這一段，地圖上根本就沒有畫出邊界線，而是塗上了一片淡色，旁邊註明「未定界」，但這體現了過去約翰遜-阿爾達對喀喇昆崙山以外地區的登峰造極的領土要求——這就是說，把阿克賽欽和它旁邊的很多地方都暫且畫在印度境內。一九五四年印度官方地圖對北部邊界的畫法有了顯著的改變。東段的變動最少，只用實線註明麥克馬洪線為國際邊界，但未提該線尚未標定。 [ 註：然而，對於不丹和錫金的邊界的畫法變化很大。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出版的地圖，這兩個國家被畫在印度境外，但是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地圖上這兩國都被畫在印度境內。這種變化並不反映印度和這兩國的條約關係。不丹是一個完全的主權國家；錫金的獨立地位則比較地有名無實。但是印度憲法並沒有把錫金作為印度的一部分。一九六七年印度外交部長查格拉(M.C.Chagla)人民院講話中也證實錫金不是印度的一部分。但是，印度不顧錫金和不丹的多次抗議，在印度地圖上繼續把這兩個國家標畫在印度境內。 ] 在西面，從尼泊爾到阿富汗之間的一段，則以實線的國際邊界代替了那塊未定界的淡色——但在實質上同過去的主張不同。新地圖把從阿富汗到喀喇昆崙山口一段的邊界線往後拉了一些，使之大體上沿著喀喇昆崙山的主脈，從而放棄了約翰遜-阿爾達那一派關於在這一地段向前推進的主張。但是在喀喇昆崙山口以東，新地圖上的邊界線又向北拐，大致上又回到約翰遜-阿爾達線，把直抵昆崙山的一片地帶圈了進來——把阿克賽欽包括在印度境內。
英國統治時期對阿克賽欽提出的領土要求，是一個戰略上的方案，目的是為了預防俄國人的挺進，使他們離開西藏和印度越遠越好。德里和倫敦在過去不同時期里，時而贊成這個主張，時而拋棄這個主張，但是從來沒有作為正式的邊界建議而提出來過，也從來沒有在地面上把行政管轄擴展到那裡——英國當時不願也無力這樣做。雖然英國有些地圖曾經長期沿用上述畫法，但前面講過，這種畫法並不總是反映英國的邊界政策。當時英國人在地圖上可以自由地繪出暫定的邊界線，因為這些畫法可以隨時修改而不會引起尷尬的問題。然而，獨立后的印度政府在官方地圖上對阿克賽欽提出斷然的要求，其後果就大不一樣。印度政府聲稱這塊領土屬於印度，就使得本國政界輿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使印度在憲法上也要對之採取同樣態度。 [ 註：見本章第二節 ] 印度再要撤回這個領土要求，就非常困難，也許甚至是不可能的了。
為什麼一九五四年印度政府在地圖標出明確的邊界時提出對阿克賽欽的要求呢？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他們之所以在喀喇昆崙山口以西的一段，放棄了將邊界線劃在喀喇昆崙山以外的主張， [ 註：到了一九五四年，印度對整個克什米爾的領土要求變得強硬起來，因此，印度冒稱有一條中印邊界存在於喀喇昆崙山口和阿富汗之間，而這一片領土在事實上是屬於巴基斯坦的。 ] 是因為在一九二七年英國也曾這樣做，當時英國承認它們的要求不符合行政管轄的實際，但英國未在地圖上標明它的決定。那末印度為什麼又要在阿克賽欽地段把邊界線劃在喀喇昆崙山以外呢？這是個關鍵問題，而且是個無法明確答覆的問題，因為印度政府至今沒有公布一九二七年英國所作的決定(這段時期的英印政府檔案現仍未公開)，在英國檔案中也找不到線索。然而，可以推想出一個可能的答案。如上所述，英國對這個地段的邊界政策當時是在前進派和溫和派兩種主張之間搖擺不定。很可能，到了一九二七年，英國認識到：既然中國已在喀喇昆崙山口長期立足，因此提出一條喀喇昆崙山口以北的邊界線的主張將是無效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決定應繼續在地圖上保持對阿克賽欽的要求。當時新疆已經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俄國的威脅再度出現，如果說英國在阿克賽欽沒有行使有效管轄，那麼，也可以爭辯說，中國對之也同樣未行使有效管轄。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可以繼續保持對阿克賽欽的領土要求呢？一旦情況極度惡化，就可以用這一著遏制俄國的擴張；或者，同中國就這個地段的邊界舉行談判的時機到來時，也可以用這一著來針對中國的最高要求進行討價還價，以便取得妥協，劃定一條類似一八九九年向中國提出過的那樣的邊界線。
如果一九二七年英國的決定大體如此，那末，其它的推論就可隨之作出。當一九五四年印度政府著手查對英國的舊檔案以便弄清西段的邊界位置時，他們可能發現了一份對阿克賽欽提出要求的建議。這個方案在英國人手裡本來可能只是一種試探性的要求，作為將來同莫斯科或北京打交道時的外交籌碼。可是，由於一九五四年印度所持的態度，這個方案就變成了一項公開的斷然主張。尼赫魯斷言：「應該認為北部邊界是牢固的、明確的、不容同任何人討論的。」
按照上述解釋，中印邊界爭端的核心產生於歷史的偶然事件。一九二七年重新考慮同中國接壤的西北部邊界問題的那些英國人，如果當時曾建議沿用一八九九年英國向中國提出的建議線作為阿克賽欽地段邊界， [ 註：見歷史引言注 ] 那末，在印度地圖上就會把五十年代中國修築的新藏公路所穿過的地區劃在印度的境外。那樣，這場爭執中的難於處理的癥結也就不會存在了。
一九五四年印度修改了地圖，在地圖上把阿克賽欽畫成印度的一部分，但是在地面上並沒有反映出這種改變。印度在拉達克的最前方的哨所是在楚舒勒(Chushul)，該地距阿克賽欽還很遠。一九五二年印度曾派出一支巡邏隊到拉那克山口。一九五四年又派出了同樣的巡邏隊，並在該山口插上了印度國旗。但是，印度的巡邏隊從來也沒有抵達阿克賽欽。為了貫徹執行尼赫魯在備忘錄里的指示，印度外交部、內政部和國防部於一九五四年九月召開會議，以確定有爭議的西段和中段的邊境地區的位置。這次會議並建議今後由國防部負責守衛這些邊境地區(邊境巡邏通常由內政部負責)，但是陸軍提出異議——估計是因為陸軍本身的任務已很繁重。當時還是決定：只要有可能，就應把邊境哨所推進到有爭議的地方，因此，在中段和東段，印度的哨所都向前推進了。
印度在中段向前推進，立即引起中國的不滿。中國於七月抗議印度軍隊侵入中國領土，認為印方的這一行動「不符合中印兩國互不侵犯、友好相處的原則」，而這些原則是剛剛寫成條文載入「潘查希拉」協定中的。印度政府答覆說，該項領土屬於印度，並反過來要中國尊重五項原則，將其人員撤出。在中印邊境的中段，印度的北方邦和喜馬偕爾邦同西藏接壤，對於這段邊界的劃法長期以來就有爭議。西藏人不僅控制了各處山口，而且控制了各山口以外的許多牧場；而印度人現在所進入的正是這些地帶，其目的在於把山口本身作為邊界線的地形特徵。中印雙方一到冬天就都撤了回去，所以這就變成雙方每年一度都搶先趕到高原牧場的競賽。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印雙方就中段邊界問題不斷交換外交信件，並於一九五八年在新德里就此問題進行過會談，但無結果。它只是一樁邊界大爭端的前奏和小型綵排，因此沒有必要作過細的追述。然而，有一點值得注意：印度政府指責中國侵略，是因為中國小股部隊越出了山口，而事實上中印雙方邊防部隊發生接觸乃是由於印度軍隊向前挺進的結果——幾年後尼赫魯本人在議會裡確認了這一點。印度政府在外交辯論中堅持說，中國在一九五四年關於西藏的通商協定中曾承認邊界經過上述各山口，但如上所述，中國卻曾明確表示，他們認為這些山口全部是在中國領土以內。最後，印度還有一項顛倒事實的指責，說在「潘查希拉」協定的墨漬未乾之前就開始「試探前進」的是中國方面，這是印度指控中國不守信義的罪名之一——幾乎全世界都信以為真。印度指控的另一罪名是說，中國明知阿克賽欽是印度的領土，卻偷偷摸摸背信棄義地修築了一條通過阿克賽欽的公路，而這就觸及了中印邊界爭端的核心。
任何人到了阿克賽欽，都會感到那是個荒無人煙、艱險難行的地帶。但是喀喇昆崙山在中國一方的面貌，同山這邊印度一方的面貌大不相同。首先，阿克賽欽對中國比對印度容易通行得多，有一條古時的商路，從和田溯喀拉喀什河而上，到達阿克賽欽，又穿越高原通往西藏。因此，阿克賽欽是一條天然通道上的必經之路，儘管這段路程是艱險的。從印度那邊前往阿克賽欽，要穿越喀喇昆崙山或者拉達克山脈，就困難得多；更重要的是從那裡往別處去，什麼地方都走不通。英國在十九世紀企圖開闢沿羌臣摩河谷而上，穿過阿克賽欽到達喀拉喀什河的商路，但是沒有成功，因為這樣的商路，比穿越一萬八千英尺的喀喇昆崙山口的傳統道路更加難走。
所以，當中國在新疆重新行使中央權力並於一九五O年進入西藏的時候，自然要通過阿克賽欽這條路進入西藏西部，——這的確是唯一切實可行的走法，因為西藏的北面是遼闊的新疆戈壁灘。一九五O年十一月十七日《政治家報》報道說，印度政府得知中國軍隊從新疆開進西藏西部，就是印度駐西藏西部噶大克的商務代理處提供的情報。
中國在五十年代前半期利用阿克賽欽這條路供應西藏西部，並且宣稱在此期間中國對整個阿克賽欽地區進行了巡邏和勘測——中國人後來說，「這個勘探隊的足跡遍及阿克賽欽和林濟塘窪地」。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國開始修築一條可以通行汽車的公路，深入到葉城附近的山中，並穿過阿克賽欽，抵達噶大克。這項工程費時十九個月，中國後來說它是由中國邊防部隊，「連同三千多名民工，在極端困難的自然條件下，盤繞高山，架設橋樑，修築涵洞」而建成的公路，全長約七百五十英里，其中大約有一百一十二英里的地段通過了印度以後提出要求的領土。
中國政府在勘測和修築這條公路的時候，是否知道印度的領土要求呢？當然，中國的地圖標明阿克賽欽是中國領土，其邊界線走向是沿著阿克賽欽西面的喀喇昆崙山脊。自從一八九O年李源鈵進行踏勘以來，中國就認為阿克賽欽是屬於中國的；也許甚至在此以前就已如此，不過是較為模糊。如果在五十年代初期，北京的官員考查過西段邊界問題的話，那他們就會發覺印度的地圖標明了一個囊括阿克賽欽的未定界。但是這些印度地圖——這上面的邊界線只是用模糊不清的淡色標明，注有「未定界」字樣——把自一八九二年中國在喀喇昆崙山口樹立界碑時起就明顯地是由中國控制的那片領土，也都包括到印度境內，因此中國人可能認為這些地圖不足為憑，認為它們只是表示了帝國主義時代不現實的領土要求，而印度只不過是在同中國劃界以前在地圖上把這個要求繼續保留下來而已——中國人在自己的地圖上也是這麼辦的。印度政府雖然多次對內明確表示，它認為麥克馬洪線是東段的邊界線，自一九五一年以後也已在地面上加以貫徹；但是，印度還沒有明確提出過西段的任何邊界線。一九五八年以前，印度人在西段所到之處，離開中國人認為應當是邊界的地區也還遠得很。
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印度地圖對西段邊界作了修改，如果駐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是盡職的話，必定會提醒北京，有可能在阿克賽欽問題上發生爭執。但印度自己又不打算提出邊界問題，那就只有留待中國方面提出。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在新德里和尼赫魯會談時，曾提到邊界問題；但他只提到麥克馬洪線。直到一九五八年，印度才對阿克賽欽提出正式的要求。在此以前，如果中國方面查閱中國外交部的檔案，以了解過去英國對阿克賽欽邊界線的設想是什麼，那麼，他們就只能找到一八九九年的馬繼業-竇訥樂方案，而根據該方案提出的邊界走向，整條阿克賽欽公路都是在中國領土之內。 [ 註：有人爭辯說，一八九九年那條線在阿克賽欽的東南角會把中國公路截掉大約十英里之多；但是如果把一八九九年那條線的位置移到一張現代的地圖上，可以看出整個公路的位置是在中國這一邊。 ]
五十年代中國在阿克賽欽的活動之所以沒有驚動印度政府，真正的理由是印度對此毫無所知。 [ 註：有人認為印度政府是知道中國修築了公路的，但是有「一些比尼赫魯更加強烈地、更加不顧一切地主張爭取中國好感的高級人士」，沒有把這項情報告知尼赫魯。這些人之所以做出這種推測，看來是由於他們沒有在地圖上查找一下印度所說的巡邏隊走過的路線；如果他們查了的話，就會看到，正如印度方面後來承認的那樣，「根本沒有派遣印度偵察人員去過中國人修築了一條新公路的阿克賽欽的那個地區」。(見赫德森(G.F.Hudson)在聖安東尼學報(St.Anthony's Papers)第十四期的文章，倫敦Chatto&Windus一九六三年出版。) ] 從列城向東北方向派出的幾支巡邏隊都沒有穿越阿克賽欽——有兩支巡邏隊可能曾抵達阿克賽欽最西部的邊緣，但沒有到達接近這條公路的地方。由於中國報刊興高采烈地報道了這條重要公路業已竣工的消息，印度政府這才第一次聽說有這條公路。印度駐北京大使於一九五七年九月向新德里報告了這些情況。印度大使提到的是刊登在中國雜誌上的一個小比例的簡圖，印度政府只從這張圖上也弄不清究竟這條公路經過些什麼地方。直接向中國查詢，又同印度的立場不相稱，因此就決定派出兩支巡邏隊調查公路的位置。 [ 註：為什麼沒有採用空中偵察的手段，這很難說；也許是因為空中偵察容易招致中國的抗議，而地面巡邏則可能不會被察覺？ ] 由於酷寒，巡邏隊又不能在冬季派出。所以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這兩支巡邏隊方從印度的基地列城出發。到十月，一支巡邏隊從公路南段打回報告，說這條公路確實穿過了印度所主張的領土；奉令前往公路北段的另一支巡邏隊卻失蹤了。
到了一九五八年，帝國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在中印邊境兩端的無人地帶就是這樣被佔領了，中印雙方各自搶先佔領了各自認為在戰略上和實際考慮上對自己十分重要的地區。在東段，印度完成了英國人的未竟事業，貫徹了麥克馬洪線，不僅確立了對部落地區的行政管轄，而且把西藏的(潛在地是中國的)行政當局攆出達旺，把這個地區更名為東北邊境特區，並在一九五O年憲法中將它列為印度領土，由新成立的印度邊境局的官員管轄。印度還開始修築通向部落地區的公路，主要的一條是通向達旺的公路。
與此同時，在西段也發生了類似的過程，而印度人卻蒙在鼓裡。中國先是利用、后則翻修了那條穿越阿克賽欽的商路，並把它變成一條為中國行政管轄所必需的公路，他們稱這條公路是新疆和西藏之間主要交通動脈。
中印雙方把各自的行政管轄擴展到這些新地區的時候，都知道對方在地圖上對這些地區提出過自己的要求。人們都了解印度政府是知道的，也可假定中國政府也是知道的，但是雙方各由於自己的原因，都寧願不把問題提出來。回顧起來，也可以說中印兩國政府在五十年代開端建交之初，沒有把就邊界問題達成諒解列為首項議程，是一個失策。正如緬甸的吳努所說，「即使鄰國間關係再好，雙方也應當知道什麼地方是一國領土的終點和另一國領土的開端。只有這樣才能忠實地遵守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說，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印邊界問題本來是滿可以解決的，當時中印兩國國家關係很好，兩國也各自佔據了它們認為對自己是重要的無人地帶；因此，只需要簽訂一項協議，用外交形式把看來雙方都滿意的邊界現狀固定下來就行了。如果雙方真的都滿意，也就不會有什麼中印邊界問題了；但如果雙方——或者一方——堅持其地圖上對某些領土的要求，而這些領土又已為對方所佔據，那麼，邊界問題就無法解決了。
一九五O年薩達爾·帕特爾死後，尼赫魯成為印度獨一無二的人物，此後十年他馳騁於印度政壇，大權獨攬。他是總理，在不同時期兼任國防部長，有時擔任國大黨主席，他還兼任計劃委員會和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直到去世以前，他一直是外交部長。在印度獨立運動的漫長歲月里，尼赫魯堅持要他的國大黨同僚考慮他們正在為之奮鬥的自由印度所應遵循的外交政策，而尼赫魯自己幾乎是唯一負責制訂外交政策的人。不用說，一九四七年自然應該由他擔任總理兼外交部長的職務。就是後來尼赫魯所包攬的印度內政問題的重擔似乎已非一人所能承擔的時候，也無人對他兼任外交部長提出異議。他的政府同僚們滿足於把外交政策留給尼赫魯去決定。內政各部要比外事部門的權勢大，所以這班人，由於個人利益和野心的驅使，都從事於對內政部門職務的爭奪。
內閣制度在印度從來是行不通的，它只是徒有其名。在五十年代，尼赫魯甚至不屑於把內閣裝點為印度政治制度的中心。在一段較長時間裡，人們有時會表示不滿尼赫魯總理的「傲慢的、不顧憲法的」作風，一九五六年一位財政部長因此而辭職時就是這麼講的。可是一般說來，他的同僚大都安之若素，而且也跟著這麼干。一名高級文官說過，「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部長們滿不在乎地有意自行其是，沒有事先取得內閣的同意就公開宣布政策決定。」尼赫魯獨斷專行的作風，在他處理外交政策時比處理內政問題時表現得更為突出。內閣中有一個外交事務委員會，但是對這個機構他根本不放在眼裡，他多次制訂、宣布、甚至執行事關重大的外交政策決定，而該委員會和內閣卻毫無所知。中印邊界問題的處理就是這樣，不但內閣和內閣所屬的外交和國防兩個委員會不知道，直到發生武裝衝突使這個問題再也隱瞞不住時，議會也不知道。
因此，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就是尼赫魯個人制訂的；而這個政策的執行也僅由尼赫魯本人和印度外交部的幾名高級官員負責。最初幾年尼赫魯領導外交部部務，也是事必躬親，好象他管的只有一個外交部，甚至連一些簡單的電報，也時常要親自起草，不同官員們商量。有一個看問題比較尖銳的觀察家，批評尼赫魯在世時的印度外交人員，他寫道：「他們工作效率不高——對於印度這樣重要的大國來說，很不相稱。他們訓練不夠，業務能力不行，整體觀念不強，過分熱中於討好上級。尼赫魯過於忙碌，過於偏執，以致沒有去了解必要的細節和下級官員的情況，他只熟悉一小撮最高級官員和少數幾個偏愛的部下。這樣就助長了阿諛奉承，走私人路線，以及膚淺和主觀的作風。」
尼赫魯個人的對華態度，在剛開始時是積極熱情的，甚至是親如兄弟的。這種態度淵源於他長期的信念：在他的想象中，兩個親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間的友誼象徵著亞洲的前途，甚至象徵著世界的前途。一九四二年尼赫魯寫道：「我所夢想的未來是同印中兩國團結友好並結成某種接近於聯盟的關係的前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一九三九年他第一次訪問中國，在國民黨政府所在地重慶度過十二天，回去后他確信「一個新的中國正在興起，它紮根於自己的固有文化，然而擺脫了多年來的懵憧軟弱狀態，變得強壯而團結」。一九五四年他再度來到中國，在回印度以後，對中國人民在建設國家中表現出來的精力和紀律，印象很深，他認為這給中國帶來了「了不起的力量」。這次訪問中國時，他會見了毛澤東。據說尼赫魯在會見后感到似乎他「就象從中華帝國的屬國或附庸國來的臣民一樣，被引進謁見」。中印雙方對於誰應當更加尊重誰這種以老大自居的矛盾，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的表現。
雖則尼赫魯在印度內政方面是反共的，但他總是力圖把它同對待共產黨國家的態度區別開來。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也是亞洲政治復興的表現，而不把它看作為共產主義的勝利。他相信到頭來中國文明將把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和共產黨的結構消化吸收，然後也許產生一種新的化合物。他深知由於中國和印度兩國制度不同，因而在廣闊的政治領域中必然會在亞洲和世界上成為競爭對手。可是他認為中印競爭不一定會搞壞兩國關係。尼赫魯對北京的友好政策以及他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的主張，使他在國內以至在國際上挨了不少責罵。從一九五O年起，印度國內批評尼赫魯的人抨擊他的對華政策是姑息政策，並且爭論說，既然認為中國是入侵西藏，就不應該加以默許。他們警告尼赫魯說，中國出現在北部邊境，不可避免地會把印度暴露於中國擴張主義的威脅面前——後來，他們自然相信這些預言都已得到證實。但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印度對中國在西藏行使權力所引起的驚惶和憤恨業已平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號，在印度又風行一時。周恩來一九五六年到印度回訪尼赫魯的時候，所到之處，都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呼。
周恩來乘此機會提出了麥克馬洪線 [ 註：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同周恩來的會談中是尼赫魯先提出了麥克馬洪線的問題。這種看法對於印度對中印邊境爭端發展的理解是要害所在。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尼赫魯自己說得很清楚，他說是周恩來主動提出來的。 ] 的問題。當兩年前兩人在中國會談時，尼赫魯曾順便提到中國地圖標出了「一條錯誤的邊界線」。按照尼赫魯本人的說法，中國當時告訴他這些中國地圖是老地圖的再版，還沒有來得及加以修改。 [ 註：「印度總理卻沒有想到，中國有同樣的理由就他的一些地圖的問題向他提出責問，這些地圖也是把從前的帝國主義政府的領土要求照原樣畫上，而沒有同有關鄰國事先商量。」(見狄克·威爾遜(Dick Wilson)所著《亞洲覺醒了》(Asia Awakes)第83頁，倫敦Weidenfeld and Nicholson一九七O年出版。 ] 後來，尼赫魯說，他「憑著印度對中國友好關係」，曾就當時似乎已陷入僵局的中緬邊界談判問題寫信給周恩來。尼赫魯提醒周恩來說，緬甸對它的兩大鄰國都有所疑慮。他提議中國採取步驟以消除緬甸的不安，並建議可以邀請吳努到北京來討論邊界問題——後來中國也這樣辦了。一九五六年尼赫魯和周恩來的會晤是在尼赫魯上述信件發出後幾個月內舉行的。在談到中緬邊界談判時，周恩來提出了麥克馬洪線的問題。根據尼赫魯的說法，在這次談話中周恩來告訴他說，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作為中國同緬甸的邊界線，儘管「這條線是英帝國主義者確定的，是不公正的……然而由於這是一個既成事實，而且由於中國同有關國家——即印度和緬甸——之間存在著友好關係，中國政府認為它應該承認這條麥克馬洪線」。
周恩來採取了中國政府的既定方針來對待麥克馬洪線。中國對過去由其帝國主義鄰邦所划的界線一旦變成有效控制線時，都採取同一方針。諸如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的中俄邊界，有效控制線幾乎建立了有一個世紀之久。印度僅僅是在五年前才把麥克馬洪線作為事實上的邊界，可是中國人的態度還是一樣：接受「既成事實」，並以此為出發點。這的確是中國政府所能採取的唯一現實的方針。如果拒絕承認「既成事實」，並提出收復失地的要求，那將會同所有鄰國都發生難以解決的毒害國家關係的爭端。
從周恩來對尼赫魯所作的保證，可以得出一個自然的推論，但看來周恩來沒有把這點講清楚。中國雖然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的走向，但中國不願簡單確認麥克馬洪線。北京在這方面的態度是前後一貫的。只要存在著邊界條約，中國都是遵守這個條約的。但如需要進一步舉行談判以便劃定走向和解決爭端時，中國就會堅持必須締結新約。新條約一般會肯定舊的邊界走向；但是在中國看來，新條約既是兩個平等的國家之間協商的結果，那就消除了舊的「不平等條約」的污點。中國對中蘇邊界條約的態度就是這樣。但是，中國認為麥克馬洪線並沒有條約依據；因此，劃定邊界只能是以現狀為基礎。從實際的和政治的考慮出發，即使批准一條象麥克馬洪線這樣大家都知道的——雖然不是明確劃定了的——邊界，也需要經過談判協商。周恩來可能認為這是不言自明之理。因為他當時是聯繫到中緬談判的問題講了上面那番話，而且他接著還講到，他相信印度將和中國一樣，都不會認可舊時的帝國主義的條約。此外，前不久他還向尼赫魯保證過，中國不會利用談判來試圖變更邊界。
