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蠻之：十九世紀的天真幻想和烏托邦問題

薛蠻之：十九世紀的天真幻想和烏托邦問題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政治、經濟都處在進步和轉化的激蕩過程中，階級分化明顯，社會矛盾激烈，人心躁動。

經常在饑寒交迫和艱苦勞作中勉強度日的工人階層，憤懣於自己的苦難，謀求建立公平的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秩序。他們的願望得到一些知識分子的鼎力支持，轉而予以哲學和經濟學加工。

然而，僅有良好的願望和一腔熱情，但沒有洞察歷史的條件，難免帶來荒唐結果——在這些知識分子的筆下，竟出現人類有史以來最幼稚、最天真爛漫的理想主義社會模式的塗鴉。

他們認為未來世界將發生如下進化：

財產公有、計劃經濟、人心至善、自由無邊、沒有國家、沒有政府、沒有分工、沒有階級、沒有貨幣、沒有銀行、沒有犯罪、沒有軍隊警察、科技極端發達、自然界被徹底征服、生產資源極大豐富、消費資料按需分配，整個兒達到狂想極限，活脫脫一個超級烏托邦。

這簡直是幸福的天堂！就連宗教典籍描述的極樂世界也望塵莫及！讓人覺得宇宙停止了危險演變，太陽系消除了壽命限制，人類幸福無邊無際……

如此動人的設計，使許多人深受感染，特別是哪些窮困潦倒的人，整天翹首企盼這個美好時光的到來，正所謂「窮人盼造反，痴子盼天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烏托邦規劃首先在鵝城著手償試，其主要措施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加一當專政。經過數十年試驗，是優是劣，暴露無遺。

對於鵝城歷史，批評家們大多沒有好感。客觀上，鵝城的總體政策是失敗的，幸有某些階段性和方面性成就，才使它不至於一無是處。

公有制計劃指令性管理方式的長處或特點，是透支能力和短期集合效用比較大。鵝城軍事工業的崛起便是例子，其成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抗希魔奠定了基礎。在戰爭期間，高度統一的管理能有效地調動一切社會力量為戰爭服務，這也是鵝城頂住希魔進攻的重要保證之一。二戰之後，鵝城對他國的冷戰和軍備競賽又使軍事工業保持發達，擠身為軍事超級大國。

但是，片面的畸形強大不是文明社會的立國基礎，它充其量類似於蒙古韃靼橫掃歐亞的蠻力、或黑死病重創西方的殺傷力，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東西。

全社會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也只適合於作為社會生存發展特殊時期偶然使用的臨時手段。它就象一台抽血機，將機體的血液抽出去消耗掉，但它自身沒有造血功能，長期不停地抽血，早晚會將自己置於死地。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鵝城過份倚重工業的政策，造成糧食供應無法滿足城市需求。屍打鈴卻以為農民故意隱藏，進而認為只有農村全部集體化才能發揮農業生產的效益，保證國家的糧食收購。於是，計劃指令性經濟手段在農業中推行，集體化在農村強行實施。

後果已眾所周知，農民遭到殘酷盤剝，農業生產嚴重滑坡，僅烏某蘭一地就有八百萬人因飢餓和相關原因死亡。

在社會經濟和其它部門，完全的計劃指令同樣扼殺生機。不切實際的計劃使工業體系畸形發展、效益低下、大病纏身，它只能向社會輸送少得可憐卻又是劣質的產品。商業、服務業等部門也是同病相連，排長隊購物和單調的生活司空見慣。

少數統治者完全計劃分配社會關係和社會生產的組織方式，大量取消了建造社會的豐富多彩的基本關係，嚴重壓縮經濟內容和經濟總量，違背了社會生存法則，造成了普遍貧困，因而自然地遭到人們的反對。

此時，脫離民眾的統治者神經錯亂地感到「階級鬥爭」形勢嚴峻。為維護統治，唯一有效的辦法是高壓管制，加強警察組織在社會上的滲透，鼓勵親戚、朋友、鄰里和同事之間相互告發，在群眾中建立密集的情報網路，從思想上、肉體上消滅所謂敵對勢力。

