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環與大邱庄的衰落

李瑞環與大邱庄的衰落    2011年10月21日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時，在鄧小平的掌控下，中國大陸的各種經濟模式，風起雲湧，尤其是農村的經濟發展，更是各顯神通。在中國農村的經濟建設中，截止今天，最出名的、也是爭議最多的，有三個村莊：天津市靜海縣大邱庄和「莊主」

李瑞環與大邱庄的衰落    2011年10月21日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時，在鄧小平的掌控下，中國大陸的各種經濟模式，風起雲湧，尤其是農村的經濟發展，更是各顯神通。在中國農村的經濟建設中，截止今天，最出名的、也是爭議最多的，有三個村莊：天津市靜海縣大邱庄和「莊主」禹作敏，江蘇省江陰市華士鎮華西村和村書記吳仁寶，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南街村和村領導王宏斌。三個村和村領導，曾經是、有的現在仍然是世界有名的典型。

李揚從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一直關注這三個村及其領導，也思考了許多年；感覺在中國各村莊、甚至城市發展中，有個英明的帶路人，那麼小到一個村，大到一個城市，將發展迅速，甚至僅僅十年時間，就可以傲立世界；就這麼神奇。為什麼呢？因為獨裁領導是最高效的領導方式，前提是獨裁者必須具有先知般的能力，遺憾的是這種領導很罕見。李光耀領導城市國家新加坡，在幾十年的發展中，克服各種困難，取得世界奇迹，也是這種案例。但這樣成功的政客，一定還要注意一點，當你用這種方法取得城市發展奇迹后，仕途進步而成為省領導時，獨裁式的領導，就會出現弊端，原因就在於各個城市和農村，都有各自的具體問題，一刀切式的管理一個省，往往會失敗。切記。

在2001年底網阱公聊時，七個領導和被催眠李揚，聊過這三個村及其領導，有的領導不滿意南街村的作風，認為他們是文革遺風，是毛澤東式的集體經濟，而且經濟發展不理想，應該取消；但有的領導非常欣賞南街村，對其進行政策、金融、宣傳各方面的國家投入；被催眠李揚的建議是，如果南街村這樣搞集體經濟而成功，那麼就應該允許他們存在下去，允許與當時社會大潮流截然相反模式刺激中國人；而有的領導則非常不滿意華西村，認為華西村的發展，獨裁、黑箱操作，而且國家投入政策、金融、宣傳等過多，想打擊他們一下；理由之一就是與華西村類似被打倒的大邱庄。但被催眠李揚希望華西村在法治的道路上，繼續發展下去，中央政府可以進行糾偏、指導。

談到這兩個村，就必然要談到大邱庄和「莊主」禹作敏。華西村現在被稱為「中國第一村」，是後來的事情，其實第一個被稱為「華夏第一村」的是大邱庄，但由於禹作敏在大邱庄搞獨裁，搞家族統治，而且經濟賬目不透明，又出了一些刑事案，導致禹作敏父子被抓，雖然中國政府拚命宣傳，「不會因此影響大邱庄的經濟發展」，但事實是大邱庄很快就敗落了。1992年做大學老師的父親，月薪不過400元左右，而當時的大邱庄生產能力已經達到100億元，這比許多大陸的城市的生產能力還要高。然而在中國大陸，政治掛帥，一切要為政治正確服務，政治鬥爭甚至可以毀滅經濟發展。

被催眠李揚在網阱中得知一些事情，又到海外網站查閱了一些資料，徹底明白了大邱庄敗落的內幕。原來，江澤民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初，對同任常委的李瑞環很客氣，應該說有點拉攏李瑞環的意思，然而在雙方共事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了摩擦和矛盾，雙方慢慢劍拔弩張，出現明顯政治鬥爭。李瑞環也從對江澤民的稱呼「江老」，變成了「老江」，甚至到了後期，盡量避免參加常委會，以避開江澤民。2001年底時，看透江澤民的李瑞環，拚命提醒胡錦濤，不要被江澤民的甜言蜜語鼓惑，一定要提防江澤民，胡錦濤果然在後來吃了大虧。江澤民和李瑞環的矛盾，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也無法分清誰對誰錯，李揚在此不作評價了。

懷揣鄧小平秘密政治遺囑的李瑞環，和國家元首江澤民，鬥爭最激烈且公開的時候，是在1992年，大邱庄「莊主」 禹作敏被抓，接著國家各級媒體，開始了對禹作敏的口誅筆伐，短短一年時間，中國農村經濟的帶頭人禹作敏，被徹底搞臭了，而且案子有越查越往中央查的發展趨勢。為什麼呢？因為大邱庄是李瑞環當天津市領導期間，得到高速發展的，這也是李瑞環政績的偉大之一；禹作敏對李瑞環巴結備至，靠上了這棵大樹，而李瑞環背後有鄧小平，也正因為這一點，禹作敏頭腦發昏，自我膨脹了，忘乎所以，甚至為所欲為。這讓國家元首江澤民抓住了把柄，不動聲色地逐漸「套」住了禹作敏，在大張旗鼓地搞臭禹作敏的同時，逐漸把矛頭指向了李瑞環，這被鄧小平制止了。其實，李瑞環做為一個有大智慧的國家領導，什麼場面都見過，禹作敏對他的侍候，他根本沒放在眼中，他欣賞的是禹作敏敢幹和能幹，而且干出了中國農村經濟第一。