但下面的問題仍沒有解決：為什麼周恩來這時候沒有提出中印邊界西段的問題呢？當時尼赫魯似乎還沒有察覺：印度自一九五四年以來在地圖上對阿克賽欽這塊地方所提出的要求，正是中國認為屬於自己並作為自己的領土而加以使用的地區。但是中國政府必定了解不久以前印度地圖上曾明確地對阿克賽欽提出了要求。中國當時正在毗鄰的中段地區處理邊界爭端，因此可以假定有人會向周恩來彙報西段地區也有可能發生爭執。如上所述，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認為，如果讓中國方面根據它自己的地圖對被印度佔領的領土(麥克馬洪線南面的地區)提出要求，對印度最為有利；也許中國對於印度對阿克賽欽(中國認為是中國領土)在地圖上提出的領土要求，也採取了同樣的對策。
周恩來一九五六年和尼赫魯討論東段邊界時沒有提出西段邊界問題，不管這樣作的理由是什麼，這件事帶來了深遠影響和不良後果。當時周恩來肯定認為中國方面在麥克馬洪線問題上是作出了讓步，而尼赫魯大概也同意這種看法。在那種情況下，如果周恩來當時進而指出印度地圖在西段標出的邊界線是錯誤的，很可能這場中印邊界爭執就可以避免了。當時印中兄弟友誼正處於極盛時代，尼赫魯肯定會把對印度地圖作微小的修改(使其符合地面的現實情況)，看作是為了繼續中印友好而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價。的確，他也許會歡迎有這樣一個機會，使他能夠作出一些姿態，來與周恩來對麥克馬洪線所採取的實用主義態度相媲美。不過這個機會一下子錯過了。兩年後局勢完全改觀。彬彬有禮地指出你方的地圖與實際情況不符是一回事；發現了你的鄰國(連一個招呼都不打)已經修築了一條公路通過你的地圖標明是你國的領土，這又是另一回事。客觀現實也許是同樣的，但是感覺卻不一樣，而在這件事情上感覺就是一切。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印度政府交給北京一份備忘錄，就印度發現中國修築阿克賽欽公路作出反應。這份備忘錄聲稱：這條公路所通過的領土「若干世紀以來就是印度拉達克地區的一部分」，還說，「中國政府沒有首先獲得印度政府的准許，甚至沒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過無可爭辯的印度領土建築一條公路，這是令人驚訝和遺憾的事。」備忘錄並詢問中國政府是否收到關於那個失蹤的巡邏隊的消息。中國在復照中進行了不禮貌的反指責。復照說，印度的武裝人員非法越境，進入中國領土，因而已被扣留。「本中印友好的精神」，這批印度武裝人員已被遞解出境， [ 註：就是說，把他們放在高達一萬八千英尺的喀喇昆崙山口外邊。印度軍隊當時在附近並無哨所，但這一小隊印軍總算幸運，終於被發現並脫險。 ] 但是北京形容他們的入侵是與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不相符合的，並要求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經過這一次外交交涉，圍繞阿克賽欽的領土要求的衝突終於公開化了。印度政府復照說，這一地區究竟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境內，是「一個爭執中的問題」。這是印度唯一的一次承認了存在著爭執，而在幾個星期之後，印度就推翻了這一立場。
印度政府一方面等待巡邏隊的報告，以便弄清阿克賽欽公路的位置，另一方面正式地提出了中國地圖的問題，在給北京的一份備忘錄中說，在一份最新出版的中國雜誌中有一張簡圖，把印度認為是印度領土的幾塊地方標成中國領土。在東段，中國地圖繼續不理睬麥克馬洪線，而沿著山麓標出中印邊界走向。尼赫魯在一九五O年曾經暗示了這一點，當時他說：「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所有地圖都把現在屬於印度的東北邊境的一部分領土，標成不屬於印度」。在西段，中國的地圖把邊界線標為從喀喇昆崙山口向東南方走，直到羌臣摩河谷。如上所述，這種標法和十九世紀英國當局對邊界的觀點正相吻合，只是後來英國對於俄國勢力向印度的挺進感到震驚，才開始對他們的邊界想法作出相應的修改。 [ 註：見歷史引言 ] 上述標法把整個阿克賽欽地區劃入中國境內。
印度的備忘錄追溯道，一九五四年尼赫魯曾經向周恩來提出過地圖的問題，並說周恩來的答覆是這樣的：現行出版的中國地圖是以老地圖為根據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沒有來得及改正這些地圖。印度建議說，現在正是作出改正的時候了。中國的答覆又一次使印度感到倉惶失措。復文證實了周恩來在一九五四年曾說過，現在發行的中國地圖是以解放前出版的老地圖為根據畫的，但又說周恩來曾解釋過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對中國的邊界還沒有進行勘察，也還沒有同有關各國商量」。到適當時候，通過這些協商將產生對中國邊界的新畫法，與此同時，中國將不會自行修改邊界。這份備忘錄在中國指責印度巡邏隊的同一天遞交給印方。它透露了中印雙方不僅在領土主張上有衝突，在對待整個邊界問題的態度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至少從一九五O年開始，印度的政策一直是說北部邊境不容談判。這項政策在最初主要是指麥克馬洪線，但在一九五四年，卻擴大到中印邊境全線。現在很明顯，北京對這個問題的方針是完全相反的，中國期望先討論邊界走向，然後再加以確認。
客觀上看，中國的態度聽起來合情合理。但是新德里卻認為中國的態度含有令人震驚的意圖，說明中國要在它所選定的時刻提出領土要求。「巴依、巴依」的氣氛已煙消雲散，說到底它不過是印度的和亞洲的民族主義的漂亮詞藻和表情而已。也許印度對中國的感情在骨子裡總是帶有幾分不信任。當中國對邊界問題的態度變得更加清楚的時候，這種不信任就發展成為公然的猜疑，隨即又變成憤懣的敵意。
尼赫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開始了兩國總理間的信件來往。這種信件來往成為貫串這場整個外交爭論的一根連結線。尼赫魯來信語調友好，一開始先讚揚中國的進步，然後轉入邊界問題。尼赫魯回顧了一九五六年他同周恩來討論麥克馬洪線的情況，他說當時周恩來曾經告訴他中國將承認麥克馬洪線，印度的「印象是在我們兩國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因此，中國政府最近的聲明，提到有必要進行勘測和談判的說法，使他迷惑不解。尼赫魯接著聲明了印度的立場，從此以後他就堅持這一立場，寸步不讓：「印度的這些大片土地[中國地圖標明是屬於中國的]只能是屬於印度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對這些土地不存在爭端」。
周恩來的複信也同樣是熱誠的。他感謝尼赫魯來信中對中國建設成就的讚譽，他也向尼赫魯致敬，並且感謝印度政府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所作的努力。」在談到邊界問題時，周恩來聲明了中國的基本立場，對此立場，中國此後也不肯退讓。他寫道：「首先，我想指出，中印邊界是從未經過正式劃定的。在歷史上，中國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間從未訂立過有關中印邊界的任何條約或協定。」所以，印度和中國出版的地圖就有了出入，而且中印之間存在著邊界爭端。中國地圖對邊界的畫法是幾十年來(如果不是更久的話)中國地圖的一貫畫法，雖則「我們並不認為這種畫法的每一部分都有充分的根據」，但是沒有進行實地勘察，也沒有同有關鄰國商量就加以更改，也是不適當的。為了使已經發生過的此類細小的邊界事件得以避免，周恩來建議「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措施，雙方暫時保持邊界的現狀」。
中國的立場是：中印邊界從未劃定過，中印雙方存在爭端，只有通過共同協商和聯合勘察，才能解決爭端。周恩來說「邊界問題的存在，絕對不應該影響中印友好關係的發展」。經過適當的準備之後，這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一定可以通過友好商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得到合理的解決。
談到具體的爭執問題時，周恩來對阿克賽欽的態度斬釘截鐵。正如同尼赫魯對整個邊界所採取的態度一樣。周恩來說，位於新疆南部的這片地區「長期屬於中國管轄」。中國邊防部隊一直在這個地區進行巡邏，新藏公路也通過這個地區。周恩來對於東段邊界卻不那麼肯定，他相當詳細地說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
如你所知，「麥克馬洪線」是英國對中國西藏地方執行侵略政策的產物，曾經引起過中國人民的很大憤慨。從法律上講，它也不能認為是合法的。我曾經告訴過你，它從未為中國中央政府承認。當時中國西藏地方當局的代表雖然在有關文件上籤了字，但是西藏地方當局對這條片面劃定的界線實際上是不滿的，他們的這種不滿，我也正式地告訴過你。當然，也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令人鼓舞的重大變化：這條線所關係到的印度、緬甸已經相繼獨立，成為同中國友好相處的國家。由於以上種種複雜原因，中國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對「麥克馬洪線」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審慎從事，並且需要一定的時間來處理這個問題，這都是我幾次向你說過了的。但是我們相信，基於中印友好關係，對這段邊界總可以找到友好解決的辦法。
這一段話在以後關於邊界問題的外交文件來往中又多次重複過，它是很關鍵的。印度方面把這一段話理解為中國拐彎抹角地拒絕了麥克馬洪線。後來，中國把阿克賽欽的那片有爭議的地區和麥克馬洪線南面的那片地區相提並論，印度認為這就證實了他們的上述理解。但是，這一段話想表達的意思果真如此嗎？
尼赫魯提醒周恩來，說他在一九五六年曾經講過，他將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中國同印度之間的邊界，周恩來的答覆是針對這個問題而發的。他也許有意用「這都是我幾次向你說過了的」這句話，示意他仍然堅持原來的立場。他把產生麥克馬洪線的協定的合法性(他否定了這個協定有任何合法性)和這條線本身區別開來。對這條線本身，他說，考慮到中國同印度存在著同緬甸一樣的友好關係，「中國政府……有必要……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從上下文來看，下面的假定是站得住腳的：周恩來是在暗示，中國和印度一旦坐下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中國會接受麥克馬洪線的走向作為那一段的邊界線。把產生這條線的協定的合法性同這條線本身區別開來的作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改變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歷屆中國政府的立場，承認英藏協定的合法性，就等於承認西藏當時是個主權國家，從而也等於是承認一九五O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是侵略行動，而不是重新樹立一度喪失的中央政府的權力。達賴喇嘛逃到印度以後，自己也從反面說出這個論點：他曾對新德里的聽眾說，「如果你否認西藏享有主權國家地位，你就否認了西姆拉條約的有效，因而也就否認了麥克馬洪線的有效」。
如果說中國準備接受麥克馬洪所畫的線作為邊界線，為什麼周恩來又沒有明明白白地這樣說出來呢？中國政府當時期望同印度就邊界的全線舉行談判，無疑是打算把中國暗示接受麥克馬洪線作為「有取有予」的交易中「予」的一項。鑒於印度對重要的新藏公路所通過的地區提出了斷然的要求，因此邊界爭論顯然必須經過一番艱苦的討價還價。在這種情況下，在談判開始前——事實上，在對方還根本沒有同意談判的時候——絕不可能指望任何政府正式表示接受麥克馬洪線，從而放棄一個主要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周恩來在兩年前已對此問題在口頭上作出了十分明確的保證，這次再度以書面形式向尼赫魯作出保證，他所能做的也不能超過這個地步了。
周恩來肯定中國政府願意把麥克馬洪線作為東段邊界線，這種理解可以從北京後來處理整個中印邊界爭端的作法中得到證實。那末，為什麼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卻不作這樣的理解呢？首先，也許是因為印度過去對中國的那種潛在的不信任，這時已變為猜疑。印度懷疑中國為了領土擴張或者僅僅是為了造成對印度的壓倒優勢，要攫取或要求那些被印度認為是屬於它的領土。更加現實的是，中緬談判這時恰好陷於某種僵局，而緬甸似乎告訴過印度，說中國人不講理、不妥協。如果這是一個因素，那麼，當兩年之後，中國同緬甸簽訂了邊界協定，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並在進行了一些較小的修改後，也接受了緬甸所主張的其他地方的走向， [ 註：見第二章注 ] 這時候上述這種因素就應該消除了；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印度還是難以從周恩來的信件的字裡行間看出有什麼保證的含意。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中國當時要求印度政府改變它一貫遵循的邊界政策的中心前提(即麥克馬洪線不容重新談判)。為什麼印度政府把重新談判看作是等於放棄麥克馬洪線，這一點還是弄不清楚。雙方開始談判並不妨礙雙方堅持各自的立場，這是一切談判的必要條件。印度滿可以在談判中堅持他們在東北邊界線問題上的立場，就象他們就克什米爾問題同巴基斯坦舉行談判時所做的一樣。也許，中國堅持談判邊界問題這個事實本身，在印度看來，就使它不可能重新考慮它的基本立場。
印度的立場有它自己的邏輯：
(1)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領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割讓。
(2)因此，對麥克馬洪線問題不容談判。
(3)因此，對邊界的任何地段也不容談判(因為中國不會同意只就邊界的一部分進行談判，而印度如果同意就邊界的一段進行談判，就會削弱它拒絕談判麥克馬洪線的立場)。
(4)因此印度在西段和中段的領土要求必須以斷然方式提出，就象它堅持麥克馬洪線那樣。
根據這一系列的推理就使它採取以下的立場：
(5)為了拒絕同鄰國談判邊界，唯一可以令人接受的理由，就是硬說邊界線早已存在。就麥克馬洪線而論，這種論點可以用一九一四年的協定和事實上的情況作為依據——因為該線自從一九五一年以來已成為印度有效的東北邊界。但是為了對西段邊界也提出同樣的主張，就需要進行一番推敲。
(6)即使這樣進行論辯，但任何政府如堅持拒絕談判總會令人產生惡感，對印度來說尤其是這樣。因為尼赫魯一貫鼓吹通過談判解決一切爭端，因此就要設法使它那種斬釘截鐵地從根本上拒絕談判的態度變得暖昧一些。
這不是說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就是按照這麼幾條來考慮他們的行動方針的。但是可以看出，他們是從麥克馬洪線不容重新談判這個最初決定開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這條道路。
尼赫魯給周恩來的複信闡述和引伸了他在第一封信里所採取的基本立場：即邊界是已明白地和牢固地定下來了的，不應再有什麼問題。他爭辯說，在三個地段，印度所要求的邊界都是以地理和傳統為根據，而且在大多數地段是由「當時的印度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專門的國際協定加以確認的」。他舉出了一八四二年古拉布·辛格同西藏之間簽訂的一項條約作為國際協定的例子， [ 註：見歷史引言 ] 並堅持說麥克馬洪線是正常地合法地產生於西姆拉條約的。他認為這些因素應該使周恩來相信：印度的地圖關於邊界的畫法「不僅是根據天然的和地理的特點，而且也符合傳統，並且一大部分是為國際協定所肯定了的」。他指出：獨立的印度「決不會在它已確定的疆界以外進行任何侵略。」
關於周恩來所提出的在簽訂邊界協議前雙方應該維持現狀的建議，尼赫魯說：「我同意雙方應該尊重在最近的那些爭執發生之前所存在的情況，雙方都不應該試圖採取片面行動去行使自認為屬於它的權利。再則，如果有任何土地系最近所取得的話，這種情況應予糾正。」這是印度第一次運用辯論術，後來隨著中印邊界爭端的發展，印度時常運用這種辯論術——本意是拒絕，卻又說得好象是同意。維持邊界現狀的問題，以後在整個爭端中是一個關鍵問題，而在這裡這個問題已經從根本上被混淆了。周恩來提議雙方共同維持現狀，尼赫魯答覆說，「我同意」，但是他接著又提議恢復原來的狀況而不是保持目前的狀況(「應該尊重在最近的那些爭執發生之前所存在的情況……如果有任何土地系最近所取得的話，這種情況應予糾正」。)這樣一來，尼赫魯就沒有同意周恩來關於維持現狀的建議，而是在實際上提議恢複印度所認為的原狀。他在這裡預示著印度將要求中國撤出阿克賽欽，後來變得更加強硬，竟把它作為舉行邊界談判的絕對的先決條件。
在中印邊界爭端公開化並引起印度政界騷動之前一年，尼赫魯在給周恩來的最初幾封信中，已經採取了他以後一貫堅持的立場：印度和中國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這就是說，對印度的邊界走向不容有任何疑問。印度政府說邊界線在哪裡，就在那裡，因此，是不容談判的。其次，必須恢復原狀(印度一直把它稱為「現狀」)，換句話說，凡是印度聲稱屬它所有的領土上的中國人必須撤出。
這是一個對撞的方針，這個方針是由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根據自己的判斷確定的，而不是後來在激動起來的輿論的壓力下制定的。後來的政治壓力，使得尼赫魯極難改弦易轍，但是，這個方針的形成是既不能歸咎於也不能歸功於上述的政治壓力。尼赫魯必須對此承擔責任。
中印兩國總理的信件來往，中斷了六個月之久，當周恩來在一九五九年九月答覆尼赫魯的第二封信時，中印兩國之間的關係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西藏東北部開始發生康巴族(Khampa)叛亂，到一九五九年初擴大到西藏中部和南部，而且變成了規模更大的暴亂。成千的西藏難民越過邊界進入印度境內。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薩爆發了戰鬥，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同叛亂分子串通起來，宣布了西藏獨立。北京通知印度，說西藏地方政府發動了武裝叛亂，並保證對西藏的印度僑民提供保護。達賴喇嘛逃離拉薩，取道前往印度，他沿著古時的商路越過麥克馬洪線到了達旺，在那裡受到印度政府的庇護。這些事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它對中印關係馬上起了直接的破壞作用。印度國內對中國潛在的猜疑再度出現。一九五O年當中國軍隊開進西藏時就已產生的種種疑慮不安，現在表現得更加強烈了。當初，人們就曾大肆批評印度政府的政策，認為它默許中國軍隊開進西藏；這時，反對印度政府政策的呼聲又甚囂塵上。印度各城市舉行了聲援西藏叛亂集團的反華示威遊行。四月間在孟買達到高潮。印度的社會黨在該市組織了一群人，將毛澤東的肖像貼在中國總領事館的牆上，向肖像上亂擲雞蛋和西紅柿。中國對之提出了憤怒的抗議說，這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的莫大侮辱」。
尼赫魯當時進退兩難。幾年來對於西藏傳來的抵抗中國人的消息，印度政府總是盡量沖淡，如可能就不予發表，現在人們就可以指責他故意裝聾作啞。印度政界普遍同情西藏人，特別是同情達賴喇嘛。尼赫魯對此也有同感。但是，既然尼赫魯至少是從一九五O年中國在西藏重新行使權力以來就已承認中國對西藏享有主權，他也得承認：不管他和他的同胞們對西藏人怎樣同情，西藏所發生的一切乃是中國的事情——這肯定同印度官方毫不相干。所以，他對中國採取照章辦事的姿態，並試圖以此來平衡對達賴喇嘛的殷勤款待；他又斥責那些上街示威遊行和發表憤怒演說的印度人把他希望維持的印中友好關係搞緊張了，以此來平衡他對西藏人所表達的同情。毫不奇怪，他這種做法討好不了任何人。他拒絕隨聲附和地譴責中國，印度國內批評者就責備他對中國姑息；而中國卻攻擊他干預了中國的內政，甚至指責他策動了西藏的叛亂。
北京多年來一直指責印度利用噶倫堡(Kalimpong，它是穿過春丕谷(Chumbi Valley)通向印度的一條商路的終點)作為基地來煽動西藏的叛亂。這個指責是很有道理的。早在一九五三年尼赫魯曾經承認噶倫堡是「一個特務窩子」。他說，那兒什麼國家的特務都有，「而且有時候我都懷疑噶倫堡的大部分居民是不是由外國特務所組成的」。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和尼赫魯會談時對此提出不滿。他說美國特務和其他特務利用噶倫堡從事破壞中國在西藏的影響的活動。一九五八年初，北京再度提出不滿。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時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政府隨後又發出照會，詳盡地敘述了噶倫堡的西藏逃亡分子、美國和國民黨特務分子的「加緊活動」。中國說，這些分子正準備在西藏舉行武裝叛亂，企圖使西藏脫離中國。印度政府答覆說，中國必定是依據不正確的情報，沒有證據說明外國利用噶倫堡進行活動。然而，到了八月初，「在印度的所有著名西藏官員，包括達賴喇嘛的哥哥和噶廈的成員，以及作為叛亂分子代表的游擊隊頭目，一道在噶倫堡召開會議，起草了一份向印度和聯合國的呼籲書」。北京又提出抗議。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國宣稱：最近在拉薩爆發的叛亂，是由噶倫堡的「指揮中心」策動的。
對西藏叛亂分子的支援和指揮顯然是通過噶倫堡來的，而印度政府卻裝作沒看見。有證據說明印度所起的作用比這更積極一些。當時有個叫喬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的英國人住在噶倫堡，和西藏人有密切接觸，他後來寫道：一九五四年有名印度官員找他，要他把一名叛亂頭子帶到噶倫堡，「為西藏的獨立進行工作」。
西藏叛亂爆發，達賴喇嘛逃到了印度。當時印度政府通知北京說，達賴喇嘛要求政治避難，印度已經同意。但新德里也保證不容許達賴喇嘛在印度進行政治活動。周恩來後來也認為對達賴喇嘛提供政治避難是「通常的國際慣例」，並說中國對此並不反對。然而，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后，就開始發表許多聲明，提出他自己對西藏事件的說法，並攻擊了中國。這些聲明最初通過印度政府的宣傳機構發表，後來又由印度駐外使館散發——對此中國表示了強烈反對。 [ 註：有一個名叫喬基姆·阿爾瓦(Joachim Alva)的印度議員想到，如果當時被囚禁的克什米爾領袖謝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逃到中國，並且受到達賴在印度的那種接待，那末，印度的反應也一定會是同樣激動的。這個印度議員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人民院發言時作了這個比喻。 ] (中國懷疑印度事實上是替達賴喇嘛寫了他抵達印度后的第一個聲明，而且從聲明內容提供的證據來判斷，可以證實中國的這種懷疑。) [ 註：例如，這個聲明仔細說明了達賴喇嘛穿過麥克馬洪線進入印度的地點。他說這個地點是在兼則馬尼(Khinzemane)。(這件事情的意義，見本書第五章)西藏人對這條線的態度至少是模稜兩可的。如果說達賴喇嘛在剛從拉薩逃出后發表的第一項聲明中竟煞費苦心地具體說明麥克馬洪線的確切走向——而且要照印度方面的畫法來說——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 當時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開會，代表們發言憤怒地提到了「印度反動分子」，指控他們對叛亂的封建勢力提供援助和進行鼓勵，「繼承了英帝國主義的衣缽，對西藏懷有擴張野心」。雙方都恢復了舊時的猜疑。
