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及反思 黃仁宇年輕時代是什麼樣的,可以從插圖中他最喜歡的一張照片看出。那時他還在南開大學就讀,站在高塔的梯子上,外套被風吹起,臉上是意氣風發的微笑。當時學潮風起雲湧,他父親擔心他捲入其中,特地跑到學校查看,他覺得在朋友面前大受羞辱,過後父親才對他解釋,「激進主義很少出自個人信念,通常是來自社會壓力。在大眾壓力下,可能做出事後頭腦清楚時會後悔的許多事。」黃父太明智了,早就明白peer
pressure 的厲害,防範未然。
黃仁宇有國民黨的朋友,也有共產黨的朋友。他認為同情言論自由的烈士是一回事,嚴肅檢驗他們的言論內容又是另一回事。比如羅隆基和聞一多,「這些中國學者批評美國、讚美蘇聯時特別有勁,因此許多國民黨官員受夠他們的偏心和嘲諷,稱他們是『羅隆斯基』和『聞一多夫』。」聞一多是小學課本學過的革命烈士,羅隆基是從章詒和的書中讀到的花名在外的民盟人士,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聞一多夫」和「羅隆斯基」這麼別緻的「別名」。
黃仁宇從中國到美國,不可避免地經歷了 culture shock。在治學上也遇到了「以詩人和哲學家為代表的東方」和「與以邏輯學家和數學家為代表的西方」之間的矛盾,至少他治史的方式方法和當時以費正清為首的主流派大為不同。他和費正清的學術見解固然不同,從他書中記錄的兩人來往經過來看,social
protocol 的學習和運用也很重要啊。
從戰場重返校園,黃仁宇比大多數同學都年長許多,他剛到美國時打工求學的經歷也很不順利。他反省在一個雜貨店打工,遇到卡車卸貨時處理不當的經歷:「我應該更有警覺心,我應該感覺到事情會如何進展,並把這當成『第二天性』。我應該衝到收貨台,但又不能用跑,而是要大踏步,顯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在這裡他用了一連串的「我應該……我應該……」,天知道在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有多少的
should have 和 could have,卻只能寄望於今后的
won』t do it again.
黃仁宇喜歡他在求學時的新聞系系主任威斯理·莫勒(Wesley Maurer)教授,並受他影響開始注意歷史。他還清楚記得莫勒教授課上的趣事以及他推薦的讀物:
莫勒教授在另一堂課上提到色情書刊。他以同樣強而有力的語調強調:「有時真相愈多就愈猥褻。」坐在後面的一個女生這時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們全轉過頭去看她,臉上帶著會意的笑。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同學,我們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獨特的相處之道……教授提到聖物:「十字架、玫瑰窗、遺物……」這名外籍學生就說:「先生,還有聖牛。……長期浸潤在莫勒的自由主義風氣下,我告訴室友:「在美國,三聲歡呼還不夠好,應該是兩聲歡呼和一聲倒彩。
……他介紹我看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約翰·柏瑞(John Bury)的《思想自由史》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及亞瑟·加菲爾德·黑斯(Arthur Garfield
Hays)的《讓自由響徹雲霄》(Let Freedom Ring)。
黃仁宇六十二歲時被大學解僱,他對這段經歷耿耿於懷,也在書中反思自己的過失:「當時我太滿意周遭的環境,忽略其他機會。十年後,工作機會大大減少,我的資深年資形成非常嚴重的障礙,更不用說我的年齡。……讓我更難去注意各種可能的後續發展。」這和現在職場里講的
job security 非常相似,尤其是mba們,講究過幾年總要挪一個窩,免得面臨類似困境。還以為學術圈會不一樣,原來做什麼都不容易。
在追求理想的路上黃仁宇也曾有過動搖,想過要不要轉做翻譯或統計等容易謀生的工作:「即使我有自己的價值觀,以外在的判斷來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遠不動搖。害怕失敗的感覺一直存在,有時很想放棄長久以來的奮鬥,因為這種奮鬥似乎漫無終 點。……在某個時點,甚至重回工程學似乎是較合理的選擇,但是我還是決定堅守歷史領域。」現在的很多中國留學生還不是為了找工作而轉專業,默默做著一份自己未必喜歡的工作。黃仁宇很佩服李約瑟,李從1948年開始寫作《中國科學與文明》,當黃1972年加入李約瑟的研究室時,魯桂珍博士告訴他「我們還只做了一半」。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工程只完成了一半,完美詮釋了什麼叫耐煩,什麼叫毅力。黃仁宇在書中說,「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應該學會和未知的力量妥協。……我應該容忍不可預測的力量,做好調適,即使永不放棄目標。」 黃仁宇最終堅持了下來,我們今天才能有幸讀到《萬曆十五年》和《中國大歷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