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報告中文翻譯（一）

這裡是世行和國研中心的報告，非經濟專業，個別術語翻譯不準確，見諒。

第二章 2030之新發展戰略

中國在過去的30年中成功的發展戰略使中國在今天已成為中高收入社會。但未來20年裡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將不同於過去所遇到的從而需要一種新的發展戰略。這種戰略將建立於中國的機會之上，面對挑戰，掌控風險並且能夠實現國家長期發展目標。那麼這些發展目標是什麼—然後中國需要哪一種戰略來達成這些目標？本章從討論中國自己的2030設想開始，辨識能夠幫助它實現這個設想的戰略的核心要素，並檢視此戰略需具有的特徵。

2030 設想：建立一個現代，和諧和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

增長與發展委員會（2008）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研究發現了那些長時間持續快速增長發展的國家所具有的5個共同特徵：它們通過保持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在世界經濟中發掘機會；它們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它們享受高投資儲蓄率；它們允許市場調配資源；最後它們由可靠負責的政府領導。中國屬於這個優秀的群體並展示了所有這5項特質。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鄧小平，他在建立國家戰略根本性轉移的共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30年的高速發展后，中國到了又一個發展的轉折點，一個重要性並不比第一次差的二次戰略轉向。

中國的根本目標是到2030年成為一個現代的，和諧的和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在『現代的，和諧的，有創造力的和高收入』這個短語中，每一個要素其對中國自身的特殊重要意義指導著這份報告的分析和建言。

現代社會意味著工業化和城市化並與西方世界享受同等生活質量。這個社會有現代價值，現代經濟和社會結構，擁有當代最高水平的產品及處理技術，並作為平等的一員與其它國家一道參與貢獻於現代世界的所有議題。

作為一個和諧社會，中國關注於3個相互關聯的目標。第一，其自身政策需包括並恰恰著眼於最大的社會和經濟屏障並建立一個在國家經濟，社會，法律和政治制度上對於所有人有共同利害關係的社會。中國希望看到一個人民互相尊重，爭議能夠通過公認的規範，法律，規則和實踐公正和平得解決-並且制度構建能夠快速適應社會變化的需求及渴望。第二，中國定義自己的生活方式為與自然保持平衡，據此其生態腳印-資源的利用及廢物的產生-符合其自身（及全世界）土地，水域，以及大氣資源在現有科技條件下的生物承受力。第三，中國希望看到自己在國際社會中作為平等的和有建設性的公認的夥伴，和平合作的共同的目標邁進，並建設性的參與全球的事務與規則。

作為一個有創造力的社會，中國將自己未來的繁榮建立在開發每一個人之創造潛力的創新之上。它的成功將取決於其創造更多的價值，而不是更多的商品，使商品沿著價值鏈上移，並作為發達國家在同一商品領域參與全球競爭。創造力不僅體現在產品和處理技術上，同樣也體現在文化與藝術追求中。如果成功，中國的經歷有可能成為指引其他中等至高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燈塔。

作為一個高收入社會，中國渴望享受與發達經濟體同等的人均收入；有巨大的中產階級成為穩定的力量；優秀的管理和經濟進步；消除今天所知的貧困；並通過增加公平機會並減少在經濟與社會所有層面的不公來促進社會和諧。

如果中國達成了它到2030年成為高收入社會的目標，以市場價衡量它將會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實際上，如果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會在這個10年稍晚些時候大大超過美國）。中國在未來20年增長的部分將等於15個今天的韓國。即便如此，它的年均人收入仍將只是徘徊在1萬6千美元左右，是今天的三倍多，接近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或韓國，並稍稍高出今天美國的三分之一。到2030年，另一個具有一定準確性的可預言的現實是中國的人口變化。簡單的說，中國會未富先老。它的低生育率以及隨之而來的低人口增長率將意味著在經濟中年長人口所佔比例增加。所謂的老齡人口依賴比率-定義為65歲及以上人口對15至64歲人口的比率-將在未來的20年內翻倍。到2030年，中國的老齡化比率會達到今天的挪威和荷蘭的程度。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工作年齡段人口將從2015開始降低（譯者：人口紅利結束了）。按照每年平均1千3百萬的增長速率，到2030年，城市化人口比例預計從今天的大約50%增長到接近三分之二。

與今天相比，中國的經濟到2030年時將會更加的複雜，更加的市場驅動，更加的以知識為中心，並朝服務業轉向。其貿易和金融與全球經濟的集成會使它與其他經濟體更加互相依賴，而與此同時，更易受到外部震蕩的傷害。它將會有更深層次更穩定的金融市場，這將為資本開放及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奠定基礎。政府的經濟重點將轉向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創造有利於企業發展及向公共貨物與服務融資的投資管理環境。中國將會作為發達經濟體在共同的商品空間內參與國際競爭；屆時中國會有三倍於今天的大學畢業生；環境將比今天乾淨的多。而且，由於大量的城市人口以及更高效的交通客運，和勞動力在城市農村之間的遷移，城鄉差別將繼續縮減。

新戰略的論據

實現中國對2030的設想需要一個新的發展戰略。其過去30年所執行的發展戰略被指認為遇到了不同時代的挑戰。不僅僅是挑戰在變化，中國的能力也在改變。沒有什麼戰略能持續永遠。成功的戰略必須是靈活的並根據情況的改變而進行調整。那些沒能做出這些調整的國家跌進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的高層決策者意識到了這點並把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作為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優先考慮。