中國政府也象尼赫魯一樣感到左右為難：一面感到憤慨，一面又承認同一個龐大的鄰國保持友好關係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這一點可以從當時中國大使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所作的一篇精彩的書面談話中看出。為了答覆並駁回印度指責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攻擊印度一事，中國大使在書面談話中認為中印兩國關係中出現的「令人遺憾的不正常現象」來源於印度對西藏叛亂的叫囂所反映的「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破壞中印友誼」的行動，來源於印度政府對於達賴喇嘛的隆重歡迎。在重申了中國感到憤慨的理由並聲明中國政府希望「一時籠罩著中印關係的陰雲將會迅速消散」之後，中國大使就講到了他的書面談話的核心。這就是提醒印度，中國的敵人是在東方，「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在東方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他接著說，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
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友人。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也不會威脅印度。……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印度朋友們！你們的心意如何呢？你們會同意我們的這種想法嗎？關於中國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國的東方，而不能也沒有必要放在中國的西南方這樣一個觀點……朋友們，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裡。請你們考慮一下吧。
中國大使最後向尼赫魯問候。
在中印兩國關於邊界爭端的全部來往文件中，這篇書面談話的措詞是獨一無二的，既是迫切陳辭，又是直截了當，甚至毫無官樣文章。這篇談話確實是非外交的，這就是說，它拋棄了通常慣用的那些外交辭令，結尾也許可以理解為帶有一種威脅的暗示。這也可以理解為中國把自己全部的牌都攤開在桌上，力圖解除印度政府的顧慮。 [ 註：一名研究中國政策的學者哈羅德·欣頓(Harold C.Hinton)，對這段中國聲明的含義並不感到有任何疑問。他寫道：「儘管這一段英文很奇特，但大意是清楚的。……[中國政府]明顯感到擔心的是它可能面臨著來自西藏邊境和台灣海峽兩個方面幾乎是協調一致的壓力，於是它呼籲印度退出或者不要參加進去。」(見《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倫敦麥克米倫公司一九六六年出版，第288頁。) ] 如果說中國的意圖就是這樣，那麼，它所作的姿態失敗了。一個星期以後，中國大使被叫到印度外交部來聽取一項憤怒的答覆。印方斥責他使用了「不禮貌和不適當的語言」。印度外事秘書向他指出，印度對一切國家都以朋友相待，「這是和印度過去的文化、背景和聖雄甘地的教導相符合的」。
一九五九年夏季，中印兩國的外交交涉反映了並加劇了由於西藏叛亂而引起的兩國邦交的惡化，同時，雙方沿著中印邊界調兵遣將，使得兩國走向迎面對撞的局面。在東段，康巴族叛亂分子在西藏南部雅魯藏布江和麥克馬洪線之間進行集結，使得中國也在這個地區派駐重兵，把軍隊開到邊界上，防止叛亂分子越境進入印度尋求庇護，並切斷西藏難民的外流。在邊界的另一面，印度軍隊把他們的前沿哨所推進到麥克馬洪線，在有些地方甚至越過了麥克馬洪線。
當然，麥克馬洪線從來沒有標定過(一九一四年英國同西藏當局互換照會是否就算得上在法律上劃定界線，印度和中國對此有爭執；但是，雙方都一致認為：麥克馬洪線從來沒有標定過，就是說，沒有在地面上標界)。麥克馬洪線大部分走向是沿著一條明白無誤的，不易攀登的頂峰線，但其餘部分卻是按照模糊不清的地形特徵來畫的。在這種地方要確定邊界線的位置，唯一的辦法是把麥克馬洪的原圖上的經緯度在地面上標出來。按照這套工作程序，時常會造成一條不方便的或荒謬的邊界線。而且由於麥克馬洪的原圖的比例是一英寸等於八英里，那末畫在原圖上的那條粗線就相當於四分之一英里那末寬，因而這條線移到地面上來也不能產生一條精確的界線。但中印雙方既未聯合標界，就沒有別的辦法能把麥克馬洪線在地面上確定下來。
麥克馬洪畫的線在幾個地點偏離了他原圖所標出的最高山脊，其中有一處是靠近一個名叫馬及墩(Migyitun)的村莊，它位於西藏人所重視的一條香客朝聖的道路上。為了把馬及墩留在西藏境內，這條線拐了一個約二十英里的彎，這一段沒有沿著什麼地形特徵，然後又同主要的山脊會合。 [ 註：麥克馬洪當初畫他的線的原始地圖複印在印度政府的《一九六O年印度北部邊境地圖集》(1960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India)、《中印邊界問題》(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增訂版，北京一九六三年出版)以及多蘿西·伍德曼的《喜馬拉雅邊疆》各書中。馬及墩角是在東經93°15』到93°30』之間。 ] 當一九五九年印度在這個地帶踏勘時，他們發現根據當地地形，把邊界線劃在緊靠馬及墩的南側，要比地圖上所畫的距該地以南約兩英里的那條線，更為切實可行，於是印度就在該處建立了哨所。印度沒有講清楚它為什麼要在這裡把邊界線進行調整，但看來印度可能是認為貼著馬及墩南面的由西流向東的察里河(Tsari River)可以作為邊界的特徵。印度把邊界推進到察里河邊，就把距離馬及墩不遠的山谷對面的一個叫朗久的小村莊划入印度境內，從而為印度的邊境哨所提供了一個更加實用的位置。
這種推理是無可非議的。當把地圖線標定到地面時，總是需要對邊界線做某些細微的調整。但是標定邊界必須由雙方聯合進行，而印度在這一場合卻是單方面行動，事先沒有徵得中國政府的同意，甚至沒有把自己的意圖告訴中國，就在印度地圖上標明是中國領土的地點設置了哨所。後來印度對此也不諱言。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魯對人民院 [ 註：人民院是印度議會的下議院，上議院是聯邦院。 ] 說：雖然麥克馬洪線大體上是固定的，但「在某些地區，在蘇班西里河地區， [ 註：馬及墩是與東北邊境特區蘇班西里分區毗鄰的。 ] 或者在那一帶地方，我們認為這條線劃得並不好，隨後我們，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變動」。尼赫魯在同年九月致周恩來的信中拒絕了中國的指責——中國指出印度已越過了麥克馬洪線；但是與此同時，尼赫魯也承認，印度在馬及墩地區所標的「中印邊界同條約附圖稍有不同」。他辯解說，印度的修改「只不過是根據確實的地形來體現這個地區的條約附圖」。他還爭辯說，這樣做是符合既定的國際慣例的。如果印度同中國商量過，這樣做本來會是符合國際慣例的。
雖然印度政府拒絕把整個麥克馬洪線提交談判，但它這時卻建議討論這條線在某些具體地點(包括朗久在內)的確切走向。尼赫魯甚至宣稱他願意把這類問題提交仲裁；但是印度這些建議都是在它堅持下述立場的情況下提出來的：即中國不僅應該首先正式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且也應該承認印度所主張的西段邊界。後來，中國也同意對有爭執的一些特定地點進行臨時性會談，但中國要求把這種會談作為就邊界問題進行全面談判的第一步。就邊界走向的細小問題舉行臨時性會談的道路，也這樣被兩頭堵塞了。
印度在馬及墩調整麥克馬洪線以合乎他們的需要的同時，在其他地點也同樣越出地圖上標明的界線：一處是位於馬及墩以東的塔馬頓(Tamaden)；特別是在該線最西端的兼則馬尼，該地三年後成為中印邊境戰爭的導火線。但當前爆發的是朗久問題。北京抗議印度的這些向前推進的行動，接著指責印度武裝部隊於八月二十五日侵入馬及墩南側地帶並向中國邊防部隊開火，中國邊防部隊給予了還擊。次日，印度提出抗議，聲稱是中國軍隊侵犯印度領土並開火射擊，迫使印度部隊撤出朗久。印方照會指責中國「蓄意侵略」，企圖使用武力來實現其領土要求；並警告說，印度邊境哨所已奉命「在必要時對侵越者使用武力」。實際上這種威脅只不過是虛聲恫嚇——印度部隊不久之後就接到命令，在未遭到對方射擊前不得開火——但是看起來象是要同中國在朗久問題上攤牌。北京指出：由於中印兩國政府對於邊界線的確切位置存在分歧，印度就可能把駐紮在中國認為是本國領土上的中國人員視為越境者，並隨意開槍射擊。
在這種情形下，印度威脅說要使用武力，這在國際法上並沒有充分理由。正如一位國際法權威所說，雖然各國都有守衛邊境不受侵犯和維護本國領土完整的固有權利，但是，「如果對某國所要維護的那塊土地的主權有爭議時——在邊界爭端中情況肯定是這樣的——自衛權就失去它所依據的基礎了。」這裡的問題是：怎樣才算邊界爭端，怎樣就不算邊界爭端？虛構或偽造的邊界領土要求往往是侵略的借口；印度以為他們在麥克馬洪線所面臨的、以及後來在西段所面臨的，正是這種局面。但否認真正的邊界爭端的存在，同樣可以成為不肯讓步的借口，而中國這時就開始感到他們正面臨著這樣的局面。
關於朗久事件，中國的說法同印度的說法完全相反。中國否認曾對印度軍隊所進行的無端挑釁發動反攻，堅持說中國邊防部隊只不過對印軍進行了還擊，印度軍隊是自行從朗久撤走的。究竟誰的說法更加接近事實真相，現在無法判斷，很可能中印兩國政府有一方誤信其邊防部隊的報告。對於印度越過麥克馬洪線在兼則馬尼和塔馬頓設置的哨所，中國軍隊並沒有發動進攻，這個事實使印度關於中國蓄意進攻挑起朗久事件的指責失去依據(而且印度軍隊在朗久事件發生后不久就撤出了塔馬頓哨所，承認該哨所是在中國領土以內)。最穩當的解釋是：朗久事件是一次偶然的衝突。當雙方對峙的武裝部隊逼近一條尚未標定的邊界時，可以預料到會發生這一類的衝突。
然而，印度國內卻毫不懷疑朗久事件起因於中國的侵略。《印度時報》揣測中國「邊界攻勢」的動機是旨在「降低印度邊境居民的士氣，並挑釁性地炫耀它顯然佔優勢的軍事實力，以便在錫金、不丹、尼泊爾和緬甸等國更為廣泛地造成印度確實無法保護它們的印象」。印度人民社會黨的決議譴責中國的「擴張主義」和「它對友誼、容忍、共處等崇高概念採取了滿不在乎的蔑視態度」。該黨的決議最後說：「印度人民面臨著新的危險和新的挑戰——但是一個國家只有正視這種危險和迎接這種挑戰，才能發揚它的尚武精神和民族個性」。一位報紙專欄作家還認為中國軍隊是在試探印度在東北邊境特區的防禦能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印邊界爭端第一次在麥克馬洪線上演變為真槍實彈的射擊(印方說印軍死一人傷一人)，與此同時，西段的局勢也是一觸即發。那年夏季，印度政府決定在列城東北的三個地點設置哨所，這些哨所距離中國地圖標出的邊界線還很遠。雖然如此，印度後勤供應當時還達不到這些地方。同時，印度政府決定派遣巡邏隊循羌臣摩河谷而上，前往拉那克山口，並在這個山口建立一個哨所。印度認為這個山口是邊界的標誌。這支由約七十名特種邊境警察 [ 註：一種類似阿薩姆步槍隊的准軍事部隊。 ] 組成的巡邏隊，在建立了其他哨所以後，沿著羌臣摩河谷而上，到達空喀山口時，遇上了中國軍隊——中國認為空喀山口是邊界的標誌，他們已先行到達了這個山口，並在那裡建立了哨所。十月二十日，印度的一個三人偵察組為中國軍隊扣留；第二天，經過激烈交火，印軍有九名被打死，七名被俘。中國方面也有傷亡，但大概只有一人死亡。雙方對空喀山口事件的說法，又是相反的。印度人報告說，他們遭到據守在山頂的中國軍隊的伏擊；中國方面說，印度軍隊遇到了一支中國巡邏小隊，企圖把他們抓走，接著就開槍，但被打退。被俘的印度士兵和巡邏隊長所作的聲明，證實了中國的說法。但是印度被俘官兵被釋放以後，又翻了案，說這些聲明是長時間的訊問逼出來的。這次又同朗久事件一樣，沒有確切證據足以說明哪一方的說法更接近事實真相。
但印度國內自然沒有人表示懷疑。在印度認為中國對朗久發動了無端的蓄意進攻之後，緊接著又發生了印度報紙稱之為「對印度警察部隊野蠻屠殺」的事件，這就使印度政界對中國的態度由猜疑轉化為公開的敵對。
印度的邊境政策，是由尼赫魯同外交部的官員們討論形成的；是通過在西段的高山荒原和麥克馬洪線南面的叢林里調動巡邏隊和武裝部隊來執行的；是在同北京交涉中爭論過的；又是在印度議會裡闡述、辯論和肯定過的。這出在邊境演出而以印度受到毀滅性打擊告終的武戲，和在外交上演出而以亞洲兩個最大的國家互相仇視而收場的文戲，統統在印度議會，特別是在人民院里，通過舌戰反映出來。在一九五九年秋季朗久和空喀山口衝突事件發生以後的三年中，印度議會在同中國爭端的問題上化費了不下幾百個小時。在印度議會中演出了另一場更加微妙的戲劇。在這場戲中，尼赫魯壓倒一切的威望逐漸下降，最後隨著印度陸軍的慘敗而徹底崩潰。與此同時，立法機構也開始控制了行政機構。
一九五九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選之間，在人民院的五百議席中，國大黨擁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席位。在巨大的拱頂議會大廈里，下議院的會場呈半圓形，光滑的柱廊是英帝國建築藝術的傑作。議員座位排成扇形，好象半塊圓蛋糕切成一片片那樣。國大黨佔去了絕大部分，只剩下最後兩片留給了反對黨。用術語來講，印度議會中並沒有反對黨(根據人民院的章程，至少要有五十名議席才取得政黨的地位)，只有一些黨派的小組。當時，其中最大的是印度共產黨，有三十一席；其次是人民社會黨(Praja Socialist Party)，有十九席，它是從國大黨分裂出來的主要派系，幾年以前一些社會主義者脫離了國大黨，後來又四分五裂。其他的政黨都不足十席。儘管有幾個拼湊起來的小組織，那是為了便於爭取發言的時間和其他議會權利。新近成立的自由黨(Swatantra Party)，被認為代表不信教的民主派右翼，可能取代國大黨的地位。人民同盟(Jan Sangh)反映印度教的正統和反動勢力的意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是從左翼分裂出來的一個派系。共和黨人(Republicans)代表「不可接觸的人」。以上這些黨派和一些更小的黨派，加上許多獨立人士(Independents)，填滿了反對黨的其餘議席。反對黨的議員人數雖少，但他們同人多勢眾的國大黨唇槍舌戰，相當倔強。人民院里最好的辯論家大多數出在反對黨方面。其中有阿恰里雅·克里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他是前任國大黨主席，現在是人民社會黨的領袖。他往往從前排座位上站起來抨擊政府，特別是把目標集中在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Krishna Menon)身上；他的頑強態度和他的灰色長發使人想起「古舟子」 [ 譯者註：「古舟子」(the Ancient Mariner)是英國詩人柯立茲(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詩篇中的主人翁，這裡用來描述這個議員象古舟子一樣白髮蒼蒼和講話娓娓動聽。 ] 的模樣。阿索卡·梅達(Asoka Mehta)當時也在人民社會黨里，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反共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蘭加(Ranga)教授是南方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人，是自由黨的重要代表；還有米努·馬薩尼(Minoo Masani)，從前是個社會黨人後來轉變為右翼分子，表現了變節者所通常具有的那種狂熱；希倫·穆克吉(Hiren Mukerjee)教授是個議會裡共產黨人的典型，講話文雅、準確有力，他警覺地捍衛共產黨的民權自由和議會權利。在獨立人士中，法蘭克·安東尼(Frank Anthony)是有英國血統的印度人團體的領袖和指定議員，也很傑出。他的發言懇切有力，有時象毛玻璃那樣既銳利又閃光。他總是穿著一身整潔無瑕的西服，又能言善辯，因而顯得突出。這個時期，印度議會辦公和辯論絕大部分是用英語進行的，偶而也用印地語，那只是由於某個議員英語不行，或者更罕見地是由於他把講印地語看成一個原則問題。
人民院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反對黨派的頭頭們差不多都曾一度是國大黨黨員。他們和議會會場對面的政敵本來就是戰友。在印度獨立運動時期，大家都能擺脫政爭，至少當時彼此在政見上的分野不是那麼清楚。往日情同手足的聯想有時使議會內的交鋒增添了幾分怨恨，但也烘托出彼此相互熟識、不忘舊誼的心情。
在議會的執政黨這一邊，尼赫魯凌駕一切。他當時年已七十，但看不出來。他步履輕快，上樓梯一步跨兩級，只是在疲倦時，才顯出有些年邁駝背。儘管尼赫魯總是自作決定，或迴避決定，他對議會的首要意義卻銘記在心，一絲不苟。質詢時間他很少缺席，主要辯論他通常參加，而討論外交事務時他總是在場。但尼赫魯缺乏辯才，他發言冗長，講起話來很象是獨白，而不象是說給別人聽的。他從事議會活動是為了克盡職守，而不是出於個性愛好。尼赫魯倚仗他在議會中享有的支配地位，講起俏皮話往往帶有蔑視對手的味道——他常愛用「幼稚」、「孩子氣」等字眼斥責反對派議員。尼赫魯的權威是議員們公認的；事實上駕馭議會的，與其說是議長，不如說是尼赫魯。當議會陷入喧嘩混亂而不聽議長號令時(就是在那些日子也常出現這種情況)，尼赫魯的尖刻聲調一下子就壓住了喧囂，恢復了秩序。
但是尼赫魯並不是絕對地支配一切的。這是由於他在基本上遷就議會的意願，特別是由於他要順從國大黨內部沒有露頭的但是強有力的反對意見而受到了一定限制。甚至前排議員里也有這種反對勢力的代表人物。這些人當中包括當時的內政部長潘特(Pant)，他的昏憒的外表掩蓋著他的嚴酷的內心；財政部長德賽(Morarji Desai)，他自命為甘地的信徒；糧食部長薩·卡·帕蒂爾(S.K.Patil)，他是孟買的國大黨頭子，他當糧食部長的功績是獲得了據說是取之不竭的美國剩餘糧食的供應。魁梧的賈克吉凡·拉姆(Jagjivan Ram)是國大黨內信奉印地教下層的「不可接觸者」階層的頭子，他利用鐵道部長的職權促進他本階層的利益。尼赫魯的這類同僚們對他的做法時常深感不滿。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同尼赫魯狠斗過，只是滿足於阻撓他，正如尼赫魯往往也只滿足於告誡他們一樣。國大黨的大批後排議員也是廣泛地反對尼赫魯的許多政策，雖然這種反對通常是隱而不露的。但是邊境問題給了這類國大黨員以機會和勇氣來直接攻擊尼赫魯，他們相信只要他們是為印度的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講話，他們就可以在議會中得到普遍的支持。
一九五七年以後擔任國防部長的梅農的席位緊靠尼赫魯總理背後。對那些不願直接攻擊尼赫魯的人來說，他充當了靶子。梅農比印度政府中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尼赫魯，同時由於梅農對大多數同僚採取了毫不掩飾的輕視態度，這就更加引起人們對他的忌妒。國大黨內支持梅農的人很有限，他在地方上沒有基礎(他出身於喀拉拉邦，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多半是在倫敦度過的)，國大黨左翼把梅農當作他們的首領，但是他們的勢力很單薄。梅農的權勢的真正根源是他同尼赫魯的友誼；只要總理給他撐腰，他就能對付國大黨內的許多政敵。但是梅農長期以來就在議會內遭到圍攻。當中國在阿克賽欽修成公路和朗久事件的消息透露出來的時候，正好又發生了陸軍參謀長克·斯·蒂邁雅(K.S.Thimaya)將軍辭職未遂的事件，因此群情大嘩，紛紛要求梅農辭職。 [ 註：這個事件經過詳見下章。 ]
尼·喬杜里(Nirad Chaudhuri)是個對印度社會頗有見解但不饒人的分析家，他看出尼赫魯
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頂不住比他更堅決的同僚……所以每當他覺得公眾情緒過於強烈的時候——這種感覺往往是錯誤的——他就屈從於……公眾的情緒。更有甚者，他這種由於錯誤的判斷而做出的讓步還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特點：他對那些他過去譴責過的做法，竟會反過來進行無保留的甚至是熱烈的鼓吹。例如，他過去對於印度教徒的反華叫囂時常表示不耐煩，甚至嚴加斥責；但當他終於屈從於對方意見之後，他的慷慨激昂的程度並不亞於批評他的人。
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議會夏季開會期間，印度反華叫囂的聲勢越來越大，隨著印度國內抨擊政府對華政策浪潮的不斷高漲，抨擊的範圍也不斷擴大。對印度政府的強烈攻擊，來自非共產黨的左翼，也來自右翼；攻擊的問題包括印度的不結盟政策，也包括了「空論家」的經濟政策；遭到痛斥的包括了政府處理外交事務的政策以及政府處理國內問題的政策。中印邊界爭端和政府對華政策，好象是一塊鏡片，把反對派形形色色的批評都透射出來：各種各樣的政策、態度和人物都受到責難。也許貢納爾·米達爾說得很對：「歸根結蒂，[批評者們的]真正目標是[尼赫魯所]支持的社會和經濟的革命；這批人過去就已不遺餘力地阻撓和閹割這場革命。」中印邊界爭端給印度國內批評尼赫魯的人一個把柄，他們利用了這個把柄來攻擊尼赫魯，這就必定使尼赫魯對中國人滿懷怨恨。在他看來，這場爭端的責任要由中國單獨承擔。
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度國內的反華情緒已經十分強烈——可是，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米達爾在評論印度國內反華情緒時，提出了這樣的重要論點：
必須牢記，輿論和態度上變化不定的潮流，主要是發生於人數不多的上層階級的集團里，雖然在印度和在整個南亞都把這些人叫做「中產階級」，把他們的意見叫做「公眾輿論」。廣大群眾，除了被煽動起來充當烏合之眾，參加暴亂和遊行示威，或者受到那些與國家大事無關的呼籲的誘騙，而充當投票人以外，很少參加政治活動。
在印度圍繞邊界問題形成的「公眾輿論」並沒有深厚的基礎。這種輿論主要反映在議會以及首都和某些主要邦的首府的報刊上(特別是英文報刊上)。隨著印度同中國的爭吵不斷加劇，印度公眾對這個問題的興趣也不斷增長，但只是在邊界戰鬥打響后，它才變成了中產階級(按照米達爾的說法)以外的人們所關心的事。 [ 註：本書凡提到「印度的反應」或「印度的輿論」時，應當看作是對人數不多的政界的簡便提法。 ]
到了八月，印度政界人士對北部邊境的憂慮和激動情緒日益增長。報刊登了很多關於中國部隊就在緊靠麥克馬洪線北面進行集結的報道。在短促的夏季開會期間，議會裡曾有人對於印度商人在西藏所受待遇問題提出質詢；到了八月中旬，又有人就所傳中國在談論「解放」錫金、不丹、拉達克和東北邊境特區的問題提出質詢。這使尼赫魯表示印度有責任援助不丹——尼赫魯的這一聲明立刻遭到不丹首相的反駁，他指出不丹不是印度的保護國，而且印度-不丹條約里也絲毫沒有提到防務問題。八月二十四日人民院提出了緊急動議要求討論「由於中國共產黨對印度的敵視態度所引起的嚴重局勢……」。
