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國特色民主從反思中華民國開始 ---- 宋魯鄭

中國特色民主從反思中華民國開始

2011-10-06 17:18:13

1978年，中國開創前無古人的改革開放發展模式，並在三十年間取得巨大成功。由於中國的模式如此之獨特，西方也不由嘆之為「打破了一切經濟學教科書的原理」。在無可辯駁的成功面前，國際上以相對模糊的「北京共識」來命名之。而在國內，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稱，也有借用在西方成功的「民主」一詞，以「中國特色的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來稱之。不管這種借用是否妥當，但至少反映了中國希望自我模式成功的期盼。然而，談到民主，卻不能迴避中國第一次的民主試驗「中華民國」。直到目前，由於種種原因，中華民國遠遠佔據著與其實際歷史貢獻不想稱的過於美化的歷史地位，沒有得到必要的反思和清算。

中華民族從本質上講是務實和講求實際的，因此對待歷史也一向如此。比如衡量一個政權是否合法並不是看其來源，而是看其治理的有效性。如世代敬仰的唐太宗李世民和世代唾棄的王莽。同理，衡量一個朝（時）代，也是同樣的標準：不在意它是以什麼形式出現，是否是漢族建立，而是看其對整個中華民族的貢獻，以及是否推動和影響了歷史發展。秦朝雖然短命和殘暴，但卻第一次建立了統一的中國，統一的語言，統一的度量衡。而且其建立的制度更是為後世效仿，影響長達兩千多年。因此，秦始皇也被稱為千古一帝，秦朝也由此在中國歷史上佔據著極高的地位。然而，歷史到了中華民國，卻出現了一個例外：這是一個既沒有帶給中國獨立、也沒有帶來統一，更沒有帶來富強與尊嚴的時代，相反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間，經濟陷入破產，軍閥混戰，大規模的內戰，外敵入侵，國土分裂，從上到下的完全腐敗，等到它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中國已幾乎到了「蠻荒亡國」的地步（人均壽命不足35歲，文盲高達80%。中國幾千年唯一一次落後於印度就在此時，甚至文革都未能做到一點）。清末中國面臨的三大挑戰：極端的貧困和積弱不振、列強環伺的生存危機、國家的分裂和軍隊的軍閥化，中華民國不但一個挑戰都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惡化。如果說清朝是倒塌的大廈，中華民國則不但連清理地基的工作都未能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丟掉了。而重新將整個中國有效整合是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才完成。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歷史時期，一個按照中國傳統幾乎要被全盤否定的時期卻享有著無數光環：終結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第一個亞洲共和國。中國的歷史傳統在「中華民國」被顛覆：衡量它的不再是貢獻而是它的形式。而且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中華民國就是因為罩著一層共和的外衣，而沒有得到應該和必要的清算，直到現在仍有人在為它招魂，呼籲要補中華民國的課。而且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下，當今中國社會居然也出現了為文革招魂的群體。顯然，重回中國歷史傳統，徹底反思和清算中華民國已是刻不容緩，特別是在中華民國建立即將迎來一百周年一際。

一、中華民國何以和平建立？

中華民國的一大亮點就是清朝在武力的壓力下和平退位，從暴力對抗一步就到了文明對話，開了中國歷史先河。這和中國「成則為王，敗則寇」、毫不妥協以暴易暴的悠久傳統相對比是一個十分令人驚訝甚至不可思議的歷史一幕。然而，如果我們還原歷史，就會發現，歷史的真實並非如此，仍然沒有擺脫中國的傳統。

上文提到，清末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國家的極度窮困。政府完全靠借外債度日。引發武昌起義的保路運動就是由於清政府的鐵路國有化政策，而清政府的目的是以國有化的鐵路為抵押向西方列強借款。而武昌首義成功之後，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任何一方要統一中國都必須借用武力。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雙方居然都沒有錢打仗。復出的袁世凱連哄帶騙才從隆裕太后的內宮拿到3百萬兩白銀，而南方政府更是一籌莫展。以至返國的孫中山這樣對支持他的民眾講：「革命不在金錢，而全在熱心。吾此次回國，未帶金錢，所帶者精神而已」。而真實情況則是控制中國經濟命脈（關稅）的西方各國對武昌起義保持了金融中立（原因下文詳述）。不僅拒絕了孫中山的貸款要求，也拒絕了清政府的借款要求。這樣，造成南北雙方無力進行一場戰爭的局面。於是才上演了和談、清帝和平退位的歷史一幕。然而，當袁世凱佔穩腳跟，得到了西方的承認和善後大借款后，立即對南方揮起了屠刀。把推遲了不到兩年的武力決戰再次上演。正如西方所說：「歷史是起作用的」，歷史傳統再次戰勝新的規則。

