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丁子霖:向天安門母親走來的高瑜 (ZT)

作者:長河明月  於 2015-6-4 12:25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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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在生死之間幾度徘徊的日子——1990年8月底的一天,我正站在門口,見遠處有個熟悉的身影正晃晃悠悠地向我走來。誰啊?定睛一看,竟是十來年未曾見過面的高瑜,她似乎一點兒也沒有變,衣著還是那樣又時髦又得體。

高瑜是我在人民大學大語文系(我當時由哲學系調到語文系)教過的學生,那時我同幾位青年教師一起開設「文學評論」課,她當時是五年制的文學專業中四年級學生。我除了給他們上課外還「雙肩挑」兼任她所在班的政治輔導員。雖然總時長不到兩個學期,但期間文革爆發,在那個特殊年代里,熱情勇敢的她給了我很多幫助。她利用學生的身份給我傳遞消息,使我免受陪同系領導接受紅衛兵批鬥之苦。由此,我們師生之間建立了一種特殊的情誼。文革結束后,她們一家三口請我們倆帶著連兒一起觀賞剛引進的蘇聯影片《解放》,片子長達6個多小時,但那時初看這類解禁影片,竟一點都不感疲勞。

一見面,我忙問她:「你怎麼來了?這些年上哪去了?」一連串問題隨口而出。

「我剛釋放回家,才恢復自由。」

「啊?怎麼回事?」

未等她回答,我忙把她拉到屋裡。

高瑜還是那樣快人快語,還是那樣開朗、豁達。她很快就回答清楚了我所提的問題:

原來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我們看完電影分手后這十年間,當我這個新聞【喉舌】專業科班出身的畢業生埋頭於美學教學之際,她這個文學專業的高材生卻華麗轉身,一轉而成了位新聞工作者,而且不再做黨的喉舌,做了個自由新聞的拓荒者。本來從市文化局借調到北影做編劇的她,先去中國新聞社當記者,后又出任半民間的《經濟學周報》副總編。

89學潮期間,人大常委胡績偉找到她,告訴她當時天安門廣場絕食運動已處於非常危險的境況,政府隨時會動武。希望她能代表胡績偉設法進入廣場,去說服學生儘快撤離,以免遭受血腥鎮壓。她抱病到廣場找到王丹,費盡口舌說服學生領袖同意撤出廣場。她還為學生領袖們擬就了一份體面地撤離廣場的《告全國人民書》。原本以為此事已辦妥,沒有想到柴玲等人後來又反悔,使得她的努力付之東流。

6月3日白天她一出門便遭幾名便衣人員綁架,就此開始了十五個月的牢獄生活。出來后,她供職的《經濟學周報》已被撤銷,自己的人事檔案也「丟失」了。

她話鋒一轉,說:「我一出來,老趙(她丈夫)就告訴我小連遇難的噩耗,這不,今日是我出獄的第三天,他就催我一定要先來看望丁老師……。」

她善解人意,不忍多問小連遇難的經過。

她還告訴我,她的兒子萌萌本來在八中,成績不錯,也是高二學生,「六四」同樣改變了他的命運。母親入獄,兒子受到了強烈刺激,從此不願再去學校上學。

她卻沒有自怨自艾,反過來勸慰我。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挺過這一關。」她對我說:「丁老師!文革中你受那麼大的罪都過來了,這次還得靠你自己堅持,才對得起小連啊!」

是啊!必須堅持。但如何堅持呢?當時我還一片茫然。我想到在這場劫難中還有比我更苦更難的人。於是我給她講了才認識不久的尤維潔的遭遇,她一聽我提到尤的丈夫楊明湖的名字,立即像觸電似地呼了一聲:

「什麼!什麼!你說誰了?」

「楊明湖,怎麼了?」

「唉!這世界怎麼這樣小啊!」她嘆道:「我認識楊明湖,而且太熟悉了……這人是我弟弟的同學,『文革』停課,他常來我們家一起擺弄照相機,所以與我也挺熟的。當時他家境確實不好,挺困難的。」