屍打鈴掌權時期，他將大批異已分子逮捕和處決，其中包括幾十萬當員。一片肅殺氣氛，使民眾的精神日趨頹廢，社會文化嚴重僵死。

屍打鈴之後，鵝城社會的僵化雖有所緩解，但思想樊籬依舊存在，始終未能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鵝城已成了一個真正的怪胎，它長著一雙鬥毆的巨大拳頭——即有著龐大的軍事工業和設施，而軀幹畸小——即國民經濟其它部門嚴重萎縮，此時它已奄奄一息，行將壽終正寢。

對這樣的後果，鵝城內部的數理經濟學派早有估計。該派學者在《論進一步完善計劃與經濟問題》一書中稱鵝城的經濟體制「是一種僵化的、機械的、呆板的體制，在所有時候與所有環節，它都被全部是預先下達的指令性指標從頭到腳整個地束縛起來」，「一個頭到腳束縛得如此厲害的經濟體制，將阻礙社會與技術的進步，並遲早將在經濟生活實際進程的壓力下走向崩潰。」該書出版后若干年，鵝城真的崩潰了。米國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說：「如果能夠滿足人類最起碼的物質要求，那幾乎肯定它（鵝城）會存在更長時間。」

夭舊舊夭年，鵝城歷史劃上句號。

我們回過頭去考察十九世紀工人運動的本意，不難發現，人們是為了保護和完善勞動者的利益，使廣大民眾都成為社會的主人，這是符合人類社會來源和歷史必然的想法。

但後來經過天真幼稚的知識分子的加工，善良動機變成了烏托邦臆想。而且在政治體制上，鵝城從一開始就形成了一種有嚴重缺陷的專制模式。

其實烏托邦經典作家對未來社會的具體狀況也很茫然，只能籠統地拋出財產公有、消滅分工、按需分配、充分自由等空虛的命題；再加點形象要素，也不過是土豆燒牛肉的其他版本；自由也就是人們可以按自己的意願「上午打獵、下午捕魚」、明天再換一個行當；人們維持生產關係和其他社會關係和諧的要素，被認為是人的覺悟，即所謂未來人都具有高尚的利他思想，不計報酬地從事生產，而自己沒有獲取太多利益的奢望，社會自然會提供給每一成員生活所需的物資和服務。

烏托邦「經典作家」設想的未來人，很象農家的一頭蠢驢，一門心思為主人拉車，而無吃草之憂。

試想，人類如果在行為上沒有來自於自身慾望的內在動力，而為「外因」生存，那怎麼可能是生活的主體呢？那只是一部機器的零件，沒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這也許迎合懶鬼的願望，但如果社會的發展最終有這樣的結局，就意味著人類的最高目標是消滅人的個性，亦即消滅人性！這太荒唐了！！！

烏托邦「經典作家」關於未來社會的理論精髓，是要建立一個財產公有的社會，消滅剝削制度。

其實萬事萬物普遍聯繫，沒有一個財主是財物的絕對排他的主人，所有財物都是物質世界和社會整體的一部份，沒有絕對於一切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

只是有史以來，擁有財物一直是正常社會狀態下享受生活的主要保證，它可以維持衣食住行的需要，換得他人的服務，以創造並獲得更多的財物。勞動價值論經典作家基於這個事實，認為資本家掌握了作為財物的生產資料才得以剝削工人的勞動；因而工人要想獲得解放，必須取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

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初，工人們面對資本家窮奢極侈的生活，想起自己辛苦勞作只換得微薄的收入，從潛意識中就會蹦出遭受剝削的想法。客觀地講，這往往不是錯覺；人類史上，剝削經常存在。它是制度不公、法律不全、法治缺失和人權不保的情況下，社會強勢階層運用強迫和欺騙等手段，壓低工人勞務的價值應得量，即通過壓低工資或類似的其他收入，使工資包含的價值，低於工人實際應得的價值的結果，其中的差價是真正的剩餘價值之所在。

制度不公、法律不全、法治缺失和人權不保是專制社會的特徵，正是它造成了社會合作和商品交換缺乏公平交易，使弱勢階層遭受剝削。因此，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總後台是專制主義。

