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六四，追憶往事，也唁劉老師

六四那年，我才15歲，初三，該考高中了。我上學的學校號稱縣1中，其實是縣城裡最差的中學，但是也曾輝煌過，據說解放前出了好多才子，後來就沒落了。沒人願意將自己孩子送到縣一中，初中能考上高中的，只有10%，高中能考上大專線的，不到1%。我家是農村的，因為父親做點小生意，也很好客，結交了很多城裡的朋友，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小學五年級便到城裡讀書，由於城鄉差距大，勉強能跟上，最後只考上了一中的初中。

初三那年，從父親朋友家搬出，住進了學校宿舍。由於學校沒有設初中宿舍，便混住於高中宿舍中，跟幾個高二的學長做起了室友，沒多久，大家便成了好朋友。好多事已是物是人非，記不大清楚，六四事件也漸成片段。后移民國外，又為人父母，真真體會了父母對孩子的深愛，即便假想有一天萬一失去她，那種痛，將是那麼的刻骨銘心。每每看到六四母親們的呼喚，我心裡也是一陣陣的痛楚，面對強權，我無能為力，只能在內心為她們默默祈禱、祝福。但看到那麼多人漠視自己同胞的生死，為獨裁者沾滿鮮血的雙手叫好，實在心中無比的悲哀。好在，上帝自有他的評判和獎懲，現在中國肆虐的末日病毒不正是他給墮落中國的懲罰嗎？

我記得，我們是從學校小賣部的電視機上得到學生運動的消息。自天氣轉熱以後，學校小賣部的老闆便在每天五點以後將電視機擺到外面，吸引學生觀看，往往能夠多收入幾個賣冰棍的小錢。我記得有那麼一天，小賣部電視機前積聚了好多人，人人議論紛紛。好奇的我擠了進去，電視畫面上出現了好多學生遊行畫面以及北京百姓對學生運動支持的畫面，場面很宏偉，也很震撼。一打聽，原來是胡耀邦死了，學生集會呢。儘管那時小，連中央最大的官是誰都不知，但是我很熱血，對於學生反腐敗，反獨裁我還是很支持的。那些政治課，不就是說共產黨是反腐敗，反獨裁的化身嗎。晚上回到宿舍，弟兄們也很激動，徹夜長談。我心裡還有另外一種期望，是不是升學考試會取消或者延後，那段日子，我一想到中考我就害怕、緊張。

我們縣是四川西南的一個農業縣，遠離大城市，是四川人口最多的縣，離縣城10公里的地方駐有一所省屬大學。記不起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大學生們在縣裡組織了的示威遊行后，便到市裡去組織遊行，市政府前靜坐去了。縣城裡相對還算安靜，除了每天晚上電線桿上貼滿了反腐敗，反獨裁，紀念胡耀邦，要求清算鄧小平的口號外，沒有大亂以及大動作。但是縣裡的人們都有一種期待，希望中國能夠借這次機會走向民主，當然，這種民主訴求不是像中共獨裁政府時刻渲染的西方的三權分立，僅僅是要求能夠有機會當家做主。當然，當家做主就是說人民有權選擇自己喜歡的領導，讓自己不喜歡的下台。至於如何實現，那時的普通民眾對於西方的三權分立還不知所以然。儘管鄧小平是四川人，但是四川人對他沒一點好感，更多的是憎惡和鄙視。他兒子腐敗事宜在我很早便經常在父親與朋友他們酒桌旁邊聽聞，談到鄧小平，全部以鄧矮子呼之。

那時我們學校里也出現了好多大字報，有寫打到共產黨的，有寫要求校長辭職的，有寫要求嚴懲鄧小平的，更多寫的是要民主，反腐敗的。旁邊大學停學了，大部分大學生們到市政府靜坐，一部分去了成都，聲援成都的學潮，也有極少數的積極分子到了北京，參加了天安門靜坐。據說，那些去北京的，沒有一個後來逃脫的，要麼在北京就幹掉了，跑回來了幾個，最後被抓，失蹤至今，傳被槍斃。我們宿舍里有個叫唐凱的，是縣糖廠的子弟，還有一個叫陳大富的，腿有點瘸，我們都叫「擺擺」，他喜歡唱歌，聲音還不錯，經常唱： 拜拜當了紅軍，紅軍進了城，娶了一個小媳婦....。我們三商量也得寫個大字報，寫什麼呢。商量半天，最後認為反腐敗，要民主，打到共產黨要寫，還要寫點實際一點的，對了，學校食堂伙食太差，媽的，錢都被承包食堂的那個體育王老師給掙走了。便增加了一頁：食堂數錢噹噹響，學生肚子餓慌慌，打倒黑心王某某，還我學生好營養。當天寫到半夜，我與唐凱便偷偷摸摸翻出宿舍，貼到了學校最顯眼的地方。貼完以後，回到宿舍，心裡有點期待，也有點害怕。第二天，早上看，我們的大字報還在，圍觀人員議論紛紛，都說寫得有意思。中午吃午飯的時候，便不見了，也沒見追究。

