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六四，今又六四 -六四親歷記

本文純屬親曆紀實和隨感而發，不涉及任何政治紛爭和是非述評，熱衷於政治辯論或派系劃分者，請就此打住，另尋高就，以節約你我和大家的時間。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波，凡身居北京的高官也好，平民也好，青年學生也好，袖手旁觀者也好，只要你還有思想，大概95%以上都或多或少，或主動或被動地捲入其中。

當時，我剛從呆了近二十年的不死不活的學院路研究所離開，到一個公司任職，因工作需要，公司給我配了一輛車，雖然我自己有駕照，為安全起見，公司還是給配了一個司機。

4月27日，研究所一些積極分子向所領導要求，參加反對「426」社論，支持絕食學生正義訴求的遊行，所領導默許了大家的要求，唯一條件是不許打單位的旗子。有不少中層幹部也參加了遊行。（由於所領導的消極抵制，後來秋後算賬時，竟沒有一個中層幹部被處分。）我給公司打電話請了假，也參加了這次遊行。算是唯一的一次直接參与「動亂」。

整個5月份，我幾乎都出差在外，心裡卻一直惦念著北京的局勢。「519」宣布戒嚴之後，空氣越來越緊張。我歸心似箭，第一次置工作於不顧，匆匆趕回北京。司機到機場接我回來，我說我要好好親眼看看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就先把司機送回家，開車直奔天安門。 廣場上帳篷林立，旗幟飛揚。靜坐的學生們或坐或卧，異常疲憊，但歌聲和口號聲，仍此伏彼起，鬥志昂揚。突然一個學生拉住我說，有人報告六里橋出現大量軍車，問我能否送他去那裡了解一下情況。 我回答，「上車，走。」十幾分鐘就到了。只見六里橋立交橋上，兩輛坐滿人的大型公共汽車，橫在路中間，把高速路堵得死死的，後面是蜿蜒望不到邊的綠色軍車。車上士兵全副武裝，疲憊不堪，面無表情，目光獃滯， 有的乾脆坐到車底下，摘下帽子扇涼。 有些學生爬到車頂上，慷慨激昂地在講著什麼，也有的老大娘拿來西瓜和黃瓜之類東西，分給軍人們。過了大約半小時，那個學生又找到我，說要回廣場指揮部。在車上，他告訴我，這些軍車是65軍的，他們已經被堵在這裡兩天一夜了。士兵們也不知道來北京幹什麼，只說是執行任務。到了廣場，那個學生剛下車，我又被一個老外拉住，他漢語夾雜著英語著急地說，他是記者，他也有急事要到六里橋去，但是根本找不到計程車，說著，拿出一把鈔票，還沒等我同意，就拉開門坐進去了，看架勢是坐定了。我只好說，我可以送你去，但我不是計程車司機。 結果一直到天黑，來來回回跑了四趟六里橋。

六月三號，是星期六。如果沒什麼特殊事情，通常我和太太都會帶女兒去我父母家（或岳父母家）過周末。早晨，接我母親電話，說軍博前的長安街大道上停滿了坦克車，（我父母家就在軍博附近），今天可能要出大事，叫我們千萬不要出門。我是當過兵，打過槍的。可我的女兒從來還沒聽過槍響，也許她這一輩子也未必有機會面對槍響。我跟太太說，讓她在家等著，我要帶女兒去見見世面，（也許主要是我不想錯過這樣的親眼見證歷史的機會，我曾經有幸親歷1976年天安門事件，我倒要看看，被中央文件欽點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總後台」的鄧小平如何在北京下令開槍屠殺曾經為他冒死請命的北京市民）。 當然我也會很注意保護我們的安全，我會每隔兩小時和她電話聯繫一次。但是如果萬一有個什麼三長兩短，我們總得有一個人活下去，把女兒養大，將來告訴她，為什麼她沒有了父親或母親。太太說什麼也不讓我們走。 已經到下午了，電視和廣播中開始反覆播送北京市政府緊急通告，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要求廣大市民不要外出，以免意外。我要太太照看好女兒，我自己去。

我驅車疾馳繞道公主墳。復興大道上已是堆滿了坦克車，復興路上從空軍大院起，集中著十幾個總參各大軍兵種的總部，載著全副武裝士兵的軍車從各大院里湧出來。從公主墳北側穿過長安街，整整花了我兩個小時，終於到了公主墳南端。這時聽到一聲清脆的槍響，緊接著是一連串衝鋒槍的連發，聽著像是射向天空的，奇怪的是，竟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驚慌失措。我看了一下表，6月3日晚6點25分，在公主墳環島，我聽到了北京64屠城開始的第一聲槍聲。