二、民國初年民主實驗的真相

南北議和，清帝退位后，直至二次革命興起，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西方憲政模式的政府並進行了運作。特別令某些民主人士興奮不已的是1912年底，舉行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覆蓋全國的國民議會選舉（1948年的選舉，中共控制區沒有進行，許多民主黨派抵制）。而真實的歷史又是如何呢？

南北議和后，中國實現了形式的統一。但實質上的分裂仍然沒有任何改變。袁世凱雖然就任總統，但卻堅拒到南方（南京）就職，堅決不離開自己的地盤。面對來自南方的迎接使團，不惜策劃軍事騷亂。這表明了袁世凱雖然掌握當時中國最為精銳的北洋軍隊，但其實力仍然無法勝過南方，事實上形成了各派政治力量博弈勢均力敵的局面，形成了暫時和脆弱的平衡。在這種情況下，完全照搬西方的憲政共和只能繼續演下去。然而，在一個完全沒有西方政治傳統和土壤的中國試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其結果也可想而知。第一屆得到南北雙方共同支持的唐紹儀內閣雖然囊括了當時中國的精英，但僅僅維持了兩個月就宣告解體。一個月後的陸徵祥內閣，居然在發表就職演說之後就被否決。又過了兩個月才成立了趙秉均內閣，而趙秉均就是刺殺宋教仁的元兇。趙秉均內閣僅僅維持了不到半年就由於宋教仁案而停擺。後來的熊希齡內閣也僅僅維持了半年就垮台，而且和他一起垮台的還有被袁世凱解散的、選舉產生不到一年的國會。而且直至袁世凱稱帝，都沒有制訂一部憲法（1947年才制訂出來的憲法也被束之高閣）。事實上，1912年共和體制僅僅運行了幾個月，民國元老章太炎就已經公開提出「共和亡國論」了。

我們再看被某些民主人士極為推崇的在中國首次舉行的國會選舉。

根據當時的《國會組織法》，國會實行兩院制。參議院每省10名，蒙古27名，青海3名，西藏10名，華僑6名。眾議院按人口比例分配，每80萬人選議員一名。但由於中國人口普查沒有完成，只能按前清各省諮議局名額的三分之一折算。而選舉的特點有二：一是間接選舉。即先由選民分區選出初選當選人，再由初選當選人互選，在這些初選當選人中選出議員。二是沒有實行普選制。包括：女性沒有投票權（占人口一半），文盲沒有投票權（占人口近80%），年納直接稅2元以下、不動產低於500元的沒有投票權。而當時中國尚沒有直接稅「所得稅與營業稅」，所謂的直接稅在當時中國就是土地稅，從而造成大量商人失去投票權。再加上中國普遍貧困的現實，究竟有多少人可以擁有500元以上的不動產？因此，這個令後來民主人士十分心儀的國會選舉究竟有多少人參加，究竟有多少代表性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中華民國國父們認為共和適合中國，為何又制訂一套剝奪大多數國民選舉權利的選舉辦法？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實際上制訂選舉規則的群體就是中國傳統的士，而真正享有選舉權的主體也是他們，也許對於他們來講，共和是假，謀取權利才是真。而就是這樣一個不具代表性的選舉，儘管是中國第一次選舉，卻在舞弊方面無師自通。如果說這一次選舉有什麼現代性的話，就是選舉舞弊，其水平絕不輸當今台灣，不輸當今各後起的民主國家。在這次選舉中，除了普遍存在的大規模賄選，就是選務人員公然操縱選舉，僱人投票。湖北居然是軍警到場威脅投票。當然挪用公款去買票也毫不稀奇。但令人稀奇的是曾任國會議長的湯化龍以300元收買初選人，後來居然只給了20元，並因此打起了官司（這就是當時的現實，一個連盜也有盜的規則都不遵守的狀況，怎麼會指望去遵守約法、民主規則？）當然在選舉中出現的暴力事件也不鮮見。有的選區十個投票所，8個被搗毀。而原因則在於政黨對立，地方觀念的不同，造成相互仇恨和對立。當然，在這次選舉中最大的問題是各地國政長官直接擔任選舉監督，造成行政權在誰手裡，誰就能獲得勝利。最擁護共和制的國民黨，在其根據地廣東，居然「毫不共和」地壟斷了全部30席的眾議院席位。

