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報告中文翻譯（三）

第三章為了有堅實基礎的市場經濟的結構改革

1978年以來，中國充分利用全球化經濟的后發優勢，經歷了快速的結構改變，成為了世界最大的製造商和出口者，並在很多產業快速的向技術前沿推進。市場機制和貿易開放的引入為資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強大的刺激並啟動了生產力增長。

但那些支撐中國快發展的力量逐漸消退。結構改變的生產力效益預期將減弱。隨著中國接近技術前沿，從技術採納，適應，及流傳而來的合計要素生產力將幾乎註定消退。同時，政府對經濟關鍵部門的繼續控制，雖然在以前是一個優勢，在未來很可能成為生產力提升，創新和創造力的限制。而政府，大銀行和國有企業的緊密聯繫已經產生了既有利益從而阻止改革並有助於國家持續性的對經濟的臨時干預。同時，在很多領域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並沒有完成。一種混合了市場和非市場的措施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塑造了激勵機制，但對於如何區分政府，國企和私營部門的角色仍不清晰。而這是必需的，因此中國解決這些問題，加快結構改革，並發展堅實基礎的市場體系從而國家專註於提供關鍵的公共貨物和服務-而有活力的私營部門扮演驅動發展這更重要的角色。這個需克服的挑戰比它可能表現的還要大，因為許多其他的約束在增長，包括敵意的全球經濟和萎縮老化的勞動力。

私有部門的發展和國企改革

從此以往，一個搖擺的共同的部門會成為維持相對快速發展的關鍵。中國的快速發展，尤其從2003年以來，受益於國企重組和私有部分的擴張。許多的中小企業私有化了。配合這一發展，新政策的方向是國企所有權的多元化。事實上，許多大型國企已經『商業化』並且一些最大的（包括央企）現在不僅出現在股票交易所而且也改進了管理結構，管理的職業化和盈利能力。但儘管國企盈利能力改進，它仍然遠遠低於非國企（包括純私企）。

主要問題

相對於私有部門，國企消耗了大量的資金，原材料和中間投入來生產相對小份額的總產出和附加價值。國企利潤的大部分來源於一些盈利靠限制競爭和能夠使用跟廉價的資金，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國企。以此同時，一些國企的金融表現很差，部分原因在於它們負責提供公共服務或被規範的價格所限。事實上，超過四分之一的國企虧損。在盈利差以外，國企總的來說，比私企更缺少活力。一個最近的研究顯示在1978和2007年之間總要素生產力增長（一中效率改進的度量）在國有部分是私有部分的三分之一，私有部分被證明為增長和創新的更有力的引擎。

與其他國家相比更明顯的是，國企在中國與政府的聯繫更緊密，感謝它們的特殊地位。國企的管理部門和政府官員通常互相支持-管理部門經常接到政府官員非正式的引導，然後反過來，國企更容易享受銀行融資和其他重要投入的優先權，商業機會的特權，和反對競爭的保護（李和其他人2008）。這阻礙了新私有經濟的進入並減少了競爭和創新。一些國有企業跨界經營（許多投資實業和有背景的銀行系統），因為它們可以保留所得並進行有限的外部控制或監管的投資。一個需要注意的新問題是最近快速擴張的一些次級政府所有的國企；它們的增多將可能進一步擠走私有經濟的活力，抑制競爭，並與建立堅實基礎的市場經濟的努力相衝突。

國企改革和重組的成本並非不重要。在許多小的國企倒閉的1990年代後期的改革，造成了超過2萬億的成本-超過當時GDP的20%-一個對於這樣的改革可能有多困難多耗錢的度量。改革重組國企的潛在花費可能會明顯攀升因為不透明的會計行為和缺少透明度意味著有些國企積累了大量的未知債務揭露並隨著時間減少。

最終，中國當局實行了一系列複雜的各級政府的不同部門具有不同責任的工業政策。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政策有助於克服協調失敗並有效的促進了初級工業，但在其他情況下它們得不到希望的結果。一些政府部門熱衷於採用工業政策並視其為計劃的替代；結果是它們總是較喜歡國企的大規模投資取代通過激勵，市場力量和私有部門的主觀能動性來達到同樣的結果。不同部門工業政策的主觀能動性有時會彼此衝突並相互影響，使得整體政策框架複雜難明以及結果模稜兩可並難以預測。

許多研究暗示了通過給予私營部門在關鍵部門與國企競爭更重要的角色而能得到的潛在回報的明顯增長。最大的益處可能得於在競爭被截短的所謂『戰略』部門。在2006年，中國訂出了7個國家將絕對控制的戰略部門-辯護，發電和電力輸送，石油石化，電信，煤礦，國內航空飛機製造和水路運輸。在這些部門，一大堆國有公司互相競爭，但他們受到了限制新加入者的保護。中國當局也特指了『基礎』或說『支柱』產業-機械，汽車，電子和信息技術，建築，鋼鐵，基本金屬和化學製品-這這些領域國家預計保持『一定程度強大的影響』（歐文和鄭2007）。儘管這些產業正式的進入屏障仍低，非正式的進入壁壘傳遞了清晰的政策信息-私人公司的競爭不受歡迎。這些障礙，與不友好的規則對待企圖一起阻礙了私有部分的發展增長，抑制創新和發明，並減緩了生產力增長。