禹作敏的入獄，讓李瑞環在與江澤民的政治鬥爭中，處於下風，從此李瑞環也不動聲色地盯著江澤民，時刻找機會取而代之。如果江澤民對待禹作敏，就象對待吳仁寶一樣，批評、教育、幫助，那麼華西村未必能超越大邱庄，中國農村經濟發展中，將多一面鮮明的旗幟；可惜江澤民為了斗敗李瑞環，犧牲了大邱庄。這也提醒中國地方領導，如果你發展本地政治、經濟的過程中，確實出類拔萃，那麼你千萬別只跟一個領導走得太近，輕則自己被捲入殘酷的政治鬥爭，重則自己的成名政績也敗落了。2011年媒體曝出，華西村出現「天安門城樓」，這就提醒吳仁寶要謹慎了，中國政府可以輕易毀掉一個「華夏第一村」，同樣可以輕易毀掉一個「中國第一村」。人在不受監督、制約的情況下，自我膨脹是必然現象。

大邱庄、華西村、南街村成功的共同點，就是繼續搞集體經濟，而不是響應當時的國策「包產到戶」。如果中國大陸的農村經濟發展，單打獨鬥，就算經濟發展了，也不會有光明前景，肯定無法做大；當然，李揚也不贊成毛澤東的大鍋飯。李揚還是那句話，如果鄧小平不是報復毛澤東的情緒太偏執，非要事事和毛澤東的國策反著來，那麼就應該在農村以村（或公社）為單位，搞集體承包，這樣一來，農村的鰥寡孤獨有了依靠，不至於那麼悲慘地死去，而哪個農民或家庭出現意外，也能得到集體的幫助，不會被淘汰、消滅了許多出意外的農村家庭；而且集體承包同樣能激勵農民們的幹勁兒，可能糧食大豐收的場景，會一年比一年紅火。甚至會出現無數的大邱庄、華西村、南街村，中國農村的經濟將無限美好。

如果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農村，以村（公社）為單位承包，則中國農村的政治民主發展，將是最順利、最容易、也最成功，因為村委會將自然而然地民主表決產生，大家為了共同的利益，會推舉大家信得過的帶頭人；那麼整個村莊發展、土地出賣、賬目透明，是普遍現象，而不至於象現在這樣，農民們以家庭為單位，自由散漫，沒有組織性紀律性，村領導普遍腐敗的現象也不會發生。總之，那才會是一個和諧社會、和諧農村。現在的中國農村，其實又回到了解放前，單打獨鬥，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沒有任何希望。

談到中國農村的變化，李揚還想起一些有趣的事情。20世紀八十年代，有個南方聰明的農民，發明了一種改裝自行車，可以輕鬆進行田地播種，這人和這事，還上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在全國農村各地曾廣為宣傳。然而，突然一夜之間，此人和此事消失了，中央命令不許再報道。後來，大家才了解到，1978年的中國農村，已經普遍使用了農業機械，而「包產到戶」政策，導致中國農村一夜間回到解放前，人拉牛耕；所以出現改裝自行車播種耕地，不是發明，而是政治笑話，因為各生產隊的農業機械在隊裡面因不用而生鏽呢。讀者們會好奇：

「為什麼包產到戶后，就不使用農業機械呢？」

李揚在1991年時，河北省農民講，每家就分到兩、三畝地，而且分佈在不同的地方，農業機械無法使用，因為你一開上農業機械，沒半分鐘，就到自家畝地的頭了，而且還會壓壞別人的莊稼地，導致引起雙方械鬥。「包產到戶」后，農村常常為了一壠地歪到旁邊人家地里一點，而發生械鬥，這樣的人命案大量湧現，至於治安案件，更是多如牛毛；農村人其實爭得不是這半壠地的莊稼歸誰，而是在爭一口氣；人在氣頭上，什麼樣的事情都敢做。在中國農村各地，所有的農業機械都放到生產隊，直到生鏽爛成一堆廢鐵，因為土地可以包給個人，但拖拉機卻無法拆散了分給農民們。這又導致生產農業機械的工廠，基本都倒閉了，因為沒人用，也沒人買得起。

1981年時的河北省農村，人們對「包產到戶」大多不贊成，但都承認有一個好處，就是農村人自由了，想什麼時候種地就什麼時候種地，不想種地出外打工也可以，不必每天早晨集體開工，晚上集體回家，大家在田地裡面出工不出力。但由於1980年代的中國農村，很窮，所以當時哪個農村家庭，有頭牛幫助耕地，那麼這戶人家就屬於富裕家庭了。包產到戶開始階段，農村到處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民們，在自己分到的耕地上，奮力拉著犁，進行人力耕作，那時的農村人真是做牛做馬啊；好處是，不甘心的農民們，紛紛在農閑時候，進城打工，為家裡面賺點零用錢；這就是農民們進城務工潮的開始。

毛澤東時期大修水利設施，完善牢固的水利設施，甚至不經維修地在鄧小平時期，使用了二、二十年；但由於田地被分包到家庭了，大量的水利設施無法正常發揮功能，農民們一鍬一鎬地弄一些臨時溝渠，把水引到自己家的田地中；由於不配套，導致使用效率大打折扣。在農村，這類高耗低效的勞動，基本如此。不過癱在床上的李揚的姥爺，雖然對鄧小平大加讚美，卻也對包產到戶唉聲嘆氣，跟年幼的李揚講：

「這樣不行！」

中國農村的「包產到戶」國策，導致中國農業發展停滯了二十年，而中國農業機械生產，也是剛剛恢復了元氣，有了發展。2001年時的第三代班子七個領導，已經看出中國農村發展的瓶頸，但沒人敢提出對「包產到戶」質疑，因為質疑「包產到戶」，就是反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那麼就會被政治對手扣上「反對鄧小平」的帽子，輕則下台，重則被全國範圍內批倒搞臭。中國農村政治、經濟建設，看來要推倒重來，真的要進行反思了，反思的目的不是否定，而是更好地發展。中國的領導們和農業專家們，要認真思考一下李揚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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