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隊等死是司法謀殺的補救措施

排隊等死是司法謀殺的補救措施

 

　　1946年，美國頒布《聯邦侵權賠償法》。允許公民因政府公務造成侵權行動，而在聯邦法庭起訴政府並要求金錢賠償。這條法律看似是賠償法，實則其內部約定條件，非常苛刻，導致高比例被侵權公民無法得到法律保護。所以美國27個州，都有自己的「賠償法」，而有23個州還沒有制訂「政府賠償法」。所以經常看到，被冤枉而坐牢一輩子的美國人，沒有得到任何賠償。

 

　　各國監獄中，都有一定比例蒙冤受屈的犯人，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其中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就是在要求破案的上級壓力下，各國警察刑訊逼供，通過酷刑，讓嫌疑人按照警察要求，提供口供和犯罪事實，這必然導致警察主觀認定的嫌疑人，被迫做有罪供述；如果警察的刑訊逼供比較成功，那麼公訴機關——檢察院，以及審判機關——法院，也可能被假證據、假口供欺騙，從而做出屈打成招人有罪的判決。

 

　　做為一名公安警察，李揚明白各國警察都打人，甚至各國法律精神，以及專家學者們，都承認暴力執法升級原則，即被執法人越是暴力對抗警察執法，那麼執法警察就會越用更大的暴力執法，直到被執法人因受到暴力打擊，而無法反抗為止，甚至是被執法人被開槍打死。這在各國法律精神上，都是允許認可的，即你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行為，在面對執法警察的執法時，因為感到冤枉而反抗，那麼執法警察可以不斷升級暴力，直至你無法反抗為止；如果你在這一過程中，被執法警察被迫開槍打死，那麼承擔責任的是你，而不是執法警察，這種情況下，各國政府、司法機關、法律是保護執法警察的，而不是保護無辜群眾。

 

　　在美國，這種警察執法暴力升級原則，得到比較徹底地實現，所以美國媒體報道，2015年一年，大街上被警察打死的人，達到1000人了，而能夠得到賠償的，恐怕沒有幾個。其它一些國家，雖然表面上反對這種暴力升級原則，實際上根據社會治安混亂的情況，警察執法時的暴力，往往是非常恐怖的，不亞於美國警察，至於賠償，那就是沒影的事了。從這點看，中國大陸警察在執法時，雖然偶有開槍現象，但在世界範圍內，屬於非常溫和的；群眾不管有無違法，經常對執法警察挑釁、挑戰，出現這種現象的唯一原因，就是警察執法時的溫和。更重要的是，不管中國大陸執法警察，是否開槍合理，都受到輿論指責，而且地方政府和公安機關，大多對被開槍打傷、打死的被執法者，給予一定賠償，中國傳統是花錢消災，避免被沒完沒了地輿論轟炸。

 

　　就算社會治安最優秀的日本，也支持警察執法時暴力升級原則，日本監獄也有一定比例冤枉的人，所以中國大陸監獄，存在一定比例冤枉的人，是正常社會現象，是任何國家都存在的現象。但中國大陸輿論和人民群眾，無法容忍的是，一些被判刑處決的犯人，事後發現是被警察屈打成招的，根本無任何犯罪。面對死去的冤枉者，輿論和群眾無法原諒公檢法。政府和法律制定者，早在許多年前，就已經意識到這一現象了，所以在法院判決死刑時，面對哪怕有一點可疑的「罪犯」「犯罪事實」，法院判決都判為「無期」或「死緩」。

 

　　判決「罪大惡極」的嫌疑人無期或死緩，就是因為法院感到，這些犯罪事實和證據中，存在一定的不可信性，但法院又無法查明真相，在面對公眾和輿論對罪犯的憤怒時，「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可是一旦殺了，事後發現是冤枉的，那麼公眾和輿論仍然會憤怒，認為公檢法是草菅人命，矛頭直指政府，造成更大的被動。面對這類可疑案情時，從中央政府、最高法、最高檢，到大量專家學者，都要求法院判決時一定要「手下留情」，盡量判決無期和死緩，避免處死人後發覺是冤枉的。

 

　　而美國在如何解決這類矛盾時，面對輿論、專家學者、公民們、陪審團、警察局、檢察官、法官一致認為，罪犯確實應該判決死刑，而且確實判決死刑后，美國法律允許死刑犯們，可以採取上訴的方法，為自己辯護，這一上訴時間可以長達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導致美國死刑犯們，大量積壓在監獄中等待著處決。西方稱這種現象是「排隊等死」。這種現象的存在，也在客觀上，可以幫助含冤受屈的死刑犯，在漫長的上訴時間內，等到案情有機會大白於天下，從而可以宣布「無罪釋放」。

 