我提及小尤母子目前又陷入經濟困境,她忙安慰說:「丁老師!您甭著急,我來想辦法。」後來,她還真的想出一些方法來。對六四遇難者家屬的人道援助的頭兩筆捐款就是她募捐得到的。可以說,高瑜是難屬接受外界人道捐款的第一位推動者。

其實她自己也挺難的,沒了單位,「丟了」個人檔案,連給她開基本工資的地方都沒有。

我又提及一年前初識的張先玲夫婦,以及他們的兒子王楠遇難的慘烈經過和政府慘無人道的做法。高瑜在「六四」屠殺前就被拘捕,沒有親歷大屠殺的場面,想不到她一出獄后就知道了三位遇難者,王楠的死令她扼腕。

就這樣,我們與高瑜又恢復了聯繫,渾身充滿活力的她給了我很大的感染和安慰。高瑜就是這樣一個人,你處境順利時她似乎從你眼前消失了,可當你遭災遇難時,她又會突然出現在你的面前。而且從以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來看,與其說在名分上我與她是師生關係,在很多方面,不如說她才是我的啟蒙老師。

2

1991這一年的大年初二,我們三家難屬第一次在一起過春節,參加者除了張、尤以外,還有高瑜——她成為難屬群體首次春節相聚的歷史見證人。那天下午,我們約好,小尤母子與高瑜分別來我家裡。高瑜是初次見到老友楊明湖的遺孀和遺孤,尤其是當時才6歲還不諳世事的小男孩,看著他無憂無慮(她母親對他說父親去外地出差了)的樣子,大家都不僅禁悲從中來。此時此刻,大家彷彿都想到一起去了:眼淚流的再多也無濟於事,為了孩子的未來,我們成年人都必須盡到責任。

傍晚,我們一行數人又來到紫竹院對面張先玲家。他們夫婦已為大家準備好晚餐,張還為小男孩準備了一份禮物。這次相聚的興奮和激動多少沖淡了春節里思念逝去親人的悲涼。

這一年的四月初,高瑜來電話,說有位香港記者想來採訪我,問我是否願意?我考慮了一下給予了肯定的答覆,並約好了時間。隨即我就給張先玲去電話,問她是否同意接受採訪,她也表示願意。

於是,在這年清明節前,由高瑜陪同,香港資深記者張結鳳來到我家。張說1989年6月3日深夜開槍時,她正在大陸採訪,子彈擦破額頭頭皮,受輕傷,原來她也是一位劫後餘生者。所以,儘管我首次接受她採訪,談話卻毫無拘束。

我正接受她採訪時,張先玲坐著「小面的」也到了我家。她那時剛扭傷了腳,從車上下來拄了條拐杖走路。進了家門,與張、高寒暄了一番,就激動地訴說她兒子王楠遇難的經過以及戒嚴部隊阻止民眾救護隊上前搶救的慘景。她除了遞交給記者王楠生前的照片外,還交給記者她在清明節前夕寫的悼念兒子的詩。在我家那間小小的客廳里,大家沉浸在一片悲憤之中。

接著,我向記者簡要述說了連兒遇難的經過和他在學潮中的表現。我以事實駁斥了當局關於「動亂」、「暴亂」的定性,以及我向學校和系裡多次提出的訴求。

採訪快結束時,我向記者遞交了連兒百日祭的照片以及1989年5月17日他參加遊行聲援絕食大學生的照片。我和張先玲的這些照片和採訪記錄都發表在1991年4月5日清明節那天的香港《新報》上,整整佔了大半版(見下圖)。

《新報》的這篇報道令我感到欣慰。在高瑜的幫助下,我們終於衝破中共設置的禁區,第一次為冤死的兒子和其他死難者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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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一年4月9日兩代會結束,召開了一個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在這個招待會上總理李鵬談到了1989年6月4日中共政府的「平暴」事件。

