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學時代,雖然正好歷經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又跟著父母「轉戰南北」,但是特別幸運的是,我所遇到的老師都是一流的。回北京的第二年,我升入高中。
當時,社會上紛紛傳聞,大學早晚要恢復招生,高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師大二附中文革前一直是重點學校。文化大革命中,大學停止招生,二附中的「重點學校」的金字招牌也快被人遺忘了。一聽說要恢復高考,這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頓時覺得到了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時候了,於是校領導們暗地裡磨拳擦掌,希望在恢復高考時,來他個「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重振師大二附中北京市重點學校的名聲。為此,我們這兩個高中班是從十個初中班選拔出來的學習尖子(我也僥倖混了進去),同時學校給我們配備了陣容強大的教師班子。可以說,這個班子是當時全中國最優秀的教師班子。
我們的語文老師姓宋。宋老師一頭白髮,德高望重的老學究的樣子,古文水平十分了得,講起課來就像喝酒一樣有癮,酒不醉人人自醉,完全陶醉其中。講課時,經常是眼望天花板,搖頭晃腦,振振有辭,「多乎哉?不多也」,就像孔已己,白話文也要帶古文味,故得雅號「宋老夫子」。我記得我上高中的第一篇作文「北京的春天」,是宋老師命的題。我充分地「忽悠」了一篇,從春天的自然氣候談起,什麼春風得意馬蹄急,春雨潤物悄無聲,春雨貴如油,春雷滾滾唱英雄,侃侃而談,最後是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們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云云。宋老師頗為讚許,讓我在全班朗誦了我的「胡言亂語」。從此,我成了宋老夫子的得意門生。不過,出國后,我的英文沒學好,中文也荒疏了,不僅不見長進,而且大有江河日下之勢,提筆忘字,用詞貧乏,文思枯竭,實在有辱師門。
我們的數學老師姓金,滿族,長得就和漢人不一樣,額頭較窄,眼睛細細的。一點也看不出「數學家」的風采,到很像蒙古人。據說和末代皇帝還沾親帶故,有皇家血統。他的數學造詣很高,最善於把複雜問題簡單化。很多複雜的數學問題,用他的解法特簡單。而且,他還善於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數學問題。有一次,數學考試,他出了一道題,公共汽車的門開門時,門的上邊的中心點的軌跡是什麼圖形?全班同學絞盡腦汁,想像著公共汽車的門一開一關,直後悔平時沒有多看兩眼。結果全班只有3個同學做出這道題。害得我好長一段時間一上公共汽車就忍不住要看門的上邊的中心點在做什麼運動。不看不知道,一看嘆口氣,嗨,就這麼簡單(答案暫不公布,各位看官想想)。金老師很幽默,一看到我們解不出數學題、一籌莫展的樣子,就會露出得意的微笑;然後,慢條斯理地教我們解法。看到我們恍然大悟的樣子,他又要得意地微笑起來。金老師一笑,就該有難題要解了。在他的「笑傲難題」的探索精神引導下,我一直對數學興趣盎然,由此打下很好的數學基礎。但是,從來沒敢作當「數學家」的夢。
我們的化學老師姓欒,戴著一付深度眼鏡,頗有「居里夫人」的風範。照今天的話說,就是女強人,巾幗不讓鬚眉。業務水平一流,不修邊幅,課講得特別好,動手能力還特彆強,我特喜歡上她的課,聽她的化學課是一種高級享受。為了更多地「享受」化學課,我同意擔任「化學課代表」,這是我在高中時,當的最大的「官」。在很多人看來永遠學不懂的化學,在欒老師的黑板上則是物質不滅,化學方程式左右平衡,簡單明了;在欒老師的實驗室里則是酸鹼中和的魔術戲法,直觀有趣。在她的影響下,我一度對化學十分著迷,甚至躍躍欲試,夢想成為一個化學家。
我們的政治老師姓梁,眼睛炯炯有神,一望即知是一位雄辯的「哲學家」。是北京某著名大學哲學系畢業生,共產黨員。她給我們講「矛盾論」和「實踐論」,告訴我們,真理是相對的,不存在絕對真理。講得天花亂墜,振振有辭。但當我不解地問她,那毛澤東思想也不是絕對真理了?為什麼還說它「放之四海而皆準」呢?「哲學家」頓時張口結舌,神情緊張地叫我不要老往毛澤東思想上去理論聯繫實際。想想,那時做政治老師也挺不容易,很多問題講不好就講「反動」了。在她的「煽動」下,我有很長時間對哲學也很感興趣。不過,最後,我覺得「哲學」有點像「詭辯」,或者像一團面,今天是方的,明天是圓的,任人搓捏,實在沒有意思。從此,不再做「哲學家」的夢了。
高中的年代是夢想的年代。高中是夢想產生的搖籃,老師就是搖搖籃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