尼赫魯對中印關係的態度，到此時為止，仍然是積極的和有分寸的。對印度國內不滿中國在西藏採取行動的呼聲，對某些擔憂中國對印度不懷好意的看法，他都表示同情。但是他在五月間對人民院說：
不論是從長遠的角度或是從短期的角度來看，中國同印度應該做朋友，應該合作，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這倒不是說兩國應當走同一條道路，但是誰也不應該擋住對方的路；兩國不應當彼此敵對，那樣做對印度和中國都沒有好處。……中印兩國雖然制度不同，但不要相互仇視，這是符合兩國利益的。
幾乎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他沒有把有關中印邊境爭端的任何情況告訴議會；他從沒有提起經過阿克賽欽的公路問題，也沒有提起北京對解決整個邊界爭端問題持有同印度相反的態度。——這一回他很好地保守了機密。這還不僅是一個保密的問題。當議員們嗅到邊界爭端的氣味時，尼赫魯毫不猶豫地轉移了議會的視聽。八月間一名阿薩姆的反對派議員質問說，中國是否最近曾通知印度，說它認為「麥克馬洪線由於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已經不能視為國際邊界，而且由於它只是英國人所製造的，因此應當對這條線進行某種方式的重劃」。這項提問可以說是一月間周恩來的第一封信內容的公正的概括；但尼赫魯卻回答說：「沒有，先生。我們現在或在此以前都沒有接到這類通知。」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再也瞞不過去了。
八月二十八日晨各報都刊登了三天前發生的朗久事件。中國修築通過阿克賽欽公路的事，也走漏了風聲。於是印度議員群集議會，要求提供關於這兩樁事件的情況。尼赫魯冷靜地證實說有這麼一條公路「穿過了我國東北拉達克領土的一角」，並且告訴了議會印度政府是怎樣獲悉這件事的。尼赫魯指出，在西段「從來沒有標過界，但是當時的政府經過大致的勘測定下了一直為我們所接受和承認的那個邊界」。雖則他對西段邊界的爭端一般的是加以縮小，但他的結論是「在一、兩處地方，過去和現在都存在著中國侵略的事例」。在談到麥克馬洪線時，他敘述了朗久事件的經過，講到中國政府聽信了中國邊防部隊的說法，而他自然寧願接受印度邊防部隊的說法。接著他就概括了他對整個邊境問題的態度。他說，一些細小的邊界衝突和分歧應當通過談判加以解決，這些問題是長期懸案，不過是「這裡或那裡一英里左右的牧場」的問題，而儘管「我們認為我們是對的，還是讓我們坐到會議桌旁來加以解決」。但是，「中國地圖把大片印度領土抹上[屬於中國的]顏色」的做法，「牽涉面就很廣了」，就是「顯然完全不能接受的了」，而且也是不容「討論的問題」。
幾天以後，尼赫魯在人民院里對他的態度又作了更為詳盡的說明。他說，中國一直說在朗久進行侵略的是印度：
現在，這個村莊或者那個村莊或者這一小片領土究竟是在他們一邊呢還是在我們一邊呢，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一般說來，只要這些糾紛是比較小的糾紛，我的確認為，如果兩個大國——或者兩個小國——立即衝上去掐住對方的脖子來決定這塊兩英里的領土究竟是在這邊還是在那邊，特別是如果這塊領土是高山上的無人居住的兩英里的領土，那是相當荒唐可笑的。但是，當事情牽涉到國家的威信和尊嚴的時候，那就不是兩英里的領土了，這裡牽涉到的是國家的尊嚴和自尊心。因此就發生了這種事情。但是，我不希望——只要我能做到——把這個問題弄到任何一國都別無他法——因為這裡牽涉到他們的民族尊嚴——而只有訴諸武力的地步。
中國政府繼續出版一種地圖，把東北邊境特區的一半、阿薩姆的三分之一和不丹的三分之一畫得好象是屬於中國的地方，這是非常不相宜的，非常不適當的。這的確是一種冒犯……但是在(中國)大體上接受麥克馬洪線之後，我準備討論對麥克馬洪線的任何解釋，在這裡或那裡的次要部分的解釋，——這是不同的問題——不是這些大塊領土，而是次要部分的解釋，究竟這個小山是在這裡，這塊小地方是在那邊或這邊，都根據事實，根據地圖和現有的證據來確定。這是我準備同中國政府討論的。我準備著接受任何和解的、調解的辦法來考慮這個問題，我準備在他們或者我們——不管是哪一方——提出異議的時候，由雙方所同意的權力機構就這些次要的修正進行仲裁。這是一個不同的問題……我這樣說是由於我並不採取那種狹隘的態度，認為我說的都是對的，別人說的都是錯的。但是必須接受總的麥克馬洪線，就我們而論，它是存在的，我們接受它。
尼赫魯接著又談到西段的問題，他說，「關於拉達克，情形有所不同」。他解釋說麥克馬洪線並沒有延伸到那裡(許多印度議員當時對邊境地理也是稀里糊塗的)，而且這段邊界是一八四二年古拉布·辛格和西藏人之間簽訂的條約已經規定了的——尼赫魯還錯誤地講到中國皇帝也是簽約的一方。 [ 註：關於一八四二年條約，見歷史引言。不僅中國沒有參加締結該條約，而且據在簽約幾年以後為印度總督調查該案的英國官員說，西藏政府也沒有參加締結該條約。 ] 他說，「沒有人曾對這一點提出異議，現在也沒有人對它提出異議」。
但是拉達克同西藏之間的實際邊界並沒有仔細地劃定過。這條邊界是由到過那裡的英國軍官在某種程度上劃定的，但是我頗為懷疑他們是否進行過仔細的勘測。他們把線標了出來。這條線一直標明在我們的地圖上。他們這樣做了。由於那裡並沒有人居住，這沒有多大關係。當時沒有人注意它。
這個時期尼赫魯在議會裡關於西段問題的發言，不但含糊其詞，而且是探討性的：
這個問題是複雜的，但是我們一向認為拉達克地區是個不同的地區，並且就邊境來說——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是個比較含糊的地區，因為確切邊界線根本是不清楚的，不象麥克馬洪線那樣……這塊地方，阿克賽欽地區，在我們的地圖上無疑是[屬於印度的]，但是我把它同其他地區完全區別開來。究竟拉達克地區的哪一部分屬於我們，哪一部分屬於別人，這是一件可以爭論的事。這件事決不是一清二楚的。我必須坦白告訴議會。它是不清楚的。我不能對一樁不但是在今天，而且是一百年以來都存在爭議的事情隨意採取行動。對於這塊領土的所有權一直存在爭議。……它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我不能說這塊領土的哪一部分可能不屬於我們，哪些部分可能屬於我們。問題是，在那個地區從來沒有進行過任何劃界工作，它是個有爭議的地區。
尼赫魯雖然指出關於中國公路所通過的那片領土的所有權確實存在疑問，從而擋住了議會內部要求把阿克賽欽的中國公路「炸掉」的主張。但是，尼赫魯寫給北京的信件卻沒有表現出這種不懷成見的態度。在信件中，他堅持說阿克賽欽歷來是印度領土，說印度所主張的西段邊界以及麥克馬洪線，「歷來是(印度的)歷史疆界」。
尼赫魯關於西段邊界的探討性提法，即使在他對國內的講話中，也沒有持續多久。自從印度外交部歷史司司長斯·戈帕爾博士從倫敦回到印度以後，尼赫魯就改變了提法。戈帕爾並不是一個高級官員，但是受到尼赫魯的尊重(他是當時印度副總統拉達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博士的兒子)。他被派往倫敦查閱英國外交部和前印度事務部檔案中關於印度北部邊境的材料。他行前沒有得到什麼訓令，只不過尼赫魯曾明白告訴他，他的任務是置當前的一切政治考慮於不顧，去作一番關於歷史證據的客觀評價，然後回來彙報。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戈帕爾報告尼赫魯說，印度對阿克賽欽地區的要求顯然比中國的主張更為有力。他向尼赫魯總理詳細介紹了引導他作出上述結論的歷史證據，尼赫魯同意了他的意見。前面講過，長期以來印度政府的政策就是麥克馬洪線不容重新談判，到了一九五四年尼赫魯又把這條原則擴大到北部疆界的其餘部分，並說這些地段的邊界也是「不容同任何人進行討論的」。現在戈帕爾的報告肯定了尼赫魯的上述方針，並顯然消除了在此以前他對印度在西段邊界主張的可靠程度所持的保留態度。
似乎當時尼赫魯的一些內閣同僚和顧問，對尼赫魯從戈帕爾報告中得出的印度對華政策的結論，感到有些不安。當時，尼赫魯正在讓內閣的外交事務委員會 [ 註：由尼赫魯、潘特(內政部長)、德賽(財政部長)、梅農、拉爾·巴哈杜爾·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工商部長)、A·K·森(A.K.Sen)(司法部長)等人組成。 ] 詳盡地了解印度如何處理同中國的爭端問題，戈帕爾把他調查的結果向該委員會作了口頭報告。梅農後來對戈帕爾表示異議，他說對待邊界協議的問題不能根據這種歷史上的態度行事，真正需要的是政治上的決定。內閣的其他部長也明顯地感到：業餘歷史學家尼赫魯和職業歷史學家戈帕爾這兩個人正在把印度政府帶上了錯誤的道路，他們也向戈帕爾表示了他們的疑慮。但是，向戈帕爾提意見，那是找錯了人，他無權決定政策。而且內閣中誰也不準備站出來同尼赫魯針鋒相對。
如果尼赫魯當初認為同中國協商解決乃是印度的利益所在，並對戈帕爾作出相應指示，戈帕爾也就會為西段邊界線的妥協方案找出歷史根據——其實，一八九九年馬繼業-竇訥樂線就是一條現成的妥協界線。但是，這個時候，尼赫魯對中國的公開評論有了明顯變化，這種變化清楚地表明：由於他認為北京在邊界問題上採取了傲慢專橫的態度，因此對中國滿懷怨恨和猜忌。
尼赫魯認為，各國政府之間如要維持良好關係，根本的一條是要互相尊重。九月初他在議會中講到，「如果你是軟弱的，如果你被認為是一個軟弱的國家，就不會有自然的友誼。在弱者和強者之間，在企圖欺侮別人的國家和甘願受欺侮的國家之間，不可能存在友誼。……只有在人們多少是平等的，在人們互相尊敬的時候，他們才是朋友。國家也是如此」。在尼赫魯看來，邊境事件和兩國外交交涉都說明了中國非但沒有履行他的那種關於友誼的規定，反而利用邊界問題建立壓倒印度的優勢，甚至是支配地位。他在談到朗久事件時，順便表示過這個看法，說中國也許有意那麼做，「讓我們懂得自己是老幾，……不要自以為了不起」。幾天以後，他又加重了這個指責。他問道：「今天中國正在出現怎樣的情況呢？……我並不願意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在他們的言詞中，在他們對待我們的行為中，在他們所做的許多事情中，都表現出自恃有力量的盛氣凌人的態度。」中國想要欺侮印度：
象印度和中國這樣兩個大國，為了佔有幾座山峰——不管這些山峰是多麼美麗，——或者為了佔有幾乎是荒無人煙的某些地區，因而發生一場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那將是極其愚蠢的。但各位議員都知道，並不是這樣。當這種衝突發生的時候，就擾亂了我們內心的信念，傷害了我們的自豪感、我們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等等。……所以，這不是一、二英里或者十英里甚至一百英里的問題。這是比一百英里或一千英里更加寶貴的東西，它是一種把人們的感情引導到更高水平的東西。今天在印度發生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情況。……這並不是為了一塊領土，而是因為他們感到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受到了中國政府相當隨便的對待，而且中國還企圖欺侮——如果我可以用這個字眼的話——他們。
尼赫魯的這番話似乎是在說別人，但是很明白，他也是在說自己。他悄悄放棄了他早先的態度——過去他認為邊界問題並不是危及民族自尊的重大問題——而現在的說法則似乎是問題已全面地、理所當然地涉及民族尊嚴。這就促使他採取誇張手法。如果出自別的政客之口，他無疑會斥責這類話是蠱惑人心。他說，中國要別人把喜馬拉雅山當作一件禮品奉送給它，而他又把喜馬拉雅山形容為「印度的王冠」，是印度的「文化和骨肉」的一部分。從這類講法出發，很自然就得出結論說：這一領土要求使「印度或幾乎任何一個印度人都接受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後果如何」。他指責中國是根據一種「自恃有力量的盛氣凌人的態度」行事的，承認他自己對「中國人的心理」茫然不解，並暗示中國也許是得了妄想狂的病症。儘管尼赫魯是以他那種慣常的語調講這番話，聽起來象是漫談、沉思、又很冷靜，而且不時告誡他的同胞要記住甘地，切忌發怒，但是這並不能減少他這番話的煽動性。
尼赫魯的講話是帶著明顯地受到傷害和感到憤慨的強烈心情。他感到中國對印度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他說，他們忘記了，「印度並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國家，即使它講話的語氣可能比較溫和」。尼赫魯之所以有這樣的反應，其因素之一無疑是他個人方面的，而且這也許是一個強烈的因素。印度的全部外交政策都是尼赫魯的政治個性的延續，但是印度外交政策中沒有哪一部分比對華友好更加顯著地同尼赫魯個人聯繫在一起。他曾經因為對華友好而長期受到國內批評者的攻擊。現在這些批評者興高采烈地說，他們過去早已告誡過他的。尼赫魯除了蒙受這番使他的政治地位削弱的恥辱之外，還感到中國人特別是周恩來辜負了他。
尼赫魯受到傷害的感覺究竟有多麼強烈，可以從它的後果加以估量。那就是把直到那時為止印度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因素，即同中國友好合作的政策，倒轉了過來；這項政策不但一向是尼赫魯最得意的政策，而且從印度利益各個方面考慮，它也是一項健全的、必不可少的政策。現在，印度竟因對中國在邊界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感到忿怒和怨恨而予以放棄，這就說明尼赫魯時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是同尼赫魯個人的自尊心或者他個人的威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尼赫魯對華態度的轉變是突如其來的，這同兩件事有聯繫：第一是朗久衝突(尼赫魯不顧這場衝突是印度的已承認的單方面修改麥克馬洪線而造成的結果)；第二是接到周恩來的一封長信。
這封信於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發出，是對尼赫魯六個月前的一封信的回答。這封信證實了印度對於中國在邊界問題上的態度的疑慮和憤慨。周恩來以顯然不如他前一封信那樣親切的語調，重申了中國的基本觀點：即中印邊界是從未經過正式劃定的。他批駁了尼赫魯提出的關於西段的一八四二年條約和關於東段的西姆拉會議就等於劃定了邊界線這種論據；他指出中國並沒有參與一八四二年條約——而且這項條約根本沒有具體規定邊界的位置——麥克馬洪線甚至也不是西姆拉會議本身的產物，而且這條線從來沒有得到歷屆中國政府的承認。 [ 註：周恩來寫道：「同你在來信中所說的相反，所謂麥克馬洪線從未在西姆拉會議上加以討論過，而是英國和西藏地方當局的代表，背著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於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條約簽訂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換文的方式決定的。這條界線，後來是作為西藏同中國其他部分之間的界線的一部分，標在西姆拉條約的附圖之上的。……至於西姆拉條約，當時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就沒有正式簽字……」如前所述，這是關於麥克馬洪線起源的一個精確的概括。 ] 他爭辯說，在麥克馬洪線以南直到山腳下的所有領土都是屬於中國的，這片領土有五萬六千平方英里之大。他問道：「中國怎麼能夠同意強迫接受這樣一個喪權辱國、出賣領土，而且這塊領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線呢？」至於西段邊界，中國地圖標明拉達克是中國領土，他認為這就是邊界的習慣線。
周恩來再一次聲明了中國政府的主張：應該通過友好協商，考慮到歷史的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尋求對雙方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在此以前，雙方應該遵守邊界現狀，對於具體的零星地點的爭執，還可以通過談判達成臨時性的協議。
他說，中國曾經期望，因為印度和中國一樣都是長期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本來應當對中印邊界問題抱有一致的看法，「採取互相同情、互相諒解和公平合理的態度」。但是，與此相反，「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英國對中國西藏地方執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根據」。更嚴重的是，印度政府對中國政府施加「種種壓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印度不承認中印邊界未經劃定的事實，力圖從「軍事、外交和輿論等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印度的企圖是要把自己關於邊界問題的片面主張強加於中國方面」。這種企圖是永遠不能實現的，而且這樣做，除了損傷兩國的友誼，使邊界問題複雜化、更加難於解決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結果。周恩來最後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軍隊和行政人員」。他說印度如果採取這樣的一個措施，「籠罩著兩國關係的陰雲也會迅速消散」。
新德里認為這封信幾乎是毫不掩飾地對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的整個東北邊境特區提出了要求——根據尼赫魯的說法，「要印度或幾乎任何一個印度人接受這項要求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後果如何」。如果說印度方面對這封信理解錯了——有證據說明它是理解錯了——中國也必須承擔部分責任。周恩來以前保證過，一旦舉行談判時，中國會接受麥克馬洪線；但在這封信里，上述保證幾乎看不到了，它縮小為解決邊界問題時應當以「當前的實際情況」作為依據的提法。他還大大誇張了西藏/中國過去到達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部落地帶的範圍。事實上，西藏/中國過去除在達旺地區以外，對該地區的某些較大的山谷僅進入幾英里之遠，但周恩來現在說中國的行政管轄達到了整個部落地帶。這種說法，同印度主張麥克馬洪線只不過是使以前的「自然的、傳統的、種族的和行政的邊界線」合法化的說法一樣，也是帶有傾向性的。可以看出，雙方此刻都堅持把事實上是一片無人地帶說成是一直處於它自己的管轄之下。
在新德里看來，周恩來的信件，如尼赫魯不久后所講的，是等於「[中國人]對一個想同他們友好的國家確實不講信用」。但是如果對這封信加以分析，聯繫到寫這封信前後中國發表的多次聲明，聯繫到寫這封信時北京方面對中印關係的狀況的看法，說明周恩來的本意也許是表示中國對邊界問題的基本態度並沒有變化。寫這封信的時候，由於西藏叛亂以及印度同情叛亂分子的叫囂已經使中印關係變得十分緊張。北京懷疑印度已經從同情進而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容許他們從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庇護所竄回西藏進行襲擊，並且讓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特務在噶倫堡自由活動，偷運破壞分子、武器彈藥進入西藏。當時在印度爆發了強烈的反華情緒，甚至有人號召進行戰爭。尼赫魯雖然在此以前大體上維持他的友好的、平靜的語調，但也公開同情西藏叛亂分子。當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剛剛在一個山區避暑勝地住下時，尼赫魯馬上就去拜訪他，大肆宣傳，以表示對他的同情。這就很清楚，印度將不再遵守它不讓達賴喇嘛從事政治活動的保證。達賴喇嘛在六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了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關於邊界問題，尼赫魯不但排除了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的可能性，而且對一塊切斷了新疆和西藏間唯一的陸路交通線的領土提出了斷然要求。更有甚者，在麥克馬洪線和西段，印度軍隊都在向前推進：在兼則馬尼、朗久和塔馬頓三地，越過了地圖所標明的麥克馬洪線；在西段的班公湖附近，另一支印度巡邏部隊於七月間為中國所捕獲(那時空喀山口事件尚未發生)。把上述的一切都加在一起，從北京的觀點來看，似乎已足夠說明周恩來為什麼要使用冷淡和指責的語調。他說印度力圖「把它關於邊界問題的單方面要求強加於中國」。這種推斷並沒有錯，雖然尼赫魯一定會認為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甚至是荒唐的，然而實際上印度正是這樣乾的，而且它還要繼續幹下去。
但是周恩來也重申了中國的基本立場，說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和歷史背景，能夠在邊界問題上達成對雙方「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他拒絕接受麥克馬洪線，但實質上說話留有餘地：他問道，中國怎麼能夠同意「被強迫」接受這樣一條非法的邊界線呢？——仔細體會，它包含這樣一種意思：如果不加以強迫的話，中國就可能接受這條線，不管它非法與否。在以前的會談中，周恩來自然親口向尼赫魯保證過，在這種情況下麥克馬洪線將會被接受的。但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卻沒有心思研究周恩來信件中字裡行間的含意，而只是從中找到證據，說明印度不能不應付如尼赫魯所說的「一個強大而又是侵略的國家」。
尼赫魯照此寫了回信。他表示「非常驚異和傷心」。他長篇大論地辯解說，印度所要求的邊界線「一直是歷史形成的邊界」，邊界的每一段都已由「歷史、地理、習慣和傳統」所確定。他接著說，「誠然，中印邊界並沒有全線劃定」——這顯然是證實他幾天以前在議會裡承認西段邊界從來沒有正式劃定的說法，但是，接著他又說：「事實上中印邊境許多地方的地形使得這樣在地面上用實物標界成為不可能。」這就是示意他所說的「劃界」就意味著「標界」。這樣一來，尼赫魯實際上勾消了他所承認的西段邊界的未確定性，並恢復了他以前的立場——即邊界線的全線都已確定；印度說邊界在哪裡，它就在那裡。(在國內，尼赫魯就說人家過去對他的話「斷章取義」，從而收回他承認過的話，並宣稱「不論是東段或者是西段，印度的邊界都不是未確定的。」)
