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南京大屠殺同為20世紀最傷痛的人類浩劫,但是受到的關注程度不同。猶太人的災難廣為人所知,鞭撻、反思種族滅絕的書籍和影視作品數量巨大,而南京大屠殺在國際主流媒體和學術界基本上很少被關注,直到張純如這樣一個勇敢但是業餘且沒有經驗的華裔記者寫出《南京大屠殺》這本暢銷書。在數量、質量上,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研究、認真反思、文學和影視再現都遠遠比不上奧斯維辛,這是有多種原因的,包括猶太人在西方經濟政治中的主導地位,二戰歷史研究的重歐輕亞的傾向,中國在歐美語系中的缺乏話語權,西方對於日本的相對好感等。在深層的原因中,我們也不免要問:這是不是與中國的民族性里缺乏集體反思的精神有關?
猶太人對奧斯維辛的反思是如此的嚴肅和警醒,以至於 The Holocaust (種族滅絕或大屠殺)、 Shoah(浩劫)、 Trauma (創傷記憶)都變成了跟這段歷史有關的專屬詞,而且上升到了神學和《聖經》的高度。Holocaust 本意「焚獻全牲」,是希臘「異教徒」的習俗,猶太人使用這個詞,有焚屍爐、毒氣室集體屠殺的慘痛記憶,也有指稱對猶太人的殺戮在神學上犯忌的意思。而Shoah 則來源於聖經,是大劫難的意思。令人吃驚的是,中文對這幾個詞的通常翻譯並沒有考慮到對猶太人的特殊意義,而是與普遍的意思等同起來,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 Holocaust 和南非的種族歧視似乎沒有差別,或者Shoah 和大洪水、海嘯等災難似乎是一樣的。而實際上,這幾個詞只應該音譯,保留原來的對奧斯維辛歷史深究的意思。
至於「創傷記憶」,猶太人的研究甚至比對大屠殺本身的研究還要深刻認真。畢竟,前事之鑒後事之師,除了懲罰罪魁禍首以外,重要的是防止類似的大屠殺再一次發生。猶太學者爭來爭去,最後的公論是「創傷記憶」不可以完全復原,如果我們可以回到災難原址,復原屠殺的場景,那麼原先的屠殺就變成很多事件中的一個事件,允許各種角度的解釋、甚至允許對於有沒有發生過的抵賴。記住創傷的最好方式,猶太人認為,就是不要碰原先的傷疤,而是從傷疤周圍著手,記住大屠殺的前因後果。正是這樣的一種想法,構成了所有關於奧斯維辛的影視作品的底線和基礎。這類作品有很多,最早的是1946年奧森·威爾斯導演的《陌生人》,裡面穿插了集中營的紀錄片片段;最有名的是1993年的《辛德勒名單》;最近比較有名的有1997年的《美麗人生》,2002年的《鋼琴師》,2008年的《閱讀者》等。
列舉的這幾部作品都是賣座又叫好的傑作,特別是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辛德勒名單》,用黑白和彩色的交替來表現創傷記憶的嚴肅和殘酷屠殺中人性的溫暖。但是,哪怕斯皮爾伯格再小心翼翼地對待創傷的問題,關於這些電影的爭議還是不斷。猶太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批評斯皮爾伯格「發浩劫財」,把大屠殺變成了賺錢的一樁生意( 「Shoah Business」),把集中營的影像「好萊塢化」。批評者特別拿《辛德勒名單》和1959年的電影《安娜日記》、1978年的電視劇集《Holocaust》相比,指出以前的影視作品里只有一個生存者,而《辛德勒名單》中幾乎每一個觀眾在乎的角色都活了下來,是好萊塢式的皆大歡喜(提姆·科爾,《從奧斯維辛到辛德勒:歷史是如何被購買、包裝和販賣的》。
如果說好萊塢做了「猶太人浩劫生意」,那麼中國和美國近年來興起的南京大屠殺影視熱做的就是「大屠殺生意」,而且做得不如好萊塢的精緻、認真和對歷史的負責任。當然,這裡面的質量有好有壞,不是所有的都是以營利為目的,也有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分別,比如2007年的紀錄片《南京》,就是美國在線公司副總裁Ted Lionsis 在看了張純如的悼文後決定無償資助拍攝的。無論質量是多麼的參差不齊,這些電影都還是嚴肅地試圖記錄下中國最創傷的歷史之一,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為世界所知曉。所有的這些嘗試,在張藝謀導演的《金陵十三釵》中都被狠狠地嘲笑了一通,因為這部擺明了要做中國票房冠軍的2012年賀歲片做的就是徹頭徹尾的「大屠殺生意」。
在做這樁生意的過程中,這部電影犯了至少三宗罪。