　　中國大陸右派和親美勢力，經常以美國屈打成招而含冤受屈坐牢的人，得到天價賠償，來說明美國法律的人權和光明。其實，美國監獄中，無辜坐牢者或受刑不合理過高者，其占的比例，是遠遠高於中國大陸，大家只要查查相關數據，就一目了然了。而且中國大陸目前的司法救濟，可以說是逢冤必賠償，幾乎沒聽說哪個冤枉坐牢的人，沒有得到賠償。但在美國，卻經常發生無辜坐牢而沒有賠償，只不過窮人們沒有權力、沒有話語權、沒錢，在無法引起社會重視的情況下，無辜坐牢者浪費青春和生命后，只能在貧困中默默等死。李揚認為中國大陸的窮人，實際上比美國窮人，更能得到輿論的無條件同情。

 

　　前些日子，一個接受境外民間組織資助、指導的人，在領導工人罷工時，觸犯國內法律，而被公安機關收押、調查，引起輿論的激烈討論。李揚認為在對待社會組織和維權個人時，政府、政策、法律，要加強監督、管理、引導，主觀上要承認他們的正當合理存在性，社會就是在各種勢力的均衡對抗中，得到發展和進步的，任何團體、階級的利益，都應該得到認可和保護。這才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不是西式民主制度，而是政府和人民的主觀意識。

 

　　西方社會，都存在為監獄服刑犯人爭取權益的組織，也包括為死刑們爭取權益的組織，這些組織大量的存在，客觀上起到幫助屈打成招者洗脫罪名的效果，實際上也確實幫助許多受刑過重之人，得到了公平對待，而且為那些被公檢法冤枉的人，部分爭取到了賠償。所以，中國大陸的法律、制度、政策，應該允許社會上，存在為監獄罪犯爭取權益的組織和個人，更應該從各方面保證，監獄犯人可以通過各種方法，為自己申訴和權益主張。李揚認為任何阻止監獄罪犯們，為自己爭取正當權益的行為，也是一種權力違法現象，這從客觀上觸犯了無辜者伸張正義的法律權利。

 

　　科技越發達，人的自由度越大，越能體現法律的服務性，而消弱法律的懲罰性。科技是保證社會安全、自由、人權的基礎。現在的科技水平，不僅在準確抓獲嫌疑人時，提供了全面幫助，而且在為有些嫌疑人洗脫不白之冤時，也提供了準確的幫助。所以，科技越發達，則監獄中含冤受屈比例越低。這種情況下，體制、法律、政策的重要性，反而淡化了。目前的中國大陸中，為監獄中長期含冤受屈者平反時，其中一個重要障礙，就是公安機關保存的當年罪案現場證據，經常出現遺失現象。這是一種非常不嚴肅的行為，屬於公安機關的失職、瀆職，從法律上講，政府和公安機關，是要對此負責和賠償的。所以中國大陸公安機關，要在對罪案證據保存上，建立更嚴格、更規範、更明確的獎懲，避免出現公安局工作地點一搬家，大量保存的舊罪案證據就遺失的可笑現象。

 

　　美國許多在監獄中的重犯，只所以得到平反，就是因為當年的罪案證據得到保存，因為科技的發展，通過最新科技力量，查出當年重判的人是冤枉的。例如強姦殺人案，因為二十多年前、幾十多年前，被害女性體內的精子，一直被警察局完好地保存在檔案室中，現在通過DNA技術，檢驗出當年重判的犯人，其DNA與受害女性體內的精子DNA不相同，從而受冤者得以平反出獄。但在中國大陸，許多疑難案件無法重審的一個原因，居然是當年偵破的公安機關，早已將罪案現場的證據遺失了。李揚詢問大家，這種情況下，應該受到懲罰的是誰，應該誰來為此負責？要求無辜坐牢者為此承擔責任，恐怕說不過去吧。

 

　　1994年，《國家賠償法》出台，但因為當時的經濟不發達，所以對無辜坐牢者的賠償太低，導致社會上反應很激烈。李揚在2001年上交中央的材料中，也對此提出批判，認為：
　　「這等於無辜者到監獄上班拿工資」。
　　而領導們認為，無辜者不僅是在監獄中上班，而且沒有任何自由，一天24小時處於嚴格管制的狀態，等於一天工作三天時間——法律規定每天8小時工作制。在領導們得出結論：
　　沒人願意在監獄服刑上班。
　　其後，卻反對對無辜坐牢者，進行過高賠償，認為天價賠償，不僅不會降低無辜坐牢者比例，反而是客觀鼓勵無辜坐牢者在監獄中大量出現。

 