印度給北京的一連串的外交照會中以及尼赫魯給周恩來的信件中，都提出了印度的論點。這些論點應用於東段和西段這兩個主要的爭議地段上，具有不同的性質。就麥克馬洪線而論，印度的第一道防線就是這個論點：產生這條線的是英國和西藏之間的換文，「按照公認的國際慣例，英藏換文必須被認為對中國和西藏都具有拘束力」。印度為了維護這個論點，就乾脆把中國並沒有參加英藏之間的秘密換文這個中心問題一筆勾銷，並且無視中國在一九一四年及此後一直明確拒絕西藏和英國之間的任何的和所有諸如此類的協議的事實。不但中國人，而且印度外交部的官員和歷史學家們，無疑還有尼赫魯本人，都同樣清楚，印度的說法歪曲了西姆拉會議的實際情況。但是印度政府早已認定，同中國舉行談判解決邊界問題會危及印度的利益。這不僅是由於印度預料到不管中國事先作出什麼樣的暗示，在這樣一種邊界談判中，中國將提出大幅度的恢復失地的要求；還由於印度認為同中國達成任何邊界妥協都是無法接受的，因為它將標誌著印度不得不從原有立場後退，那樣一來，將把印度降到亞洲的二等國地位。但要拒絕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唯一合理的根據就是提出邊界線事實上已經劃定的論點，於是印度就據此進行爭辯。當然，印度這樣做，並不是為了說服中國，而是為了爭取國際支持，而當時世界各國都在注視著中印之間爭論的發展。
印度論據的第二道防線是聲稱麥克馬洪線從來不是一條新的邊界線，它只不過是「這個地區的自然的、傳統的、種族的、和行政的界線的正式體現」。按照印度的說法，這條早已存在的邊界的確十分古老；他們聲稱這條線「和它現在的位置大致一樣，已有將近三千年的歷史」。印度人為了給他們的主張找根據，就引證《奧義書》(Upanishads)、《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羅摩衍》(Ramayana) [ 譯者註：《奧義書》是印度古代哲學論叢之一，吠陀聖典的一部。《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是印度古代兩大史詩。 ] 和印度文學的典籍。印度對中國說，多少世紀以來，「喜馬拉雅山的天險就是印度精神的奮鬥所向」。這一套論調在印度人聽起來倒是津津有味，尼赫魯也經常提到喜馬拉雅山在印度思想中的地位，並把它看作邊界爭端中的一個因素；但是這一套對中國人卻不起作用。他們說，「神話故事不能引用來作為印度對於邊界要求的根據。」 [ 註：印度從印度經典著作里尋找根據，連篇累牘地摘引原文，使得研究者們望而生畏，除非他們自己對於這些東西也具有淵博的知識。卡爾加里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的菲爾德(A.R.Field)教授在仔細研究了印度這方面的論據以後，得出的結論是：印度政府堅持主張「為多年傳統和習慣所肯定的古老的證據，可以作為邊界的基礎」，是「犯了嚴重的錯誤」。印度的這種論據似乎同寇松說的下述情況相似，就是「一種所謂天然的疆界……亦即各個國家由於野心、利害得失，或者時常是情感上的理由，而提出應當是屬於它的天然的疆界」。寇松的結論是：為了實現這類疆界所作的嘗試，「曾經是造成多次戰爭的原因，而且是造成歷史上幾次最悲劇性的興亡的原因」。 ]
印度為了證明中印邊界已經是「確定下來了，沒有必要進一步或正式劃定」而搜集的大量論點，是以頑固的訟師的手法提出的。印度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說服中國，就象律師在法院為一個案件辯護，也不是為了說服對方一樣，因為對方對案情的了解大約同律師一樣清楚。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給北京的照會剛剛遞交后就立即公布，而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公開外交，使外交照會不可避免地變成了宣傳手段。正如尼赫魯後來所說的那樣：「我的目的是，或者把對方爭取過來，或者削弱對方，使它在本國輿論、世界輿論和我本人的看法里站不住腳」。他說，這是「通常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樣。這不能歸咎於印度，而只能歸咎於了解情況的世界公眾；他們好比法庭的陪審員，這些人把印度的論辯看作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學者的探討，而沒有看出它是律師辦案的手段。
關於西段，印度的論點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在東段，印度的立場就是說麥克馬洪線是事實上的邊界，而且從國家利益的任何方面考慮也必須是這樣，於是為此目的就拼湊起各種論點。但在阿克賽欽地區，印度深信他們的領土要求比中國的主張具有更加有力的歷史根據。這種信念，基本上是建立在戈帕爾博士的報告的基礎上的。他一直是負責和提出印度方面的歷史論據的人。
印度在反駁中國關於「傳統習慣線」的提法時的論據最為有力。從細節上看，中國為他們在地圖上所畫的線提出的論據軟弱無力；印度卻能列舉很多證據，指出中國的主張向西面伸得太遠。中國反駁說，由於邊界從未劃定，任何「傳統習慣線」自然只能是含糊的，只有在進行了印度認為不需要的劃界和標界手續以後，才能求得精確。印度聲稱，他們所主張的邊界，就是一條已經完全確定的國際邊界。如果說中國所提出的傳統習慣線的論據不是很有力，那末，印度為支持自己的主張所可能提出的論據也是薄弱的。印度雖然可以引證說，在不同時期崑崙山脈就是這一地區中國領土的南部界限，但是，他們拿不出任何證據來證明印度的或是英國的行政管轄曾經達到昆崙山。阿克賽欽實際上是一片無人地帶，從來沒有誰劃過一條穿過它或繞過它的邊界線。這樣的一條邊界線，要留待中國和獨立的印度來劃定。
在爭論中，印度對待一八九九年馬繼業-竇訥樂線的態度是很奇怪的。前面講過，這條線是英國向中國提議過的唯一邊界線；根據這條線，中國在五十年代修築公路所通過的地段，是在中國一面。但是印度堅持對一八九九年線的含義作反面的解釋。 [ 註：關於印度方面關於一八九九年方案的錯誤說法，可參閱：《官員報告》，第55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照會(白皮書II，第25頁)；一九六O年二月十二日照會(白皮書II，第87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照會(白皮書II，第22頁)；還有尼赫魯的這封信(白皮書II，第36頁)。 ] 例如，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魯在致周恩來的信中聲稱，一八九九年線「無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賽欽全部地區是處在印度境內」。——而事實真相恰恰相反。看來造成這個錯誤的原因，只能是由於查抄檔案里的英國照會原文時的筆誤所造成的。 [ 註：一八九九年方案所主張的邊界線，是「沿著拉宗山脈而行，直到它同從昆崙山向南延伸的一條支脈相匯合」。(見歷史引言注)可是按照印度的說法，這個方案卻變成主張「沿崑崙山脈」畫一條線了。 ] 這可能只不過是個細小的失誤，但後果卻很深遠。
尼赫魯在給周恩來的複信中，在詳細反駁了中國的基本立場——即中印邊界從來沒有劃定過——並且拒絕通過談判來完成這項任務之後，轉而談到中國提出的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現狀應予維持的建議。他說，「我們也同意」，但接著又把問題搞混：「同時雙方都應該尊重傳統邊界，任何一方都不得試圖以任何方式改變現狀。此外，如果任何一方已經越過傳統邊界侵入另一方的領土時，應當立刻退回到邊界的自己一側」。這樣，(當尼赫魯的信件根據上下文應該使用「但是」字樣時，他卻用了「此外」)尼赫魯再一次提出了印度關於恢復原狀的要求，這實際上是變相地要求中國單方面撤退。他聲明說，「不存在……撤退任何印度人員的問題」。尼赫魯接著還明確提出印度方面的一個新條件：「除非中國軍隊先從他們目前在傳統邊界的印度這邊據有的哨所撤出，並且立刻停止進一步的威脅和恐嚇，談判是不會有成效的」。當時梅農在聯合國也提出同樣的論點，他堅持要求「在舉行任何談判以前，中國軍隊必須從現在被中國所控制的地方撤退」。這個主張又變成印度立場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
除非中國改變態度並屈從於印度的要求，尼赫魯的這種作法就給達成協議的可能增添了新的障礙。但在當時，尼赫魯事實上還是遵循著一條比印度外交文件的語調所表達的態度要慎重得多的方針。印度警告北京，說印度邊境部隊已奉命使用武力擊退「越境者」，乃是虛聲恫嚇。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尼赫魯口述了以下的指示：
甲、除非衝突確實強加到我們頭上，我們必須避免實際衝突。就是說，我們必須避免軍事衝突，不只是大規模的，甚至是小規模的。我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開槍，除非確實遭到射擊。
乙、萬一任何中國武裝部隊進入我方，應當叫他們回去。只有在他們開槍時，我方才可還擊。
丙、[此段對楚舒勒地區作了詳細指示]。
丁、在阿克賽欽地區應當大體維持現狀，因為我方在那裡未設哨所，而且實際上很難到達這個地區。任何涉及該區的問題，只有在時機成熟時聯繫整個邊境的更大問題方可予以考慮。目前我們只好暫且容忍中國對拉達克的東北地區的佔領和他們通過這個地區修築的公路。
戊、對我方邊境人員總的指示是要他們避免採取任何挑釁行動，但是必須堅守邊界線的我方一邊，不容許被對方輕易趕走。
己、我認為中國部隊不至對這一段邊境採取侵略的方針——即企圖進一步深入我國領土。如果他們採取這樣的行動，必須加以制止，並應立即將情況上報請示。 [ 註：這份紀錄是印度政府的一份文件，迄今尚未公布過。正如本書下文所引用的許多材料一樣，作者不便說明其來源。本書凡引用文件而不註明出處時，都屬於這種情況。 ]
當這個口述的指示被記錄下來的時候，奉命前往拉那克山口建立哨所的一支人數眾多的印度巡邏隊早已出發。前面講過，它於十月二十一日同中國軍隊在空喀山口發生衝突，遭到傷亡。新德里在十一月四日的抗議照會中，把中國軍隊在邊境的行動比作是「印中兩國過去進行鬥爭所反對的老牌帝國主義列強的活動」，並警告說，印度將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抵抗侵略。這份照會第一次對印度聲稱是已存在於西段的邊界線作了詳細而完整的描述。在八、九兩個月，尼赫魯多次在議會中聲明在西段從來沒有什麼明確的邊界，而現在照會中卻又精確地描述了一條把整個阿克賽欽劃歸印度的邊界，並告訴中國說：「對過去的歷史也有些知識的人，都知道印度這條傳統的和歷史的邊界是同印度兩千多年來的文化和傳統有聯繫，而且已經成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
在朗久事件以後，印度政府宣布東北邊境特區的防務由印度陸軍負責；這時對於西段的邊境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 [ 註：對印度邊境的巡邏任務通常是由內政部負責。東北邊境特區的邊境是由阿薩姆步槍隊駐防，通過阿薩姆的省督向中央政府負責。 ]
在朗久事件以後只有兩個月又發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它被印度認為是中國又一次背信棄義的進攻——給印度政界的輿論很大震動。當時議會已經休會，尼赫魯以公開演講的形式(公開演講常常佔去尼赫魯許多時間)，發表了他對這一事件的最初評論。在講話中，他企圖平息(至少抑制)印軍在空喀山口陣亡的消息所激起的憤怒。在衝突發生以後不幾天，他在距離新德里不遠的密拉特(Meerut)發表演說，企圖從中印悠久友誼的遠景來看待這一事件，並告誡人們不要採取意氣用事的行動。他說，「不論採取什麼步驟，我們都要深思熟慮，不能為一時激憤所左右，要有遠見，才不致在亞洲和世界上都產生不良後果。」他提到中國人時表現的是傷心，而不是憤怒；他是在斥責而不是辱罵；他甚至還再一次承認對於發生衝突的那個地方的所有權問題，可能有兩種看法。
這篇演講給他自己招來了一陣狂風暴雨般的批評，其猛烈程度是他從未遇到過的。一家報紙使用了這樣一些形容詞來評論他的講話：「文不對題」，「偽善」，「昏憒糊塗」，「不老實」。該報指責尼赫魯表現了他「過於謹慎地照顧中國人的感情，而對於印度人民的憤怒和驚惶的反應相對說來則是無動於衷」。另一家報紙評論說，麻煩的是「尼赫魯先生一般地把印度國民當作許多長大了的兒童來對待。他認為印度人民象煩躁不安的少年一樣，可以用甜言蜜語哄他們安靜下來。他錯了」。一個批評者就空喀山口事件責備尼赫魯的「領導軟弱姑息」，使印度的領土越丟越多。人民同盟則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政府立即行動起來「趕走」中國人。還有的要求印度放棄不結盟政策，參加反對中國的軍事條約集團，並重新武裝。尼赫魯駁斥這一類言論是「全然錯誤的和無用的」，是一些「頭腦發熱的膽小鬼」的人說的話，並且反覆保證說，印度是一個軍事上足夠強大的國家。他在人民院講過：「我可以告訴議會，我們的國防力量比我們獨立以來，當然也包括獨立以前的任何時候的狀況都更好，士氣更高昂，支援他們的工業生產也更強大。我不是替他們吹牛，或是同任何其他國家的國防力量相比，但是我確信我們的國防力量保衛我國的安全是非常勝任的。」報界中一些受人尊重的評論家更有分寸地發表了同樣的論調。一名能夠反映高級官員想法的《印度時報》專欄作家寫道，尼赫魯總理「對於我國防禦力量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如果中國軍隊竟然愚蠢地進行挑戰，他們就會維護我國北部邊境的領土完整。這種信心決不是嚇人的空話，而是基於對中印邊界沿線的軍事和後勤情況所作的仔細認真的估計」。這類看法同事實相差多麼遠，從後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
為了回答一些人對他的攻擊，尼赫魯在新德里又召開了一次群眾集會。他在會上解釋說，他在米拉特演講的對象是農村的聽眾，因此他使用了比較簡單的語言和概念；而現在他就開始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了。他說，「我們一定要竭盡全力保衛祖國。我並不害怕人家來進攻我們，踩到我們身上。……我們強大得足以對付任何挑戰。」
空喀山口事件對尼赫魯的思想和印度輿論發生了激烈的影響，這可以從尼赫魯發給印度各主要駐外使節的一份備忘錄中看出。這份備忘錄後來泄漏給《紐約時報》，該報於十一月十二日公布了它的要點：
根據這份秘密備忘錄，尼赫魯先生認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裝力量把中國軍隊從他們所佔領的印度領土上趕出去。
據傳，尼赫魯先生指出，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自願交出過任何領土或放棄過任何領土要求。他現在深信，中國在目前的爭端中只是想從印度那裡攫取領土，而對於以傳統邊界為依據的解決，不感興趣，所以他認為通過合理協商解決爭端的可能性並不大。他已注意到中國的領土要求有增無已，並含蓄地威脅印度：除非印度在拉達克地區作出領土讓步，中國將在東北邊境挑起糾紛。
十一月議會復會時，尼赫魯開始談到戰爭，但也還是表示不贊成，甚至深惡痛絕，同時還提到他對印度和平傳統的感想。不過他當時已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他能斥責他的那些最好戰的批評者們所發出的冒險的戰爭叫囂；然而，他如果走得太遠，排除為邊境而戰的一切可能性，那就會使自己受到新的批評，人家會說他束縛了本國的手腳，俯首貼耳地聽任中國對印度進行他所說的侵略。他屢次暗示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還不斷保證說，印度國防力量已經作好一切準備；這就不可避免地助長這樣一種印象：為邊境而同中國進行一場戰爭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戰爭爆發，印度可以獲勝。
尼赫魯甚至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前就一直處於招架地位。人們不但責備他為了要維持「印中兄弟友誼」就對邊境上的威脅熟視無睹，而且還責備他不讓議會和公眾知道中印爭端的最初情況。他對議會解釋說，「我們那時候以為如果不作過多的公開宣傳，我們同中國政府打交道也許會更容易些。」但是他承認這種想法是個錯誤。九月七日，尼赫魯向議會公布了從一九五四年起中印雙方來往文件的第一冊白皮書，其中包括他同周恩來最初的幾封來往信件。尼赫魯許諾說，「如果說過去我拖延了向議會公布這些(關於邊界爭端)文件的時間是做錯了的話，那麼，我今後不會重犯這個錯誤」，「……形勢要求我們必須使全國特別是議會充分了解事態的發展。」
此後，同中國的一切外交文件來往都馬上在議會公布；議會不開會時就在報紙上發表，到一定時候又編成新的白皮書印發。這樣，尼赫魯就把行政當局處理印度對外關係的權力和責任實際上移交給立法機關，以此證明政府有義務充分信任議會。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許是有意這樣做的，因為尼赫魯對邊界問題的方針要求把印度在同中國外交通信中提出的論點加以宣揚。 [ 註：為什麼尼赫魯要公布白皮書呢？瓦爾特·克羅克(Walter Crocker)在他所寫的這位已故的總理的傳記中寫道，「白皮書必然會煽起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許會最後使他失去任何進行談判的餘地。由於感情用事嗎？由於他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嗎？還是由於打算對中國施加壓力和制止印度國內對他的邊境政策的批評？也許他的動機是三者兼而有之，但是最重大的因素也許是由於……一九五九年在議會內部屢遭揭露以後，最安全的辦法是把有關情況和盤托出。」 ] 但是這樣做也就把統治權力搞亂了套。正如李普曼(W.Lippmann)所說的，「行政當局由於代表制議會和群眾輿論的壓力變得軟弱無力，時常陷於癱瘓的邊緣」。
李普曼接著說，這就會「迫使民主國家犯下災難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錯誤」。但是把這個論斷應用到印度政府處理它同中國的爭端以前，必須牢記，尼赫魯及其顧問們早在他們還沒有受到重大的公眾壓力前就已制定了對撞的方針。再者，雖然尼赫魯在立法機構監督政策的問題上幾乎作了全面的退讓，但這種監督也只是起了推動他沿著他早已自行選定的方向繼續前進的作用。公眾和議會的壓力並沒有要他作任何他自己不願作的事，也沒有阻止他作任何他真正願作的事。到一九五九年底，印度政界輿論已很激昂，顯然任何同中國妥協的企圖都會被斥責為姑息，膽小，甚至更壞些。就這樣，好象是一部車子的操縱裝置都已按照尼赫魯所決定的方位定死了，而尼赫魯此後也一直沒有想改變這個既定的方位。
二、躲躲閃閃
一九五九年底，中國試圖把爭論的焦點，從歷史事實的爭辯轉移到討論解決爭端的辦法上，同時試圖消除邊境的危險局勢。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後，周恩來再度致函尼赫魯，說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並且說如果兩國政府不迅速想出解決辦法，這種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邊境衝突今後還有可能出現。他感到高興的是，尼赫魯接受了在達成解決以前現狀應予維持的原則(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他建議雙方的武裝部隊應從麥克馬洪線和西段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他斷言中國「從來沒有使邊境形勢和兩國關係緊張化的意願」。接著，他建議和尼赫魯在最近期間舉行會談， [ 譯者註：周總理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致尼赫魯信件中，一直提議中印兩國總理舉行「會談」或「會晤」，尼赫魯則一直玩弄字義，在「會晤」、「會談」及「談判」的概念上打轉轉，藉以拒絕同周總理會談，但最後還是被迫接受了「會談」。 ] 討論邊界問題和中印關係中的其他問題。
建議舉行高級會談和採取非軍事化的臨時措施，看起來是同印度，特別是尼赫魯本人所主張的解決國際爭端的一貫主張並無二致。所以，印度以外的人士都認為印度會接受周恩來的建議；其實，甚至在中國方面的建議提出來之前，印度早就下決心拒絕。裂縫已經無法彌合，印度只不過用一套仔細琢磨過的外交詞令掩蓋一番罷了。
周恩來建議「雙方應該維持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他的意思是說，雙方停留在以往十年左右已經管轄的邊境地區內，不去干擾對方佔據的地區。這就是說，中國將繼續遵守麥克馬洪線作為事實上的邊界線；在西段，穩定現狀就可以使雙方在大部分地區遠遠隔開，阿克賽欽則留在中國佔領之下。中國人使用「現狀」這個詞，意思是指「目前存在的狀況」，亦即周恩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提出建議時的「邊界現狀」。印度使用這個詞，卻是指「中國進入阿克賽欽以前的狀況」。因此，中國建議維持現狀，是說誰在哪裡，誰還在那裡。印度似乎是接受了這個建議，但它實際上卻是說，中國必須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區，而印度卻繼續佔有中國所主張的領土。這種玩弄字眼的把戲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當印度的巡邏隊開進中國佔有的領土時，印度就可以說成是「維持現狀」。而且這也使爭端解決前達成任何凍結現狀的臨時協議成為不可能。
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印度對邊界形勢的一般看法是：中國在西邊，偷偷摸摸地攫取了一大片無可爭議是屬於印度的領土，在遭到責難以後，又厚顏無恥地對麥克馬洪線以南更大的一片地區提出了臆想的領土要求。空喀山口事件發生以後，中國國防部 [ 譯者註：這個聲明是中國外交部發表的，作者誤為中國國防部聲明。 ] 在其聲明中把這兩個地區相提並論。聲明說，如果印度堅持有權在它提出要求的阿克賽欽地區進行巡邏，那麼，中國同樣可以提出它自己也有權在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進行巡邏。印度認為這是一種威脅，同時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中國將放棄對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領土的要求。在印度看來，中國人是說：「如果你們不再追究我們偷來的東西，我們就不再偷了」；話里還含有一種威脅，就是說如果印度堅持要奪回失去的西邊的領土，那麼，中國就要吞併東北邊境特區。
如果是發生了下面的情況，那麼，印度對邊界問題的態度還可以理解：假定一天早晨，發現中國軍隊在一次突然的偷襲中侵入沒有設防的邊境山口，湧進旁遮普邦，佔領了幾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並開始橫貫旁遮普邦築路行車。假定中國軍隊還在公路幹線上設下路障，把印度的旅客趕回去；在一次伏擊中，又打死了好幾名巡邏警察。新德里指責北京秘密入侵和侵略，而中國卻和氣地回答說，他們現在佔領的地區過去一直是在中國控制之下的，並且表示願意，甚至熱切希望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整個邊界問題，但首先雙方要約定遵守現狀。新德里當然會立即拒絕進行談判的意見，甚至會斥責那種認為可以拿現狀作基礎作出即便是臨時安排的建議；如果中國人不自動撤走，印度就決心使用武力把中國人趕走。如果真的出現了上述那種虛構的情景，印度作出那樣的反應不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勢所必然的。實際上，正如前面講過的，印度所作出的反應卻恰恰如上所述。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確信中國在阿克賽欽攫取的領土，就象旁遮普邦一樣，在道義上是印度的一部分。