當時有記者問:中國政府為何遲遲不公布「六四」死難者人數和名單。李鵬作了回答,大意是:政府之所以沒有公布死亡人數和死亡名單,是為了尊重死者家屬的意願。因為大家知道,這是一場暴亂,家屬不願意對外公開死者的名字。

看到李鵬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那番謊言。我怒不可遏。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這個彌天大謊竟從一國總理口中說出,而且是面對中外媒體。然而這確實是真的,真實地發生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國家裡。二十多年過去啦!我至今腦海里仍然深深地刻印著他那副濫殺無辜、強姦民意的得意忘形的狂態。

連兒離世近兩年,我日思夜夢,多次通過校系各級組織所要求的就是公布死亡真相——哪怕政府認為我兒子是該殺該剮的「暴徒」,也必須給我一個負責任的、有事實根據的交代。而我當時所認識的難友也與我有著同樣的期盼。1989年秋天,鄧小平和江澤民在分別會見李政道時,都曾親口許諾:要公布全部死者名單。人們都翹首以待,現在卻等來了李鵬的謊言。

我立即撥通了張先玲的電話,對她講述了我看到李鵬講話時的憤怒,她與我有同感。我又隨即打電話告訴了高瑜。她說她也聽到了李鵬的這番謊言。電話里她安慰了我一番,讓我別生氣。

不久,5月1日那天,高瑜陪同一位金髮碧眼的美國女士來訪。高介紹:她是美國廣播公司(ABC)的記者趙愛素(中文名)女士。此人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典型的美國人風度,說話直白,沒有客套,與我交談沒有絲毫障礙。

那天她未作採訪,而是先來徵詢我的意見。她對我說:「兩年前軍隊鎮壓示威遊行時我也在北京採訪,了解軍隊進入天安門的全過程,6月3日深夜我正在木樨地附近,躲在一個垃圾桶後面親眼看到打死了一些人。現在,我們想做一個紀念(大概是「六四」兩周年紀念)節目,你願意不願意接受我的採訪啊?」而且她還告訴我:「在這之前我也認識幾個遇難者家庭,他們也是知識分子,但是不願意接受我的採訪。」她還說:「接受採訪對你我雙方都有風險,最大的風險是:我作為記者將有可能被驅逐出境;你則可能會坐牢。所以我不勉強你,由你自己考慮決定,定下后再告訴我。」

於是雙方約定:半個月後我再把決定告訴高瑜。

不到半個月,我把同意採訪的決定通知了高瑜。

5月15日上午,趙愛素與攝影師兩人如約來到我家——中國人民大學靜園一樓43號寓所。在近兩個小時的電視錄像(我此生首次接受此類採訪)採訪中,我介紹了蔣捷連短暫的一生,痛斥了李鵬的謊言;為我兒子做了力所能及的名譽辯護;向全世界表述了我的期待。

又過了些日子,趙愛素來看望我,帶來了播放的片子和原始採訪錄像,並告訴我:這個節目當時在美國播放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她的親友來電向她祝賀成功。但她高興不起來,相反陷入了傷感之中。她告訴我,這份苦難太殘酷了。她已30歲了,未婚夫是位外科大夫,她想回國后就結婚,甚至不想當記者了。她特別解釋這與中國政府的警告無關。

繼接受美國ABC廣播公司採訪之後,於當年6月2日,通過趙愛素的介紹,我又接受了英國《獨立報》記者賀安雷(中文名)的採訪,並向他提供了兒子生前與父母的合影和1989年5月17日蔣捷連參加遊行聲援絕食大學生的照片。6月4日《獨立報》以「迫使父母去尋求真相——一位兩年前遇難青年的家屬與賀安雷•西金斯的談話」為題,詳細地報道了這次採訪。《獨立報》同時刊登了《我的話》一文的英文譯稿,記者所加標題為:「不要忘卻那些再也無法為自己申辯的死者》。

正是高瑜,把難屬引向香港和西方的媒體,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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