最後，我們再看看此時的新聞自由。民國成立后，報紙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多達500多家。而出人意料的是，這些報紙立即成為各政黨互相攻擊和漫罵的陣地。用時人的評論就是：（昔）一致主張共和，（今）肆口漫罵。民國重要人物戴季陶，擔任《民權報》主筆期間，在唐紹儀內閣的熊希齡與西方銀行團簽署墊款章程后，寫下了這樣的評論，題目只有一個字：《殺》。

熊希齡賣國，殺！

唐紹儀愚民，殺！

袁世凱專橫，殺！

章炳麟阿權，殺！」。

言論自由中的暴力傾向，令人觸目驚心。精英尚且如此，更何況國人。以致於袁世凱在接見革命黨人時，感慨如下：「目下報紙決無正當輿論，每選一事，無論是非曲直，必要受各報一番無謂之攻擊，就是孔子、堯舜生於今日，亦難免不被人笑罵」。這不由得使人想起法國大革命后所做的歷史總結：當自由交給沒有準備好的民族時，帶來的只有災難。

三、為何袁世凱的帝制、梁啟超的開明專制、孫中山的共和都歸於失敗？

在民國初年，對政局有決定性影響的有三個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勢力。一是舊體制內的新人物後來走向帝制的袁世凱，二是代表體制外民間主張君主立憲的梁啟超。三是反體制、主張革命的孫中山。然而，一番博弈下來，袁世凱固然稱帝失敗，橫死而身敗名裂。而梁啟超心儀的開明專制，君主立憲也同樣沒有實現。至於一向主張革命的孫中山，雖然在民初的教訓下，開始主張軍政（實是專制）、訓政和憲政，但仍然一敗塗地，抱憾離世。這，不僅有時代（包括傳統）的背景，更有這三個人物的先天不足。

袁世凱在清政府的舊體制內是最為現代和開明，其行政能力也首屈一指，對中國的國情也有著相當的認知。然而，卻無法改變其骨子裡的帝制和獨裁意識。他再度出山時，要求立憲和責任內閣，目的在於架空清王室，由他本人擔任內閣總理掌握實權。而進入共和時代，則改而求「總統」。然而，在一個充滿兩千年帝制傳統和民國運行極度不良、共和不適合中國已成主流共識的情況下，何以他居然帝制失敗？原因不在於帝制，而在於他自己稱帝，打破了中國人的道德底線。本來做為清政府代表的袁世凱，與民國達成協議，迫清帝退位，已是對清政府的背叛。而他自己廢共和稱帝，又背叛了共和派。從而為全民所唾棄，包括他自己培養的北洋軍人也紛紛棄之而去。儘管後來接替他的北洋軍閥沒有一個人要實行共和。歷史雖然不能假設，但假如袁世凱廢除共和政體，歸權於退位的清廢帝，建立君主立憲國體，仍然是有相當大的成功可能性。無論是立憲派的梁啟超，還是清朝龐大的殘餘勢力均會站在他這一邊。而其行為的正面性和中國傳統道德的感召性，不會亞於讓總統一職於袁世凱的孫中山。

孫中山是一個居有崇高理想和無私的愛國者。然而卻又是一個不諳中國國情的政治家。他13歲即赴美，後來在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從醫。接受的是純粹的西方教育。西方對他的影響從一件事可見一斑。辛亥革命成功后，他這樣總結道：「我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乃完全依賴上帝的恩助」。這也是為什麼終其一生，伴隨著他的總是挫折。他指揮和參與的起義無一例外的都以失敗而告終。而他毫無知覺的武昌起義卻席捲全國。二次革命失敗后，他成立中華革命黨，走向個人獨裁。他自己認為：中國人不行，只有我一個人行，我是中國的救星，服從我者請來。主張革命成功之後，實行以黨治國，獨攬政權，貫徹革命方略。這一點可以從加入中華革命黨的誓詞中可見一斑：「立誓人XX，為救中國安危，拯生民痛苦，願犧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特誠謹矢誓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生共死。如有貳心，甘受極刑。」他甚至在《中華革命黨章程》中把黨員分為幾等，而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不得享有公民權。如果對照孫中山的做法，我們還會苛求袁世凱這箇舊式官僚搖身一變成為具有共和意識的現代人物嗎？如果對照孫中山自己的做法，對照中華民國的命運，再與他所總結的：「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實在是歷史的反諷。