鑒於尼赫魯在議會裡承認過，西段的邊界還沒有劃定，阿克賽欽地區比麥克馬洪線更加含糊不清，從而可以推斷，尼赫魯自己最初並沒有採取上述觀點。但是後來由於他對印度公眾激忿情緒的共鳴，他對自己認為是中國的背信棄義、以勢壓人的態度感到憤慨，也許還有戈帕爾報告的影響，促使他轉到這種觀點上來了。由於印度的論點(即印度主張的邊界在哪裡，它就在那裡)是精心製造出來的，所以尼赫魯象印度或國際上的許多人一樣，就相信了這種觀點，從而也必然認為中國留在阿克賽欽是一種明顯的侵略行為，因此印度政府不能不拒絕默認讓這種行為繼續下去的任何安排。
尼赫魯也拒絕了周恩來提出的進行討論的建議。他說，「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構成本國領土這樣大塊的地區的前途問題進行討論。」他甚至進一步提出：討論邊界線的確切走向(不同於一般邊界談判)也必須以中國單方面撤退為條件。儘管印度採取了上述的立場，周恩來仍建議舉行高級會談，這表明中國人或者還沒有認識到印度的立場是何等頑固，或者是想把新德里置於一個公開拒絕談判的地位。
印度會拒絕周恩來的兩個建議，這本來早已成為定局；但是，印度在拒絕接受沿著全部邊界實行非軍事化的建議的同時，還提出一項反建議。尼赫魯在複信中，首先把東段、中段同西段區別開來；他說只要雙方在東、中兩段停止派遣前沿巡邏隊(他說印度事實上已經這樣做了)，就可以避免發生衝突的危險。關於西段，他重申他的主張，說印度已經通過定期派遣巡邏隊對阿克賽欽實行管轄。他排除維持現狀的協議，他說，「關於現狀的事實本身就存在著爭論。」接著他就提出自己的建議：
因此，我建議在拉達克地區，我們兩國應就下述事項達成協議，作為一項過渡措施。印度政府應將其所有的人員撤退到據我們了解是中國政府最近的一九五六年地圖上所標明的國際邊界以西。同樣，中國政府應將其人員撤退到印度政府在以前的照會和信件中所描述的和官方地圖上所標明的國際邊界以東。由於這兩條線相隔很遠，兩方面的部隊之間就不會有發生邊境衝突的絲毫危險。這個地區幾乎是完全無人居住的。因此，無須在這一由東面和西面兩條線為界的地區內保持行政人員。
原來設想的這一套不過是一場外交把戲，並不是指望能為對方接受的建議。中國提出雙方共同撤出軍事力量的建議，使印度在外交上處於守勢。現在尼赫魯巧妙地進行回擊，靈活地使用了雙方共同撤退等一類詞藻，提出了其實就是印度過去提出過的要中國全部、並且實際上是單方面撤出西段爭議地區的要求。實施尼赫魯的建議，印度只需撤出一個哨所，即碟穆綽克，它位於爭議地區東南端，方圓約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國方面就要撤出大約兩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從新疆到西藏的陸路交通線就不復存在，只不過印度還準備讓中國的民用車輛使用阿克賽欽公路而已(對於原來建議的這項修改是尼赫魯在一次新德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來的)。
尼赫魯的反建議受到印度的政治評論家的廣泛歡迎。他們認為這個反建議是「十分合理和切合實際的」，給中國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適當保持體面的機會」。而政界人士卻並不那麼贊成。在議會休息室里，議員們責備政府放棄原則，縱容侵略。阿查里雅·克里帕拉尼說，「政府為了急於談判解決，為了報答中國從本來就是印度的領土上撤走，竟表示印度願意從那些從來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來。」他的話反映了議會兩派中很多人的共同感覺。阿索卡·梅達指責政府由於急於談判而削弱了印度的地位。一個人民同盟的議員說，把印度的一角劃出去作為無人地帶，這等於是「鼓勵侵略」。於是政府發言人和官員便通過報紙宣傳和直接的辦法，設法減少人們的疑慮，強調印度要撤出的只是一小塊地方，而且如果總理的建議能為對方接受，那麼，就可以實現把中國人從阿克賽欽地區趕出去的主要目的。他們還指出，即使中國答應完全照辦，也不意味著印度對邊界的主張是可以談判的。中國實施尼赫魯建議而撤退後可能進行的談判，只涉及對邊界作微小的調整，而不會涉及印度的「大片土地」。
另一方面，尼赫魯拒絕周恩來所提出的兩國總理立即舉行會談的建議，在印度幾乎受到普遍的歡迎。當時的輿論一致認為，在中國撤出阿克賽欽以前，決不應當同北京進行討論。報紙的社論反覆強調這種論點：「我們應該講明白，只要中國的挑釁存在一天，就不可能進行任何討論。」「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決不會姑息有擴張野心的鄰邦。他們決不會贊助任何侵蝕印度國家領土的妥協。……只要中國人還停留在印度的土地上，就不可能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印度願意談判，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無條件的。只有當中國撤出侵略地區，從而表示對和平友好談判的絕對尊重時，才能進行談判。[新德里必須]寸步不讓，應該首先堅持要求中國軍隊全部撤出，作為進行談判的條件」。反對黨議員，包括克里帕拉尼，敦促說，「只有在中國首先接受我們的邊界線並立即撤出他們強行佔領的領土的基礎上，才能進行談判。」國大黨議員們也有同樣的看法。西孟加拉邦的國大黨頭目阿圖利亞·高希(Atulya Ghosh)，從道義觀點提出：「在中國繼續其侵略活動的情況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會考慮印中兩國總理進行會晤的建議。」
尼赫魯並不感謝人們對他拒絕同周恩來會晤所作的讚揚；的確，在他對國內的講話中，他堅持不懈地表示不但準備而且渴望同中國人會晤，並且決心繼續爭取談判！他在一九五九年底說，「就我個人來說，就我國政府來說，我們願意談判、談判、再談判，一直談判到底。我堅決反對那種在任何階段都停止談判的主張。我認為這不僅是根本錯誤的主張，也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反甘地主義的主張。……只要這個政府存在一天，談判就將一直繼續下去。」他總是同反對黨辯論說，不談判，就只有選擇戰爭；雖然他決不排除有可能為邊界而戰，他仍然堅持有必要進行會談。——「雖然，這並不意味著不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尼赫魯總是拒絕那種認為他不應同周恩來會晤的主張。一九六O年一月，他在每月定期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對記者說：「就我個人來說，我準備同這個廣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人會晤。」「沒有什麼人是我不願意會晤的……[但是]不能因為談到會晤就匆忙去會晤，這樣去會晤就可能因時機不合或判斷錯誤，而產生不良的後果。」
尼赫魯一面重新肯定他個人堅決主張談判的態度，一面又多次重申印度的邊界是不容談判的。因此，他的立場使新德里的人士感到某種程度的迷惑不解。當時，他在致周恩來的信件上似乎已經完全拒絕高級會談，但是就在那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新聞記者就印度總理關於他願意談判的那一番話追問他：「印度的立場是否仍然是：我們的邊界是不容談判的？」尼赫魯回答說，「那是我們的立場」，「同時，天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談判的東西。」他發現自己講了一句前後矛盾的話，於是他就解釋道：「這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對於[邊界]這件事不存在談判或討價還價的問題。不過，通過信件和會談來處理邊界事宜，卻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拒絕同另一個國家會談。」
尼赫魯對「談判」這個詞的解釋有兩種不同含義；看到這點，那末，尼赫魯多次講話中談到「談判」時出現的明顯矛盾，就迎刃而解了。當他好象是說：「我們準備舉行邊界談判，但是我們決不談判邊界」時，他的意思是說：「對我國的邊界，我們決不妥協，但我們準備考慮對我們的邊界作微小的調整，並就此事同對方會談。」後來他把這個實質性的區別明朗化了：
談判(negotiations)和會談(talks)是有區別的，這裡有天壤之別。……只要有可能，就要經常鼓勵會談。談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個非常合適的背景；這樣的背景不具備時，就不應該舉行談判……會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會談也許得不到什麼結果，也許能夠有收穫；但不管怎樣，它總是有助於了解和探明別人的想法。
「談判」一詞按詞典的解釋是「為了取得協議而舉行會談」，而尼赫魯的意思則是「為了說服對方同意印度立場是正確的而進行討論」。這個區別從此就成為印度國內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達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 [ 註：例如：印度政府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對巴基斯坦戰爭之後，還時常表示願意就克什米爾問題同巴基斯坦會談，但與此同時，又向本國輿論保證說，克什米爾問題無論現在和將來都「不容談判」。 ] 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之交，新德里人士還沒有理解它的奧妙所在。人們當時的突出印象還是認為尼赫魯將拒絕同周恩來會晤，除非中國撤退到印度主張的邊界線以外，或「撤除侵略」，以此表示接受印度主張的邊界線。在國際上，當尼赫魯保證他本人和他的政府要進行談判時，人家對他的含糊其詞的講話的含義就不能領會，這就說明為什麼幾乎全世界都相信拒絕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是中國而不是印度。
周恩來催促印方考慮他的建議而遭到輕率的拒絕之後，印度國內就更加相信尼赫魯不會同意舉行高級會談。十二月間周恩來又給尼赫魯一封信，重申他的關於兩國武裝部隊各自從邊境全線後撤的建議，並且指出這種措施絲毫不會約束任何一方提出的主張。他對尼赫魯提出的雙方政府命令各自的邊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邏隊以避免衝突的建議表示歡迎，並且說事實上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後，中國已經採取了這種預防措施。但是，他要求印度政府在這件事情上澄清它的意圖，即尼赫魯的建議是否適用於全部中印邊境？(這一點在尼赫魯的信上是含糊其詞的；但是信的上下文——事實真相也是這樣——表明，他的停止派出巡邏隊的建議只適用於麥克馬洪線。當時以及後來，印度政府對邊界爭端的主張的核心是它們可以自由進入西段爭議地區巡邏。)
周恩來對尼赫魯提出的雙方撤退到對方主張的邊界線的後面的建議，作出了詳盡的駁斥。第一，把西段邊境特殊化是沒有理由的，這段邊境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同中印邊境其他地段的雙方實際控制線一樣，都是很清楚的；第二，尼赫魯的建議同「兩國早已同意的」暫時維持邊界實際存在的狀況的原則正相違背(如前所述，印度實際上並不同意，而且也無意這樣做)；第三，雖則「對於不明真相的人們說來，這個建議似乎是『平等』的」，其實那是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後撤只是理論上的，而中國則需要撤出三萬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領土。「這一地區長期屬於中國管轄，並且對於中國具有重大意義……是聯結新疆和西藏西部廣大地區的交通命脈。」周恩來問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堅持尼赫魯的建議，它是否準備把同樣的原則實施於東段邊境？在那種情況下，中國將同樣從麥克馬洪線作理論上的撤退(事實上他們已經在麥克馬洪線的後面了)，而印度則應該從東北邊境特區這塊大片土地上撤出，撤到中國地圖標明的邊界後面。
周恩來這封信的口氣同上一封一樣，不再是威脅性的，而是勸說性的和友好的。尼赫魯曾經解釋過他為什麼拒絕會晤。他說，不事先達成協議，「我們就會迷失在一大堆材料當中」。周恩來回答說，高級會談是很重要的，可以就原則性問題達成協議；「沒有這種指導，雙方對於邊界問題的具體討論，就有陷入無休止的、無結果的爭論的危險」。接著，他建議他和尼赫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發信后九天)會談。他說：中國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作為會談的場所，「因為在中國沒有仇視中印友好的活動」(這是影射印度很多城市有反華示威遊行)；或者，如果在中國會談對尼赫魯不便，那麼只要緬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
周恩來提出關於會談時間和地點的建議，也許是希望使兩國總理來往信件所陷入的對於是非曲直的爭辯從而告一段落，使之不再象過去那樣不斷地交換連篇累牘的外交照會和備忘錄。通知舉行高級會談，只有九天時間是不夠的，但周恩來請尼赫魯另提日期，如果他不同意那個日期的話，這樣，他就不能用是否方便或切實可行作為拒絕會談的理由。尼赫魯的回答是迅速的、粗暴的和冷淡的。他對於他提出的雙方共同從西段撤退的「很合理的建議」未被接受，深表遺憾。他再次提到，由於對事實存在著這種全然不同的看法，就不可能達成原則協議。他接著說，不管怎樣，在以後幾天內他完全不可能到仰光或任何其他地方去。
印度拒絕了中國提出先行舉行高級會談的這步棋，從而使外交鬥爭陷入僵局。當時中印邊界也是平靜的。中國繼續把麥克馬洪線當作東段的實際的邊界線，而且儘管中國方面向兼則馬尼哨所指揮官提出了一連串的「最後的嚴重警告」要印方撤出，這個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北、印度所要求的領土上的哨所，所受到的壓力還只是口頭上的。印度曾企圖在越過地圖標明的邊界線以外保持的另一個哨所朗久，已在中國控制之下，但是尼赫魯曾建議要把朗久變為非軍事地區，於是不久中國就從那裡撤走。雙方在鄰近麥克馬洪線的地區都停止了巡邏。空喀山口事件后，西段一直也是平靜的。中國在那裡暫時停止了巡邏；印度由於在那裡面臨著嚴冬和極大的後勤困難，也停止了巡邏。
邊境上的平靜和外交上的僵局使中國得以安然無事地佔有印度主張的西段領土。這種狀況在印度人看來，就等於默認中國的侵略；等於在一方缺席的情況下，按照中國的條件接受邊境問題事實上的解決。人們認為中國會利用這個機會鞏固，也許還要擴大他們對阿克賽欽的佔領，以便為其下一個步驟作好準備；印度政府深信這樣的一個步驟必將是損害印度的長期擴張的計劃。從印度政府一開始把中國進入印度所要求的領土說成是「侵略」的時候起，它就承擔了對此要採取某種行動的責任。當人們催促尼赫魯答應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時，他總是給人這樣的暗示：如果一旦到了需要那樣做的時候，政府就準備採取行動。十月間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當我們正在從政治上處理這些[被中國人佔領的]地方的時候，我們不打算對這些地方採取軍事行動」。由於外交交涉已陷入僵局，那就很難說印度政府仍然是在政治上處理這個問題了。但是兩國高級會談還沒有實現，因此也不能說一切外交途徑都已試過。所以，一九六O年初，印度政府就開始重新考慮周恩來敦促早日同尼赫魯會晤的問題。
還有其他因素使印度重新考慮問題。當時冷戰的寒氣已退，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產生了「戴維營精神」，雖然這種精神由於巴黎首腦會議的破裂而受挫，但是這種挫折僅僅是暫時的。對於這種普遍的解凍，新德里和尼赫魯本人都認為自己有些功勞。多年以來，尼赫魯統治下的印度曾堅持不懈地鼓吹以講理的、文明的態度來處理國際爭端，鼓吹用談判桌子作為國際風暴的避雷針。現在正在形成中的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和解局面就被用來證明世界大國終於接受了印度所開的處方，並且已經開始把它付諸實施。當尼赫魯的外交政策受到攻擊的時候，他會舉出大國似乎在仿效印度的事實來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確的，並且提醒批評他的人說，印度到處都享有崇高的聲譽。國際上對印度的尊重，在印度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一九五六年印度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我們在國際交往中享有的崇高聲譽，顯然是我們對國際問題採取無私態度的結果，也是我們採取淵源於我國文化遺產的容忍和和平共處這種獨特觀點的結果。這一切是我國領導人對待國際問題一貫採取的立場的特點所在。」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魯告訴人民院說，「不論是在聯合國或是其他地方，我們在世界上到處都受到尊敬」，並且感到有些茫然不解。
自從印度獨立以來，在最近幾年裡，在世界性的會議上，印度的聲音受到如此重視，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們也許對此感到自負——我承認我們有可以自負的地方——但是，事實是這樣：在當代世界中一個國家按它的物質力量是不能同大國或同許多武裝起來的國家相比的……。它是貧窮的，而且，正在為擺脫貧困而艱苦奮鬥……而在最近幾年中它在世界上卻受到了如此的重視。
尼赫魯認為：這可能一則是由於印度外交的高明，一則是由於世界人士仍然懷念甘地的光輝形象，但是更多是由於
我們一直懷著篤信、熱忱和真誠來談論和平，談論我們希望和平和……容忍，而當我們談論和平共處和所有這一切的時候，並不是掛在口頭的現成話——而是發自心靈深處的深刻的感情和出於對今日這個世界的深刻理解。
這種自我欣賞毫無疑問部分地反映出，印度自命具有歷來屬於亞洲、特別是印度的民族主義(猶如一度是屬於歐洲、特別是英國的民族主義一樣)的那種獨特智慧和道義地位。但是這種自我欣賞是有事實作依據的。五十年代末期，印度在世界事務中享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從加沙、剛果到朝鮮，被邀去當裁判，當和事佬，或者當仲裁者，人們對它洗耳恭聽，求得諒解。作為國際關係動力的不結盟概念的主要定調人，作為不結盟國家公認的發言人，以尼赫魯為化身的印度，曾經為緩和冷戰的衝突多方奔走。正當這個時候，美國總統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以及後來赫魯曉夫接連訪問新德里。從印度為華盛頓及莫斯科雙方所接受這一點來看，印度外交的成功得到了證明。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爾總統訪問印度，正式宣告了美國對不結盟國家特別是對印度政策有了顯著的轉變。過去對「不道德的中立主義」的指責隨著杜勒斯的去世而消逝，取代它的是誠摯的同情，有時簡直接近於求愛者那樣的熱情——艾森豪威爾對印度議會說，印度這個國家「懷著偉大的信念同世界其他國家講話，而人家則懷著極大的崇敬傾聽印度。印度的勝利把過去十年來世界的失敗都抵銷了，這種勝利……在今後的一個世紀中也許能把世界上所有失敗都抵銷掉」。美國對印度的支持，在物質上表現為經濟援助的突然增加：在一九五九年年中以前的十二年裡，美國已經給印度約值十七億美元的援助；在後來的四年裡，美國對印度的經濟援助總數達到約四十億美元。美國對印度態度變化的因素之一，是印度同中國不和。在中印不和公開化之前，美國就已從印方獲悉了有關情況。一九五九年五月，參議員威利·史密斯(Wiley Smith)訪問印度回國后告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尼赫魯和他的親密的顧問們曾表示了對中國的憂慮。他說：「從美國的觀點看，印度政府對赤色中國在邊境的活動」以及中國工業化的速度超過印度等情況，「感到有些驚慌，這是一個有希望的徵兆」。
一九六O年初，外界對於中蘇裂痕的嚴重程度還是不了解的。印度人擔心由於蘇聯支持它的共產黨大夥伴，因而印度同中國日益激化的爭吵就可能使得印度同莫斯科疏遠，結果將損害印度的不結盟地位。此外，也將損及物質上的利益。雖然蘇聯對印度的經濟援助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然而隨著比萊鋼鐵廠(Bhilai Steel Plant)的建立，人們已經可以開始感覺到蘇聯對印度經濟的援助。可是，到頭來印度的這些擔心不過是杞人憂天而已。從一開始，莫斯科對中印爭端就採取冷眼旁觀的態度，不讓中印之間的敵對影響到莫斯科同新德里的關係。朗久事件發生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俄國人對之似乎採取了審慎的中立態度，他們只不過遺憾地表示有人正利用這次事件「破壞和平共處的思想」。俄國人對中印爭端採取中立態度——印度政府所能夠希望的也不過如此，而且已超出了它的預料之外。尼赫魯提醒人們注意俄國人的聲明。他在人民院講到：「發表這一聲明本身就表明蘇聯政府對局勢採取了冷靜的和無所偏袒的態度」。事實上，蘇聯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和一個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嚴重爭端中保持明確的中立，就是在國際關係和意識形態上逃避兄弟般的團結的責任。正如北京後來所說的，莫斯科對中印兩國不加區別，而對朗久事件表示漠然的遺憾，凡是能夠從字裡行間看問題的人都能夠看得出來，莫斯科這種做法「實際上指責中國的立場」。
俄國所給予的這種心照不宣的支持，對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可以指望西方國家毫無疑問地接受印度對中印爭端的說法，並且同新德里一起，甚至走在新德里前面，譴責中國。但是，印度不那麼容易取得不結盟國家，特別是其他亞洲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因為並不是所有這些國家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那種說中國是全盤錯誤的論點。因此，俄國一如既往地認為印度是有誠意的，就成為新德裏手中很強的一張牌，印度政府制訂它的行動計劃時，必須把俄國的反應考慮在內。
邀請赫魯曉夫回訪印度，已經有一個時期，一直沒有兌現(一九五六年他同布爾加寧的印度之行已開始了印俄積極友好的新篇章)。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蘇聯通知印度政府說，赫魯曉夫即將訪問印尼，並將順道訪問印度。同赫魯曉夫會晤的前景給印度提供了一個機會：通過私下交談，可以使赫魯曉夫更加清楚地了解印度對邊界爭議的態度是正確的，而且還可以利用莫斯科對北京的影響(印度認為這種影響是很大的)，促使中國接受印度的主張。但是，俄國人已經明白表示，他們認為談判是解決邊界爭端的唯一道路； [ 註：雖然以後輪到俄國人處理同中國之間的邊界問題時，他們也是同印度一樣地拒絕進行全面談判。(見第三章)同樣，印度也曾勸過緬甸政府同中國談判解決邊界問題，雖然他們自己並無意這樣做。 ] 而印度卻兩次拒絕中國提出的關於兩國總理舉行會談的建議，從而堵塞了唯一看得見的通向談判解決的道路；這就無法同莫斯科的友好勸告相協調。
