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與斯坦福大學

斯坦福大學離家只有二十多分鐘的車程，那裡就成了我們經常光顧的地方。特別是空巢以後，有很多時間需要打發，那裡的講座、電影、音樂會、展覽成為了我們業餘生活的組成部分。幾個月前，作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活動之一，「百年之變 – 辛亥百年珍藏史料展」 (A Century of Change: China 1911-2011)  在斯坦福大學開辦， 抽空趕緊去一睹為快。

走進斯坦福，總要為校園的寬闊和美麗而讚歎。1873年建立的斯坦福大學因佔地廣闊被本地人稱為農場「Farm」。大學的建築是西班牙風格，紅色的瓦頂，低徊的長廊，同東部藤校的哥特式建築形成鮮明對比。舉辦這次展覽的胡佛研究院 (Hoover Institute) 因它的高聳的塔型建築 (Hoover Tower) 而格外引人注目。胡佛研究院胡佛檔案館是以美國第三十一屆總統 Herbert Hoover 命名的研究機構，成立於1919年。研究的範圍包括經濟，歷史與政治。胡佛總統相信，第一手資料對於理解政治紛爭是至關重要的。

講到胡佛總統，就不能不講到他和中國的淵源。1895年胡佛從斯坦福大學的地質系畢業 (他自稱是斯坦福大學的第一個學生)。1899年胡佛和他妻子Lou 和孩子們來到中國天津，在一家英國人開辦的礦山任高級工程師。胡佛在中國時還趕上義和團暴動，他所在的天津租界被數以萬計的拳民們和清軍團團圍住。從胡佛的自傳來看拳民們不但有槍而且有炮，卻打了一個月硬沒把租界打下來。後來英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趕到，解了租界之圍。胡佛因為找礦對地形熟悉，還帶領英美軍隊繞過防線反擊義和團。這以後才有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庚子賠款的事。

在中國曆險，並沒有減低胡佛對這個古老國度的興趣。在天津時他開始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1907年胡佛幫助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購買有關中國的書籍，特別是關於歷史方面的。1913年時胡佛捐獻了自己的600多本中國的藏書給母校, 成為研究院中國收藏 (China Collection) 最早的藏品。現在胡佛研究院已收藏了幾十萬件與中國有關的文物，包括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日記等非常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至於蔣介石日記怎麼會到胡佛，那又是另一個故事)。所以胡佛研究院儼然成為研究民國史和中國近代史的「聖地」。很多台灣和大陸的學者專門來胡佛查閱史料，一住就是幾個月。

「珍史展」的展廳並不大，一共展出200多件照片、史料和文物，其中不乏珍品。清朝皇帝滿文詔書、末代皇帝溥儀的登基海報、康有為和梁啟超等的簽名照片和史料，辛亥革命戰事路線圖以及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和張學良等多位近代史重要歷史人物的書信、日記、手稿和照片等，均是首次露面。大多數人走馬觀花，20分鐘就結束了。我卻看了幾個小時，最後管理員都出來問「你是不是有什麼問題要問？」

最先吸引我眼球的是11張大的彩色招貼畫。題目是「中華民國光復戰事圖」，發行者是上海自由社，零售處是上海商務印書館。每張圖畫都用繪畫的形式介紹了革命軍在1911年攻克武昌、漢口、南京、湖口等地的情景。這些招貼畫描繪逼真，色彩依舊鮮艷。透過它們，我彷彿感受到那個風起雲湧，激情蕩漾的時代的脈搏。

在展覽上我還找到了辛亥革命與斯坦福大學的另一個聯繫：荷馬.李。照片中的他身穿長袍馬褂，頭戴中式禮帽，手拿拐杖。照片上還有孫中山的親筆題字「李將軍惠存，孫文敬贈」。另外還有一張照片是這位斯坦福畢業的美國人身穿軍服，在訓練幾十個梳著長辯，穿著中式布鞋的中國人軍事項目。

荷馬.李究竟是誰？相信知道的人並不多。原來荷馬.李 (Homer Lea)是國父孫中山的軍事顧問。此人是一個軍事奇才，從小就想著要建功立業。可惜天妒英才，讓他患有嚴重的駝背。曾入西點軍校，后因健康問題退學，轉入斯坦福大學研習地緣政治。展覽上展出他在短暫的一生中完成的兩本戰略專著 The Valor of Ignorance《無知之勇》和 The day of the Saxon《撤克遜時代》。因身體差他在美軍中難有作為，他就把目光轉向海外。早年荷馬.李以軍事顧問的身份投入康有為的保皇運動，保皇黨答應如果大事成功，封他為將軍。就這樣，一個沒有實戰經驗的學生兵居然當上了中國將軍。荷馬.李後來轉投靠孫中山。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成為臨時大總統，李被任命為首席軍事顧問。就在他事業大有起色的時候，荷馬.李卻中風了，被迫回到美國，在1912病逝，年僅36歲，下葬時仍身穿中華民國的將軍服。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荷馬.李如果不是早逝，一定會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辛亥百年珍藏史料展」開展以來，參觀者除了專家學者或者象我們這樣平頭百姓之外，也有不少社會名流。值得一提是前國務卿基辛格，他在8月底參觀展覽時檔案館主任林孝庭出面接待。林特地出示了蔣介石日記在1971、1972年記載基辛格的部分，並口譯給基辛格聽。林孝庭表示，當蔣介石得知基辛格假裝肚子痛，暗地飛往北京，打開美國與中國大陸交往之門，感到相當震驚與憤怒。蔣介石還將基辛格密訪北京的剪報，貼在日記中。基辛格聽完林孝庭這段翻譯介紹后表示，他感到「很遺憾」(Sorry)。但基辛格卻認為，當年美國努力打開與中國大陸交往之門，從長遠來看，還是對台灣有利的。基辛格的秘密之旅是一件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這才有以後的中美建交，留學生出國，以及後來中國的復興。

月前同大寶一起探討辛亥革命，她問到「如果中國沒有走法國的革命道路，而是走英國，日本的維新的道路，是否會更好？」我思考半天，並沒有答案。就算慈僖太后不存在，就算光緒有這個魄力順利開展變革，中國人民會讓皇室繼續存在嗎？我不知道。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人民也不答應呀。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砸爛了舊秩序，但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非常沉重的，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及以後的一系列天災人禍，可謂災難深重。建立一個新中國遠比砸爛一個舊中國要難的多。在苦苦的找尋了70年之後，一半是中國人自己的努力，一半是上天憐憫 (包括基辛格的工作)，80年代初中國終於走上了復興之路。但現在的道路依舊崎嶇，步步驚心，處處危機。

在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時候，更應該考慮的是前面的道路。想起國父孫中山遺囑的開篇「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離國父之理想，路途還遙遠。

Hoover Tower 胡佛塔

百年之變 – 辛亥百年珍藏史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