　　中央政府統管全國，對各地發生的各種稀奇古怪事和人，都有大量掌握和調查。領導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許多人為了得到財富，而用盡各種招數，其表現的行為，令人防不勝防、嘆為觀止。例如拐賣大量嬰兒、幼童，進行慘無人道地弄殘疾，越殘忍賺錢越多，讓這些奇形怪狀的孩子們上街，來引起廣大市民的同情和恐懼，從而讓乞丐頭目發了大財。還有各地大量收購精神殘疾、智力殘疾的人，然後賣到黑工廠做奴隸，最後死在無人知曉的地方；甚至將大量此類殘疾人，領到礦產企業砸死，冒充家屬敲詐礦產企業賠償錢。

 

　　在這種情況下，領導們拒絕對無辜坐牢者，進行天價賠償。因為利益驅使下，會有許多人冒名頂替罪犯，故意誘導公檢法製造冤案，從而達到自己無辜坐牢的目的，然後進行天價索賠。大家只要看看，過去是一些老年人跌倒后，訛詐、勒索扶老人起來的熱心群眾，而老人的家屬們，也故意配合訛詐老人的行動。短短几年時間，這種訛詐熱心、好心人的犯罪現象，已經非常普遍了。現在則快速發展成，許多人公開、故意、無賴式訛詐駕駛車輛的司機，各地大街上，到處都有男女老少，隨便往地一躺，然後就向開車司機要錢，少則幾百元，多則幾千元，要錢理由很充分——你撞我了。

 

　　這種現象已經達到什麼程度？用生命去「碰磁」。即許多人真的往行駛的車輪下鑽，然後以受傷軀體為基礎，向開車的司機們訛詐錢財。前些日子，各電視台、網站視頻，發布了一個驚險「碰磁」場面，有個中年男人，往多輛豪車前躺，沒有成功后，直接鑽到一輛幾十噸重型貨車後輪下，等待貨車啟動壓倒他的腦袋，貨車司機根本看不到十米后，自己的車後輪下，躺著一個腦袋，結果在開車時，眼看就出人命了，旁邊的圍觀者立即喝停司機，這才沒有出命案。李揚認為無數中國大陸人，在用生命賺錢，方法各種各樣，也包括故意含冤坐牢的可能。

 

　　所以出台20年的《國家賠償法》，始終規定：
　　「第三十三條，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
　　如果法律規定，無辜坐牢一天，則賠償一個月的工資標準，那麼無數的中國大陸人，會想盡辦法，冒名頂替罪犯去坐牢，以賺這份失去自由的錢。賠償數額高到一定比例后，監獄中的無辜者不是少了，而可能急劇增加。畢竟這比用生命冒險賺錢，要更划算。李揚認為現代社會中，抑鬱症患者越來越多，他們在對生活、生命、自由麻木甚至絕望的情況下，一是尋求自殺以解脫，二可能出現主動尋找坐牢機會的精神病狀態。

 

　　各國警察通過刑訊逼供，來達到破案目的時，往往面對案情越重大、越複雜、越震驚社會時，要求破案的壓力越大，本來就已經打習慣了，面對壓力，更會採取殘酷的刑訊逼供，急於破案交差。刑訊逼供之下，冤案必將增多。所以在可能導致判決死刑的案件中，李揚不建議警察用暴力手段，因為這風險代價太大，有可能一時工作失誤，造成終身遺憾，甚至導致社會激烈反應。但各國都存在無辜者被公檢法，以法律的名義剝奪生命現象，這一現象，被西方稱為——司法謀殺。西方國家採取的措施，就是排隊等死，以解決這種司法困境。

 

　　中國大陸對司法謀殺現象，採取的對應措施，是不判嫌疑人死刑立即執行，讓有可能含冤受屈的嫌疑人，在監獄中等待平反之日。這同樣是排隊等死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雖然對這種司法謀殺現象，已經採取了對應措施解決，但中國大陸仍然偶有無辜者被處決的現象。比例不高，現在這類冤案比例，中國大陸並不比其它國家高，但每一個案件，都讓輿論大嘩，因為人民群眾感到不寒而慄，唯恐自己或家人成為下一個。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中國大陸的法律發生了變化，即「疑罪從無」原則得到重視，如果不能百分百證明，此人就是罪犯，那麼法院應該宣布無罪釋放。

 

　　人類社會中，在採取措施，糾正某種錯誤現象時，經常「矯枉過正」，即為了避免某種不好現象出現，而採取過激應對措施，結果導致另一方面不好現象的出現。所以，李揚建議在實行「疑罪從無」原則時，避免律師和犯罪嫌疑人，互相勾結偽造虛假信息以脫罪成功，更要避免公檢法接受賄賂，而悄悄修改、隱匿犯罪證據以幫助嫌疑人脫罪。「疑罪從無」原則不是不好，但要避免過度解讀和實行，因為這同樣能激起社會和受害者家屬們的憤怒，一旦輿論認定國家公務員，從中搗鬼腐敗，那麼政府和司法機關，同樣面臨質疑和動搖的。
　　大連市西崗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 李揚
　　2015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