這就是必須要對尼赫魯拒絕會晤周恩來的決定作出重新估計的充分理由之一。另一條理由是新德里在十二月底收到了一份中國的長照會，這份照會似乎是中國外交部為預期在北京舉行兩國總理會談而準備的一份提要。這份照會的基本內容一方面是對印度所謂邊界早已按照印度所主張的界線劃定的說法，進行了詳盡的、有分寸的駁斥；另一方面重申了中國的立場——即這場英國遺留下來的糾紛能夠「考慮到歷史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通過友好協商加以解決。從這份照會中一點也看不出中國的主張已經改變，但是照會的語調卻始終一貫地令人寬慰，它不象中國過去的照會那樣粗暴地拒絕印度關於「侵略」的指責，而是心平氣和地對印度的指責加以分析，並且提出合情合理的保證：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後，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克服這種落後現象；中國土地遼闊，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區人口稀少，中國資源豐富，國內市場廣大——它為什麼要向外擴張呢？北京為照會寫得太長而致歉意，並且解釋說，它的本意「不是爭論，而是爭論的結束」；不是「用攻擊答覆攻擊」，而是設想「印度政府對於中國的意圖的確有某種誤解」。照會最後表示中國「熱烈願望：兩國將停止爭吵，迅速地使邊界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並且在這個基礎上鞏固和發展兩國人民在共同事業中的偉大友誼」。
新德里研究這份照會時，感到中國提出的停止爭論的主張是真誠的，這就加強了同周恩來會談可能會有好處的那種看法。沒有跡象表明，兩國總理的會晤會產生具體的結果；印度無意改變它的主張，同時也沒有任何暗示表明中國將同意印度的主張。雖然如此，人們開始感覺到，如果同意舉行高級會談，將對印度有利。會談將使注視著事態發展的世界各國看到，印度還是言行一致地主張一切爭端必須通過談判解決的，尼赫魯本人在對待印度自身的問題上也毫不猶疑地採取同樣的態度。因此，到了一九六O年一月底，印度政府終於決定應該邀請周恩來前來新德里，同尼赫魯一道探索「可能導致和平解決的各個途徑」。
印度不再繼續堅持中國後撤作為高級會談的先決條件，這個政策上的轉變顯然將加劇印度國內對政府的持續不斷的批評。自八月以後，尼赫魯一直處於防禦地位。他採取比較慎重的語調反對批評者中的主戰論；他申斥那些要求給中國下最後通牒，並採取迅速軍事行動「趕走侵略者」的人；他重申他將致力於「談判」的態度；這些使得人們強烈地懷疑他是想同中國妥協。從堅持中國必須在談判開始之前撤出的立場後退，將不可避免地加深這種懷疑，並招致人們對姑息行為的譴責。由於面臨著必須在圍攻下改變方針的局面，印度政府開始施放玩弄文字的煙幕。
這個煙幕就是尼赫魯對「會談」和「談判」兩者之間所定下的意義上的區別。按照尼赫魯自己所下的定義，既然預定要舉行的高級會談並不是談判，那末，即使他邀請周恩來訪問新德里的信件正在遞交，尼赫魯認為他還可以繼續說，現在仍然沒有同中國談判的前景。那封信是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遞交的。 [ 註：邀請周恩來訪問印度的決定是一月底作出的；邀請信大概是二月三日草擬的，但為了讓當時的印度駐華大使高·帕塔薩拉蒂(G.Parthasarathi)面交該信，因而耽擱了一些時日。 ] 赫魯曉夫在前一天就到達了新德里。尼赫魯在同赫魯曉夫會談了一個上午以後，直接前往議會。他在議會講話中再一次排除了同中國進行談判的任何可能性。他說：「在目前時刻，我看不出中印雙方立場有任何共同的基礎和溝通的橋樑。就是說，在雙方現有立場的基礎上沒有進行任何談判的餘地，因此目前也沒有什麼可談判的。」當時人們一直認為，赫魯曉夫將進行勸說，促成印度和中國的談判，因而尼赫魯在這個時刻重申印中之間沒有談判的基礎，似乎使人們聽起來覺得更無迴旋的餘地。當然，誰也沒有想到尼赫魯事實上已經邀請周恩來訪問新德里。 [ 註：我在寫給《泰晤士報》的報道中，反映了政府態度的變化，並且提到目前高級會談似乎就要舉行，但承認尼赫魯的聲明是個矛盾：「總理髮表斷然聲明似乎使那些確信他同周恩來先生將在不遠的將來進行會晤的人們出醜，同時，他又使那些指望赫魯曉夫充當斡旋者的人們的希望幻滅」。 ] 在議會內外，尼赫魯的聲明證實了人們認為他無意同周恩來會晤的印象。印度在北京遞交了邀請信，將其關鍵性的做法付諸實施，在這個時候，放出的掩護煙幕就最濃厚，最難看穿。
但在短短四天以後就宣布邀請周恩來訪問新德里，難怪這在印度引起了憤怒和震驚。尼赫魯的邀請信寫得誠摯，甚至熱情，同六個星期以前發出的那一封冷冰冰的信，成為鮮明的對比——他甚至恢復使用「親愛的總理」這樣的稱呼以代替「親愛的總理先生」這種比較冷淡的稱呼，這是他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第一封信之後，頭一次恢復這樣的稱呼。他寫道：「使我深為痛心的是，過去這樣友好的、我們曾作了這麼多努力去加強的印中關係，竟已迅速惡化，並且引起了惡意和憤恨。」他又一次拒絕了中國提出的中印邊界從未劃定的前提，他說：「在這個基礎上，不可能談判。」他重複說不可能談判(他的信當然是要發表的)，但是他接著說：「我仍然認為我們進行會晤可能是有幫助的。」他說，在今後的幾個月中他不可能離開印度，他要求周恩來到新德里來；為了預防中國方面可能因新德里公眾的情緒而提出異議，尼赫魯保證說，「你來這裡，將是我們的上賓。」在遞交這封簡短而友好的信件的同時，印度遞交了一份冗長的照會，駁斥中國從前的論點並重申了印度立場。
二月十六日印度議員們從報紙上獲悉邀請中國總理的消息，於是反對黨的議員們就怒氣沖沖地跑到議會，提出緊急動議，要求討論政府「突然地、毫無理由地」改變政策的問題。幾天以後，對這個問題展開了充分的辯論。米努·馬薩尼把這個邀請說成是「國家的恥辱」，他的講話受到反對黨議員強烈的支持。人們譴責尼赫魯和印度政府失信，克里帕拉尼甚至說印度「被本屆政府的領導人出賣了……我國的名譽掌握在這批不名譽的人手裡是不安全的」。報界對所謂「尼赫魯先生的翻斤斗」或「退讓」也提出批評。尼赫魯當然早就作好了辯護的準備。他堅持說他邀請周恩來訪印並不涉及印度政策的改變，再一次強調會晤不是談判，並且指出他在許多場合說過，他一直準備同對方進行會談。尼赫魯的批評者就在這兩個字的區別上扯開了。馬薩尼指出，「很清楚，這次會晤就是談判，決不會是什麼別的。」《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評論說，總理正在「提出一個不十分誠實的區別，因為[他自己]同周恩來之間的會晤，無論從那個意義上講，只能是一次最為重要的談判」。在後來幾個星期里，對於尼赫魯是否已經一反過去的做法，以及對於「會談」和「談判」之間是否有實質性差別等這類爭論，佔去議會大量的時間。反對黨的首領們帶頭批評總理，但是這一次，當尼赫魯爭辯說同周恩來會談不但沒有壞處也許還有好處的時候，他得到了國大黨和很多反對黨後排議員的支持。前國大黨議員和總督、後來改任自由黨首領的拉遮果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代表這一派發言說，邀請周恩來來印度並沒有什麼錯誤；「只要意志堅定，同對方會晤的任何嘗試都是好的。」三月一日，當尼赫魯在人民院站起來證實說，周恩來已經接受了他的邀請時，國大黨議員發出了歡呼。
周恩來接受了邀請，並表示「深切的感謝」。雙方在進一步通信中商定他將於四月十九日訪印，並停留七天——其實如果只停留兩天，印度政府也許會更為高興一些。訪問日期商定后，那些懷疑尼赫魯有意利用這次會晤同中國妥協的政界人士，開始集中全力阻止他這樣做。各反對黨派宣布將在周恩來訪問的同一時間組織「不投降周」，計劃在新德里和其他城市舉行示威遊行，而且還議論如何給中國代表團製造一種「使人呆不下去的」氣氛。尼赫魯和他的同僚總算說服了反對黨首領們在周恩來訪問新德里期間不搞遊行示威；雙方取得了彼此滿意的妥協，反對黨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來來訪的前一天為止。作為交換，印度政府答應不為周恩來舉辦例行的群眾歡迎集會。非共產黨反對黨領導人在一封致尼赫魯總理的信件中，自稱代表了公眾的情緒，再次申述他們的觀點說，在「中國人撤除侵略」之前，不應該進行會談，並且敦促「不得削弱邊界，不得做任何被認為放棄印度領土的事情」。人民同盟在周恩來到達前兩天對這一點叫得更凶。他們糾合幾千人以摩托車隊為先導到總理官邸示威。遊行隊伍揮動著密密麻麻的標語牌和桔紅色的旗幟。上面寫著：「侵略者滾出印度去」；「決不放棄印度領土」；「打倒中國帝國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字句。人群擁到大門口，被大批警察擋住，只讓他們的一個頭目到裡面去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要求尼赫魯親自作出保證：「不放棄我們對於印度任何部分領土的要求，不管它是我們佔有的，還是目前在中國非法佔領下的」；並且還要保證，「不做任何限制我們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國佔領的地區的權利的事」。根據官方的敘述，在尼赫魯同人民同盟代表的對話中，印度總理只是告訴對方說，除了他在議會裡講過的話以外，沒有別的可講。但是，人民同盟的頭目同印度總理交談后回來時，叫激動的人群安靜下來，然後宣布說，尼赫魯已經答應「印度決不會讓給中國一寸土地」。
印度政界輿論這個時候找到了另一條拒絕同北京談判的國際理由。反對同中國解決問題的人們認為印度是非共產黨國家的領袖和堡壘，指出同中國妥協會在亞洲其他地區產生惡劣的影響，正如人民同盟的備忘錄中所說的那樣，會「挫傷所有那些……希望用民主的方式獨立自主地進行建設的國家的士氣」。在印度，和解被看成是在中國手下遭到丟臉的失敗，所以人們希望日益逼近的會談以失敗告終，認為這才是印度的勝利。在周恩來到達前夕，一家報紙的社論這樣評述道：如果會談成功，「在亞洲小國的心目中，將會提高中國的力量和威望，而印度的行動將被認為是默認和屈從於中國的態度。」 [ 註：美國也出現了相同的論調。《華盛頓明星晚報》(Washington Evening Star)說：「印度方面的堅決抵抗是對其所有鄰邦精神上的支持。不姑息在新德里的北京客人，對於尼赫魯在本國的領導地位以及印度在亞洲的未來地位都是重要的。」 ] 如果會談破裂，「印度將被指責為不講道理，[但寧可]暫時被視為不講道理，總比被視為軟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言論都催促政府不要謀求解決，例外的是極少數。印度共產黨鼓吹和平解決；一家著名的地方報紙《國民先驅報》(National Herald)指出，克里帕拉尼和他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對黨的同僚們無權自封代表印度說話。幾家穆斯林小型期刊，為了反擊他們在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會(Hindu Mahasabha)——這班人採取了最極端的好戰方針——的教派敵人的戰爭叫囂，建議進行有意義的談判。但是它們的言論是與眾不同的，也受不到重視。
在周恩來到達前一個月，印度最高法院的一項判決使印度政府對北部邊界的態度更加僵化。一九五八年，尼赫魯同巴基斯坦就一項雖小但卻棘手的邊界爭端取得妥協，即同意由雙方分割一小塊介乎西孟加拉邦和東巴基斯坦之間叫做貝魯巴里地區(Berubari Union)的有爭議的領土。這裡牽涉到要把幾平方英里土地包括一些村落移交給巴基斯坦，而法院對政府是否有權這樣出讓領土提出異議。最高法院支持了這項異議。一九六O年三月十四日，最高法院判決說，印度政府試圖「在特定的基礎上就(貝魯巴里地區)邊界爭端取得友好解決」，牽涉到割讓領土的問題，因此在這一解決付諸實施之前，尼赫魯同巴基斯坦總理達成的協議必須通過修改印度憲法才能予以批准。 [ 註：印度的憲法中沒有賦予政府以割讓或獲取領土權力的條款。由於憲法中已規定了印度聯邦的領土界限，因此，要對印度領土作任何改變，都必須通過修正案。 ] 印度政府為了要知道最高法院判決書對處理同中國邊境爭端問題有何影響，就去徵詢法律方面的意見，得到的答覆是說，按照上述判決，如果政府要割讓領土，或甚至更改任何邊界主張，都需要修改憲法。換句話說，如果尼赫魯同周恩來就西段的邊界達成協議，就必須使這個協議得到議會三分之二的多數贊成和當時全國十四個邦的過半數邦立法議會的通過，方能生效。
要做到這一點肯定是困難的。然而，尼赫魯在國大黨內的統治地位當時還是鞏固的。國大黨不僅以壓倒多數控制印度議會，而且控制各邦的立法議會。那一年貝魯巴里修正案獲得通過。 [ 註：然而，在寫此書之時(一九七O年)，印度政府仍未能執行一九五八年協議中關於貝魯巴里地區問題的條款。 ] 在這個階段，如果尼赫魯全力支持同中國取得妥協和解決，他是可以使之在憲法上通過的。但事實上他已下定決心不想妥協，因而貝魯巴里案的判決也只是被用來加強這一決心罷了。
憲法的因素加上政治的壓力，把尼赫魯緊緊拴在他自己所採取的立場上。他對印度的全部邊界要求進而採取了不留餘地的態度，拋棄了當初談論西段時使用的那種不肯定、甚至是帶有探討性的口氣。他談到印度的榮譽和尊嚴，譴責中國的傲慢和侵略，這樣他就親自幫著在邊界問題上去煽動他在幾個月前還曾敦促他的同胞要加以避免的那種激動情緒。由於他使用了一套近似詭辯的玩弄詞句的手法，甚至在他的支持者中間也對他對待爭端的真實態度產生了疑慮，並使他的批評者對他更加不信任。他自己的言行使得他和他的政府失去了一切迴旋餘地：除非中國無條件默認印度對阿克賽欽的要求，而且正式接受麥克馬洪線——換句話說，除非中國屈從於印度的要求——他就無法轉圜。如果周恩來不準備把他的新德里訪問變為卡諾薩(Canossa) [ 譯者註：卡諾薩是義大利中古一城堡。十一世紀時，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前往該地向教皇格里戈里七世表示屈服和懺悔，遭到教皇的羞辱。此後卡諾薩就成為世俗力量屈從於羅馬天主教會神權的比喻。 ] 之行，那末在中國代表團踏上新德里飛機場之前，他們的使命就已註定要失敗了。這就是尼赫魯向公眾保證他同周恩來的會晤不是談判所造成的結果。
在高級會談之前，印度政府用同樣冗長的篇幅答辯了北京十二月份就中國主張所作的全面聲明，再一次肯定了印度的立場。新德里再次爭辯說，中印邊界線長期以來就為習慣和傳統所確定，這條邊界的大部分也是為條約和協定所確認的；因此，「不能夠在所謂談判新的協議來重新確定整個中印邊界的基礎上來達到友好的解決」。但是，印度準備「就有關邊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體爭論進行討論，並且在認為必要的地方通過協議對邊界作微小的修正」。
中國發出另一份照會，結束了這一個回合的外交交涉的信件往來。中國照會解釋說，它的目的不是為了爭論，而是「希望促進印度政府的了解，縮小雙方的分歧，從而有助於兩國總理的會晤」。照會重申邊界從未劃定，因此應該舉行「全面談判」。接著，北京提出一項新的重要建議：「至於兩國間的未定界問題，在未獲解決以前，只要雙方願意維持邊境的現狀，也並不妨礙雙方正常關係的建立」。換句話說，如果印度不準備通過談判就邊界問題取得全面協議，邊界也可以暫不劃定，雙方可以遵守目前的實際控制線，把它作為事實上的邊界線。鑒於尼赫魯明確地、公開地表示不肯通過談判取得協議，北京似乎在這裡指明了一條出路：目前暫且讓它這樣，到了適當的時候，等到在這個問題上的火氣和緊張狀態緩和下來，兩國之間通常的友好關係恢復了，他們就會冷靜地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到了一九六O年初，新德里對來訪的政治家們的活動安排早已有了一定的規格，他們訪問的禮賓待遇和日程安排是人們所熟知的。冬天是他們來訪的最好季節。這時候白天陽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開，細雨壓塵；在這個時候來訪的客人聽到當地人士對記憶猶新的夏天的抱怨，感到難以相信。每到冬季，首都總是披上迎接來訪者的盛裝，在貴賓們的官方車隊通過的馬路上豎起了旗杆，坑坑窪窪的路面也填平了，在馬路的邊緣和人行道上重新鋪上了發亮的橙黃色的砂礫——等到夏天的熱風一來這些砂礫就逐漸散掉，終於完全吹走。如果政府提示某一貴賓的身分重要，市政當局也就跟著忙碌起來。卡車運載著人群到沿途各處去揮手歡迎，鄰近的村民在金錢和實物的引誘下，手持發給他們的紙制國旗，趕著牛車或騎著駱駝到機場附近。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的冬天，是一個繁忙的官方訪問季節。雖然周恩來到達的時候已是冬末，太陽已有夏天的氣息，風沙飛揚，可是，首都看起來仍然披著新裝，對於中國總理應給予的禮賓儀式都遵守了。從機場起沿途交叉地懸掛著中印兩國的國旗。警察在管制人群時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讓一些舉著黑旗的示威者走近大路。
一九六O年四月十九日將近傍晚的時分，周恩來在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和大批隨行人員的陪同下，分乘三架專機從仰光飛抵新德里。在機場的大帳篷下面，歡迎的人群基本上是外交使團，再加上僅余的幾個板著面孔的主人。而在一年以前那些印度主人會全部出動迎接中國客人。當周恩來走下飛機的時候，其中有人用尖細的聲音喊出了前一年的「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號；此外，就是外交官們為表示禮貌而鼓了幾下掌。然後致歡迎辭和答辭。尼赫魯的歡迎辭是用印地文寫成，是事先準備好的，這對尼赫魯是極不尋常的， [ 註：尼赫魯在這種場合總是講英語的，而且是不用講話稿的。 ] 是為了著重說明印度的歡迎儀式是冷淡的。他回顧了在周恩來前幾次訪問時(這是第四次訪問)中印兩國之間存在的善意，但是他接著說，「不幸，自從那時以來，發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這種友好聯繫受到很大的壓力，並且使得我們全體人民感到震驚。兩國關係不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並且將危及未來，兩國關係賴以建立的基礎已被動搖。」要恢復兩國之間的信任和友誼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兩國要全力以赴去彌補那些已經發生了的事情。周恩來在答辭中提到兩國的共同利益：「我們都需要和平，我們都需要朋友」，並且提到了五項原則：「我們之間的一切問題沒有理由不可以根據這些原則，通過友好協商，求得合理的解決。」他最後說：「我是抱著解決問題的真誠願望前來的。」然後，他同尼赫魯坐在一部汽車上，汽車飛快地開往中國代表團下榻的總統府(以前的總督府)，沿途空空蕩蕩，只看到有的路口因下班時間車輛擁擠而堵在那裡，但那些地方的人群也都默不作聲。
第二天早晨，中國代表團按照慣例到甘地火化處獻花圈，然後兩國總理舉行了首次正式會談——由於印度的堅持，所有會談都是在尼赫魯的官邸進行。在六天的訪問中，兩國總理的談話時間超過二十個小時，即使把翻譯的時間也計算在內，雙方發言也是很長的了，而且雙方在下面各級官員之間也重複了首腦之間對話的內容。
印方事先早計劃好要中國代表團成員會見儘可能多的印度內閣成員，其用意是讓他們親自領教事先布置好的堅強一致的態度。印度要想使來訪的客人對於印度在邊界爭端上所感到的強烈憤慨沒有懷疑的餘地，並且安排好讓每個會見中國官員的人都盡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徑講話。(尼赫魯曾經因他把邊界爭端的最初發展情況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評，因此現在他可能有個次要的動機，即只要辦得到，就把儘可能多的同僚們拉入他同周恩來的會談之中，那麼，不論將來出現什麼情況，大家都要分擔責任。)於是，周恩來和陳毅便挨家訪問了印度的各個部長。內政部長(除尼赫魯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響的人)潘特已經作好準備要為印度的立場進行詳盡辯護；副總統拉達克里希南向周恩來宣講了印度立場的哲學基礎；財政部長莫拉爾吉·德賽直率到了粗魯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複了印度的立場。
在安排官員拜訪的名單中有一個明顯的遺漏——初步日程並沒有安排他們個別會見克里希納·梅農。印度政界輿論仍然懷疑尼赫魯有同周恩來進行交易之意，雖然尼赫魯表白他完全不想這樣做。但由於他反覆重申和平解決的諾言，表示他從道義上就厭惡戰爭，並且聲稱他隨時準備去談判，這就加強了人們對他的懷疑。在新德里很多人幾乎預測到尼赫魯有一天在他同周恩來會見後走了出來，手裡搖晃著一紙文書，向大家宣布：「我們時代的和平」——人們經常把這種情況同慕尼黑相比擬，任何妥協肯定會被指斥為荒唐透頂的姑息。假如說人們懷疑尼赫魯是在不惜任何代價地追求解決，那末，可以說梅農早已因為這個罪名而被「審訊」和「定罪」了。事實上，梅農在公開談話中一般地講是同尼赫魯一樣強烈地，甚至比尼赫魯更強烈地譴責中國；但是，人們都知道他認為對印度的主要軍事威脅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國，所以右翼人士一般都把他看作是隱蔽的共產黨人。他同尼赫魯的私人關係很密切，被認為是對尼赫魯起了壞影響，推動著尼赫魯去同中國和解的。為了使他在周恩來訪問期間不會影響尼赫魯，印度內閣和外交部都竭力設法不讓他參加會談，而尼赫魯看來也是默許他們這樣做的。
但是，梅農本人並不甘心。由於周恩來在機場同他說了一句話，同時由於他指望同周恩來進一步談話，他就在會談的第一天直截了當地前往總統府周恩來的住處拜會了他，並同周恩來進行了私下談話。當時輿論為之嘩然。秘書長納·拉·皮萊(N.R.Pillai)就梅農事先未經安排而擅自插手一事向尼赫魯提出抗議，第二天報紙對梅農的「無法解釋的不可饒恕的闖入舞台中心的行為」，發表了憤怒的評論。這種大驚小怪是不合情理的。印度政府不會讓步的地方，國防部長也難以作出讓步。但是，這件事不僅表示人們對梅農深惡痛絕的不信任，而且反映出害怕中國會利用印度暴露出來的弱點而以智謀取勝的心理。
這種害怕是毫無根據的；印度政府採取了它的那些最激烈的批評者所希望的強硬態度。尼赫魯和他的官員們毫不動搖地堅持不容進行全面邊界談判的立場。他們堅持邊界已經劃定，邊界走向就是印度所說的那樣，堅持中國軍隊首先必須撤退，然後才可能就「微小的修正」進行商談，而他們所可能同意的也只是做這類微小的修正。他們拒絕了中國的解決方案，他們拒絕接受中國提出的建議，即凍結邊界現狀直到雙方能較為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時為止。他們已把文章做絕。中國代表團成員對東歐國家的外交官說，他們對尼赫魯的那種僵硬態度，對他那種完全不肯了解對方觀點的態度感到大為吃驚。
中國人的觀點是什麼呢？當時是很清楚的(雖然從那時起有人認為中國人並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建議)。中國的一般主張已經在外交文件中反覆闡述了，而且周恩來在第二天晚上新德里的國宴上又曾加以重申。他說，中印邊界問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是兩國政府中任何一方製造出來的；這「僅僅是一個局部的暫時的問題」，雖然它是複雜的，有其困難的方面，但是它是「完全能夠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決的」。在全面解決時，對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要一併加以考慮。