梁啟超在清末就傾向改良，在戊戌變法失敗出逃海外后，曾一度傾向革命。但1905年他到美國考察之後，發現世代在美國共和體制下生存的華人為了競選僑領，居然大打出手，甚至不惜暗殺。在美國的華人尚且如此，更遑論國內民眾。至此他堅定的走向君主立憲一途。然而，梁啟超雖然是當時最為先進的知識分子，但骨子裡仍是傳統的士。縱其一生他所做的無非是依附光緒皇帝、依附袁世凱、依附段其瑞，而一旦他們倒台或者反目，既無任何應對手段。最後也不得不心灰意冷重回書齋，終其一生。

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所有博弈者全盤皆輸的歷史階段，帝制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共和的勝利。而是無一勝者，從而將中國陷入絕境和死路。其歷史教訓實在是發人深思。而原因，除了傳統、歷史人物個人的素質等原因外，恐怕在於一個制度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相信一次革命論的革命黨人顯然把制度過於簡單化了。而且一個制度從本質上講是內生性的，需要與自己的國情相適應，照搬它國只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美國是一個沒有歷史、沒有傳統的國家，而且是以基督教新教為基礎的社會，這樣一個各方面和中國都是南轅北轍的國家居然在民國之初一邊倒的被選做藍本，足可見當時的政治精英是多麼的理想化。後來在現實面前醒悟的孫中山評論中國照搬西方多黨制和議會制時則說道：「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

四、西方對待中華民國的真面目

這裡首先澄清一個歷史誤解。清末的中國只所以還能維持名義上的主權，沒有被列強徹底瓜分，並不在於中國有抵抗的能力，而實是各列強相互制約，誰也不可能獨吞中國。而且它們十分明白，只要中國還在中國人手裡，他們隨時可以予取予求，而一旦落入某一個列強的手中，則絕無再染指的可能。中國也就是在列強的相互矛盾中苟延殘喘。當時控制中國的列強主要有英、法、美、德、俄和日本。英法美德四國在中國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因此不希望中國混亂，當然也不會希望中國強大。而俄羅斯重點在於維護自己在外蒙（中國邊疆）的利益，日本重點在於維護其在中國東北（也是邊疆）的利益，因此希望中國內亂而從中取利。但由於俄、日兩國自身就資金缺乏，在當時世界格局中尚是二流角色，因此，中國命運的決定權在英法美德四國手中。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列強在辛亥革命爆發后維持中立的原因。而等到看到袁世凱站穩了腳跟，國民黨由於宋教仁遇刺要發動二次革命，害怕引髮長久戰亂，立即對之進行借款，從而使之成功的鎮壓了二次革命。可以說，辛亥革命的進程都是在西方列強的主導之下。這個時候不管是共和制的法國、美國還是君主立憲制的英國、德國、日本，還是君主制的俄羅斯都結成了同盟。

這裡，需要對列強的借款多說幾句。民國成立之後，對外借款一直是引發國內政治鬥爭的焦點事件。第一個內閣唐紹儀內閣的垮台、二次革命等都和對外借款有關。而之所以引發朝野的對抗全在於借款的不平等條件。袁世凱做為執政者，面對國家一貧如洗的狀況，只能象清政府一樣去借外債來支持，因此面對西方的敲詐勒索和不平等條件，並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籌碼。哪個時候別說借錢，就是要不要還債（八國聯軍的庚子賠款），主動權也在西方手裡。而國民黨做為在野黨，無執政壓力，自然相對超脫和理想化，無法容忍主權的損害。當時西方列強的條件主要有兩個：一是六國壟斷借款權。中國除了向這六國借款，不允許再向其他國家借貸。期間由於西方要價過高，袁世凱政府不得不和滙豐銀行、比利時銀行簽訂過秘密借款條約，事發后均被迫毀約，並賠償違約金（當時列強所用手段就是逼債）。二是必須由外國人對中國進行財政監督，形同金融主權喪失。正是由於第二條款引發朝野的對抗，導致整個中國政局的進一步動蕩。最令人不齒的是，袁世凱迫於形勢不得不秘密接受西方的條件時，西方居然得寸進尺，一再推遲付款，並不斷提高要價。當時的記者黃遠生曾如下評論：「六國團最無理之行動，在屢次迫我取消別國借款，則彼又不肯付款……一國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而到最後，袁世凱與英法德俄日五國（美國威爾遜總統上台後以借款損害中國利益為由退出六國團，實是利用門戶開放政策，以自己的實力打入中國）簽訂的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是這樣一幅情景：年息五厘，八四扣（即支付84%，實收2100英鎊），期限長達47年，累計付息近43萬英鎊，是到手借款的兩倍多。而根據雙方的協議，引筆借款用途如下：償還庚子賠款、其他到期外債、預備賠償辛亥革命外人損失合計1078萬英鎊，占實收額的一半還多。而為了這筆借款取消了與他國的借款協定，不得不進行賠款補償，再加上各種損失，袁世凱政府僅到手約850萬英鎊。這就是自詡帶給世界文明和進步的西方列強，也是號稱誕生普世價值西方的真面目。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儘管西方對中國橫加干涉，直到此時仍然沒有承認中華民國！

