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化到一個關鍵節點，是該反思過往得失了。改革開放讓中國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2%劇增為2012年的52.57%，一年凈增一個百分點。一旦重獲追求幸福的權利，國人改善生活的動力多麼強勁！
不過，由於計劃思維的干擾，中國城市化的教訓也不小。改革開放以來，編製大城市人口總量控制的做法屢屢被市場打臉，但仍痴心不改。以上海為例。1986年《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規定2000年全市人口控制在1300萬左右，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就達到1334萬，提前十年超過了規劃。
2001年《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年-2020年）》，規定2020年總人口為2000萬左右，結果2009年年底就超過2000萬，2010年六普時更是達到2300萬。2012年12月30日發布的《上海市主體功能區規劃》，將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總量預期上調為2650萬左右。鑒於過去的差勁記錄，誰能拍著胸脯保證這個數字不會很快被刷新呢？
對大城市人口進行總量控制，本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做法。當時每新增一個城市人口要提供相應口糧，成年了還要分配工作，政府對大城市的恐懼症可以理解。個人生計操縱在政府手中，政府也有能力施加這樣的總量控制。但搞市場經濟，這一切就行不通了：一個人來到一個大城市，只要能找到穩定工作，就能生存，並不需要仰仗政府，這就是市場。
這幾年來，一些地方政府一把手太有為，但太迷信權力的力量，上馬的諸多新城新區淪為「鬼城」，沒有人氣甚至拋荒，造成大量資源的錯配與浪費，希望農民不離鄉土的「就地城市化」遭到了市場的無情嘲諷。
上述兩大問題有個共同的指向：目前城市建設用地的指標分配更偏向於考慮存量（如城市建成區的面積與人口等）及對落後地區的照顧等，這正是一線城市因供地緊張而房價飛漲、內地二三四線城市因供地寬鬆而鬼城頻現的內在原因。
在城市化進程中，「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那可不是說著玩的。至少包含兩個含意：1.一個地方能否成為城市，是成為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抑或城鎮，取決於該地的自然稟賦，尤其是聚合商業與貿易的能力，如是否靠近大海、是否有深水港等，「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好比基因型，誰也改變不了。
2.如何根據一地的稟賦，決定該地城市化的規模，不能靠官員或專家計算，只能靠市場本身的檢驗。人力本身是一種資源，和物質資源一樣，其最大價值的使用（收入或租值最大化）就是資源的最優配置，得讓人力資源自主流動（用腳投票）。民眾選擇哪裡，哪裡就是城市。
從世界範圍來看，20世紀是城市化的世紀，不過城市化不僅僅意味著農民變市民、鄉村變城市，更意味著千流歸大海，大城市與特大城市的更快發展。1900年，全世界1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有11座，10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為0；1980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225與6。而且，1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增長率遠遠高於重要中小城市與城鎮。
清華大學2013年10月中國城鎮化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每1000人中，農業戶籍人口724人，其中流動人口152人，佔總流動人口的七成；非農戶籍人口276人，其中流動人口65人。這是說，非農戶籍人口流動率（23.7%）比農業人口流動率（21%）還要高！
可見，無論世界還是中國，城市化是一個連續、動態的過程：農民在進入城鎮、中小城市與大城市，城鎮居民在進入中小城市與大城市，中小城市市民在進入大城市，大城市則不斷生長、追求成為特大城市的機會。
為什麼大城市與特大城市成為城市化的終點站？背後的動力，一是消費升級，中小城市與城鎮居民中的富裕者，為了更好的教育、醫療與日常消費體驗及更好的法治與公共治理環境，在向大城市移民。二是機會升級，大城市有更好的就業與商業機會。富裕階層往大城市移民，還會給大城市創造更多機會，這種「正反饋」，讓強者更強。
看日本與美國，2012年居住在10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區的人口比重分別為51%與48%，聚居在以東京、名古屋與大阪三大都市區為核心的東海道及環大西洋與環太平洋東西海岸，且均比前一年凈增1個百分點。這說明即使是實現了城市化的國家仍在「大城市化」。
未來，即使以長三角，珠三角與環渤海灣為核心的東南沿海容納一半的中國人口，也沒什麼奇怪。只要建設用地指標改為按增量分配就行了，人往哪裡流動，指標就分配給哪個城市，這才是「人的城市化」，才是「尊重規律，因勢利導」，才是「順勢而為，水到渠成」。
中國人口分布圖
時間:2013-10-02 17:00 來源:未知 作者:地理教師 責任編輯:地理教師
其實,美國的人口也主要分佈在東西海岸.尤其是東海岸的東北部: 芝加哥,舊金山,及洛杉磯一帶.其他地方都是人煙稀少.
美國人口分布圖，
(2010-08-29 17:3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