主要的改革建議

企業部門的改革必須起始於認識到多種多樣的廣泛的政府所有，覆蓋大部分部門並蔓延到從完全擁有到控制意願再到監督股東。因此挑戰是兩方面的：公共資源如何能被最優使用；以及中國如何實現從其現有國有公司的投資組合的管理方式到最適應其長期發展目標的管理方式的最佳轉變？

對於第一個挑戰的回應是直接的。公共資源應僅被用於或主要用於提供公共貨物和服務，公共貨物和服務的生產和消費導致了無償的正外部因素。這些貨物和服務從防衛辯護的一頭延伸到基建，社會保護，和基礎研發的另一端，而且其範圍會隨著條件的改變而進化。最近強調的為低收入人群的公租房建設是政府資源如何利用以解決社會需求壓力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事實上，公共貨物與服務的範圍可以非常廣泛，甚至包括可靠的能源供應和可大範圍鋪設的通信郵政設施。在特定領域能分析到的公共資源依賴於提供的公共貨物或服務的本質屬性。在被認為是具有較高國家優先權的，像國防，政府資源應提供全部或占支配份額的資金。但大多數領域，更小一些的佔比通常已經足夠達成政府的目標。最重要的是，在很多情況下，私有公司有足夠的能力投送公共貨物和服務，儘管政府可提供主體或部分的資金。公共貨物和服務（以及公共融資）的私有投遞引入的附加的競爭維度並有助於降低生產和分配的成本。

對第二個問題的回應則沒有那麼直接。首先，政府可以儘快對其在國企中的固有產權債券化（對上市的國企，產權價值已知）。這可以為國企通過分離所有權和經營管理並引入現代企業管理的改革鋪路，例如指派高級管理層，會計公開與內部實踐和外部監管一致。其次，政府可以考慮成立一個或多個國有資產經營公（SAMCs）以股東的形式代表政府並專業化管理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把這些資產在金融市場進行交易。不同的SAMC可以根據相應部門專業化。這樣，它們可以代表政府，逐漸的隨著時間多元化投資組成。國企的股息紅利需要付給SAMC，而作為回報，將把其轉為預算。最後，國有資產的一部分隨著收益的流動可以轉移至社保以用於幫助滿足未來的養老金責任。

建議中的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操作細節可以稍後再議，重要的是主要的原則需要儘早建立。比如關鍵的是，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SASAC）約束其自身為政策的制定和監管，把資產的經營留給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們。國有資產經營公司應有清晰的指示，進行獨立專業的經營，並服從於公開宣布的表現參照點（根據企業投資組成的性質）。此外，它們需要遵守操作和結果，價值創造，盈利能力以及分紅等透明的國際標準。

更多 的競爭-國內和國際-將是中國企業提高效率和創新能力的關鍵。為增加國內市場的競爭，需要進一步改革以支持私有公司，比如降低准入准出壁壘，打破國企在關鍵產業（石油，化工，電力輸送，和電信）的壟斷和寡頭，促進有活力的中小企業的增長和提高它們的融資能力，刺激區域性地方性專門化，和鼓勵國企公共競爭自發改革。

中國自己過去的經驗，與其他國家的經驗一道，顯示了國內競爭的增強能導致生產力的明顯提升。隨著這些改革，國有企業可以隨著時間逐漸的退出競爭性市場。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比如，所有制多元化和市場改革刺激了大多數製造業次級部門的進入和競爭。甚至在一些戰略性或支柱性的產業，比如電信，解散和企業化義務性的公司創造了新的競爭力。簡化私有公司進入這些領域並從國有銀行給予它們足夠的融資會進一步提升效率和競爭。

用一隻眼睛進一步重新定義政府角色，政策應鼓勵公共服務的私有提供，以及公共採購應進一步向私有公司競爭開放。在天然壟斷存在的地方（比如，鐵路服務），壟斷公司應服從於獨立和嚴格的監管以確保缺乏競爭不會導致壟斷價格和濫用市場權力從而損害下游產業。

此外，競爭和創新將通過進一步與全球經濟融合而強化國際競爭的措施受到鼓勵，而減少緊隨其後-邊界貿易壁壘。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啟動了經濟-效率的廣泛提升並促進了技術獲得和採用。近期，曾經有利於外國投資者的激勵政策的取消通過拉齊內外公司競爭平台刺激了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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