我終於到了母親家，還沒有吃完晚飯，外面的槍聲已經開始由遠到近，由疏到密。有的子彈很清晰的像是擊中院子里的什麼物品。已經晚上9點多了，槍聲像炒豆子一樣噼噼啪啪，間或有帶閃光的爆炸聲。（據後來傳出的消息：木樨地作為從西面進入市區的第一要塞，38軍的坦克部隊受到難以置信的阻隔，也有傳言是38軍消極對抗。以致楊家將親自督戰47軍（此處有誤，實應為27軍，作者注，所以才有64之後，北京市民盛讚38軍，怒斥27軍），丟下坦克，徒步前進， 不惜一切代價，殺開血路。木樨地22號，23號是兩棟臨長安街的20多層高的家屬樓。說是有人向外開槍，楊家將下令，哪家亮燈，就用機槍把它滅掉，格殺勿論。）我最小的弟弟突然跳起來吼道：「他媽的！還真開槍啦！不就一個死嘛，看誰有本事把中國人都殺光。」他抄起件衣服就往外跑。我媽死命拉住他不讓他走，看來我媽是拼了老命也不準備讓他走，我小弟弟也是拼了小命也非要出去不行。正拉扯得不可開交，我起身說：「聽我的，跟我走。」老媽這才算鬆了手。此時已經是6月3日晚11點多了，我們來到軍博對面一處和長安街交叉的小路口，只見長安街上燈火通明，晃如白晝，坦克轟鳴，槍聲大作。一小撮像我一樣的烏合之眾，或爬，或蹲，或貓著腰，慢慢向長安街靠攏，突然一陣機關槍響起，打在旁邊的牆上，噼啪作響，人們或馬上趴在地上，或馬上退回小路，機槍停止沒一會兒，人們又慢慢聚集起來，再次向長安街靠攏，引發又一陣機關槍，如此反覆像拉鋸戰一樣。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暴徒竟沒一個中槍。我從初二開始就參加西城區射擊隊訓練，初三那年，曾以10發95環的優異成績獲得北京市基幹民兵小口徑步槍射擊比賽第四名。在部隊里，有一年軍官手槍50米年度考核，以全部十環名列榜首，獲全軍嘉獎。當時竟有一種衝動，想喊一嗓子：「不行啊！38軍弟兄們，準頭不夠哇。」又一想，如果對面兄弟只是迫於命令，不得不開槍，只是想嚇唬嚇唬咱們，被我一激，一怒之下來個正格的，我們不得成蜂窩啦。我畢竟當過兵，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知道如何匍匐前進，而又避免被對面火力擊中。終於爬到長安街邊。近在咫尺的木樨地方向火光衝天，槍聲響成一片。不時聽到一聲聲爆炸，只見火光衝天，但很快就熄滅下來，我知道這是專門打坦克用的自製燃燒瓶，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當晚，就被北京市民廣泛使用過，把空啤酒瓶之類，裝滿汽油，封好蓋兒，就可以當手榴彈一樣扔出去，即簡單，又有成效。機槍掃射聲漸漸東移向木樨地，此刻，不時有人從小路口沖入長安街，一會兒，又有人從長安街跑迴路口，把背上背著的傷員往地上一扔，又返身跑回長安街，路口上有好幾輛三輪車，人們把傷者抬上三輪車，立刻飛奔送到附近最近的原北京鐵路醫院。除了槍聲，無人講話，像一個配合默契的團隊一樣，每個人默默地做著各自的事情。 槍林彈雨似乎與他們毫無關係。

6月4日早4點，我剛回到母親家，我媽就告我，昨晚正好是我大弟妹在鐵路醫院急診室值夜班，她要我去醫院接弟妹回家，我開上車，直奔鐵路醫院，看見我大弟妹正坐在急診室門口的長椅子上，站都站不起來了。我詳細看了一下她的值班記錄，這一夜，經她手的急診死傷人員一共234個，好多還只是中學生，也有許多外地人。其中死者121人，全部是槍傷致死，其中三分之一送來時就已經沒有生命體征。其他大多是失血過多，搶救無效死亡。傷者中有三個是軍人，兩個是鈍器擊傷，一個是燒傷。死者無身份證明者，至此無人認屍者，屍體暫時都放在一個大房間里，我只在臨時停屍間里瞥了一眼，大約七八十具屍體，橫七豎八，面部猙獰，裡面氣味極差，我粗略算了一下，這一夜，我弟妹平均幾乎每一分鐘就要處理一個死者或傷者，難怪她根本站不起來了。

送走弟妹以後，我感覺頭昏眼花，噁心極了，想清醒一下，也想在他們清理現場之前，能親眼目睹一下熟悉的木樨地，並且立照為證。於是順著軍博門口向東迎著朝陽走去。放眼向東西兩個方向望去，都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坦克車，車頭都朝向東方，一些坦克車還在冒著白煙，個別坦克兵還站在車頂上，對照相的人也不加制止。長安街木樨地橋上，橫躺著十幾輛無軌電車，把路堵得水泄不通。橋東側的長安大街上，不是橫過來的公共汽車，就是被橫過來擋路的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的長安街分割道水泥墩，有幾輛坦克車看來是企圖把水泥墩撞開，卻不成想卡在水泥墩上，動彈不得，反而把路更加擋得死死的。有的公共汽車被燒成只剩下框架，個別死屍還躺在原地，我給這劫后木樨地拍照留念。腦中忽然湧現出這樣的歌詞：「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據後來傳說，在天安門廣場6月4日凌晨一點，下令清場時，沒有一輛坦克車是從西邊突破阻截開過來的。屠夫們這次可能真的說了一次實話：廣場上死人可能真的並不多，而市民死得最多的地方是——木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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