中國提出的解決邊界爭端的具體建議，在會談開始後幾天內就在報紙上刊登出來(當然這些建議原來是打算保密的，但是新德里對於新聞記者來說是個很好的首都)。中國建議「雙方相互接受東西兩段的現狀，並且組織一個邊界委員會」。這就是意味著，中國在東段接受麥克馬洪線的走向，而印度在西段則接受當時實際存在的地位——在西段雙方的前沿哨所仍然相距很遠。這就不會涉及撤出什麼具體地方的問題，但印度將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而中國則要通過談判劃定一條沿著麥克馬洪線的邊界。然後，邊界委員會就可按照在新德里會談中、或以後更為詳盡的談判中取得協議的邊界線，在現場豎立標柱、石標或其他界標。這樣由印中雙方官員和勘查人員組成的邊界委員會，就能解決對於諸如朗久、兼則馬尼等地歸屬問題的微小爭端。這是劃界和標界的正常程序。中國和它的其他鄰邦以後都照此辦理，而且中國和緬甸也已經一致同意這樣辦理。
北京對上述主張從未背離也從未更改。自從尼赫魯和周恩來第一次討論邊界問題時起，中國的主張中就已包含了這個建議。周恩來當時說，鑒於中國同緬甸和印度有著友好關係，所以，雖然麥克馬洪線是不公正的，然而中國政府還將予以接受。周恩來就邊界問題致尼赫魯的第一封信中也曾隱約地重申了這個立場。當印度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照會中第一次書面提出阿克賽欽的要求以後，中國一貫把印度到達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同中國自己到達阿克賽欽相提並論。有的時候是以反問形式提出的，例如北京在評論空喀山口事件時指出，如果印度堅持有權在西面中國佔有的領土上進行巡邏，那麼中國也可以要求在東面有對等的權利；有的時候這個提法是在北京建議按照「目前實際情況」解決爭端中表現出來的。中國外交文件提到有關問題時也有同樣的含義；例如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國對邊界問題作全面闡述的照會，將印度地圖在西段的畫法描述為「深入中國領土」，而對東段則只是說，「邊界線全線被向北推移，把原屬中國的九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境內」——兩處使用了不同的時態，這是個關鍵。
在高級會談中中國方面曾明白表示，如果印度接受中國在西段的控制線，中國就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這個結論為親身與會者所證實。會談后，周恩來在新德里對新聞記者說：
我們要求印度政府對西段地區採取同中國政府在東段地區所採取的同樣態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場，同意從事談判，並且不越過中國地圖上所標出的中國行政管轄線。
周恩來剛剛離開印度，尼赫魯就在飛機場臨時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一名記者指出說，周恩來說過就東段來說，「只有某些個別地區需要討論」，這可以說他已經接受了印度的立場。尼赫魯回答說，「是的」，「但是現在他們把東段同西段聯在一起」。一小時以後，尼赫魯告訴人民院說，他們「試圖把東段同西段相提並論，這就是說，按照中國的說法，雖然我們沒有權利留在東段，可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已經逐步推進到……麥克馬洪線」。周恩來同印中友好協會會長潘迪特·森德拉爾(Pandit Sunder Lal，他是該會創始人，也是會見了中國代表團的極少數的印度非官方人士之一)談話的時候，據說曾經扼要說明他稱之為「有予有取」的主張如下：「你們保留你們所掌握的地方，你們也可取得存在爭議而又未被雙方佔領的地方，而我們則保留我們所掌握的地方。」
中國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除高級會談中講過的或報道過的話以及會談前後的外交信件來往中講過的內容外，還有更為有力的證據。周恩來和他的代表團是直接從仰光來的。他們在那裡同緬甸政府簽訂了一項邊界協定，在該協定中，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的走向。 [ 註：中緬邊界協議詳見第二章注 ] 在這樣做了以後，中國同印度劃定邊界時如果再要拒絕接受這條線，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在地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中國人也許認為，中緬邊界條約的簽訂已如此清楚地表明他們是誠心誠意地肯定了印度所要求的東段邊界線，因此，印度政府也許就會放棄他們那種露骨的頑固不化的態度。所有跡象表明，他們來新德里確實是期望能同印度象他們同緬甸一樣地達成協議——緊接著再同尼泊爾達成協議。然而，他們發現，對印度來說，麥克馬洪線並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印度看來，解決邊界爭端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中國不僅要接受麥克馬洪線，而且還必須承認阿克賽欽是印度的領土。從一九五九年底起，印度人就已看出中國建議以承認麥克馬洪的劃線來換取印度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而這被印度看作是，中國試圖以它無理要求的東西去「換取」它非法佔有的東西——「只要你寬恕我最後的一次偷竊行為，我就從此不再偷竊。」印度輿論一旦理解了中國的態度，就堅決反對任何這樣的解決辦法。一九六O年初，《印度時報》寫道：「現狀是中國侵略的產物，要以現狀作為最後解決的指導原則，這是我國完全不能接受的。」同往常一樣，尼赫魯對公眾的態度是非常——也可能是過分——重視的。在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O年初舉行了一次會議，有尼赫魯、潘特、皮萊(秘書長)和另一人參加，會上討論了中國的「物物交換」的建議，據說尼赫魯在結束討論時這樣說：「如果我把那塊地方給他們，我就不是印度總理了——我決不會這樣乾的。」
所以，周恩來要在這個基礎上達成協議的嘗試，已事先註定要遭到印度方面直截了當的拒絕。印度官員當時解釋說，印度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國提出的「在對等的基礎上接受東西兩段邊界的現實」的建議，是因為這個建議「有損我國北部邊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損害國家領土的完整」。
中國發現印度頑固地主張不能以承認「目前的現實」作為解決的基礎，於是他們試圖貫徹會談前夕提出的一項建議，即：如果爭端不能得到解決，雙方應同意維持現狀。要實現這樣的協議只要雙方在邊界全線停止巡邏就行，這顯然是更為局限的做法，而對尼赫魯來說是更不易招怨的做法。在會談的後半段，中國人就設法爭取印度同意這一點，可是他們又失敗了。印度的拒絕有些含糊其詞。自從邊界爭端在印度成為政治問題以後，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壓力，要它把中國人趕出阿克賽欽，或者最低限度自己把軍隊開進那個地區，以貫徹印度的要求。議會一直警惕不讓尼赫魯作出任何足以杜絕採取這種行動的讓步——因此，在會談前夕人民同盟才向他提出，「不做任何限制我們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國佔領地區的權利的事」。印度應該在這方面保持行動自由，這是印度方面在會談中所要關心的首要問題。
在這個時候，印度對邊境巡邏的立場不很明朗。中國已經在邊境各段停止巡邏。印度只是在東段停止了巡邏。印度對西段巡邏的立場在外交文件中是暖昧的。至少根據有案可查的記載，中國曾假定印度在西段也停止了巡邏，但要求印方對此加以澄清和正式確認。事實上，印度在西段並沒有停止巡邏；他們沒有派出任何巡邏隊，是因為他們不能在後勤上給予支援。然而，印度政府的立場是決不能喪失向其西部領土(即中國佔有的那塊有爭議的領土)派出巡邏隊的權利；除非中國軍隊自動撤出，否則印度到適當時候就要行使這種權利。
但是，如果把這一切都向周恩來說明，就會被認為是一種公然的威脅，必然要招來對方的反駁，這就是在北京的聲明裡早就講過的：萬一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將保留採取同樣行動以體現其對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要求。因此，正如尼赫魯在會談結束后明白告訴議會的那樣——印度不得不轉彎抹角地、含糊地拒絕接受停止邊界巡邏的建議。他說：「我們覺得對於[巡邏]問題，如果說得太精確是有困難的，也是不適宜的。」中國建議：「為了保證邊界安寧，便於商談的進行，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由於印度的反對，在公報中就改成為：「在進一步審查事實材料期間，雙方應該作出一切努力來避免在邊境地區發生磨擦和衝突。」按照印度的解釋，這只是意味著，當他們的軍隊開進西段中國主張的領土時，他們將不去攻擊中國的陣地和巡邏隊。尼赫魯向議會解釋說，就印度政府而言，「我們的士兵可以在這些地區完全自由活動，而不致引起衝突。」
高級會談失敗了，這是從一開始就很清楚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願使會談破裂。因此會談還是進行了整整五天，但是會談結束時發表的聯合公報說，雙方的分歧並沒有得到解決。印度方面準備就這樣算了；但是中國方面希望使外交上的接觸繼續下去。因此，雙方才同意兩國政府官員進行會晤，核對歷史材料，並且準備一份報告，開列雙方共同點和分歧點。在印度的堅持下，雙方官員的工作限期四個月。對下一步的安排沒有達成協議；公報只是說，兩國官員的報告「應該有助於兩國政府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考慮。」
在訪問期間，印度政府不但履行了它對反對黨所作的諾言，不為客人舉辦公眾集會活動，而且還儘力不讓中國代表團與私人和新聞界接觸。在會談的最後一天，外國記者向外交部提出，能否給周恩來安排一次記者招待會(周恩來通常在這類訪問結束的時候是要同記者見面的)。他們的要求被拒絕了——但是，當天傍晚中國代表團自行宣布：周恩來將在晚上十時三十分舉行記者招待會。
新德里的新聞記者們對印度的和來訪的政治家們向來敢於尖銳提問，這是他們頗引為自豪的。印度記者甚至對尼赫魯(他在那些日子裡每月舉行一次正式記者招待會)也是毫無拘束，混得很熟的樣子。他們不但隨時質問他，還時時同他大聲辯論，對他進行規勸訓導。 [ 註：除偶而發火以外，尼赫魯總是忍受這種態度的，因此造成了一個使他的繼任者會感到不好受的先例。拉·巴·夏斯特里一次在新德里舉行正式記者招待會，受到的對待十分無禮，以致他從那以後再也不舉行記者招待會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最初也很少舉行記者招待會。 ] 因此，在邊界爭端中，幾乎全部是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場的印度記者們，都指望著提出一大堆問題來刁難周恩來，以便暴露他們所認為的中國對印度赤裸裸的侵略；但是，從他進入大廳(總統府里的一個圓柱廳，牆上掛著最後一任總督及其夫人的等身畫像 [ 註：這兩張油畫最有力地象徵著兩國政府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存在著極大的距離。中國人不能理解為什麼自豪、愛國的印度人能夠讓這種使人回想起過去所受奴役的東西點綴他們總統府的重要廳堂。 ] )的那個時候起，周恩來就控制了整個記者招待會。
中國人一開始先散發周恩來的聲明。這個聲明扼要地重申了中國的立場：邊界從未劃定；問題能夠通過友好協商求得解決；在解決以前，「雙方應該維持邊界的現狀，不以片面行動，更不允許使用武力，來改變這種狀況」。在這樣做的時候，中印友誼不應該、也不可能因邊界問題而受到損害。聲明的要點歸納為六點，周恩來稱之為雙方間的「共同點或者接近之點」：
一、雙方邊界存在著爭議。
二、在兩國之間存在著一條各自行政管轄所及的實際控制線。
三、在確定兩國邊界時，某些地理原則，如分水嶺、河谷、山口等應該同樣適用於邊界各段。
四、兩國邊界問題的解決應該照顧到兩國人民對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崙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兩國邊界問題經過商談得到解決之前，雙方應該各守實際控制線，不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但可進行個別調整。
六、為了保證邊界安寧，便於商談的進行，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
周恩來說，對以上六點，雙方仍然存在著一定距離，但繼續協商能夠縮短並消除這個距離。然後，他宣布願意回答任何問題，只要求他的回答能全文報道。
記者招待會開了兩個半小時， [ 註：招待會是在我提請周恩來考慮報館截稿時間而制止發問后才結束的。翻譯人員翻譯得很慢，一百五十分鐘的招待會才回答了二十五個問題。其中包括一個美國女記者提出的兩個問題。她問周恩來是否考慮邀請艾森豪威爾訪問北京，「如果這個邀請並不牽涉到美國承認紅色中國問題」。她並且說，看來周恩來氣色極好，很不象是六十二歲的人，他是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的——是否有特別的飲食或是經常運動？周恩來回答說，「謝謝你，我是一個東方人，我是按東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 但除人們關於雙方在會談中所採取的立場方面已知的情況外，它並未提供很多新的情況。一名記者問道，哪一個地段佔去總理的時間最多，周恩來說是西段，對那一段「存在著比較大的爭議」。他重申他的政府同中國歷屆政府一樣，絕對不能承認麥克馬洪線，因為它是「英帝國主義在它同中國西藏地方當局的秘密換文中非法畫出來的」。他接著說，雖然如此，中國把那條線當作邊界線，在談判時沒有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然後，他扼要說明了中國對西段的立場，並且說他曾要求印度政府對這個地區採取同中國政府在東段地區所採取的同樣態度，但他說：「印度政府對這個問題不完全同意。」
一位西方記者問印方在會談中是否提出了中國對印度進行了侵略的問題。周恩來回答說，會談中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且說如果印度政府提出這樣的問題，不僅不合乎客觀事實，而且是極不友好的。
印度政府對周恩來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做法和內容都感到十分不愉快。尼赫魯一等到中國人登上飛機前往加德滿都，飛機在東方的天空還沒有消失，就在機場上對記者談了他的看法。他提到周恩來在「目前的現實」的基礎上互讓的建議時說，「在邊界問題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問題。」他證實，就東段而言，中國人曾準備接受印度的主張，但說中國人「把它同西段聯在一起」。
當天早晨各報刊載說，據周恩來講，印方在會談中並沒有譴責中國的侵略行為；這就證實了印度人士懷疑尼赫魯對中國人還不夠直截了當是有根據的。新聞記者在機場就這一點向他進行詰難，議員們在議會裡也提出相同的指責。尼赫魯當時也滿口指責中國侵略，因為指責中國侵略在印度已成為表示忠於祖國和義憤填膺的口頭禪。他解釋說，他「不敢肯定……是不是用了侵略這個詞」，但說會談就是為著談中國侵略的問題；周恩來「來到這裡是因為發生了重要的事情，這件重要的事情照我們的說法，就是說中國人進入了我國領土……我們認為這就是侵略」。後來周恩來在加德滿都聽到以前的東道主講了這番話是不高興的。他說，「他當面不說，可是，我們一走，就攻擊中國政府是侵略。這不是對待客人的態度。這種態度使我們非常痛心，特別是因為尼赫魯總理是我們所尊敬的。」
尼赫魯從機場一出來就直奔人民院，報告會談的經過。他引述了周恩來所講的六個要點，說印度政府並沒有同意這些要點，然後對這些要點進行了草率的歪曲的分析：
一、邊界存在著爭議……
尼赫魯：「當然存在著爭議。」
(這是全部問題的核心。印度的立場是說整個邊界線的走向不存在爭議，而中國為了掩蓋其領土要求，製造了虛構的爭端。)
二、……存在著一條各自行政管轄所及的實際控制線。
尼赫魯：「這是顯然的事，我不知道這句話的重要性在哪裡。」
(尼赫魯拒絕接受中國提出的維持現狀的建議，他所根據的論點是實際情況並不清楚。他早些時候告訴周恩來說：「當有關現狀的事實本身還存在爭議的時候，遵守現狀的協議是沒有意義的。」)
三、在確定邊界時，某些地理原則，如分水嶺[等等]應該同樣適用於邊界各段……
尼赫魯：「以分水嶺來劃界可以到處適用的，這是確定了的原則。我們自然同意分水嶺是很重要的因素；在山區、河谷等地區，分水嶺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這條原則也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
(印度把麥克馬洪線說成是一條根據分水嶺來畫線的邊界，並且堅持說，作為一條分水嶺邊界線，麥克馬洪線就是東段的恰當的邊界走向。但如果把分水嶺的原則應用到西段，就會形成一條沿著喀喇昆崙山山脈的邊界線，因為該山脈是中亞細亞水系同流入印度洋的水系之間的分水嶺。)
四、……邊界問題的解決應該照顧到兩國人民對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崙山的民族感情。
尼赫魯：「我認為這一條回答了喜馬拉雅山是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同所有這一切密切相關的組成部分這一事實……如果中國人對喀喇昆崙山也有強烈的感情，歡迎他們這樣做，我們並不反對。」
(對西段的爭議主要是關於邊界究竟應該沿著喀喇昆崙山脊，還是如印度所堅持的從喀喇昆崙山口一下子跳到北面的昆崙山脊。針對尼赫魯反覆提出印度同喜馬拉雅山有著神秘的親密感情來為麥克馬洪線辯護，周恩來在這裡提出中國人和喀喇昆崙山也有同樣的聯繫。其含意是：作為中國接受麥克馬洪線的交換條件，印度應該放棄它在西段越過喀喇昆崙山劃定邊界的要求。)
五、……在問題得到解決之前，雙方應該各守實際控制線，不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
尼赫魯：「大概意思是說，如果中國對領土的要求沒有被接受，他們就不能討論任何問題；也許是這個意思……不很清楚。」
(印度對於阿克賽欽有領土要求，並且堅持在中國接受他們的要求並從那塊領土上撤出去之前，對於邊界的實際走向不能進行實質性的討論。尼赫魯在這裡顛倒了中國的觀點，反而說中國堅持在印度接受中國的要求之前，不可能進行談判！
在印度看來，假如實質性的談判當時已經開始，而中國仍然佔領著阿克賽欽，情況就可能會是那樣。)
六、……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
尼赫魯：「這不是我所同意的。」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這是中國為了消除邊界的危險局勢所作的嘗試，以便能夠將問題安然地留待日後去解決，而印度卻加以拒絕。尼赫魯當時還不準備公開宣布印度政府打算進入阿克賽欽地區巡邏——他是在公開場合講話，好象聽眾裡面就有中國人一樣。因此，他就不能使議會裡批評他的人放心。當有人就這個問題追問他時，他就感到狼狽：
問：既然我們的總理已經說過我們同意避免衝突，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人員不能到我們的領土上去巡邏？
尼赫魯：……公報是說，雙方應儘力設法使得邊境地區的磨擦和衝突得以避免。這是我們雙方都接受了的一般性的指示。我們覺得把這件事說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難的，也有點不必要。我認為我們不能讓我們的人坐在那裡，不向右邊走，也不向左邊走。我認為告訴他們不要採取任何顯然會將他們引向衝突的步驟，這總還是對的。
問：……如果因為我們的巡邏人員過去一到我們領土上去巡邏，就被中國人扣留，因而不讓我們的人在我們的領土上巡邏，情況將會是怎麼樣呢？
尼赫魯：我們的人完全可以在這些地區自由行動而不致發生衝突。
問：這是不是意味著，政府已經承允，在進行實際調查期間不採取任何步驟把中國人從印度的土地上趕出去呢？
尼赫魯：我認為這個問題是非常清楚的……要末你就得進行戰爭，要末你就得進行會談或叫做採取某種步驟；沒有什麼介乎兩者之間的辦法。我們不能一面為邊界問題宣戰，一面又談論如何商談或派出官方代表團。兩者不能並存。)
議會裡和報刊上對會談及其結果的評論一般地是否定的，這些評論集中地提出兩項相互關聯的指責。第一，由於同意雙方官員進行磋商，尼赫魯就給了中國以鞏固其地位的時間；在進行毫無結果的商談的同時，中國卻「佔據著我們神聖祖國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人民同盟的頭目蘭加在人民院講道：「他們用骯髒的手指玷污我們祖國的土地。」第二，政府沒有發表有意迫使中國「撤除其侵略」的聲明。即便有些人贊成印度政府對高級會談所採取的做法，那也如某些國大黨議員所說的一樣，是由於他們認為尼赫魯的態度「堅如磐石」。一家報紙還提出，「亞洲輿論是不會忘記印度沒有被中國嚇倒這個事實的。」
這個顯然為中國所十分重視的高級會談失敗了。尼赫魯說，這是由於會談在「雙方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事實的岩石上」碰碎了。其實關鍵是由於印度堅持其拒絕放棄、修改或者暫緩提出它對阿克賽欽領土的要求。周恩來這次南亞之行，有兩處成功，一處失敗。他在緬甸和尼泊爾成功地簽訂了友好條約和邊界協定，這兩個小鄰國並未感到它們的強大鄰國欺凌它們或對它們施加壓力。在緬甸的問題上，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作為邊界的基礎；而對尼泊爾，中國則同意凡是有爭議的地區，應該「根據平等互利、友好互讓的原則進行調整」。中國地圖曾把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 [ 投筆從戎註：即珠穆朗瑪峰 ] 划入中國境內，引起了山峰歸屬問題的爭論，但是中國接受了尼泊爾的(和普遍的)觀點，即以頂峰作為邊界的標誌。中國和尼泊爾同意在雙方邊界兩側四十公里內不派駐武裝人員。
就中印爭端而言，雖然周恩來堅持說會談並沒有失敗，說它「進一步增進了了解」，但是高級會談只是為邊境局勢的惡化掃清了道路。兩國官員的磋商，正如尼赫魯所預料的，只不過是提出了兩個互相對立的報告。中印爭端只依靠尼赫魯稱之為「事實」的東西是不可能解決的，它需要的是政治妥協。而印度已經拒絕了就停止西段巡邏問題達成任何協議，目的是使他們可以自由地向中國控制的阿克賽欽領土推進，對這種推進尼赫魯和印度政府雖未明說，但早已做了許諾。
高級會談失敗以後，中國的立場強硬了。再也聽不到會談以前中國所說也許印度真正誤解了中國意圖的提法了。在加德滿都記者招待會上，陳毅聽完美國和印度記者向周恩來提問后，插話說，「我要提醒你們注意，中國是一個受損害的國家。我要強調地說，中國是一個受損害的國家。」此後，中國對邊界爭端的評論也都反映了陳毅所表現的這種滿腔義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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