利用生產資料所有權組織和參與經濟活動、或進行剝削，是人類數千年歷史中獲取價值的最有效方式。然而，我們再站得高一點觀察人類的生產關係，就可發現，利用生產資料取得價值，雖然是價值判定和取得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方法。

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的人類歷史，由於科技水平較低，社會上大部分的工作普通人都能夠完成並臻於完美；社會中勞動力普遍過剩。某項工作若某人不做，照樣會有其他許多人來做。誰想利用技能的優勢抬高工資，又會迅速被勞動力之間的竟爭壓底。在這種情況下，控制生產資料就能控制工資水平。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市場經濟的成熟，價值判定和取得的方法發生了變化。我們知道，較成熟的市場經濟秩序，是堅決抵制壟斷等不正當競爭的，它鼓勵以產品的質量、性能作為競爭的主要手段，說到底，就是要求在管理和科技上競爭。公司、企業的業主和股東為了在競爭中取勝，只能對管理和科技加大酬碼，對公司企業的管理人員、科技人員提高工資。哪一家公司企業在這方面投入少了，管理和科技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自然較低，產品的質量性能就會遜色，競爭難免失敗。

市場競爭是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競爭不斷地開展下去，將會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和科技人員的工資，甚至使他們在生產中的價值當量，超過以生產資料來換取價值的公司企業投資人。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這種轉變開始出現。大批公司企業的經理人員，向生產資料擁有者奪取了「資本家」的美名。與此相似，科技工作者、文藝體育明星以及其他超級人才的收入也成倍增長。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美國，一個大型企業的總經理年收入數千萬美元，這也已被人們所司空見慣，歌星、影星、體育明星一次表演和競賽的天價收入也不足為奇。

有人對此現象不理解，他們把巨富的明星都當作畸型社會的產物橫加指責。但這些人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對之咬牙切齒、嗤之以鼻並且深惡痛絕的現象，竟是一場深刻經濟革命的前兆。這場革命將使人的心智和行為技能在建造社會中的作用及其價值，超過提供生產資料的作用和價值，並通過立法確立這個新價值觀念和新價值的地位。

歷史潮流滾滾向前，如今已二十一世紀了，新文明日益散發出強有力的生命氣息。可依然有人用腐朽不堪的觀念顫抖地壓制著自己對新文明的強烈美感；他們竟然還浸泡在十九世紀的思想泥塘中，渾渾噩噩地企圖航行到千里之外，不知擱淺就在眼前。

人類社會由個體的聯合構造而成，人類個性和社會性並存的生存方式永遠不會改變，這種社會的構造方式對價值的創造是永恆的。

這首先決定於人的生物形式。個人作為生物的存在，是一個獨立的生物體。社會性必需基於生物個體。

其次，個性和社會性並存的雙重結構，是最有利於生存的方式。社會不會因個別人的死亡消滅而殘缺。社會文化即便歷經磨難也不易摧毀。這個雙重性的優良結構永遠不能超越。

人類社會不論怎樣發展進步，永遠是公與私的結合，並且結合的方式日趨完美，既能滿足社會需要，又有個人的充分自由和幸福。

但從反面看，人類生物個體自我決斷的機能和私利需求的特點，又註定始終會出現反社會分子。反社會力量和方式將不斷更新。想徹底消滅犯罪未免過於天真，善與惡的鬥爭永遠與人類社會並存。未來社會中，生產資料的控制權無足輕重，而反社會力量利用新的價值法碼進行剝削和壓迫，又是不容忽視的動向。

歸納這一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紀的一些知識分子曾經熱切追求的大同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天真幻想，是幼稚思想和童心捏合而成的傻帽烏托邦。

地球，這個在宇宙中連顯微鏡都找不到的顆粒，上面寄生著七十億叫做人類的細菌，他們幾乎每一個都自認為英勇無比、智慧過人，或都有藐視一切的英雄氣概；他們中的激進分子扯著破銅鑼的嗓子，聲嘶力竭地高喊著烏托邦的口號，大有挑戰上帝的氣勢。

但人類實在是缺乏妄自尊大的資本，既不能干涉遙遠的過去，又不能決定恆久的未來，只有腳踏實地，用最有效的方法面對現實，解決實際問題，才是明智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