因為沒聽見中考推遲的消息，儘管有些期待，但是學習的壓力使我不得不調整到學習中去，應付即將到來考試。但是每天傍晚的電視還是要看的。電視的畫面越來越混亂，基調越來越血腥。解放軍進京，到處都是燒毀的汽車，到處都是暴徒。一次回家，得知父親也很關注，談到暴徒，父親說，那是共產黨派出來的搞事的，創造鎮壓借口的，父親再三叮囑，好好學習，你還小，不要參與政治。父親總是擔心我年青氣盛，會出事，千叮嚀、萬囑咐。後來作為父母，我能夠深深體會到做父母的其實對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他平安，健康。在民族危難的時候，他也許自己會衝到前線去，但他絕對希望自己的孩子留在後方。正如父親遇見的一樣，事情的發展因個別人為了保住自己家族的利益，以犧牲中華民族的未來與希望而終結。那一晚，多少父母失去自己的孩子，那一晚，多少父母為之而心脆。他們的痛苦，我只有在將自己攜帶的致命病毒傳給我女兒的時候，我才體會到那種撕心裂肺的痛楚。

我們縣遠離大都市，事件對我們的衝擊較小。電視上的畫面，好遙遠，記憶好快就變得模糊了。中考照原計劃進行，由於我是農村出來的，父母第一希望便是讓我脫掉農民身份，志願填寫為： 中專，普高。中考成績過了重點線，有機會參加中專考試，由於考試時打瞌睡，差了好幾分，沒能成為城裡人，只能留到一中繼續讀高中。父親很失望，但也沒責怪，只是希望我能將高中讀完再說。

一中的高中，是全縣最差的高中，我們前幾屆幾乎全軍覆沒，偶爾有一兩個上大專線，就皆大歡喜了。考上一中，就意味著與大學無門。矮子叢中充高人，幸虧沒上重點高中，我很快就在一中里出類拔萃。一次偶然的政治課作弊，讓我成為全年級排名第一。從此我父親對我的期望值就越高，要求不得拿回去第二名。由於我數理化基礎好，分析能力強，我的優勢很快顯現出來，參加各種競賽，都能夠在全縣排到前十名，會考考試總成績總能跟第二名至少相差50分以上。

我高中班主任教我英語，住在學校內東邊的小山頭上。她的鄰居，姓劉，快五十，好喝酒，人稱劉燒酒，在我們學校教生物，正牌本科畢業。由於好酒，劉老師跟老婆多年前離婚，獨自居住好大的房子，孩子也判給了妻子。他為人善良，又有點玩世不恭，便找了幾個農村學生住在他家，要求學習好，家境困難。他不收住宿費，僅收伙食費。為了給他的學生們省錢，每天到菜場買些便宜菜，檢點爛菜葉，買些豬頭肉回來，做給學生吃。一天，我班主任找到我，對我講，說是一個老師願意提供住宿，並給做飯，問我是否願意住過去。那時，住在學校宿舍，我經常失眠。我徵求了父親的意見，他便帶上兩壺好酒作為見面禮給劉老師送了過去，我便搬進了劉老師家，一個人住進了一個小屋子。

劉老師個子不高，頭髮花白，配上一對花白的八字鬍，完全就是活脫脫的魯迅模樣。他很閑，還不到50歲，就不怎麼教書了。每天忙上忙下，就為了這群農村學生做飯，洗衣。閑下來，他便酒不離手，喜歡開玩笑，胡言亂語。他是國內第一批大學生，援過藏，說最喜歡西藏，天是那麼的藍。他是生物老師，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就問一些男女問題，他總跟我們講的好仔細。那時我們在青春期，小弟弟有時不知不覺翹起來，半天也下不去，走著路時都很不方便，他便教我們掐耳根等等方法。他口無遮攔，甚至在吃早飯的時候，當著我們這些學生的面，調侃我班主任的老公，大聲問，昨晚是不是又搞了沒，問得我班主任很不好意思。他對什麼都不在乎，我來我素，只在乎今天又買菜省了多少錢。一旦買到便宜的好貨，如打折的豬頭肉，或者撿到了一些好蔥葉，便歡欣鼓舞。他每天都記賬，酒錢他自己出，其他的大家平分。一分錢不多收，一分錢也不少收。我一直很奇怪，他如此的愛學生，為什麼不再教書。後來才得知，因為「六、四」犯了錯誤，支持學生運動，拒不承認，不讓教了。原來在89六四的時候，開學校老師政治會的時候，他發表了同情學生的話語，學校讓他承認錯誤，他拒不承認。後來教育局主持對他的批鬥會，他就說了幾句話: 腐敗對不對？獨裁對不對？那學生反腐敗，反獨裁有什麼錯。大家無語，最後不了了之。由於我們處在偏遠地帶，政治運動搞得不厲害，大家也就敷衍過去，最後工資照發，但是不得在上講台，以免向學生傳播不當信息。我在他家住了一年半，不負所望，考上了上海一所好大學，畢業分配到機關事業單位，見識了一下什麼叫做腐敗，後來出了國。

六四過去22年了，劉老師也去世快10年了。每到這一天，我便會想起他，以及那些在那個事件中失去自己孩子的父母親們。原逝者安息，生者安心。

 

本文獻給劉老師以及所有在六四中失去親人的人們，北美病毒哥寫於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