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基礎的若干思辨

中國的文化，從古遠繁衍到現在，經歷了幾千年的風雨春秋。其間由於文化本身的推動，中國社會歷史也曾有過一度的輝煌，繼而衰敗，再而復興。可以說，社會的變遷無疑決定於文化發展的先進程度。中國歷史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變遷過程，與文化基礎及發展模式也是緊密相關的。為了解這一點，我們亦不妨先從文化基礎上作一些淺微的分析。

　　可以說，人類文明的演變，與數學文化的發展是密切相聯的。數學思維更是決定著人類思想文明在演進中所能達到的不同層次。那麼，中國的古代數學文明又是怎樣的呢？在與世界數學發展相比，又當如何？我們不妨進行一番冷靜的分析。

　　就我個人以為，中國在一個漫長的古代史當中，其數學文明幾乎等於空白。這是中國的科技文化遲遲得不到深入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什麼要這麼說？我們亦不妨將中國的數學發展與西方作一番樸實的比較對照。

　　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其文化構成幾乎只局限於人文政治文化，儘管在《禮記》中已經記載西周貴族子弟從九歲時即要接受禮、樂、射、馭、書、數這所謂「六藝」的訓練。然而，其一，這些學習人群僅僅局限於貴族子弟；其二，這裡的「數」還只等同於簡單的「算術」，與「數學」這一複雜的大課題只怕相差甚遠。而早在此兩百年前，柏拉圖就已經在雅典建立學派開辦學園。也早在春秋時期各路思想家百家爭鳴之前，古希臘已經誕生了伊奧尼亞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柏拉圖學派等眾多的思想學派，尤其推動了數學事業的重大發展。西方的哲學發源基礎就與東方不同。中國古哲學多半是政治意念的附體，而西方的哲學卻從一開始就與天文、數學緊密相聯。希臘哲學鼻祖泰勒斯就同時在這三門學科上造詣頗深，而由他開始的命題證明，引導著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知從感性直接躍升到理性之上。可惜的是，直至秦漢時期方才誕生並且一直作為中國古代數學結晶之一的《九章算術》，就在理論闡述上體現出嚴重的匱乏。

　　缺少理性的嚴密推演，就必然使得中國的數學發展無法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就像在直角三角形的研究方面，中國人只知道在偶爾的機合中得出「勾三股四弦五」的膚淺認識，卻不能由此導出一般性結論。而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就能不斷深入推進始而正式提出著名的「畢達哥拉斯定理」。這就是東西方理性思維的重大區別的表現形式。所以，儘管中國人很早就已經發明了八卦，但始終不能從中領悟中二進位的思想內容；在劉徽之時已經創造性地發明了割圓術，卻也最終沒有發展成極限與微積分；祖沖之很成功了精確了圓周率，但終究還是沒能研究出π值的相關重要性質；賈憲三角與增乘開方法的過早使用，也沒有讓中國數學在高次方程解法上取得更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笨重的籌算方式拖累了千百年的中國數學，直到清朝李善蘭之時才開始與西方學者合作翻譯了《代數學》，將一些數學符號帶入中國。而印度人最早發明的阿拉伯數字，到達中國的時間也遠遠晚於西方。在沒有數字與符號的時期，數學發展是不可能有巨大進步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中國的古代數學史，也只能讓今人回想起來，感覺無窮的遺憾。

　　在問題的表象上作過多的停留，而缺乏更深刻的理性感知與探索，表現在古中國數學發展上，卻可以說已經是中國人思維意識的一大障礙。我們由此來繼續聯想一下我們的文字文化與餐具文化，從這兩個最簡單的事物方面，亦可以見得一二。

　　與西方拉丁文的符號文字不同，中國的文字歸其根本應當是象形文字。那麼，這其中有怎樣的區別呢？毫無疑問，象形文字過多地趨向於表象演變，而符號文字卻要深刻得多。必須承認，通過符號來傳達事物信息，是一種更高級的表達藝術。因為符號比象形要抽象而且複雜得多。雖然中國文字也由此進而衍生了諸如書法等藝術項目，但它畢竟難以給古中國帶來更高的文明。至於餐具文化，說白了也就是我們時常提起並願意賣弄的所謂「筷子文明」。當然，中國的筷子與西方的刀叉比起來，顯然是以更簡單的事物來完成了同樣複雜的工作，這似乎是它的優處。然而，我們同時也應當明白，使用筷子作為就餐工具，雖然簡單，卻同時也就顯得過於原始。至少，即使是一些靈長類動物，也懂得用樹杈去挑食洞穴里的白蟻。而筷子的原理與表現形式與之並無二致。正是這些傳統習慣思維的少有突破，再加上封建制度的過多制約，才使得中國的古文明一直在漫長的歷史之中少有深進。即使是時常炫耀的文明史，也不過是憑藉大量的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來實現的暫時性繁榮。與此不同的是，當西方世界迎來文藝復興運動，完全衝出傳統宗教神學的思想權威束縛之後，終於在十六、十七世紀得到了數學的空前進步，並從此開始了一日千里的發展歷程。而此時的中國，正是處在明清社會的封建末世，在世界上的地位影響恰恰愈見衰落。

　　說到這裡，只怕已經有很多國人要拍案而起，指責我的言語已經嚴重傷害了眾多「愛國」的感情。而這又正是理性淡薄的一大現實表現。我不否認，由於個人的認知尚且淺薄，在相關問題的思索中似乎尚不成熟。但我同時以為，愛國並不只是對自身一切的盲目肯定，而同樣需要質疑與批評的合理態度。對歷史的一些思辨批判也更不算是「數典忘祖」的行為。一個社會需要進步，就必須在傳承優勢的前提之下，對自身的傳統劣勢作清醒認識並儘快作出調整與改造。而通過前文的相關論述分析，至少我們可以相信，中國歷史之所以有那麼一段盛極而衰的曲折過程，也有著其本身的某種演變必然性。我們往往只是在惋惜某一件或者幾件歷史事件的得失，卻忽視了問題本身的文化背景。所幸的是，經過了一段歷史風雨的洗禮，我們已經積累了很多的經驗教訓，逐步造就建立了東西方文化的大融合。在這個時候，我們更需要通過理性深刻的辨析認知，從基礎的意識形態上以求得到更為科學合理的充實改進，尋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營造起一個自由的發展空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今後取得更多更高的建設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