五、袁世凱、孫中山和梁啟超之後的中華民國

袁世凱稱帝不果敗亡后，歷史才尷尬地發現儘管袁世凱時代如此不堪，卻仍然不是中華民國的谷底。清政府退出歷史舞台，袁世凱一人尚可接下其遺產，至少維持一個形式的統一。而袁世凱垮台後，他的遺產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接下。只能被他一手培植的北洋勢力瓜分。從而把中國徹底軍閥化和碎片化。直到新的政治強人蔣介石躍上歷史舞台，並與新生的另一大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聯手，在國外勢力（蘇聯）的支持下再次上演中國歷史上以武力統一的戲碼。然而，儘管如此，究蔣介石在大陸一生，他都無法解決清末存在的三大挑戰：國家的極度貧困、列強對主權的侵害、軍隊的軍閥化。儘管二戰勝利后，中國崛起成為世界新五強。然而，做為同盟國的英美蘇仍然侵害中國的主權，三國均在中國有軍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權（引發「12.9」運動的沈崇事件，當時在美國佔領下的日本也發生同樣的事情，在日本的被判處死刑，在中國的則無罪釋放）。以致於當1949年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前夕，與停留在長江的英國軍艦發生炮戰（英國軍艦憑什麼在長江游弋）一刻，與中共生死相戰的長江南岸國民黨軍居然也和人民解放軍一起炮擊英國軍艦！足見英國在二戰後的中國是何等的飛揚跋扈，令中國人痛恨。

事實上，直到中華民國退出歷史舞台，它都無力整合清政府垮台後的中國社會，更別說國家發展。而中共崛起后，不僅一舉消除了自曾國蕃時代起就困厄國人的兵隨將有的軍閥化傾向，並完全擺脫了國際強權勢力對中國事務的干涉。如果從1840年算起，中國完成這兩大任務竟然用了一百年。隨後中共在前三十年探索發展道路成敗經驗的基礎上，開啟了改革開放之路，並取得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歷次現代化嘗試最為巨大的成就和最接近完成的成功。

六、最後的結語

中華民國的悲劇，不僅是袁世凱、梁啟超、孫中山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它再一次告訴我們，歷史自有其規律。它的每一個演進都是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從1840年算起，林則徐、李鴻章主導的洋務運動、光緒和康梁的戊戌變法以及六君子的鮮血、義和團運動、慈禧的清末新政、民國袁、梁、孫的嘗試、一直到後來的蔣介石、毛澤東。這些政治精英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索國家重新復興的道路，並成為這條道路的鋪路石。直至1978年鄧小平時代，這一系列的代價才換來正面的歷史回報。改革開放，是歷史的選擇，更是一百五十多年來歷史的總結。如果我們放眼全球各國，凡成功的模式大多是經過數百年的來回搖擺、嘗試才最終確立。英國從1215年由約翰國王簽訂大憲章，到最後1688年光榮革命，一共歷經470多年，期間經歷了無數次左右的革命、復辟、共和，最後又從共和走向君主制，才最終成形。美國獨立以後，儘管當時英國是全球最為先進的模式，但是美國的國父們並沒有照搬，而是獨創了共和模式。這大概和現在中國獨創的改革開放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吧。

我們反思中華民國，清算中華民國，是希望這種荒唐禍國的悲劇不再重演，這種教訓，一次足已。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已經不可能承擔失敗的成本，要麼勝出，要麼淘汰出局。這就是今日清算中華民國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