第一宗,用過於戲劇化的情節虛化歷史。不是我們不可以拍由戰爭作背景的電影,而是我們不可以用太多的不可信的虛構來將歷史煽情化、戲劇化,從而虛化南京大屠殺的慘痛歷史。《金陵十三釵》裡面的虛構令人震驚的虛假、不可信,而違背了電影製作(哪怕是好萊塢化的製作)的最基本的一項原則:不管大情節是多麼地虛假,細節要真實可信。貝爾扮演的約翰,在原著小說中根本沒有,在電影中取代原先的英格曼神父變成了主角。前一分鐘他還是一個貪生怕死的醉鬼、色鬼,一心想付錢跟玉墨上床,在日本兵衝進教堂的時候準備偷了錢財躲進柜子里,突然沒有任何鋪墊地就大義凜然起來,保護女學生、拒絕跟他的朋友逃命、和玉墨含情脈脈地談戀愛、大哥哥似的撫慰書娟,說著非常不恰當、虛假、不符合那個年代的、文藝腔十足的台詞。另外還有不可思議的巧合:約翰正好就是個葬儀化妝師,使得他能夠幫妓女們化裝成女學生;玉墨以前也是教堂女學生,而且英文在班上是第一名,所以她可以用除了有點口音以外最完美的英文跟約翰流暢交流;教堂門口千不停萬不停正好停了一輛大卡車……
影片開始的戰爭場面似乎是為了證實南京大屠殺的殘酷,也是張藝謀對大場面控制自如的看家戲的展示,但是中國軍人的過分英勇的犧牲、以一當百的豪壯並不符合南京大屠殺的史實,也不符合任何戰爭中的真實場景。所謂「八壯士」,排成一豎排,一一被擊中,以慢動作優雅地倒下,配上書娟強作解釋的畫外音;戴濤少校,一個人智勇雙全,不僅從容擊斃無數日本兵,最後還拉動手榴彈,和所有敵人同歸於盡。這都是過於浪漫、戲劇化的情節。情節的不可信予人口實,讓別人可以爭辯:如果這些虛假的情節都是跟南京大屠殺有關的話,那我也可以從我的角度來講這個故事,從而宣告南京大屠殺只不過是一個虛構的情節而已。同樣指責這部電影可笑的虛假的情節,是由Todd McCarthy 所寫的一篇文章,在12月13日發表在好萊塢的重要的獨立批評刊物《好萊塢記者》上,題為「張藝謀和貝爾對南京大屠殺的再現崩潰於不可信的情節之下」。
第二宗罪,用過於情色化的視覺來滿足西方人對中國的女性想象。在中美兩國基本同時上映,又有貝爾這樣的國際大牌影星,張藝謀和他的投資者當然希望在美國的票房分到一杯羹,也藉此衝擊可以名利雙收的奧斯卡獎,所以美國觀眾對這部電影至關重要。為了滿足想象中美國觀眾的需求,電影的英文名為《戰爭之花》,明擺著是要靠中國的美女來吸引眼球。在這種自我「東方主義化」的思路下,一系列不可信的、侮辱女性、侮辱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的鏡頭被堂而皇之地擺上來。逃難的時候,女人最基本的常識應該是掩蓋自己的美麗,穿破舊衣服、臉上塗上污泥,都是我們經常讀到的辦法。這部電影的「十三釵」,穿著最美麗的旗袍,化著妝,嬉笑著來到教堂,在教堂里抓住一切機會搔首弄姿、半露酥胸,完全不合時宜、不符真實。最為荒唐的一幕,是在她們換上樸素的學生裝以後,決定「讓妹妹們看看秦淮河名妓的風光」,排成一橫排唱起跟嫖客調情的小曲,而鏡頭又很快幻化為她們穿旗袍調情唱歌的樣子。這是典型的為了視覺的光鮮對細節真實的犧牲,而且以女性的情色化為代價。喬治自告奮勇男扮女裝成第十三釵也是電影自我女性化、自我東方主義化的一個例子。
原著中玉墨是和戴濤在地下室中戀愛,為了跨國觀眾的需要,張藝謀順理成章地讓她和約翰調情以至於最後做愛,讓這個情節成為整部電影無可置疑的中心。約翰每次惋惜地看著她扭著屁股走開,似乎是為了跟她上床才做了如此多的大義凜然的犧牲。到了最後,他跟她煽情地說,「我想要你的一切,我愛你的一切一切!」而玉墨則在「現在就帶我回家!」這個充滿色情意味的英文句子(「take me home now」 是「帶我到高潮」的意思)中到達高潮。惡俗至此!
第三宗罪,是整個電影過度的營銷策略。在美國彭博社12月16日關於《金陵十三釵》的一篇題為《情色化南京大屠殺》的報道中,專門提到三個例子:1.影片的廣告招貼,展示貝爾穿著神父服,斜眼偷瞄酥胸半露的倪妮;2.在一些與觀眾的互動中,允許觀眾和半裸的「十三釵」合影;3.倪妮的花絮文章,《我和貝爾演床戲》。這些營銷策略,明擺著是要靠著情色賺錢,做大屠殺的生意。這種營銷策略也是對於中國「軟實力」的一種錯誤理解,以為只要是大成本、大製作、以好萊塢的風格來競爭,就是軟實力的體現。殊不知真正的軟實力,是對自己的歷史的尊重、不輕易為資本所折腰、尊重理解女性和其他弱勢群體,是有自己獨特的創新能力。
在我的英文專著《中國景:當代中國電影研究》中,我專門討論了張藝謀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強調這些模仿好萊塢的所謂「大片」是中國當代文化癥候的一個表現。《十三釵》中的情色化、虛構歷史及過度營銷,不是孤立的現象,是很多文化、政治癥候的發作,包括文化上的不自信、經濟上的焦慮感、缺少自主的知識產權、以及缺乏民族的自省心。只不過張藝謀這一次的癥候發作觸到了民族創傷的底線。
作者繫上海交大特聘訪問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終身教授