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從共產黨政治文化的變遷為你解讀重慶事件

　　作者：鑄劍

　　重慶事件以來，對於事件發生的原因和背後的力量角逐，各種角度的解讀不少，比如黨內派系權力鬥爭說，左右路線鬥爭說等等。看后總覺得未必可靠——這些解讀能夠解釋「為什麼薄被搞倒」，卻無法解釋這個非常強大的人物「為什麼能被搞倒」。我這裡試著從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變遷角度分析這次事變以及未來的政局可能。

　　早期共產黨有一個區別於同時期其他政黨的特徵：有領導力的領袖是黨內思想競爭的優勝者，領袖常常是黨內最有說服力的思想家或理論家，即便是分裂出來的或變形的共產黨派別也是如此，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等。中國也不例外，早期的陳獨秀、後來的毛澤東。毛在文革中有一句話：什麼四個偉大，我只要一個導師就夠了。導師，就是在思想上指引人前進的領先者，毛的話清楚的體現了共產黨領袖對於思想或理論的重視。

　　共產黨由思想導師做領袖，而不像西方其他政黨用律師、演講家或者職業政客，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因為共產黨要走的是前人未走過的路——這條路能不能走的通，怎麼才能走下去，都是具有探索性的，思想理論的領先性對於這個黨就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了。其次，是權力產生的正當性。既由於共產黨對資本主義批判性的意識形態影響，也由於民主相對於權威的效率損失，處於抗爭地位的共產黨一般都抵觸選舉的形式。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誰該擁有這個組織的最高權威呢？於是，思想的說服力就成為了決定性指標。這一是因為它的競爭特徵，權力產生具備了一定的可顯示性；也是因為它的可檢驗性，往前走走就知道思想指引對不對了，在形式上具備了退出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替代選舉制度肯定權力產生的正當性，權力產生和運作由此被認為有了相對廣泛的支持度。

　　因此，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傳統特徵是思想路線競爭產生權力，用其政必用其人。長期執政后的共產黨的這一政治傳統逐漸退化了，執政黨成為一個官僚政治系統——權力，包括最高權力來自於「簡拔制」，即由現權力擁有者及其小團體指定權力繼承人。這種最高權力的產生辦法及其穩定運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現共產黨已經不是在走前人沒走過的路，而是走在一條老路上了。但這不是現在關心的要點，更重要的問題在於，與選舉制、思想路線競爭產生領袖相比，最高權力的簡拔制，更像是一種密室政治，缺少權力產生的正當性。

　　小平先生在評價華國鋒時說：他不是一代領袖，沒有自己能立得住的東西。意思是說，華儘管是毛指定的接班人，但因為他自己沒有領先於黨內同事、指導實踐的思想，不能視為「合法正當」的黨的領袖。因此，即便某人通過簡拔制獲得了權力，卻不代表他能最終擁有權力運作的正當性與歷史繼承性。

　　作為一種補救措施，在黨的領袖離開政治舞台時，他必須通過某種形式成為思想家或者理論導師。這種動作的意義在於，儘管他的權力來源最初是含煳的，但是回顧過去，他一直是黨內的思想導師，因此，根據共產黨的傳統政治文化，他擁有權力的正當性最終被確認了。於是，我們的黨章和憲法里先有了鄧理論，后又有了三代表重要思想。

　　因此，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從最初的「思想導師領袖化」過渡到官僚政治文化。在官僚政治體制中，最高權力由簡拔產生，最終通過「領袖導師化」完成權力正當性追溯。

　　從這一政治文化的變遷來考察重慶事變，就可以看到問題所在了。不管重慶主官究竟是因為作為「簡拔制」的失敗者而轉向，還是因為個人信念的引領，他這些年的作為，實際上遵從了共產黨的傳統政治文化，通過黨內的思想路線競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工作路線的核心內容，被總結為「重慶模式」，看上去在信仰構建、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各方面建設都領先了他的同志，並贏得群眾的廣泛民意支持。這樣一來，該主官隱然有了導師的雛形。如果這一模式，最終被確認，那麼將會影響官僚政治體系運行的兩大支柱——簡拔制與權力正當性追溯。

　　首先，簡拔制的基礎被動搖了，將難以為繼。簡拔制中的權力來自上級的授予，未來最高權力來自現權力集團合意下的傳遞。重慶主官如果最終進入了下屆權力圈子，那麼他的權力來源就成為疑問。究竟是來自上面的簡拔，還是來自其依靠重慶模式所獲得的下層巨大民意支持？一旦重慶主官成為「九長老之一」，以後的簡拔制度就必須更大程度的考慮民意，一個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就開始了。如果按照共產黨的傳統政治文化，重慶主官進入權力圈子可以不以民意論，而是對路線成功者的獎勵，這樣可以不改變共產黨的政治體制。然而，按照傳統政治文化，導師本該成為黨的最高權力擁有者，重慶主官目前的成績就並非是「九長老之一」可以解決的了。

　　其次，現最高權力的正當性追溯成為難題。現任權力核心，需要幾個月後通過「領袖導師化」來完成對其過去10年的權力合法性確認。重慶模式一旦通過重慶主官進入權力圈子得到確認，那麼現任領袖導師化的效果就很尷尬。重慶模式與某某觀，誰是過去真正應該施行的方向？尤其是除了重慶模式，還有幸福廣東，而且這兩者還互相衝突，如果勉強將它們都解釋為某某觀指引下的實踐。但這樣一來，現在的指導理論就不是能明確指引方向的指南針，而是一個風車——風怎麼吹，它怎麼轉。