改變發展模式是急迫的原因在於，隨著經濟體逼近技術前沿並耗盡從外部獲得並使用技術的潛力，政府的角色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儘早的開始這個轉變有助於從引進技術到開發新技術的平穩過渡。

發展中國家傾向於從跟隨其他國家的發展方式而實現后發優勢。這種方式使政府的角色相對直接 – 提供公路，鐵路，能源和其他基礎設施以促進私人投資，允許開放貿易和投資政策以鼓勵科技追趕，並在市場及協調失效阻礙了有利於本國比較優勢的國際工業競爭發展時實行工業化政策。東亞成功的經濟體- 日本，韓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的發展戰略全部反映了這些特點。

但是當一個發展中國家達到了技術前沿，正確的發展戰略不再那麼直接了。直接的政府干預實際上會阻礙而非促進發展。相反，政策重點需要更多的轉向私有部分的發展，確保市場成熟到可以有效調配資源並且企業足夠強大並擁有創新能力去進行國際高技術競爭。私有部分的角色是關鍵的，因為科技前沿的創新從本質上是不同於科技追趕的。其過程從本質上說來成為了一個成功率高度難測的試錯過程。創新是一件無法被政府計劃的事情。實際上，越多企業參與到創新的試錯過程，科技突破的可能性便越大，新發現被商品化的可能性也越大。隨著企業扮演領導角色，政府應接受一個更加支持幫助性的角色。

政府可以承擔的一個關鍵性的支持性角色是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中國的快速發展伴隨著農業勞動力過剩的逐漸降低以及製造業實際工資的穩步上升，而這一趨勢在近期似乎有所加快。沒有勞動力生產率的伴隨增長，實際工資增長會導致國際競爭力的穩步下滑。提高人力資源質量不僅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保持中國的競爭力，它還能讓中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沿價值鏈條上移。人力資源質量的提升需要更好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它需要公平就業機會的大幅提升併產生大量的個體戶，促使大量的勞動力在農村與城市，市鎮省之間以及不同職業間的橫向遷移，和社會，經濟及政治架構中的縱向流動。

另一個政府可以擔負的支持性角色是鼓勵對發展過程的更大參與。擴張中的中產階級對參政議政的要求愈加直言不諱。這種要求點出了對使人民能夠貢獻於國家發展的努力，具有創造性，和通過個人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更廣闊的需求。政府應該積極回應這些需求並通過清晰的法則向個人，家庭，公司，團體，學術界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授予權利以鼓勵廣泛的參與。通過這樣運作，政府可以逐步充分地向社會轉移原有職能，允許非政府選手以新的有趣的方式建立網路，為創新創造空間。不僅如此，向社會放權，尤其是向貧困失利的人群，會有助於解放新思想並趨向於增強公平，確保廣泛增長，以及在社會關懷與社會競爭間取得平衡。

最後，在政府減弱在市場中的資源配置，生產和分配的角色的同時，它應該定位自己的角色為為公共物資和服務提供融資，保護環境，提升機會公平和確保環境適於私有經濟的發展。扮演這樣一個非直接的支持性的角色是複雜的，但卻通過更強的槓桿作用對私有經濟和社會組織有著廣泛的影響。在減少提供直接『有形』資產及服務的同時，政府將需要提供更多『無形』的公共物資和服務，例如能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競爭，有助於形成特色，強化資源配置效率以及減少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系統，規則和政策。這需要設計和執行能夠達成需要且可持續的結果的激勵機制。

如養老金，醫療，教育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務融資成為可以吸收以前基礎建設和製造業資源的政府加大投入的關鍵領域。同等重要的是，政府應專註於公共物資及服務的提供是否有效率並滿足質量要求，而減少對於是否由私有經濟提供這些服務的擔心。鼓勵私有經濟提供公共物資及服務並形成適當的公-私夥伴關係不僅為公共服務的提供注入了新的技術和思想，而且也授權了私有經濟並鼓勵它們更多的參與到發展中來。另一個例子是環境，一個需要政府強制執行力的領域。綠色發展不僅僅有助於提高中國的生活質量，它也對緩和全球的氣候變化貢獻了力量。作為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必將在全球承擔更多的責任並在提供全球公共貨物中扮演重要角色。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需要把自己的興趣集中在全球的關注點上並建立積極參與全球事務的能力以及設計全球規則而非僅僅去接受它們。總之，在中國著手其下一個經濟增長階段前，有必要調整其發展戰略。核心在於，這個調整需要充分改變政府在與市場，私有經濟以及社會的關係中的角色。政府需要撤出對生產，分配和資源配置的直接參與，轉而更多的關注於設計執行政策和能夠讓其他成分參與經濟決策的管理框架以便於實現快速，廣泛和可持續的增長。扮演這個角色，政府需要轉變成精簡，廉潔，透明和高效及法制化的現代政府。在重新定義角色的過程中，政府需加快國有部分的改革並把它與私有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相結合。同樣需要加快生產要素市場（如資本，土地何勞動力）的改革以加強市場經濟基礎並促進競爭和創新。與此同時，隨著中產階級在發展進程中的更大參與而成為促進和諧發展的主要力量，政府的社會角色需要進行重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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