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運局給了老爸兩個選擇替代文化戈命期間被上繳的小房間:陝西南路小洋房中的一個八平方米小間,廚房衛生間公用;安國路我老爸家後面的小三樓汽車房改建的15平米房間加上外搭建的6平米廚房。
我兒子的爸爸鍾情於「上只角」陝西南路的小間,理由簡單:地區好;我父母則偏向於樓下的汽車庫,理由很多很複雜,一、離他們近,分得開,合得攏。從樓梯上走到我父母家,轉彎處就能看到13室的屋內,如果裡面燈火通明的話。二、我獨立生活能力差,孩子又小,這樣他們可以照顧我們。
(下圖為我父母住的大樓,小三樓汽車庫在其後面)
為此,女婿與丈人丈母娘結下了第一層疙瘩。
說到汽車庫,在住進去之前萬萬不知道是那麼的差。首先它只有一面窗戶,而且面對著十層高的西樓,棟距近,一年四季見不到陽光吹不進風。其次它還面對西樓的垃圾房,西樓每層都有個垃圾開口處,每戶人家把垃圾望裡面一倒,通通掉進垃圾房。因此我家總是聞到股臭臭的氣味。更甚的是黃梅季節,潮氣從地面滲出,滴滴水珠從牆上滾落下來,呆在家中如同桑拿浴。有時候我們一家三口乾脆個個三點式。到了炙熱炎炎的夏季,我有時候只能睡在躺椅上,周圍點起蚊香,把半個頭露在
門外,得點風,儘管是臭臭的風。
這是我們廠已經取消了住宿舍的方式,天天廠車接送上下班。單程一個半小時。下班后從遙遠的青浦廠坐廠車回家,雖然妹妹和母親為我們做好了飯菜帶著我們的兒子,可是一走進這個混雜著各種氣味的房
間,怎麼也開心不起來。住房環境的糟糕,讓兒子的爸爸情緒也很糟糕,常常抱怨我爸媽,上只角不住讓我們住下只角,洋房不住讓我們住延安窯洞。我雖然也非常不滿意這樣的環境,可是也不想讓他說我父母的壞話。再則,他們沒住過這樣的房子,開始並不知道環境的惡劣的。
那時候沒有洗衣機沒有空調,每周工作六天,周日就像打仗一樣做瑣瑣碎碎的家務事。兒子他爸是典型的上海男人,會過日子會幹家務,就是抱怨太多。
每年的黃梅季節過後,小三樓的人家都要把家中所有的衣物拿出來在太陽下暴晒一天,叫做曬霉。否則的話,遺留在衣服上的濕氣就會發霉長毛。床底下扔一粒豆,黃梅季節過後保證變成豆芽。
然而苦夏更是艱辛,下暴雨的時候,外面的下水道排水慢或者堵塞的話,大水就會漫進廚房和房間。於是我們七手八腳地用臉盆把積水滔出去,基本上是無用功。
這樣的日子侵蝕著家庭的和睦,當然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我在這幾年中開始了英語自學,最初只是為了爭口氣,分在設計科的唯有我一個是工農兵大學生,我們的產品是機電結合的儀錶,機械方面比不過人家哈工大畢業
的某某某某,電子方面更不上人家清華上工大的某某某某,有個人當面說我託了文革時期工農兵上大學的福。我想自己要在這個科室里呆下去,總得有點特長吧。老
大學生的外語會看不會說寫,於是我就從這一門入手,上班路上和回家後晚上捧著英語書默念,一年半后竟然考了張英語專業的大專門憑。於是廠里的技術資料與外商信件來往就由我來做了,夏天家裡太熱,我常點上蚊香搬張小矮凳坐在門外的大院子里,方板凳當書桌,路燈下俯案到深夜。
1988年,與兒子他父親分居,不久婚姻正式解體。我與兒子繼續留在汽車庫。
後來儲了點錢,我讓人在水泥地上鋪了地板,抬高几公分,下面塞滿吸水的材料。還重做了傢具。
這樣的話,遇到發大水的日子,我們大多能夠倖免。
再後來,兒子大了,一個人睡一張床,我就睡沙發。那時我已經跳槽到一家英國公司做主管,出差住的都是五星級賓館。每每下飛機到家,在沙發上睡下,覺得和昨天真是天壤之別。
英國上司來過我家,並不驚訝我的陋室。他很有信心地對我說:Ingrid, you will be very rich, soon.我笑笑,想:rich了又會怎樣呢?1994年時節,還沒買房的概念。
我就職的英國公司上海代表處辦公樓還是很像樣的,我喜歡盡量地晚回家。
1996年,兒子去了杭州讀大學。有年夏末的周日,又開始下暴雨發大水,鄰居們拿起臉盆抗洪救災,用磋衣板擋住門檻。我家的門檻高,水進不來。但是,我突
然發現,廚房的地磚慢慢地滲出水來-地下水上漲了。我的心一下子亂了起來,萬一地下水漲到電源開關的高度怎麼辦?但是我無能為力。算了,我把門一鎖,乾脆到辦公室幹活去了。
不過那時已經好很多了,家中裝了空調。冬天我總是把暖氣開的很足。冬天的垃圾房也沒那麼臭。客人來了,說,其實一個人住住也蠻到位的。
我在小三樓的汽車庫房經歷了人生中最低谷,也經歷了幸運的眷顧。一位資深的外企經理做客我家,說:Ingrid,你一定要買房子。
這時,已經是199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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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interview by presi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