　　在重慶調整的講話中，中央明確說明，調整是從「當前形勢和大局出發」。當前的形勢是什麼？是2*9大即將召開。當前的大局是什麼？是在2*9大上用簡拔制架構未來權力和通過領袖導師化確認現權力的正當性。而重慶主官及其具有廣泛民意支持的重慶模式，在當前形勢下根本性的挑戰了官僚政治系統的這兩大支柱，影響了官僚政治的大局。因此，與很多認為重慶事變源於路線鬥爭的看法不同，我認為重慶事變不是根源於「重慶的路線」，而是「重慶有路線」，是官僚政治體系捍衛自身當下利益的措施。

　　無論從黨內派系的權力鬥爭來看，還是從左右的路線鬥爭來看，重慶主官在黨內高層都有自己廣泛的支持者。正因為此，重慶才能在重重壓力下搞出令人矚目的重慶模式。然而，他的支持者們本身也是官僚政治的支持者和受益者，維護官僚政治體系的繼續成為體系中人的共同利益所在。重慶主官及其模式對官僚政治的威脅，使得越臨近29大這個時刻，他的前進就越困難——他原來的支持者變成態度曖昧者，原來的態度曖昧者成為他的反對者。形形色色在權力鬥爭、路線鬥爭中對立的人物，都在維護官僚政治體系的大局面前聯起手來。最終，重慶主官會發現，自己死敵很多，卻一個沒有死黨。

　　面對著當前的「形勢和大局」， 右翼推崇的「幸福廣東」的主官很好地理解了官僚體系的難處，在記者會上斷然拒絕了以前曾默認的「烏坎經驗」：「解決烏坎問題，什麼創新也沒有，就是把原有的國家法規和中央政策落實好！」而重慶主官秉承了共產黨的傳統政治文化，在他最後的記者會上堅持捍衛了自己在重慶的實踐和理念，最終在共產黨官僚政治文化面前碰的頭破血流——官僚政治文化的叛逆者倒在了共產黨傳統政治的叛逆者面前。

　　共產黨的官僚政治相比于思想競爭產生權力一個優點是權力交接的穩定性，然而它的致命缺陷是權力正當性不足因而難以持續。用「領袖導師化」的辦法進行權力正當性追溯，看上去很像買個書號，就當自己是文豪了。民間有雲，「毛思想一本一本，鄧理論一篇一篇，三代表一句一句」，這反映了民意並不認可這種權力正當性追溯辦法。重慶主官用路線追求民意支持，實際上開啟了對官僚政治權力正當性不足的補救，但卻被官僚集團自身的當下利益所挫敗。

　　按照傳統理論，共產黨除了為人民服務外，本身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毛在文革官方語言中，使用「黨內走資派」的說法來說明一部分人會背離這個宗旨，這是一種溫和留有餘地的判斷。而在日常講話中，他更多用的"官僚階級"這個名詞。階級與官僚相聯繫，說明毛判斷在所謂社會主義社會裡，在整體意義上，共產黨可能會拋棄他名義上所代表的社會大眾，擁有自身獨立的特殊利益，最終成為一個獨立階級。重慶事變證明了毛的判斷，官僚政治背離了現代政黨政治的基本要求，官僚政治體系自身的利益已經壓倒了他理當代表的群眾利益和國家利益。從這個時刻起，它成了一個除官僚系統和暴力工具外無任何可依靠的外部力量的政治怪物。

　　我一直強調，重慶事件不是純粹由傳統意義的左右路線鬥爭引發的，但是，這一事變對國內路線鬥爭和方向的影響卻是最需要考察的。但這種鬥爭，是在傳統的兩大階級對抗之外加上官僚階級的三國演義了。

　　根據前面對事件原因的分析，現執政集團不會像目前左翼所推測的那樣立即走上明顯右傾乃至易幟的道路，還是會試圖根據官僚集團的利益需要，一會拉右打左，一會拉左打右。現執政集團的合法性仍然需要依靠共產黨的招牌來維護，重慶模式會被從形式上整體否定，以清除原重慶主官的影響力；但具體內容不會被明確否定，以便作為未來執政集團的可能選項。

　　但是，在重慶事件后，官僚體系內部鬥爭將加劇，路線分歧會凸顯。未來走向何方，不僅是普通中國人的疑慮，也是官僚集團內部的疑慮。官僚集團內部本身存在左右的區別，在左傾的重慶領導人離開后，由於力量平衡的變化，各方必然要重新試探對方的邊界。因此，黨內左右各方都會表現得比以往更強硬，以便按照自己的導向掌控中國未來，路線鬥爭將會激化，最終或者形成新的力量均衡，或者是新的變局。對於未來，鬥爭的均衡點和變局方向難以預料，但因為重慶事變已經根本性的動搖了現政權權力的正當性，我們能夠確定預料的是官僚政治的生命難以久長。

　　重慶事件的主角，這個一直帶著官僚手銬跳舞的政治人物，在最後時刻堅守了底線，逼迫對手和他一起把路線鬥爭引入到已經30年「不爭論」的中國政壇。在315那天，作為官僚的他死去了；作為政治家，他的生命將可能真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