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的要有擔當

上海外灘的踩踏事件發生之後，大家在悲傷之餘，也有不少反思的聲音。與國內的朋友微信來往，亦聽到不少批評，認為市政府應該有所擔當，亡羊補牢，改進缺失之外，應該有人出來承擔責任。

最後想必是會有人來承擔責任的，只是不知道是誰，在哪一個層級。沒有明瞭之前，誰也說不出來。我卻由此想起另一樁做官有擔當的往事來，或許對外灘的踩踏事件亦有比照的意義。

1977年4月18日，台灣大專院校師生坐船參觀蘇澳港工程，因途中遇風浪而發生翻船意外，死三十二人。第二天，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彥士立即引咎請辭，以示負責。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一度挽留，但是蔣彥士辭意堅決，遂於當日核准。當消息公開之後，社會各界人士均深感惋惜，認為這次事件並非部長之責任，但同時也認為此種進退磊落的政治家風範，令人肅然起敬。

我在上世紀90年代曾有機會去台北開過一次學術會議，會後漫步書肆，翻閱一本民進黨人所寫評論政界人物的書，書中於蔣彥士頗多批評，但是對他在蘇澳港事件后馬上辭職以示負責一事，卻亦說頗得當時的好評。我於台灣政情毫無所知，不敢擅自置喙，只不過覺得出自反對者之口的稱道，似乎更能說明問題而已。

做官要有擔當，中國傳統向來如此，但真能守此傳統者卻寥寥無幾，多半還是「笑罵任爾，好官我自為之」。封建社會的官員以道德自律，真正潔身自好，將名譽看得比祿位重要的，實在也是鳳毛麟角。倒反是現代的民主社會，但凡出事，政務官引咎辭職者比比皆是。不是這些官員道德上高人一截，而是媒體的揭露批判，反對黨的窮追不捨，令他們無法戀棧。蔣彥士任教育部長時，台灣還在威權時代，輿論壓力絕沒有今日這般沉重，所以他的主動請辭尤見風骨。但是政體的設計當以多數為指歸，一兩個高風亮節之士並不足以覆蓋絕大多數爭名逐利之徒，因此必須有異體的監督，有權力之分制，實在是基於對人性貪婪的清醒認識。

反觀今日之大陸，當然是令人齒冷。共產黨的官兒，你想做亦未必做得上；想辭亦未必辭得掉，一切服從組織安排，像個木偶傀儡。韓正即便有蔣彥士這般的氣度，習大大亦未必肯准他的辭呈。

今日看到另一條新聞：「據南華早報引述上海一名官員報道，有數十名網民因為在網上評論新年除夕外灘人踩人事件，遭到警方帶走問話。報道指，當局的目的顯然是企圖控制社會大眾悠悠之口。在此同時，報道引述一名死難者的朋友披露，市政府已經開始與死難者的家屬商討賠償問題。

當地一名拒絕姓名見報的警員說：『數百個警員為了事件需要加班工作。我們都知道不可能完全消除網上一些負面的評論或虛假的信息，但帶走網民問話可以警告其他居心不良的網際網路用家。』 這名警員補充說，盤問網民並且可以控制謠言，維持社會秩序。」

看了這條新聞，想想自己居然還在一廂情願地討論官員的擔當，未免太不識時務，太不了解國情了吧？不過，我還是願意相信這條新聞反而是謠言，我還是堅持：做官的要有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